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曙生：从批尸闹剧看“四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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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曙生：从批尸闹剧看“四清”运动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通报，批评青海省湟中县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四清”工作组，违法乱纪，组织群众对已经畏罪自杀的党支部书记马××的尸体进行批斗，造成了极大的恐怖气氛，引起群众反感，使“四清”工作受到影响。通报要求西北地区各省、自治区“四清”工团、队，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四清”运动各项方针政策，保证“四清”运动健康发展（通报大意）。
　　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违法乱纪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在批斗会上，刑讯逼供，将人活活打死、逼死，时有发生。但是，把人打死、逼死（自杀）后，还要对尸体进行面对面的批斗，笔者还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
　　我当时在青海省湟中县“四清”工作总团多吧分团政法组工作。一天，接到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秘书答国栋（上世纪80年代后曾任青海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的电话通知，告诉我说中共中央西北局政法组组长张之轩（原公安部干部，后调任此职。西北局撤销后，调回公安部工作）要到西宁来，详细了解湟中县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四清”工作组组织群众批斗已经自杀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事，要我迅速去调查，写一个详细书面材料，火速送到省委政法领导小组。我在电话上对他说，“四清”工作总团（当时湟中县“四清”运动全面铺开，设“四清”工作总团，领导全县“四清”。总团团长是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昭，下设几个分团，分别领导几个公社“四清”，分团团长分别由省委副书记或副省长担任。公社设“四清”工作队，队长也都是由厅、局级以上干部担任，大队设“四清”工作组，组长一般都由科、处长担任，工作队员共3000多人）已经上报西北局，西北局发了通报批评，我们已经学习了通报精神，正在贯彻执行，还要了解什么情况呢？答国栋回答说，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同志对“四清”运动中发生这样的事情很气愤，说上次总团的报告不详细，派张之轩同志来进一步了解。由于时间很短，你先去把情况搞清楚，等他来了之后，由你汇报，如果他要亲自下去调查，你再陪他去，这样可以给他节约一些时间。
　　我无话可说。向分团长（民政厅长）、副团长（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即制造青海“二•二三事件”的那个人）汇报省委政法委的电话通知精神。两位团长对我说，你去吧，这件事发生后,我们没有派人去详细了解，总团派法医检验尸体，但是也没有把全部情况搞清楚，就仓促上报。这次你一定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得清清楚楚,以便我们总结经验教训。
