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1968～1969年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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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


　　1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社论提出在新的一年中为实现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所要完成的任务，同时指出一要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
　　1月1日、3日、10日　接见港澳会议代表。在谈到一九六七年夏季的对外工作时，说：六、七、八、九四个月国内报纸对香港的宣传是有毛病的。对香港用的口号同国内用的差不多。把国内红卫兵的口号也用到香港问题的报道上了。
　　1月2日　迎接胡志明。
　　1月3日　在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代表时说：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医药、药材问题没解决。药品不多，农村更少，要生产普通药品供应农村，改变过去只生产贵重药品的现象。
　　1月4日　嘱秘书电话通知韦国清：进一步查明“红铁军”为害柳州的有关情况，如确实，同意由当地驻军将该组织包围，开展政治攻势，令其交枪，并交出坏头头，但不准开枪。
　　1月5日　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铁路系统“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并讲话。会上各铁路局及分局各自达成了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八日，周恩来在对沈阳等铁路局大联合协议的批语中，加写：铁路运输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国防建设和备战、援外”，要大家“服从铁路系统全面军管的决定，脱离与地方革命群众组织的串联和隶属关系”。会议于十一日闭幕。十三日，周恩来接见参加铁路会议的全体代表。
　　△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讨论《关于切实加强市场管理、坚决打击投机倒把的通知》、《关于反对反革命的经济主义的通知》、《关于外出调查问题的决定》、《毛主席对卫生工作的指示》等文件。
　　1月6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讨论本年国民经济计划、煤炭生产、国防工业生产计划和国防预算、二机部领导班子“三结合”及几个尖端工厂的学习班、铁路运输等问题。
　　1月8日、9日　约杜平谈江苏问题。
　　1月10日　就陕西三○四武器库被抢事作两次指示，并要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上报详细情况和处理结果。
　　△写信给江青：已将有关“伍豪启事”的材料拍照存档〔注〕。“此事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凡熟习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注〕面对江青等人居心叵测，一九六七年十月和十二月，周恩来先后将载有伪造“伍豪启事”的报纸和他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给毛泽东的信及毛泽东的批示等材料拍照存档。
　　△嘱秘书电话通知谭甫仁转告湖南学习班负责人并到该班宣布：所有学习班的人员，不论军队或地方系统，不论哪一派，都不许彼此揪人。如有违反者，定予追究查办，以保证人身安全。
　　1月11日　审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全国各铁路局达成革命大联合协议的通知，报送毛泽东批准，并旁注：为使今年先在铁路线上解决这个关系到全国抓革命、促生产的关键问题，现拟出一中央指示，已经中央文革扩大碰头会通过。毛泽东圈阅了此批件。
　　△致信毛泽东：“最近卫生工作由军委总后和卫生部派人主持……一百多人开了一次卫生防病工作会议，决定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组成小而全的医疗队，以社为单位。进行巡回医疗和宣传教育工作。”
　　1月13日　接见云南代表，批评“十三军、十四军是薄一波的余毒”的说法，指出：这个话是错误的。军队也要消除派性。军队不要介入地方群众组织，不要与地方群众组织串连，军队总要有它自己的稳定性。为避免同地方的群众组织发生派性，军队领导干部的家属不要参加地方群众组织。
　　1月16日　毛泽东就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学生来信反映一九三二年二月上海各报登载过《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1月17日　接见国防工业各部代表，批评该系统造反派热衷派性，不顾生产，说，我很难过，国防工业我过问了很久，为什么谈了这么多次，就是不能联合起来，非要造成势不两立的两大该组织？这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作怪。去年的国防工业生产指标你们完成了多少？就我的心情来说，三个不安：不安、不安、不安！国防工业生产在你们的派性、武斗中完全停止，能安心吗？把生产科研放到一边不管，闹派性。打架，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破坏设备，破坏生产，打架，浪费，严格来说是一种反革命行为。指出：国防工业的生产和科研部门不应和社会上其它部门串连挂钩，要切断这个联系。要在大联合的基础上解放一大批干部，这样才容易把各个部门的业务生产抓得更紧。国防工业的科研、生产、教育部门的问题，绝大多数是人民内部矛盾。抓革命、促生产是国防工业各部门的一个最重要的口号，不可一日忘记。
　　△在中央专案小组会上谈审案方针时说：逼供信是错误路线，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仍然有效，不要轻信口供，要重证据，重旁证。对犯了错误的人，必须严格要求，也要注意团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攻心达到自己交代，但非逼供信。
　　1月18日　凌晨，先后接见江苏军代表、浙江“红暴”派代表和湖南省干部。次日凌晨，与湖南革筹小组成员谈话。
　　1月20日、27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
　　1月22日　凌晨，同广东造反派头头通电话，责令取消原定二十二日召开的纪念广东“夺权”一周年大会。指出：这个会方向不对头。你们不要把广东的大好形势破坏掉。湖南“省无联”〔注〕的极左思潮是反动的。要批判，你们千万不要上当。大会一定不能开。次日，嘱秘书电告广东省革筹小组：各群众组织都不要单独开大会。要做好革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群众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派性，促进革命大团结。实现大联合，一致对敌。
　　〔注〕“省无联”即“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的简称，该组织认为，一九六七年有一个“二月逆流”，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太好，十月必然要出一个“十月逆流”，文化大革命才刚刚开始。该组织还成立了一个“夺军权”组织。
　　1月22日—28日　除二十五日外每天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解决广东、河北、甘肃、河南、胡南、辽宁、吉林、江苏等省的问题。
　　1月24日　接见湖南学习班全体人员及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重申要批判“省无联”的极左思潮。二十六日晚十二时，与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谈话。
　　1月26日　接见辽宁、吉林两省代表，批评因武斗、派性破坏国家生产设备，导致生产停顿。告诫要以大局为重，克服派性，增强党性，搞好大联合，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接见前，约陈锡联、宋任穷谈话。
　　1月28日　接见江苏省军队和地方群众组织代表，强调：要解放干部，三结合要有领导干部参加。在宣读并解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时说：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许世友同志是一位身经百战，久经考验的好同志，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立下了很重大的功劳，这一点必须肯定。军队支工、支农的成绩是主要的。谈到军队在支左中犯“错误”时说，他们已经检查或改正，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1月29日　看望胡志明。
　　1月31日　就广西群众组织卧轨阻拦驻南宁解放军某部调动事嘱秘书打电话通知韦国清，要韦对群众组织做工作，说明不能干涉部队调动，要指出他们这种行动违反“九五”命令，妨碍战备，不符合拥军爱民原则，是军纪国法所不能允许的。
　　2月2日　出席工交、财贸、农林口各部委及国务院直属单位代表大会并讲话，呼吁各部委真正实现大联合，促进三结合。以利把业务工作抓起来。说：国际国内形势都要求我们努力革命，大抓业务。现在大好形势的关键问题之一就在业务部门了。如果说，去年我们忙于建立地方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转过手来搞国务院各部委的工作。各部门一定要把革命和业务，工作结合起来，再不能其抓革命。不管工作了。各部门的造反派组织，如果不抓业务，就不能算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而只是一个口头的革命派。工交、财贸、农林在二月份一定要在大联合、三结合中组织起业务班子。不能再迟了。领导机构如果不实现三结合，依然领导不得力，不可能把今年生产更加推动起来。关于干部问题，指出：要三结合，非解放干部不可。解放干部要消除派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现阶段的表现内容就是公与私、党性与派性的斗争。
　　2月3日　要秘书向有关方面索要最近几天的煤炭生产简报。
　　2月3日、8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研究解决刘家峡水电站下闸门严重漏水。致使水库不能蓄水问题。三日会前，嘱秘书向水电部军管会提出，除军代表外，能否让一些部长参加会议。八日会上，提出让钱正英出来工作。会后，钱正英、杜星垣〔注〕前往刘家峡水电站工地，与专家一起解决了流水问题。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刘家峡水电站一号机组正式运营发电。
　　〔注〕杜星垣，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2月4日　得悉铁道部军管会报告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情况严重后，当即召开碰头会，商定措施。会后，致信毛泽东，并附铁道部报告，注明：破坏铁路情况，在徐州、蚌埠、郑州、连云港十字线上为最甚，次之为衡阳、柳州、广州三角线上，再以为西南昆明、成都一线。现在这些破路、破桥行动，已超过派性，而为反革命、特务分子混入一派或两派中进行的。目前必须首先责成济南军区调集机动兵力，沿线夹击。一经发现这股反革命集团，便需进行围攻和追击。务须做到政治进攻、军事包国两结合，逼其全部放下武器，然后区别对待，将坏头头反革命分子与被胁从的群众分开处理。并须就地发布公告，宣布这一破坏铁路、炸毁桥区的行动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这一措施拟不待全国统一军事部署护路护桥的命令下达，在今晚提前实行。同日，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退总理办。二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命令，指出：煽动，操纵和指挥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的极少数坏头头是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法办。
　　2月5日　同南萍、陈励耘等谈浙江问题后，分别找浙江“红暴”和“联总”两派代表谈话。
　　2月7日　陪毛泽东会见胡志明。同日，在与胡志明谈话时建议说，越南战争发展到目前阶段，可否考虑组织一二个到三个野战兵团。每个兵团三四万人，每仗力求全歼敌人成建制的四五千人。这些兵团要能远离家乡作战，可以在这个战区打，也可以到另一个战区打。打孤立之敌，可采取挖坑道接近敌人，进行夜战和近战的办法，使敌人的飞机、大炮的火力失其作用。同时在三四个方面挖些坑道，不同于地道，要能供部队运动和输送弹药。还要组织一定力量打敌之增援。
　　2月8日　为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起草转发湖北省军区临时党委《关于目前我省各专、县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报告》〔注〕的批语。批语指出：这个报告很好，希望你们研究这个报告中的几点体会，参照执行。
　　〔注〕报告说，到目前为止，全省八个专区已有六十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七十七个县、市已有四十九个建立了革委会，报告还谈了实现大联合，搞好“三结合”的几点体会：一是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二是运用上筹下联、上带下促、上下结合、互相促进的方法；三是军队坚持支左不支派的原则。
　　2月9日　将《江西省军区以两条路线为纲教育部队经验》中点了省军区司令员名字的一句删去，改为“个别领导人”，然后送毛泽东、林彪。
　　2月10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谈农业生产、煤炭生产和铁路交通等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李先念、苏静、赵启民、彭德清、王素、范文彩等〔注〕。
　　〔注〕赵启民，时任交通部军管会主任，彭德清，时任交通部副部长，王素，时任煤炭工业部军代表，范文彩，时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
　　2月11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说，造反，要看造谁的反，不能造无产阶级的反。不能容许破坏铁路。周恩来说：第一季度要把交通搞上去，把工业生产，煤炭搞上去，要搞大联合、三结合。
　　2月12日　就住中直招待所的十三名原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注〕是否参加学习班事批示，请杨成武、吴法宪两同志考虑将他们分到哪些学习班为宜。十四日，中央军委办事组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正式向毛泽东并中央提出将这十三人分到中央办的学习班学习的具体方案。毛泽东对此批示；应由碰头会商定，请总理办。十七日，周恩来批注：各人情况不同，应遵照主席批示，先在碰头会上认真地一个一个地讨论，才能进行具体安排。
　　〔注〕这十三名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是：江渭清、江华、杨尚奎、张平化、黄火青、黄欧东（原任辽宁省省长）、高克林（原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曹祥仁（愿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宋侃夫（原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刘惠农（原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鲁大东（原任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朱德海（原任中共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委第一书记）、钟建平（原任鞍钢政治部副主任）。
　　2月13日　得知云南两派代表已在京达成关于停止武斗和恢复交通运输、保证邮电畅通的协议后，即通知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于当晚接见两派代表和昆明军区在京开会人员。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此《通知》是国务院业务小组根据周恩来关于抓紧节约财政开支的指示。召集有关部门对北京十个单位作典型调查后起草的。《通知》经毛泽东批准后，十八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
