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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杂碎
安大峰
红卫兵是怎样狂热起来的
文革是慢慢预热的，直到把人心中的恶招唤出来，而天下大乱。
进入1960年代，中国开始反修防修，1962年念念不忘阶级斗争，1963年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1964年《四清运动》抓党内阶级敌人，1965年《评海瑞罢官》、批文艺界教育界反动权威，1966年起一个又一个著名文化人大学者被打倒，北京市委整个班子被打倒，党内的阶级敌人一个一个被揪出来，躺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一个一个被发现。文革慢慢预热，文革渐成气候，文革狂澜席卷起来了。
1966年，我在上海市东中学马上要高三毕业。我们学校学生们大都温良恭俭让，讲礼貌，守纪律，遵循“认真读书，认真作业，独立钻研，一丝不苟”的十六字校训。但这时我们不再把高考复习作为重点,学校的政治气氛越来越浓，文化课明显减少，学生老师大块时间投入文革的学习和批判活动,几乎人人言毕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武器,做彻底革命派，坚决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等等。但那时主要还是批判社会上的文化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象一块巨石击中水面，平静的学校顿时喧嚣起来。我们热血沸腾，议论纷纷，似乎我们赶上了伟大的时代，象法国大革命那样潮起潮涌、激动人心的伟大时代！但学生们随大流贴上几份大字报，往往不过是观点之争，不同教学方法之争，鸡毛蒜皮，上不了纲，上不了线。我们这里谁是隐藏的阶级敌人？牛鬼蛇神在哪里？毫无政治经验的学生怎么知道？运动如何深入下去？
这时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们在一次谈话时跟我们说，你们的语文老师解放前在蒋介石江浙财团的四大银行里做过襄理，还在国民党办的杂志上发表过反动文章！我们十分惊诧，学校里居然也有阶级敌人？平日里温和耐心、说话小声、身影单薄而知识丰富的老师居然是•••？我们哪里知道，老师们的那些历史经历，他们在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早就多次交代过，在自传里写过，早已进入了人事档案。领导们给我们开了介绍信，说明天你们不用上课，到上海图书馆查资料去。我们立即行动，给上海图书馆打电话询问，上图告诉我们，解放前的报刊杂志在徐家汇藏书楼有。我们几个人就此在班里面消失了三天，到上海徐家汇藏书楼查资料去了。
在上海长大19年，不知道徐家汇还有一个藏书楼。我们凭学校介绍信进去，里边高高的书架堆满了发黄的清末民国的报纸杂志，一股霉味道。在30年代的名叫《新社会》的杂志里，找到了我们语文老师当年与鲁迅先生争论的文章，美化蒋介石的文章。这还了得，老师居然与鲁迅作对，里里外外不折不扣一个隐藏在教师队伍里的反革命！我们的革命热情燃烧，连日连夜写成大字报，第三天后一大早在学校挂出打倒的大标语，大字报贴满学校食堂的围墙，学校的文革烈火越烧越旺。可怜的语文老师就此停止上课，低头弯腰接受批斗。一个接一个老师因出身成份问题、或历史问题、或教学上观点有争议、或生活作风上问题被揪出来。有一个老师富农出身，一个老师1957年是右派，还有一个王老师，其父亲是国民党在江西的将军，毛选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提到他父亲的名字。学生们高声朗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高喊造反有理，将“牛鬼蛇神”戴高帽，戴字纸篓，挂牛鬼蛇神牌，剃阴阳头，扫厕所，扫大街，在学校里游斗，让他们自己敲着锣喊“我是牛鬼蛇神”。至此，师道尊严已荡然无存！昔日文雅听话，连脏字也不说的学生们在狂热的气氛中成了凶神恶煞。
今天看来，我们不能说学校领导当时是抛出死老虎让学生打，以转移视线，保自己过关。他们自己也一定不知道这个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当青年学生们对老师们上纲上线，文攻武斗，体罚游街时，学校领导要求学生们摆事实讲道理，要文斗。他们想控制运动的分寸。然而年轻人心中的恶已被召唤出来，怀疑一切,激进造反, 青年学生们狂热地一心一意地要揪出身边更多的阶级敌人。学校领导的劝阻马上变成他们压制学生运动、抵制文化大革命的罪状。运动的矛头转向学校当权派。
8月18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号召青年学生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8月19日起，一批批北京红卫兵南下到上海串联煽风点火，联合上海红卫兵召开大会，围攻上海市委机关，指名道姓围攻上海几个著名大学的领导们，高喊打倒党内走资派！这时从大学到中学，学校当权派成为大字报的众矢之的，轮到他们被绑上批斗台，戴高帽，坐喷气式，游斗，与其他牛鬼蛇神一起沦为阶下囚。至此，学校领导权威已荡然无存！学校成了无序的无法无天的地方，学生天天写大字报，开批斗会，学生分裂成两派、三派，造反派与保皇派相互斗，要不就到外校看大字报，串联。
8月份工厂的工人们也闹起文化大革命，我们学校仅隔一条街的上海良工阀门厂造反派跑到我们学校来串联取经。王洪文的把兄弟陈阿大就是该厂的造反派头头，他到我们学校来争取支持，扩大造反势力，从工厂走向社会，与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勾结一起，后来渐成大气候。
于是学生不用读书，工人不用做工，教师没有尊严，领导没有权威，全国除了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少数几个人，谁都可以怀疑，谁都可能被贴大字报，谁都可以被打倒，每个单位的人们都因立场不同，观点不同，利益关系不同而分帮立派，大到中央各个部委办局、各个省市机关，各个大学院所，小到每个工厂商店学校班组，纷纷拉山头，打内战，互相攻旰批斗，争权夺利，人们心中的恶被招唤了出来，天下真是大乱起来。
上海“红色恐怖”一日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后，8月19日北京红卫兵开始跨出校园，走上街头掀起大规模的破“四旧”狂潮，高呼“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红卫兵砸老字号商店门匾，改“封资修”路名，剪掉路人的“怪发型”和“瘦裤腿”， 直至普遍地发生强行抄家、侮辱人格、打人等践踏法制的野蛮行为。与此同时，8月19日起一批批北京红卫兵南下到上海等地串联煽风点火，8月20日一位在北京读大学的校友来到我们学校，带来了一批油印小报，有毛主席说“造反有理”的《给红卫兵的一封信》，北大附中红卫兵的《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北大大字报《向修正主义的团中央开火》，《造反歌》，还有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在北大的讲话等。校友对我们说，我就是来煽风点火的，学校领导至少是属于第三类的，要敢于造反，造那些混进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的反！他一番话和那些资料既让我们震惊，更让我们信服。我们感觉这恐怕是到了一个精神上的转捩点，一个高潮即将出现。事实果真如此。
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报导北京红卫兵“破四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 23日《人民日报》配发社论<好得很>，表示“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于是，史无前例的“破四旧运动迅速燃遍了全国城乡。在“造反有理”、“兴无灭资”的旗帜下，政策和法律失去约束力，无政府主义思潮向全国迅速泛滥。8月21、22、23日，在上海外滩、南京路、各大学里，已经开始贴满从北京舶来的各种造反有理的大字报。
