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李冬民事件

bluesky

　　

    书归正传。1977年冬，中国的政治气候像天气一样寒冷，但是，地火在燃烧。围绕邓小平的复出问题，中央内外的斗争十分激烈。
　　当时积极呼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人很多，大都是老革命家、老干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们，说干脆点，造反派不多，但并不是没有，本人就算一个。
　　本人虽因“吹捧”老邓挨了点整，但比起李冬民来，差远了，小巫见大巫也！李冬民文革中是北京市中学红卫兵“四.三”派的头头，铁杆的小造反派，后来当了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同蒯大富、韩爱晶等人一样。
　　李冬民后来上山下乡，又当了兵，入了党，复员后分到西郊一个工厂当了工人。他在内蒙插队时认识了北航学生李明义和王如山，交了朋友。而李明义和王如山是北航红旗的骨干分子，是我的同学和好朋友。文革中我同李冬民本人不熟，仅见过一次面。
　　文革后期，李冬民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他主张保邓小平，支持邓小平上台。李冬民保邓小平还有自己的理论，似乎叫什么“第三道路理论”。
　　一天，老同学王如山从内蒙探家路过北京来看望我，并交给我一封李冬民的信，让我转交李明义，因李明义当时不在北京，这封信我看后就处理了。
　　李冬民在信里谈了倒华（国锋）拥邓（小平）问题，并谈了他的想法，行动纲领和战略战术之类，当时应当算是一封反革命信，如果落到华国锋手里的话。
　　李冬民既说又干，他到处联络人，成立了一个组织，准备大干一场。李冬民等人首先在北京市委静坐、“闹事”，又去天安门贴出大标语，要求邓小平上台。
　　1977年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李冬民组织人马在天安门广场刷出大标语：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坚决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这件事顿时轰动了北京市。“英明领袖” 华国锋和北京市负责人吴德立即把此事定为“反革命事件”，并下令逮捕李冬民极其同伙。
　　李冬民有一个笔记本，上面记录了许多秘密和朋友们的地址电话，其中就有王如山、李明义等人，谢天谢地，那上面没有我的名字。
　　李冬民乘公共汽车时，书包不翼而飞，里面有他的绝密笔记本。
　　李冬民万万没料到，偷他书包的不是小偷，而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侦察员。
　　到了厂里，李冬民被叫去参加一个大会，在会场上，他突然被两个便衣警察押上台去，台上立即挂出了“批斗李冬民反革命集团大会”的标语。
　　不久，北京市委向全市公布了“关于李冬民、张兆庆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材料。
　　当时，我正在厂里劳动，李冬民案件与我毫无关系。
　　公安局很快把李冬民的“反革命集团”一网打尽，包括我老同学王如山、李明义在内，皆被抓了进去。李明义是在东北某医院里父亲的病床前被北京警察抓走的，李刚被抓走，其父便断了气。王如山是从青海抓到北京的。
　　李冬民等人在监狱里受到了十分不友好的待遇，据公安局整过李冬民的某警察吹牛说：“到了我们手里的家伙，没有好汉。李冬民被我们三下五除二，就趴下了。”
　　这话对李冬民是极大的侮辱，把人捅死骂人家肉皮不结实，这是标准的强盗逻辑。
　　一天，我又被叫到了738厂保卫部。
　　刁部长皮笑肉不笑地说：“戴维堤，你还让不让我们活？你怎么净惹事生非？今天市公安局找你有事调查，你要好好配合。”
