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岁月的惨淡记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穆欣先生，不知道此人还健在否?

lrm2222 · 发表于 2010-8-9 16:44:44

在和几位朋友聊天的时候，大家对当年气焰熏天的中央文革小组究竟存在了多长时间莫衷一是。有人说，存在了十几年，文革没有爆发就存在了；有人说，很短命，存在时间只有两三年时间。历史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若干决议》已经过去近三十年了，为什么这一给中国带来十年浩劫的曾经炙手可热的一个“权力怪胎”会显得这样扑朔迷离让大家争论不休？

闲谈间，有人提到当年在文革初期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穆欣先生，不知道此人还健在否?也许他作为当事人也是历史的见证者应该明白中央文革小组沿革的有关情况？经多方打听，终于和穆欣先生联系上了，这位在国家外文局局长位置上退下来的历史老人，今年已经八十六岁了，听起来声音还是那样的爽朗，思维还是那样的清晰。谈到王力回忆文革的有关文章，如在香港出版的《王力反思录》，穆欣先生肯定地说，这个人许多事情都是在吹牛，给自己脸上贴金，想尽一切办法为自己开脱，错误是别人的，功劳是自己的，一定要小心他的文章。王力在1996年也已经去世了。问到他的弟弟，穆欣说，人还在，只是身体不怎么好。穆欣先生说自己离开河南老家扶沟比较早，家中也没有什么人，也不怎么回去了。

中央文革小组的历史演变

现在的人似乎认为中央文革一开始就被江青、康生等人一直把持。实际上，在1966年之前，也就是1964年7月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是彭真，彭真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副组长是陆定一，陆定一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中央文教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该小组明确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开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成员有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兼理论小组组长）、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中宣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习惯称之为“五人小组”，另外还有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姚溱，《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胡绳、范若愚、王力，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以及林枫、张子意、林默涵、田家英、陆平、李琪、范瑾、宋硕、陈俊、胡克实、郭影秋、蒋南翔、李曼村、华楠、戚本禹、关锋等参与有关工作，“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办公室由许、胡、吴、姚、王、范组成，许立群为主任，胡绳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这一“五人小组”随着形势的发展其工作不能令毛泽东满意，江青等绕过“五人小组”，通过柯庆施在上海与张春桥、姚文元等组织了震惊中外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于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发表，从而揭开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4月9日到1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组长为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副组长是江青、刘志坚，成员为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吴冷西、陈亚丁、尹达、张春桥等。1966年5月8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批准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8月2日中央决定陶铸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后来文革小组还补充了华北、东北、西北、西南的成员参加。刘志坚被打倒后，徐向前也曾经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文革小组下设办事组、宣传组、文艺组、理论组、来信组、快报组等若干组，办事组相当于办公室，经历了7任负责人，这些人除了李讷，在“文革”中几乎都没有好结果。《欧阳海之歌》的作者金敬迈、《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作者李英儒都在文艺组工作过。由此可见，中央文革小组先是“五人小组”，彭真、陆定一被打倒后，以陈伯达、江青、康生为主成立“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并从此演变为中央文革小组，核心人物是江青、康生，陈伯达是名义上的组长，人员多有变化，但最终还是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这个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直接向党的最高领导人负责。1967年8月30日，王力、关锋跨台，1968年1月，戚本禹被隔离审查。中央文革小组在人们心目中，似乎贯彻十年文革始终，实际上，它真正存在不过3年时间，到党的九大时就解散了，因为，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已经取得了更为冠冕堂皇的权力，不再需要这个“小组”了。

从上海滩锦江饭店到北京钓鱼台

许多人认为文革有两个中心，即北京和上海。实际上，应该说文革酝酿在上海，引爆在北京，后来的上海基本上是一种呼应，指挥中心应该是北京的钓鱼台。中央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主要在上海的锦江饭店，活动时间不是很长，文件起草完毕，就撤回北京了。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活动地点则主要在钓鱼台国宾馆。钓鱼台地处京城名胜玉渊潭东岸，玉渊潭古时称“望海楼”，也称“钓鱼台”，自金代始，就成为皇家园林，“玉渊潭上草萋萋，百尺泉声散远溪；垂柳满堤山气暗，桃花流水夕阳低。”乾隆皇帝在此兴建行宫，并留有“钓鱼台”的手迹。1958年，在古钓鱼台以北建国宾馆，面积达45万平方米，沿湖建筑共计15座，其后又添建了一座贵宾楼和一座建筑面积达4500平方米的俱乐部，新建的亭台楼馆，造型古雅，雍容华贵，各具风采，成为规模宏大布局和谐的现代园林建筑。钓鱼台内共有3个人工湖，沿湖万木葱茏，绿树浓荫，碧波涟漪，青翠欲滴，远处西山溪水经玉渊潭流入钓鱼台内，曲折迂回于亭台楼榭和花木石桥之间，把原钓鱼台行宫和新建筑群连为一体，春夏秋冬，各有风致。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把钓鱼台当作文化大革命的“总指挥部”，美丽的钓鱼台成为“全面内战”的指挥台，这种局面大约延续到1969年夏天党的九大之后。

穆欣先生的惨痛遭遇

1967年8月初，曾经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穆欣被打倒，此后身陷牢狱8年，1975年获得自由，1979年12月15日，穆欣得到彻底平反。穆欣的妻子张卉中被迫害致死，其弟弟杜保同也惨遭迫害，1979年被恢复名誉，穆欣的子女均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尤其是其最小的哑巴女儿，更是历尽艰辛。

穆欣在文革之前曾经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达十年之久。文革期间，当年红得发紫的所谓红学家李希凡对穆欣不依不饶，到光明日报社贴出了杀气腾腾可置人于死地的大字报，主要罪行是穆欣私下议论江青是“神经病”。后多经罗织，穆欣也因此离开钓鱼台，陷入灭顶之灾。穆欣在文革结束获得平反后，到国家外文局担任领导职务直至离休，目前在北京安度晚年。穆欣作为资深的新闻工作者，笔耕不辍，出版有《邹韬奋》、《陈赓大将》、《关向应传略》、《拔剑长歌一世雄：续范亭生平》等20多种著作。

文/ 清凉秦淮雷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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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m2222 · 发表于 2010-8-9 16:50:53

穆欣: 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情况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曾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工作过一段时间。我于1966年5月初住进钓鱼台国宾馆，从这时起到1967年8月，我在那里住了15个月。1966年8月底因为有人写信向江青告密诬陷我“骂过江青有神经病”，又在一些事情上冒犯了江青，她责令我停止工作1个来月；1967年1月中旬江青又责令我回光明日报社“参加运动”、“接受群众批评”，被批斗了1个月。从此不再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文件也停发了。2月底再回到钓鱼台，每天被“发配”到《人民日报》“管版面”(实际没有“管”)。只是这个小组对外的集体活动，每次还都通知我前往参加，直到8月初江青再次责令我回报社“参加运动”。其间我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正式工作的时间，实际上总共不满7个月。而江青一伙给予的“酬报”是近8年的冤狱(1967年9月7日至1975年5月14日)。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它把亿万人民和整个民族拖入空前的浩劫之中。当时曾经掌握了中央很大部分权力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制造这场灾难的指挥部，这个小组到处煽风点火，在全国造成空前的全面内战，在它内部也是硝烟弥漫，争斗不已。

　　这里记述的，是我住在钓鱼台期间的见闻和在以后听到的有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一些情况。

一、美丽的钓鱼台成了“全面内战”的指挥台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之初，即住进北京西郊的钓鱼台国宾馆，这座宾馆是在占钓鱼台以北修建起来的，地处首都名胜玉渊潭东岸，是北京著名的园林之一。玉渊潭古时叫望海楼，也称钓鱼台。早在金代，这里就已成为帝王游乐的场所，后为历代帝王垂钓的地方。清朝乾隆年间曾在这里兴建行宫。

　　1958年10月建起来的这座国宾馆，专供接待来华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社会名流。这座宾馆包括古台在内，面积42万平方米，其中湖水面积5万多平方米。初时沿湖四周建起的别墅楼共计15座，其后又添建了一座贵宾楼和建筑面积共4500平方米的一座现代化的俱乐部。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于1966年5月初住进钓鱼台的时候，大都住在15号楼。初时未设办公室，只有从中央联络部调来的矫玉山一人作秘书，忙得几乎24小时不停地连轴转。6月末又从马列研究院调来王广宇作秘书，仍然忙得难有喘息的功夫。其后陆续又调进来一些人，开始形成办公室。后来，调来的工作人员逐渐多起来，15号楼难以容纳了，7月初将办公室搬往11号楼。

　　7月初旬，由康生主持在11号楼开会正式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决定由穆欣、戚本禹、曹轶欧负责，穆欣为召集人。下设文电组，由穆欣兼管；简报组，由戚本禹兼管；调查组，由曹轶欧负责。

　　7月中旬，江青从上海回到北京前，办公室又从11号楼搬到16号楼，7月20日江青从上海同到北京即住进钓鱼台，康生、张春桥、陈伯达、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都住在钓龟台，其后王任重、刘志坚等也住进来，中央文革小组陆续占用了这座国宾馆的7座楼房。17号楼的小礼堂和大会议室也经常为小组使用。

　　自从中央文革小组住进来后，钓鱼台成了发号施今、指挥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指挥台”，成为搞乱全国、搞乱全党、制造天下大乱的策源地。

二、最无政府、最无章法的所在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内部关系矛盾重重，充满错综复杂的争斗。

　　陈伯达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并无实权，凡事都得看江青眼色。江青依仗“第一夫人”的名分，狐假虎威，经常“假传圣旨”(她在各种场合声称“我代表毛主席”说东道西)，处处挟持陈伯达。每逢小组开会，不管原定几点钟开会，如果江青还没有来，陈伯达就和大家等着。江青到了，陈伯达马上宣布“开会”，如果陈伯达和她有了分歧，江青就叫会议停下来，拉着陈伯达到隔壁房间去“打通思想”，其他人包括“顾问”康生，都只好耐着性子呆在会议室里等着。直等陈伯达被“打通”了回来，会议才能继续进行。江青心胸狭窄，喜怒无常，会上谈论问题，稍有不如心意，就会撒野放刁。江青在小组里俨然就是女皇，无论什么时候、什么事情都得让着她点儿。

　　在这个小组里头，奸多事情都不成体统。例如最得江青宠信的小组成员戚本禹，上窜下跳，全无章法。江青要整什么人，都叫他去打头阵，先放炮，他为江青立了“功”：戚本禹在《红旗》杂志发表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中，诬陷邓拓是“叛徒”，第二天晚上邓拓就含恨离开人间；戚本禹夜里去抄田家英的家，第二天上午田家英也含恨离开人间。在一次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刘志坚反映军队院校学员冲击国防部大楼的情况，话还没有说完，坐在旁边的戚本禹竟然粗暴地打断他，拍着桌子谩骂刘志坚“胡说八道”。江青不但不制止戚本禹反而指责刘志坚，说：你是老家伙，为什么跟年轻人吵!他是我们“中央文革”的造反派，他可以造你的反!