8月23日，上海红卫兵开始大规模走上街头大扫四旧。上午我们到复旦大学，复旦大学校门已改成《东方红大学》，门口还贴上标语：“包头止步，奇装异服滚开”！下午我们到市区，大街上锣鼓喧天，红旗标语满街，外滩的外白渡桥已改成“反帝桥”，黄浦公园改成“反帝公园”，上海大厦改成“反帝大厦”，苏联领事馆刷上了“反修大楼”，南京路上的和平饭店也改成了“人民战争饭店”。马路上那些穿尖头皮鞋，梳大包头、穿瘦腿裤的人个个成为革命对象，逃得慢的被强行扒掉皮鞋光了脚，或剪掉头发，或剪掉裤子狼狈地逃到弄堂里。南京路上名牌店老字号的牌匾统统被摘下砸坏，当街焚烧。我们走到四川路教堂时，天色已晚,教堂里圣经被扔在院子里成堆地落在一起，准备焚烧，钟楼上的钟绳已被砍断，圣母像圣徒像被砸坏，教堂彩色玻璃的窗户被打碎，一片狼藉。狂欢者冲着教堂里的神父大喊：打倒上帝！打倒洋奴！黄昏路灯亮起时，造反的人群仍在街上狂欢，大家喊着各种口号：不许走资本主义道路！公私合营滚蛋！一律国营！取消定息（公私合营后国家每年付给资本家的一笔钱）！湖南农民运动万岁！红卫兵造反运动万岁！
8月23日起，上海红卫兵与北京来的红卫兵掀起抄家风。夜色中，约有几十个当天
被抄家的所谓“黑五类”，许多是小业主、资本家，还有教师，有老人，有妇女，揪斗后被赶到街头广场上，有的身上脸上流着血，躺着或坐在水泥板地上，低声呻吟着，大都衣衫不整。后来揪斗他们的人陆续散去，各自回去了，一些围观的人，在那里指指点点，大声议论说这个是地主婆，那个是老板娘，那个是胭脂店的老板，那个是小开（有钱人家的儿子）。这些人一定是太恐惧了，揪斗他们的人其实已离去，他们可以各自回家去了，但他们显然不敢，还不知所措地哆嗦在昏暗的街头广场上。我自己也感到了恐怖，心想法国大革命大概也是这样混乱恐怖吧。
此后，我们学校的暴力也升级，许多教师被批斗殴打，被抄家，姓王的老师因为父亲是江西军阀与红军为敌，在毛选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中有名有姓，被打的最严重，有一次被红卫兵抡起板凳砸到后背致残。我们语文老师的家多次被抄，我们以前去过他的家，在上海虹口区的大陆新村，鲁迅故居也在那里，是日式洋房。老师家房前有个自家院子，由低到高的花架子上摆放了几十盆漂亮的兰花。在几次抄家后这些兰花被彻底砸烂。多年后，语文老师说到文革，他说，斗他打他，他都不怕，让他最痛心的是他多年栽培的心爱的兰花被毁掉，他再也找不回那些美丽的兰花了。
现在回想，还有一丝可以自我宽慰的是，我和几个经常在一起的同学,毕竟是受学校多年的文明教育，在“造反有理”、“打倒一切”的狂热氛围中良知未泯，文革之中我们写大字报，开批斗会,但没有动手打人,没有参加抄家，在上海红卫兵狂扫四旧时，我们也没有去动手打人、砸东西。我们目睹了上海发生的震撼人心的恐怖而混乱的一天，心情是复杂的,既接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最高指示,又困惑于暴力的非理性；我们更不知道，以后持续数年的社会动荡和混乱将是继续加剧并有增无减。
没票也挤上火车去北京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北京红卫兵首先跨出校园，走向全国到处串联传播”革命火种”，就此拉开全国大串联的序幕。红卫兵走出校园，有用脚板走的，有坐汽车的，有坐轮船的，但最多还是坐火车到处串联。没有钱，当然不买票就上车走，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去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谁敢拦着我？到了一个地方，还不能饿着冻着，各地专门成立了红卫兵接待站，提供食宿，冷了还借给棉大衣。这下红卫兵们热情更高，北京、上海、各大城市，革命圣地，风景名胜、工厂农村，一时间到处是高举红卫兵大旗，一身军装，头戴红军帽，腰扎宽皮带的红卫兵队伍神气十足地在行进，看看旗帜上写的地名校名，就知道是哪儿来的红卫兵。8月到9月，毛主席又接连几次接见各地红卫兵，眼看快到十一国庆节，更多红卫兵高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开始涌向北京。
9月26日，我和几个同学决定上北京去见毛主席。一大早每个人背上个书包上路了。来到上海火车站，人头攒动，好不容易找到一列去北京的火车，车门紧闭，车上已挤得上不去人了。怎么办？我们不罢休，走到餐车那儿，趁门开着赶快上了餐车，没有人问我们要车票，我们挤进了卧铺车厢。当然卧铺车厢人太多了，没有人可以占一个卧铺位躺下，全都坐着，这就不错了。9点零5分火车终于开动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出远门，非常兴奋。
车过太湖，清清的湖水，点点的帆船，湖岸上还有车水的风车在晃动，真是江南好风光。车到南京，经过新华门、中华门古老的城墙，火车头与车厢脱开，调到车尾倒推着开，准备过长江。那时南京长江大桥正在建设，火车开上专门的轮渡过江。黑夜里火车过安徽，进山东，再一个白天，9月27日下午6点半到达北京。下车就有接红卫兵的车把我们拉到位于北京工人体育馆的北京市委接待站，每人给发一张红卫兵乘车证，可以免费在北京坐公共汽车，每人一本学习十六条手册，安排我们住六机部七院。8点多我们坐上汽车去六机部七院住宿，车从工人体育馆出来还专门绕到天安门，我们第一次看到了雄伟的天安门，毛主席像高高挂在天安门城墙上，金水桥上站着许多人，天安门城洞里灯火辉煌，人民英雄纪念碑庄严地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红卫兵向往革命圣地的强烈心愿得到满足。10点多到了六机部七院（记不得具体位置在哪里了），吃了一顿白米饭，每人发床棉被，我们在大礼堂地板的草舖上度过了第一个北京之夜。
9月28、29、30日听报告，操练，为参加十一国庆游行做准备。10月1日早上2点起床，每人发两个面包几个京白梨，4点天还没亮就到达朝阳门集合待命。一直等到上午10点游行开始，队伍极缓慢地向长安街移动。沿街人行道上许多盖板掀开，就是临时厕所，拿木板或布拦起来就能使用。沿街每隔一段还设有沙滤水,可随时饮用。吃喝拉撒都有保障，数以百万的红卫兵们耐心地等待着。到下午1点时我们的队伍才到达天安门，远远地看到了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刘少奇主席、林彪副主席也站在旁边。
北京的红卫兵们从天安门广场的东头直到西头，排成十几条长长的队列，每人手捧红宝书背对天安门，面向游行队伍笔直地庄严地站着。我们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就分成一队队游行队伍，有序地从他们面前，在天安门前缓缓通过。我们一边走一边大喊“毛主席万岁”！一会儿毛主席离开栏杆，走进城楼内，万岁声消停。一会儿毛主席又走出来向大家招手致意，万岁声又山呼海啸，一直到远远的看不到天安门城楼上领袖的身影，欢呼声才消停。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年轻人就这样完成了天安门广场的朝圣之旅。
解放日报事件逼上海市委入死胡同
经过批斗”牛鬼蛇神”、打倒走资派、狂扫”四旧”、红卫兵大串联，青年学生们发动起来了，彭罗陆杨和北京市委被打倒，接下来目标就是其他省市区的领导。上海是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又是“四人帮”的发源地。江青崭露头角的“文艺座谈会纪要”借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的力量出笼，姚文元立文革头功的“评海瑞罢官”在上海发表，张春桥借“安亭事件”获毛主席亲睐，王洪文就从上海国棉十七厂造反起家。文革的上海风云变幻，文革派伺机从上海下手，志在必得。11月份,《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作者聂元梓到上海向大学生演讲，说她奉江青指示到上海点火，上海市委是黑帮，上海必须大乱。然而,上海市委没有明显把柄可抓，他们就从上海市委的喉舌“解放日报”下手。
这时候的红卫兵造反派，已经到了天皇老子、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境地。在聂元梓、蒯大富的鼓动下，1966年11月,上海“红革会”发表《“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的文章，强迫“解放日报”刊登，“解放日报”拒绝刊登，上海“红革会”要求此文夹在“解放日报”里同时发行，“解放日报”当然还是拒绝。于是11月30日上海“红革会”的队伍冲进“解放日报社”，占领报社大楼，勒令“解放日报”停止发行，王洪文的“工总司” 立即大力支持，随后也进驻“解放日报社”，。“解放日报”停刊震惊全上海，反对打倒上海市委的“上海工人纠察队”立即包围“解放日报社”，他们喊着“我们要看“解放日报”，要求红卫兵撤出报社。开始了持续九天的“解放日报事件”。
我们几个中学生也跟随着上海“红革会”进入了“解放日报社”，占领了一间办公室，帮着印传单，发传单，传指示。“红革会”头头行动迅速，为了防止对立派人进入“解放日报社”大楼，当天晚上叫我们帮忙印制通行证，白纸红字油印刻制:“通行证 市红革火线指挥部”，排成圆型,然后用一个圆的杯子盖，沾上红油墨印上圆戳，权当圆形印戳，就制成了通行证(见图)，发给“红革会”和“工总司”的人。
