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从“文革”看国人之丑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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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革这段历史，是许多人不愿回忆的，但更是许多人耻于正视的，所以，至今为止，我们看到的所有评价文革的文字都是片面的，虚伪的。无法自圆其说的，深入下去看是违背常理的，所以，我们有必要抛开所有所谓的“史实”依据，那些多半都是编造的，多变的，我们只拿常识来做依据，才有可能得到些公平的评价，

首先，我们一定要肯定这关键的几点，其一，那就是古往今来，没有几个人能比毛泽东更了解中国的农民，而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农民，所以，也可以说，在中国，没有谁比毛泽东更了解中国人。能和他并驾齐驱的均是古人，比如，毛最喜欢的（资治通鉴）的作者等，但是，他们不了解当时的中国人，所以说我们可以不承认“毛泽东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我们一定要承认，他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一国之君，就在于他比任何人都更纯熟的运用：“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他要成功，就必须在智慧上战胜所有人，而这“所有人”就是我们所有中国人，他纯熟到不止战胜，他能把所有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如果说伟大，这便是他真正的伟大之处。

其二，我们不要介意这个不大入耳但是十分贴切的比喻，人是动物吗？是的，国与国有区别吗？是的，那么国与国的区别就是动物与动物的区别，一国之君就像是驯兽师，各自管理着各自的动物，但是，驯兽师之间的经验是只能借鉴，不能照搬的，因为对象不同，这就像驯虎师的经验不能照搬去驯猴子，

华盛顿伟大吗？是的，但是，他不能不那样的伟大，他很难选择其他不伟大的做法，应为他面对的是当时美国国民：犯了事，被流放，脾气暴躁，天地不怕。我们看过“飘”，看过很多的美国西部牛仔片，你就知道他面对的是一群什么样的动物。独裁？怕是他想都不敢想。

毛泽东不伟大吗？是的，他不讲民主，不给自由，，，，，但是，我们一定要看清楚他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国民,有会玩枪的吗？还是左轮？没有，玩枪的不少，都是烟枪。我们现在去动物园看看情景，还是一样，驯虎师的仓库的放着的都是，牛肉，鸡大腿等等，训猴师的仓库里估计没什么东西，花生还是游客赏的。

有些东西，你看着好，昂贵，自己吃不到就说不公平，但是，在你未进化到能消化它之前，他再好也不是你的，吃花生和吃牛肉是各自祖先开始几千年前延续下来的口味和习惯，就像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初始，无一例外都是国民自己选择的，比如君主立宪制，共和制等等，日积月累就成了习惯，这个习惯，就是人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如果说几千年之后有了改变，那就更麻烦，就算改的再好，要得到所有国民认同至少需要时间，而这个时间也许又是一个千年。而这千年，必定会是一个动荡，混乱，困惑，矛盾的时代，就比如今天开始给猴子吃肉，认同肉的和反对肉的之间的矛盾，而等到所有猴类都习惯以肉食为主食的时候，需要多久？

那么，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什么？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人性表演的大舞台”

     我们先来看一看文革期间，包括工，农，商，学，兵的国人都在干什么？

    （一）工人，厂矿企业基本停工，工人先是有自己的“纠察队”，带袖标，持统一尺寸的木棍，后发展成持有武器，武器的来源一是抢劫部队，二是民间收集，有三八大盖，也有老套筒，三是自造，上海工人武装就多是自造，有了武器就开始“武斗”，也就是林立的派系之间的战争，四川的重庆，河北的保定打得最凶，死人最多，

   （二）农民，文革中没有参与到城市的武斗中间不是他们善良淳朴，而是中央把斗争的对象送到了他们的嘴里，任其宰割，这就是那成千上万的知青，他们的生死和前途完完全全被交到了农民的手中，结婚，生育，入党，上学，回城等等诸如离开这个村庄的一切活动，没有当地农民的批准都不可能实现，于是，这不啻于一场恶梦，极端的例子就是一名上海蒋姓女知青，实在不堪凌辱，开枪打死了那名干部，福建一名知青的父亲眼看儿子要活不下去，写信给了毛泽东，毛的回信里也不得不承认：“全国此类事甚多”。