　　△外交部九十一名领导干部在外交部机关贴出《揭露敌人，战而胜之，彻底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的大字报〔注〕。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批评了九十一人大字报。二十八日，陈毅致周恩来信，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批评。此信经周恩来同意，三月一日在外交部公布。
　　〔注〕这一大字报的态度是正确的，用心是好的，是保护陈毅同志的。但在当时贴出不利于稳定局势，反而对陈毅等不利，所以周、陈等随即批评了大字报，从而将此事化解了。
　　2月15日　接见浙江赴京代表团军队干部和“联总”、“红暴派”代表，传达毛泽东二月十二日的指示，江华从历史上看是好的，是上井冈山跟毛主席的。中央考虑不属于打倒之列。
　　2月16日　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草拟给各地的电报稿，通知今后来电应按问题性质分别发给有关部门，不要给个人来电。二十五日，嘱秘书向各自负责联系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打招呼：今后给中央写信或发电报，均应按中央二月十六日通知规定执行。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会前。向陈伯达、康生、江青提议：让陈锡联、宋任穷到会，参加讨论吉林省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组成问题。
　　2月17日　就广西柳州地区因两派武斗，致使柳州铁路局运输情况日差，到十六日已积压车辆七十五列事，通知韦国清亲自抓一下，必要时派护路机动部队前往保障铁路畅通。次日，又通知总参、铁道部、外贸部、外交部组成监督小组，检查西南铁路情况。
　　△接见越南驻华大使吴明鸾、外贸部副部长李班。越方要求协助解决援越物资的铁路运输问题，并说：这个问题只有上呈总理才能解决。周恩来说，一年了，我都在管铁路运输工作，每星期都过问。运输上发生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副作用。最近，我们下了个严厉的命令〔注1〕。我同有关同志商量打算在内部下一个更严厉的命令〔注2〕。谈到有造反派打劫火车时说：这不是造反派，是反革命派。湖南有个“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表面极左，实质极右，它集中了社会渣滓、右派、劳改犯，可以说是一个黑帮组织。昨天，我要韦国清开会讨论解决广西铁路问题，要他今天报来处理结果。如果解决不了，我自己跑一趟。
　　〔注1〕指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的命令。
　　〔注2〕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维护铁路交通，保障援越物资运输畅通的紧急补充命令。详见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八日条。
　　△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讨论解决广西铁路交通问题。
　　2月18日　修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紧急补充命令。命令指出，为保障援越物资的运输畅通，特紧急补充命令如下：（一）煽动和指挥对行驶列车鸣枪威胁，到车站、港口无理取闹，挑动铁路交通部门群众搞武斗，殴打和绑架铁路、港口军管人员等破坏铁路交通运输畅通的行为，一概是反革命的土匪行为，必须采取专政措施，坚决按“二六”〔注〕命令办理。（二）铁路港口广大职工要坚决克服无政府主义，坚守生产岗位，决不允许迟到早退。对无故不上班而逾期不归者，应扣其工资。（三）军管人员和护路部队、当地驻军要积极制止铁路港口内外串连，制止武斗。如制止无效，造成运输、装卸中断，则坚决按“二六”命令办理。（四）中央立即派出监督小组，分赴重要站段和港口，监督“二六”命令和紧急补充命令的执行。
　　〔注〕指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的命令。
　　2月21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中央关于维护铁路交通运输的紧急补充命令、关于开好一九六八年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命令等文件稿。
　　2月21日、23日　两次约李先念、余秋里、粟裕、罗舜初、邱会作〔注〕等谈一九六八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注〕粟裕，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罗舜初，时任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邱会作，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
　　2月24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讨论一九六八年国民经济计划、铁路交通和农业生产等问题。
　　△与陈伯达、康生、江青、杨成武等接见吉林、辽宁两省代表，告诫不能以自己一十组织的派性来影响革命委员会，革委会里要注意吸收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加强各民族的团结。谈到生产问题时指出：去年大串连、夺权斗争影响了生产，今年就不应该了，三月份要开始转入正常生产。
　　2月25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查阅干部档案问题的通知》、《开好一九六八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等。
　　2月29日　听取天津市负责人的汇报。日前曾提请江青考虑：该汇报会是在开过大会和核心小组会之后，不要解学恭〔注〕出席是否适当，是否有不利后果。
　　〔注〕解学恭，时任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就韦国清电话请示可否派一个营的兵力去追回被广西造反派组织抢走的解放军某部的武器弹药事批示：如一营兵力不行，可调两个营去包围，进行强大政治攻势，照晋东南办法，逼近其工事，劝说其送回武器弹药。
　　3月3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讨论一九六八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谢富治、陈毅、粟裕、余秋里等参加会议。
　　△前往医院向鲁迅夫人许广平遗体告别，并慰问其家属。鲁迅之子周海婴将许广平要求查寻鲁迅书信手稿的遗书〔注〕交给周恩来。次日凌晨，周恩来到许广平家，当面向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读了许广平的遗书，并提出要查清戚本禹盗信事件，立即追回鲁迅书信手稿。当晚，又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追查鲁迅书信手稿之事，派傅崇碧等去提审戚本禹。
　　〔注〕三月二日，许广平给中央写信，说：北京鲁迅博物馆原来藏有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十五页，书信手稿一○五四封一五二四页（大部未印），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旧文化部以保护“文物”为名，从博物馆调走。一九六七年春天被戚本禹拿走。现在，我不知道这些手稿究竟落于何处，甚为担心，如有散失或毁坏，将给人民带来损失。
　　3月6日　先后接见日本工业展览会理事长杉本重藏等日中友好贸易团代表和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代表古井喜实、冈崎嘉平太等。说；不能因为发展贸易而抛弃原则，不能只做贸易不顾政治，否则，那就是商人行动，而不是政治家了。我们是不拿原则作交易的。同日，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代表刘希文、王晓云、孙平化与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代表古井喜实、冈崎嘉平太签署了会谈公报。公报根据周恩来与松村谦三历次会谈的宗旨，重申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是中日关系中必须遵守的原则，也是中日双方贸易办事处之间关系的政治基础。
　　△审阅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设置工作机构的报告〔注〕，并向毛泽东、林彪提议将报告转发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参照执行。毛泽东批准后，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草拟了转发批语。
　　〔注〕报告提出，遵毛主席精兵简政的指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设立了办事组等机构，人员共八十人。从成立后一个月的情况看，坚持上述编制人数很不容易，有来自官僚主义习气、旧的习惯势力等多方面的干扰。我们正在抓领导班子、工作人员的思想革命化，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加强集体领导，坚决堵死增加编制的路，拟规定今后凡增加编制必须经过革委会全会讨论通过。
　　3月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紧急动员起来，迅速掀起春季农业生产高潮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级革委会、军管会切实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迅速建立、健全各级生产领导班子；广大农民要坚守生产岗位，搞好春耕生产。
　　3月9日　接见铁路会议代表，听取会议情况汇报。
　　△阅聂荣臻三月四日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工业问题给陈伯达并报中央负责人的信函后告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李富春、杨成武、粟裕，余秋里：荣臻同志所提意见很好。国务院业务小组要好好讨论一次。在今年计划上和国防工业布局上以及四机部斗、批、改上都要加以布置和配合。
　　3月11日　就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关于组织支农大军深入农村宣传毛泽东思想、支援春耕生产的请示报告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复江西省革委会并告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电：报告所提的办法很好，中央希望各地凡有条件实行这种办法的，都能参照执行。
　　△参加北京大专院校和中学“红代会”代表汇报会。会上，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批评该校另一群众组织在一九六七年“反副总理”、“反余秋里”、“炮打周总理”、“反总理”。江青听后指责说，二月逆流时炮打谭震林对不对？谭震林不该打吗？你们对余秋里不是“一批二保”，而是一贯地保，倒成了正确了。二月逆流就是要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3月12日　嘱身边工作人员，小碰头会的十位成员和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聂荣臻等四位副总理如果来见，不要挡，可边进门边报告。
　　3月13日　就越南外贸部反映越南新解放区鼠疫仍在蔓延，要求中国再次紧急供应鼠疫疫苗一百二十万人份事批告邱会作，要他立即召集有关单位迅速解决。并要李强及民航参加。尽可能满足越方要求，“争取按期送到”。
　　3月14日　告有关工作人员：今后中央负责同志的“天天读”〔注〕不再录音，秘书也不参加。已录的音带和文字记录、底稿、笔记本均收回销毁。
　　〔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干部和群众每天必须按规定读毛泽东著作若干时间，当时中央负责同志也不例外。
　　3月15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听取四川省革筹小组成员汇报。会上，江青提出：目前在全国，右倾翻案是主要危险。
　　3月17日　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会谈。
　　3月19日　出席首都人民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大会；并在会上讲话，赞扬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新胜利。
　　3月中旬　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会议讨论解决东北问题和宋任穷出来工作问题。江青借口周恩来的卫士长未让她进会议室，无理取闹〔注〕，矛头指向周恩来。周恩来被迫宣布休会，并解释，我是个老同志，你应当相信我们这些老同志，不让你进会议室是根本没有的事。江青仍不罢休，继续向周恩来大闹一个小时许。几天后，又借此向周恩来吵闹，导致成元功离开周恩来处进学习班，后至干校。
　　〔注〕据成元功回忆，那天会前。江青的警卫员来电话说，江青刚起床，还没吃饭。要大会堂准备好吃的，成元功找有关人员准备好饭菜放在会议厅旁边的小山东厅，然后与汪东兴一起在会议厅门口等候迟到的江青。江青来到时，成元功对她说，饭菜准备好了，要不要先吃点东西？江青不予理睬，进了会议厅，径直走向周恩来，以质问的口气说，你们在开什么会？为什么叫成元功在门口挡着不让我进来？并当着与会者的面大闹起来。
　　3月21日　凌晨，在毛泽东处开会后到中央文革处开会。之后，又与许世友〔注〕谈话。
　　〔注〕许世友，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3月22日　晨一时，与叶群、吴法宪谈话。然后到江青处开会。
　　△“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发生〔注1〕。本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命令”。称：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撤消杨威武、余立金、傅崇碧的所任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二十四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林彪首先讲话，宣布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错误”和对他们的处理决定〔注2〕。周恩来在讲话中表示拥护林彪宣布的毛泽东的决定和命令，也谈了杨、余、傅所犯的“错误”，并肯定和赞扬了江青。当晚嘱咐傅崇碧把身体搞好，要经得住考验，还委托人照顾好傅的生活。
　　〔注1〕这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合谋制造诬陷军队领导干部的事件。当时，杨成武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余立金任空军政治委员，傅崇碧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左倾错误和江青，林彪等人的倒行逆施有所抵制，致被林彪，江青一伙陷害打倒。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文件，为“杨、余、傅事件”彻底平反。
　　〔注2〕林彪在讲话中宣布说，最近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以及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的事件。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了四次会，会议决定撤消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逮捕余立金，撤消傅崇碧的职务。
　　3月24日　就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群众组织要求将顾卓新、喻屏〔注〕从北京揪回沈阳批斗事告陈锡联，二十二日晚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大家同意将顾卓新、喻屏交东北局机关群众组织带回沈阳进行批斗，但必须告诉他们不要进行武斗和押讯。每日批斗后，如他们无力监视，即交军区监护。
　　〔注〕喻屏，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候补书记。
　　3月27日　出席首都十万军民“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会上，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撤消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决定，并就“杨、余、傅事件”发表讲话。在谈到“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时。提出：今天在场的大多数是工人同志，你们的责任是很大的，不仅要把革命搞好，还要在革命原则的基础上联合好，搞好生产，不能缺勤，不能旷工。
