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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亮：浅谈57年和66年的大学生
海内外学术界研究中国文化革命的起源，一般从1956年开始。罗•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也从“整风反右”探讨。1996年中国大陆唯一出版的文革研究新著《“文化大革命”史稿》，也从八大、整风、反右起论述文革。对于1956－57年和1966－67年的中国政治运动，党史、国史乃至政治学方面，已有不少著述；但对于被卷进这后半世纪中国政治大动荡的知识分子群体，其政治、思想文化背景，多限于文学的反映。特别是知识分子中的青年大学生，当时一度成为思想文化动荡的先锋，对他们还缺乏严肃的科学的思想文化史研究；不管他们在现代中国思想运动或思想民主化的进程中有过何种正面和负面的影响，留下何种积极或消极的思想遗产（而非“无思想”的一言以蔽之）。
麦克法夸尔把'57和'66大学生联系起来，认为毛泽东“……只是在他对6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性质的发展不抱幻想时，他才准备打击党的本身……他用自己在1957年压制的同一部分人——学生来打击先锋”（1）。
这位“旁观者”一语点到两代人的某些微妙联系。
56、57，66、67年，80年代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上有何关联，是一个深刻的课题，而几代知识分子思想不尽相识，断层裂隙比比皆是；一代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认识和行动的悲剧，却是肯定的。'66大学生的确也经历了一次思想解放（而非简单的所谓“造神”），却不幸地、不可避免与中国共产党一起重蹈历史误区。这些年出版不少描述57年右派血泪、文革文人血泪、知青血泪的书；而1960年代大学生的心态历史，居然仍旧是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只黑匣子，是文人、学者笔墨未真正触及的一片荒野荆棘。从社会现代化的历程视角，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看，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革命也终将回到深刻的带有变革意义的社会运动原点来剖析。改革开放的进程将迫使人们深沉地回眸改革的起源，文革与改革的关系。问题恰在这里，因为'66人从总体说趋向变革。这是弄清文革中民众心理及动因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反右史、特别文革史似应进入文化思想史领域进行研究了。
西方政治文化说之父阿尔蒙德在66年提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2）S•韦伯则解释为“由得自经验的信念、表意符号和价值观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规定了政治行为所由发生的主观环境”。这个政治文化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并投影在全社会成员心理上。法兰西有法兰西风格的政治文化,与法兰西人惊人的相似，中国人也特别重视政治和历史，有自己的政治文化倾向。在1957年后系统地形成了一种渗透某些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感情和政治价值观念的极左的政治文化，影响着、制约着甚至决定着中国的政党、政府以及千百万人的心理与行动。只有研究深入到大多数中国人，深入到投身于政治、思想运动的民众，深入到心理－思想－行为及其社会经济背景，才可能真正历史唯物地辨析历史，才可能总结民族的悲剧，也才能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特别是作为一般性闹剧重演（如马克思所言）。
文化革命中大学生喜欢读列宁在《革命青年的任务》中的一段话，说大学生是一部分最敏感的知识分子，他们与知识分子一样，最有意识、最彻底、最准确地反映表现了社会各个阶级利益和政治派别的发展。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参与意识，历来是浸浴了儒家文化的东方知识分子价值观的一种体现。从改良到激进：戊戍变法、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使一百年来青年学子的敏感和政治激情，总试图与社会运动结合起来。57、66的大学生状况也基本如此。
一 政治文化的情结——关于大学生的“门户”之见
按照马克思主义阶级论，整风反右与文化革命的那个时代普遍强调学生的家庭出身。由于历史的原因，56、57年大学生中，出身工人、农民、革命干部家庭的是少数，多数学生来自民族资本家、中上层知识分子以及地主富农家庭，就是知识分子也多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有部分学生的家长和社会关系，的确是建国初各种政治运动打击的对象。在反右中和反右后，舆论偏重宣传敌对阶级的子弟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主席多次讲到这些非无产阶级子弟不可靠；大学生的出身，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剥削阶级家庭的，但右派只占百分之二到三。北大57年也是群学之首，57年北大学生会赵震江作过一个统计：那时北大“民主广场”的骨干，有75％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出身，有40％的人直系亲属被判死刑，所谓有杀父之仇的；有25％的人因混入党团被清洗，流氓盗窃分子占14％。（3）这个统计，不究其实际性如何，说明当时这样做阶级分析，是有主导的普遍政治文化倾向性的。不过，57年右派学生中，也不乏家庭出身与本人出身所谓好的，比如北大学生谭天荣。人大著名学生林希翎，是参军调干生，16岁就参加革命。从各地被打成的学生右派、青年右派看，也有一批原来由共产党一手培养、提拔的纯正骨干，反右运动批判他们狂妄自大，极端个人主义……知名的热血干部王蒙、刘宾雁，也许属于这一类。
同时，中共推行的阶级路线和社会实际也受到有些学生特别是所谓右派学生的怀疑。北大钱如平认为“新的阶级压迫正在开始形成”，而沈迪克对社会主义社会实际存在有等级不满，怀疑是否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有联系。（4）
但是60年代学院学生成份有了很大变化。到1966年，调干生已经极少。60、61、62年入大学的学生，对家庭出身没有太强调。1960 年生源不足，还动员了高二学生升学，61、62贯彻文化科教的一些调整政策，贯彻高教60条，强调考生文化，后来又有“重在表现”之说，所以一般院校，大致是三三制，出身工农革干的，出身城市小资产阶级（包括中农）的，出身地富、资本家以及家庭有政治问题的，各占1／3。这个数字，文革中常常流传。重点院校，特别是北大、清华这类学校，情况有所不同。大致学生父母亲或社会关系处于（或曾处于）社会上层的占了2／3，社会中下层子弟，不足1／3。
63、64、65年入学的学生，非常强调家庭成份，到文革前夕，一般院校工农子弟已占2／3。诚然，情况也不尽相同，清华大学仍有30－40 ％学生出身“不好”，另有40％是职员知识分子子弟，20％以上是工农高干子弟。（5）。文革初起，打“黑帮”呼声一片，对原教育路线的所谓“排斥工农子弟”形成反对声浪，是许多学生造反的因素之一。据说在北京院校中，电影学院工农子弟占30％，北师大 25.5％，北工大17％，音乐学院10％，而北大物理研究班、电力热力6110班和北医大61、62班均无工农子弟。（6）总体上文化革命时，大学生的阶级出身，已与57年很不相同。出身普通工农、干部家庭的人，一度成为各派学生组织的骨干，知识分子子弟思想乃至行动很活跃，但许多充当幕僚、笔杆子、串联人——“高级群众”的角色。其推波助澜作用不可低估。
毛泽东曾经讲“派别是阶级的一翼”，文革中学生的分派，是有所体现的。