　　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同意见和争论。在陈伯达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过程中，刘志坚和王任重等就提出过一些重要的不同意见。如在《决定》第四条“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中说：“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刘志坚在讨论中曾经建议删去“不要怕出乱子”，“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这一段话。他认为这是毛泽东过去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话，现在引用，搞得不好，“造反派”就会在“文化大革命”中拿当年贫苦农民对待恶霸地主的办法，来对待本单位的领导干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陈伯达还是坚持要写上。陈伯达说：要革命就不能怕乱，毛主席的话没有过时，“文化大革命”也不能文质彬彬，最终，刘志坚等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十六条》草稿原来有二十三条，经陶铸、王任重，张平化等人参与修改为十五条。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小组讨论这个草稿时，刘志坚基于“部队无论如何不能乱”的思想，提出要对军队的运动有一条“但书”，作出某些特殊规定和限制，以利于部队保持稳定。这个意见多次遭到江青、陈伯达一伙的反对，刘志坚据理力争，坚持加上这一条，并得到周恩来、陶铸和老帅们的支持，后经全会通过，在文件中加上一条(作为这个文件的第十五条)：“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这个文件也由原来的十五条变成十六条。

　　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在坚持党的领导还是取消党的领导(“踢开党委闹革命”)、稳定军队还是搞乱军队、对干部“打倒一切”还是区别对待，以及在工作组存废问题、炮轰刘邓或是保刘邓等问题上，也都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和斗争。概括起来，就是“要乱”和“怕乱”两种意见的斗争。

　　江青倚仗权势，要求周围的人都得惟她的意志是从，不能容忍任何不同意见。凡是她不喜欢的人，认为可疑的人，或是不驯服的人，都要加以排斥，进行迫害。1966年年底，江青伙同林彪刮起“一月夺权”风暴之前，接连把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打倒”，赶出中央文革，唆使造反派对他们揪斗和残酷迫害。

　　当时王任重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又经毛泽东同意，担任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顾问。因为他抵制江青一伙的极左做法，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经常受到江青和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的指责。江青指责他架子大，个人搞一摊子，干什么书都不与文革小组其他人商量。对他的言行不时找岔儿，对他的工作处处掣肘。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江青抓住北京市印发西城区红卫兵《紧急呼吁书》一书，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会议上连续对王任重进行批判，诬蔑他是什么”背着中央文革搞阴谋活动”。1966年12月16日，江青对王任重突然袭击，当众点了王任重和周荣鑫、雍文涛的名(还逼周、雍二人“站出来让大家看看”)；事后又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判王任重，并要王任重回湖北去，把他赶出“中央文革”；同时还布置北京“三司司令”蒯大富派人去湖北揪斗王任重。

　　陶铸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又兼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初来北京工作时，江青曾妄图拉拢他反对邓小平。但是陶铸按照党的原则办事，没有这么做。八届十一中全会站出来批评邓小平的，只有谢富治一个人。谢富治的发言，陶铸没让发简报，只搞了个特刊，在小范围里发。江青很不高兴。十一中全会后，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当时中央有两套班子，中央文革一套，周恩来一套。陶铸协助总理工作，他们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凡通知的都参加。陶铸在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及其他场合常和江青发生争吵。1966年11月29日，江青召开科委系统万人大会，主管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和陶铸事先都不知道。陶铸到会时说了一句“怎么事先也不通告一下?”江青就厉声说：“你发火就要造你的反，要打倒你!”又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开会，江青说：“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并且要陶铸照此“原则”上保这个、保那个。陶铸抵制说：“我不能不问动机，不问政治背景。”当场两人发生争吵。江青发火，拍着沙发扶手嚎叫：陶铸气极伸手拍到茶几上，并且跳起来回击：“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江青撒泼混闹，周恩来只好宣布散会。此后江青即对陶铸处处刁难。陶铸对张春桥处理上海“安亭”事件”违背中央原则提出批评，支持上海市委，即遭江青一伙围攻。1966年12月6日，林彪亲自主持常委会批判工交座谈会提出来的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的《十五条》时，江青一伙又对陶铸大张挞伐。12月下旬一次会议上，江青一伙再次围攻陶铸，说他是“最大的保皇派”，陶铸驳斥说：“我保党的干部，为什么不应该保”江青说：“你保的一伙是坏人”陶铸反问有什么证据，康生竟把一个名叫“任重”的特务硬安到王任重头上，血口喷人：“你保的王任重是一个CC特务。”

　　1967年1月4日，江青伙同陈伯达，背着周恩来和陶铸本人，当众煽动造反派“打倒”陶铸。这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时候(当时王任重在广州治病)，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都在会上公开点陶铸的名，硬说他是王任重的“黑后台”。

　　江青说：“王任重的后台是谁?是陶铸!你们哪，先不要去广州，先在北京，先揪陶铸!他是你们中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派!为了挽救他，我不遗余力，我对他耐心，费了很大的劲去帮助他，可他就是不肯改悔!他是刘邓路线的新的代表人物!”

　　陈伯达说：“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是同他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后来变本加厉。例如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很多情况，王任重是有后台老板的，一个后台老板就是陶铸。他在北京接见你们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有跟我们商显过。他独断专行，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揭得很好，给我们很多支持，感谢你们。”

　　江青又说：“他独断专行，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我跟他吵了多次架，每次我都几乎昏过去!他镇压我，他还镇压中央文革!”

　　康生诬陷陶铸说：“他是叛徒!希望同学们把材料收集起来，整理出来，有材料摆出来了，你们就胜利了。”从此陶铸遭到残酷迫害，1969年11月30日终被迫害致死。

　　就在江青一伙同陈伯达宣布“打倒”陶铸的同一天，他们又当众宣布“打倒”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　　

　　刘志坚作为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始终坚持“军队不能乱”的思想，尽力抵制江青一伙的极左做法。如1967年10月1日，部队二医大“红纵”一派的头头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泽东、林彪反映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给群众限制太多。林彪就令全军文革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样搞。全军文革小组只得起草一个《关于军事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文件的草稿基本上坚持党的领导，并尽可能在具体做法上作了一些保留。林彪叫把文件草稿送到中央文革小组审改。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看了，对草稿十分不满，立即大删大改。张春桥把改了的稿本交给刘志坚的时候，还说“一个字也不准再改动”。刘志坚为此同张春桥争吵起来。刘志坚说：“取消党的政治领导，这在我军是史无前例的。”张春桥诡辩说：“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领导。”当时争论激烈，却毫无结果，这个文件还是经过毛泽东同意发下去了，《紧急指示》下达后，给军队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北京相继发生了多起冲击军事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事件。刘志坚根据叶剑英等的指示精神，主持起草了一份《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禁止冲击军事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行动。林彪把这个通知转送给中央文革小组，又被陈伯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罪名扣压不发。　　

　　1966年11月13日和29日，周恩来和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四位元帅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两次接见军队院校来京师生，刘志坚奉命领导全军文革小组的同志组织了这两次大会。会上总理的讲话，几位老帅坚持党的领导、稳定军队、正确对待革命干部的正义呼声和正确主张，在全军和全国各地群众中获得共鸣。这就引起江青一伙极大不满。事后刘志坚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江青竟指责说：“军队这些接见，是镇压群众。”他们煽动极左派学生闹事，张贴大标语指责军队“执行了一条自上而下的又粗又长又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称要对几位老帅批判。其后，在关锋直接支持、煽动下，四十几所军队院校来京学生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筹备处”，定于1967年1月5日召开“批资大会”，指名要陈毅、叶剑英到会“接受教育”。

　　江青无理取闹、故意整人达到十分无聊的程度。1967年1月3日，当她接到40多所军队院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筹备处”的请帖后，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就诬蔑刘志坚“搞阴谋”。她从手提包中拿出“批资大会”的请帖，胡说什么发给刘志坚和贺龙的请帖颜色特别红，而发给她以及空军司令吴法宪和海军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山的请帖颜色就淡一些，指责说：“这不就是在搞阴谋?”事实上，所发请帖的颜色都是一样的。

　　周恩来听到有关“批资大会”的消息，1月3日中午亲自到钓鱼合同中央文革小组商定，设法劝说学生不要开这个会。1月3日、4日两个晚上，周恩来和总参、总政负责同志、中央文革全体、全军文革全体，以及四十几所军队院校来京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开会。总理耐心地听取学生们发言，细心地做说服工作，学生们已接受总理的劝说，表示可以不开“批资大会”。刘志坚遵照总理关于顾全大局的指示精神发言作了自我批评。当他讲到自己有点“折中主义思想”，又想发动群众，又害怕搞乱的时候，康生突然站起来打断他的活，蛮横地拍着桌子说：“刘志坚，你不是什么折中主义，你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这个会要开，要批，要斗，就是要批斗你刘志坚!”原来情绪已经平息下来的造反派，立即又被康生煽动起来，当场马上喊叫“打倒刘志坚”的口号。江青和陈伯达火上加油，诬蔑刘志坚说：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以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它不和军委联系，他不和中央文革联系。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他谁也不请示。……主席回来叫撤工作组，他迟迟不撤，经过他们这一番发作，总理两个通宵所做的工作全部告吹。此后军队院校来京造反派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冲击国防部和各军事机关的行动，全军文革办公室也被查封。1月19日，由关锋指挥造反派学生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批斗刘志坚的万人大会，刘志坚从此被关押逼供、无情折磨，遭受了长达7年零9个月的残酷迫害。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种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不但引起许多小组成员不满，也曾受到毛泽东多次批评。1967年2月初，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建立起来制度，没有民主集中制。他说，中央文革小组没有正式会议作过决定，各人说各人的，康生说一套，陈伯达说一套，江青说一套。还批评说，不只是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没有民主集中制，对上也没有报告。他对中央文革小组攻击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情况表示不满，特别是对江青、陈伯达擅自打倒陶铸一事非常生气。他要中央专门召开会议，对江青和陈伯达进行了严厉批评。

　　1967午2月6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严厉批评说，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她看得起的人，陈伯达和江青从来没有听过我的劝告，要节制一点，对干部要宽大一点。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毛泽东还在2月l0日的会议上，当面严厉批评陈伯达和江青。他气愤地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我查了记录，别人要不就是没到，要不就是没说话。只有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

　　毛泽东决定立即把张春桥、姚文元从上海召回北京，由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和江青。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使中央文革小组乱了阵脚，慌作一团、陈伯达很紧张，曾说他想自杀。2月14曰中央文革小组开了会，江青躲起来，装病不参加。会上只批评了陈伯达，根本没有批评江青，江青对毛泽东的批评只当耳边风，事后仍然我行我素，为所欲为。中央文革小组继续坚持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到处煽风点火，搞乱全国。终于造成全国混乱的局面，无政府主义发展到无法收拾的程度。

三、挑动派性混战的“总后台”

　　中央文革小组开头比较松散。7月中旬办公室成立、江青从上海回京后，小组成员天天在钓鱼台碰头；当时文革小组主要管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出版界发生的事情。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在起作用，毛泽东不在北京，中央常委听取“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由刘少奇主持。那时中央文革小组不管地方的事，其职权是负责向中央反映“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无权下发指示。小组成员的活动，主要是到各机关、学校看大字报(但不表态)，或者找人谈话，了解情况。北京什么地方出事，就到那里去。同时接待群众来访。《五•一六通知》规定这个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实际上江青直接对毛泽东负责，陈伯达管的《红旗》杂志和夺权后的《人民日报》，也只对毛泽东负责，从不请示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作了重大改组。林彪在政治局常委的地位一下子升到了第二位，并成为中央唯一的副主席。这个时候的中央文革小组，根据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已成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便于江青和陈伯达、康生一伙揽权，到处发号施令。全会以后，毛泽东主持常委会，直接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江青和陈伯达、康生有事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但向毛泽东汇报时署名的是陈伯达、康生、江青，周恩来不签字，他有事要报告毛泽东，就单独报告。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决定召开常委扩大会，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会议由林彪主持，常委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林彪、江青都认为刘少奇已经打倒，邓小平最危险，是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便将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林彪把邓小平的问题说成是敌我矛盾、邓小平已无法工作，把他分管的专案委员会、中央联络部、中央调查部等交给康生去管。这时虽然还有一批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却没有开过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陶铸，曾经正式提出健全书记处的建议，被江青反对掉了。转过年来，1月11日中央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上，毛泽东打破过去一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三家署名的贯例，让加上了“中央文革小组”，此后同类电报、文件即由四家署名。2月初，毛泽东就在常委扩大会上说：“现在是文革小组代表了书记处。”

　　这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几乎天天开会，讨论各单位，各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以及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办公室的机构也逐渐扩大，工作人员也逐渐增多。在办公室前述的文电、简报、调查三个组以外，又陆续成立了三个不归办公室管的单位：来信组、快报组和记者站。

　　来信组负责处理各地给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件，把信中所反映的重要情况及所提出的重要问题，摘要编发在内部刊物上。快报组是根据毛泽东指示，为迅速、及时地向党中央反映有关运动情况而建立的机构。这个组所出版的《快报》，只印很少份数，是专供“无产阶级司令部”最高层领导看的“绝密”小报，其特点是篇幅小，速度快，记者写来的报道随到随印随发，有时一个钟头内出版多次。王力主管的记者站是人数最多的一个单位，开始时由部队抽调干部一二百人(大多数都未做过新闻记者)，均以“解放军报记者”名义派往各地。(其后又从地方抽调一些人，有的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记者名义活动)。这些记者从各地发回情况，及时刊登在记者站编印的《文革简报》、《快报》等内部报刊上，供中央负责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考。