　　3月28日　同林彪到毛泽东处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等。毛泽东说：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管。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谈到军队干部学习班时毛泽东问：学习班什么人在搞？〔注〕听说中央文革都进不去。还说：总理以前二十多个秘书，减到十八个，现在有四个。身边人不要多，要精干。
　　〔注〕在此之前，地方和军队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事实际一直是周恩来在抓。后中央另成立一领导小组，林彪任组长，陈伯达、江青、康生任副组长。
　　3月29日　就北京大学发生武斗等问题致信毛泽东，提请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一谈，并附上有关该校武斗情况的电话记录。次日，到毛泽东处开会。
　　3月30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听取湖南省的汇报。此前，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写了一份关于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报告中写有毛泽东、周恩来对湖南省问题的指示和关怀。周恩来删去了提到自己的地方。本日汇报会上，江青说：湖南的问题，我没有插手，别人也不让我插手。你们眼里没有革命的领导，只有保守的领导；你们不叫革命干部，叫老保干部，不要叫革命委员会，叫老保翻天好了。周恩来排除江青等干扰，继续开会，讨论湖南省报告，并将讨论结果报告毛泽东。四月六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获准成立。
　　3月底　同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总指挥徐驰谈话，指示抓紧恢复和加强生产指挥系统，限期全面复工，发动群众，全力以赴，促进攀枝花基地尽快建成。后又电告张国华〔注〕，要他保证徐驰行使领导职权。保证徐的汽车不被红卫兵拦截。
　　〔注〕张国华，时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4月4日　晨一时，约谢富治、往东兴、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于桑、杨德中谈北京西单商场爆炸事件。
　　4月4日—17日　每日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四日会议讨论西单商场爆炸案件、中央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央转发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批示等。五日会议听取铁路交通会议情况汇报。六日、八日、九日会议先后谈陕西、安徽和新疆问题。十三日会议讨论中央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关于整顿、建设红卫兵组织和整顿共青团组织的意见等文件。
　　4月8日　接见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正统）总部理事长官崎世民、组织委员长岛田政雄。
　　△接见空军某部和海军航空兵某部击落、击伤美军入侵飞机的有功人员。
　　4月9日　向办公室工作人员交待：凡有报告发生抄家、抄文件、绑架、武斗事，应请联络员立即制止，不必等报告我后再处理。
　　4月10日、13日、15日、18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
　　4月13日　前往程潜家吊唁四月九日逝世的程潜并慰问家属。
　　4月13日、14日、17日、19日、29日　与范文同总理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会谈。二十日和二十九日，陪毛泽东会见越南客人。
　　4月15日　致陈伯达、康生、江青、黄永胜信，谈广西情况，提出“当告韦国清注意决不能在有群众的地方，强行收枪”。
　　4月17日　在海军党委关于敌伪报刊捏造某将军在解放战争中被俘叛变的报告上批示，这类报告，根据当时事实，有活人为证否定敌人报纸捏造，应交档案馆保存，并附原敌人报纸影印（件）于后，以了结此案。免得以后又聚讼纷纭，使后代无法断案。
　　4月20日　接见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七机部、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的代表，说：要允许别人犯错误，不要把别人一棍子打死。国防科委几位副主任有错误，要帮助他们改正。赵尔陆同志死了，有人还要打倒他。说句公道话，这个同志一直在后勤工作，勤勤恳恳。活的要保，死的也要保。聂荣臻同志我很熟，我们是老战友，毛主席要我帮助他。不能说国防科研、生产中有坏人，领导就一无是处。国防工办、国防工业部门做了很多事情，是合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在国防科研、生产、教学上也是做得对的。各有中心，各有重点，不然，我们的东西怎么能上天？现在国防科研、生产、教学急需把班子组成，不能再等了。生产上不去我很痛心，再不能耽误了。应该赶快结束争论。
　　4月23日、24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二十四日会议谈陕西问题。
　　4月24日　到北京电报大楼视察时，向报务员、机务员、电梯司机、微波站的工作人员等询问抓革命、促生产和大联合的情况。
　　4月25日　两次约谈专案问题。
　　4月26日　接见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在谈话中说：文化独立比经济独立还要慢一些，困难一些。旧思想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有几千年了。不是很快能够清除的。人们必须向头脑中的旧思想进行斗争。谈到经济合作问题时说：任何经济合作头一条就是要把情况搞清楚。否则，原料不够或即使有原料，但企业搞得超过本国的需要，出口又没有市场，这样就会遭受损失。因此，搞一个企业要恰当，设计、计算要精确。第二，经济上开发必须有利于这个国家的自力更生，人力、原材料不能依靠外国；开始要搞轻工业，从小到大，积累资金。等收入增多了，再扩大，这样不至于负债。第三，搞经济建设要到现场去设计，这样才能符合当地条件。先独立的国家帮助后独立的国家要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否则就成了新殖民主义。
　　△就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东方红”等群众组织欲召开“纪念周总理为珠影‘东方红’平反一周年大会”事电话告孔石泉〔注〕，要他以周恩来的名义告大会组织负责人；今年四月广州地区少数人用突出我个人名义的办法，召开所谓纪念大会，这是极端错误的。我坚决反对。要求大家提高警惕，严防敌人挑拨离间。
　　〔注〕孔石泉，时任广州军区第三政委、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4月26日、27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二十七日会议谈四川问题。
　　4月27日　致信毛泽东：今晚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认为，国家体委可归军委办事组主管，实行军管。国防体委可以取消。按系统由各军兵种、各军区实行全部接管。毛泽东批：照办。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全国体育系统全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接管的命令。
　　4月29日　修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增写：“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五月二日，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该通知。
　　△凌晨，到蔡廷锴家中吊唁二十五日逝世的蔡廷锴。
　　4月30日　接见陕西省赴京代表团，呼吁取消跨行业的组织，消除阻碍联合、妨碍生产的派性，推进大联合，把铁路和煤炭这两个关键部门的生产搞上去。会上，姚文元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对陕西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五一节上天安门名单。会前，嘱李富春、李先念研究高文华、陈正人、萧克、钱之光、沙千里〔注〕等上天安门问题。次日，萧克、钱之光、沙千里上天安门参加“五一”庆祝晚会。
　　〔注〕高文华，时任水产部副部长，钱之光，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沙千里，时任粮食部部长。
　　5月2日　要李先念约温玉成、输的几个主要地区的情况，并责令柳州，广州、昆明、重庆、成都、洛阳、西安、郑州、沈阳等地破坏铁路交通的造反派头头限期来京，如拒绝来，要采取措施押送来京。
　　5月4日　就国防科委“学代会”〔注〕拟在今日召开大会事，于凌晨接见国防科委系统代表，提出：（一）希望在国防科委领导下的学代会开好，不要发生武斗。（二）大会的结果要有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三）国防生产、科研部门不要和学校串连。各单位搞好自己的斗、批、改。（四）不要泄密。又说，现在已进入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年头了，我们把各省的事情解决好就转到国家机关各部。要抓革命，促生产，这两项工作是相辅相成的，要齐头并进。不要因为大批判就把改革，把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促业务都停顿下来。
　　〔注〕指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5月6日　得知广西群众组织到南宁市长岗岭军区军械库抢走枪支七千余支、子弹一百二十多万发后，电告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要韦国清立即召集该群众组织人员开会，令他们把抢走的武器弹药限二十四小时内交回，十二日，柳州群众组织又抢走驻柳州解放军某部枪支三百余支。子弹一万余发，同日。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抢枪的群众组织头头，再次传达周恩来的命令，动员他们交回抢走的武器弹药。
　　△嘱秘书向余秋里了解宁夏石嘴子煤矿的生产情况。
　　△同王效禹、杨得志〔注1〕谈话，并就他们起草的关于解决徐海问题的报告〔注2〕批告赵俊、梁辑卿〔注3〕，指出：该报告中有五个问题关系到江苏省军区和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请你们邀集学习班中省军区常委和徐海地区军分区和人武部的同志一谈，把你们意见以书面告我。准备明晚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一议，再征求南京军区许世友同志意见，然后报中央考虑。
　　〔注1〕王效禹，时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杨得志，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注2〕该报告提出：设在灌云县的所谓“苏北地区联合委员会”，是一个跨省跨行业的秘密组织，是连云港地区长期武斗的一个重要根源，建议中央下命令予以解散。建议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把徐海地区的工农业生产、群众生活及其它行政事宜，统一领导和管理起来，建议江苏省军区解除徐州军分区、连云港市和徐海地区八县人武部的支左任务，将其主要领导调往南京或镇江学习。
　　〔注3〕赵俊，时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梁辑卿，时任江苏省军区第二政委。
　　△就李富春、李先念关于交通部所属港口涉外单位和其它部门涉外单位的对外业务联系，是用革命委员会名义还是用原来名义的请示报告批复，对外仍一律用原名义，不以革委会行文和签署。
　　5月7日　在接见越南外交部部长春水时说：朝鲜谈判时的情况与你们的情况不同。那时是半个朝鲜的问题，现在你们是统一越南的问题。半个越南，那是十四年前的事了。在介绍了朝鲜谈判时的一些历史情况后，又说：朝鲜谈判只搞了个停战协定，任何其它政治协议也未达成。基本的问题还是，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不管怎样，也不能从谈判中得到。美国和南越有一百万军队，不打断他们的脊梁骨，或十个指头打断五六个。他们是不会认输，不会走的。
　　5月8日　陪毛泽东接见在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解放军指战员、各地党政干部和群众代表以及出席全国铁路，变通会议的代表等。接见间歇，毛泽东同参加接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几位副总理、元帅谈话。说，敌伪的报纸也不能全信。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伍豪启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很不容易。这个“启事”下款是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如果是真的，为什么只写出一个人的名字，其它都不写？有些干部对历史不清楚，一看大吃一惊。会上周恩来简要谈了“伍豪启事”的原委。并说：我已将那件事的报纸和我的报告影印了。还要写一个材料。
　　5月9日　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辽宁省代表，强调，取消跨行业的组织，对辽宁来说是一个很急迫的任务，既是组织任务，也是政治任务，也是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东北三省的生产很关键，尤其是铁路交通和煤炭生产，对全国都有影响。
　　5月11日　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是否在报纸上点名批判宋任穷并把他揪回哈尔滨市批斗事批告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拟电话告黑龙江省革委会，目前不要在报纸上公开点名，也不回东北批斗，可进行“背靠背”批斗。此前。周恩来曾就在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是否要点宋任穷、欧阳钦、黄火青的名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可留有余地，不要点名。
　　△要李先念、温玉成、杨杰〔注〕和交通部军代表开会研究全国铁路、交通会议文件，并交待，文件上点名批评要适当，接受刘培善自杀教训。此外，可写一简要提纲，把需要中央表态的问题提出来。
　　〔注〕温玉成，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杨杰，时为铁道部军管会负责人。
　　5月12日　就山西太原重型机械厂群众组织以该厂革委会名义两次抢劫银行现款共一百六十四万元事批示：告山西省革委会和刘格平、张日清、谢振华〔注〕首先应由省革委会下令给重型机械厂革委会，动员该厂群众将劫走银行的两笔现款追回，上缴武器。如在限期内不这样做，则应向群众宣布该厂革委会不听命令，实行军管，并改组革委会。总之，要利用这一完全违法事件，有步骤地动员群众，让群众能自觉地当家做主，整顿队伍，抓出坏人，而不要靠行政命令办事。
　　〔注〕刘格平，时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山西省军区第一政委；张日清，时任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谢振华，时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5月13日　约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谈铁路、煤炭、毕业生分配等问题。
　　5月14日　就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要求在十六日召开批斗彭真、刘仁、万里、吴子牧、宋硕大会事批示彭真等五人“不能到场”。“现在北大双方武斗还未停止，如何能开这样批判大会？”
　　5月15日—18日　每天参加中央文革磁头会。在十五日听取江西省革委会的工作汇报时，认为江西的工作做得不错，要新华社江西分社写一个江西抓革命、促生产的综合报道和萍乡煤矿大抓根本、达到日产煤五千五百六十吨、超过历史记录的专题报道，以促其它省、区的工作。会议还同意刘俊秀、白栋材、黄知真〔注〕回江西工作。
　　〔注〕刘俊秀，白栋材，原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黄知真，原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
　　5月16日　审定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全国铁路、交通会议决议》〔注〕的批示。批示指出：中央希望，全国铁路、交通部门的干部群众和护路部队的全体指战员，以及铁路沿线和港口附近的群众和群众组织，坚决执行和全面支持这次会议所达成的决议。次日，文件下发。