从学生领袖的出身粗看，北京院校多为革干、农民子弟，地方院校多为农民子弟，也有一些普通工人子弟。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就是苏北农家子弟，开始与他对立的学生组织领袖，都是显赫的高干子弟，但清华“井岗山”的活跃分子，既有干部子弟，也有知识分子、普通人家子弟。武汉“钢二司”三个司令员，都是河南南阳人，其二人系农家子弟。北京五大学生领袖，有的是农民子弟，有的是普通干部子弟，有的本人是调干。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革命委员会，革命干部3人（包括原来的老院长、副院长，大革命与抗日时期的干部），一般干部和教师4人，工人2人，21个学生委员中，12个是农民子弟，2 名是革干子弟，4名工人子弟，3名城市职员子弟。30人中，有3 人直系亲属曾被划为右派或有其他历史问题。
有家庭问题的人选进革命委员会（或者成为造反派骨干），在当时似乎不那么容易，却也是事实。不过平心而论，造反派讲成份，并不一定“唯成份”。文革时期，大学红卫兵崇尚所谓路线斗争觉悟和表现，一些大城市的重点大学的文革积极分子，尽管出身并不理想，也进入了红卫兵和后来革命委员会的核心。河南的大学大不一样，郑州大学造反派红卫兵头头清一色的工农子弟。河南农学院革委会25人，出身贫下中农的 17人，中农的7人，官僚1人（本人系中层干部）。 67 届农学院毕业生398人，对388人出身统计结果是贫下中农、贫民小手工业家庭的190人，工人、普通干部7人，中农上中农职员145，地富40，小土地出租、小商人房产主6人。对67届的 262人进行出身与文革表现统计，其中贫下中农、中农子弟参加造反的达 176人、占了2／3以上。（7）中原地区大学的文革造反革命，从一定角度看，似乎是一场平民革命，甚至是“农民革命”。政治历史的社会学问题，几乎被人们淡化与扭曲了。文革群众政治观念的平民趋向是另一个应该研究的文化问题。
北京的运动受中央内部斗争直接制约、影响，某种意义上，地方的运动自发性强一些，暴露的社会问题明显些。从政治面貌看，1957年起来提意见的学生，被打成右派的学生，党团员似少些。当时学生党团员总数本来就少。可是1966年最先起来造反的学生，多是团员、党员。虽然，造反派学生的代表人物，不一定都是党团员；特别是一些有反体制萌芽态异端思想或激进认识的人，更不一定是党团员。
北京大学颇具典型。反右前夕本科生中党员比例是15.3％，团员比例68.3％，当时的政治条件已属优秀。（北大统计，1957年学生右派分子是589人，占反右前夕学生的7.8％。）（8）研究生、讲修生的党员比重则高达28－30％。这一比例保持到61年夏天，61级新生入学后，本科生党员比例降到14.6％，62年秋是13.7％，63年是9.5％，66年批判“三家村”时，本科生的党员比例是6.9％。不过团员比例始终在62－72％之间摆动。文革中相当多的党团员参加了“新北大”和“井岗山”的活动，但骨干分子和激进分子仍是少数。
有人在香港对北京、广州的学生出身作调查，认为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多数、部分成份'高'的学生参加了造反派。来自干部家庭学生的绝大多数，参加了保守派。（9）这个调查和分析如果在大学里有普遍性，将有助于弄清文革学生组织的思想倾向的社会结构属性。
从思想意识看，57年的学生只是从父兄处感知了一些政治运动；66年的学生，听说过反右，参加了大跃进，学习过反右倾，投入了中苏意识形态的大辩论，参加过社教四清，已在中共历次运动中受到特定政治文化的影响。
57年的学生，只是这种文化系统形成中阶级斗争绝对化的第一批牺牲。关键是50年代60年代的大学生，都有中国士人的普遍心态：“先天下之忧而忧”，“达则兼济天下”。与其说他们是一个创造的群体，毋宁说他们是忧患的一群。他们对延安整风以来的知识分子政策始终怀着童稚之心，他们非常强调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国的作用，在运动中力图独立知识分子群体。
57年是自发地出现了如“百花社”这样的群众结社，66年更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揭杆而起，旌旗缭乱，学生组织按共产党的思想、组织模式发展，已有了准政党的意识。知识分子企图在运动中去实现朦胧的独立人格，甚至在几年的挫折反复中拼命抗争。但谁都摆脱不了中国的政治现实，卷入潮流的多，自拔出漩涡的少。大学生都崇尚“五四”、“一二。九”的光荣传统，但他们跳不出中国的政治文化实际，也跳不出中共这如来佛的手掌心。他们不理解，现代史一再说：“五四”是中共成立的思想准备，“一二。九”是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50－60年代的学生运动，也都是中共特定政治文化影响下的知识分子思想革命运动。
60年代与57年不同的是，由于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阶级分析——乃至所谓先进落后被彻底弄僵化。升学、入团、入党乃至评先进，部分学生均被排斥在外，出身不好的、甚至平民子弟和部分受排斥的普通工农子弟，都不免有一种压抑感，这在文革中得以表现与发泄。
工农子弟的压抑感，可能多来自于文化方面。文革的大批判材料统计，对北京61所高校的调查，在贯彻“高教60条”前后，工农兵学生与工农子弟，竟有5千名留级，被赶出学校即劝退学生也有5千多人。其中清华大学波及到调干解放军2千多，北大800多，人大308人；商学院108人退学，其中工农子弟占94％，电院867名工农子弟，300人留级,80名退学。出身问题，不论在政治或是文化上，文革初都是能鼓动人心的敏感问题。（10）同时，他们缺乏干部子弟的政治优越感，对于工农当家之说，他们似是而非。
家庭出身问题，所谓“血统论”问题，文革运动发动阶段特别敏感，是6、7、8 月学生的一个争论焦点。以至有的学生居然登台现身说法，痛骂自己是“狗崽子”，人格扭曲到难以置信。
究竟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一部分人认为是以出身好坏、跟不跟党走来划分，出现“红五类”之说。对于当时的事实，迈斯纳强调“工作组也组织了'造反'的学生组织，这些组织主要由享有特权的党的干部子女领导，他们支持学校党委，试图把文化大革命的攻击矛头从毛泽东主义的'当权派'的目标转向'资产阶级权威‘和哪些阶级出身’不好‘的人身上”。（11）另一部分人则竭力抵制这一倾向，以是否紧跟毛主席为代表的文化革命路线，是否造各级党委的反来衡量真假革命。但后者一时不为社会传统认识承认，在对党委、工作组的态度上，他们成为颇受非议和打击的“少数派”。不久，人们发现毛泽东居然是支持少数派的。
文革初这种现象，自然引起中共上下以及大学生自己的猜度。 66年8、9、10月关于出身论的分歧与争辩，盖出于传统的左派不让出身非“红五类”的学生投身运动。当时造反者自己，以及怀疑造反者动机的群众，纷纷向中央文革，向周恩来总理虔诚地提问，问这一反常现象究竟为何。陶铸还是中央文革顾问时，就与周恩来一起回答过群众的这些问题。他们承认文化革命前一部分人因出身或者一时表现，被僵化地看作落后分子，受歧视，不被重用，有的甚至被看作敌对分子，并在档案中放了材料。运动一来，他们的怨气对领导发了出来，对传统的所谓先进落后、革命不革命，对档案的作法，提出了反对意见。实际上，面对群众运动一开始暴露出的纷争，善思考的知识分子内心业已明白，这些早已超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50天”的问题，特定的政治文化－从苏联学来的人事档案制度的某些弊端，特别是60年代初的阶级理论，走到极端，已造成社会上人与人的实际不平等、不公正，人格的扭曲。当时团中央临时书记王道义传达周总理在国务院部长会议的有关讲话，提及档案问题：运动一开始就排队，这是很错误的，也反映了我们组织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中央文革也作了回答，而且提出以是否赞成文革，是否造资反路线的反来划分左派右派。陈伯达说：“先进的变成落后，落后的变成先进……深刻地表现出来了”，认为制造“自来红”谬论的人，“就是过去用各种手段打击，排斥工农子弟的人”。（12）
陈伯达敢于批判反动的“血统论”，显然得到毛的支持。毛在10月24日政治局会议上洒脱地讲：“我没料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学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难道我们出身都好吗”？批判“血统论”，一批受压制的学生登上文革舞台，但撰写“出身论”的遇罗克却付出了生命（他是当时在校学生的同龄人，因家庭问题进不了学院，却在社会大学里更强烈和系统的发出抗争；本文的66年大学生，是广义的，一批进入社会的同龄人，比经过了政治筛选的在校学生更为强烈地反抗了“血统论”）。同时，一批高级干部子弟，仅仅由于其父母成为“黑帮”，血统转化，受到新的压制和不公正的对待。