　　这些由中央文革小组操纵的《快报》、《文革简报》以及《电讯快报》之类，虽也曾及时地向中央反映过不少重要的真实情况，但也经常受到江青一伙的蒙骗，通过这种渠道“谎报军情”、“制造舆论”以影响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决策。江青一伙通常采取的手段，就是经由他们中间的一个或两个，先向自己联系的红卫兵头头(蒯大富、韩爱晶、聂元梓、王大宾、谭厚兰“五大领袖”或者其他造反派头头)，暗中“泄露”某些“玄机”、散布某些尚未向毛泽东请示或者明知毛泽东一时还不允许而他们又急于动作的“意图”，让这些头头以发表个人意见的方式，到群众中去传播这些真真假假、似是而非的“小道消息”，蛊惑人心，造成议论纷纷、沸沸扬扬的气氛。“记者”听到这些议论加以报道，通过《快报》影响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决策。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决定将刘少奇、邓小平作为党内问题处理；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时候，曾当面对刘少奇说：“有错误就改。谁要打倒你?我才不要打倒你哩!”江青一伙当时不敢公开违抗，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红卫兵“一司”、“二司”造反联络站、“三司”、“首都兵团”以及部分院校革命派代表，江青、张春桥等都出席了。当时，“一司”有人递条子给江青说：“准备揪出刘少奇、邓小平。”江青看过这张条，当场回答说：“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问题，中央可以解决。现在搞他们不适适，不策略，对于他们在党内、党外的影响，群众还需要一个认识过程。在清华和北大不是有人贴刘少奇的大字报吗?主席亲自派陈伯达同志去纠正。……”

　　江青当众讲的这些话，当然是“表面文章”。就在当天下午2时，张春桥又在中南海西门约见蒯大富，鬼鬼祟祟地对他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沟，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蒯大富听了，心领神会。他心里明白，张春桥所指的“那一两个”，明白无误地就是指刘少奇、邓小平；“搞臭”，就是要用一切手段把他们打倒。但当蒯大富向张春桥保证“请首长放心，我保证照办”以后，张春桥却又狡诈地眨眨眼睛，把嘴一抿轻声说：“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你尽可能去行动，但不准对任何人说；你说，我也不承认。”蒯大富回到清华大学，当天下午4时就在“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召开会议，决定要“把打倒刘少奇的运动推向社会”。一周以后，12月25日，蒯大富率领五千余人冲向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沿途张贴标语，高呼口号，第一次公开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反动口号推向社会。张春桥的“授意”，变成了“群众”的“行动”。对于这次“行动”的幕后活动，《快报》和记者站的“记者”、编辑都被蒙在鼓里，自然会以最快的速度，把它当作运动的“新动向”在《快报》上反映。在此之前，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在人民大会堂一次接见造反派组织的会议结束后，也曾乘着会完人散的时机，偷偷地把一包供作打倒刘少奇的“材料”交给蒯大富，叮嘱他“好好批判”。

　　中央文革小组派出的“解放军报记者”，出版的《快报》，实际上成了江青一伙煽风点火，制造动乱的舆论工具。这些穿军装的“解放军报记者”很多不是现役军人，更不是什么军报记者。他们同江青一伙挂钩，有的踢开各地常委，到处“造反”，煽风点火，通风报信，直接指挥各地的运动。

　　这些记者中的一些人，为了迎合林彪、江青一伙的胃口，不惜胡编乱造，制造事端，陷害地方领导同志。如在1967年4月19日，正在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钟汉华，奉命到钓鱼台汇报武汉“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汇报会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成员参加。他们如实地汇报了武汉的情况后，周恩来让中央文革小组尽快地接见一次武汉的造反派，帮助武汉军区对造反派做工作。江青表示同意，并让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安排在4月21日接见。江青还说，这次接见她不参加，理由是她的身份不同，如果她参加接见，会抬高武汉造反派的“身价”。　　

　　汇报会结束后，钟汉华怀着一番好意，向武汉军区党委常委传达了会议精神，目的是为了及时指导军区的“支左”工作。为了防止不必要的麻烦，他还特地作了规定，只传达到军区党委常委这一级，绝对不准再往下传。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可是，这事被中央文革小组派驻武汉的“解放军报记者”插手一搅和，却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这位记者探得此事，就通过《情况反映》，连夜报到北京，说武汉军区传达了中央文革19日会议的有关指示，询问这些指示是否属实。第二天下午，江青派人把刊载这篇报道的《快报》送给陈再道并兴师问罪。江青在这篇《情况反映》上指示：“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阅后退江青处。”

　　陈再道、钟汉华看了这个盛气凌人的指示，感到震惊。他们知道江青难惹，忙打电话向武汉军区有关同志查问真相。原来是一位负责“支左”的同志，在列席军区党委常委会后向“支左”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吹风，被“记者”知道后立即密报的。陈、钟二人当即向江青写了书面报告，说明他们并没有用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压制武汉地区造反派的意思。同时表示，这件事没有处理妥善，他们也有责任，接受批评，坚决改正。

　　他们及时把书面报告送给江青，按说这件事可以结束了。可是江青不依不饶，仍然揪住不放。4月21日凌晨两点，总政治部一个干部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前往陈再道、钟汉华住的京西宾馆，没收了他们4月19日参加汇报会时作的记录；同时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对造反派的接见已被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自此以后，对于武汉军区的请示报告，中央文革小组一律不予答复。4月27日，军委扩大会议结束。这时各大军区的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接到参加庆祝“五一”节活动的通知，唯独给陈再道、钟汉华下达了离开北京的“逐客令”。陈、钟二人只好离开北京，打道回府。在武汉火车站“迎接”他们的，是火药味浓烈的大标语：“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两个多月后，爆发了林彪、江青策划挑起的震撼全国的“武汉七•二O事件”。

　　当各地群众组织分裂为两大派，双方尖锐对立，彼此火并不已的时候，江青一伙常将“分裂群众”的罪名强加在他们急欲打倒的某些“走资派”、“黑帮”身上，诬陷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指责他们是某一派群众组织的“黑后台”，以此煽动、唆使另一派群众揪斗这些革命老干部，乘机混水摸鱼。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北京高等院校的红卫兵组织就分裂为两大派：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头头韩爱晶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蒯大富、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聂元梓结成“天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王大宾和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兵团”谭厚兰、从蒯大富“井冈山兵团”分裂出来的“井冈山414总部”结成“地派”。从表面看，两派你死我活，互相对立，一直发生武斗；但是从幕后看，他们的“黑后台”都在钓鱼台，分别由中央文革小组所操纵。有人说，这两大派“就像一根线上牵着的两个木偶”，是很恰当的比喻。例如，1967午1月中旬，在“夺权”风暴中，他们暗中叫“天派”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批斗萧华。此事被毛泽东制止，萧华未曾到会、筹办这场大会的“天派”头头们很着急。江青一伙就决定由中央文革小组出面调遣“地派”纠集人马冲进会场，大闹一通，把“天派”组织的这场大会冲散。当时相互厮杀、斗得头破血流的各派头头，大都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江青操纵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第三司令部司令蒯大富，1970年11月间被拘留押解回清华大学受审查时，觉得冤枉，以为自己的行动都是“按照中央文革的部署”行动，到头来怎么不见江青一伙替他开脱呢?蒯大富满腹委屈，给江青写信求教，申诉他在江青一伙指挥下建立的那些“汗马功劳”，为当前的遭遇“鸣冤”。可是这时江青已经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大权在握，哪里还会再理睬他们这辈走卒?蒯大富所写的信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其后他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蒯大富于1987年10月31日刑满获释后，回顾当年往事，“坦诚而又痛心”地说：“22年前，我们那一代热血青年，天真而狂热，幼稚而残忍，昏然盲从而怀疑一切，激昂慷慨而又随波逐流。极端的行动变为人性的扭曲。于是，起初成为混战的工具，之后沦为浩劫的牺牲品。似乎也是在劫难逃。”

　　“五大领油”中的女将谭厚兰，则于1970年6月被调回北京师范大学隔离审查，以后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她在狱里写的检查中忏悔说：“我是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党、对人民犯了罪的人；”“回想自己在十年浩劫中的所作所为，目无法纪，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可以随便剥夺别人的人身自由，随便把人打倒。我在反击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就是这样对待谭震林副委员长和余秋里副总理的。我还对另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了人身迫害：……我是罪人，也是见证人。”

四、七任“办事组长”的不同下场

　　江青是一个权力迷，又是迫害狂。凡是她认为可疑或者不驯服的人，就会受到她的打击、迫害、批判、斗争，隔离审查，关进牢房。因此，在江青的“后院”，经常笼罩着恐怖的阴影，那里的气氛让人感到心悸。在江青手下工作，谁也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这个小组一成立，组长陈伯达事事都得让她三分。自从1966年8月30日中共中央通知：在陈伯达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期间，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职务由江青代理，她就将“代理”变作“取代”，实际上夺了陈伯达的权。尽管陈伯达很快“康复出院”，并不曾“外出”过，她却一直把这个小组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颐指气使，“指挥一切”，什么事儿她都插上一手，对谁都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不让人们有片刻安宁。

　　对中央文革办公室(办事组)的工作人员，江青着眼挑剔、着力打击的是它的主要负责人。中央文革小组从成立到消亡的三年间，这个办公室负责人被撤换过六次。前后任职的七届负责人，除肖力(即李纳)外，我和宋琼、王广宇、阎长贵、矫玉山以及三力，无一例外地都遭到了厄运。

　　我这个办公室召集人，江青一直看着不顺眼。说实话，自己在“文革”风暴初起时，尽管对这场“大革命”“很不理解”，当时自己还是努力“紧跟”的，说过一些错话，也做过一些错事，却总跟不上趟。原因是此前我在《光明日报》工作10年，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比较熟悉，并且经常提防莫要混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这原是来自党中央的指示)。最初理解的“文化大革命”，自以为就是以往这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继续和深化。及至到上海参加起草《五•一六通知》的会议，看到毛泽东同志添加的那些火药味浓烈的话，不禁为之愕然与震撼，不知怎样才能真正理解和适应(结果“文化大革命”搞成“大革文化命”，尤为始料不及)；当时虽受极“左”思潮影响至深，但总觉得林彪、江青一伙的言行，同自己入党30年来所受党的教育对不上号；正在趋于白热化的个人崇拜同样深受影响中毒很深(也在中央文革小组里听到毛泽东关于“层层剥笋政策”的传达和议论)，可是自己既对毛泽东衷心崇敬，也崇敬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眼见他们一个个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遭揪斗，被打倒，实在难以理解，更不愿“紧跟”造孽。这样一来，在许多事情上往往驻足不前，跟不上江青一伙的号令。当时林彪、江青一伙绝不能容忍任何人独立思考，只能驯服盲从：“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因此，我在这里经常遭到江青这个迫害狂的粗暴指责“跟不上”。1966年8月下旬，就被她“找茬儿”令我停止工作并撤销了这个“召集人”的职务。

　　我被撤销了办公室“召集人”的“差事”，改由王力管理办公室的工作；1966年12月初，江青决定改变办公室的名称，成立“办事组”：办事组由宋琼、陈满池、扬子才、张文荣、王广宇五人负责，宋琼、陈满池分任正副组长。宋琼、杨子才、张文荣是从《解放军报》快报组调来的，陈满池本是记者站的副组长，他继续留在花园村记者站，始终没有到钓鱼台办事组来就职。没有多久，江青派到解放军报社的肖力，于1967年1月13日率领军报造反派夺权。宋琼及从军报一同到办事组的工作人员被江青打成解放军报社“胡痴反党小集团”。解放军报社造反派把宋琼等人揪回报社批斗。此后，办事组改由王广宇、矫玉山负责。同年9月1日，王广宇又被江青强令“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回到马列研究院接受批斗，改由原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和矫玉山分任正副组长。1968年1月13日，矫玉山又被江青诬为“特务”，下令逮捕，改派肖力为组长。

　　从1967年1月到8月31口，王广宇是任职最长的办事组负责人。1月初，王力、戚本禹都告诉他：中央文革小组决定由王广宇任办事组组长，矫玉山任副组长。办事组虽然实际上由王广宇管，却没正式宣布。王广宇任劳任怨，不计较名义，始终刻苦勤奋地工作。江青仍常对他挑剔，对他找茬，稍有“怠慢”，就会遭到斥责。江青曾经骂他：“我看你总像还没睡醒似的，一见你就想批评你，年纪轻轻的怎么这样没有精神?”一次陈伯达指着王广宇问江青：“他是办事组长吗?”江青竟然摇了摇头，弄得王广宇十分尴尬。