　　〔注〕《决议》说，经毛泽东批准，全国铁路、交通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有关维护铁路、变通运输秩序的一切命令和指示。对消极怠工、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要作坚决斗争。对擅离工作岗位的，停发工资。
　　5月18日　就刘培善自杀后处理问题要黄永胜、吴法宪、谭甫仁告刘妻左英：中央认为，刘培善同志自杀应由自己负责。但由于其它客观原因，不能说是畏罪自杀，也不能说是叛徒。刘培善同志是几十年革命战士，他的家属应享受革命干部家属待遇。他的骨灰，同意放在南京雨花台。
　　5月20日　陪毛泽东接见在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解放军指战员、地方党政干部和群众代表以及全国煤矿会议代表等。接见间歇中，毛泽东同参加接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谈话。批评造反派把矛头对准叶剑英等军委领导人的做法，指出：干部统统打倒了，那怎么行？只要不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都要用。
　　5月21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全国煤炭会议等问题。次日，约有关负责人谈煤炭会议问题。二十六日，听取煤炭会议情况汇报。当听到河南平顶山煤矿两派还在打架时，说：河南最大的问题是平顶山，这么一个大矿，广东、湖南、湖北都靠这个矿的煤。这个矿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好，我们大家很关心。江青在会上提出：就是要抓革命，不抓革命，促不了生产。会后，江青责问李富春：你们谁布置会议上的发言的？〔注〕
　　〔注〕发言是周恩来在会议开始时安排的。会前，周恩来还嘱在发言名单中增加开滦、萍乡两矿各一位老工人。
　　5月22日　接见马里外长乌斯曼·巴和几内亚外长贝阿沃吉以及由他们率领的几内亚、马里联合访华友好代表团。二十四日，陪毛泽东接见了两国联合代表团。同日晚，出席中国和几内亚、马里关于修建几内亚一马里铁路协定的签字仪式。
　　5月22日、23日、25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二十三日会议谈徐海〔注〕地区问题。
　　〔注〕指徐州、连云港。
　　5月27日　接见尼泊尔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比斯塔，说：我们国家在尼泊尔有很多人，包括我们的大使馆人员。他们免不了有错误思想，有大国沙文主义态度。希望你们发现后经常通过外交途径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根据情况纠正他们的态度，改正错误。又说：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这个国家人民自己的事情，别人不应该干涉。谈到经济发展问题时，指出：经济发展的一般途径是先从农业着手，再发展轻工业，然后发展重工业。这就需要时间。但你们不能等待，在搞农业的同时，也搞一些轻工业和重工业。二十八日，陪毛泽东接见比斯塔，并出席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贸易协定和议定书签字仪式，
　　5月28日　参加接见四川省来京代表大会。当宣布中央批准四川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后，周恩来说：四川是祖国的大后方，三线建设在许多地方几乎陷于停顿，就是因为两派的斗争影响了生产。从生产上说，不论农业，还是工业，国防工业、交通运输、三线建设，四川都具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
　　5月29日　嘱秘书打电话给公安部李震〔注〕：查问董必武之子董良翮被押地点；查清后请李告诉董必武的秘书，允许董家送夏衣去。并可表示董良翮的问题很快可以解决。
　　〔注〕李震，时任公安部副部长。
　　6月2日　江青借口一传阅文件手续有“问题”〔注〕而大发雷霆，并在该传阅件上批道：如果总理的秘书和中办秘书局认为可以不传阅了，那么，请只送毛主席、林副主席、伯达同志，其它同志可以不传。不过，政治责任应由总理的秘书和中办秘书局负。次日，林彪批道：今后江青同志及中央文革其它同志批传的文件及电话记录必须按批送的范围及时传阅。康生、陈伯达也附和，完全同意林副主席的批示。三日，周恩来就此批注：我将另有一检讨意见送上。
　　〔注〕这是指六月一日江青批送毛、林、周、陈、康传阅的关于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电话记录。周恩来看过后，与另一文件夹在一起，未能及时找到送出，特找到后隔了一天，退回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值班员问，此件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已发表消息，是否还需要传阅？总理秘书未经请示，即回答，还要不要传阅，可请示中央文革办事组。
　　△与汪东兴谈话。到江青处。
　　6月3日　晚，到毛泽东处。随后，陪毛泽东接见南京、沈阳军区和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代表。毛泽东同参加接见的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提到要打倒陈毅的有外语学校的“六一六”。周恩来插话：“六一六”也是要打倒我的。毛泽东说，陈毅打倒了，你就差不多了。
　　6月7日　阅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关于外国专家情况反映的报告〔注〕后，将报告送毛泽东，并附信注明：多数专家还是热心工作的。我们对外国群众正如主席所说硬要强加于人，这是一个严重的现象。我建议：此事先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一议，然后再派人向凡有外国专家的地方去做工作，对中国工作人员必须派军管代表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学习班，进行斗私批修，清理阶级队伍。然后才有可能把关系搞好。八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在碰头会上讨论一次。
　　〔注〕报告反映，很长一时期来，外国专家对友谊宾馆的服务工作及对他们自身的工作状况有意见，主要是：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没有人关心，有些单位把外国专家视为外国间谍，领导上有官僚主义，宾馆的服务态度非常粗暴，吃饭得不到保证，喝咖啡被当作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加以取消。这些意见提了多次，但一直得不到解决。
　　6月8日、12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谈柳州铁路和湖北问题。
　　6月13日　就安徽淮南、淮北和河北井陉煤矿及所在市的领导建制问题批告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煤炭部军管代表写来的座谈会材料〔注〕不错。我提议就把这份材料寄给安徽省革委会供他们参考，由他们根据当地实情、群众意见，田地制宜，实事求是地解决他们省内的地方建制问题。
　　〔注〕六月十一日，煤炭部军管代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召集淮南、淮北、井陉等三十煤矿的军管会、革委会负责人和群众代表座谈，认为，为了有利于统一计划、统一分配，倾向于在省、市革委会领导下，建立各矿务局革委会。同时，也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可以成立市、矿统一的革委会，但必须在革委会领导下设立一专营煤矿生产和煤矿建设的机构。会后，煤炭部军营代表将上述意见报告周恩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接见拟派往十二个单位的军代表。
　　6月14日　审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稿。声明反对并揭露美苏两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所谓“防止核扩散条约”的做法。十八日，在送毛泽东审批时，针对康生认为此声明不要急于发、也不必要的意见在一旁注明：“我国政府发一声明可推迟，但仍有必要。”“陈毅在尼雷尔总统宴会上的讲话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以及我今晚准备欢迎尼雷尔总统的讲话，总不能作为国家态度。”“我们应该藐视它，但也应该揭露它。”“六月十七日晚上，我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明，美苏合伙制定的所谓防止核扩散条约，矛头是指向非核国家的。它们企图以‘核保护伞’，把许多非核国家置于被保护国地位，”毛泽东批：同意推迟发表。
　　6月15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和国家计委关于编制这一计划草案的报告。会后，将上述文件报送毛泽东批准。
　　6月16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次日，约有关负责人谈煤矿问题。
　　6月18日　前往机场迎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由机场至宾馆的路上，称赞坦桑尼亚、赞比亚在联合国大会上投票反对苏美“防止核扩散条约”表现得很勇敢。晚，在欢迎尼雷尔宴会的致词中再次谴责苏美“防止核扩散条约”。
　　6月19日　同尼雷尔举行第一次会谈。谈到水利问题时说：如果说最大的错误，那就是我们没有将几千年群众的治水经验批判地继承、接受，同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责任应该由我这个总理来负，钱正英只是执行，不是她的问题，而是上面的问题。谈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国家永不变色问题时说：最重要的一条是，一定要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而不是假的；不是口头上的，而要有实践证明；不仅领导人，而且是马列主义要深入到群众中去，真正被广大群众所掌握。
　　6月20日　陪尼雷尔在北京参观访问部队、工厂、农村。
　　6月21日　同尼雷尔举行第二次会谈。说：我们的援助应该真正用于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切援助应使得独立国家得到好处。同时我们援助项目的设计必须适合当地的条件，一定要照顾到你们的制度。下午，陪毛泽东会见尼雷尔。周恩来说，已从外电获知坦桑尼亚新闻报刊已报道他在欢迎尼雷尔总统的宴会上谴责新殖民主义时苏联等一些国家的使节退席的消息。尼雷尔说：总理，你了解消息比我们还快。毛泽东说：他是一个消息灵通人士。
　　6月22日　送尼雷尔前往朝鲜访问。在由宾馆到机场途中对尼雷尔说：虽然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已快有十九年了，但仍有许多民主革命、民族革命留下来未了的任务。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会进行扩张，侵略别国。但如果敌人进犯我们，我们将把它消灭在国内。又说，还有台湾、香港、澳门的问题，这些问题当然最好是谈判解决。随着我国人民力量和国家力量的日益强大，这个可能性会增大。从这些方面看，我们的反帝任务投有最后完成，更不用说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了。谈到当时的清理阶级队伍，说：“不能扩大化。犯了错误的人，只要改正了错误，还要让他们继续工作，不能都打倒。”
　　6月22日、24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二十四日会议谈云南问题。
　　6月23日　交待秘书：一定要抓孙正的人写检讨。
　　6月25日　在首都机场同访问朝鲜后途经北京的尼雷尔谈话，说，美国为了寻找经济上的出路，搞了一个泛美国家经济一元化，目的是为了更加加强一揽子的经济，以服从美国经济和向外投资的需要。这样，那些生产咖啡的国家就只能生产咖啡，产糖的只能产糖。一切机器，零件设备都要从美国运去。哪里的利润最大，美国就在哪里投资。所以，新殖民主义比老殖民主义的控制更严。
　　6月26日、27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会议谈广东、广西等问题。
　　6月28日　就学校是否放暑假问题批示；建议初中、小学放假，大专、中专、高中不放假，好进行毕业分配工作。提议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后上报。
　　△接见阿尔巴尼亚瓦马一迪耶水电站代表团，说：我国解放十九年来，确实修了不少坝，大、中、小都有一些，但没有很好地总结，应该批判地参考古今中外的经验来总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又说；水利建设都应该综合规划、整体规划。但到现在为止，找不到一个像样的既有综合规划、又有整体规划的水利工程。综合规划，第一是防洪，第二是灌溉，第三是发电，第四是运输。四十方面都照顾到，就是一个好的综合规划。但我们的水库还没有一个是这样的综合性水库。整体规划一个流域不容易，要调查清楚地质、气候、居民点、水量、落差、雨量等。中国水利资料不算太少，中国人民与水的斗争有几千年历史，有历史记载的就有四千年。当问到代表团没去过长江大桥和黄河三门峡时，建议说：最好去一次。如果文化大革命完成了，我还没有死，还没有被打倒、被免职，我一定会陪科列加同志去参观。现在这个大革命，等于打一场内战。
　　△约国防科委、国防工办有关负责人谈七机部问题。
　　6月29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福建省成立革命委员会、中央关于广西问题的布告、纪念“七一”等问题。
　　6月30日　陪毛泽东、林彪接见济南、广州、兰州部队毛泽东思想干部学习班代表和出席全国煤炭工业战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的代表。接见后，毛泽东同参加接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其它中央负责人谈话，说：要允许犯错误。人家犯错误就要打倒。你自己就不犯错误？对邓小平，我的观点还是同以前一样。有人说他与敌人有勾结，我就不相信。你们那样怕邓小平，可见这人厉害。
　　7月3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甘肃问题、中央关于广西问题的布告等。
　　△鉴于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大规模武斗，破坏铁路交通，冲击军事机关并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等严重事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制止武斗、恢复社会秩序的《布告》（又称“七三”布告）。《布告》经周恩来审阅、修改。六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修改《布告》初稿时，加写：“坚决停止铁路系统和地方的群众组织相互串连。”大家各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对回到机关的职员、回到学校的学生，必须热烈欢迎，不许歧视”；对煽动群众破坏铁路交通运输。屡劝不改而又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和肇事者，坚决予以法律制裁。驻柳州、桂林、南宁地区的部队指战员，必须“坚持三八作风、四个第一，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最新指示，绝对不许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要引导和帮助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消除对立情绪，要坚守‘四不’方针，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争取团结绝大多数群众，孤立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动员群众把他们揪出来”〔注〕。
　　〔注〕周恩来修改时加写的，“绝对不许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以及“坚守‘四不’方针，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争取团结绝大多数群众，孤立打击一小撮敌人”的内容，在正式发布的《布告》中没有反映。
　　7月3日、7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和国防工业、冶金工业、外事等问题。
　　7月4日　凌晨，打电话告解学恭。根据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意见，对江枫〔注〕不要宣布撤职和批斗，现在不宜那样搞，也不忙那样搞。马上公布不好，可能引起群众组织之间的相互攻击和社会上的连锁反应。可在内部小范围里搞清楚。
　　〔注〕江枫，时任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7月5日　出席全国煤炭工业战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并讲话。后又接见会议代表。