文革初的造反者这时得到了正名，他们不再是右派。这一阶级路线的重新解释，必然地引起老干部和高干子弟的极其不满。广大工农子弟不在乎，以前他们得到的不算多，文化革命则给了他们更加光荣的地位。他们中众多的人进入造反学生队伍。56－57年，划分阶级属性还用传统的解放前三年的“经济位置”作标准。有了反右运动，有了划分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全党全民开始习惯于用思想来判断普罗抑或布尔乔亚。批判资产阶级的武器第一次被民众——首先是被激进的大学生握取，矛头直指党的官员。在各级党委看来，造反大学生肯定是自由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恰是新的资产阶级右派；而在毛支持的民众——特别是大学造反红卫兵看来，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主要是官僚化的党内领导。从而全国全党甚至全军，乃至各派都反右，都批判资产阶级！演绎成一场悲喜剧，以至闹剧。'57文化终于走到顶点和最后阶段，毛泽东概括为“全面内战”是恰如其分的。
文革初出现关于阶级出身的大辩论不是偶然的，这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一次挑战，是57年政治文化动摇之始。从政治现象上看，一些领导利用传统的阶级论来组织队伍，稳住阵脚，抵制毛发动的运动，保护既得利益；另一部分人则要否定这种僵化的分析，通过参与文革运动实现自我的革命价值。
这一辩论由于后来彻底否定文革被忽略，但是有的文革议论者却有意掩盖它在现代政治启蒙中的意义，他们批判这场辩论，可能其偏见多于无知。
二、两代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影响
50－60年代大学生，成长在红旗下，在意识形态上拥护共产党、 毛泽东，不同程度地受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
他们继承传统，从知识分子的本能鼓吹科学与民主，尽管他们还不可能那么明确地表示出80年代校园时髦话题，如：人性的自我完善，自我复归，价值的自我实现等等。
57年之前，高校党委的绝对领导尚未确立。反右的一大实绩，是党的绝对领导在高校站住了脚。50年代初，批判对国民党有幻想、崇美恐美、及思想改造、社会三大改造，对学生有一系列思想教育，但宣扬无产阶级思想，未有60年代那么深入广泛。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只是开始作为一种主导的意识形态或学术思想产生兴趣。他们读了一些普及型小册子和原著，对某些原始教义有了了解。当时一些学生批评中共党员，就是说他们不是或失去马列原教旨的共产党员形象。
他们不曾系统读过毛泽东著作，1953年“毛选”只出版到第三卷，18级以上的干部才能凭卷购买，只有学生中的先觉分子，认真读了部分马列原著与西方名著。多数知识分子，以一种纯洁的文化初恋心态看待马列主义，同时他们还承继着对西方文化了解认同的一面。30、 40年代现代西方文化思潮与60年代不整合，是在50年代，特别是57年出现的。反右运动成功的普及了一个“平凡的真理”：批评党员、党委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说真话讲事实或是提不顺应潮流的积极建议也是反对领导反对党。“党”被抽象化为政治偶像（当时还不是毛泽东），“党”也被具体化为党员个体。反右和后来的一系列运动使60年代出现了思想史上的大断裂。中外文化正常的交流渗透中断，中国现代政治民主的进程遭受大挫折大迂回。57年形成的政治文化得以偏离、摆脱现代文明轨道迅猛扩展。张春桥、姚文元现象，正是57年文化的一种产物。
60年代的大学生，青少年时初涉意识形态，恰好承接大断裂的文化成果。他们不了解老马克思，即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前的马克思，不了解马克思何以成为马克思。除重点文科大学对西方文化略有介绍，一代人与西方文化隔膜。同年代的日本、法国学生则与中国不尽相同。所以红卫兵运动和国外的校园风暴，思想形式背景貌似而神异。海外人文主义泛滥，神州大肆伐挞人文主义。诚然，60年代人曾仰慕崇尚苏联，从苏欧文化也多少感触到一些人文主义的东西，在高校政治课中，正式开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共党史。但对这一代大学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毛泽东思想教育。恰恰是57年反右以后，中学生语文课与政治课教材，多了几篇雄文，它们是延安整风的纲领性文献：“讲话”、“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
57年的大学生恰恰没机会深读这几篇文章。57 年整风反右和延安整风的内在联系，60年代人已默默领会，并融贯到对自己和别人的思想改造中，而且60年代大学生还系统学了反右的纲领性文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1964年，他们又学习了刚刚公开出版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说反右运动的精髓，他们在中学时代就熟读，在大学里又系统去领会了。
整个红卫兵一代的政治初恋是在60年代非同凡响的政治激荡中进行的。
他们比较清楚中共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策略，他们卷入文革并非所谓简单受蒙蔽，正是57年文化造就了红卫兵一代的逆反。复旦大学红卫兵安文江写的“我不忏悔”一定程度披露了这种前文革文化，安说1957年后，“学校象教堂，老师象牧师，学生象羔羊”，一代人的中学时代是“思想被强制，天性被压抑，个性被扭曲，灵魂被净化的自得其乐的痛苦时期”。有悖人性的政治教育，滋生了激狂的红卫兵。（13）
红卫兵最喜欢的毛泽东激励一代青年的话语是：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那个年代，青年人唱起李劫夫谱曲的这首歌，都为伟大领袖博大的胸怀和自己的任重而道远激动得不能自已。红卫兵现象决非青年纳粹那麽简单，其中不少人至今仍洋溢着当年跟随伟大领袖的青春激情，为国为民蹉跎无悔。不过这一代人到今天也太少研究第三帝国的精神文化，不懂得何谓社会法西斯主义。一些曾遭受伤害的老文化人的回忆录则频频提及，老五届里有伤天害理行为的人至今没有悔意。受到过文化革命冲击的干部，心理也并非都能平衡，有的希望回到17年体制，甚至回到‘57。时过30年，文革情结仍未了却，民族心灵的伤痕远未愈合。
毛泽东的诗词，以上的六篇文章，再加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是红卫兵奋力投入文化革命的主导精神武器。毛诗词里凡能用的词汇短句，都被借用来作为红卫兵战斗队的队名；他们用这些去对付各级领导。他们没有考虑过，自己似乎正在做 1957年大鸣大放一模一样的事。区别仅在于，他们已在毛主席指导下作了十年的精神准备，57年人似乎听了“讲话”传达就热忱地投入了大鸣大放。
可是，57、59年反右的教训已铸就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悬挂在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头上。66年的大学生们，虽然未能直接参加反右派反右倾运动，但他们都接受了以上那一系列文献的概念，都能感知“反党”这噤若寒蝉的气氛。父兄、家庭及其它社会关系在两次反右运动中的遭遇和升迁，不能不浸润他们血气方刚的青春。犹如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上升路线”时形成的红色恐怖，已紧张他们的神经。首先起来给党领导（单位领导、工作组，后来是中央部门及地方党的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人，从一开始，他们就笼罩在“57年”的阴云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绝大多数，从一开始就认为这是又一次反右运动，或者是故意把运动引入反右的轨道。几乎各中央大局（如中南局、西北局、西南局等）在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前夕，都是布置在知识分子中再来一次反右派运动。“通知”后，由于对毛泽东的意图摸不清或者抵触，不少领导忌讳讲“走资派”，贯彻布置的仍然是反右，在人民群众中反右。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文革思想虽然是从延安整风、57年反右、59年反彭德怀发展而来的，但是文革一开始，是戴上某种异传统政治文化的光环的，这也是他思想中两极并存的一个体现。相反地，刘少奇与各级领导，却成了维护57年文化的代表。66年 5－7月的政治气氛不亚于57年的夏季，历次运动形成的“当然左派”，也枕戈待旦，或磨刀霍霍，时刻准备监视、批判或是围攻认定的右派分子。
