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在红旗下的美国人:给中央领导写信反拆迁(图)zt

lrm2222 · 发表于 2010-8-7 02:45:35

　[导读]美国人阳和平的父母被外界誉为“白求恩式的共产主义战士”，母亲寒春在中国养奶牛62年，父母在中国的理想和践行孕育了他的精神河床。
　　

1967年，这一美国家庭在中国生活的合影。

　　他在中国接受马列主义，在美国接受西方主流思想，两种思想老打架。他困惑了好长时间：“很多人都是从信仰危机的深渊里爬出来，有人爬到左岸，有人爬到右岸。我爬到左岸去了。”

　　阳和平穿着短裤和白色跨栏背心，手里拿着一把“痒痒挠”，鼻梁上的眼镜就快要滑落到鼻尖上。他慢条斯理地说着带京腔的中文，接受记者采访。要不是大鼻子、深眼窝的“洋人”脸孔，他看起来和北京胡同里的随便一个老头没区别。

　　尽管出生在北京，阳和平可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2010年6月8日，他的母亲寒春在北京病故，享年89岁。而他的父亲阳早在七年前过世。6月21日，两位老人的骨灰被一齐撒在陕北定远县三边牧场――这是在六十多年前，他们为了追寻革命的信仰，最早来到的土地。

　　他的父母早在1940年代就从美国来到延安，开始了他们的“国际共产主义者”生涯。他们在中国养奶牛，研究农业机械化，也轰轰烈烈地学大寨，闹革命，贴大字报，送子女上山下乡，甚至在新时代，还给中央领导递纸条反对拆迁。

　　这一家美国人，以独特的方式见证着新中国60年的历史。

　　2004年，寒春获得中国第一张“绿卡”；2009年，她还成为“感动中国”候选人。

　　对于很多媒体和中国友人送给他父母的敬辞――“白求恩式的共产主义战士”，这几乎是中国对外国人的最高礼赞，阳和平的反应则是，“说不上，没必要”。

　　实际上，他和他的父母一样，常常缅怀毛泽东时代，而对当下中国的腐败、崇洋、物质至上的现状表示不满，“我母亲在最近几十年里，经常在一种失望的情绪中度过，非常痛苦。”

　　阳和平送走了母亲寒春之后，与早已在国外定居的弟弟和妹妹不同，他说愿意在中国一直住下去。

　　他说，“有些中国人是‘香蕉’，黄皮白心；我是‘鸡蛋’，白皮黄心。”

　　阳和平毫不讳言自己是一个“左派”。

　　“我在中国接受马列主义，在美国接受西方主流思想。两种思想老打架，我困惑了好长时间……很多人都是从信仰危机的深渊里爬出来，有人爬到左岸，有人爬到右岸。我爬到左岸去了。”

　　宋庆龄为其取名“和平”

　　阳和平今年58岁，在22岁前从未离开过中国。他的人生大致可以以1974年为界，前一段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后一段则主要生活在资本主义美国。

　　三年前，阳和平还在美国特拉华大学(University of Delaware)教经济学，但他开始困惑，自己到底图什么？“也就是混饭吃。学校里面没人能沟通思想，而中国有好多有共同理想的人，有好多谈得来的人……落叶归根好像有点道理。”

　　他也曾咨询自己的左派朋友、中国工人研究网的主编张耀祖，“我回到中国有用吗？”张耀祖的回答也很干脆：“反正你在美国对中国革命没有用，对世界革命也没用。”

　　加之母亲寒春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回到中国长居。他在对外经贸大学找到了教授计量经济学的教职。

　　在中国养牛超过60年的寒春这时操心的是，她所在的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农机院”)小王庄牛场，正面临被拆迁的传言。阳和平说，最初听说这里要建“大学城”，寒春也同意拆迁；可她后来发现，开发商打着大学城的名义，在附近建起了商品房，她就生气了，“农业用地都成商品房了，人吃什么？”

　　于是寒春四处反映，甚至找到中央领导的秘书，递纸条“告状”，被人称作“洋钉子户”。“现在钉子户死了，这没障碍了。”阳和平说。

　　作为阳早和寒春的长子，阳和平是标准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

　　1952年，已怀孕7月的寒春应宋庆龄邀请，从陕北来到北京，作为美国代表参加亚太和平会议。随后，宋庆龄替她肚子里的孩子起名“和平”。

　　寒春还叫Joan Hinton时，她是美国一名年轻的核物理学家，杨振宁是她在芝加哥的同学。作为“中子物理学之父”费米的助手，Hinton也参与了研制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

