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证明书”背后的故事

白海鸥 · 发表于 2010-8-15 19:08:30

“烈士证明书”背后的故事

——《折腾岁月小记》之六

【说明：在审核书稿时，发现该文被遗漏，故补发，见谅】

      最近我在清理录像带时，发现一盘2009年夏，应邀为我弟弟他们“知青”，下乡30周年同学相聚时，拍摄的一盘带子，对其中的刘启明印象尤深，他是当年知青点同学们公认的领袖级人物，在这次聚会上，他向大家谈了关于1984年，为李树鸣同学换发《革命烈士证明书》时的后续故事，席间我俩又深入攀谈，现将内容整理如下。
      我和李树鸣虽是同一个初中毕业的校友，但从未晤面，因我是66届高三毕业生，他是66届的初三毕业生，文革中还属于两个对立派别的红卫兵组织。1968年12月22日，中央下达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从此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 “上山下乡” 运动。当时全国“老三届”的学生（ 1966-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共有600多万人，政策上要求是全部下乡，没有任何留城的照顾政策，（身体确实有病的，可以“暂缓下乡” ）。所以执行上是“一锅端”；行动上是“一风吹”，不少家庭是几个孩子一起走，我和李树鸣由于都属于“黑七类”子女，报名去兵团不批，对这种“生不当门也被锄”的无奈只好认命。1969年7月，我们不约而同的来到了黑龙江的，二里屯插队落户。
      这是一个地处松花江支流，一条名叫小叶河畔的自然屯，该大队是“一根轴”，没有小队，社员88户知青点就设在这里。在半个月前，当地公社已按政府规定的，每个知青安置费240元的标准，建了一处坐北朝南的三间土坯正房，西屋南北大炕住八个男生，东屋只有南炕住五个女生，这屋的东墙上挂着毛主席画像，供我们这十三个人每天作“三忠于四无限”的早请示晚汇报用；中间的堂屋作厨房，南北设有三个大灶。
　　来的时候，市革委会送我们每人一本三合一的《毛主席语录》本，在当时可是一种时尚，还有一枚杯口大的名曰“亲密战友”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的纪念章——这可是政治上最美的饰物了；公社革委会也不示弱，又每人送一套《毛泽东选集》1-4卷，在当时要差不多两块多钱呢，这对于一个工分才值七分钱的社员说，可相当是几天的收入呀！看着手中这么多的精神食粮，我们还怕啥呢？
      由于我们是“文革”中第一批下乡的知青，很多安置政策滞后，特别在管理上就是自我管理，我和徐霞被大家推举为正副“点长”，同时我还兼任团支书。那时我22岁是他们中岁数最大的，李树鸣最小，刚满17岁，但个子却有1.75米，特别擅长游泳，1965年曾获省青少年游泳赛蝶泳200米亚军，若没有“文革”耽误肯定是个国家级的体坛明星……
      我们这些来自哈尔滨、佳木斯、上海和浙江的孩子们，平日劳动被分配到各生产小组，吃住则在一起。每月轮流一人留在知青点做饭，负责一日三餐。当时我们第一年的口粮由国家承担，第二年夏季开始我们的口粮全得自己从地里种出来，再拉到队里，把苞米粒磨成馇子、或磨成玉米面，冬天的菜全是冻白菜，土豆和罗卜咸菜……肉则是基本想都别想。一天只能挣七、八个工分，一年下来分红的收入还不够回家探亲的路费，和兵团的条件比真是差得太多了。
      1970年的秋，抢晴天战雨天，终于赶在国庆节前把麦子收进了仓，队长通知我们知青点派五个人到小叶河对面的山上去搞小秋收，那天是9月18日，我带李树鸣和三个女同学，一大早就随船工姚大爷，乘着小木船渡过河，兴匆匆的进山林里去采集山货，野外的风景和同学们的心情一样的好：秀山碧水，天高气爽，金叶果黄，野花飘香，不觉想起宋之问的《始安秋日》中的一句诗文：“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