从中央各分局、中央各部开会回到大学的书记们，向党委委员和总支书记们强调，这是57年的形势，要和彭真、邓拓黑邦，和知识分子的右派作斗争，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一直到保卫院党委。在北京，高校党委在66年6月大多瘫痪；但在地方上，高校党委得以与省委工作组联手组织反击学生“右派”。中南局书记王任重搬出1957年划分右派的几点意见，指导反击运作。7月3日，王指示湖北：“差不多一切牛鬼蛇神都出来了。毛主席教导我们：引蛇出洞，好打。”“有条件就把左派队伍组织好……抓住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彻底斗倒斗臭…… 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水院可以把最坏的学生揪出来，集中的斗，打掉他们的气焰”。已是中央文革副组长的王，从北京传回的实际是刘少奇的策略，以至到九月还表示对毛刘争夺的清华大学的学生要秋后算帐。
刘少奇也低估了这一代人。各高校学生的中坚分子，即少数派，有不少甚至在4 月批判邓拓时，就在图书馆书库中搜寻了有关57年反右的文献：人民日报社论集、右派分子言论摘录、批判右派的典型发言、大字报集……；系统地回顾了中苏两党大辩论的文献；他们已作了57年与66年的纵向、横向比较。特别是，他们参加过四清、社教，读过毛刘拉锯出台的“前十条”、“后十条”，反复学习第一次明确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二十三条”。他们已得出’66不等于‘57的判断。 虽然有的人在内心深处同意当年右派分子的一些认识，但认定自己决不是57年意义的右派，而且产生大批传统意义右派和进行反右运动的时代已经过去。尽管领导与政工干部们的经验和组织教育约束着他们，他们还是与多数学生的认识相左。中间学生仍是小心翼翼，担心57年的命运将降临自己的同龄人，这主要是有复杂社会关系，已有57年伤痕意识的那些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子弟，以及不乏人道色彩的许多工农、干部子弟。
文革初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就是抓叛徒出名的那个学校）、天津大学“9.13”战斗队，在去北京上访的路上，就有人暗暗嘀咕，不是左派，就是右派的命运在等着他们。（14）其实，66年所有站出来的大学生、干部，乃至工人都想到这点。可见57年的运动虽早已结束，“余威”仍震撼殊俗。特种文化的梦魇积淀在全党全民的魂魄中。
在6－7月，许多学校的工作组出面（或党委出面）把最先起来的甚至还未起得来的学生与教师打成右派、反革命（其时也不乏“打”领导干部“黑帮”）。不过中共中央从未承认这场“反右”，毛泽东在给刘少奇写的大字报中称其为“白色恐怖”，是“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又称镇压学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泽东不是1957年的毛了。他启用在57年被打击的力量来打击66年的刘少奇；他更新了57年政治文化的武器，装备了65－66 型的炮，而完全扮演悲剧角色的刘，还操着57型的枪。当然，毛的思想与57年完全连贯，而非对立。不过在现象上看，大学生似乎成了66年的“革命少数派”，即“革命造反派”。
仅仅北京24所高校，就打了一万多学生右派、反革命。若以每校平均四千学生计，右派比例也大于1957年了。广州、武汉、西安、兰州、上海、南京大学较多，情况与北京不相上不。而且花样颇具地方色彩，除了“假左派、真右派”、“游鱼”之外，还有反革命、孝子贤孙、黑鬼狗崽子等等。应当承认的是，学生里左中右名单，早在5月、6月初已拟就，他们造不造反，都已面临当右派的命运。又有一批人站在地狱滑梯的入口处。不是造反导致了“反右”，而是不得人心的“反右”促进了造反，刘落入“毛的陷阱”，客观上帮助了发动文化革命的毛。
这就是57年的文化遗产了。毛泽东与刘少奇共建了这一精神财产，这应当也是中共自己和中共治下青年学生的整体悲剧。实际并不限于学生，全国文化界、机关，乃至企业，都有一大批决非群众而是党委或上级抛出来的政治运动祭品。同时，天生的一批人随时准备听从党召唤，向另一批人发起政治讨伐。四月中陶铸还在中南局部署学术批判，五月点名批判文艺界秦牧、欧阳山，批判影剧界人士、作品；他调北京居中央文革顾问，还指示广东：“这次运动’右派'的控制面比57年的要大”。后来他被学生骂为“最大的保皇派”，但他主观还想跟上毛，在12月时不得不承认：湖北省委执行了资反路线，王任重7月3日的信，全省打那麽多右派反革命，抓“ 南下一小撮”，“是很错误的”。要写一部66年“横扫”时的“中国的悲剧”，震撼程度定会超过德莱赛的“美国的悲剧”。但在文革后，披露当年高校再祭反右旗帜事实的文字，实在鲜见；每一个批判毛泽东的人，几乎都回避毛所憎恶的“白色恐怖”。当然也竟有文人把这一段运动过程，说成是将文革引导入正轨。不过，当年身临其境的那些学校师生，无不领教了让毛愤怒的“白色恐怖”。
这种政治文化的受害人还不完全是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学生，还有积极参与迫害别人的一些青年，他们热衷于惩治同类，以证明自己革命的纯正，来谋取政治利益；从而扭曲了自己，也伤害了自己。57年以来总是这种人获得了历次运动的成果，政治伦理与社会价值长期错位，优秀者被淘汰，低劣平庸者则往往得到升迁。只是被迫害者始终不能放弃反叛这种文化的决心，其殉难与殉教，加大了与这种文化的疏离，导致40年和30年后，历史的回荡仍不绝于耳。中国人在革命时，总爱不断回顾历史，正象马克思讲法国人在革命时总摆脱不了雅各宾、老拿破伦的影子一样。文革中人们情不自禁回首‘57历史，57年政治文化贯穿十年，乃至影响对文革人物的评说。显然，用造反不造反来界定文革中的学生群众，是荒谬的观念文化的反应。因为57年历史的梦魇始终贯穿文革。而且，被排斥、被压制、被镇压、被专政的命运总笼罩在这一批人或那一批人头上。
'57政治文化被66年的大学生狙击，更体现在反对所谓“党的领导”，“党的组织原则”上。 被党委组织起来的左派队伍理由充分：右派学生反对了作为实体的党，她的各级组织；而他们反击右派学生依据了组织原则和上级指示、精神。57年来早已形成：批评领导无理，造反更是反动。在蒯大富们找到“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招架和回击时，毛泽东8月5日及时地告诫全党和愤愤不平的大学生：“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坚决抵制”。而什麽是革命什麽是错误，其解释权正在毛的手上，且造反学生也高举毛的旗帜，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从“当然左派”手中夺取了这一解释权。‘57文化戏剧性的发生瓦解迹象，当年曾潜心研读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的大学生，进而批判所谓“驯服工具论”，“入党作官论”。57年的英雄形象，几乎声名狼藉。要拥有文革解释权，就必须掌握宣传工具。大学红卫兵利用夺得的舆论工具——报刊、广播、宣传车，特别是铺天盖地的标语、大字报，年青人的创造性和破坏力充分显示，而且影响文革局势达两年之久。这也就是'57人鼓噪一时的“新闻自由”、“舆论自由”大民主，但当时并没有实现的东西。
毛远新是文革中风云一时的造反青年，作为毛泽东的亲侄儿，他的造反与一般学生确有不同，而且他是65年毕业生，从部队回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加文革。他那篇著名的“我为什么参加红色造反团”，客观的解释了运动初期为什么群众会响应号召造反的一些问题。他认为，从中央到地方、到学校，都有人推行错误路线压制群众，保护自己，一个原因是“在