由于大量的人涌进报社大楼，而大楼已被围困,进出都很困难，第二天一早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厕所不够用。有些人就在大楼角落随便大小便;还有不少人不会使用大楼里的抽水马桶，用后不冲水和乱扔杂物，几天下来厕所污物四溢，楼道臭气熏天。这么多人成天呆在报社里，吃饭成了问题。（饮水不成问题，大楼内有开水房）。上海市委怕出问题，让报社后勤部门想办法给占领报社的造反派送面包。现在的面包是普通物件,不稀奇,而那时候面包并不是老百姓的普通食品,算是好东西。造反派吃着“走资派”送来的面包加白开水，跟上海的“走资派”对着干。报社门外的围攻群众与报社内的造反派天天发生冲突，外边的人往里冲，里边的人用竹竿、木棒、自来水管往外打，每天有群众受伤。为了尽快解决问题，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的领导亲自进报社大楼与“红革会”造反派进行谈判。谈判是没日没夜进行，讨价还价，来回请示、磋商,谈崩了,就休会,过会再继续谈。华东局书记韩哲一、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等高官不敢怠慢，不敢离去，经常就靠在墙上睡着了。上海市委同时还要缓和报社门内外两派群众的对立斗殴，要组织人天天给大楼内送面包，清理厕所。他们最担心的是出现群众斗群众的事件，怕事态进一步扩大。“解放日报事件”使上海市委非常尴尬，如果答应“红革会”的要求，等于承认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不答应，就是对抗文革，对抗红卫兵革命行动，还是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是要被打倒。他们被逼进了文革派设置的陷阱，左右为难，里外不是人。
我们从“红三司”的同学那里得知中央文革的陶铸不同意“红革会”占领报社，马上把消息告诉“红革会”头头劳元一。劳元一是复旦大学学生，个子高高的，长得很精神，很会演讲，普通话也说得好。他很吃惊，赶快打电话到处询问核实。聂元梓给他们打气说：“ 江青和张春桥没有表态，就是支持你们”！后来“红革会”提出，再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就学“工总司”搞”安亭事件”那样拉上队伍拦火车上北京告状。上海市委再也顶不住了。最后在江青、张春桥主持的中央文革的压力下，也是为了不让事态扩大，上海市委只好全部同意“红革会”的要求，12月8日“红革会”和“工总司”撤出“解放日报社”，持续九天的“解放日报事件”结束。但从此上海市委也落得个“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而威信扫地，不到一个月就被“一月风暴”打倒。张春桥乘机夺取上海党政大权，上海成为“四人帮”的基地。
附图：“解放日报事件”中“红革会”通行证
炮打张春桥
“炮打张春桥”其实是张春桥以我划线、排斥异己而导致的自食其果。
“解放日报事件”后，上海市委大势已去,徐景贤见风使舵，落井下石，按照张春桥姚文元的指示，乘机率领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从上海市委内部举旗造反。接着1966年12月，徐景贤的市委造反派、王洪文的“工总司”、大学的“红革会”、“红三司”、“炮司”等各派造反力量竞相多次召开全市性的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批斗上海市委领导以及市委各部局区级领导。上海市委已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力。1967年1月4日文汇报社造反派接管报社，登报宣告夺权。1月6日全市主要造反组织在召开了10余万人参加的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宣布市长曹荻秋下台。1月8日和10日，毛主席两次谈话，肯定“《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 至此，上海市委所有工作瘫痪。张春桥旋即指示“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 市委造反派、“工总司”、“红革会”、“红三司”、“炮司”等造反派掀起了到各部局区级领导机关、甚至市公安局去夺权、抢要害单位印章的夺权高潮，即“一月革命夺权”风暴。
在上海文革中，徐景贤的市委造反派和王洪文的“工总司”是张春桥的忠实工具，而许多大学生造反组织对张春桥“唯我独革”、拉一派、打一派的作风心存不满，一直不愿听任张春桥摆布。在“一月革命夺权”风暴中，张春桥以我划线、排斥不听他指挥的学生造反组织，更加深了他们对张春桥的不满。文革“揪叛徒”高潮时，社会上就流传张春桥老婆在历史上叛变过，后来又发现张春桥三十年代的一些文章言论立场可疑。1月下旬，大学生造反组织在南京路贴出了“怀疑一切的革命精神万岁”、“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新市委”的大幅标语及大字报，轰动全市。1月27日上海“红革会”的大学生扣押徐景贤，张春桥大为紧张，调动军队包围复旦大学，要用武力救出徐景贤。这下红卫兵更加群情激昂，高喊“镇压学生运动的决没有好下场！”1月28日晚，“红革会”和“红三司”等造反派组织在中苏友好大厦（现上海展览中心）长方形的咖啡厅举行会议，我和曹振发等几个中学红卫兵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开始是分析当前形势，在如何进一步炮打张春桥的问题上，“红革会”内部还有分歧。我问上海师院“红革会”头头李功佐，复旦“红革会”主张坚决炮打，你们有所保留，怎么办呢？李功佐是上海师院的女生，“红革会”头头，长相文静大气，说话缓慢而有条有理，在造反派中挺有威信。她说，张春桥拿着上方宝剑占着上风，“红革会”坚决炮打的话，可能一条道走到黑，就没有回头路了，但你们看到，这个会议是一边倒了。她是有点担忧的。这时一个复旦红卫兵发言就张春桥问题一连问了十几个为什么，炮打张春桥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会议开着开着，传来消息张春桥和姚文元要到会场来。大家更加振奋，说来得正好，要坚决当面炮打张春桥。
张春桥、姚文元似乎还真感到这个会议很关键，不一会儿就赶到会场。这时我们几个好事之徒在到咖啡厅门口候着，看到张春桥从一辆防弹车上下来，车窗开着，防弹玻璃足有一寸厚，我们头一回见到，真是很惊讶。看来张春桥派头真大，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曹狄秋坐的都是普通轿车；看来张春桥就是那种“一旦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野心家。张春桥、姚文元进了会场就要“红革会”交出徐景贤，企图压服“红革会”。但立即受到红卫兵的当面尖锐责问。红卫兵责问“为什么要武力镇压红卫兵”？激烈地“七问张春桥”，“二十问张春桥”，当面揭发张春桥30年代化名狄克攻击鲁迅的老底，他老婆历史污点，痛骂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反动文人和叛徒，用当时盛行的“怀疑一切”和“血统论”以毒攻毒，言辞激烈，态度激昂，张春桥、姚文元只好沉默以对，坐立不安。一个红卫兵还指着姚文元，要他起来揭发张春桥，姚文元瞪着两个水泡眼睛，看着天花板一声不吭。两个家伙被困整整6个小时。
已到1月29日凌晨，红卫兵坚持张春桥和姚文元不承认错误、不讲清问题就不放他们走，双方僵持不下。这时突然报来消息，一批红卫兵（可能是“炮司”）又包围并强行进入了“解放日报社”。学生们到底缺乏经验，张春桥却看到机会来了，马上说事关重大必须去处理，招呼姚文元就往外走，两个家伙钻进防弹车里就溜走了。
1.28的会议突然散会，“红革会”决心再接再厉。1月29日上海“红革会”联合其他造反派的组织开会，决定30日在人民广场召开规模更大的全市炮打张春桥的10万人大会。然而他们哪里知道，张春桥、姚文元已串通中央文革陈伯达、江青、王力，于30日凌晨发出中央文革小组特急电报，宣布红革会“炮打中央文革”，是非法组织。一时间上海到处是中央文革小组特急电报的大幅传单。我们目瞪口呆，心急如焚。许多人不信是真的，提出许多怀疑，还有人提出即使真的是中央文革发出的电报，也要坚决抵制！“红革会”头头马立新嚎啕大哭，说这个电报是真的！“红革会”被迫取消了预定的全市大会，释放了被扣押了三天的徐景贤。然而部分大学生和我们一些中学生仍然在复旦大学、上海师院举行了示威游行，但王洪文紧急调动“工总司”大批人马上街，大打出手，驻上海的北大红卫兵、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开着高音喇叭宣传车，高喊“谁炮打中央文革，就打倒谁！”、“打倒红革会一小撮反革命黑手！”反张游行被冲击、打垮，游行的学生四散而逃。1967年“炮打张春桥”行动失败，上海最大的红卫兵组织“红革会”由此垮台，大学生头头们纷纷被抓起来。“红三司”、“炮司”等学生造反派组织也相继被张春桥、徐景贤整垮。