      这对于总在大田里劳作，很少出门的同学们特别开心，我们在姚大爷的指导下，用绳子打好了各自的防蛇绑腿，就提着土篮子，蹦蹦跳跳，哼着小曲钻进山林。榛子、蘑菇、松树籽、木耳……到处都是，我们舍不得直腰，仅用半天时间就将大小箩筐装满了一大半，中午每人只啃了一个馒头，顾不上片刻休息，下午又接着干了起来。
      下午四点多，老天突然变了脸，狂风大作，雨点散落，大家急忙背起箩筐向河边跑去。“快上船，风是雨头，看来这场雨小不。”姚大爷一面解着岸边的缆绳一边吆喝着，这只能载6人的小木船，加上一筐筐山货，有些超载，晃晃悠悠的在风雨中驶向河心。
      此时，河面上的风更大，白花花的浪头也随风一排排涌来，小船在这几十米宽的河面上颠簸着。大家的衣服全被雨水打湿，加上远方的电闪雷鸣女同学又惊又怕，三个女同袍瑟瑟发抖地挤在了一起，小船明显向一边倾斜，姚大爷一看厉声喝道：“不要命啦，赶快回到原位坐好，把住船帮！”我和李树鸣也站起帮助将大小萝筐从新摆放，这时小船方现平稳些，姚大爷站在船尾拼命地摇橹，又经过几个浪涌的颠簸，终于驶出河心危险水域，向东岸逐渐靠近。
      就在这时，只见从上游又飘来一艘同样大小的木船，上面也是载着6个人，但船中部摆放的筐萝足有一人高，那位掌舵的是位小青年，船摇摇晃晃的好像失去了方向，在河中心象匹野马似的上下猛烈颠簸着，最后在那儿打着转转不行驶了，大家一看都为他们捏着一把汗，姚大爷使劲地冲他们喊：“小伙子，往东使劲摇，快点离开水漩子。”话音刚落一个黑浪打来，那船顷刻翻沉，六个人全部落入水中，他们在水里呼喊着、挣扎着、沉浮着……
      这一幕可把大家惊呆了，只听李树鸣说了声：“大爷快把大家送上岸，你再把船摇回来。”话音刚落人已跳入水中，一会儿就见到远处水面露出树鸣的脑袋，向对方疾速游去……我们很快靠了岸，急忙卸下东西，我又跳上船，随姚大爷向河心驶去。
      这时只见水中的小船工死死抱住一根船桨，挺直身子钻出水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身边的三名男子也先后拽住了他胳膊、衣襟，树鸣及时赶到，安置他们都抓住船桨，并指了指我们的小船喊道：“别慌，朝那儿使劲登水……”又潜入水中，向不远处另两个忽隐忽现的人头扑去……
      这时我们的船赶到，急忙将那四人先后拉上船，又向树鸣方向摇去，大家再看远处的树鸣，又救起另外一人，小船及时赶到，大家七手八脚把那人也拽上船，这时河面上已看不到任何人影了，正在大家万分焦急时，有人发现了在不远处的水面上，树鸣正与另一落水者在撕扯，那人要拼命抓树鸣，而树鸣千方百计在躲他，最后拽住了他的头发向小船游来，大家赶忙将船向他划去，到了跟前，那人在空中乱抓的双手，一下子抓住了向他伸来的木浆，死死抱住再也不肯松手，树鸣在水里托着，大家向上拉着，最后终于将他拽到船上，等再向树鸣伸出船桨时，只见他只伸出了无力的左手，而右胳膊只露出几次胳膊肘，人就沉入水中，大家以为他会再浮出水面，但失望了……船上的人们一起大喊：“树鸣！树鸣！”；岸上的人们也同样狂喊：“树鸣！树鸣！！”但河面上除了奔腾汹涌的涛声，就是雨水击打水面的哗哗声……
      “不好了，李树明落水失踪了。”消息传到村里，队长立即带领大家跑步来到河边。会游泳的青年噗通、噗通跳进河里，反复潜水捞人。点里的同学、村里的老人、妇女和孩子们，几乎所有的人都来了，黑压压地站满河畔，一遍遍地呼喊着李树鸣的名字，大家不相信这个年轻人会忽然离去，幻想着奇迹的出现，树鸣会拖着疲惫的身躯，笑呵呵地从下游走过来。
   为了不让树鸣飘走，附近的驻军战士在河的下游落下挡网，沿河的渔民都赶来，打开网具，一遍一遍地划船拉网搜索，胳膊划肿了，手磨破了……为了寻找为北大荒献身的知青，他们毫无怨言。
      晚六时半左右，李树鸣的遗体浮出水面，他的头发有些散乱，右袖口内则有个破洞，被牢牢地套在胸前的主席像章上，但衣服依然整齐，神情宁静安详。“树鸣，你不能走。”我一下子扑上去，嘴对嘴为树鸣做人工呼吸，半个小时过去了，没有效果，周围顿时一片恸哭声。