　　我骑着自行车来到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四清”工作组原组长仲××因组织群众批斗尸体，在中共西北局通报发出之前，已经被“四清”工作总团除名。我通过和“四清”工作组成员座谈了解，然后分别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四不清”干部座谈会，和工作队员、群众个别谈话，还找了被批斗过的大队长、会计、两个生产队长个别谈话，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只用了三天两晚，就将全部情况了解清楚，写了报告，送到省委政法领导小组。张之轩到西宁后，看了报告，认为很详细，不需要再下去调查。我顺利完成了任务。


　　新庄大队共有7个生产队，1900多人。在“大跃进”年代，一些大、小队干部作风十分恶劣，打骂欺压群众，老百姓苦不堪言，全大队饿死500多人，有6户人家死绝（5户地富家庭，1户中农家庭），干群关系十分紧张。工作组进村前，民兵连长和一个生产队长自知问题严重，外逃下落不明。
　　“四清”工作组共有7个人，组长仲××，是湟原县一个公社的党委副书记；队员6人，其中3人是刚从大学毕业的理工科学生（其中一位是女学生），都不是青海人；还有当地公社一位姓路的秘书、农林厅的一位方姓干部、驻军部队的沈排长。在下乡前，和所有“四清”工作队员一样，工作组7个人在西宁集中半个月时间，学习“四清”运动文件，重点是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听了王昭的动员报告。通过学习，大家总的认识是：当前农村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复杂，不少社、队领导权被阶级敌人篡夺了，不能轻易信任基层干部。
　　进村后，通过一个多月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揭批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多数“四不清”干部在刑讯逼供式的高压批斗下，低头认罪，愿意退赔贪污受贿、多吃多占的粮食和钱财（实际上是空头支票，根本退赔不出来）。可支部书记马××被批斗十几次，就是不认罪。为了锻炼3个大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仲组长下令，把马××交给他们，要他们想办法攻下这个顽固堡垒，并明确表示说，不管你们使用什么手段，只要能使他低头认罪就行；如果你们攻不下这个堡垒，就说明你们无能；他不交代自己的罪行，必要时可以动武；你们自己不愿意亲自下手，可以找民兵协助嘛！可是这三个大学生怎么也下不了手，和马××磨破嘴皮，他就是不认罪，堡垒攻不破，大学生们束手无策。
　　仲组长严厉批评他们思想右倾。他要亲自示范给他们看，把马××叫来，要他交代自己的罪行。马××回答说：我有错，但是没有罪。刮共产风，扒房子，没收社员家里东西，反瞒产私分，搜社员家粮食，把社员家里锅碗盆勺拿走，强迫吃食堂，都是根据县委部署，在公社干部督促下干的，不干不行；大队饿死那么多人，我心里也很难过，可是没有办法，粮食被国家调走了，1960年我们大队有3个生产队连种子都没有，地也没有种，哪有粮食给社员吃？食堂只好停伙，饿死人主要在那时；我向公社反映多次，要求发放救济粮，公社书记叫我到社员家搜，说一定能搜到粮食；我们搜了十几家，一粒粮食也没搜到，然后就不搜了，公社书记还骂我无能，要打我的右倾。多吃多占我确实有，作为共产党员，是很不应该的，这是我自私自利的表现，可是不这么干，我家里人也要饿死……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仲组长走上前去，斥责道：“你贪污盗窃还有理”！狠狠抽了他两个耳光，踢了他一脚，将他踹倒在地。马××的鼻子被打得流血不止。这还不算，仲组长叫民兵把他反捆起来，拉到外面罚跪5小时后，才让他回家。
三个大学生目睹了仲组长的厉害，可马××仍然没有认罪。他们不愿意学习仲组长的做法。仲组长想，要攻破这个堡垒，只能借助那些受到过他迫害的群众了。为了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需要深入开展诉苦活动。