　　7月6日　就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党委第一书记龙潜被造反派私设公堂、用刑毒打后致生命垂危事〔注〕批：“先办后传。”“请卫戍司令部立即派负责同志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将龙潜同志要出。任何群众组织私自捕人、私设公堂实行刑讯都是不许可的。”
　　〔注〕七月四日，中国革命博物馆群众写信向康生、曹轶欧反映此事，康生阅后批给周恩来、陈伯达、姚文元传阅，未提出任何制止措施。
　　7月7日　要陈毅主持召集外办、外交部、外国专家局、外文局、新华社、广播事业局等单位负责人开会，研究外国专家要求回国问题和外语学院毕业生分配问题。
　　7月9日　找温玉成、李强、杨杰、郭鲁〔注1〕等谈柳州、衡阳、西安等地铁路通车和运送援越物资问题，要他们去找韦国清、胡炜、龙书金〔注2〕商量解决。
　　〔注1〕郭鲁，时任铁道部副部长。
　　〔注2〕胡炜，时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龙书金，时任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7月10日　在中国人民大学原党委委员、法律系和哲学系主任、国家一级教授何思敬被打致死的报告上批告谢富治：“这类被打致死，或系自杀，或系被人灭口，人大最多。我建议，公安部转告（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成立专门机构，追查此类案件，总要查出一个究竟。否则，任何一个群众组织都可私捕私讯，打人致死，专政机关置之不同，决非善策。”
　　7月11日　在黄永胜、吴法宪就国防科委造反派说聂荣臻“有捏造毛主席最高指示和林副主席指示，从政治上陷害毛主席、林副主席问题”事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上批道：聂荣臻同志有错误，但“他还不是一个搞阴谋的人”。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听取陕西情况的汇报。次日，到毛泽东处开会。林彪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到会。毛泽东说：陕西也要搞个布告〔注〕。
　　〔注〕即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布告。
　　7月13日　就湖南衡阳专区生产指挥部、防汛指挥部来电〔注1〕批告黄永胜、吴法宪：请告黎原〔注2〕、龙书金，“应仿广州警备司令部办法由衡阳铁路局军管会、衡阳革委会、衡阳军分区，衡阳驻军，按照‘七三’布告，召开革命委员会和各代会会议，商定救灾几条办法，责成驻军和各派坚决执行。尤其是车船要交回救灾，保证畅通，一切物资，不许抢劫。凡出头阻拦救灾者，即以违反公议论处”。
　　〔注1〕来电反映，全区二百多个公社于六月下旬连遭洪水灾害，五十多万亩稻田被谁，一万余间房屋被冲倒，由于两派武斗厦拦截车船、抢劫物资，导致车船运输全部停断，防汛物资和口粮都不能输送，给防洪抢险、抗灾自救造成严重困难。
　　〔注2〕黎原，时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
　　△就福建泉州群众组织几次冲击“六四一”发射台、抢走警卫部队枪支弹药，致使发射台的安全、播音均无保障事批告黄永胜、吴法宪：请与韩先楚一商，“泉州‘六四一’是中央发射台，首先要立即实行军管”，动员泉州在京两派打电话回去，要求双方交回枪弹器材，“否则，正合台湾蒋、美要求”。“其它争议最好能就地解决，否则，双方派人来学习班解决。”
　　7月15日　就曾希圣逝世事指示，如其家属要求解剖遗体，可同意；向其家属表示，中央同志悼念他；再征求其家属有何意见。
　　7月17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指示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九大和八届十二中全会等四个问题。十八日，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以上四个问题。讨论中，关于十二中全会有两种意见：如为准备九大而开。它的主要任务是筹备九大；如为推迟九大而开，它的主要任务将是总结两年来文化大革命的丰富经验，提出全面夺取胜利的若干任务，并解决需要解决的组织问题。二十一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林彪书面报告上述意见。
　　△广西南宁群众组织在其所控制的解放路、新华街一带纵火烧毁公用建筑和民房。并进行抢劫。十九日，周恩来命令广西军区派部队实行武装掩护群众救火。
　　7月18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同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陈毅、粟裕、余秋里等谈经济计划和各部委“三结合”问题。
　　△嘱秘书告李先念：对河南、安徽两省救灾问题要统筹安排。应直接同两省革委会负责人通电话作统一部署，尤其是空投救济物资时须注意及时准确，又要注意安全，特别是两省接合部应指定以一个省为主解决。次日凌晨，约海军、空军负责人和李先念谈豫、皖两省救灾问题。
　　7月19日　和陈毅接见阿联驻华大使伊马姆。谈到阿联处境困难时说：一个民族要能够站起来，就是要在困难时不屈服，就能逼出东西来。
　　7月21日　致信毛泽东、林彪：“陕西问题有两种意见，我们原按主席指示为中央起草了一个布告，后来有同志怕降低陕西革委会作用，请陕西同志自己改写了一个决议。但据李瑞山〔注〕三同志来信主张以中央布告形式发表为好，拟在明晚碰头会上讨论决定。”又告：“煤矿会议将结束，决议草案正在修改中。接着拟开冶金和国防工业会议，以推动今年下半年生产。”
　　〔注〕李瑞山，时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就派遣和增补一批军管人员到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事致信毛泽东、林彪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这是一次最大军管代表的派遣和补充，拟予同意。现在政府各部委大体四十二个单位，已经实行大联合并有可能实现革命三结合的占三分之一。这批军管人员派去后还可能加快速度。总之，在八月份全国五十边疆省区革委会筹备工作搞得差不多时，就可将政府各部委分口提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
　　7月22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会议讨论各地对“七三”布告的宣传和执行情况，认为对布告的宣传宜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分区分单位进行宣传解释，不开大会动员，免给唱反调的人以肇事的机会。会议还根据陕西情况，同意由中央发出针对陕西问题的布告。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西等地武斗的布告（又称“七二四”布告）。自七月十六日起，周恩来曾对这一布告作多次修改，加写：“把一个组织的坏头头同这个组织的广大群众区别开来”，“有些人也是受蒙蔽的”。“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据点、关卡，解散专业武斗队，劝说农民回乡生产。”“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通讯，必须无条件恢复。”“抢去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无条件迅速交回。”
　　7月23日　出席中越两国政府关于中国给予越南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和议定书签字仪式，并接见由黎清毅副总理率领的越南政府经济代表团。接见时说，一九六五年，柯西金到中国来，就是要搞一个联合行动，把我们拴起来。他们什么都想控制住，结果造成对立。又说：我们搞社会主义的大病之一。是脱离群众，机构太多、太重叠，这就会产生官僚主义。越是大国，越有这个问题。
　　7月24日　致信毛泽东、林彪，提出：“停止武斗、纵火，恢复铁路交通，将是目前政治动员中在广西首先要实现的任务。”
　　△晚，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和军队部分干部，严厉批评包围监狱、抢夺援越物资和解放军武器、中断铁路交通等行为，责令他们马上打电话回去，从第三监狱撤出去，由军队接管。说：要停止武斗，恢复交道，这是马上要办的。不能听任“七三”布告在广西不能实现，又说。柳州铁路不通，是关键问题，你们还打算停多久？我给你们那么多电话、电报，布告下达又有二十多天了，铁路还不通。一定要联合起来。如果联合不起来，广西这个局面就还要推迟，再推迟就要犯罪。广西打成什么样子了嘛！快两个月没通车了。今天下午就要达成协议，非把铁路打通不可。
　　7月25日　接见马里总统凯塔的特使马杜·塔拉，说：派留学生出国学习，如果本国经济不发达，没有那么多工厂，机械化、电气化程度不高，劳动条件不够好，这些留学生回国更不满意。我们中国派留学生到外国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有痛苦的历史教训。如果到外国学很多东西，回来用不上，必然更崇拜外国，轻视本国。
　　△就在南京长江大桥钢梁上设置毛泽东像和政治标语事为中央起草复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电：在南京长江大桥钢梁正中，东西两侧各设一巨幅毛主席像，如嵌不好，影响很大，不如只嵌主席语录为妥。
　　7月27日　“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京大专院校，宣传毛泽东指示，制止武斗，促进联合。同日，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遭到该校以蒯大富为首的造反派的武装围攻，死五人，伤多人。二十八日，毛泽东同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北京高等院校五个造反派头头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批评他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严厉告诫他们要听从指挥，停止武斗，欢迎和支持工宣队进驻学校。八月十三日、十五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分别接见首都工宣队队员和驻清华工宣队代表。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此后，工宣队和军宣队相继进驻全国大、中、小学及其它一些混乱的部门。
　　7月30日　和陈伯达、康生、江青联名致信毛泽东、林彪，认为毛泽东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接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五人的谈话“极为重要”，提议将这次谈话的书面整理稿或北京市革委会正式传达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要点》，发到全国。
　　△就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今年高中是否招生问题的请示批复：如当地高中生毕业后到工厂，农村去的多，校舍有空，就可招生。此事提议由各省市自己解决。
　　7月31日　修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布告”稿〔注〕，并批示：此件已改，速送批。此后又批：不办，暂存主席处。
　　〔注〕布告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罪状有一、破坏铁路、航空、交通，邮电；二，杀人、放火、放毒；三、抢劫国家财产物资，抢劫车船、仓库；四、殴打和杀害解放军指战员，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五、幕后挑动和操纵群众武斗，破坏生产；六、抢劫国家档案、机密；七、私设电台，违法广播；八、组织地下的反革命小集团和脱离生产的所谓“武斗队”；九、冲击国家监狱和劳改农场；十，制造反革命谣言。布告指出：凡有以上十项罪状之一者，即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追查到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7月　修改《关于改革对外宣传工作的指示》，加写：“反对形式主义和强加于人的宣传”，“反对庸俗化”，要“通过生动的事实、准确的叙述、鲜明的主张，实事求是”地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不是学院式的背诵，教条式的宣传”。要克服和纠正对外宣传中的“自我吹嘘”。
　　△下旬，有两个行动诡密的人到绍兴、上海、南京、淮安等地，搜集陷害周恩来的黑材料，被群众扭送到公安机关。
　　夏　接解放军某部在河北满城西郊陵山发现两座大型崖墓〔注〕的报告后，立即指示要保护现场，并批示由中国科学院组织力量进行科学挖掘。
　　〔注〕后考证清楚，这两座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墓，其中重要的发现是“金缕玉衣”等。
　　8月1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商议批准新疆两派群众组织签订的大联合协议、批准福建各群众组织签订的大联合协议、讨论和通过中央关于云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会前，致信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提出，乘八一建军节主席批准的东风，推动这两个地方革命委员会早日诞生。后一个批示如得通过，经主席批准，对云南，对全国也是极大的鼓舞。
　　8月3日　陪毛泽东接见由人民军副总参谋长迪亚比上校率领的几内亚军事代表团。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广西问题。五日，广西军区主要负责人联名给中央写出关于处理广西问题的请示报告。六日，周恩来审改了此报告，并送毛泽东。毛泽东批：同意。
　　8月4日　鉴于周恩来的身体状况。医生规定周恩来今后进餐时要做到，不听汇报，不看文件，不找人谈话，速度要慢，饭后要散步。邓颖超对工作人员补充说：如果进餐时要找人谈话，可以请示一下，可否餐后再谈。
　　8月5日　接见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阿沙德·侯赛因及其夫人后。又陪毛泽东接见。事后，就外交部办公厅在印发毛泽东此次接见谈话时，没有按“文革”中惯例用黑体字标出毛泽东的话事，予以严肃批评，并指示收回原件重新印发。
　　8月5日、7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云南问题，有关国防工业会议、冶金工业会议和将成立的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等问题。
　　8月8日　看完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广州工人，贫下中农到大学宣传“七三”、“七二四”布告的情况报告后，向毛泽东、林彪书面提议：“将广东首先是广州全面动员，广泛宣传‘七三’、‘七二四’布告和工农兵联合行动，劝阻各处武斗，动员革命群众包括街道居民。检举阶级敌人，抓坏人黑手的一个月成绩和经验，由军委办事组写一个综合报告，征得广东省革委会、广州军区同意后，提请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并拟一批语，通知全国执行。”毛泽东批：同意。
　　8月9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修改昆明军区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及中央对该报告的批示。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云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十一日，周恩来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云南代表。十三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8月11日　批告谢富治、温玉成：“南日清华×××号反应堆，不论已否军管，均请卫戍区派得力干部带一排兵力去加强军管，清华两派在那里均接受军管指挥，无权干涉厂内生产业务。”
　　8月17日—19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十九日会议讨论广西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及中央批示。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二十三日，周恩来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广西代表。二十六日，广西革命委员会成立。
　　8月20日　晚，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巴巴尼，递交了给谢胡七月三日来信的复信。说：现在埋到国内各省的文件里了，所以国际活动就更少了。我很坦率地说，现在比三年解放战争时忙得多。真正打仗时也不这么忙。每天都遇到问题，时间总是不够用。人手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联络部的部长不是一个也找不到了嘛！又说：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需要两年或三年完成，加上扫尾。现在看，三年是必需的，三年以后也许还要一段时间扫尾，比我们原来估计的时间长一些。铁路、煤矿受到了影响，生产受到影响。武汉钢铁厂到现在还发有联合起来。中国有句古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现在是倒过来了，军队碰到秀才，有理也说不清。