　　钓鱼台16楼会议室隔壁是办公室接长途电话的房间，江青常拉陈伯达到这里个别长谈，“打通思想”。1966年8月初，为了便于记录各地打来的电话，文电组特请中央办公厅三十九局电话总机技术人员来，在电话机上安装一个扩音机。这本是出于工作需要，极为平常的事，稍有常识的人都懂它的用途。扩音机刚安上不几天，被拉着陈伯达过来“打通思想”的江青看到了，立刻“没事找事”，大发脾气，硬说是王广宇他们安装的什么“窃听器”。她把经办此事的王广宇找来严厉训斥，强令把电话机拆掉。

　　开会作记录本是一般惯例。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江青却不准作记录，常常因此找荐儿。她在口头上强调什么“机密性”，实际上是心怀鬼胎，一切言行害怕“记录在案”，留下痕迹。后来周恩来经常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开头他曾吩咐：每次开会由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总理办公室派人作纪录。头一次，矫玉山、周家鼎来作记录，“平安无事”，江青没有反应；第二次改换王广宇来记录，周恩末刚开始讲话，江青一见王广宇在作记录，立刻问：“我们开会还要作记录吗?是谁叫你来的?”会议室顿然鸦雀无声，气氛紧张。叶群马上惊慌地说：“不是我叫来的!”这时周恩来说道：“是我叫来的!”转身又对王广宇说：“今天不用记了!”周恩来是代表中央常委来钓鱼台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他的决定，就这样被江青粗暴地推翻了。这也表明江青对周恩来不尊重和对他的敌视情绪。

　　1967年8月3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宣布王力、关锋“隔离审查”后，第二天晚上，江青就叫张春桥、姚文元找王广宇谈话。张春桥说：“决定你马上回原单位参加运动，以后需要你的时候再叫你来。”王广宇回到马列研究院，就遭到造反派软禁，不让回家，逼他“揭发王力、关锋的罪行”。马列研究院造反派也不断地点他的名，对他施加压力。1968年3月4日晚上，陈伯达等3人突然来到马列研究院“造反总部”，逼王广宇“交待问题”－－早先戚本禹曾让王广宇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取过一份鲁迅的手稿(<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原稿)，取回后当即交给戚本禹，这时陈伯达突然前来讨要，并诬陷王广宇“卖掉了、私分了、销毁了”。他们不听王广宇申说，不容许他分辩，当即把他关进功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情况德林监狱，后又关押在南苑的一个监狱；1972年1月又转押到秦城监狱，直到1975年5月16日才被释放出狱。实际上，他们诬陷王广宇“卖掉了、私分了、销毁了”的这份鲁迅的手稿，早由戚本禹交给江青，当时仍收藏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保密室里。他们拿这个来逼王广宇，只不过要捏造一个逮捕他的“由头”。

　　在王广宇之后担任办事组负责人的阎长贵、矫玉山也都被江青投入秦城监狱。矫玉山是最早调到办公室来的，一直勤勤恳恳、夜以继日地工作。1967年12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姚文元等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总理联络员办公室、联合接待室工作人员时，矫玉山还带领办事组的同志参加了这次接见、合影。不料到1967年12月底，中央文革小组收到从香港国际书店寄来的一个邮包。办事组保密室的人打开来一看，全是30年代江青在上海做演员时的有关报刊和照片。他们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江青的最大忌讳(当时称作必须“防扩散”的“核心机密”)，唯恐遭江青怪罪，马上送交矫玉山。矫玉山看都没有看，立即送交担任江青秘书的姚文元，江青怀疑矫玉山看过这些材料，第二天就叫姚文元到办公室找他查问：邮件是怎样收到的?有哪些人看过这些材料?逼令矫玉山迅速写个报告。两天后，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在会议室密谈，见矫玉山进来，江青竟然指着矫玉山说：“他们这些人不是我们的人，要进行审查!”“他们是特务，是监视我们的，安了窃听器。”张春桥接着说：“是的，现在我连给上海打电话都不敢打了，就是安了窃听器!”1968年1月13日凌晨，矫玉山在中南海怀仁堂被江青下令以“特务”罪名拘捕，直接送进秦城监狱，被“审查”了七年半之久。1975年5月16日方获释出狱。

　　原任江青机要秘书并在王广字被江青撤掉职务后一度担任办事组组长的阎长贵，也被江青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秦城监狱。在办事组担任总支部书记的王道明，工作人员中两个最得力、最积极的张根成(来自解放军沈阳部队)、周占凯(来自解放军济南空军部队)，也被江青妄加罪名关进监牢。甚至担任江青警卫的孙立志，也被江青诬陷“偷”了她的钥匙，被抓进监狱关了七八年。

　　办公室和办事组前后七任负责人中，只有最后一位肖力“稳坐钓鱼台”，没有任何风险。1968年初，矫五山詖江青关进秦城监狱后，肖力即继任办事组组长。其时江青一伙抢班夺权闹得正凶，周恩来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交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都被中央文革组取代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一切重大问题都拿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处。这个“碰头会”，是党的体制被“文化大革命”冲垮后冒出来的一个不伦不类的权力机构。周恩来一直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每次会前，都由周恩来吩咐秘书赵茂峰拟定议程和通知，交由中央办公厅发送。有一次开会时，江青说，文革碰头会通知不发给文革办事组，给她的工作造成被动，今后应由文革办事组发通知。周恩釆听了后，顾全大局，不愿让江青为这些事吵吵闹闹，回去就对秘书说，以后通知就由中央文革办事组办，但考虑到肖力初管办事组，周恩来怕她对这个工作不熟悉，就让秘书代肖力草拟一个会议通知的样子，好心好意地送去供她参考。不料江青却对周恩来说：“你看，连你的秘书都不放手，通知还得代拟。”周恩来回去把这事告诉了赵茂峰，说：“你给肖力写个检查吧。”秘书理解总理的处境，就照总理的意思办。赵茂峰说：“我就只好给肖力写了个检查，检查只写了一页纸，经总理看后发出。总理反倒有点过意不去了，因为是他交代的事，到头来又让我去检讨。我倒没有什么，这是对‘四人帮’嘛。从这以后，发通知的权就在文革办公室了，但主持会议仍是总理。”

　　在这样情况下，自然没人敢碰肖力一下。肖力担任组长直到党的九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陈伯达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获得了他们追逐的权力，“中央文革小组”作为江青一伙篡党夺权工具的“历史使命”已告终结而“自行消亡”。

五、她在“后院”也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除办事组的历届头头遭到江青的迫害外，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所属的宣传组、文艺组、理论组部分成员，在江青“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下，也先后遭到江青一伙的诬陷和迫害。

　　1967年1、2月间，在江青伙同林彪煽动全国夺权风暴中，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钓鱼台相继成立了取代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传组、取代国务院文化部及全国文联的文艺组。前者的成员有王力、唐平铸、胡痴，由王力任组长；后者的成员有戚本禹、金敬迈、李英儒、舒世俊、陆公达，刘巨成，由戚本禹任组长。其后又成立了理论组，也由戚本禹负责。　　

　　宣传组成员除唐平铸、胡痴相继遭到江青一伙迫害外，当时调到宣传组担任办公室主任的李广文也遭到迫害。李广文原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一部主任兼校委委员。他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63年进中央高级党校研究班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在康生先前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兼山东分局书记时，李广文曾在其领导下工作过。李广文看穿了康生的真面目，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揭发康生的罪恶，并于1968年10月8日在中央高级党校内贴出揭露康生的大字报。康生利用权势，唆使党校造反派对李广文批斗，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加以拘留。1969年11月被逮捕，冤狱历时将近10年。1979年8月13日，经中共中央党校委员会批准予以彻底平反。

　　文艺组在沙滩《红旗)杂志社办公。被调到文艺组任副组长的青年作家金敬迈，以及文艺组成员李英儒、刘巨成等都受到江青的迫害。冤狱多年。金敬迈写的《(欧阳海之歌)创作前后》一文，详细记述了这一段不幸遭遇。

　　金敬迈原是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的编剧。他因1965年10月出版所写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成名。这本小说的发行数量迅速达到二千万册，金敬迈一时成了广大青年读者崇拜的作家。江青得知这种情况，就以她将别人创作的“样板戏”攫为已有的类似手段，妄图把这本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小说，打上“江记”的印记。江青采取惯用的手法，先对这本小说发出“指示”－－提了三条“修改意见”，经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谢镗忠传达给作者：一、不要把欧阳海写成职业乞丐；二、欧阳海的哥哥不要被国民党拉去当兵；三、“最后四秒钟”的描写不好，一定要改掉。并告诉金敬迈，这是非改不可的!

　　作者听了陶铸的意见：“不要改，不要一听什么意见就改。”顶住没有改。金敬迈说：“没有料到，正是这件事，埋下了几乎置我于死地的祸根。”

　　1967年4月初，江青将金敬迈从广州召来北京。4月11日，江青在京西宾馆当着周恩来和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和谢富治、叶群等许多人的面，向金敬迈发难。江青一见金敬迈进门就劈头训斥说：“金敬迈，怎么，我提的那几条意见，你不改?你真是个大作家呀，这么大架子!”接着又是一阵恫吓：“我告诉你，你那‘最后四秒钟’呀，是《雁南飞》，我是为了保护你，看你还是个解放军，才没有对红卫兵小将们讲。只要我说了一声，他们早就揪你的人，烧你的书了!”(按：江青认为，“最后四秒钟”的描写，是写了欧阳海“对死的恐惧”和对“生命的留恋”，是污蔑了英雄，是大毒草。)江青还说：“书里那两段‘黑修养’怎么来的?……我看你就是中‘黑修养’的毒太深，你还是为刘少奇树碑立传嘛!你这是搞‘两个司令部，嘛!你到底是哪个‘司令部，的!”还说把引用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的两段话，“光删去不行，要消毒，要批判!”江青不给金敬迈喘息的机会，一口气骂得他无法下台。亏得周恩来出面解围，才使江青缓和下来。……

　　金敬迈被迫对〈欧阳海之歌〉作了修改。“不仅删去了〈修养》中的两段引文，而且进行了批判。对‘最后四秒钟’的那点‘爱’，也毫不痛惜地割掉了。”

　　这样一来，在江青看来，好像小说就变成了“她的”了。她对金敬迈的态度，顿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江青让他参与领导“五一”节文化活动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纪念活动。“五一”节，金敬迈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人”的身份上了天安门；当天晚上，江青亲自带领他去见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的毛泽东。江青肉麻地介绍说：“主席!这就是‘我们的作家’金敬迈同志。”5月23日，又让金敬迈在首都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万人大会上发表讲话。江青指派金敬迈任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副组长。……

　　金敬迈以后回忆到这段经历的时候，无限感慨地说：“一切都像演戏一样。不久，我成为庆祝“五一”文化活动的负责人；不久，我又兼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纪念文章的定稿人；又不久，我以‘解放军负责人’的身份上了天安门；再不久，我成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的实际负责人。”

　　但是事隔不久，江青的残酷迫害却又降临到金敬迈头上。这年国庆节前，谢富冶、戚本禹等叫金敬迈去北京图书馆清理三十年代涉及江青的书报刊物，送往沙滩中央宣传部办公室，锁进保险柜里封存。此事刚一办完，参与其事的文艺组成员刘巨成就被江青下令抓起来。关于金敬迈，江青说：“用金敬迈，本来就出于‘不得已’，现在看来金敬迈不是我们的人。”国庆节后，戚本禹秉承江青旨意，就在文艺组召开会议批斗金敬迈。当时并未宣布他的“罪名”，戚本禹说：“金敬迈不能继续在北京工作!”