　　当美国将原子弹投向广岛和长崎之后，Hinton和其他一些科学家感到“灵魂被出卖”，她不能想象自己醉心研究的科学竟被用来制造杀人工具。

　　1949年，在挂着毛泽东和朱德像的窑洞里，阳早与寒春成婚。墙上挂着红旗，绣着“万里良缘，圣地花烛”八个大字。

　　记者问阳和平，他的母亲放弃在美国做科学家，来到中国养牛，会不会感觉有些可惜？阳和平露出了略有些狡黠的笑容，“没有中国革命就没我了，可惜什么？”

　　出生40天后，阳和平就和母亲一起回到了陕西西安的草滩农场。直到14岁之前，阳和平童年时光都在这里度过。寒春说过，在陕北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尽管物质条件匮乏，但精神很愉悦。“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理论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寒春看来，这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式，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没有等级和压迫。

　　1966年，寒春夫妇被调到北京。阳和平很快发现母亲已参加了造反派组织，每天开批斗会、写大字报。但单位还要接待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食堂人手不够，于是阳和平就去食堂帮忙揉面做馒头。他觉得这个活“特别有意思”。

　　做了几个月的馒头之后，阳和平找到了更有趣的事。他跟随表姐卡玛，还有几十个北大、清华的学生，想践行一个宏伟的计划：从北京走到延安，再走到井冈山，然后走回北京。

　　可实际上，走到山西阳泉以后，阳和平和卡玛就留了下来，在一座煤矿里一待就是两个多月，“参加革命”。

　　1969年，17岁的阳和平被分配到北京市光华木材厂，用热压机做胶合板、塑料贴面板，正式成为一名工人。

　　米老鼠不懂孙悟空

　阳和平对“文革”持肯定态度，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人民第一次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还在学习的过程，也难免会做蠢事、过激的事，而且“革命难免有牺牲”。
　　但他怕的是被隔离的孤独感。“我在工厂里，人家就说‘内外有别’。每次开会都说，‘和平，今天的会你可以不参加’，我说，我要参加，然后他们偏说，‘你可以不参加’。”中文讲得再流利，也改变不了他大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刻板印象，这让阳和平感到痛苦。

　　此时，阳和平的弟弟、妹妹都被送去了安徽茶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最好的玩伴之一，表姐卡玛，却已回到了美国。

　　对于孤独的阳和平来说，卡玛来信中对美国的描述，几乎同1940年代阳早为寒春描述的红色中国一样充满神秘色彩，焕发出巨大的吸引力。终于，在1974年，阳和平决定去美国，去看看自己父母的国家。

　　他特地跟记者强调，“那不能说是‘回’，有来有去才叫回，那时候叫‘去’美国。”

　　尽管有种种设想和心理准备，阳和平还是对资本主义美国发出惊叹。在舅舅的农场里，阳和平对美国农业的机械化程度“震惊”、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发现他舅舅居然一个人能管理一千多亩农场，有好几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但很快，阳和平感到孤独了。他听不懂其他美国朋友们讲的笑话，他没有看过其他美国人在童年看的动画片。“他们讲米老鼠唐老鸭，我听不懂，也不觉得好笑；我给他们讲孙悟空，他们也不懂。”他的英文甚至也结结巴巴的，一张口别人就觉得他不是美国人。

　　带着被孤立的情绪，阳和平有些生硬地强行让自己融入美国社会。他先后在农场、修理厂、汽车厂各地工作，充分体会着“资本主义的剥削”。很快，他每个月大约可以挣到400美元，而此前在光华木材厂，他的工资是“38块6毛1”。

　　红旗下的美国人：给中央领导写信反拆迁

　　[导读]美国人阳和平的父母被外界誉为“白求恩式的共产主义战士”，母亲寒春在中国养奶牛62年，父母在中国的理想和践行孕育了他的精神河床。
　　

1949年，陕北，瓦窑堡，阳早(左)，寒春(中)和张根野(翻译)在窑洞前。

　　想家――就是想中国时，他甚至特地买了一台收音机，就为了在晚上最安静时，隐隐约约听一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播报时间”。

