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结束文革的那些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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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

   1967年秋，中国陷入毛泽东称之为“全面内战”的险境已有不少时日，正在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浴血奋战，残酷厮杀的红卫兵突然听到这么一句“最高指示”：“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

   不少人猛然醒悟，不少人心灰意懒，毅然或黯然地退出运动。

   但执迷不悟者也大有人在，清华大学井冈山派和“四?一四”派的武斗从１９６８年４月下旬进行到７月下旬，使“文革”的发动者痛感昔日的革命先锋已经成了实施自己战略部署的绊脚石。
   ７月２７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奉命开进清华园，强行收缴武器，拆除武斗据点。

   清华的学生领袖、全国著名造反派头目蒯大富气急败坏地向中央告状，说有黑手指使工人镇压革命小将，他万万没有料到毛泽东的回答：“黑手就是我。”

   清华事件之后，学生退出了政治舞台。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长期重病的周恩来总理溘然逝世。

   ４月初(清明节之前)，北京市各界群众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贴挽联、朗诵诗词，寄托对周总理的哀思、表达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不满和愤慨，以及对“继续革命”的厌倦，对现代化建设的向往。

   “四人帮”及其爪牙亵渎和践踏了人民这种正义而神圣的感情，他们强行收缴花圈，最后用棍棒对群众大打出手，血溅天安门广场。但是，残暴成了施暴者末日来临的前兆，半年之后，“四人帮”彻底覆亡，“文革”浩劫至此终止。

   海外的“文革”研究者把１９６８年工宣队进驻、红卫兵退出“文革”舞台当成“文革”结束的日子，国内把１９７６年的群众抗议和“四人帮”覆灭视为“文革”结束的日期，本文的访谈对象曾意，他讲述自己所经历的两件大事，就分别发生在这两年，都与“文革”的结束有关。

   曾意：

   1965年初中毕业，“文革”期间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工作，现为某民营企业负责人。

   （一）结束清华大学的百日武斗

   记者：你们去清华大学，准备工作是怎么做的，是工人的自发行动还是奉谁的命令？

   曾答：从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４、２５日起，在我们厂由军代表主持开动员和筹备会。

   我当时是厂子里中间派群众的代表，从大联合学习班上调来参加会务工作，所以了解一些情况。

   参加会议的是北京市工交系统各单位的领导，即军代表、革委会或大联委负责人。

   会议是我们厂出面召开的，我们厂的军代表是８３４１部队的人，都认为他们是毛主席亲自派来的。照我的理解，这次行动部署是执行上面的精神。

   问：工人们愿意去清华执行任务吗？

   答：挺愿意的，当时我们认为，“文革”乱哄哄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北京市社会上是稳定的，工厂也是稳定的，就只有学生还在乱，还在斗。

   中央指示停止武斗，叫学生复课闹革命，我们很拥护。

   问：你们是怎样去清华的？

   答：７月２７日清晨８点左右，我们厂一千多人出发了。

   我们是步行去的，打着旗子，喊着口号，沿路宣传中央关于制止武斗的“七?三”通告，走到清华已经１０点过了。

   问：我看记载，工人进校时发生了冲突，学生动了武，你们当时没有这种准备吧？

   答：完全没有武斗的准备，你看，我是穿着背心、短裤就去了。

   我们以为到清华，宣传几个小时就能解决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家，没想到遇到的阻力特大。

   我是从学校南门进去的，这个方向还没有多大阻力，从大门直接进到二道门。

   在西门就发生了争执和冲突，学生不让进，把门关上了，并手执长矛在路上堵着。

   我们的人冲了好久才进去，但已经有人受了伤，因为对方用长矛刺，用砖头砸我们。

   问：事后有关材料说，对抗工人宣传队进校的是以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派，而“四?一四”派是支持你们的，因为在武斗中，“四?一四”派占下风，他们在清华园内的据点被分割包围，已经支持不住了，他们从６月底就不断向北京市革委会求援，要求干预，以摆脱被歼灭的命运，情况是不是这样？

   答：完全是这样。

   我们去，绝对没有派性，包围、拆除两边的据点，收缴双方的武器，当然在客观上有利于势力较弱的“四?一四”派摆脱困境。

   他们被长期断粮、断水，连死尸都不能运出安葬，尸体发臭了，只好涂上厚厚的白石灰。他们出来时，已经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有的人头发齐肩了。他们对我们是配合、支持的。说拆工事就拆了，说交武器就交了。有些人是我们把他们从包围之中带出来的。

   抗拒和攻击我们的是井冈山派，一直坚守据点，与我们对峙。

   问：后来又怎样了呢？

   答：我们也只能把所有有武斗工事的建筑包围起来，发动宣传攻势，高呼“制止武斗”，“复课闹革命”，“实现革命大联合”等口号。

   我们这边也去了几辆宣传车，但很仓促。我们在那里是很苦的，去了好几万工人，吃饭时只送来一点馒头、饼、咸菜，吃不饱。

   我们厂送了中饭，晚饭没送来，有的厂根本没有送饭。

   那时是７月底，天气很热，我们都穿得很少，但下午四五点钟时天降大雨，把大家淋得落汤鸡似的。晚上也没地方住，只能在地上或草地上席地而坐。

   好在我们印刷厂纸多，可以用牛皮纸垫一垫。我对清华的印象，就是那里的蚊子又多又大，一叮一个大包。

   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答：雨下过之后，大约在６点钟，井冈山派的学生反击了，不少人挺着长矛冲出来，口中哇哇乱叫。他们的长矛挺长的，有三四米，钢管做的，前头打磨得很尖。