　　接着到来的，就是一场牢狱之灾。金敬迈说：“由谢富治签发的逮捕令。以我‘收集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阴谋反对毛主席和趁毛主席南巡时，阴谋绑架毛主席’的罪名，将我反铐双手，投入秦城监狱。在秦城监狱里，七年零四个多月，2678天。然后，释放出狱，送河南许昌某农场劳改，485天——两项相加，3165天。三千多天，也算‘弹指一挥间’!‘四人帮’居然倒了，我和江青‘交换场地’，她进了秦城一号。……”金敬迈在狱中饱受折磨和迫害，1975年5月从监狱里出来虽然年方45岁，却已“满头白发”、“步履蹒跚”。

　　理论组由戚本禹负责，办公机构设在中南海中央办公厅内。调来主持全组工作的杨永志，原是《红旗》杂志哲学史组的编辑。以后又陆续从部队调来廖初江等几位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戚本禹交待给他们的任务是搜集刘少奇的全部著作，整理、编印出来“供批判用”，先后印出过十几本。1968年1月13日戚本禹被捕后，杨永志就被揪回(红旗)杂志社批斗，造反派竟诬陷他“包庇刘少奇”，说他对刘少奇“假批判，真包庇’。因他不堪忍受长期的残酷批斗，一度精神失常。他把白布单撕开，缠到头上“戴孝”，手里打个白幡，自言自语说：“我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光景凄惨，以后他又被谢富治抓到公安部关起来，直到1975年夏天才获得释放。

　　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干部，都是由党组织从各地区各单位抽调到这里来的。这些同志对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深信不疑，怀着对毛泽东十分真诚的崇拜，以“反修防修”为出发点参加这场运动。尽管对这场突然到来的政治风暴缺乏精神准备，还“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但是基于对党的忠诚，对毛主席的热爱，无不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力图跟上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其时这里的工作干头万绪，工作节奏十分紧张，特别是在办公室(办事组)工作的同志，经常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相当辛苦。当然，因为受到个人崇拜、极左思潮的影响，不少人虽然在有些事情上有怀疑和抵触，却不可能不执行照办，这就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的说错话、做错事，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　　受到江青迫害的大多数同志，尽管艰难，还是顽强地经受了这场严峻的考验。在那乌云滚滚、黑夜茫茫的日子里，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前景，始终怀有希望，充满信心，坚信寒冰终将溶化，春天即将到来。大家的心愿没有落空，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时刻：高兴地看到了林彪的死亡和“四人帮”的毁灭，幸运地盼到了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重新为革命工作、为人民服务的日子。

　　历史是最无情的，对任何人都是最公正的。林彪、江青一伙已被永远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康生、谢富治死后也未能逃脱历史的审判。党已平反了林彪、江青制造的无数冤假错案，广大受迫害者得到了平反。正如金敬迈在自己的冤案平反以后所发出的无限感慨：“本来世事自有公论。谁优谁劣，谁个流芳百世，谁个已被或是将被钉在耻辱柱上，不在乎传媒如何说法，老百姓心头，早就刻着呢。”

作者：穆欣点击次数：1060
出处：《为中华之崛起》上传日期：20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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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m2222 · 发表于 2010-8-9 16:55:09

秦城监狱“6813”号犯人

　　1968年1月13日上午，穿着空军制服的军人把我送到秦城监狱。经过例行的姓名、籍贯一类的问讯，就是一场侮辱性的检查，然后里里外外全部换上黑色的“囚服”，外面是一套臃肿不合身的棉衣。监管员把我引向牢房的路上，冷冰冰地说：“这里不用名字，你的代号是‘6813’。”很快走进里院一座三层的楼房，“犯人”正在开饭。

　　走过漫长的走廊，监管员把我引进走廊尽头靠边的一间牢房，是这幢楼房的第1号。这间房大约是专门给新进来的“犯人”住的，同别的牢房相比较，它有两层很厚的木板门（以后移住的牢房多是单层的铁门，有的外头加一层木门）。门的顶端嵌着玻璃的圆洞瞭望孔），是供卫兵和监管员窥视室内动静用的；下面靠近地面有一个6寸见方的、可以打开的小洞，是“喂”囚犯的地方，这里传递饭碗、菜碗、茶缸和递送发放的生活用品，或向外边递送所写的交代材料。钢筋水泥的墙壁足有一米厚，厚墙上安的是不透明的玻璃窗，室内光线阴暗，使人感到阴冷憋闷。室内面积约有3米来长、2米多宽。靠近左面的墙壁，横放着一张用粗糙的木板草率钉起来的木板床，只有1尺来高、3尺来宽，长度5尺多点，上面铺着一条有许多污渍的薄褥子，一条破旧的军用棉被。里墙窗下的铁丝网里面是暖气片。虽然正在隆冬（这天是农历腊月14日），伸手摸摸，只感到一点点低微的温度。靠近右手最里面的角落，是一个铁铸的简陋的蹲式马桶，大部分埋在地下（在其他牢房里边，近门处另辟一小室，里边有抽水马桶和带水龙头的小砖盆）。这些就是“新居”的印象。

　　过一会儿送来了午饭：一个大点的搪瓷碗里放两个窝头，一个小搪瓷碗里是菜，还有一个搪瓷茶缸里是开水，再就是一把小铁勺。这里的伙食特点是常年吃不好、吃不饱。麦面和大米是极难见到的稀罕物，很长时间都是一天三餐5个窝头，随饭给3次开水。早餐一个窝头、一碗玉米粥、一点咸菜，午、晚的菜，不是“开水煮白菜”，就是“白菜炖开水”，少油缺盐，淡而无味，有时根本就没放盐。过了不久就是春节，这天“改善”了一次伙食，午饭给4个皮厚馅少个头小的包子，还不如平时两个窝头耐饥（偶而发过苹果，个头比核桃大一点），故意吊人的胃口。伙食如此糟糕，主要是监管员不把在这里受审的人当人看待。据说监管员中有一句流行的话：“大黑不吃小黑吃”。“大黑”是对受审人员的蔑称，“小黑”指猪。蔬菜不洗不摘，三刀下锅。饮食卫生极差，经常发生食物中毒的事。（耐人寻味的是：获释以后报社补发工资的时候，还被扣除在这里的“生活费”1298．32元。）

　　监狱的气氛是静谧的。安在房顶、用铁丝网罩着的电灯，通夜亮着。到达这里的第一夜，心潮澎湃，是无法入睡的。自己的事情倒不忙想了，一个人被打入监牢就什么都不怕了，在恐惧与无畏的搏斗中，后者已经占了上风。最思念的是亲人的命运，受了重伤的妻子是否脱了险境？子女们如何生活？年过古稀的老父如何生活？弟、妹的遭遇又会怎样？监狱故意与人作对，从1967年9月6日凌晨被绑架离家，直到1972年6月30日，将近5年根本不让家人探望。既不许见面，也不许写信，音讯杳然，生死未卜，格外悬念。

　　监狱的夜里反倒不那么平静，不时有一些声响冲破漆黑的夜空传来。“犯人”中有些人还是孩子，病痛的呻吟，绝望的呼叫，令人心悸。在我们这座楼房的顶层，有一个操广东口音的姑娘，日夜不停地大声“广播”，就像广播电台的广播员一样，连续讲些听不懂、或者虽然听懂了对其所讲内容却未留下任何记忆的话。在近旁相邻的一座楼上，有一个年轻的姑娘连续不停地唱歌，不分昼夜地唱着，而且总是重复着那几句歌词。常识告诉人，她们不堪这里给予的侮辱和损害，被迫害得神经失常了。这个时候，监狱正处在军管时期（1967年11月实行军事接管，1973年春季才结束军管，由军队重又交回公安部接管），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把这里变成了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的场所，大搞法西斯式的审查。来到这里接管的军人，只会做一件事，不择手段地折磨人、侮辱人、搞点叫人哭笑不得的小动作，丢尽了人民解放军的脸。当然这都是“长官意志”造成的，“长官”的谎言扭曲了他们的灵魂，把所有的受审人员都当成十恶不赦的敌人。当然也与他们自己的素质有关，遇事不懂得想一个“这是为什么？”

　　这次冤狱来得突然，弯子转得太陡，一时难以适应，有过许多遐想。这座监狱原是建国后修建，专门囚禁国民党战犯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反革命分子的。自己加入共产党已逾30年，经过漫长的革命生涯之后，忽然被当作敌人关在这种地方，囚禁在共产党的监牢里，思想上无法接受，心情是异常愤慨的。面对群魔乱舞的现实，内心里也感到无穷的忧虑。可是回顾自己亲身的体验，虽然眼下江青一伙权倾天下，但不相信她们能够“成功”。不论江青自己如何天马行空，狂妄自大，但她根本不具备办大事的素质，成不了气候，“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的。”只要党有希望，个人的坎坷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样一想，激荡的心情就平静下来。

　　在这里，朝朝暮暮，尽是空闲时间，思潮滚滚，常将自己引向往昔的回忆。想得最多的，是在青年时代一起走向革命而已逝去的战友们的身影，是那炮声隆隆的战斗的年代。在严峻的战争岁月里，不少一同战斗过的同志倒了下去，他们或者牺牲在战场，或者殁逝于病床，都为人民创造美好的生活流尽最后一滴血，都是党和人民的英豪。同他们比起来，我们能在党的哺育下健康成长，能够亲眼看见新中国的诞生和兴盛繁荣，是莫大的幸福。

　　回顾自己成长的历程，对党的培养教育，始终怀着感激的心情。而今虽然被人泼了一身污水，但是历史的事实是最过硬的，任何谎言和诬陷都抹不掉。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的阴谋家终会被揭穿，强加在一个革命者头上的冤情总会得到昭雪，是非的颠倒只是暂时的现象。因此，不论到了什么时候，出现任何险恶的情况，都要坚定不移，经得住考验。在思考的过程中，酝酿了一首激励自己的小诗：“君既来之则安之，‘在劫难逃’应识时；私、疑、偏、忍除未尽，毁、贬、诬、陷总有辞。撞鬼怕鬼鬼益狂，见怪不怪怪自逝；‘塞翁失马’福抑祸，笑问铁窗恢可知？”这样的意境成了自己的精神支柱，激励自己比较平静地坦然度过2807个孤寂而严峻的日日夜夜。

　　曾见一份调查秦城监狱当局肆意破坏社会主义法制，采取法西斯手段残酷迫害革命老干部情况的材料，揭发这里打骂、体罚成风的事实：“拳打脚踢、‘喷气式’、扭胳膊、揪耳朵、撕头发、撞墙、棍子打、大铁钥匙捅、罚站、脖子里塞雪球、冬天夜里拉出去冷冻，等等，形式多种多样。杨奇清同志1968年遭到毒打，肺部受了严重内伤，以致过早逝世。1972年10月整顿中，参加学习的59名监管员，自己检查从1971年底以来，打人或变相打人的就有38人。受审人员张卉中（女），1972年1月因向监管人员要报纸学元旦社论，发生争执，当即遭到痛殴，锁骨被打折。监管员以下流语言辱骂受审人员，更是司空见惯。女监13名监管员，自己检查骂过人的就有12人。”这里面所讲被打骨折的张卉中，就是我的妻子。张卉中在狱中还遭到各种残酷的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九死一生，出狱后不久就含冤逝世。

　　这份材料还揭露了这里滥用镣铐等戒具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中有明确规定：‘犯人可能有逃跑、暴行和其他危险性行为的时候’，经批准可以使用戒具。‘但在上述情形消除的时候，应当立即消除。’在这里，对并无上述情况的受审人员滥用戒具，有的几年也不解除。康生还曾直接插手。1968年1月3日，他在一个报告上批：‘刘仁、崔月犁、冯基平、徐子荣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出卖党、政、军核心机密，叛党、叛国，罪该万死。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犯人的方法对待，要防止他们自杀，打击敌人的顽固态度，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地、突击地审问工作，使敌人彻底的缴械。对这些人应向他们宣布逮捕，送进监狱。’根据已查到的材料，刘仁、崔月犁同志自入狱即带手铐，直到1972年1月22日才去掉，长达4年之久”。

　　就我个人说，整个被关押的日子里，还未遭受过镣铐和皮肉上的痛苦，却受到严重的精神摧残和药物的毒害。

　　表面上看，监狱当局似乎对受审人员很“爱护”，说是要防止自杀，入狱后先没收了皮带和一切绳带性质的用物，免得用来勒脖子上吊；把木、竹制的筷子都换成勺子免得扎喉咙寻死；金属的餐具换成搪瓷、塑料的，免得发生意外；等等。可是实际上，这帮心狠手毒的伪善人，却在暗中故意使用“启发”、“暗示”、“刺激”诸种卑劣手段诱导某些人自杀。

　　1969年2月16日是农历除夕。关在这里的人，绝大多数属于无辜，都是冤屈的。有些人百思难解，想不开。逢到节日，思念亲人，更易走上绝路。这时我住3楼83号牢房。这天午夜，监管员发现关在隔壁牢房里的人自杀。他们不是悄悄地把死者运走，故意大喊大叫，叮叮当当，把整幢楼上已经熟睡的人全都吵醒。这不是故意“启发”人们的邪思，刺激人们的感情么？