　　回忆之前58年的生涯，阳和平有两次流出了泪水。一次是他讲到父亲去世后，母亲寒春的孤寂，另一次是讲到1976年时，他在广播里听到毛泽东去世的消息。

　　此后，在1977年和1980年，他的弟弟阳建平、妹妹阳及平先后来到美国定居。

　　之后，他结婚、生子，并于1981年开始半工半读上大学，一直到1987年毕业。他毕业后在中国停留了近10个月，却发现中国有更多自己不能解释的东西，于是他又回美国读博。

　　拿到了博士学位，他却依然难以完全融入美国。在猫王和鲍勃・迪伦的年代，他不喜欢摇滚乐，听到爵士乐更感觉像“拿指甲擦黑板的那种声音，是一种折磨”。他同样不喜欢美国的派对文化，对酒精、大麻统统不感冒。偶尔阳和平也想在音乐中跳跳舞，可他似乎变成了一个羞涩的东方人，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舞动。

　　“还有多少人在为农民服务？”

　　而他们在北京的父母，也终于又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养牛。1982年，他们从北京南郊的红星农场搬到了北郊的沙河小王庄农场，开始迎接中国一个崭新的时代。

　　尽管在美国长居，阳和平每隔两三年就要回中国看看。

　　每次到中国，带给阳和平的冲击都难以言表。他的父母也不断面对新事物――从发奖金、按劳分配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到“发展是硬道理”。

　　农机院前党委书记李维民还记得，自己也和寒春发生过关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争论。尽管谁也不能说服谁，寒春却总记着这件事。

　　大约是在1990年的一天，延安有一封来信寄给阳早、寒春。由于字迹潦草，他们就请李维民代为阅读。李维民记得，信的内容大约是：

　　“老阳、老寒，当年我们在延安一起养奶牛，负责挤奶送给毛主席喝。现在我退休了，企业很困难。去年一年看病的医药费没给我报销，今年1－6月的退休金现在也没发给我。你在北京，能不能去跟中央领导说说，把我调去一个能发得出退休金、能报销医药费的单位？”

　　读完后，阳早当时就掉了眼泪。寒春没有哭，她指着信问李维民说：“老李，这个退休工人，他什么时候能共同富裕啊？”

　　在资本主义世界中逐渐摸索生活的阳和平，回到中国后也与父母争论各种问题，认为父母在有些问题上不够开化。而父亲阳早则半开玩笑地说阳和平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者”。

　　阳早和寒春此时已是农业机械部的副部级顾问，但依然固执地住在小王庄农场的平房里，桌子是砖头垒了架起来的，沙发也早都坏了，坐着甚至会觉得弹簧有些扎人。阳早惟一有些“奢侈”的习惯，就是喜欢喝“美酒加咖啡”――他自己发明的，把二锅头、白糖和咖啡兑在一起的一种饮料。

　　他们很不能接受的是，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钱似乎成为了惟一的标准和最重要的东西。他们怀念在之前革命岁月中，大家斗志昂扬、工农一家、齐心协力的精气神儿，似乎都不见了。

　　1990年春节，农业机械部领导看望并宴请老专家。在宴席上，部长随口问农机院的书记李维民，“咱们农机院的改革搞得怎么样？”李维民回答说：“搞得不错，现在搞技术转让，谁有钱就转让给谁，效益不错。”部长点头微笑的时候，寒春站起来说话了。

　　她用手指着部长说：“谁有钱就给谁服务是不是，那农民没有钱怎么办？你们还有多少人在为农民服务？”

　　顿时，现场安静了下来，没有人出声，尴尬极了。李维民只好出来打圆场，说，我们的很多技术、很多设备还是在为农民服务的。

　　“你们对资本的警惕完全不够”　

　与此同时，阳早和寒春在中国越来越焕发出活力的30年里悄悄地老去。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奶牛场。

　　小王庄牛场的兽医金庆怀记得，寒春八十多岁了还常常下地干活。“老寒早上起来就去地里拔草――有一种麻，掺在饲料里牛就不爱吃，她就去拔草，经常一上午累得脸都通红。”

　　中国工人研究网主编张耀祖刚认识寒春、阳早时常在思考一个问题，“革命和养牛到底有什么关系？”后来他发现，“他们的革命不是喊口号、当领袖，而是常人也能做到的东西，在一点一滴的细节里。”

　　寒春和阳早常常对中国的现状感到失望。老人们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研制的养牛场各种设备，诸如饲料搅拌机、计量仪等，在改革开放后，渐渐被国外进口设备取代了。阳和平理解父母的这种痛心，他说：“我妈就是觉得，中国不搞自主研发、自主工业怎么行，能全靠进口吗？现在看看，资金换技术，中国换来了吗？”