　　我一看，两位警察坐在那里，竟然没有我坐的地方。
　　“姓名？”一个警察问。
　　我听清了，没有答理。我自己找了把椅子坐了下来，点上一支烟。
　　“问你话呢！老实回答！”
　　我顿时火冒三丈，大声地说：“请问，今天是外调，还是审问？”
　　保卫部长继续皮笑肉不笑，“别误会，是外调，公安局的同志找你了解李冬民的事，你不要紧张。”
　　不料那个警察仍然蛮横地说：“外调也好，审问也好，你都要放老实点。”
　　“你先放老实点！”我顿时站了起来，扔掉烟头，指着他说：“这里是738厂的办公室，不是你们公安局的予审室，有本事你们先把我拷走！”
　　这时，陪同来的我的科长老王看不下去了，为我抱不平说：“你们外调怎么这样？戴维堤是我们的职工，我们认为他是个好同志，你们不是外调吗？你们今天是求他来了，怎么这样谈话呢？”
　　警察不情愿地说：“对不起，我们习惯了。好吧，坐下谈吧！”
　　这还差不多。
　　“认识李冬民吗？”警察问。
　　“算是认识吧，文革中见过面，但没有打过交道。他不认识我。”我如实回答。
　　“知道李冬民、张兆庆‘反革命集团案’吗？”
　　“听说了。”
　　“李冬民打着拥护邓小平的愰子，反对华主席和北京市委。他给了你一封信，有这事吧？”
　　“有，但不是给我的，是让我转交别人的。”
　　“别人是谁？”
　　“有必要说吗？”
　　“不就是李明义吗？他早被抓起来了，你还保他？”
　　“本人不知道李明义有什么问题。”
　　“王如山认识吗？”
　　“认识，老朋友了。”
　　“信是他给你的？”
　　“没错。”
　　“信呢？”
　　“烧了。”
　　“你不配合我们？”
　　“谈不上配合不配合，该配合就配合，想配合也配合不了，烧了就是烧了。”
　　“信的内容是什么？”
　　“记不太清了，好象是拥护华主席、打倒邓小平之类的内容吧！”
　　“你说反了吧？是拥护邓小平、打倒华主席吧！”
　　“这话可是你们说的。”
　　“看来你确实不想配合我们。这样吧，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回忆一下，把信的内容回忆一下，写一份材料给我们。”
　　“可以。没做亏心事，不怕--”下面的三个字没说出来。
　　警察又问了其它一些情况，我如实作了回答。
　　实事求是地说，公安局的同志都是好人。他们与我无冤无仇，他们是奉命行事。他们专整坏人，保护好人，为党为国为民工作不容易，有时还会遭坏人杀害。但是他们正因奉命行事才总出问题，上面错了，他们就错，常把好人当坏人整，而且往死里整。
　　李冬民事件，搞得很大，中央发了文件，华国锋、吴德多次批示，说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反革命集团案件，抓了许多人。李冬民他们在监狱里受了不少罪。
　　北京市某些人整人特有办法，怪不得文革以来北京市一把手宝座总是不稳，这叫做天报应。（注：现领导人除外。）为了致李冬民他们于死地，坚决反对邓小平上台，北京市某些人竟然栽赃陷害，故意把李冬民要在天安门“4.5”纪念日时发动数十万人拥邓上台的“邓小平”三字改成“王洪文”。这一改，事情当然就不太好办了。
　　作为北京中学生红卫兵造反派“四三”派的头头，李冬民帮助邓小平改写了历史。
　　李冬民等人是民间“倒华、拥邓”的英雄代表。
　　李冬民事件，对老邓们采取果断措施起了催化作用。
　　李冬民事件，最终以华国锋、吴德等人的下台而告终。小人物斗倒了大人物，这又是一个特例。
　　李冬民立了大功，平了反，按说应该混个“官”当当，但据说他既未升官也没有发大财。这就对了，革命者本来就是无私的。
　　李冬民后来自己办了一个“社会研究所”，以维持“生计”。
　　李冬民有点“不够朋友”，后来在北京饭店7楼的一次宴会上，他竟然不认识我。事实上，文革中李冬民确实不认识我，假如认识我，他的“黑名单”上一定有我，我就会因保老邓坐华国锋的大牢了，那我就成了地地道道的“保邓英雄”了。后来老邓们利用抓“三种人”整我时，我就可以和老邓们“讨价还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