上海造反派学生“炮打张春桥”，并不是他们有先见之明，“炮打张春桥”其实是张春桥以我划线、排斥异己的自食其恶果。然而，“炮打张春桥”的意义在于：触及了张春桥在三十年代的不光彩历史；揭破了张春桥老婆历史上当过自首叛变的疮疤；暴露了张春桥拉一派打一派、排斥异己、结党营私的恶劣品质；晃动了张春桥进入中央最高层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中国形成了相当一批怀疑“四人帮”、反对“四人帮”的群众基础。
直面武斗：武汉“悍”人
1967年中国大乱，到处夺权，全面武斗，林彪借机发动“揪军内一小撮”。7月下旬谢富治、王力拉一派打一派，挑起武汉两派群众严重武斗，同时借祸于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各种消息飞长流短，一时武汉成了关注中心。我和一些同学决定南下去武汉，一是去支持当地文化大革命，二是继续南下到越南去打美帝，支援世界革命，这是那个时代的时髦。8月初，按红卫兵串联的办法，我们没有票就上了长江船东方红一号。长江轮船从上海十六铺码头开往武汉,顺黄浦江拐进长江逆水而上，水面宽阔，两岸尽是翠绿，过南京后，两岸山多了。船过安庆时，广播喇叭叫大家离开甲板和船舷赶快回船舱，关上舱门，说是岸上两派武斗子弹乱飞要伤人，大家好一阵紧张。船过九江，鄱阳湖水色碧青，湖口的长江水则显出黄色。青水黄水各流各的，很是奇特。船开了整整三天到达武汉，停在长江大桥边码头。
我们到武汉水运学院与先期到达的同学会合，看到水运学院8号楼被火烧得一塌糊涂，说是前些天武斗中被“百万雄狮”火攻烧的。大街上到处是“天亮了，百万雄狮垮台了！”、“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什么“油炸陈再道，火烧钟汉华！”等标语，有的标语很幽默，如“天亮了，武汉公鸡下蛋了！”。8月的武汉热的象蒸笼，头天晚上我们睡在武汉物资学校的楼顶平台上，到后半夜才凉快些。但一个晚上枪声不断，看来两个对立派还在明争暗斗。第二天一早附近汉阳毛巾厂的“钢工总”说有情况来求援，我们便一起登车而去。卡车上的武汉造反派都带着枪，车头两边各站着一个提着手枪的小伙子，一路上好不威风。到了一工地并没有出情况，汉阳分部一个负责人叫驾驶窗边的小伙朝天打两枪示威。那小伙子跳下车拔枪猛吼一声“打”！就朝天啪的一枪。这一枪出乎意外的响，街上人们都惊惶了。工地里出来个人嚷嚷：“没事打什么枪？不准打！”那小伙子理都不理他，掰开枪看还有一颗子弹，挥手就往那人脚下“啪”的又一枪，子弹在两人脚掌之间的地上打了个洞，一股烟冒上来，那人只好缩缩头颈退回工地。真是个无法无天的年代，有枪便是草头王，威风！
我们带着“上海红革会”的红袖标，在武汉很受待见，武汉肉联的造反派叫我们去那里。武汉肉联已经被军管，驻了解放军。当时许多工厂停工了，但肉总要吃的，武汉肉联还在开工。解放军带我们参观肉联厂加工的过程。那里是当时亚洲最大的肉联厂，火车直接开进入工厂，可以运进整车的猪，成群的猪沿着楼道旋转斜梯一直从一楼被赶到五楼，然后从那里开始被清洗，电棍麻醉，吊起，放血，吊入盛满开水的刮毛机，开膛，分割，一部分冷冻，一部分制成熟肉、香肠、罐头，猪肉加工全部过程都在五层大楼里完成，最后猪肉的成品从一楼运走。一个军官低声告诉我们：这里的人“悍”哪！他指着冷冻车间说，武斗时，一派抓了另一派的头头，就把那人关在冷冻库里面冻死了；那个刮毛机，武斗时有人被扔进去烫死了。
我们去了著名的武汉长江大桥，8月1日那里举行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的军民渡江活动时，两个对立派组织发生严重冲突，在长江里动了刀棒棍枪，死伤多人，现在还在江里捞死难者的遗物，江边桥下遗留不少鞋子、帽子、书包。我们又去了武汉军区洪山宾馆，那里在武斗中被打得门倒窗破，一片狼藉。红卫兵接待站就设在那里，想离开武汉去各个方向的火车票就得到那里解决。
直面武斗：桂林乱枪射杀
8月下旬我们决定离开武汉继续坐火车南下。铁路运输非常不正常，列车开开停停，有时一停就是半天。车到长沙停下来，列车员说，长沙的“湘江风雷”与“高司”两派还在武斗，已到了车站附近，造反派要上车查旅客的行李有没有武器，要大家有所准备。造反派到底没有上车，但火车徐徐开出长沙火车站时，车尾铁道两侧便对着打起枪来了，密集枪声如连串鞭炮响起，我们大家赶紧躲到车厢座位底下。车过株洲，那里也在武斗，载着武装群众的汽车在公路上呼啸而过。车过衡阳，列车又停了，列车员说火车头开走了，不知啥时才能走呢。我们饿得不行，就下车弄点吃的。街边卖醪糟鸡蛋，一毛钱一大碗，还卧两个鸡蛋，好吃极了。看见湘江离的不远，正是大热天，我们还到湘江里游了一会泳，体会一把毛主席当年豪情。赶回车站，列车还呆在那里没动。衡阳也在武斗，到处是载着武装群众的汽车呼啸而过，呈八面威风。
车到桂林，说是再也走不了了。我们下车，对面东方红饭店墙上赫然八个大字：“兵管单位，来者必歼”，意思是红卫兵已经进驻了这家饭店。还有“六九五五就是好，支左不支保”，长短句,押韵,还顺口。六九五五是支左解放军部队。我们先到了广西师范学院，已改名为广西革命大学。那里的“革老大”与北大红卫兵刚发生过冲突，不欢迎外地红卫兵，我们就去桂林市委，在市委礼堂住下，那里已经住了不少各地红卫兵。桂林确是个山水里的城市，抬头一看，就是高高低低好看的玲珑石头山。桂林真小，就一条直通火车站的马路比较热闹，公共交通就一条1路公共汽车。8月的桂林白天太热了，路上人很少，商店大都不开门，仅几家冷饮店开着。桂林的冰棍很好玩，手指一般粗，2分钱可以买一把好几根。傍晚时分热气渐退，商店才陆续卸下门板开门了，商家在自家门前泼着水降降温。风景区阳朔武斗正闹得凶，汽车不通，我们就去别处。广西革大校园里有座独秀峰很美，石梯通顶。到峰顶木门锁闭，门上书写：“文攻武卫，来者必歼”。后来还去了七星岩，芦笛岩，文豪郭沫若曾到此一游，题的诗词煞是好看，那时候喜欢“毛体”，也喜欢“郭体”。
8月的广西武斗正酣，南宁武斗，柳州武斗，铁路动辄被封闭，再往南走，火车不通了，我们取消了继续南下的计划，准备回家。在桂林站等了整整两天，实在人太多，终于同学们都挤上一节车厢，我硬是没挤进去，但也绝不下车，就站在车门的蹬梯上，自己给自己在两边扶手上系上一道绳子，似乎好保险一点。就这样车门也关不上，许多人挂在车门上列车就开动了，跟铁道游击队似的。所以我能理解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乘客挂满在车门车把上而列车照开不误，那肯定是人多车少，等不及了，才冒那个险。等火车开起来速度越来越快，路旁的树枝差点刮到头上，火车头喷出的煤灰吹得抬不起头，真是可怕极了。幸亏这车开到桂林北站又开不了了。列车员说，前面一列火车开到全州遭机枪扫射，司机被打死了，铁路道口也被钉上道钉，列车不能走了。一停就是两天，那么多人吃睡成了问题，真是特别难熬死了。第三天中午，我排队买到两个碱放太多而发黄的馒头，走到列车一侧人少的站台上，一列火车正缓缓进站停下。这时一场屠杀发生了。这应该是8月27日。
车门一开，一个男人横着身跌下了站台，一伙持枪的青年男女跟随跳下，一边骂“揍他”、“毙了他”，一边围上去拳打脚踩把他打倒在地。那人极叫，是个瘦瘦的男人。一个梳着长辫子的女子，长的挺清秀的，抡起步枪往那人肋骨处砸下去。一个男的一把拉开辫子女，倒退两步，拔出盒子枪“砰”地一枪，那人不叫了，一股血从胸口流出。
那个辫子女就站在我对面不远，她 “哗”的拉开枪栓也给那个男子一枪，接着围着的几个人都端起各式枪支，扣动扳机一统乱打，顿时那人血流满身。我们几个围观者就在几步开外,一见枪响惊惶后退，我跳下站台躲到对面列车底下，来不及躲的人背都贴在车厢上。我前面的一个人显然中了流弹，就是让打在月台水泥地面再反弹的子弹打中了，他退了几步捂着小腿也躺倒了。那个中了足有十几枪的男人在地上翻动了几下，摊开四肢，又抽搐了起来，抖了好一会儿，才摊在地上完全不动了，血流了满地。