　　8月22日　得知桂林组织有解放军指战员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桂林原“造反大军”占领的几个据点，并强行缴枪的报告后，电话告韦国清：工人宣传队后面有武装部队，又非徒手，易引起双方武斗。要改变这种方式，或者徒手参加，或者不参加。去桂林北站的宣传队，要立即改变做法，将外省外县人员清出，促进桂林两派铁路工人大联合，不要亲一派、疏一派。
　　△到毛泽东处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会议讨论苏联武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决定在报纸上发一篇报道和评论。
　　8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强烈谴责苏联武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同日晚，周恩来在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杜马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谴责苏联武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表示坚决支持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抗苏军占领的英勇斗争。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姚文元起草、毛泽东修改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二十五日，此文由《红旗》杂志刊出。
　　8月25日　在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关于请求增援军代表和派驻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报告上批：“我认为科学院革委会这个要求是合理的而且急需的。”“北京市革委会和卫戍区在派工人宣传队到七机部、地质部之后，就要安排两个宣传队（至少各三百名）分到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去。”
　　8月26日、28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西藏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问题。二十六日、三十日，接见西藏代表，并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二十九日，就西藏学习班有人提出阿沛·阿旺晋美过去是农奴主、不能参加西藏革命委员会事打电话告西藏军区曾雍雅〔注1〕：“留下一二个过去的贵族领主面对西藏解放立过功、并愿意跟毛主席和共产党走的人参加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有好处。”此前，在办西藏学习班期间，还曾对任荣〔注2〕说：要给群众做工作，让阿沛出来担任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注3〕。要告诉大家，阿沛是个好人，他爱国，相信共产党。一九五一年他在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上签字，是立了功劳的；一九五六年他陪同达赖喇嘛访问印度时，有人煽动他和达赖喇嘛留居印度，他当即严词拒绝，而且劝达赖一同回到了祖国。“文化大革命”中，为解决西藏问题，周恩来先后十六次接见西藏军队、地方负责人和群众代表。
　　〔注1〕曾雍雅，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
　　〔注2〕任荣，时任西藏军区第一政委、西藏自治区军管会主任。
　　〔注3〕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阿沛任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8月27日　就章士钊来信反映原国民党司法院副院长覃振之女覃瑞在南京因其父亲问题受批斗事批示：先以电话告吴大胜〔注1〕，然后再将此信转去请吴酌办。（一）覃理鸣（即覃振）确在抗日时期与我党有统战关系，覃当时为反蒋人士；（二）照顾覃之家属，确为主席嘱办；（三）章士钊先生函中证明〔注2〕一段，确系实情；（四）如覃瑞不适宜在南京二十三中教书，可调开，免与群众对立。本月底，当地驻军派人到南京二十三中了解覃瑞情况，并指出覃瑞的父亲是统战对象，今后不要搞她的问题。
　　〔注1〕吴大胜，时任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注2〕指章士钊在给周恩来的信中证明覃振生前不是共产党的敌人，而是同情共产党的朋友，与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有直接关系。
　　8月29日　接见新疆代表，说服群众组织要吸收王恩茂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说，王恩茂在新疆十九年，总还做了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他今天还没有走到敌我矛盾那条线上，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要在新疆工作。谈到学生问题时说，运动初期学生是起了带头作用。但不能总是这样，继续下去就不对了。你停课闹革命，停多少年？次日晚，约新疆几位负责人谈话。
　　8月30日　参加北京市召集的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等院校的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代表座谈会，听取工作情况汇报并作指示。次日，北京市又召集五十九所大专院校的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进行座谈，要求解决，（一）工人和解放军两个宣传队要实行统一领导，建立集体领导制度。（二）对学校的领导。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正确对待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与过，办好学习班。（三）革命大联合一定要通过大批判，要在做好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按班系、按科室搞大联合和“三结合”。（四）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九月四日，毛泽东在这个座谈会的情况报告上批告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现在需要规定一些具体政策，我看此件不错，建议转发各地参考。六日周恩来为中央拟定了转发批语。
　　9月1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和通过新疆军区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及中央批示。本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二日，周恩来在接见新疆代表暨宣布批准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大会上强调：新疆革委会成立之后，首先要实现归口闹革命。新疆各专区、自治州、县成立革委会的很少，原因就是你们的组织长期以来都是跨行业的。跨行业就不能归口。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修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规定》提出：必须从那些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成立了革委会和清理了阶级队伍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工厂中选调工人。选调的工人必须是优秀的产业工人，凡原来同所去的单位或其它单位的各派组织有联系尚未脱钩的，不能派到那个单位去。抽调的工人人数大体占全市产业工人的十分之一左右，以不妨碍生产为准。二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将《规定》转发全国各地。毛泽东批准后，周恩来于五日为中央拟定了转发批语。
　　9月2日　出席越南驻华大使吴明鸾为庆祝越南独立二十三周年举行的招待会并讲话说：越南人民只要坚持持久战争，反对投降妥协，就一定能够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9月3日、4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谈冶金、国防工业两个会议的情况和国防科委学习班问题。五日，接见参加冶金、国防工业会议的代表，听取冶金工业会议汇报，询问一些厂矿的生产情况。敦促各地钢厂的两派实行大联合、三结合，把“私”字放下来，“公”字摆在头上。把生产恢复起来。
　　9月5日　就三机部一干部来信建议国家机关各工业部革命委员会应有工矿企业的优秀工人代表参加事批：“不仅各工业部门应这样做，一切国家机关都应这样做，国防工业部门也不例外。”并向毛泽东建议将此信转发国家机关及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至此，全国（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已成立革命委员会。
　　9月6日　同陈毅接见巴勒斯坦解放运动领导人访问团。谈话中表示：我赞成你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不赞成凡是犹太人都反。犹太劳动人民要争取，这是一件艰巨的工作。否则，我们不就同希特勒一样了吗！实际上希特勒屠杀的是犹太劳动人民，不杀资本家。又说：革命者最怕有失败主义情绪，不应气馁。革命者应有乐观主义精神，遇到挫折，总结经验。失败主义不改就会产生冒险主义，采取拼命行动。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要有长期打算。中国的经验只能供你们参考。毛主席所说的革命原则是普遍适用的，但要同本国实践结合起来。不结合，不实践，也就无效了。
　　△晚，同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接见艺术院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说：艺术本身还有积累。没有积累、纯粹是个外行，虽然有思想，但艺术上太粗糙。
　　9月7日　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拟在本日下午召开庆祝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十万人大会请示毛泽东：“我们以电话商量，认为中央文革碰头会全体同志应参加这次大会，周恩来、江青在会上讲几句庆贺和鼓励的话。”毛泽东同意。下午，周恩来同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出席大会。周恩来讲话说：我们一定要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好好地迎接我们现在掀起的斗批改的新高潮。江青等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会后，毛泽东对这次会议提出批评。八日，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联名检讨，认为：这次会议没有事先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过，讲话的代表没有提中央文革，没有着重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小将的功勋，还有像蒯大富这样的代表性人物没有参加会议，全是因为领导上准备不足。九日，毛泽东批示：周恩来、江青讲话照发。
　　△与值班室工作人员谈支工问题。此后不久，国务院总理值班室被撤消，只留下一人（钱嘉东），一两个月后才增加一人（纪东）。十一月十七日，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说：我现在只有两个秘书，其它都支工支农去了。每天二十四小时，一个人得工作十二小时。我不能不让他们休息。晚上我让他们走，有些事情我自己写、自己办。
　　9月9日　参加北京市郊区部分厂矿整党座谈会。在听汇报中插话说：“党员”和“群众”相对，始终是不合逻辑的。好像党员就不是群众，非党员才是群众。这变成习惯语了。应该说“党员”、“非党员”。
　　9月10日　约罗贵波等谈香港问题。
　　9月12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国庆节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十三日，致信毛泽东、林彪：“在这个报告中，我们提了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其目的是为了争取在国庆节前召开十二中全会；如来不及，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来几个主要负责人参加检阅也有好处。”
　　9月14日　凌晨，同中国科学院、国防科委有关负责人谈话，就改变军用无线电技术落后状况指出：还是过去的老办法，三十年前的那一套，一部电台要那么多人。还要派人保护，那怎么行？我们的无线电技术太落后了。能不能都用半导体的？光仿制不行，还要创造。这并不难嘛！我看动员一下群众。明年就可以搞出来。要抓一下四机部和通讯兵部，要他们半年内搞出来。
　　△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讲话中引用了毛泽东九月一日的最新指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结合，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说：这是毛主席对以前知识分子政策的发展。宣传队要把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宣传下去。提到九月五日。《红旗》杂志发表《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的“编者按”时重申：旧知识分子，即使最坏的，也要给他们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时说：说老实话，我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也不是很理解，没有想到今天这样的局面。红卫兵十多次冲中南海，冲一次我就做工作，没有和他们闹翻。
　　9月16日　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及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听取参加国防工业会议的部分代表汇报，询问工厂的生产情况，批评有些工厂连续停产十几个月，责令赶快联合起来，恢复生产。强调：一定要把国防工业赶上去，我们已经耽误了两年，再不允许耽误了。问上海机床厂代表：去你们厂参观的人太多〔注〕，是不是妨碍你们的生产？这不好，要有点限制才行。可通知各地注意。
　　〔注〕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文汇报》记者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毛泽东在编者按中加写了一段话，肯定了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此后几个月内，各地去该厂“取经”的人不断。
　　9月17日　接见赞比亚外交部国务部长罗伯特·马卡萨和外交部欧亚司负责人蒙巴。谈到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时说，我们的立场是肯定的。凡是被压迫、受欺凌的民族进行的民族解放运动，我们都支持。如果尼日利亚采取国内各民族平等的方式统一，我们还是遵守过去不介入的政策，支持非洲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尊重它们的主权和独立，这是我们过去访问非洲时已经声明的原则。
　　9月18日　在与交响音乐伴奏《红灯记》演出人员座谈会上说：我们现在很难拿出有艺术性的影片，外国的朋友要我们送几部片子给他们，我们拿不出来。这种情况已经两年了，再继续下去不应该了。我们的胶片储存得都要报废了。艺术这个领域是最宽广的，但我们停顿得最久。电影这方面现在看起来最缺门，而且领域最宽广、需要量最大。讲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时说：他们“大多数或者比较多数都是愿意跟工农兵结合的。”