（三）商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服务业又如何？住旅店，各类手续，介绍信，证明信若不全，轻者赶出去，重者扭送公安局，饭馆吃饭，要排队买票，好容易排到了，里面但说一句“没钱找”，你送进去的钱就会被扔出来，换好零钱接着再排，吃着半截饭去取点醋，回来那饭就没了，被服务员扔了，王朔有一篇小说对此有过很形象的描写，对于所有服务员来说，没拿盘子扣你头上一律算是客气的了，而且，这个服务标准全国统一。

（四）学生，正好前几天濮存昕上凤凰访谈，说到文革，他是这样说的： “四中的红卫兵来了，那都是大宽带（腰带）”，穿着军装，拿那皮带就往脸上抽，当时就破了，，，，那个老太太过两天就死掉了。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人性完完全全没遮没拦了，很丑恶的东西都有”。大家可不要以为只是“四中”啊，全国的学生都是“红卫兵”，都在各自的地方做着同样的事，其残忍程度远胜纳粹，打死人是不用偿命的，甚至无人追究。于是，他们更选择了“虐杀”。

  我们看见了，毛泽东面临的是这样的国民，毛是个很有思想境界的人，他一生最重视的是意识形态，他重理论，他能打败国民党成为一国之君靠的就是理论，

   文化大革命斗争的核心也就是意识形态的斗争，那么，一场思想领域的斗争怎么会死伤数千万百姓呢？

毛泽东肯定是不会关心这些百姓的生死的，他一生关心的就是他的政治对手，建国之前是蒋介石集团，而建国之后，从“七大”开始，整个领导集团都成为了他的政治对手，在这次民主的会议上，他靠着投了自己一票才勉强当选，这对于一个投身于这场“革命”不惜牺牲所有亲人的他来说，这或许意味着他的“前功尽弃”，所以，他必须孤注一掷。面对所有“政治对手”，它使用的依旧是他最拿手，最把握的手段，那就是“依靠群众”，它无需做任何事，他只是有导向的，有条件的把“民主”和“自由”赠送给百姓，然后，打开了那扇罪恶之门，那扇门，就是“中国人的人性之门”。他很清楚这扇门一打开，他的政治对手包括无数陪葬的百姓就会在他“谈笑间”灰飞烟灭。南方人擅吃猴脑。但屠夫去笼子里抓猴子从不自己动手，他只要把手指向那只猴子，其他猴子就会迅速把那只猴子扭送到屠夫面前，所以，毛泽东只是对工人阶级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他对学生也只是有这样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同时，告诫农民兄弟“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于是，就有了全国范围工人阶级之间的武装斗争，有的地方的工人甚至动用了坦克，于是，就有了农民对知青的凌辱，强奸，迫害，就有了学生对异己人士的虐杀。

我们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起的，但是，如果我们顺理成章的认为：文革的一切损失是毛泽东造成的”是不合理的，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要知道，文革，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思想领域的斗争，流血，恐怖，肯定是有的，但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百姓之死和这场斗争是不应该有关系的，文化大革命的内容绝对不包括“四中”红卫兵抽向老太太头上的皮带，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判断：文革的损失是谁造成的，

我们为什么强烈反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照理，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没有什么正义非正义可言，而军人服从命令也是他的职责，所以，侵华的军人本无罪，就像我们的亲戚“成吉思汗”曾一路奸杀到欧洲，现在依旧被我们视作英雄，但是，他们确实有罪，他们的罪在于：对无辜百姓的虐杀，奸杀，那么，如果说包括“四中学生”在内的学生，工人，农民都把自己的实实在在的罪行推给毛泽东，都说自己只是执行毛的指示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军人同样执行的是天皇的指示。

雨果小说里有个人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社会的一切矛盾的起源无非两件事，1，没钱的人想有钱。2 有钱的人不想失去他的钱。因为中国人对于权力的追求远胜过金钱，所以，这句话对中国人可以这样说：没权的人想有权，有权的人不想失去权。这个矛盾贯穿了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所有权利的更迭都是通过血腥和暴力，文革的血腥和暴力再一次印证了这一点。