激烈的枪声立即招来了许多人围了过来，这帮杀手可是杀红了眼，其中一个人从背包里“唰”地掏出一颗手榴弹，冲着人群大叫：“你们过来呀？我炸死你们！”围观者赶紧四散逃走。这帮人于是提起枪支跳上车厢，那列火车立即慢慢启动，竟然走掉了。一会儿，一队解放军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走来，手里抬着一个竹梯和一大卷撕下的大字报纸，在站台两边设了警戒后，把那人抬起裹在大字报纸里，放在梯子上抬走了，随后提来一桶水把地上血迹冲走，站台又回复原样，空荡荡的，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下午，桂林北站军管组的人坐着“轨汽”（一种在铁轨上开的公共汽车大小的车），来回的往返于北站与全州之间，协商通车的事情。列车终于可以走了。我这回挤进了车厢，里边走道堆满了大包小包行李，座位坐满人，行李架上坐了人，座位底下躺了人，车厢的厕所里也站着人。许多人是以前从上海出去支援内地建设的所谓“支内人员”，他们从成都、重庆或昆明的三线工厂逃出来，碾转上了这列车，想要回上海躲一躲。他们那里武斗厉害，许多军工厂都卷进社会上两派的武斗，说是水上坦克都开上了嘉陵江。列车拉着满满一车人缓慢地过了一条江，列车员告诉我们，车过全州要慢速经过一段峡谷，不准开车窗，防止两边山上有人打枪扫射。终于提心吊胆地过了全州。可笑的是，原先封锁这段铁路的全州造反派组织“联指”，倒在全州车站上挂起了“祝贺胜利通车”的大幅标语，真所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过我们事后还是要谢谢广西造反派，他们武斗并封锁铁路，我们几个上海中学生才没有顺着铁路继续南下去支援越南革命，如果去的话，那就不知道前面还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了。
1997年秋，整整30年后我出差广西，列车从北京南下经过长沙，经过衡阳，经过全州，经过两边曾经架了机枪的“峡谷”，到桂林北站也停了下来。我赶紧下车找到几个上了年纪的车站人员，问他们，知道30年前这儿发生的血案吗？他们都摇头茫然不知。桂林北站周围已盖起了许多新的建筑，但站台还是老样子，空荡荡的。真是物是人非，“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南京路上好八连管着我们办学习班
1967年2月炮打张春桥失败，复旦红革会被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整垮，但我们这些参加过炮打张春桥活动的中学生仍在活动。1968年初，我们与上海一些中学造反派办《红卫战报》对抗当时上海市革会操控的中学红代会。2月中旬在自己办的《红卫战报》上发表了我们撰写的《一切为了九大》长文。现在来看，这篇文章就跟现在的长篇官样文章一样，实在是通篇官话、空话、车轱辘话，同义反复，枯燥乏味，不过那时全都是当时的文革时髦话语，只是文中有些话的矛头是指向张春桥等人的。于是张春桥徐景贤他们以为我们这些中学生背后一定有什么人，有什么背景，便大动干戈，组织《文汇报》、《解放日报》、《工人造反报》、官办《红卫战报》、《支部生活》所谓“四报一刊”即上海全部的舆论工具进行围剿批判。1968年3月初，我们这些中学生被上海市革会派人找去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倒没派人抓我们，而是通知我们去，但必须去。一去就被关在汾阳路附近的上海教师进修学院里，不能外出，由南京路上好八连看住我们。
上海教师进修学院坐落在市中心高级住宅区一带，房子设施挺好，因为文革的原因学院停办了，显得空空荡荡的。在学习班里，我们天天出操。南京路上好八连是时代的偶像和榜样，在老百姓的心中威信极高，我们当然也服好八连的管理。我们出操喊口令很有趣：向右看齐，打倒美帝！向左看齐，打倒苏修！向前看齐，革命到底！好八连中有个战士管我们的，姓辛，他改名就叫辛向党，有一个战士姓甘，改名叫甘革命。一天三顿饭上食堂排队吃饭都要念毛主席语录，不能含糊。每天学毛主席著作、首长讲话，批判《一切为了九大》，谈认识，挖根源，徐景贤也来过给我们讲话洗脑子。一起进学习班的有曹振发(市东中学的同学)，王毅捷(解放日报总编王维的儿子，光明中学的)，文贯中(国民党特务头子文强的儿子，文强算起义将军，文贯中现在美国当教授，最近还就中国土地流转发表文章)，毛兵(上海中学的，又叫戚卒，都是笔名，意思毛主席的兵，戚本禹的卒)，还有其他一些人。毛兵是上海中学的造反派头头，到哪里都傲气十足，关进了学习班照样不爱服管，经常挨批。后来上山下乡他去了上海郊区农场，据说还老挨批，身体也不好。文革结束后他被安排进上海社科院的图书室工作。80年代我在上海社科院出版的一期刊物上看到毛兵发表的一篇文章，篇幅不到一面纸，全文没有分段落，完全用形式逻辑的术语写成，题目记得是，用形式逻辑证明歌德巴赫猜想。毛兵仍然很有个性。
学习班里气氛开始时候并不紧张，没人监督时，我们照样谈天说地。记得印象深的是，文贯中爱提问题，有一回他很认真、很疑惑地问，人类为什么要分为阶级？他的意思是怀疑阶级理论的合理性，怀疑当时最强势的价值观，当然引起我们大家群起而攻之，争论了老半天。将近28年后，我已经在北京工作，与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在一个大院里，有时参加樊钢他们组织的每周午餐会。午餐会一次一个经济专题，周一在楼道贴张纸公布时间地点题目和主讲人，到时只要在食堂打好饭菜各自端着去会议室参加就是了。大概1996年（或1997年）春天的一个午餐会，文贯中居然出现在那里，他刚从美国回来，带着当时还很稀罕的笔记本电脑，打开电脑边操作边侃侃而谈，主讲内容是介绍及评介美国的一种主流经济学说。真应了一句俗话：这世界真小。当然，这世界变化真大！
当了一回“叛徒”未遂
我们一批中学造反派办《红卫战报》，一个活跃分子叫红欧,是我们市东中学高二女生，本姓侯，文革改名叫红欧，很能耐,一个中学女生跑到大学生为主的“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炮司”）成了负责人之一。“炮司”的头头是复旦大学的，笔名孙悟空，就是现还在复旦当教授的胡守均,是1967年初上海炮打张春桥的发起人之一。1968年初,张春桥徐景贤要采取行动抓那些“那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胡守钧闻讯带着一干人顺着长江跑了，红欧也跟着到外地避风头。3月，我们被关进上海教师进修学院办学习班时，就被询问红欧的去向，我们当然无可奉告,实际上也是一无所知。不久，上海市革会的人打听到红欧人在南通，就叫我陪学习班的人一起去南通抓红欧，他们不认识红欧，让我去辨认红欧。这实在是太丢面子的事了, 去就得当一回叛徒，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只好跟着一帮人从上海十六铺码头上船,坐了一夜轮船渡过长江到南通.上了岸，却来了消息说红欧抓到，人已在上海了。一帮人又匆匆找一艘下水船赶紧回上海。大概是让人吓唬的心里太紧张了，情绪自然也是低落，我跑了一趟南通，却对南通了无印象，似乎只看到一个破破烂烂、乱哄哄的水码头，后来也没有机会再去过南通,很对不起南通。好在红欧不在南通，没有当面指认红欧，没当成“叛徒”,我心释然。红欧被揪回上海，也没有出现在我们学习班里，不知被押到哪里去了，据说与胡守均等人都被隔离挨批斗。后来听说红欧不久被分配到上海附近农场劳动，现在应该在上海。
上批斗台挨斗
在学习班里呆了十几天后，气氛趋于紧张，开始开批斗会。一天晚上轮到批斗我们几个，大卡车把我们远远地拉到上海东面快到复旦大学那边的交大附中，我们几个人被押到一个礼堂的台上，下面是黑压压许多中学生，我没去看他们在干什么。好在批斗会没有搞喷气式，没有打人，就是三番五次要我们交代问题，提高认识，揭发黑后台，交代不好时，众人就狂喊口号，指名道姓喊打倒某某人，某某人不投降就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时我们得低下头，心里寻思下一个该是谁挨斗了。已经经历过几次批斗会了，我们倒也不怕，曾几何时，我们自己就批斗过“牛鬼蛇神”，现在轮到批自己了，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像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推翻吉伦特派，而后热月党人又打倒雅各宾派，你方唱罢我登场，或者如《红楼梦》里说的，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阿Q精神有时就会油然而生的。也可能组织者担心落得个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名，我们不官不吏，不过是个中学生，还能怎样？所以批斗会还算文明。但给我留下的“后遗症”是，落下了“历史把柄”。
几年后，1971年我在北大荒因给《兵团战士报》投过点稿，被通知去参加《兵团战士报》的培训班。《兵团战士报》社在佳木斯火车站对面的黑龙江建设兵团总部大楼里。培训班有四、五个人，从记者下基层采访调查、写稿修改、编辑组稿、排版拼版、编委会讨论选题，一路学来，挺有内容，好像也有从我们几个人中间给报社物色选拔记者编辑的意思。有个编辑对我不错，培训班快结束时有一天他问我，你在上海时参加炮打张春桥了吗？我愣了愣，跟他解释了一下。编辑说，有人反映你的情况了。