   我们手上什么都没有，最多个别人拿了一面小旗。我们只能在各单位军代表组织指挥下往学校外边撤。

   工人受伤的不少，我们厂就有好几个。

   我们车间有个姓林的副主任，右边屁股上挨了一长矛，有３寸多深，幸好送医院及时，没有落下残疾。

   当然，有些工人给打急了，也还击，把方砖一砸几块，扔过去。

   据说工人在２７号那天死了六七个，伤了好几百。我们从西门退出，后半夜又从南门进入，但这次只进到第二道校门。

   大概在夜里零点以后，部队进来了，是北京卫戍区的，恐怕有几千人。

   他们装备很好，每人一件雨衣，看得出来，里边有枪。军队一来，事件很快就解决了，部队宣传车广播，限令什么时间在几号楼谈判。

   谈完就收缴武器，土坦克、长矛等，还有从广西那边过来的援助越南的武器。

   谈判延续了两三天，收缴武器费了一周左右。

   问：后来呢？

   答：部队在校园里呆几天，我们工人进入各系。大概过了两三天，毛主席派他的秘书把外宾赠送给他的芒果送到清华工人宣传队指挥部，表示对我们的慰问。

   又过了几天，主席和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工人，开庆功会。

   毛主席对我们说：“你们辛苦了！”

   周总理谈话很多。会开了一个多小时，平时接见，主席是和大家见见就退席，那天一直坐在那里。

   那天我坐在靠前，看得很清楚。

   我们感到自己辛苦一场，但制止了武斗，特别是受到主席接见，很荣幸。

   （二）清明节：送花圈和收花圈都有我

   问：２０年前，即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这一事件以中国人民抗议“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法西斯专政，以及“四人帮”的血腥镇压而载入当代中国史册。

   事件是因清明节悼念周恩来总理引起，我当时只是在外地听说此事，你知道详情吗？答：知道一些，因为我也直接卷入了这一事件。你知道，总理是１月８日去逝的，之后政治气氛很压抑，“四人帮”大搞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压制人民群众对总理的怀念。　

   老百姓想表达自己的心情，而且中国人历来有借古讽今的做法，借怀念逝世者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政治见解。４月初，清明节前好几天，天安门广场就陆陆续续出现了花圈。

   我个人最早见到是在３月２８日下午，一些中学生送去两个花圈，摆在纪念碑北面正中间。花圈比较小，挽联上写的是怀念总理、怀念革命先烈。

   大概从４月１日下午起，花圈等等就铺天盖地般涌现出来了。

   问：你是怎么卷进去的呢？

   答：我当时在厂里负责汽车调度，也兼管一点党务工作，夜里经常值班。

   １号晚上厂党委负责人叫我出车送他到市革委会开会，回来路上告诉我说有人在天安门广场闹事，叫我们别再去了。

   ２号又开会，这次紧张了，没有在市革委会开，在同仁医院一个楼里开的会。

   会上说有人利用悼念周总理的机会闹事，再次重申党员和干部不得去天安门。

   但我刚回厂，凹印车间的一帮朋友，都是青年，正等着我，要我开车把花圈送去。

   我说市里刚有通知，不让去天安门，但这帮哥儿们都是和我在新华印刷厂一道干了十多年的，我不好拒绝，就去了。

   我换了辆大卡车，装上直径近４米的大花圈，搭上将近２０来人，群众一看是北京新华印刷厂送花圈了，纷纷让道，鼓掌欢迎。

   你知道，我们厂是毛主席亲自抓的“６厂２校”的点，在社会上很有影响，连迟群也只是我们厂第三四把手，占了清华后从我们厂调过去的。

   问：你倒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答：这下可好了，我人还没有回厂，中央电话就打到厂里了，回厂时，只见保卫科的人已经等在门口了。

   他们追问我干嘛要送花圈去，叫我拉回来，我说肯定不可能拉回来。

   天安门广场那个情况，只有送花圈去的，哪有去拆花圈的呀，老百姓发现了不砸死你才怪呢！

   后来，叫我用辆面包车，拉上八九个人，全是党委、团委的书记，保卫科的，已经深夜两三点钟了，广场上人还很多，看看确实弄不回来。

   团委书记偷偷摸摸地上去，把落款的挽联拆下来了，关键就是不能露“新华印刷厂”几个字嘛。

   回厂后，还硬要叫我写个检查。

   问：后来发生的事还知道吗？

   答：４月４日晚，还是我值班。党委又通知我开车带七八个人在广场执行任务。

   这次是去拆除和收缴花圈。

   广场上，供电局、消防队的升降车都等在那里了，他们只是没有工具。

   我们保卫科负责人带了一包，大约１０多把手钳，把人分成了组，每组四五人，一辆升降车，叫把捆在旗杆上，挂在灯杆上的花圈都拆下来。

   当时部队、公安人员、民兵把广场围了起来，已经没有群众。

   我们工人老实得很，上边说清明节已过，要清理现场，我们也没有想这么做对不对，40来分钟就把活干完了。

   部队和民兵把拆下来的花圈运走了，据说拉去烧了。

   第二天一早，群众一看花圈全没了，引起公愤，后来发生讨还花圈，烧民兵指挥部的车和藏花圈的小灰楼的事，终于酿成５日晚镇压群众的流血事件。

   不过，后面的事我都未参加，也未目睹。

   问：你开车送人去拆花圈，纯属执行上级命令，你本人还是站在悼念总理的群众一边的，是吗？

   答：那当然啦。

   整个事件期间，我都去广场，拍了不少照片，记载那伟大的历史时刻，这些照片我一直珍藏至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