　　1964年11月19日，湟中县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四清”工作组，在大队部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进行忆苦思甜活动。社员自带小板凳坐着，地、富、反、坏分子跪在一边，“四不清”干部站在一边，工作组成员面对群众，围绕一张大桌子坐在长板凳上。这是仲组长设计的场面。诉苦的社员事先由工作组确定为6个人。诉苦会进行得很顺利。先后有三位社员诉说解放前受马步芳家族剥削、压迫的苦。但是，社员反映平淡，没有共鸣。接着，一位叫韩有禄的社员上去诉苦说，1948年他才15岁，被马步芳军队抓去当壮丁，他不愿意，被捆绑吊打，吃尽苦头。1949年春天在兰州和解放军打仗，腿上中了三颗子弹，被俘虏。是解放军治好了他的腿，还发了路费让他回家……
　　韩有禄还没有诉完，一位叫李秀英的女社员站起来，走到他跟前，打断他的话，对他说：你那也叫苦！？不就是被马匪捆去当兵，差一点被解放军打死，那算什么苦？你下去听我诉。
　　社员对前面几个人的诉苦不感兴趣，听李秀英这么一说，跟着起哄：对，你下去，让李秀英诉苦，她家苦大仇深。
　　工作组员看到这场面不知如何办，因为李秀英不是工作组指定的诉苦人，怕她诉错了苦，他们看着仲组长，让他表态。仲组长也感到今天的诉苦会效果不理想，没有把群众情绪调动起来。于是他挥挥手说：好！李秀英，你诉苦吧。
　　李秀英说：1960年2月，我家5口人饿死3口，公公婆婆和丈夫。我丈夫饿死在水利工地，尸体我也没见着。公公婆婆得浮肿病，卧床不起，不能下地劳动，马书记说不劳动就不给饭吃，结果3天就饿死了。我和女儿拖着浮肿的腿去拼命干活，一天才给二个糠馍，一碗像水一样的拌汤。记得是2月29日那天晚上，我实在是饿急了，想到大队食堂偷馍吃。走到食堂，从窗户看到马书记和几个干部正在吃烙馍，还有炒鸡蛋。我闻到香味就不想走了，心想，无论如何也要偷个馍回去让我女儿尝尝。她已经20岁了，一年多没有来月经，乳房干瘪，像个男娃。我死了不要紧，要让她活下去，不然将来谁给我们上坟？我看到炊事员给大队干部上菜，离开伙房，赶紧溜进去，看到锅里有一个大馍，足有半斤重，我拿起来狠狠咬了一口，逃出伙房。刚走到门外，看见马书记出门解小便，我一慌，绊了一跤，跌倒在地。马书记问：谁？我说是我，李秀英，迅速把烙馍揣进破棉袄里。马书记走到我跟前问：你来干什么？我说我饿了，想讨点吃的。这时炊事员在伙房喊：谁把大馍偷去了？马书记问我：是你偷的吧？跟我来。我跟他走进炊事员的住房。马书记把门关上，对我说，大馍就在藏在你棉袄里，你把棉袄给我脱下来！我马上跪下，给他磕头求饶，对他说：马书记，放了我吧，我和女儿一年多没有吃过大馍。马书记说：要吃大馍可以，把你那尕丫头叫来陪我睡一晚，明天早上让她带一个更大的馍给你。我说，我那尕丫头腿脚都浮肿，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你就饶了她吧。如果你不满意，我愿意陪你睡觉。马书记说，你把衣服脱下让我看看。我站起来，把大馍拿出来，解开破棉袄和里面破褂子纽扣，敞开胸膛让他看。马书记问，你的奶子呢？我说吃不饱饭，瘪啦！我尕丫头和我一样。马书记又叫我把裤子脱下来让他看。我照办了。他上、下打量一会，看我瘦得不成人形，不想和我搞，也知道我女儿跟我差不多，放弃奸污我母女的企图，用穿着大头皮鞋的脚踢了我一下，骂道：滚！谁稀罕你的臭匹。
　　我连滚带爬回到家。女儿见我那狼狈不堪的样子说，妈，你挨打了吧？我叫你不要去，你不听，没偷到东西，还挨了打。
　　我摸摸胸口，那块烙馍没有带回来，放声大哭起来。这就是我的苦，我的恨。
　　说到这，她走到马××跟前，指着他的鼻子问：马书记，我没有冤枉你吧。要不是我饿得不像样子，那天晚上你能放过我吗？我们全大队多少女人被你搞过，你说说！
　　李秀英在诉苦过程中，边说边哭，全场不少社员跟着她哭。马××低着头，不敢正眼看她，身子在发抖。
　　这时，一个衣衫褴褛的汉子，站起来走到马××跟前，揪住他的衣领，把他拉到会场中心，罚他跪下，他不跪，就狠狠踢他，踢的很重，他“哎吆”一声，终于跪下了。
　　仲组长站起来说，大家可以对他批斗，但是不要打人。
　　李秀英看见马××跪在她跟前，不打、不骂、也不踢，而是看着他。过了几分钟，她突然蹲下身，手伸进马××的腰间，双手使劲一拽，将他裤腰带拽断，右手伸进马××裤裆里，并大声骂道：“我要看看你的骚毬咋就那么坏”……话音刚落，马××惨叫一声，歪倒在地。（总团法医进行尸体检验时发现，马××的睾丸碎了，无疑是李秀英在诉苦会上捏的。）
　　这时仲组长命令工作队员将李秀英拉下去。参加会议的社员有人带头喊口号，打倒马××！有人上来继续控诉马××，说他装蒜，命令他跪起来，不准躺在地上，并用脚踢他。仲组长终于意识到，如果不停止开会，马××有被当场打死的可能。于是他站起来说：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明天下午继续开。并故意大声对马××说：马××，你听着，回家后好好准备，明天彻底向贫下中农交代自己的罪行。你只有把自己的罪行彻底向群众交代清楚了，求得群众谅解，才有出路。