我想起来了，前两天，我在《兵团战士报》办公室走廊边与两个人擦肩而过，我听见他们说，这不是安大峰吗？在我们学校挨批的？后来我知道他们就是从上海交大附中下乡来到北大荒，分配在兵团司令部工作。让他们给碰上了，算我倒霉，怨不得别人，那时候反对中央文革领导人岂不是一个罪状，一个劣迹污点，人家不追究你就不错了。一个月后，培训班里好像有一个人留下在报社当记者。我返回兵团迎春机械厂继续当我的电镀工。
批斗会导演父子斗
学习班的批斗会高潮，是徐景贤他们导演了一次父子斗。
当时我们一批红卫兵经常在一起聚会、办报纸，主要地点是在光明中学。徐景贤他们以为我们这些中学生有什么背景，但搞了十几天没什么结果。他们就把重点放到光明中学的学生王毅捷身上。王毅捷是光明中学的造反派头头，高个儿，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讲起话来先摆一、二、三、四，然后照着要点一条条讲下来，条理清楚，逻辑性强，不带遗漏，颇有辩才。他说将来想当外交家，所以很重视口才。王毅捷的父亲王维是新四军老干部，上海解放日报负责人，这时当然已靠边站了。
那天批斗会徐景贤自己没来，派人把王维押到我们学习班，开起批斗会。批斗会的组织者看来有备而来。他们让王维和王毅捷父子俩互相对质，然后挑拨其中矛盾，让两人相互埋怨，出现不满。王毅捷显然年轻，没有经验，性子一急就跟父亲吵起来，出现父子相斗。但事实上王维与我们中学生办报写文章没有任何关系，他们还是抓不到什么把柄。批斗到后来，有人讲王维对姚文元心存不满，其心可诛。事情原委是王家和姚文元家都在市委宿舍大院里住，王维向姚文元借书或资料，姚文元一般都不肯借，王维曾表示不满。这时王毅捷出来说，他知道原因：姚文元在毛主席著作和一些讲话上多有批注，有自己看法，所以姚文元不愿意把他的书和资料往外拿，借给别人。
王毅捷还随口复述了姚文元在毛主席著作里表示疑问的一句批注。这一下听众哗然，会场上气氛顿时逆转。按照当时的天条，对毛主席著作岂可妄作评议？
平心而论，姚/文/元肯定是一个会思考的人，要是现在来看，在毛主席著作上写点自己的看法，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他绝不敢把表达自己思想的批注公开的，那是八张嘴也说不清楚的。而我们在台下的人就象姚文元之流批判别人时一样，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扣帽子，打棍子（当时社会风气就如此），抓住你在主席著作上做批注，岂不狂妄！于是猛然起哄，转移批斗会的主题，让主持方难堪。如此而已。
姚文元居然在毛主席著作上乱批，台下议论纷纷，批斗会主持人慌了手脚，赶快匆匆收场，厉声斥责“王毅捷凭空捏造，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王维死不认罪，罪该万死”，然后赶紧宣布批斗会结束。批斗会高潮成了学习班的低潮。
王毅捷这招很妙，不知道他是出自有意还是无意的，反正结果不错，让批斗会无功而返，我们这些人的学习班最终也没有抓出什么黑后台来，让徐景贤之流很是悻悻然。王毅捷现在在上海交大当教授，据说颇受学生们欢迎。
1968年的“4.12 反革命事变”
1968年4月初，北京出现反对张春桥的舆论消息，上海各高校又一次酝酿“炮打张春桥”。很快，在复旦大学、第二军医大学等大学里出现许多有关大字报，如炮打张春桥的“七个为什么”，“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打倒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张春桥”、“打倒反革命变色龙张春桥”等标语、传单。风云突变，徐景贤他们无暇顾及我们了。4月11 日上午徐景贤来到上海教师进修学院对我们训话，要我们吸取教训，不要上反革命黑手的当云云，宣布学习班结束，便匆匆离去。徐景贤一走，我们纷纷迅速离开学习班，赶到复旦等大学看反张春桥的大字报。第二天4月12日上午，造反派学生纷纷走上街头举行倒张游行，我们也与游行队伍上外滩，上南京路。顿时，上海的大街上到处是倒张的游行队伍和旗帜，声势浩大，大家一起大声呐喊：“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赞！”而一直保张的王洪文“工总司”一派人却不见踪影，形势一边倒。我们以为这下张春桥完了，兴奋极了。但到了下午,王洪文的上海“工总司”组织大批人上街大喊“拥护中央文革”, “拥护张春桥”，“谁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打倒谁”，见到倒张的学生游行队伍就打，抢过倒张的旗帜就撕坏，看到倒张的大字报就撕掉，形势完全逆转，显然江青他们干预了。我们再一次口瞪目呆，惶惶然于政治风云的变幻。被张春桥称为1968年的“4.12 反革命事变”就此结束。
这次，反张春桥的上海学生组织彻底完蛋，一些大学生头头再次被抓，被打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上海成了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的一统天下。我和其他中学生也回到各自学校，因为头顶着“炮打张春桥”的罪名，就老实呆着，等待分配，不再出头露面。8月份，随着上山下乡大潮，学校里高三年级先分配，我和同学曹振发报名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们班其他同学有的去上海郊区农场，有的分配到上海的工厂、港口。我报名去北大荒，可以躲开上海这个是非之地，对于我家来讲，政策规定也必须走一个，我走，妹妹就可以留在上海。
有意思的是，1968年初办《红卫战报》参与撰写长文《一切为了九大》同时，我还写了一个评论《不平常的春天》，发表时起了个笔名叫“迎春到”。结果后来，我到北大荒先是到黑龙江密山县的855农场，两年后真的到了一个名叫“迎春”的地方，一个位于黑龙江虎林县、中国最东端铁路线上的小镇上的兵团迎春机械厂。在这块黑土地上做工人，当教师，成家，种自留地，整整生活了八年。借小平同志的光，恢复高考后1978年秋离开迎春，离开北大荒，读大学去了。
17岁“反/革/命”女生
“反/革/命”女生叫黄宗敏，是我在市东中学初中的同班同学，小个儿，身体瘦弱，相貌清秀,爱说爱笑，班里的几何课代表，所以人聪明。下午自习课要是有几何或数学的作业，经常是黄宗敏第一个解完，然后她就会伸个懒腰嚷一声，做完啦！几个偷懒的男生就会凑上去抄她的题，好交作业的差,早点去玩。黄宗敏家住上海虹口区霍山公园附近,就是犹太人逃难到上海聚居的那块地方，都是挺好的石库门房子，应该说家庭经济条件会是较好的。不知为什么，初中毕业后她没有报考母校市东中学继续读高中，而是考进学费和食宿费都免费的上海中等师范学校读书。这样，整个高中我们都没有来往。1968年，黄宗敏从同学那里得知我因《一切为了九大》挨批，并报名去了北大荒，给我来过几封信，讨论问题，交流想法。我主要从来信中,也从其他同学那里知道了一些她的情况。
1964年黄宗敏读中师二年级，参加学校开展的“四清运动”，因与同学、老师的一些不同思想观点的争论，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时年17岁。两年后文革爆发, 黄宗敏又与一批“牛鬼蛇神“老师首先被批斗，被挂上右派学生牌子。不久学校当权派被批判，倒是良心发现了，承认对她的处理是错误的，不过是学生在世界观形成过程中的问题。学校当权派承认“整人”是错误的，这让黄宗敏有所解脱，凭着她的独立个性，尽管没资格当红卫兵，也以学生的身份,象红卫兵一样到处串联，只身游遍了祖国的多半个名山胜水,过了一阵快活日子。但后来在1967年“清理阶级队伍”中，又被人旧事重提受到打击,挨批斗,再次陷入困境。总之，年仅二十而遭遇坎坷，命运多舛。
但巨大的政治压力并没有熄灭她独立思考的火花。
在她的来信中:对于我报名上山下乡，她质疑1968年掀起的上山下乡运动“是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的幽灵在作祟”，认为对马寅初《人口论》的批判和压制导致了中国人口政策失误、人口膨胀，人口与经济增长不相适应，以至于只好把千百万青年学生弄到乡下农村了事。
对于当红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摧枯拉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她发出一连串诘问：
“文化革命还要不要文化”？号称文化革命，却把现存的文化都要扫除，都要打倒，这难道可以理解吗？
强调“实践经验”，贬低“理论知识”，“理论知识还有没有存在价值”？“读书无用吗”？
“历史人物是否都要打倒”？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为什么却“大加赞赏”？“焚书坑儒”真的能统一人们的思想？历史上有证明吗？
胡适先生“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符合中国哲学的重要思想中庸之道之精髓，“没有其合理性吗”？应该全盘否定吗？