党内不取分析态度，绝对盲目服从上级的思想，而对群众习惯于用对敌人的手段”，“几年来我确实为领导整过不少人的黑材料，抓住别人的毛病，偷偷向支部汇报，有时先定了框框再有选择地搜集某人的材料”；这一套是“学院长期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结果，其二是个人私心杂念在作怪……宁可政治路线上犯错误，也不能在组织路线上犯错误”。“何谓保守？
就是我处在优越的整别人的地位……维持现状保住尊严……何谓造反？就是他们在政治上常常处于受压状态，领导上不满意，被人看不起，三好、五好、骨干从不沾边，往往他们处于群众地位，对领导错误看的真亮，就要提意见，结果反而受压制……”。其实在哈军工这种学校，所谓的落后学生，多是普通工农子弟和散漫些的干部子弟。哈军工的现象，在 60 年代高校有普遍意义，涉及到政治、组织体制及学生教育中一些落后愚昧的东西。思想教育竟会走向自我封闭，走向扭曲人格。
群众的自我认识始终未结束。激进的红卫兵，他们中的激进分子，即对传统文化体制不满意的分子，认为毛泽东革命理论中的敌友在发生变化，一些属于异端思想的派别，提出阶级关系变动论，甚至提出党的上层官僚化的观点。不仅是湖南“省无联”，实际上，各地都有类似这样的派别、思潮，清华井岗山分裂成“414”与团派，也是传统与异端在阶级关系、
政策问题上分歧所致。在每个思考的红卫兵心中，两种认识在争论、拉锯。
继续革命理论，成了异端之源。
1967年河南有一名谣：“二七公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这是传统者对郑州联合起来的造反组织的阶级分析，这里的牛鬼蛇神，不仅指右派、反革命、地富资本家。就学生组织而言，学生中是不会有地富资本家的，真正的反共分子极少。社会上的老五类分子，左右不了红卫兵。河南的现象实际上是有普遍性的。据说成都军区发现，造反派中20－30％的成员有政治和出身的问题。广东的军人调查发现，中山大学那些1949年前的知识分子，“多站在造反派一边”。（15）大学红卫兵中的一些思想者，亦私下暗暗议论造反派与57年右派，都批评院领导、组织社团，都企图占广播台、院报院刊，57年除了极个别真的公开叫嚷要杀共产党的人外，当时学生的行动比之于文革造反派，应是小巫见大巫的。
文革中大学生的派别问题，部分地反映了过去社会秩序各阶层对中共阶级路线的看法，特别是与‘57政治文化的某种对立。因为不论是那一派红卫兵，都在思考、分析神圣的文革。少数派学生拥护毛泽东，从狭义上讲是毛解放了他们，若不批判刘少奇，文革按刘的指导思想发展进行，他们就成了新的右派分子、新的阶级敌人！他们从批判资反路线，引伸扩展到对中共十七年的大怀疑。另一批人从怀疑文化革命，到怀疑中央文革，进而怀疑毛泽东。
造反红卫兵，普遍地讲，对批斗知识分子、对批斗老“五类分子”“死老虎”兴趣不大。在个别情况下，他们主动去审视重要的干部右派冤案，乃至结合这种干部（武汉两个学院有学生曾通过省革委会去为２名副厅级右派——据说是反右受冤枉冲击的干部摘帽），一般决不会去平反右派，他们认为自己是左派革命者，不愿与右派沾边。在批斗走资派时，他们也会拉出反动权威、老右派陪斗。个别已摘帽子的如部队诗人白桦，曾积极投身文革热情讴歌武汉革命小将，但是江青不客气地敲了他一下，警告红卫兵不要和这种人来往。老右派及其那些年不走运的人，只是暗地里与红卫兵零星接触，即使他们不同程度地同情这些学生，也不敢如多数城市的干部、工人那样公开政治意向；同时也暗暗流露出对形势、对阶级关系变化、对无法制的社会现实的担忧。对于国学大师陈寅恪（57年未打右派），中山大学红旗红卫兵应当是策略的了，尽管也批；但陈的彻底消亡，却是在造反派“中大红旗”消亡之后。复旦大学的老右派王造时（民主七君子之一），最先不是复旦“红革会”红卫兵去抄家、去进驻，而是红色风暴“红八月”的中学红卫兵抢了先。老知识分子受到普遍的严重冲击，届于由党委、工作组主持的“横扫”运动初期和军、工宣队进驻时的“斗批改”高潮。高校教师中老“牛”们，一般不参加战斗队，有一点要说的是，他们至少是为了造反者清白、轻装一些。但是其中不少人，的确为66年不知天高地厚的牛犊捏一把汗。红卫兵几起几落，可以说度过了好几次57年6月！78、79年，老右派分子一一平反后，见了已过而立之年的学生，才敢公开维护自己的人格与尊严。不过到了78、79年，造反派红卫兵已尝尽“旧鬼烦冤新鬼哭”的苦头。 但还有不少人仍不太明白给右派揭帽的个中秘密，未真正懂得1957年，更不了解老右派的心态，当然有人认为平反是倒退，是对中共历次运动的全盘否定。反过来，一些右派们，也不能谅解文革中咤叱风云的红卫兵，特别是那些不在高校生活，甚至隔绝于社会的人。悲剧中人，一时都脱不出“此山”来静观中国党内外知识分子及中国政治文化历史长河的整体悲剧。
刘少奇、邓小平这老一辈的共产党人，当然决不会认为这批学生是革命的。他们自然更想不到，红卫兵狂热否定斯大林主义模式的思潮与80年代改革开放的内在关系。也可能邓在江西时和再一次领受毛式斯大林主义惩戒时，终于悟到社会主义民主与彻底否定苏联模式的关系。'57人首先被唤回政治、文化生活时，他们的子女、弟妹－'66的红卫兵正在“彻底否定”文化革命的声浪中重新定位。实际上，这批人由于命运的颠波，在文革被政治否定之后，大多与邓小平提倡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红卫兵运动在68年结束，一批批活跃分子一次次受到清算，也令平庸的中国人深信，57年的规律是铁定的，当然要秋后算帐的。一位后来的人文博士坦诚的说，激进的大学生，实际上是被当成了右派，他们遭受了当年右派学生的种种身心的凌辱。毛的文化革命在政治形象上的全面失败，也似乎凝滞了'57的时空。但大家都没有料到，恰恰是文革的政治结束，加速了‘57文化的衰落。
红卫兵在66年表现出一种思想自由化，即“怀疑一切”。本来，这是马克思与小燕妮在轻松的谈话时，无所泛指，提出对科学、真理追求的一种个人意向。红卫兵将其引入政治斗争，客观上是文化革命初搅乱秩序的需要。文革派的领导人，出于政治需要，当时煽动大胆怀疑，放任红卫兵为他们火中取栗。红卫兵在文革的前三年，怀疑了除毛泽东以外的一切人，实际上到最后也就怀疑了毛泽东。因为整整十年，各阶层、各种倾向的人都在政治走马灯上走了一趟。革命与反革命莫衷一是；真诚被亵渎，热情被践踏，神圣被撕裂。当一切都被相继怀疑和否定掉，最后就轮到毛泽东主席自己。林林总总，不能不说是对中共政治权力、中国政治体制、政治信念的动摇。正是在对它的否定之否定中，出现了思想解放，出现了改革开放。这是超出了1957年的群众心态与言行的。发起和抵制文革的中共领袖都不可能预见社会合力的结果竟然是这样，但其中的一位邓小平20年后承认，文革是共产党“自找麻烦，自招灾难，自食其果”。而且实行改革开放，“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16）
但是，红卫兵，特别大学生红卫兵的兴起，自发中是有着自觉性的。
他们自发与自觉的基础，除了共产党的政治教育，还有什么呢？历来的大学生天然是趋向于民主的，科学、民主应当是校园的永恒主旋律。红卫兵运动也包含了对旧文化，特别是传统政治文化进行变革的微茫要求。他们恰恰在文革的高温和失败里逆向反思，对中共政治文化有了不同的认识，甚至从本质上不同意57年反右。57年与66年的联系是非常微妙的。66年人的初衷，既是传统的也是反传统的，但传统的包袱或许多于、重于57年的大学生。
57年大学生精英的许多超时代的呼唤，红卫兵作了两极的体会，有时甚至是批判。但两条思潮澎湃的溪流，终究汇入民主、解放的社会进步潮流中。
三、社会和政治问题困扰的两代学生
进一步了解两次运动前，学生群众心理的建造，社会心态的形成，有助于认识两代人。
56、57年学潮是50年代初那个时代，特别一系列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运动、社会主义改造，苏欧风波及种种社会现象在民众、学生心理的折射；65、66年学潮是多年以来，57、58年的文化、政治运动、三面红旗运动、反右倾，中苏论战、社教运动在工农群众、中下层干部中作用的结果对学生的折射。 57年的热门话题是党群关系，执政党在社会中的位置，中共与右派学生的分歧正在这里。实际上，毛泽东在60年代越来越强调的共产党可能异化,57年已有端倪。同时，各种运动早已影响、激荡着社会各阶层，许多社会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刺激大学生的政治心理。的确，56年是多事之秋，波兰、匈牙利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学生，批判斯大林隐隐约约地传入学生耳朵，大学生开始审视中国现存体制。毛几乎象80年代初中共对团结工会一样，开始对波匈民众寄予某种同情，反思执政党的问题；但很快就与中国民众得出相反的结论，从闭口不语到开始谴责，强烈反对非斯大林化、非社会主义化。毛泽东本人早就意识到中国与东欧有共同的问题。中国党群关系变化，工人请愿、农民闹社成为一种社会表现。中国的工潮，此时还仅在中小企业出现，国营重点大企业未卷入，这与工人的结构、素质、社会地位有关系。农民闹社，大致反映了生产关系剧烈变动、统购统销、农村干部蜕化变质的问题，也反映了对农业合作化持怀疑态度的较富裕农民的心态，农民不满合作社控制了农村经济的自由发展。