　　群众散了，工作组员走了，马××却躺在地上不能动弹。仲组长叫一位社员通知马的家人，将他搀回去。
　　第二天早上，一位社员早起出去挑水，发现马××吊死在昨天开会的场基旁边上的一棵榆树上。
　　愤怒的群众并不因为马××自杀而善罢甘休，要求继续对他进行批斗。尤其是那些饿死人的家庭，要求批斗他更强烈。他们找工作组说，如果不答应，以后就不参加任何会议。
　　仲组长召开工作组员开会，讨论如何办。3个大学生坚决反对斗尸体；军人和农林厅干部不表态，只有公社秘书赞成。
　　仲组长说：如果我们不答应群众的要求，就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下一阶段对敌斗争就很难开展。再说，马××确实是混进党内的坏人，全大队饿死那么多人，他要负主要责任。他生活腐化堕落，乱搞女人。这样的人死了活该，不值得同情。我们要坚定地站在贫下中农一边，这可是阶级感情问题啊！
　　仲组长这样说，其他人不好说什么，只有公社秘书明确表示赞成批斗尸体。
　　但是，如何批斗呢？
　　仲组长说：开会时我们工作组派两个人把尸体扶起来站着，让社员批斗。谁愿意扶尸体？
　　谁也不说话。仲组长说：小沈（排长）、小路（公社秘书），你们两个人负责扶尸体。
　　仲组长知道那3个大学生是肯定不会干的，只好叫他们俩。
　　沈排长不愿意，但是他不直接说，找借口。他说：现在阶级斗争这样尖锐复杂，要防止敌人狗急跳墙，报复我们。工作组只有我一个人有枪，我要保证大家的人身安全，所以让我扶尸体不合适。
　　秘书小路接着说，要工作组的人扶尸体不太好。斗尸体是群众要求的，应当由他们选两个年轻人来干这件事。
　　3个大学生随声附和。仲组长改变主意，决定选2个苦大仇深的群众来干。
　　人选好了。仲组长找他们谈话，说明干这件事的重大意义。并告诉他们，每人发1瓶白酒，开会前喝，以便壮胆。
　　开会那天，会场戒备森严，派民兵把守，不准随意中途退场。
　　尽管是群众要求批斗尸体的，但是真正开批斗大会时，许多人借口不来，派人催了好几次，有些人仍然没有来，来的人尽量坐在后面。
　　随着仲组长“把死不改悔的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反革命分子马××拖出来批斗”一声令下，两个年轻社员从羊圈里把马××尸体拖出来（马××死后尸体一直放在大队羊圈里），花了一分钟时间将尸体扶起站立。绝大多数社员不敢正面看，低着头，有的用眼睛扫视一下，马上离开。有的社员悄悄站起来，弓着腰，想溜走，被民兵挡回。两个喝过酒、脸色通红的扶尸体的人，一边一个站着，抓住马××的胳膊，保持平衡，都把头扭向一边，不敢正面看马××的尊容。
　　工作组唯一的女大学生对我说，她当时非常害怕，一直在看自己的手心，没有敢看尸体。她听沈排长讲，马××死后丑陋无比，舌头伸出嘴外足有半寸长，她接连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老做噩梦。
　　工作组计划批斗会开一个小时，四个人发言，每人15分钟。可前面两个人发言，每人只用了5分钟，而且站得离尸体比较远，不敢看，对着群众讲话。
　　等第三个人上去批判发言，刚开口讲话，扶尸体的人失去平衡，两个人都摔倒了，尸体压在右边那个人身上，只听他惨叫一声：“救命啊！”然后两个人爬起来拔腿就跑。在他们的影响下，整个会场像炸了锅一样，社员们惊叫着，奋不顾身逃离会场，有几个民兵试图阻拦，被推倒在地。仲组长站起来大声喊道：大家不要走，肃静！可是谁也不听他的，只几分钟，会场上只剩下跪着的“四类分子”和站在一边的“四不清”干部。批斗会在混乱中收场。
　　两个扶尸体的社员由于惊吓，当晚发烧，被送到公社卫生院治疗，回家后精神恍惚，半个月后才恢复正常。我在调查时曾单独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愿意扶尸体，为什么又倒了，为什么害怕？他俩说，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干这件事，家里人更不同意他们干，可是群众选他们，仲组长找他们谈话，不干不行，不干就是和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他们是硬着头皮干这件事。由于多年没有白酒供应，事前每人喝下半斤白酒，感到头重脚轻，站立不稳，加上害怕，手脚抖擞，所以就倒下了。听老人说，人死了不安静就会诈尸，所以倒下后，害怕死了，赶快逃跑。回家衣服全被汗水湿透了，然后受凉发烧。