　　这年4月2日，我从3楼搬到1楼27号牢房。一进门，便见已经蒙上尘埃的白墙上，印着几个血手印。显然，这里前面的“房客”出了事。他们原应及时消除墙上的血迹，却故意保留下来让人“观赏”，当然是别有用心的。在这里住下来，又在床头墙壁上发现有人在自杀前用指甲划刻的“遗言”。具体的词句忘记了，只记得那意思是讲自己受了冤屈，以死向党表示自己的清白。因觉察他们不怀好意，便分几次在卫兵脚步声走远了时仔细看完，此后再也不望一眼。卫兵没有见到我观看过，又不见有任何哀伤表现，以为我未“发现”墙上的“秘密”，监管人员故意对我设下一个小小的圈套。有一天上午放风回来，刚到门口，就贝室内有几个专以害人为能事的监管员，正朝床头墙壁指手划脚地议论。见我进来，其中一个故意指着床头责问：“你在这里乱写些什么，故意违犯监规！”我明白了这班奴才的用意，连往那里望都不望一眼，冷峻地摇摇头说：“我没在任何地方写字，也不想知道那里写了什么！”不论他们再说什么，我都轻蔑地望着他们默不作声。这班披着人皮的豺狼，卑鄙、堕落，竟然如此的无聊、无耻，他们亵渎了人的尊严。他们感到无趣，一起退走。我怒目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不禁在内心里诅咒起来：“老子为什么死？我要勇敢地活着，比你们活得更长久、更快活，好看到你们的下场！”

　　监狱里设有医疗所，也有医护人员。医生的职责本是救死扶伤。在革命战争年代，即使对于放下武器的敌人，也要发扬人道主义，给予伤病人员以充分的治疗。但在这所监狱里，某些医生不论是自觉自愿或者被迫，却在执行林彪、江青一伙“医疗要为专案服务”的方针，伤天害理，不仅不为人治病消灾，反而给“无病者‘种’病”、使有病者早亡。

　　自己身体素来比较健康，秦城冤狱开始时未满48岁。此前参加革命工作30年间，很少同医药打交道，仅因割治砂眼于1949年在广州住过两周医院，以往就连感冒之类的小病都很少见。自从进了秦城监狱，竟被他们在饭菜、开水中暗用药品“种”了许多病。

　　他们最先折腾我的牙齿，后来又对胸骨制造病痛，而给我服得最多的是兴奋剂。有些药吃下去使人暴躁，有的服后产生幻觉，最讨厌的是经他们“种”下的长期不愈的皮肤病。

　　从进秦城不久直到林彪垮台，前后将近4年，他们经常连续给我服兴奋剂。每月总有10至15天，什么时候都很兴奋，昼夜都不眨眼，毫无睡意，也无特殊疲困的感觉。他们这样做，意在毁坏我的头脑，不但影响记忆力，还可能导致不能再写文章。1972年底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不许对受审查人员实行法西斯手段管制命令下达后停下来，可是临出狱时他们暗中又在饭菜中下了药，害得到家后连续几天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中。因被连续毒害数年，头脑受到了极大伤害。押进秦城之前，关在卫戍区的时候，光明日报报社全部职工200多人，还曾默写出所有人员的姓名，也能记得各人的面貌；及至从秦城出来回到报社，连编辑部的人名也记不全了。自己从事读、写几十年，这时有许多字都忘记了，以后连续抄录了几本书才恢复记忆。开头看电视只能观看新闻节目，形象化的东西难以容受，电视剧和电影故事片看了心烦。延请中医治疗、调理了1年多，方始恢复正常。

　　过去胸骨从无异常感觉。1969年后，几乎每天午饭后都觉得胸骨疼痛，时轻时重，每次疼痛一阵自行消失。自己说不来是什么毛病，般还能挺得住，便不理会。有一天午后，胸骨痛得特别厉害，坐在那里强忍着，脸上汗水直流。卫兵不停地从瞭望孔里张望，意在等我喊“报告”求医。我却强力忍着，默不作声，睬也不睬。最后他倒忍不住了，伏在门上问道：“你病啦？给你找医生吧！”我才点头示意。须臾有人来把牢门打开，领我到医务所，医生决定透视。监狱里看病，只给发药，从不告诉是什么病。透视完了，医务人员故意低声嘀咕，却又让你听见“癌”一类的字眼，叫你惶惑不安。因为每次疼痛发作都在饭后固定时间，我已怀疑是恶作剧，是因服药造成的。有两天午饭时把菜全部倒掉，届时疼痛便未再现。知道疼痛确由饭菜中来，癌的疑虑不攻自破。如今出狱已近20年，其间胸骨从无异感。

　　入狱时牙齿是齐全的，过去曾经修补过一颗牙齿，已经稳定多年。入狱后不久，他们便用药物折腾牙齿，左边3颗臼齿，周期性的疼痛发作，时间长了逐渐动摇。1972年底传达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后，饮食方面有所改进。例如饮水，本来按惯例应当供应充足的开水，可是直到1972年12月，还是随饭给3次饮水。此后又在饭外增加3次开水，每天6次。可是每次给水，又搞名堂：这次喝了或许就会引起牙痛；下次给水喝了也许立即止痛，也可能牙痛愈烈。这既是肉体上的摧残，给水时的戏弄又是精神上的折磨。折腾几年之后，终于把3颗牙拔掉。但又一直不给补，两边相邻的牙齿受其影响，也渐动摇。而从拔掉那天开始，又以“病号饭”为名，强给喝了几天名为“汤面”而却有“汤”无“面”（只几根面条）的“面汤”，让人连续多天挨饿。

　　他们擅自规定受审人员“一侧睡”，就是夜里只准面向牢房的观察孔睡觉，不准仰卧，不准翻身，更不准背向观察孔坐、卧。直到1972年7月28日才宣布废除。从1968年4月2日到宣布废除时，我一直右侧睡了1578天，养成不易改掉的痼习，若加改变，就难以入睡。至今已经过了20多个年头，依旧未能矫正过来。

　　他们还强制受审人员遇事必须高声喊“报告”。不管要同他们谈什么事，不喊“报告”就都置之不理。自己生性倔犟，不愿自甘卑贱，拒绝服从这种带侮辱性的规定。从1968年1月13日进去，到1975年5月14日出来，始终没有喊过“报告”一次。他们为了将人制服，就在一切事情上刁难。我的一把牙刷，1967年9月8日在北京卫戍区用起，整整用了1267天。早就用得没有毛了，多次要他们换，但如不喊“报告”就不给换。我就用这把牙刷继续刷牙，直到1971年2月间，他们看到上边一根毛也没有了，才给换了一把新的。

　　关在这里的，有不少党政军的高级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也有不少同样无辜的年轻人。他们中间有些原是曾受江青一伙重用过的红卫兵，当被他们使用完了，为着灭口；或者在给江青一伙办事中出了差错，就被作为牺牲品投进监牢。1969年4月下旬，“九大”开会后期，距我住的一层27号房间左侧不远，拘押进来一个男青年。在放风时听他自言自语地叫喊，自称上了陈伯达的当，说陈叫他做了一件什么害人事情，然后把他送到狱中来。他进来就整天高声喊叫冤枉，因为反抗卫兵的干预又常发生争吵，监管员用尽一切手段，没有把他压服。过了两天，大约由于从他身上没有逼出口供，在还相当寒冷的初春（暖气早已停掉），拿走他的棉被，也不给他饭吃或者总不给他吃饱。就在窗外高音喇叭传出广播电台欢庆“‘九大’成功”“圆满”闭幕的时刻，他却昼夜不停地大声在室内哀叫：“毛主席！林副主席！我饿呀，我冷呀！”形成极大的讽刺。狱卒怕被别人听见“影响不好”，关掉他的窗户。他那些凄厉的喊叫声，仍然穿过牢房门窗的缝隙，冲破寒夜的宁静，在漫长的走廊里回荡。不论这个人的情况如何，不管他作了什么样的坏事，从牢狱当权者对他的态度来看，他定是一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受害者。他所发出的凄厉的哀叫，引起所有“犯人”的同情，也引起人们的遐想。

　　自己本来无罪，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我投入牢狱，不过为的灭口（用兴奋剂毒害头脑也是为了灭口）。因此关进监牢以后，很少问讯。将近8年间，只在1969、1971和1972年有过3次“审讯”。

　　进秦城1年多，1969年4月中旬，“九大”开会期间，中央专案组和报社造反派各3人首次“提审”。一见就要我“向毛主席请罪”。说“现在外面每天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你应向毛主席请罪！”我说：“有错无罪。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他们提出要我写一篇自传，还有50份各地向我“外调”的问题要我答复。这次并未谈到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套话也没有讲。不大工夫就结束了这场戏。

　　又过两年，1971年5月下旬，开始一次延续106天的马拉松式的“提审”。来的人中有中央专案组中一个叫张宏学的人（张卉中称他“审判员”），报社的杨罗王3人，还有驻报社军宣队队员。他们一上来就提出两大问题，是逼我“交代”在《光明日报》工作期间，在报纸上放过什么毒；一个是逼我“交代”报社“五一六分子”名单。

　　关于前者，我说前后在报社工作10年，其间报纸上发表的新闻、文章约计1．2亿多字，不记得都是什么内容，也无法对每个字、每句话负责。

　　关于后者，我说，不知道“五一六”为何物，说不上谁是谁不是。只能把所知道的干部情况说一说，由你们判定谁是谁不是。我就按照报社人员花名册，自上而下，从副总编、编委、部主任起，照实历述他们的简况、优缺点，逐个“介绍”。他们非常不乐意地皱着眉头、耐着性子听了一天。第2天，我仍继续往下讲，他们再也忍不住了，杨罗王们拍桌子大喊：“是叫你交代‘五一六’，不是叫你给干部作鉴定！”我就闭起嘴巴，不再说话。这时，那位姓王的拿起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念其中有关“五一六兵团”的一大段话。念完了，他们说，“要你交代的就是这个五一六兵团的名单。”这种无中生有的事，怎么回答？任凭杨罗王们大声叫、拍桌子，我都不再说什么。结果，又僵持下来。

　　本来，我被绑架前，天安门观礼台出现的“炮轰周恩来”大标语，署名就是“五一六兵团”。其后听说，所谓“五一六兵团”就是江青一伙唆使的一些人。在我被投入监狱后，他们却又利用“五一六”来诬陷干部、残害异己。1967年9月10日，谢富治接见中学生代表时曾说：“五一六兵团非常反动，又非常渺小，他们人数不超过50人，其中相当多是受蒙蔽的年轻人，真正的坏人不超过10几人，可能有点后台老板、走资派。”可是以后他们在全国范围大抓“五一六”，它像“叛徒”、“特务”、这些字眼一样，成了陷害无辜的一顶大帽子。杜保同被他们非法绑架押回内蒙之前，就被吴法宪扣上“五一六骨干分子”的帽子。他们在《光明日报》职工中就打了108个“五一六”分子（也有人说将近100个），这些无端被加上罪名的人都没有“根”，如今过了几年之后，他们又来秦城找“黑后台”，抓我这只“黑手”，岂不好笑？

　　他们蛮不讲理，连续追逼。当时也被囚禁在秦城监狱里的师哲同志，以后回顾在这里所受折磨时说：“有真理的却无起码的生存权利，无真理的却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10年浩劫中，一切事情都是这样是非颠倒的。每逢这帮人前来“提审”，望着那几个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喋喋不休、信口开河时，心里都浮现出这样的想法：“我和他们的位置坐错了，应当颠倒过来！”

　　逼交名单的事卡了壳，他们又回到报纸内容的问题上，指责我在报上“放毒”，宣传“揪军内一小撮”，“反军”、“乱军”。以后翻来覆去就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如前所述，1967年7、8月间的中央告武汉军民书、《红旗》八一社论提出这个口号，毛泽东有批评，王力、关锋被追究。但是这个口号原是林彪本人先提出的，怎么能要报纸负责？所以我只说报上发表了含有这个口号的文章，自己有责任，有错误；他们硬要说是“罪行”，就又顶起牛来。其实，他们表面整我“反军”，实际上是要逼我承认“反林彪”，但是他们又不便明讲转递杜保同揭发叶群“黑材料”的事。这样扯来扯去，延续了106大，已到9月初。最后一天临完的时候，他们还提出一些问题要我继续“交代”。可是，隔不几天，他们极力卫护的“林副统帅”折戟沉沙，这次以追查反林彪为主题的“提审”只得告吹，这伙“审判官”再也不见来了。