    二战结束，日本战败，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上至天皇下到百姓并且延续至今的反省浪潮，这就是：“一亿国民总忏悔”。可见，日本人没有把侵略战争的罪行归咎到天皇，军部和士兵身上，而是认为罪行在每一个日本国民，确实如此，这场侵略战争很大的一股推动力来自整个狂热的日本国民，于是，战败后，很多的百姓为了谢罪选择了自杀，“阿信”的丈夫龙三便是其一，而他自认的罪过，不过是为整个日本战争机器做过一点服务，

  在看我们中国人，对于这场持续十年之久，全国性的巨大悲剧，我们只找到几个人为他负责，首当其冲便是毛泽东，这便是我们一贯的秉性，明朝亡了，责任在吴三桂，清朝亡了，责任在李鸿章，只要拿几个人顶了罪，其他所有人便可“心安理得”，骂的那么慷慨，那么激昂，可曾有人想过：文革的巨大推动力或许是来自我们每一个狂热的国民？

   文革结束后，我们国家选择了对文革中所有人的罪行不予追究，为什么？原因就是“作恶者”几乎是包括我们领导阶层在内的所有人，周恩来自己都不得不承认：做了很多违心的事，说了一些违心的话。难道我们还要相信十亿中国人的九亿九千九百万是“清清白白”的？不追究也就罢了，难道自己做的事不知反省？我们常说“以史为鉴”只有真正了解了这段历史，才有可能将其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但是，现在我们显然是混淆了这段历史的是非。

   （二）我们说文革，就要首先清楚文革的产生的根源，其实，这个根源很简单，就像上面所说：“没有权力的人想得到权力，有权力的人不想失去权力”，文革就是一个不想失去权力的人借助所有想得到权力的人的中国人的本性而发动的一场“假革命”。近代中国本来没有一场真正的革命，如果任何人以“革命家”自居，那他最好先照照“切，格瓦纳”这面镜子。

那么，一个人失去权力会紧张到不惜发动一场如此浩大的社会惨剧吗？会的，因为，他得到权力的过程也是一场惨剧，而且更甚，这就是说，从得到权力开始的所谓“革命”就是一场“假革命”，一场革命如果从血腥开始，必定还要以血腥结束，因为，血腥，是要得到“清算”的，我党数次次重大路线斗争其实本质上都是背离了建党初衷的的结果，当他们开始“通过暴力夺取政权”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背离了建党初衷，这时候就必须对党的创始人开始排斥，因为，这些党的创始人已经成了党的“异己”，比如陈独秀，瞿秋白，等等，而且，为了使这些“排斥”合法化，就必须制造更多的路线斗争，要不断地清除异己，因为，每一次的错误都会成为一个历史的包袱，这些包袱都在等待“真相大白”的一天，而真相大白的一天，也就是遭到“清算”的一天，其实这一天，就是他失去权力的一天，这个清算是必然的，就我们所经历过的有苏联的斯大林，有柬埔寨的波尔布特，还有东德的昂纳克，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阿尔巴尼亚的霍查，，，，，无一例外，都是社会主义国家

   这就是毛不想失去权力，也绝对不能失去权力的理由，对他的历史“清算”，七大就是一个信号。



   

中国人好说“乱世出英雄”，这句话，鼓舞了千百年除既得利益这之外的所有中国人，因为任何一个执政者都不可能满足大多数国民的利益，所以，任何时候“不满”是绝大多数的声音，这一点，中外一样，民主国家的总统勤勤恳恳唯唯诺诺小小心心，即便如此，不出几年，老百姓也照样“不满”，也会毫不客气的将其赶下台，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无法用手中一票把当权者赶下台的国家，百姓若对当权者不满，对自身的现状不满。唯一的希望就是“祈求乱世”。