　　9月20日　在北京市工业系统整党座谈会上说：党回到群众中去，受群众监督。这样的党才真正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不然，就要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又说；党员有一些政治上特殊，所以，非党群众怕党员群众。非党群众不敢批评党员群众，这就是党脱离群众，这最危险。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个事可不容易。不要说高级领导做官当老爷，就是一般的党员在群众中间也做成一个小老爷，这怎么行呢？当有人说自己是犯了罪时周恩来说：不是犯罪，是犯了错误。这个罪字不能乱用。以后就是要当着群众敢于把自己的短处，缺点、错误说出来，养成这种好风气。
　　9月24日　接见南也门外交部部长塞弗·艾哈迈德·扎莱，说：革命不要超越阶段，这话是对的。你们现在要把民族独立搞彻底，巩固起来，搞社会主义是下一阶段的问题。又说：我们的援助一定要有利于你们的经济独立，而不是助长你们的依靠。助长依靠是害你们，得不到好处，不是真正的朋友。只要你们为独立而奋斗，需要东西，我们尽可能帮助。
　　9月25日—28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二十五日会议讨论国庆节口号等问题。次日，就“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口号的去留问题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去掉为好。
　　9月26日　参加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在谈国际宣传问题时说：没有离开政治的业务。不要有红卫兵的幼稚想法，说我们出口的东西一定是为劳动人民服务，有一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就不许出口。那也不行。那种东西我们有多余的嘛，我们换回来需要的物资嘛，互通有无嘛。这样便于我们壮大。
　　△接见新华社、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等单位有关人员，就新闻摄影工作指示说：新华社、《人民日报》、广播电台要注意协作，互相通气。不要搞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要抢新闻。
　　9月27日　对新华总社指示：资产阶级报纸是靠造谣吃饭的。但是，严肃的资产阶级报纸，也是比较讲究事实的。我们无产阶级的报纸，更应该如此。
　　9月28日　就内蒙古白塔车站二十一节油罐车翻车事件批告吴法宪、谢富治、温玉成、郑维山、杨杰：“九月份北京附近铁路出了三次事故”，“请注意动员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工人，郊区贫下中农，解放军指战员，大、中、小学革命学生、教职员工，机关革命群众和干部，街道有组织的居民百倍提高警惕，严防暗藏敌人从各方面进行破坏，首先要使本岗位的工作不出差错，不让敌人钻空子。提议军委办事组向全国大小军区发一电话通知。要他们采取同样办法，保证不出破坏事件。过好这次国庆节。”
　　△新华社军管小组有人提出：在新华社报道的一条消息中没有提到写信向毛主席致敬，不妥。周恩来就此指出：现在什么大小事都给毛主席写致敬电，这种风气不好，要刹住。
　　9月29日　晚，设宴欢迎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在讲话中表示支持阿尔巴尼亚退出华沙条约。十月二日，同阿代表团举行会谈。四日，出席首都十万群众欢迎阿代表团大会。五日，陪毛泽东接见阿代表团。
　　9月30日　毛泽东就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一材料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十月五日《人民日报》刊登《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并在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批示。此后，中央和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的绝大部分干部和知识分子都送到“五七”干校去劳动锻炼。
　　9月　就军队无线电通信装备指示：要加紧实现野战通信装备轻型化、小型化。〔注〕
　　〔注〕为贯彻周恩来指示，四机部先后组织有关厂、所进行技术攻关。到一九七二年底，研究出全半导体化的战术电台。这种电台与原来的电子管电台相比，体积小，耗电步，重量减少了一半。
　　10月3日　参加中央召开的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会上对新华社、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负责人说：你们为什么不能合起来？各家送一大包照片让我们审查，浪费了我们很大的精力，也浪费国家的外汇、财力。去掉表现自己的思想，就好办了。
　　10月4日　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负责人。
　　10月6日　就越南要求派代表团来华事代外交部起草给中国驻越南代办陈叔亮的电报，要他立即约见范文同总理，“告以中国党政负责人在十月因国内事忙，不可能接待越南党政代表团。对越南人民因台风损失需要的救济和南越作战需要，可先在一九六九年援助协议中加以调整”。九日，接见越南外贸部副部长李班时再次表示了上述态度。
　　10月8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出席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名单（草案），共商定一百三十三人。九日，周恩来起草了一个出席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名单草案解释，并将名单送毛泽东、林彪审定。
　　10月9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确定拟补选的十名中央委员的排列次序。十一日，周恩来将这十名中央委员，外加九名候补中央委员的排列名单送毛泽东审定。
　　10月10日　为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会议通知。
　　10月12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毛泽东说：有些干部，错误是有，但今后可能还是要做工作的。
　　△晚，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商议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分组名单及各组召集人人选。十三日，周恩来起草分组名单及说明，送毛泽东、林彪审定。
　　10月13日　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宣布全会议程：（一）九大准备工作。（二）修改党章。（三）国内外形势。（四）刘少奇专案审查报告。讲话中，还就全会出席人数问题和分组名单作了说明。毛泽东发表讲话，强调，“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又说：这次文化大革命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式后，召集全会各组召集人第一次会议，介绍全会印发的文件。强调：要注意保密，要自己记录，不许外传。年纪大的要在医药方面给以照顾。
　　10月16日　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六小组会议上发言，说：我在这次运动中也没有经验，关键是对待群众的态度。对群众的态度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讲了的，但有些人回去就是怕群众。不仅是部长，我还奉命把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找到北京来，当时黄火青、欧阳钦、谭启龙、江华、张平化、韦国清、杨尚奎、刘俊秀、叶飞、江渭清、张体学等不少人，叫他们自己反省错误。我有事不能去，叫谭震林、李先念同志找他们谈。在中南海，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余秋里、谷牧他们在一起开会，军队方面有徐向前、聂荣臻，有情绪，主席指示我保的最多，余秋里、谷牧、部长们十多位。余秋里被抓后，我去报告主席，主席交代我保他。
　　10月17日　就孙维世〔注〕死亡问题批：“是否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应进行解剖化验，以证实死因。”
　　〔注〕孙维世，周恩来、邓颖超的养女，曾任中国青年艺术学院副院长、中国实验话剧院副院长兼总导演，十月十四日孙维世在关押处死亡，周恩来今日始知。
　　10月17日—28日　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分组会上组织围攻参加过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并无端指责朱德、陈云、邓子恢等“一贯右倾”。在十七日第一小组会上。康生强加给所谓“二月逆流”以“反毛主席”、“否定延安整风”、“为王明路线翻案”等罪名。江青则污蔑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乱军”。黄永胜、吴法宪污蔑朱德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个黑司令”。林彪在二十日的全会上，宣称“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10月17日—31日　连日到毛泽东处开会并参加全会小组会。
　　10月25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修改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及关于草案的决定稿。之后，周恩来将改稿送毛泽东、林彪审阅，并注明改动情况。毛泽东对改稿作了删改。
　　10月30日　阅改中共中央关于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传达及文件处理的通知。关于传达范围和传达方法，强调：“没有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地区和单位，均暂不传达。非党员不能参加。”“传达方法，地方可以省、市县两级开各单位革委会党员核心小组代表大会进行口头传达，军队传达方法自定。”
　　10月31日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议通过全会公报，批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周恩来在发言中也谈到刘少奇的“罪行”。全会还通过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等文件。闭幕会前，毛泽东问：回去怎么传达？周恩来说：拟了个传达的通知。闭幕会上，毛泽东说：这件事〔注〕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十分了不起。他们有意见要说，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们不参加，我看就是个缺点。对于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
　　〔注〕指“二月逆流”。
　　11月1日　得知北京礼花厂青年女工王世芬在一次意外的火药爆炸事故中负伤，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九十八。其中三度和四度以上烧伤面积达百分之八十八。指示医院全力抢救，并多次派联络员去了解病情、治疗情况和精神状态。鼓励她战胜伤痛。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和精心治疗，病人得救。
　　11月5日　就巴基斯坦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问题请示毛泽东：“过去惯例是由其总统签署致我国国家主席的，现我国国家主席已缺，拟告其致我国国家副主席，不提姓名，我派出新使节，亦拟由董必武副主席签署。以后仿此（在国家体制未改变前）。”毛泽东批：同意。
　　11月12日　接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马，回答所提有关中罗两国关系的几个问题。说：两国来往是应该的。现在的情况完全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审改《关于一九六八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十五日，该通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
　　11月13日、15日、17日　与率越南代表团访苏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范文同举行三次会谈。范通报访苏情况。十七日，陪毛泽东接见越南客人。
　　11月14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汇报同范文同等的会谈情况。毛泽东表示：一切由他们自己做主。林彪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参加了会议。
　　11月16日　在外交部请示关于黄永胜率领中国党政军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的欢送问题的报告上批：“拟不组织群众送行。”
　　11月17日　同由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阿迪尔·查尔查尼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会谈。二十二日，出席中阿两国经济贸易协定签字仪式。
　　11月19日　得悉摩洛哥当局因中国“无锡”轮悬挂毛泽东语录而阻拦该轮进港，中国驻摩大使馆代办向摩外交部表示抗议事，作内部指示：“无锡”轮去摩洛哥挂毛泽东语录的做法不对。
　　△就第二汽车制造厂厂址问题批示，可以确定在湖北省郧县十堰地区。
　　11月26日　批告谢富治、温玉成：“请你们把北京市辖县区中学的教育经费，按照少年儿童就学年龄和城市分布情况，分给农村那部分，看有多少钱能分到每个学龄少年儿童的平均数目（以元角计算）。拿这笔经费，照主席指示交给贫下中农管，可否够用？是否还要公社、大队自己补贴一些？请进行典型试验并做一报告，以便中央据此定明年教育预算。”
　　11月28日　陪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此前，曾同希尔会谈。
　　11月29日、30日　接见柬埔寨人民革命党负责人潘巴并会谈。在三十日谈话中说：约翰逊很快要下台，尼克松上台以后，恐怕他总要想办法改善美柬关系，美柬关系可能有些新的变化。谈到对帝、修、反的斗争时指出；要讲政策，讲策略，总要有战略部署，也要有灵活的战术，各个击破。一个时期总是要抓住一十主要的敌人和它最忠实的伙伴，集中打击它。要利用它们中间的矛盾，利用它们不同的利害关系。不仅要把全世界一切能团结的革命人民联合起来，包括革命的民族主义者，而且要利用跟主要敌人有矛盾的力量，作为间接同盟军。
　　11月30日　就湖南省工艺品美术公司印制的一套毛泽东故乡韶山纪念图片中有“毛氏宗祠”字样一事批示：先由军委办事组打一电话给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令其立即停售；再以中央文革名义严肃批评湖南省革委会。
　　△去医院向刚逝世的徐特立的遗体告别。次日，参加徐特立的追悼会。
　　12月1日　毛泽东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上批告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各成员：“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要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三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拟了转发批语，指出：“请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批示和注语，认真研究这一经验总结，并且联系到当地的实际情况，区别两类矛盾，依靠群众，坚决执行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同日，文件发出。
　　12月4日　针对中国一艘去丹麦的船上写有标语口号，引起纠纷事指出：对外宣传一定要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极左思潮一定要批判。
　　12月5日　在国务院各部委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大联合委员会负责人会议上强调：对犯错误的干部要讲政策，给出路，只要他们承认了错误就解放他们。指出：“二月逆流”是有范围的。他们这些人〔注〕有很多指示，要看指示是否正确。其中有许多是根据中央指示政策办的，不能把每一句话都看作是“二月逆流”，不能说“二月逆流”的人的所作所为都要否定。中央的方针政策，还是一批、二保、三看。如果哪个单位还争论不休，要派宣传队进去。又说：参加“二月逆流”的几个老同志，毛主席这次讲，希望选他们为九大代表。但他们应该更加警惕，不要以为一批二保就轻松起来。在谈到地质部问题时说：李四光同志是个好同志，你们有的人还要打倒他，应该向李四光同志学习。谈到外交部问题时说：不能看到和平共处四个字就认为是毒草，外交斗争是极其复杂的。外交工作不能停，外交工作最怕干扰，右的不好，“左”的也不好。对外经委工作也是这样。
　　〔注〕指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等。