　　阳和平的博士论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研究》在1997年通过答辩后获得博士学位，他觉得自己通过知识的积累，慢慢找回了分析社会、明辨是非的自信。他与父母的观念越来越靠近了，他说自己“坚定了”。

　　甚至于，想到之前就“姓资姓社”等话题跟父母的争辩，他有些惭愧。

　　阳和平在中国的这些年，写文章、做讲座，从自己的父母讲起，讲自己的思想变迁――从动摇到坚信。

　　他也讲自己亲见的美国民主，他认为那就是有钱人的游戏。他说：“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外交上是一致的，只有在国内政治上差别一点。但是后来我发现，共和党起码讲真话，民主党是骗人。就是，共和党一直说要割你肉，民主党许诺不割你肉，但照样割。”

　　阳和平甚至还跟张耀祖一起去过洛阳的一所技校讲课，“校方只想拍照，用阳和平的大鼻子做广告，但并不喜欢他讲这一套思想――他们还要和企业一起剥削学生实习那一年的劳动力哪。”张耀祖说。

　　如今是暑假，阳和平退了城里的房子，住在母亲朴素的平房里，惟一显得有点“资产阶级情调”的，就是地上一只卧着的花猫。

　　阳和平觉得中国人太过“崇洋”，“价值观、审美观，什么都以美国为标准，选什么教科书都是看美国的，好像那才是最权威的。甚至中国哪个将军好，都是因为美国人说过他好。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评价中国的将军好坏？”

　　至于中国社会相当关注的楼市、医疗、农民工权益等问题，阳和平则干脆说，“马克思《资本论》里描述的一些问题，比如工厂主对工人的剥削，简直就跟现在中国有些情况一模一样。”

　　他现在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我怕得病。因为我不会塞红包，好多大夫不是治病救人……也怕吃东西。食品里面给你添加这个、添加那个，水果、蔬菜怕有农药，去饭馆怕地沟油。过去有时吃不饱，但吃的东西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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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m2222 · 发表于 2010-8-15 03:59:27

美国左翼政党刊文纪念寒春
发布: 2010-8-14 10:22 | 作者: 粤进 | 来源: 毛泽东旗帜网 | 点击: 385 | 回复: 1

纪念寒春
美国物理学家转变为反帝的革命家

道格•考夫曼
2010年7月6日星期二

1945年7月16日，寒春为躲避军队的巡逻藏身于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附近一座偏远的山后，她在山上看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原子弹爆炸。寒春受聘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物理系，为绝密的曼哈顿计划——开发第一颗原子武器工作。当时，寒春相信原子弹的破坏力将在安全的演示中使用以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

三周后，广岛和长崎的爆炸致使大约20万人被杀害，寒春成为直言的和平活动家。她最终去到中国，并在1948年参加那里的革命运动。在麦卡锡主义时期，帝国主义的媒体把寒春称为“逃走了的原子间谍”。

当被问及为何选择加入中国革命，寒春对（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说道：“我不想用我的一生来研究如何杀人。我想了解如何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不是糟糕的生活。”

她在中国偏远地区生活耕作，放弃了某个在未来有利可图的帝国主义的毁灭性技术科研，寒春此时展示了她真正的革命品质。在那里，她勤勉工作，为改善生产乳类副产品的机械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寒春当了翻译员。谈到那个时候，她说她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有事情感到百分百的满意。”

当全中国进行了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寒春依然作为革命者留下来。她仍是全世界反对美帝国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是反对当前伊拉克和阿富汗帝国主义战争的直言不讳的倡导者。在一篇题为《第二超级大国》的文章中，寒春描述的世界清楚地划分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

在文章中，寒春引用了一句说得很好的非洲谚语：“如果你认为自己太小难以有所作为，尝试与蚊子在斗室里共寝。”她说：“我们每个人都去当蚊子，在让它（指帝国主义）难受的地方叮一口。凭着毅力、耐心和勇气，我们，全世界的人民，能够胜利且一定会胜利！”

6月8日，世界无产阶级失去了寒春，一位真正的女革命家，但她对斗争的贡献依然存在，美帝国主义将继续感受到她的“叮咬”，越来越多的无产者像她那样投身到朝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

原文载美国“社会主义和解放党”网站

编译：宋昶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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