学校学潮也在56年达到高峰。因为对课表不满，北京地院学生贴出大字报，举行记者招待会，提出把官僚主义者赶出学校，参加者达 500多人。南京航院学生因面临中专生待遇而罢课抗议；兰州林校学生罢课，三百多人中捕了23人，隔离35人。据团中央统计，56年下半年发生学潮事件30起，参加学生达一万名，这是建国后第一次非共产党组织的广泛学潮。（17）最令人怵目惊心的是57年公开报导汉阳一中学生因升学问题闹事游行，最后枪毙了教育局副局长、副校长、副教导主任，抓了几个学生头头。在鸣放热潮中，学生代表人物林希翎，从阅读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提出对体制、对民主与法制的新见解。谭天荣则提出“自由、民主、理性、人权万岁”“社会主义民主万岁”的口号。（4）
实际上57年知识分子的躁动，反映了对文艺界人为宗派斗争扩展为政治斗争的不满，对社会政治现状的不满，对中苏业已出现的裂隙不满。深刻反映出法制社会、社会主义民主，对人文价值的超前追求。文革中起来的红卫兵，其先觉分子也反映了58－60年代国内问题、中苏分歧问题以及高校本身的问题。反映了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形式、手段的追求，对个体自由的追求。63年公开批判苏共，不论是非如何，都撕下了某种神圣帷幕，即共产党并非绝对正确，共产党也会犯错误，也可以批判。中苏论战是文化革命争斗的前奏，也导致共运神坛的动摇。而文革则加速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
当时学生对教育体制不满，毛泽东几次对教育的评论传到学生中，激化了学生情绪。学生的怨气，不是发到所谓苏修和资产阶级身上，而是直对学校领导。66年6月，省委工作组在武汉水利学院全院师生大会上宣布毛泽东的指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三千名学生，几百名教师轰地一下站了起来，鼓掌、欢呼雀跃，有的人还满含泪花。在那一瞬间，师生们把自己设想成应该属于无产阶级的，或已是无产阶级的。不论人们心目中的概念是什么，至少说明高校象一堆干柴，充满着危机。
不仅教育问题与国际关系，国内社会问题也引起青年学生的关注。
郑州群众组织“二七公社”的学生领袖叫党言川。党言川66年组织造反，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对他的人列举的一条罪状就是他给同学的信中，称三面红旗倒了两面，说大跃进、人民公社失败了。他1962年2月23 日说“我们党中央在那几年犯了不小的左倾错误……三面红旗中的两面已在很多人中失去了号召力，不用说工人、农民，就是参加58－59 年实际生产不多的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中间，提起大跃进，心中就有些惶惶然，提起人民公社，就想起那种极度混乱情况”。继而，66年9月造反派批判前省长吴芝圃时，党言川仍然用信阳事件饿死二百万人来攻击吴芝圃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河南造反派在否定文革初运动方向怀疑十七年时，首先攻击前任省委极左错误，同情的是57年以来“反右倾”受害者潘复生等的“ 反党集团”。而潘与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则在66年8月相继支持了当地的造反派而成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
但当时学生认识还不算直接怀疑三面红旗，到不同意批判彭德怀的程度。不满与怀疑是客观存在的，特别在河南。河南高校不多，学生多来自工农家庭，他们亲身经历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的种种灾难，怵目惊心、难以忘怀。吴芝圃在批判会上承认：我对河南五千万人民造的孽，一辈子也还不清。要说的是，吴本人正是1926年豫东农会起家，毛泽东主办的农运讲习所第六期的皎皎学员。为什么共产党的官员会走到这一步？不能不触动初入人生的红卫兵。发人深省的是：文革从批判海瑞罢官、批三家村开始，但河南文革，竟然与批判大跃进极左相关联。这点当然中共无法彻底扭转。康生在河南代表汇报问题时，一再点出党言川有反动言行；连支持造反派的纪登奎，每到要敲敲造反派的关键时刻，总要念念紧箍咒，说党其人有历史错误。党言川在北京谈判和进入省革委会时，不得不公开作检讨。不仅如此，河南为武汉“钢二司”及“新华工”的大学生提供了四个豫藉红卫兵“司令”，或许也就是河南大跃进的某种深沉的文化回响。
清华蒯大富被打成反革命 ，还有一条所谓钢鞭材料：他在上大学前，曾给中共中央上书，揭露农村干部的工作作风。不只一个蒯司令。几乎大学生红卫兵的中坚分子，对中国社会都有不同程度的言论、行动。出于对中共的信任和血气方刚，他们往往以书信形式向上级乃至中央反映，并且认为这是宪法和八大党章赋予的权利。四川的造反派起来炮轰西南局、火烧李井泉时，不仅仅是批资反路线，群众从有关部门的造反了解到，四川在59－62年饿死上百万人！西北工业大学的姜明亮，中学时对大跃进放卫星、大炼钢铁不积极，甚至被插过白旗；他虽不是红卫兵头头，而后曾上书中央批评林彪江青，是个思考的学生。武汉大学的杨家志，在四清工作队写信批评省委书记王任重的所谓右倾言论，结果自己反被打成右派。60年代的大学生，多多少少都感到共产党——至少是基层干部犯了错误，往往从人文主义而并非共产主义的角度提出了问题。青年学生与老百姓，认为领袖是圣明的，下面干部办了坏事。当毛泽东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要反修正主义时，他们把来自中国老百姓的不满都倾泻到了中共各级官员的身上。甚至鼓动群众反对中共官僚主义的毛泽东，也感到震惊：革命成功了这么多年，党的官员在人民群众中形象竟这么差。这不是捕风捉影，李富春，这位1966年十一中全会投了毛泽东关键一票的人，后来在文革中并不理解与紧跟。但是他讲了一句中肯的话：“’文化大革命'给了我们很深的教训，为什么那么多的民众把矛头对准我们的干部？因为共产党欠的账太多了。”万里在安徽当书记时，眼看农民吃不饱，在国务院的高层会议上，曾尖锐地指出：“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18）应该说，在中共高层，前前后后，对于文革触及到那么多上层领导干部，有那么多民众起来造反，并不十分奇怪。一些被触及也的确有错误的干部，多少也都有吴芝圃那样的罪孽感。大学生的蒙胧不满，在文革的揭批中逐步找到答案，他们批判所谓修正主义分子，同时也揭露他们58、59年的极左。他们和民众把实际生活中官僚主义作为心目里的修正主义来批判。
相比较而言，大学生总是单纯的，他们集中反映了各阶层的不满。所以不可能红卫兵造反仅仅是受了毛泽东的所谓欺骗的，如果要叫大学红卫兵的中坚分子说实话，他们不会承认自己受了骗。中国的民众用自己的本能和利益取向去理解、去诠释了毛泽东的意图，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首先是群众自我心态的一种需求，反修防修。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那么狂热，那么暴烈。其实，民众所谓的修正主义，往往指的是官僚主义，芥草人命。大跃进时非正常死亡是一个谜，文革中被间接揭露。个别省的公安厅内部造反的人或外部去造反的人透露了局部死亡数字。我国官方公布的数字，1960年死亡率增加到25.4‰，57、58、62、63年则是10－12‰，出生率1961年降到18‰，62、63年则是37－43‰；西方的人口学家认为自58年到62年，大约有2700－3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过量死亡，2900－3300万婴儿没有出生或死亡。（19）当时的民众和红卫兵，实际上有意地避开了这个最刺激人最伤感的问题，避免自己的意识与海外反共宣传勾通，维系与中共的感情。可怜的是卷入社会生活的大学生们却多次被这个问题撞击心灵，每当发动群众忆苦思甜，年老的、朴素的农民不是说老地主多么坏，而是自发地哭诉三年灾害饿死人、以至活人吃死人的骇人听闻的情景。问题不在于大学生有没有研究这一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始终反映了一种社会情绪。