　　批斗尸体的场地从当天夜晚起，没有人敢从那里走；晚上社员家早早关门，工作组通知开会也不去。“四清”工作陷入停顿状态。李秀英害怕，回娘家去了，笔者调查时，没有见到她。
　　马××死时43岁，祖辈都是雇农出身。他从15岁开始，就给化隆县的一个大地主家当沙娃（淘金沙的工人）、当长工，1948年被马步芳部队抓去当兵，忍受不了军官打骂，两个月不到，就逃跑到果洛一个佛教寺庙打杂。青海省解放后，他回到家乡，积极参加土改，是打土豪、分田地的积极分子，1952年入党，是新庄大队最早发展的三个党员之一。先后担任过互助组长，初级农业社副社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副大队长。从他的简历可以看出，他历史没有问题，是共产党在农村的依靠对象。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没有像他这样的人是不行的。当大队书记既不是自己篡夺的、也不是坏人混进来的、更不是拉拢腐蚀上级而得到这个位置的。
　　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四清”运动的目的，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说是为了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们煞有介事，似乎中国当时真正的危险是修正主义，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复辟。其实不然。当时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失败，政策的调整，工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大家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过去几年噩梦一样的日子是怎么发生的呢？尤其是广大农民，对“大跃进”时期基层干部不顾人民死活，深恶痛绝，强烈要求罢免和惩处那些作风恶劣、多吃多占、打骂社员、逼死人命的干部，还人民以公道。可这些基层干部是“大跃进”运动的积极分子，没有他们，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在农村是搞不起来的。现在出了这么大乱子，死了这么多人，中央不承担责任，使干部和群众的对立情绪更加严重，以至于在“四清”运动中斗干部时，老百姓像土改时斗地主一样，有人形容这是第二次土改。由于长期推行左倾路线，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在农村逐步形成了一股恶势力，少数基层干部逐渐蜕变为农村新的恶霸，在上级政权和政法部门的支持下，为非作歹，欺压百姓，从“四清”运动中揭露出来的他们的恶行来看，有的比旧社会的地主、恶霸还要坏。
　　为了启发农民阶级觉悟，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社员中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可是，在开展这项活动中，几乎每一个工作组都遇到一个难题：社员不忆旧社会的苦，而是忆“大跃进”以来受到的种种苦难。为了做好准备，有时工作队员事先要教社员如何忆苦思甜，反复教。可是他们一旦上台，说着说着就联系到“大跃进”，干部如何打他们，家里人是怎么饿死的，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在这时，如果原来的干部在场，只要有一个社员喊一声他的名字，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台上，拳打脚踢，谁也制止之不了。忆苦思甜会变成武斗会。他们恐慌、绝望，只好自杀。据湟中县公安局事后统计，全县在开展“四清”运动中，有349名干部自杀，包括16名脱产干部。