　　“提审”停下来，又过了一年多，直到1972年底，他们又到监狱里来逼供，改在历史问题上纠缠。这时我已陷入冤狱5年多，他们派出许多人员，耗费巨量财力，并没找到任何证据，只好伪造“证据”栽诬。这次“提审”断断续续又延续了很长时间，他们伪造两个“证据”、提出两个问题。给我看的“证据”是两张照片。因为是无中生有的捏造，照片上有破绽，不堪一驳驳。参与“提审”的杨罗王中有两人以照相为职业，但这两张照片伪造得并不高明。要求看原件，他们不敢拿给我看，仍旧反复纠缠，直到作结论的时候。

　　张卉中原是《光明日报》文艺部编辑，被打伤后于1967年9月离京南下治病。因恐报社造反派追捕，不能回九江老家，先到武汉亲戚家暂避，以后在湖北、江西沿长江两岸辗转躲藏过17个地方，于12月底移到南昌。她离京后，光明日报社造反派造谣说她“带走两箱整叶群的‘黑材料’”，联络公安部门对她印发大量“通辑令”；随后又派一个姓金的原籍九江资本家子弟前去追捕（此人过去一度参加共产党而在预备期间被取消了党籍，曾进党校一个训练班学习而在未结业前被调离党校）。他伙同一些人跟踪寻找，没有找到张卉中，却和各地造反派沆瀣一气，把张卉中躲藏过的人家整得家破人亡。我手上有许多控诉这伙人残酷施暴的信函，在无意间得到的这位姓金的专记迫害我们一家事项的一本笔记本中也有详细记载。1968年2月23日，吴法宪派“联合舰队”核心分子于新野在南昌找到张卉中，26日用专机押送北京，即被拘留在北京卫戍区，4月29日起关押到秦城监狱。她在狱中备受折磨，狱中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不准采取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迫害受审人员的指示，她在1973年12月20日向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申诉信，控诉“审判员”压制申诉、大搞逼供信的犯法行为。她说：“1973年8月14日，审判员同另一位解放军2人来，出了4个题目，叫我写一份交代检查材料。我8月20日写成，23日监狱管理员取走，共36页。9月26日他2人又来，一见面，审判员大发雷霆，说我不该写这么多页纸，不该写得像文艺论文，……他说，哼！还想给你把材料转党中央！我没有负这个帮你转材料的责任！”

　　这位“审判员”接着说：“好了！先不跟你说这些。你这份材料不行，得重写！就在这里（指审讯室）我看着你写。于是他拿出材料纸（是黑色线纸，与监狱的红横线不同），抽出他自己的自来水笔给我。他一边口述，我一边笔录。9月26日未写完，他把草稿带走。第2天2人又来，草稿删去了一半，还改了许多地方。他继续口述，又令我笔录，随后令我誊写一遍。于是完成了1973年9月27日的所谓交代材料（共3页半纸）。然后，他把我8月20日的36页材料交我，勒令我撕毁（撕后，他带走了）。”（这位审判员和杨罗王们在逼我“交代”所谓“反军”‘“罪行”时，也曾采取过类似的办法：“越俎代庖”，炮制假“交代”，强加于人，罗织诬陷。他们口口声声“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自己的行动中却处处违背毛泽东思想，把毛主席一贯严禁使用的“逼、供、信”手段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结果，张卉中只好另外又写了《对9月27日材料的申诉》，逐条批驳“审判员”强制口授的“交代材料”。“审判员”收了她的申诉，但绝不给她转送（我是从她自狱中带出的写在草纸上的《申诉》底稿中摘录的这些话）。同时又拿出一些伪证和国民党反动分子写的诬陷她的材料，逼迫她承认。张卉中对自己的遭遇百思不解，以致绝望，曾经偷偷咬破手指，从衬衣上撕下一块布，给儿女写血书说：“这是要把我也搞成特务，故留此血书，让你们知道我们被政治陷害的概况。”在姓金的这本专记迫害我们夫妇事项的笔记本上，写了331个人的名字（还不包括有姓无名或有职务无姓名的几十个）。其中许多我们自己早已遗忘、已经死去或者从来也没有听说过的人，都要“寻找下落以扩大特（务）证（据）的线索”。他的着眼点是专找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的人，提供诬陷革命干部的“证明材料”。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去找的，几乎全是一些社会渣滓，如像：“日伪政务警长”、“伪警察局长”、“日本宪兵队突击队情报员”、在日本宪兵队作过密探的“劳改释放犯”、“天津劳改犯”，国民党政府“高二分院首席检查官”、“江西省党部书记长”、“党证特字一八三六二号”国民党特务以及“日伪县长”、“伪保长”、“甲长”，准备找的还有罪大恶极、人民政府“已镇压”、“已枪毙”的朱某、曾某。他从他们那里究竟收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用来诬陷我们的“罪证”呢？可以举一个例。他在九江看守所找到作过“军统少尉译电员”的国民党特务黄某，笔记本里如获至宝似地录下这个人的口供：“穆、张运了一部电台到九江。他们有个女儿，文化大革命期间发了几次报。电台先在东门外，后转庐山。欣红梅，在北京一无线电学校。”我们有个女儿叫穆小玫，1967年我被江青关起来时，她才刚满10岁，在北京第二聋哑学校读书。这些情况笔记本的主人自然全都知道，却还要拿这些被他逼出来的“口供”罗织罪名，岂非蓄意诬陷？

　　张卉中原是南昌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历史清白，思想进步，南昌解放第7天就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南昌解放前她曾与反动校长张矫作过斗争，引起她的仇恨。张矫是什么人？笔记本上记述她是“南昌女师校长、国民党员、国民党江西省书记长”。张卉中根本没有参加过张矫遵照伪教育厅指示组织的“应变会”，专案组硬说她参加过。张卉中提出5个人可以证明此事，有的就在北京。姓金的一个也不找，偏到南昌去找张矫捏造伪证，一口咬定张卉中参加过“应变会”。张卉中在申诉信中揭发光明日报社造反派进行外调，“不是为了弄清问题，不是对党负责和对干部负责，而是先有了结论，下去找假证为他们一贯陷害我的结论服务。”他们的行为，完全违背毛泽东所主张的实事求是、不准搞逼供信的原则。在姓金的本子上详细记有张宏学1969年3月25日对他们的“训话”：“外调重点是特务问题。”还说要他们“用主席思想指导我们的行动”，“坚持活学活用”，“天天读一小时不能少”、“每周一个学习日雷打不动”。看来这位“学生”连同他的“老师”的言行，都是完全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完全是他们所效忠的“林副统帅”“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那一套手法，堪称“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典型。

　　8年冤狱，张卉中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了严重摧残，身患多种重病：高血压（血压常在200以上）、心肌梗塞、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甲状腺肿大，1974年10月26日患脑血栓差点死掉，肾出血至死未愈，终被折磨死了。在“十年浩劫”中，我和张卉中两个家庭，先后共有12人被关押过，3人致死（张卉中和她的母亲被关生病致死，我的父亲因受惊吓，病死）2人逼疯、1人致残。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就决定由光明日报社和红旗杂志社代为收转各方寄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信件和材料。1967年7月，笔者在第七机械工业部设于内蒙呼和浩特市的第四研究院工作的弟弟（杜保同），参加群众组织“新红联”外调组从武汉回来，写了一份《关于蒋匪军委第六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情况调查》材料，通过我带到钓鱼台，交给收发室转送给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林彪、陈伯达等。这份材料中列举曾在那里受过训练、目前在我党、政、军领导机关工作的10多人的名单，其中就有叶群。叶群在外面用的名字叫叶宜敬，笔者和所有参加调查的人都不知道。他们照写，我也照转。叶群是林彪的老婆、秘书，又是林彪办公室主任，送给林彪的一份她会首先看到。原在这个训练班担任教官的欧阳敏纳向“新红联”外调组提供这些材料之后，也给林彪写信，说有人调查叶群在“青训班”的历史，希望林彪“注意”。林彪对叶群说：“搞倒你，目的是要搞倒我。”随即亲笔写信给被人称作“草包司令”但是死心塌地效忠“副统帅”的吴法宪，要他对此事详细追查。林彪的信大意说：叶群同志的历史情况，从延安整风起已多次查明，作过结论，无问题。现在有人整她的黑材料，目的在反对我，现请你派人找写信的人，设法抓住这只黑手，很可能从中发现重大的政治线索，也许可以破获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具体办法，请酌定。在追查中发现杜保同经过笔者转送这份材料，认为我是“黑手”。以后就正式下令将我和杜保同、张卉中拘留审查，进行迫害。

　　杜保同于1967年12月2日夜被吴法宪派宋城等绑架后，关押到东城西扬威胡同他们私设的牢房里八九天。他们私设公堂，逐日由林立果“联合舰队”的宋城、宋焕阁、何汝珍、张舜甫采取车轮战术，昼夜审讯。他们反复逼问整“中央首长”叶群“黑材料”的问题：“穆欣怎么向你们布置的？你们通过穆欣送过几次整‘中央首长’的‘黑材料’，穆欣都送给了谁？”逼他承认“穆欣是整叶群材料的后台”，还造谣说：“穆欣都交代了，你还顽固。”杜保同拒绝回答，逼供没有结果。他们决定把他押回内蒙长期专政，继续审问。吴法宪“指示”：“杜保同不是好人，是危险人物，押回去后要长期关押，要看管好，不许跑掉，不许打死，留着这个人有用。”

　　杜保同被押送回内蒙的情形，在他向党组织写的控诉信中说：“在押送我上北京站那天，真是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宋城、宋焕阁、何汝珍指挥，在押送我的汽车到火车站前，他们已早派人站好了岗，监视和押送我下汽车、上火车。在呼市和四院‘迎接’我的是满市、满院的大标语。大标语写的是‘北京专政机关依法逮捕现行反革命五•一六骨干分子杜保同，经内蒙专政机关押送我公司革命群众批斗！’并将这一内容每天广播3次，连续广播了3天。把我押回来不几天，大概12月20日左右，宋城、宋焕阁、何汝珍又亲自来呼市看了我和邢鉴等十几个同志的档案材料，又进一步策划，布置对我们进行迫害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不久就发生了抄查整叶群‘黑材料’的‘1•20’事件。那天晚上把邢鉴等5位同志毒打后，送进了监狱，打伤了许多同志，有的打伤致残，又抄了150多个同志的家。以后又继续对邢鉴同志专政11个月，抄了5次家。”

　　他们把杜保同押回呼和浩特市后，继续对他逼供，残酷迫害。“九大”以后，有一次追问杜保同有关叶群的材料送给了谁的时候，竟然诱供说：“他们现在还是中央常委嘛，穆欣把材料送给他，你讲了也不要紧嘛！”九届中央政治局5个常委是毛、林、陈、康和周恩来，十分明显，他们明目张胆地将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

　　林彪给吴法宪的信中说：“现在有人整她（指叶群）的黑材料，目的在反对我。”“设法抓住这只黑手，很可能从中发现重大的政治线索，也许可以破获一系列的重大问题。”而在吴法宪给宋城等人的“指示”中，最耐人寻味的，就是“留着这个人有用”这句话。杜保同只是一般干部，他们从北京押送他回内蒙，竟然如此“戒备森严”，联系林彪一伙指示于新野这样的“大人物”亲自跑南昌追捕张卉中这样的一般干部，还破格用专机并配备医生（因张有重病、怕死掉了）押送她回北京的情景，以及当时于新野等不断地在光明日报社对面北京劳动保护馆，同报社某些造反派头头频繁开会密谋的情形，固然显示他们对于叶群反对历史曝光的恐惧，同时也可看出他们准备借题发挥，正在暗中酝酿、策划着某种重大阴谋。只因突然发生“九•一三”事件，致使这一阴谋归于破产。

　　杜保同于1973年11月20日给党组织的信中，控诉了所遭受的残酷迫害：“从1967年12月把我押回来，直到1968年5月份，6个多月不准我出门，不许我乱说乱动。6个月不准我换衣服，不准我洗澡，不准我理发。我满身是虱子，头发可以梳成辫子。我在1968年5月底，经过极大的努力，说了不知多少好话、多次请求，才准我在有人看押下，从南地（当时在四院车间关押）到东门来拿换洗的衣服和上市里理发。当我在路上走时，有不少大人、小孩跟在后面看，以为我是一个疯子。在理发前，利用押送我的人一时不在，我就跑到照相馆先照一张长头发像。后来托人取出后，我就写信并附上像片，向中央首长控诉对我的迫害情况。信到北京后被叶群、吴法宪等死党分子扣留了。后来吴法宪又把信和像片转到四院来，并“指示’对我要严惩，加强对我的管制。从此我被禁止一切通信，家信也不准我写（原来准我写信，但信写好后必须经过他们检查，才能送出），并多次遭到毒打，把我留下的两张长头发照片也抄走了。”