有人送来了被子，盖在了他的身上，他的遗体用一扇门板被抬回大队部，平放在他为之劳作的北大荒的土地上，整整三天，全村的人自发为他守灵，生怕惊动了他的美梦。
      被救起六人是县造纸厂的职工，他们凑钱买了一口新棺材和一套新衣服，由摇船的小青年送来，小青年叫方正，他说：“那五人不能来了，因为他们是厂里被揪斗的“牛鬼蛇神”， 9月18日那天，是被厂“群专队”派到对岸的农场装运粮食，这次由我代表他们出席葬礼。”
      加急电报一次次打到树鸣的家里，不知什么原因，他的家属一个都没有来。
      九月二十四日，在公社革委会的主持下，召开了挺隆重的追悼大会，记得会上革委会冉主任说：“李树鸣同志，用自己舍己救人的行动，证明了一代知识青年，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茁壮成长，我们要为他申报‘革命烈士’称号。”造纸厂革委会也派人送来了花圈，但还是没允许那五个被救起的人参加追悼会，可他们的亲属却来了五马车，四十多口人。
      第二天县报纸就登出一篇醒目的文章，《知青的楷模——李树鸣》，文中竟把树鸣去世时，右胳膊衣袖被胸前的像章套住而不能逃生，说成是“在他生命将要走到尽头时，还念念不忘胸前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右手牢牢地护着像章安详地走了……”
      一个多月后，树鸣的妹妹陪着妈妈来了，我们才知道那一封封电报她们根本没收到，因为她们全家已随定性为“叛徒”的父亲，被赶回农村原籍监督劳动，后来是亲属，由下乡的孩子那儿得知这个消息转告他们的，由于受到限制，他父亲没来。
      由河畔树鸣的坟地回来，我们就去了公社，准备将树鸣的“革命烈士证书”一并带走。冉主任说：“所有材料我们已报到县里，留下你们的联系地址，你们回去等着吧。”
      冬去春来转眼到了1971年的五月，一天我接到树鸣家里的来信，询问树鸣的“革命烈士证书”的事，我很吃惊，怎么都八个月了还没办下来，我立即去了公社再次询问，他们让我到县里问，在县革委会才问明白事情的原委：上面有的领导对树鸣救起的那五个“牛鬼蛇神”有异议，认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新时期，什么问题都要站在阶级立场上分析处理，“舍己救人”也同样有它的阶级属性；“亲不亲，阶级分”这就是它的分水岭，否则“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就无从谈起，追悼大会公社已开过，县里的报纸也宣传了，此事就此告一段落……
      回来后大家一听，顿时怒气冲天，群情激昂，消息传开后，沿小叶河两岸共有八个知青点，一百多号人，大家都陆续来到这里，倾诉出我们知青的青春梦和尊严，已被这冷酷的现实撕得粉碎，生活的艰辛又清醒了大家的头脑，思想桎梏的枷锁，再也锁不住年轻人追求公正的权利意识。纷纷派出代表，在我带领下去了县革委会，质疑他们两个问题：
      1、李树鸣在救人时难道还需要先查档案再施救吗？
      2、如果事前知道那五个人是“牛鬼蛇神”，难道在水里将他们掐死就对吗？
      此事立即引起社会舆论的一边倒，人们都对此事的处理极有意见，三天后由军代表出面向我们做了解释：“大家先回去，我们一定会把同志们的意见向上级反映。”最后还缀上一句“千万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不要被阶级敌人利用。”那年头很多事情就是这么吊诡。
      十几天后，县民政局通知我们，由省军管会批准的《因战因公牺牲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已颁发给了树鸣的亲属，此事就此消停了。但这年夏季我被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资格被取消，同时“点长”和团支书也被撤掉。想想那稚气未脱而匆匆离去的少年；看看今天这荒诞不羁的现实，那些名利的东西已对我已毫无兴趣和价值。