到1966年上半年，青海省在13个县开展的“四清”运动中，有1700多名干部自杀，其中县、社干部45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执行中央左倾路线造成了严重的恶果，而中央又不承担责任，群众放不过他们，“四清”工作组放不过他们，迫使他们不得不走这条路。假如没有“大跃进”，他们会这样吗？现在把“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种种坏事、饿死人的账，都算到他们身上，是不公道的。要负责的，首先是“大跃进”左倾路线的制定者，其次是地方各级党委和负责人，最后才是基层干部。毛泽东也知道在“大跃进”运动中会发生违法乱纪情况，也表示要纠正。但是，不丢掉他的乌托邦的幻想，是纠正不了的。谁要是反对“大跃进”，谁就没有好下场。所以，尽管他在“大跃进”时期也说过一些不要一味采取高压政策、不要违法乱纪的话，但是，在根本不改变左倾路线的前提下，这些话只能是表面文章，不会起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继续深入，毛、刘发生分歧，毛就通过“四清”运动作为预演，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作准备，彻底打倒刘少奇。
　　笔者参加了“四清”运动的全过程，从1963年秋天青海省第一期“四清”运动试点单位湟中县平安公社开始，到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撤销“四清”工作团结束。笔者通过实践，看到当时青海省农村的实际状况是：由于“大跃进”的毁灭性破坏，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农村、牧区农、牧民的生活状况仍然非常艰难。虽然人口大量死亡的现象得到遏制，但是，农民人均口粮只有200斤（原粮），普遍吃不饱饭，穿不上衣；牧民吃不上肉，喝不上奶、吃不到酥油糌耙。要解决农、牧民的温饱问题，不经过十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是不行的。牧民除了勉强能活着，不被饿死外，经过“大跃进”共产风一刮再刮，家家户户一贫如洗；不少人家墙倒屋塌，难避风雨，连铁锅和切菜的刀都没有，用土瓦罐煮食物。人人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十几岁男孩夏天光腚，女孩没有遮羞的衣服，不能出门。“四清”工作队员没有下乡之前，不知道农村实际状况，下去后，才知道农民实在太穷了，农村生活实在太苦了。工作团要求每个工作队员必须执行八条纪律，违者一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比如，工作队员不准带吃的、喝的，不准下馆子；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等等。同住、同劳动问题不大，同吃就意味着挨饿和得浮肿病。在“四清”工作试点单位湟中县平安公社，省委书记、省长王昭以身作则，住在一户叫刘维金的贫苦农民家里。两间破屋不能遮风雨，还是工作队出钱维修了一下，勉强住进。王昭早晨吃的是土豆、白开水；中午吃的是发了霉的青稞面馍（缺燃料，蒸一次馍吃十天半月），晚上是干菜泡后用水煮，然后撒一些杂面，成了杂面糊，调料是干辣子面。王昭有糖尿病，警卫人员怕他吃不消，想单独给他弄点吃的，他坚决拒绝，结果一个月不到，得了浮肿病，糖尿病也加重了，不得不到医院治疗。这一期“四清”运动中，先后有几十名队员得了浮肿病。有的队员实在饿极了，偷着吃饼干，怕被人发现，夜里藏在被窝里吃；有的队员偷着到平安镇下馆子。可是再保密也有疏漏，被发现就倒霉了。300多名队员中，一共有7个人因违反纪律，被双开（太左）。还有一个工作队员因经常挨饿，一次吃土豆吃得太多，结果胃扩张，因治疗不及时，被撑死。在这么贫困的农村，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改变左倾路线，撤换不称职的干部，对犯罪的要依法处理，而不是兴师动众，人海战术，抓什么阶级斗争，搞什么反修防修。队员中有很多人不理解，但是谁也不敢说，硬着头皮撑下去，反正只要能熬过那几个月，就没事了。
　　（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来源:《炎黄春秋 》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