这是1968年一个年轻人对文化大革命提出的责问！
黄宗敏在当时的政治打击下，极度彷徨、苦闷，不断反思自己，她也虔诚地学习《红旗》杂志社论、姚文元文章、上海丁学雷、齐学江的时髦文章，企图清理自己的思想。但她最终还是否定了这些文革操盘手的东西，认为“他们的文风不正”，“治学态度不对”，惯于上纲上线，扣帽子，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不是学术辩论的正常态度”。
后来，她只好在佛教和哲学中寻找心灵的宁静。但她说，她找不到一块安身立命之地。当得知将被分配去上海郊区奉贤县生产队劳动,“那里实行工分制,按日计分”,1969年3月她给我写了最后一封信,说“这封信既不是在上海写的，也不是在奉贤写的，而是在离了上海去奉贤，又离了奉贤到上海的过程中写的”。此后便没有了音讯。
2006年11月，母校市东中学校庆90周年我到上海，同学聚会时，我提起黄宗敏早年对文化大革命的尖锐批评，同学告知，黄宗敏几年前就过世了。我沉默失语。一个17岁女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面对不公正的对待,仍然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我不知道她下乡以后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是否能平静了一些？我不能想像她被社会边缘化的窘迫生活和英年早逝。我只能设想，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文革，一定让她深受伤害的心灵得到些许宽慰。我自己是在林彪摔死后才开始反思文革的荒谬性，开始反思自己在文革中随大流狂热造反的行为。而她是文革风暴卷来时能坚持独立思考、坚持理性思考的一批人之一，她为之付出了代价。但她仍然不愿意激进的社会风暴摧毁她所喜欢的文化、智者、书籍、观念。她在来信中两次提到中庸之道,她曾怯怯地试问，难道一切社会变革都一定要使用你死我活激烈斗争的方式吗？今日中国在30年渐进改革的基础上,正在建设和谐社会，这似乎可以看作是对这位女生40年前的疑问的一个正面回应。但愿如此。
且唱“长征组歌”且看“封资修”小说
1967年春夏，学校里的文革消停下来，“牛鬼蛇神”没什么可斗的了，学校“走资派”都靠边站了，红卫兵全国大串联也被上头发文停止了，“大批判”刘少奇，学文件，喊口号，贴大字报，高潮也过了，复课闹革命也闹不起来，教材没有，老师不知道教什么，天天学文件，学社论，学首长讲话，学生也不爱学，学生爱来不来，学校冷冷清清。
学生红卫兵占领着学校的一些地方，作为自己的“司令部”，活动地点。有些同学占领了生物实验室，有些同学占领了学校广播室，我们占领了物理实验室，初二的同学干脆占领了学校的图书馆；化学实验室没人占领，因为那里味儿太大。初二的那些同学跟我们关系特好，我们进学校图书馆的书库如入无人之境，这在以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文革前几年就开始批判“封资修”，学校图书馆里的“封资修”小说等玩意儿早就禁止借阅，我们根本无缘相见。现在我们找这些玩意儿，如囊中探物，太痛快了。在这些悠闲的日子里，无所事事的我们把挑好的书搬到物理实验室里关起门来,或者就躺在图书馆书库的地板上,大读“封资修” 玩意儿，大开眼界,暗自赞叹,低呼精彩,相互交流,击节称好。记得当时还从华东局的图书馆里弄到一本《艺术哲学》，丹纳著，从来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书，把文艺复兴以来世界上最著名的绘画都呈现给你，达芬奇、米开朗其罗、拉斐尔、提香，来龙去脉娓娓道来，简直羡慕死了（40年后，2007年5月我和爱人旅游欧洲，在*大教堂终于看到了其中那些令人赞叹的绘画和雕塑作品）。仅仅一年前那席卷全国的大风暴，大批判，又破四/旧，又荡涤旧世界，又触及人们灵魂，眼下却全部烟消云散，与我无干了，就剩下躲进小楼成一统，闻卷见香，开卷有益，就如鲁迅先生说的，让古今中外的精锐马队在我们的脑子里肆意践踏，即使生吞活剥，不求甚解，亦快哉，快哉！
那时社会上正兴起“长征组歌”热，到处播放，到处传唱。我们也设法弄来了一张唱片，让占领广播室的同学播放。旋律优美，节奏徐缓，充满深情的音乐在大喇叭里一起，学校楼前的小广场上人们顿时屏气凝神。我们想像红军前辈们四渡赤水，飞越乌江，过雪山草地，降神兵腊子口，心中充满了敬佩之意，革命激情随“长征组歌”音乐而激扬澎湃。听熟了歌曲，背熟了歌词，我们就在学校楼前随着“长征组歌”音乐声，放声歌唱，那朗朗上口、时而快板式急促、时而舒展悠扬的史诗般的歌词，伴随着悦耳的音乐旋律，至今不能忘怀。“长征组歌”唱累了，我们又回到屋里，又沉浸在那些“封资修”的玩意儿里。我们一点不感到矛盾，“长征组歌”是那么动听，“封资修” 玩意儿也是那么引人入胜，我们都喜欢，都照单全收。不过我们也并不糊涂，“长征组歌”是大大方方唱，“封资修” 玩意儿是关起门来读，各不相干，相安无事。现在来看，那些“封资修” 玩意儿“和长征组歌”一样，都是人类的文化精品、精神积淀，岂是一场风暴能够摧毁的，只要让人们瞧见，自然会受到人们的深深喜爱。且唱“长征组歌”，且看“封资修”小说，这是我在文革时期，没有你争我斗，没有旁人管顾，心态最佳、最快乐、最自由自在的一段时光。
晒晒我记得的当时所读的一些“封资修” 玩意儿的名目：
《上尉的女儿》 俄国 普希金
《叶甫根尼 奥涅金》 俄国 普希金
《猎人笔记》 俄国 屠格涅夫
《战争与和平》 俄国 列夫 托尔斯泰
《安娜 卡列尼娜》 俄国 列夫 托尔斯泰
《复活》 俄国 列夫 托尔斯泰
《两姐妹》 俄国 阿 托尔斯泰
《一九一八年》 俄国 阿 托尔斯泰
《阴暗的早晨》 俄国 阿 托尔斯泰
《牛虻》 英国 伏尼契
《艺术哲学》 法国 丹纳
《悲惨世界》 法国 雨果
《九三年》 法国 雨果
《七月十四日》 法国 罗曼 罗兰
《草叶集》 美国 惠特曼
《神曲》 意大利 但丁
《西厢记》 中国 王实甫
《桃花扇》 中国 孔尚任
文革中的逍遥派
文革把中国人搞得派性十足，到处山头林立，起着各种各样或时髦或古怪名字的牌号，要把它罗列出来，足可以与现在的网民起的名号PK一下，但总起来说，就是造反派、保守派、逍遥派三种，犹如现在台湾人的说法：族群分裂，当然他们是分成了蓝的、绿的，中间的；拿毛主席比较超脱比较理论化的说法，就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
你必须承认对立统一是有道理的，文革中造反派和保守派是激烈对立，针锋相对，水火不相容，但他们的共同点是有组织、有团体，有头领，都是积极投入文革，积极响应号召，都是言辞激烈，行为亢奋，都会毫不留情地大批判、大斗争他们认定的“牛鬼蛇神”和“走资派”。但逍遥派就不同，他们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自封的名号，更没有头头，不积极参与文革，以各种形式游离于文革，不参与文革的各色组织。当造反派与保守派打得不可开交，辩论吐沫四溅，大字报上下翻飞之时，逍遥派们或旁观、或静默、或消失、或至多淡淡敷衍三两句便不辞而别。逍遥派们之所以逍遥，大凡与个人秉性、家庭教育、家庭或个人情况有关。当造反派与保守派都沉浸于文革的狂热之中，燃耗着青春的激情，逍遥派们却忙中偷闲，乱中取静，其中不乏有过人者，于动乱岁月中亦有所获。
我的高中同学蒋洁辉就是一位这样的逍遥派。
蒋洁辉浓眉大眼，体格健壮，是班里数学课代表，各门功课都好，考试经常名列第一，写一手潇洒的好字，喜爱各项体育运动，玩儿引体向上，跑个100米，游泳，溜冰等都在行，并且他往往会讲出一套套专业运动员的标准来，常常让我们很是惊讶。蒋洁辉跟我关系挺好，但文革开始后，我参加造反派，他却一直旁观，不介入任何一个组织，我们就不在一块儿玩了。
蒋洁辉家在上海杨浦区隆昌路长阳路交界处，那里有一大片小洋房，以日本式的小洋房居多。杨浦区是上海的“下只角”（工人区），但那一片小洋房则是上海东区一些大企业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即那时候的白领们比较集中居住的地方。我另一个同班同学迪宝家也在那里，他和我一起玩儿，同一个造反战斗队的，他家好几扇门还是日式的移动门。上海中学的丁正琴家也在那里，她是上海中学的造反派，经常来我们学校串联，借点书，交流情况。丁正琴家里有钢琴，会弹琴，会拉小提琴，会跳舞，1967年她参加“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演出，还弄来票让我们去看。但蒋洁辉说他父亲不许他参加任何造反组织，父亲对他管的很严，不让他发表什么看法，要求他专心读书。