      尽管没有得到任何一级领导的授意，我们还是自行决定为树鸣制作一座水泥墓碑。每天下工后，大家都在小院里忙碌着。几天后，一座高1.2米，宽40 公分的墓碑制成，在碑身正面，我一笔一划地镌刻了七个隶书大字《李树鸣同志之墓》，并涂上了殷殷的红漆。我们赶着牛车来到小叶河畔的杨树林里，把原来那块木碑换掉，想想今后只有在小叶河无尽的流淌中，和周围的野花、芳草、还有寂寞的小白杨，将永远陪伴着我们这位，长眠于白山黑水间的少年时，我们的心房在哀颤、恸哭，大家不忍离去，周围起风了，是那种生涩的西风，裹挟着无尽的哀婉和烧纸的炭碎片，摩挲着我们含泪的脸颊……
      就这样，几捧黑土，埋葬了舞象之年的少年美梦；一座墓碑，永远承载着知青们的依依深情，虽然天空留不下你的痕迹，但人民都见证了你已高傲地飞过。
      1977年12月国家恢复高考后，我凭着自己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当年离开时，我发誓——“今后老子撒尿都不朝这个方向”。直到今天，我都属“青春有悔”这一派的，并对当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法律层面上致力于国家诉求的探究中。
      毕业后我又考上了研究生，后来就留在法律系经济法专业当了教师。没过几年，我又离开北大，回到滨城开办了这家很有名气的律师事务所。
      1984年5月的一天，树鸣的妹妹找到我，说：“刘哥，我们接到通知，今年我哥的《光荣纪念证》，要到民政局重新换发新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人家审核后说，你的这个旧证到此作废，新证不能换发。你说，我们该咋办呀？”。几天后在我基本搞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就给树鸣妹妹打了个电话，告诉她你只需写个“追烈申请书”交给我，其它的事由我来办。
      经过我们几个同学近半年的奔波努力，终将由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交到树鸣妈妈手中（其父已于1980年病故），这也算是我们对树鸣同学的在天之灵的最大告慰。
      这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问题的死结是——当年县里的“追烈报告”中，将树鸣的死因写成：“为护卫毛主席纪念章而英勇献身溺水死亡。”它不符合1980年新颁布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的规定，所以被停发新证办理，我们这次又找到当地县政府重新为他办理了“追烈报告”；找到当年被救的当事人，出具了证明材料等工作，才将新证办下来。
      听完这段如泣如诉的故事，我要说的是——生命至上和同价，绝非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阶级分析”，能改变的，正象当年哥白尼的日心说，不是宗教教义能依靠强权否定一样；但就是这样一个普世的理念，在那个父权专制的政治宗教化中，道德问题已被阶级化；“舍己救人、见义勇为” 也归到阶级属性里；整个社会价值观发生逆转；人性遭到批判和唾弃，人类的公正和尊严也化为乌有，社会在哭泣，民族在流泪。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今天听起昨天的故事是很哀伤，但在悲哀之余更需要的是思考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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