诚然，文革中学生的群情激愤，主要的还不是直接反映这类社会问题，而是学校中的不平静，以及学生介入地方后，与地方党委的冲突。
不能忽视很重要的一点：对社会现实不满，不仅是造反红卫兵中的一些先觉分子。一些资料说明，一开始就不大赞成文革，特别是到了66年底明确不赞成文革的学生（部分是所谓保守派的先觉分子，部分是运动的逍遥分子），或许正是把文革与过去的历次运动联系起来，产生怀疑，没有盲目紧跟，这些学生有的社会关系中有以前运动（特别是58年以后）受挫伤的，如59年反彭德怀右倾时落马的一些中上层官员子弟。他们不满现状与造反红卫兵有所不同，造反派的先觉分子，其多数从马克思、列宁教义出发，把社会问题归结为党内思想不纯之上，认为经是好的，中下层干部和尚念错了，主张用共产党的传统，用‘57的办法用意识形态斗争的方法去整党，去纯洁党，以克服官僚主义与修正主义，他们自然与毛泽东提出的继续革命论一拍即合。但上述所说的另一部分先觉分子，已开始不同意用党内斗争的方法去推进社会进步，特别反对群众参与党内斗争，所以从66年就开始怀疑毛泽东的路线，反对整肃刘少奇与中共高官，认识向前走，自然会倾向于用改良办法、完善的办法和经济办法解决社会问题。这一分野，也是50年代以来毛、刘分歧在学生观念中的体现。
对学生情绪冲击最大的是二件事，一是农村形势，人民公社试验的失败；另一件是国际共运分裂。苏共22大上周恩来的发言，向斯大林献花圈后愤而退席，无疑在60年代人心中投下一枚原子弹。这代年青人只知道52－53年中苏蜜月、57－58批判右派“反苏”，对中苏两党的分歧根本不知究竟。
读过斯特朗“斯大林时代”一书的学生，不一定比从内参上得知秘密报告的林希翎们多。他们是深受苏欧文化浸浴的一代，苏共曾与中共一样神圣可爱。中苏两党公开辩论开始，对苏共信仰松动，大学生中一部分人开始自觉地从哲学、从共运历史去找答案。无论是拥护中共，还是赞成赫鲁晓夫，或者持观望态度，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出现了：中共向何处去？从哲学、思想的角度看，这是一次真正的解冻。学生在独立思考中判断究竟有没有修正主义，该不该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了该怎么办？意识形态上应该跟谁走？一些高校自发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有的在同校同学中组织，有的与不同学校、地区的朋友、老同学联系。时间大致是62、63年。但是，青年学生的举动一旦被学校发现，就会引起宣传、公安部门的注意。思想方面的动态往往以反革命活动为理由被监视。当时高教部、团中央收集了有关材料搞成内部参考报告。这些探讨理论的学生，绝大多数被当成敌我矛盾，轻的处理作内部矛盾，重的则坐了牢。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在北大哲学系组织Ｘ小组研究马列，居然也犯禁，连周恩来也不得不让步，指示公安部门安排郭去“劳动锻炼”。复旦大学68届的胡某，从另一角度介入意识形态辩论热潮，他积极投身于批判“合二而一”，被杨西光特许转哲学系。胡文革中成了“红革会”的头头，被张春桥压制下去。
红卫兵的崛起不仅仅是捍卫毛泽东主义的道义。在文革前业已处理的所谓“反动学生”，虽无机会发展为红卫兵领袖，但他们反映出一代人在思索。他们的内省与红卫兵同龄人的行动，是一件事的不同反映。如果说学潮，在 62、63年已有无声的学潮前奏在暗暗起涨。如此“博士俱乐部”（而非裴多芬俱乐部），无论其倾向如何，一定会走向文革红卫兵运动的。
诚然，这些毕竟是极少数人的思考活动。但64、65年由中共自己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潮，64年春节讲话，之后高校出现了教育革命热，学生对教育体制、考试制度等等，都提出了疑问。教师也纷纷搬入学生宿舍，与学生“三同”，共商改革大业。64年中共组织重点高校学生按“前十条”精神参加了农村社教。社教文件中，大学生读了毛的批语：“……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65年又按“二十三条”精神组织高年级学生参加了农村“四清”，“二十三条”令学生刮目：运动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低年级则组织了到部队当兵。时值美国在越南战争升级，声明、游行、集会不断；越战激化了美国的青年运动，也同时沸腾了心雄四海的中国红卫兵。种种活动，使学生人心浮动，而且相当一部分在农村第一线演习了向基层党组织夺权的本领。学生“四清”返校，正赶上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发表，后来就是批三家村。全社会充满火药味，校园里已放不下平静的书桌。
所以57年是自发的学潮工潮被毛激励走向了整风鸣放，66年是一系列中央有组织的学潮走向了红卫兵运动。这些学潮又始终与社会思潮激荡相联。红卫兵的崛起有深厚的社会背景，他们对中国现实不满，对官僚主义不满，对农村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干部作风、饿饭实际不满，还有对学校极左空气不满，或对工农子弟在学校中地位，或对贯彻阶级路线，对社会上存在的人与人不平等不满……由中共揭示的对苏共不满＿从而对中共党员个人举止言行不满。如果忽视或者无视群众的这种心态，把文革历史归结为少数人阴谋政治，那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起来自觉地受蒙蔽，为什么文革彻底失败会使中国走向改革开放？66年与57年的学生，自然有很多的不同，56、57年的学潮，实质上是从文化思想的解冻，反映出对某种秩序的要求；66、67年学潮，实质上是从另一次现象上反文化解冻和实际的解冻，逆反出激烈的非传统文化非现存秩序的要求，从而体现了思想的探索。57年“右派学生”的确真正体现了当年思想、文化的深度意义（钱理群语）；大学红卫兵的先觉分子，难道不算最先发出社会转型的分娩痛苦呻吟的前驱吗？文革在76年彻底破产，不是简单的毛泽东的失败或红卫兵的失败，而是思想探索走向新的起点。回到“1850年”的老马克思：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那些原有的社会关系的产物，那些革命政党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只有这些作为观念文化的东西，真正陷于灭亡，思想的升华，社会的转型才能实现。
大学生得知毛泽东67年2月对卡博、巴卢库的谈话，说以前搞了一系列运动，“但都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他们过去的一切不满，得到毛的肯定。即便毛泽东被人们再去批判十次，也很难对毛所指的“黑暗面”来一个反正。学生到了社会到了普通工人农民群众中去，他们知道了民众的疾苦，知道了真正的黑暗所在，所谓的不满，无非书生意气而已。他们珍惜自己的启蒙意识，争取社会进步始终不渝。
回头来看，毛泽东原意不乏社会变革的成份。而在运动的实际操作中，他主要是达到政治变革的目的，包括把党政大权集于一手或转移到他放心的接班人手中；但红卫兵与工农群众，主要从社会革命的角度来冀希真正解决党与政府官僚化的问题。《参考消息》曾上有一幅漫画，画的是在苏联，一位教师在课堂上讲苏联这样好那样好，下面一个孩子放声大哭：“我要到苏联去”。大学生都心领神会这幅漫画。实际上，这一代大学生，生长在红旗之下，他们与传统意义上的敌人——国民党蒋介石、反动地主资本家，并没有直接斗争过。他们一面高喊阶级斗争，一面对这些人的对立情绪已淡薄。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有许多烦恼和困扰，现实并不是他们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应当说，是在这样一种潜意识下拥护毛泽东，推行文革极左路线的。从而，他们的抗争也没有超出体制的范围。