我们的领袖非常了解中国人，所以，他首先要搞一系列的“造神运动”，把自己置身于一切权力纷争之上，成为“神”的代表。然后，人为地制造一个“乱世”赏赐给大家，这就是“文革之乱”。他把一个个卖菜的，种地的，纺织女工等等放在了大国副总理的位置上，把考试不及格的中学生，工人们放在国家重要领导岗位上，他让中国人相信：“打到你们的领导，你们就可以做领导，而且，上不封顶，而且，可以“不择手段”。

于是，文革开始了，一个不想放弃权力的人让所有人去“夺权”。打到一切既得利益者使自己获取利益是他们每个人内心的原动力。而毛则是总后台，他为想夺权的人铲除一切夺权过程中的障碍，比如司法，比如舆论。为想夺权的人歪曲一切束缚他们夺权的观念，，比如宗教，比如历史。比如礼义廉耻。乱世，使他和无数的中国人狂喜不已，“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

中国人千百年虽然饱受特权的存在之苦，但是这千百年崇尚的，追求的还是特权，因为，他们的追求和理想就是自己能处在特权阶层，所以古训就有“学而优则仕”之说，而“仕”则是权，对权力的追求胜过对金钱和物质，我们看看几千年历史改朝换代领导者的初衷和结果，无不是为了改变不平而建立了新的不平等，中国，自古就是个“官本位”的国家，一切的是非，一切的曲直，均已权重者的判定为准。这就是在中国，权力的真正价值。文革，真正的让无数中国人感觉到自己翻身的机会，所以，他们无比的投入，当毛的思想“左倾”的时候，人人争当左派，当大家都成了左派的时候，相互之间就开始了真左派和假左派之争，这就是全国范围的武斗的缘由，什么是“武斗”，武斗，就是“武装斗争”。武装斗争所较量的就是谁左的更为极端，但是，高高在上的毛其实意不在此，所以他不断地调整“坐标”，这就导致了今天还在攻击他人的左派原地未动就成了右派，成了被攻击的对象，，这是个很尴尬，很讽刺的事实，尴尬到文革结束至今，无数的当事人不敢谈及文革，也就是不敢正视自己的灵魂深处，如果不信，我们可以检验这两件事：一，整个文革，谁是受益者？答案是：没有，毛的文革，根本就没有想到过除他之外的任何人得益，这一次，他又成功了，他的成功经验就在于他“投鼠”从不“忌器”哪怕这个“器”是千百万生命。。二。整个文革，谁是被冤枉者？答案还是：没有。失去生命的人固然值得同情，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了解了他失去生命之前做过在什么，也许，就不那么值得同情了，



（三）说到历史，中国人都会想到司马迁，他是个“史官”，专门记载历史，历史就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发展过程，中国的“史官”几千年下来应该是不计其数，但是，我们为什么只记得他司马迁？原因是：他是公正的记载了历史，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公正的记载历史的人的后果，那就是他遭到了“宫刑”。

     看来，公正的记载历史自古就是件极其危险的事，男人们好说：“士可杀，不可辱”，但这“宫刑”可就把男人“辱”到家了，什么事会让权力者下如此的狠手呢，原来，就是在历史的记载中加入了“公正”二字。

    我们纪念司马迁，念的是他“前无古人”，其实我们纪念司马迁，更无奈的是从他之后的“后无来者”。一个“宫刑”足以使我们肯定我们的无奈，足以使我们对历史“公正”的祈求停留在太史元年，我们能忽视自己对“宫刑”的恐惧吗？如果不能，我们千万不要要求历史的客观和“公正”，要知道，这个要求看似简单，其实，是以“公正”的提供者的“家伙”做代价的。我们凭什么让别人忍受剔除“家伙”的痛苦而满足自己对历史“公正”的探求呢？