　　杜保同在1973年12月间写的另一份申诉中说，当时他给中央首长和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都写了信，并且附上所拍的长头发照片，控告吴法宪一伙的迫害。“可是给中央首长的多次去信，都被林彪、叶群、吴法宪全部扣留了。只有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接到了我的信。并回信说：‘逮捕你我们不知道，望你来信把详情告诉我们，我们好追查处理。’不几天，这封信被抄走了。长头发照片和底片全被抄走，并由四院革委会把这封盖有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公章的信与我的长头发照片转给了吴法宪。吴法宪一看大怒，认为我‘太不老实’了。因此，吴法宪就来电话和信指示，要对我严惩，叫狠狠地整我。结果有半个来月的时间（这时我在东门14单元3楼5号关押），每天晚上10点以后把我拉到办公楼，推到一个小房间里，搞去我的眼镜，先是审问，然后就是七八个人上来拳打脚踢，一打就是两三个小时，有时打得我满脸是血（走时还要逼我去厕所把血洗掉才准走）。腰被打坏了，直到现在还经常腰痛。头被打得脑震荡，搞得我头痛脑胀，精神时常错乱。当时搞得我实在受不了啦，曾想到过自杀。但在关押我这个房子里找不到机会，因薛伟民同志、梁贵全同志每天都在屋里不出去，外屋还有看押我们的人。有一次让我替薛伟民同志去打扫大楼，打扫大楼的用具都放在办公楼一楼西头楼梯底下那个小屋里。我进去以后，看到这个小屋很背，没有人来，多少天产生的自杀念头又来了。仔细看了一遍，就决定电死。我把灯打开，把灯泡摘下。在我就要伸手去触电了，思想上复杂极了，斗争非常激烈。我想要是就这样死了，不就是叛党、成了反革命了吗？我家里还有一个多病年迈的老父亲，还有4个孩子，我这样死了，他们不就成了反革命家属了吗？同时我想到我又没有干什么坏事，有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健在，问题再大也会搞清楚的，死了反而复杂了。我还想，一个共产党员死要重如泰山，不能轻如鸿毛，我这样自杀不是比鸿毛还轻吗？结果我在那里哭了一个来小时，下定决心不死了。不能死，再大的痛苦再大的折磨也要咬牙顶过去。……”

　　杜保同还控诉了家庭所受到的迫害。当时留在河南省扶沟县农村家乡的，还有年近80岁的老父、弟媳以及4个侄儿侄女。吴法宪处和杜保同所在单位以及光明日报社的造反派，都曾连续不断地派人前去“调查”、抄家，对家属残酷迫害。他们以吴法宪盗用中央军委的名义，向公社、大队、小队和社员宣布我们是“现行反革命”，专找那些因犯错误受过处分、对党不满的干部和历史上有严重问题的人（如原国民党副警长、劳改释放犯等）写假材料。又用高压手段把我家打成“反革命家属”，并向家属逼索杜保同送回家里的“整叶群的黑材料”。还给家属在经济上制造种种困难。留在老家的老小6口，没劳动力，过去基本上靠我们寄钱回家买粮生活。这时我们夫妇和杜保同都被非法关押，不准写信、不准寄钱，他们“只好向亲戚借点粮，挖点野菜维持生活”。父亲因在旧社会劳动过度，得下多种疾病，因得不到任何治疗，病情日益加重。又因两个儿子都是早年参加革命，忽然都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关在牢里，生死不明；那些前去“调查”的人，抄家、逼供，使他深受惊吓，以致病情一天天加重，及至杜保同获得平反后赶回家里，已经奄奄一息，陷入昏迷状态，不久即在惊恐不安中谢世。

　　因为杜保同受迫害的“罪名”就是整叶群这个“中央首长”的“黑材料”，是公开由林彪的死党吴法宪挂帅、“联合舰队”四员大将逼供。所以“九•一三”事件以后，尽管一直迫害他的那些已经成了“职业杀手”的人还不甘心，但已没戏唱了。他们在吴法宪已被抓起来后还去北京找吴法宪“调查”，被空军顶回来。1972年1月就恢复了杜保同党的组织生活。

　　我的案情与林彪有关，我和张卉中、杜保同都因林彪的命令而被捕。但专案组和报社杨罗王们只是暗中整我同揭发叶群的事有牵连，表面讲的却是“反军”“乱军”。“九•一三”事件后老题目不好再提了，就改在历史问题上继续对我诬陷。直到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批准释放大批受迫害的干部，才得重见天日。报社负责人本来当众宣布4月7日我和张卉中同时释放，决定派一名报社的负责人去接。报社领导小组当众表态：坚决按照中央指示办事；每个党员每个群众按党性、党的政策办事。当天并让报社分组讨论，绝大多数表示同意。可是过了一夜变了卦，未向公众说明原因，4月7日只将身患重病的张卉中从“监外就医”的复兴医院接回报社，而我却延缓到5月14日才得从监狱里出来。

　　在我出狱之前，专案组采取高压手段，对我进行了极其残酷的折磨。他们一面突击审讯，大搞逼供信。不过所问仍是老调重弹，并无新意，只是态度更加蛮横，列位“审判官”的脸色更加难看。放风的时候，监管员恶言恶语，厉声恫吓，或在围墙外面鸣枪放炮，显示威慑力量，制造恐怖气氛。同时通过饭菜饮水频繁地给我服用各种药品，折腾我的头脑。有的服后产生幻觉，有的出现恐怖感，有的服后话特别多，自己无法抑制。还有一种药品，导致一切记忆中的事物性质完全颠倒。连续多日，都是人睡时药力就开始发作，记亿中浮现的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像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至起床前药力失效，思维重归正常，那些颠倒了的记忆又都颠倒过来。

　　他们所以这样对我百般折磨，其目的显然是想逼出他们预期的什么口供，以便找到某些把柄，阻挡我出去。为此他们千方百计，煞费心思想出许多怪招，什么离奇的手段都施展出来。

　　狱中发给受审人员看的一份《人民日报》，早已成为他们戏弄、折磨受审人员的工具。人们被关进来，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给看报。监狱虽在北京市郊，北京出版的报纸总是较迟几天交来，以便他们有时间研究报上哪些内容可以用来折磨“犯人”。他们想要封锁某些消息，即将某天或几天的报纸“扣发”；有时为了达到某种效应，故意多拖几天再给你看。凡遇比较重要的新闻，留心窥测“犯人”的反应，作为评价“犯人”政治表现的依据。

　　1972年初，接连曾有两个重要人物病逝，一个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敬重的元帅、诗人陈毅同志，1月6日病逝；一个是靠篡党夺权手段爬上高位，身后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谢富治，死于3月26日。1月初旬看到陈毅追悼会的报道，拿起报纸一看，感到异常悲痛，不禁热泪滚滚，强自抑制才没哭出声音。隔没多久，刊有谢富治死讯的报纸来了，看一眼就扔到床板上去。谢富治这个被人称作“犹大”的热衷权欲而摒弃了任何道德准则的人，死讯传出只能让人舒口气－－人们不止是“无动于衷”。自己对待陈、谢死讯上的这种鲜明的差异，势必引起监管员的注视，并且会留下深刻印象，作为难得的“罪证”上报。俗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一旦在迫害狂那里挂了号，日后必然难得有好日子过。

　　这个时候，1975年4月，报纸上又有类似情况的两则新闻出现，而且隔得更近。4月2日，我国人民尊敬的董老－－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在北京病逝；4月5日，人民公敌蒋介石在台湾死了。监狱当局乘机又以《人民日报》来做手脚。他们送来刊有董老逝世新闻的报纸之前，暗中给我吃上抑制流泪的药品（女“犯人”在狱中会见前往探视的子女以前，许多人都给吃过这种药），使人怎么难受也流不出泪水。但到送给刊有蒋介石死讯的报纸之前，故意又给吃下相反作用的药。纵然如此，对人民公敌蒋介石的死也不会有丝毫的“难受”，更不会流眼泪。他们观察到这一点，又叫“狱卒”们把浓烈的刺激眼睛、容易流泪的硫酸液倾洒在囚室门口地上，还用扇子往屋里扇，力图逼出你的眼泪，可以上报你的“反革命感情”。结果，这一招也不灵验。其实，即使采取这种手段逼出几滴眼泪，不是也和他们伪造的那些“证据”同样毫无用处嘛！

　　机关算尽，终归徒然。拖到1975年5月14日，早晨忽见张宏学跑来，让我收拾东西（其实就是四卷《毛选》，一本《语录》和一件故意留作8年冤狱“纪念品”的破烂衬衣），知道这是要释放我。因为这里的“犯人”已有许多人出去，每天都有成批的人出狱。当天中午回到家里，见到朝思暮想的家人和一些亲友，自然感到无限喜悦、宽慰。

　　但是，人从狱中出来了，“案子”却远没有了结。江青那张垂天大网依然罩在头上，心情依旧感到压抑。据说在我出狱那天，张宏学们那个中央专案组向报社领导小组成员讲了四条：（一）有人讲，穆欣是特务，经过审查，他不是特务；（二）中央没有给我们审查他是不是“五•一六”的任务；（三）他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中央了解；（四）他犯过执行修正主义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随处可以看到不少敌视的眼光，报社头头每天还得给姚文元送去一份有关我的“动态”的报告。张卉中再也承受不住新的迫害，于1978年4月2日因遭长期折磨重病而含冤逝世－－至死都没等到一个公正的结论，死后报社的两个负责人还不允许为她开追悼会。

　　经过孩子们奔走，得到北京市委谭庄同志的帮助，我于6月21日住进友谊医院检查、治疗，原想可以安静几天。不料刚到第5天，张宏学们就找到医院里来，像催命鬼般进行新的折磨，又在结论问题上做手脚，继续施加压力，逼令在他们诬陷自己的结论上签字。在我住院期间，从7月21日到8月8日，先后给我看过5个内容互异的结论稿，每一个都说我是“人民内部矛盾”，可是一直还是把我当敌人来看待。拒绝他们这种强加于人的诬陷，他们就秉承上司的旨意威胁说：“再不签字，就以拒绝签字论！”或者同你软磨：“今日你不签，我们就不走！”既然8年的监禁都不曾压服，这时哪个还会屈从他的淫威。拖到翌年10月，江青一伙垮台，张宏学也再未露面。办结论的专案组又换了两班，经过许多周折，直到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12月15日，方才有了一个彻底平反的结论：“穆欣同志的历史是清楚的。”“撤销中央专案小组办公室1975年8月6日结论，所谓整叶群‘黑材料’等，均系林彪、‘四人帮’妄加罪名，蓄意迫害。对林彪、‘四人帮’强加给穆欣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和莫须有的罪名统统推倒，予以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对因穆欣同志问题而受株连的家属、亲友和干部，应予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有关材料，按党中央规定处理。”

　　《结论》也写明了这次林彪对我进行迫害的情形：“1967年7月间，穆欣同志的弟弟杜保同，曾通过穆欣同志转送过七机部四院一派群众组织‘新红联’外调组‘关于蒋匪军委第六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情况调查’材料。10月份，青训班原教官欧阳敏纳给林彪写信，说有人在调查叶群在青训班的历史，林彪要吴法宪派人追查此事。追查中发现杜保同同志转送过材料、怀疑穆欣是‘黑手’，因而将杜保同、穆欣、张卉中同志拘留审查、进行迫害。穆欣同志在被关押期间，政治上受到迫害、精神上身体上受到残酷摧残，家属、子女及其亲友也受到株连。”

　　同日，对张卉中也作出了彻底平反的结论：“历史清楚，所谓特嫌问题纯属诬陷。因此，对林彪、‘四人帮’强加给张卉中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1975年8月26日的结论应予撤销。……”1980年2月21日，光明日报社为张卉中举行了追悼会。

　　忆起蒙难8年九族株连，仿佛又坠入蛮烟瘴雨之乡，受骇浪惊涛之险。然而，寒心冰骨的严冬毕竟已成过去，雨过天晴，天空依然是那么蔚蓝……

作者：穆欣点击次数：752
出处：《互连网》上传日期：2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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