文革的一些激荡初始从农村中来，算不算一场农村革命呢？肯定不是。文革的确在相当程度上通过学大寨等等去强化人民公社这一体制。但比较而言，文革是一场城市革命。文革前夕，全国工农业形势是较好的，机关、工厂一度出现某种秩序。从某种角度讲大跃进、人民公社试验的失败，成为文革的一条导火线，但斗争的焦点却在城市，在于毛希望的“污浊的”城市的革命化，在于毛泽东与红卫兵、工人认为官僚主义者所享有社会、经济特权，在于党与政权革命性的蜕化。有讽刺意义的是：文革从批判彭德怀而引发，但毛泽东在66、67年依靠的红卫兵与群众的一部分恰恰是对彭德怀所忧虑的社会现象不满的人，后者为了在毛路线一边争得自己的正统地位，又反过来猛烈地参与批判彭德怀、以及和彭同一辈的中共领导元老。原来跟随党的意识，忠实于57年59年政治文化原则的人，反而不赞成文革，反对在党内发掘滋生的新资产阶级，进而反对毛泽东。相比而言，传统观念上出身落后的阶层奋起的大学生，却往往企图找寻马克思主义，用辩证法、用原教旨去检验现实社会。
反映以上这些现象与事实，作为二十出头的学生来说，还是自发的或者半自觉的，他们仅是从社会现象来粗浅地分析政治问题。文革运动已经全面展开后，他们可能会从理性上去探讨这些。特别是67、68年后，从造反派红卫兵中滋生走向异端的思潮，如两湖地区的“省无联”、“北斗星学会”，从更原教旨的角度审视中共政权的阶级基础与合法基础，从而也触及到建国后的政治文化。理所当然，他们遭到文革派的迅速镇压，作为反动组织反动思潮被粉碎，连部分激进的红卫兵个人也只敢在私下认同他们一些观念。不过，经历数次反复，参加批斗人，自己又一次次被打成反革命，也逐步了解党内斗争的正面与负面。越来越多的激进红卫兵的人格正在复苏，他们确认革命性的衰退，思想的僵化始于50年代。这种蜕变恰建立在一批批忠于人民和国家的干部遭受不公正待遇和备受打击之上。
他们开始发现，自己崇尚的文革，没有能解决社会的不公正，也铲除不了封闭的僵化的传统政治文化。后来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山东大学“渤海战团”代表人物丘黎明等1968年就指出：“十七年来历次政治运动左倾是主要的，57年以来的反右、整风运动、反右倾几乎全错了……十七年来受迫害，受处分的大都是好同志”。（20）有趣的是，他们认为1957年“反右斗争是中国文化革命的第一次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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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思潮＿＿不论其那一派别，应该说都是中共政治思想的产物。其自我意识仍旧是维护长期以来宣传的革命准则与价值观念，但也同时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形式的一次追索。这种追索，不会是57年及80年代的求索的对立物。所以红卫兵有从众与独立意识的两面性。如果用“ 自由化”这一时髦的概括，56、57年肯定有一场自由化；红卫兵运动是否也是左的形式的自由化？若66、67年青年知识分子思潮，确实为一次自由化运动的话，应当说，毛泽东理想化的文革，结束了老一代的政治文化的生命力，也断送了1949年后在红旗下成长的整整一代人，这是他当初未能料到的。两代大学生对民主的追求，知识分子思想发展的两个阶段，是螺变的；50年代人，似超前趋向于西方现代民主一些，60年代似更倾向民粹主义的平民民主，崇尚巴黎公社式的雅各宾大民主，有一定的区别。
当然，文化革命不应成为文化研究的禁区。作为思想文化史的对象，文革研究或许刚刚起步。中国人最崇尚历史，但却往往最不珍重历史，最容易遗忘历史甚至希望忘却。历史短浅的美国人反而珍惜历史，特别是历史教训。越战失误，已在当代得到深层次的认同，华盛顿的越战阵亡人名碑将历史的悲剧和丑恶，镌刻下来。纳粹集中营万人坑的墓盖，也镌刻上“我们的命运是你们的警钟”。60年代人和以后的人，都不会忘却抛洒了心灵、血泪乃至生命的亿万红卫兵。红卫兵不会希望历史铸就一口大钟寺的哑钟。文革需昭示后人。在57年的“牛鬼蛇神”逐渐回复其人文面目时，抹去涂在大学红卫兵脸上狰狞的戏剧油彩，还需等多久呢？
不论如何讲，57年的问题今天逐渐清楚；但’66大学生思潮，正和孕育和造就它的那场文革一样，仍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思想领域的文化历史问题，不是决议一下就可以简单作结论的政治问题。66年整整的一代大学生，除个别堕落的人，其绝大多数对于社会民主和社会公正，对于社会进步，态度应是一致的。他们人生价值观不改初衷，思想及心路可以用其后史来证鉴。他们今天的自我证明与自我实现，是否也说明为何他们面对蹉跎岁月，却申明“我不忏悔”。当然，作为事变中人，他们大多已很难完全科学，公正地总结与概括历史。与‘57人，80－90 年代人相比他们难免有不同的局限。历史似应留给后人评说。今天毕竟不是出马克思的时代，能在震惊世界的晴天霹雳的事变后，如写“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一样来及时写出理解的天才著作。
真理与民主的追求，必然是一个几代人艰苦曲折的去渐进的历史过程。
注释：
（1）罗。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p482
（2） 阿尔蒙德 ，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p29
（3）姚杉尔，中国百名大右派，朝华出版社，1993p526
（4） 批判右派分子谭天荣等论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p149－186
（5） 晚年毛泽东，春秋出版社，1989 p286
（6） 教育革命专辑，北京电影学院红卫兵编印，1966
（7）河南农学院1967届学生花名册，1968
（8） 王学珍等，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罗德里克、费正清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 上海人民出版社，p164引安妮达。詹，中国社会结构面貌，另见安妮达.陈另著，毛主席的孩子们，渤海湾出版公司，1989
（10）同（6）
（11）莫。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p418－419
（12）陈伯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1966.10.16
（13）安文江，我不忏悔，辑入千秋功罪，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p279
（14）青春的浩劫，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 p28，p38
（15）华林山，文革期间群众对立派系成因，辑入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 p192
（16）邓小平，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辑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p265
（17）朱地 ，1957大转弯之谜，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18）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出版社，1996 p108
（19）彭尼.凯恩，中国的大饥荒（1959－196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p101
（20） 宋永毅，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辑入文化大革命：史实和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p259
其他有关资料取自文化革命中文字材料和向当事人采访、统计
原连载于：《华夏文摘》增刊，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第二二五期和《华夏文摘》增刊，二○○○年八月二日，第二二七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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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8-5 11:3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