1966年6月17日傍晚我们全班在夜自习，当时还在为高考进行最后的复习。8点半教室里喇叭响了，电台播送党中央的重要决定，取消今年的高考招生。当我们听到这一消息，首先的反应是感到很突然，议论了一会儿，因为出乎意外。但很快就做出惯性式的革命性的反应，大家纷纷准备去写大字报、大标语，表示坚决拥护，极大欢呼，因为这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措施”。但蒋洁辉等几个同学则显得沉默，我看到他的眼神里那种无奈、失望和迷茫，让我印象很深很深。蒋洁辉置身于文革之外，显得孤单和消沉，但他也就有了时间锻炼身体，看书，渐渐练了一手好摄影技术。他自得其乐，而且很有主见。当我们报名上山下乡时，他仍然不闻不问，边疆、农村、市郊、工厂，哪儿都不去。学校、街道的人十番八次让他报名，他就老主意一个，不报名，拿出医生的诊断说病了。其实他是个参加过从吴淞口游到对面崇明岛横渡长江的游泳好手。这在当时真是很反潮流的，但有合法理由，别人拿他没奈何。
文革中各方面青黄不接，母校市东中学缺教师，几年后就把这个闲在家里的昔日好学生招来当老师。蒋洁辉凭着学业底子和一直没放弃的自学，又当数学老师又兼班主任，还真当得不错，深受学生爱戴，被私下称为“老克勒”老师，即有绅士风度的老师。这应该是在上海人话语中对一个人素质的很高评价了。
似乎人这辈子总要经受一回磨难。改革开放后，留学潮起，蒋洁辉赴日本留学，40岁洋插队去了。在日本他专攻所酷爱的摄影整整7年，并拜师日本摄影协会会长，业余时间到处打工，吃苦不少，而把辛苦钱毫不吝啬地用在买胶片上，还在日本倾其所有举办了个人摄影展。1994年回国后他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在上海工业大学教摄影课，1997年第二期《中国摄影家》发表了他的黑白摄影《上海里弄》。年富力强，蒋洁辉事业正在上升。然而天不假年，一天蒋洁辉在骑摩托车去上海工大讲课的路上，被水泥搅拌车重重撞倒，英年早逝，终年50岁。
有时候反思红卫兵的造反狂热，谈论人的所谓随大流、人云亦云的习性、惰性，相反地我会想起文革的逍遥派中那些不随波逐流、有定力、有主见的那拨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偏置身事外，干自己喜爱的事；你们大拨轰上山下乡，我偏偏留下，哪儿也不去，坚持自学知识，自学技艺。这在当时是会招来巨大的压力，招来许许多多的白眼，这是需要勇气的，这无疑也是一种反潮流。蒋洁辉应该属于这种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会坚持不懈地追求他所认定的东西的人。
仅以此文纪念身体好、学习好、不随波逐流的我的年轻时代的朋友和同学蒋洁辉！
文革中的逍遥派
文革把中国人搞得派性十足，到处山头林立，起着各种各样或时髦或古怪名字的牌号，要把它罗列出来，足可以与现在的网民起的名号PK一下，但总起来说，就是造反派、保守派、逍遥派三种，犹如现在台湾人的说法：族群分裂，当然他们是分成了蓝的、绿的，中间的；拿毛主席比较超脱比较理论化的说法，就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
你必须承认对立统一是有道理的，文革中造反派和保守派是激烈对立，针锋相对，水火不相容，但他们的共同点是有组织、有团体，有头领，都是积极投入文革，积极响应号召，都是言辞激烈，行为亢奋，都会毫不留情地大批判、大斗争他们认定的“牛鬼蛇神”和“走资派”。但逍遥派就不同，他们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自封的名号，更没有头头，不积极参与文革，以各种形式游离于文革，不参与文革的各色组织。当造反派与保守派打得不可开交，辩论吐沫四溅，大字报上下翻飞之时，逍遥派们或旁观、或静默、或消失、或至多淡淡敷衍三两句便不辞而别。当造反派与保守派都沉浸于文革的狂热之中，燃耗着青春的激情，逍遥派们却忙中偷闲，乱中取静，其中不乏有过人者，于动乱岁月中亦有所获。
我的高中同学蒋洁辉就是一位这样的逍遥派。
蒋洁辉浓眉大眼，体格健壮，是班里数学课代表，各门功课都好，考试经常名列第一，写一手潇洒的好字，喜爱各项体育运动，玩儿引体向上，跑个100米，游泳，溜冰等都在行，并且他往往会讲出一套套专业运动员的标准来，常常让我们很是惊讶。蒋洁辉跟我关系挺好，我们俩都是学校排球队的，他个儿高，打一攻，我是二传手。但文革开始后，我参加造反派，他却一直旁观，不介入任何一个组织，我们就不在一块儿玩了。
蒋洁辉家在上海杨浦区隆昌路长阳路交界处，那里有一大片小洋房，以日本式的小洋房居多。杨浦区是上海的“下只角”（工人区），但那一片小洋房则是上海东区一些大企业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即那时候的白领们比较集中居住的地方。我另一个同班同学迪宝家也在那里，他和我一起玩儿，同一个造反战斗队的，他家好几扇门还是日式的移动门。上海中学的丁正琴家也在那里，她是上海中学的造反派，经常来我们学校串联，借点书，交流情况。丁正琴家里有钢琴，会弹琴，会拉小提琴，会跳舞，1967年她参加“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演出，还弄来票让我们去看。但蒋洁辉说他父亲不许他参加任何造反组织，父亲对他管的很严，不让他发表什么看法，要求他专心读书。
1966年6月17日傍晚我们全班在夜自习，当时还在为高考进行最后的复习。8点半教室里喇叭响了，电台播送党中央的重要决定，取消今年的高考招生。当我们听到这一消息，首先的反应是感到很突然，议论了一会儿，因为出乎意外。但很快就做出惯性式的革命性的反应，大家纷纷准备去写大字报、大标语，表示坚决拥护，极大欢呼，因为这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措施”。但蒋洁辉等几个同学则显得沉默，我看到他的眼神里那种无奈、失望和迷茫，让我印象很深很深。蒋洁辉置身于文革之外，显得孤单和消沉，但他也就有了时间锻炼身体，看书，渐渐练了一手好摄影技术。他自得其乐，而且很有主见。当我们报名上山下乡时，他仍然不闻不问，边疆、农村、市郊、工厂，哪儿都不去。学校、街道的人十番八次让他报名，他就老主意一个，不报名，拿出医生的诊断说病了。其实他是个参加过从吴淞口游到对面崇明岛横渡长江的游泳好手。这在当时真是很反潮流的，但有合法理由，别人拿他没奈何。
文革中各方面青黄不接，母校市东中学缺教师，几年后就把这个闲在家里的昔日好学生招来当老师。蒋洁辉凭着学业底子和一直没放弃的自学，又当数学老师又兼班主任，还真当得不错，深受学生爱戴，被私下称为“老克勒”老师，即有绅士风度的老师。这应该是在上海人话语中对一个人素质的很高评价了。
似乎人这辈子总要经受一回磨难。改革开放后，留学潮起，蒋洁辉赴日本留学，40岁洋插队去了。在日本他专攻所酷爱的摄影整整7年，并拜师日本摄影协会会长，业余时间到处打工，吃苦不少，而把辛苦钱毫不吝啬地用在买胶片上，还在日本倾其所有举办了个人摄影展。1994年回国后他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在上海的大学教摄影课，1997年第二期《中国摄影家》发表了他的黑白摄影《上海里弄》。年富力强，蒋洁辉事业正在上升。然而天不假年，一天蒋洁辉在骑摩托车去大学讲课的路上，被水泥搅拌车重重撞倒，英年早逝，终年50岁。
有时候反思红卫兵的造反狂热，谈论人的所谓随大流、人云亦云的习性、惰性，相反地我会想起文革的逍遥派中那些不随波逐流、有定力、有主见的那拨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偏置身事外，干自己喜爱的事；你们大拨轰上山下乡，我偏偏留下，哪儿也不去，坚持自学知识，自学技艺。这在当时是会招来巨大的压力，招来许许多多的白眼，这是需要勇气的，这无疑也是一种反潮流。蒋洁辉应该属于这种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会坚持不懈地追求他所认定的东西的人。
仅以此文纪念身体好、学习好、不随波逐流的我中学时代的朋友和同学蒋洁辉！
附图：上海市东中学66届高三（1）班，文革中同学们分成各派闹得剑拔弩张，各不相让，情同陌路，1968年上山下乡到边疆、农场、工矿、市郊，各奔东西，天各一方,连一张全班毕业照都未曾照上。整整29年后，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1997年2月大家在母校相聚留影。后排左起第一人即蒋洁辉。前排右起第五人是我们高中的班主任兼物理老师吴光裕，时任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前排第六人叶家和老师，第七人张宗炎老校长，第八人洪德明老师，第九人张冠人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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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9-3 22:0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