   我们现在说历史，很多人拿“史料”做依据，其实，对文革的评价，我们尤其不能用“史料”。为什么？比如周恩来自己都说“说了违心话，做了违心事”那其他人就不用说了，如果有人现在言之凿凿的说：林彪迫害了，，，。那首先可以肯定的是：那时候大家都在相互迫害，只是谁赢谁输的问题，为什么所有人都在说假话呢？理由很简单：我们党历来是要求“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所谓的“高于一切”那肯定要高于“真理和事实”。党员的任何话，一定要符合党的利益，一定要围绕着党的利益，这和他们与维护自己的“家伙”相比在道义上显得更高尚一些，更心安理得一些，所以，作为政治家，这个世界上很少有比我们的政治家更疏于坚持真理更勤于混淆历史，篡改事实的政治家了，印度有甘地，南非有曼德拉，连缅甸都有一个伟大的昂山素季，他们无不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为了坚持真理而不惜把牢底坐穿，文革至今，我们看到过我们自己有过一个这样的政治家吗？所以，我们希望看到的事实，其实都是在个人利益的前提下的事实，就比如九一三事件，“周恩来已猜到十有八九了。他高兴地连说;“啊，摔死了，摔死了。” 随后，一向注意仪表的周恩来穿着睡衣和拖鞋，疾步走向毛泽东所在的118厅，向毛泽东报告这一消息。”

“总理，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您该高兴，对不?”讲完他自己才意识到，自己分明在重复着总理刚才讲的话。周恩来回过身来，双肩依然在颤动，脸上老泪纵横，他摇着头，声音嘶哑地反复说：“你不懂，你不懂!””

一个说“大哭”，一个是“大笑”，两者均为党史资料，以这样的史料为依据，任何的对真相的探索都是徒劳的

   

（）四文革，清楚地昭示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关系，其实，就是乾清宫和后宫的关系，前者代表的是绝对的集权，后者，就是我们的国家，也就是我们的百姓，后宫的生存状态都是乾清宫权力的最直接的体现，是权力的载体，

我们对后宫的生活并不陌生，因为，中国所有文艺作品里对后宫的描述称得上是栩栩如生，形象而又生动，他是一个国家整体生存状态的浓缩，后宫是被动的，所有人的衣食荣辱都的取决于乾清宫主人的喜怒，没有第二个选择，没有第二条出路，这就导致了后宫所有人终其一生的追求就是“求宠”，不管用什么方式，一旦“得宠”，则身价百倍，鸡犬升天，否则就是“生死两茫然”。于是，为了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看到了宫中惊心动魄的残酷斗争，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其实，这一切，每天都发身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

后宫百姓的特点之一：揣摩当权者的心思并投其所好。文革的浮夸风始于河南的七里营人民公社，亩产一千斤，夸张到一万斤，国家按照一万斤征粮，人民公社拿不出，首先就要断了社员的口粮，于是，老百姓只能吃树皮，吃草。连草和树皮都吃完了，就只能饿死，讨饭是要追究刑责的，这属于给全国的模范抹黑，

这就是“求宠”的表现之一，其结果就是七里营的“得宠”，于是，全国效仿，农业有了榜样，工业就要如法炮制，这就有了“大炼钢铁”，于是，就有了各行各业群起而“吹”之。那个年代，大街上每天都有无数次敲锣打鼓的游行，这是各行各业在向领导“报喜”。



后宫百姓的特点之二：为达目的，不惜牺牲所有人，就像武则天不惜牺牲自己的孩子，慈禧不惜牺牲自己的姐妹一样。我们每个人都该记得从小为了“求宠”于父母，不惜诬陷自己的兄弟姐妹，为了求宠于老师，不惜冤枉自己的同学，为了求宠于上级，不惜嫁祸于自己的同事，如果仅仅是个人的行为，危害是有限的，当然，前提是收益也有限。但是我们的父母官们为了求宠于他么的上级，那他危害的可就是一方百姓了，问题是这样的“官”太多了，因为，这个收益是无限的。所以。他们用无比的主动性和自觉性，用无比的热情不惜一切代价的去求宠，这才导致了文革的灾难。看看我们现在各地谎报，虚报政绩，夸大GDP，这和文革又有什么区别？

这就是我们国家延续至今的政治制度，但这是一个绝对符合中国国情的，符合中国人本性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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