　　12月9日　鉴于首都机场对外检查工作有民航局、公安局、海关等多家单位参与，难以协调而造成工作上的漏洞，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负责人前去了解情况，写出报告。本日，北京卫戍区负责人将所写报告报周恩来。周恩来阅后批：（一）民航局划归空军系统，作为军事建制，服装待拟。（二）边防检查站和外国人出入检查站统一由卫戍区或警卫区派人管。海关和检疫所统一由民航局管。边防和出入检查站也统一由民航局军管统一管。这样就可以统一行动，定期检查。（三）关于上述事项，要不断总结经验，定出几条规定。
　　△就中共中央调查部群众组织要求把孔原〔注〕等揪回批斗一事批告汪东兴：“这时候将孔原揪回批斗，恐还不如背靠背批判为好。”
　　〔注〕孔原，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
　　12月11日　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苏尔坦·穆罕默德·汗，询问该国计划生育方面的经验。当了解巴方这方面药品较多时说，希望巴方能给中国提供些品种。谈到中国农业情况时说；我国农业生产几年来连续丰收。现在我们对农业生产已摸到一些规律。今年，南方涝，北方旱，但还是增产。主要是靠人的力量，兴修小型水利，积肥、选种、深耕、改良土壤等。
　　12月11日、13日　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东风三号”中程地地导弹的试验报告，指出要排除干扰，大胆实践。十四日，向毛泽东建议批准这次试验，并说：“试验结果，无非成功或失败，即使失败，也可在发射过程中取得改进根据，以利再试。”毛泽东批：照办。
　　12月14日　接毛泽东对河北省万全县安家堡公社贫下中农管理商业的批示后，召集供销总社、商业部、粮食都、外贸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等单位负责人开会，提出：（一）要积极开展贫下中农参加管理农村粮食商业，工农兵参加管理城镇粮食商业的讨论和试点；（二）逐步做到农村基本只购不销粮；（三）逐步做到队队有储备，户户有余粮，藏粮于民；（四）逐步做到队队有仓库，除为自己保管储备粮外，还为国家保管部分粮食，同时把国家在农村的部分仓库交贫下中农管理；（五）逐步实现社队粮油加工机械化，做到农村粮油加工由社队自己搞。
　　12月18日　召集工交口的军代表开会。十九日傍晚起，召集国防、外事、财贸、文教、工交、农林等各口军代表开会。二十一日，召开国务院各口会议。
　　12月19日　批告李先念：农村供销社归贫下中农管理的建议，请供销总社派人下去试点，争取今年内能搞出几条规定，才好由中央下达。现在决不能将我的建议以批示下达。
　　12月21日　就北京市请示修建地铁能否拆迁元代建筑的古天文台问题告北京地铁局：这个天文台不要拆，看绕过成不成。有什么困难，写个报告来，并附上设计方案图。
　　12月24日　与铁道部有关人员谈徐州铁路问题。二十五日，召集徐州两派开会。二十九日，接见徐州两派代表。
　　12月26日　月初曾批准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并拟定一份有国家建委、计委、经委、财政部、国防工办等单位人员参加的讨论制订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人选名单。后来因会议搞大批判，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未能订出。本日，周恩来对余秋里说：今年只有五天了，明年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要求余秋里先搞一个一九六九年第一季度的计划。
　　△签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对敌斗争中应该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通知》指出：在对敌斗争中，提到敌人名称时，不要采用含糊不清的容易混淆两类矛盾、扩大打击面的词汇；在定案时必须由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不要用“群众定案”的口号代替“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必须区别已经是定性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或是尚未定性的“靠边站”的干部，不可把两类人物统称为“黑帮”、“牛鬼蛇神”〔注〕。周恩来批注：“这一通知可发到地方厂矿、企业、事业基层单位和公社、大队革命委员会或军管会，部队的团级（或独立营）党委。”
　　〔注〕毛泽东在修改此《通知》时还加上：“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是坏人。”“即使是反革命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此《通知》下达后，一些被打倒的干部陆续被“解放”。
　　△在关于撤消最高人民检察院、内务部、内务办三单位，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留少数人的请示报告上批：“这是国家机关内务口第一个精简裁并机构、下放大批人员参加农业劳动的计划报告，拟予同意，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照办。
　　12月27日　中国进行一次新的氢弹试验获得成功。在氢弹试验中，周恩来及时了解有关情况并作了指示，使试验顺利进行。
　　△在沈阳军区报中央军委关于征兵工作试点情况的报告上批；“建议采用东北试行在县统一领导下由公社组织实施征兵的办法”。“建议每省都在新年过后进行试点，如收效，便可在春节前后普遍推行”。
　　12月28日　接见国防科委、七机部学习班两派群众代表，强调七机部任务繁重，生产再不能耽搁了。谈到“东风三号”地地导弹试验成功时说；正是七机部武斗打得最凶的时候搞的，许多部件不大合规格。但为什么能响？靠的是我们工人阶级。老工人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检查了多次，发现二百多个问题，最关键的有七十多个，老工人一个一个把它解决好，有些是重新搞，所以试验成功了。
　　12月29日　在中央军委办事组转报的徐向前办公室党支部反映徐最近思想情绪表现的材料上批：建议军委办事组派人找该支部同志谈谈，“不要搞得过于紧张，防止意外”。毛泽东同意这个意见，并于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批：“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就许世友来电反映浙江乱批、乱斗、乱点名情况严重，要求来京报告事，遵毛泽东指示，起草复许世友电话稿，同意许来北京，并要他提出浙江、江苏两省及南京军区来京参加讨论的人员名单；同时，通知济南军区和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也提出一个相应的名单来中央开会，以解决徐海问题。
　　12月30日　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塔奈利，说：我们的报纸上经常登长文章，没有人读。毛泽东同志常常批评。社论短了，但报道仍很长，有的长两页，读起来费事；广播长了，很少人听。谈到中国农业生产的情况时说：上半年因为武斗，受了些影响，下半年生产，许多地方都超产。
　　12月31日　通宵同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与编制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小组全体成员开会，讨论一九六九年计划。谈到无线电问题时指出。无线电是最大的短线。电子工业无论军用民用，争取两年赶上去，要立这个志，要有雄心壮志。“爬”得最厉害的是无线电，不像话。半导体日本战后十年就搞起来了，我们氢弹都能搞出来，半导体搞不出来，我不相信。
　　12月　起草“中央参加九大作代表的名单和预拟名单”。其中，“已经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协商一致通过的名单”中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等十四人；“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预拟提出作代表的名单”中有朱德、董必武、蔡畅、邓颖超、滕代远、邓子恢、胡耀邦、范文澜、李富春、李先念、王震、曾山、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陈毅、赛福鼎等三十九人；“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需经讨论提出并请示主席、林副主席批准才能拟作代表的名单”中有陈云、张鼎丞、方毅、杨勇、谭启龙五人。
　　△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军委办事组以军委名义批复国防科委并空军的一份报告时，删去报告末尾“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祝词，并批：“请注意以后不要写这类语句。”周恩来阅后在退件上注明：“主席有批语在内，请军委办事组全体同志及起草报告和复电同志注意。”
　　本年　起草制止武斗的文件，其中有：“取消武斗专业队，按系统归口接受革命大联合三结合。不许重拉队伍另立山头，革委会、军管代表要保证任何工人职员不得被赶离本生产工作岗位。”“停止脱离生产和工作岗位的自由串连。不容再运再抢武器弹药。不许攻夺建筑物，建立据点。不许抢夺任何公家仓库商品物资。更不许杀人放火。”
　　


  
节选自《周恩来年谱》（1949—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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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九年


　　1月1日—4日　起草给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及中央文革的报告。其中说：国务院六十二个单位除极个别外，都早已实现了大联合。关于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拟力争提前实现一九七○年在“三五”计划中规定的主要生产指标。还说：计划生育的口服药已试制出两种，有效率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拟从今年起低价出售。
　　1月4日　与许世友谈话，商定先解决浙江问题。谈后将商谈情况和与许世友拟定的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浙江省军区、南京军区来京开会人员名单报毛泽东。八日，会见南京军区干部。后到毛泽东处开会。
　　1月8日　在国务院值班室关于国家计委、石油部、七机部、外交部、对外文委等单位的部分群众要求批判李富春、余秋里、聂荣臻、陈毅，是否可以向这些单位传达毛泽东一月三日的批示〔注〕的请示报告上批：“照办。”
　　〔注〕指毛泽东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所作“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的批示。
　　1月9日、24日　召集有关人员筹划召开全国计划会议问题。
　　1月1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分别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电报稿。给新疆的电报指出：“新疆自治区出席九大的代表应包括王恩茂〔注1〕同志在内。你们为此做了不少工作，并为他留出名额。现在你们正面临新的困难。如说服党员干部和党内外革命群众需要时间才能选出，可先将王恩茂同志全家送来北京，以便继续工作。”给云南的电报指出：“云南省九大代表应包括陈康〔注2〕同志在内。陈的代表性，主席早有指示，望你们说服党员干部和党内外革命群众同意将陈康同志补选为云南省九大代表。”起草后，将电报稿送毛泽东批示，并注明：“根据现在我们已经收到的各省、市、自治区的九大代表名册，我们初步发现新疆王恩茂同志尚未选出，云南陈康同志落选，恐对全局不利。”
　　〔注1〕王恩茂，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新疆军区第一政委。
　　〔注2〕陈康，时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省军区司令员。
　　1月14日　致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碰头会信：去年十二月十三日主席批示，要我找财政、金融、商业部门同志谈一下农村商业由贫下中农管理问题。大家一致主张农村供销和信用合作社下放归社、队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服务社、站经营，国家商业其在县市城镇设立批发、收购站和国家商店。
　　1月18日　就前去观测“东风三号”中程地地导弹试验情况的人员在返回途经新疆洛浦县时遭群众组织袭击，绝密资料和全部武器被抢事批示：“这一行动，可能带有反革命预谋性质”，“电话告龙书金〔注〕同志，先令和田军分区迅速追回绝密文件，要‘新农总’交出主谋人，并动员‘三新’头头（在自治区革委会的）前往协助解决此事”。毛泽东批：“照总理批示办。”
　　〔注〕龙书金，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
　　△同由政治委员会委员杰·满生、拉·赫格曼组成的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会谈时说：任何一个国家，在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时。一定要有自己的创造。没有创造，不可能使革命取得成功。青年人不同有经验的老同志结合起来，革命也是很难成功的。
　　1月21日　就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擅自决定拆平民房，在昆明市区建立一座毛泽东塑像和“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事批告云南省革委会，要求“取消原来决议，向群众公开检讨，说明这一行动违反毛主席历来指示，并立即赔偿拆平民房的损失”。“并通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防止以后再有这种‘先斩后奏’的情况发生。”
　　1月22日　召开会议解决徐海问题。十一日，曾接见徐州军队人员。
　　1月24日　将石油部关于在湖北江汉地区组织石油勘探会战的报告批告余秋里：“请代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国务院，中央军委拟一批语，同意他们这个报告，批准他们的几项要求，鼓励他们这次学习成功，并望他们继续努力，勿骄勿躁。”
　　1月25日　审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学校放寒假问题的通知稿。通知提出：今年大、中学校一律不放寒假，城市小学仍放寒假，但假期应缩短。周恩来在修改时加写：“各地小学，一般已经下放给公社、大队或工厂、街道革委会管理，寒假放否应由主管单位根据城乡情况、各地气候和生产季节自行安排，不作统一规定。”
　　△陪毛泽东接见在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地方干部、群众代表及参加“三支”、“两军”〔注〕工作会议和国防工业会议、冶金工业会议的代表。
　　〔注〕“三支”、“两军”指“文革”期间军队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的群众组织），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持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1月28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听取军委办事组汇报军工生产、军事院校精简等问题。会上，毛泽东肯定了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关于坚决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说：那五条〔注〕不错，可以转发。会后，周恩来为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草拟了转发批语。批语指出：这个报告很好，宣传队没有从去年七月二十七日进入清华后近半年来的实践和斗争，就写不出这样一个报告。现把它转发给你们，供参照执行。次日，文件发出。
　　〔注〕这五条是：（一）对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要坚决相信是革命的，但必须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二）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多做教育工作，不要把他们推到敌人那一边去，（三）对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要及时解放。（四）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过充分批判，要给以出路，（五）对反革命分子要分别情况，区别对待，给以立功自赎的机会。
　　1月29日、2月7日　两次召集邮电部、铁道部、气象局军代表、干部和群众代表开会，听取有关通讯、气象工作的汇报；说：四机部也好，邮电部也好，在通讯上都是落后的。有线、无线都落后了。最重要的是改变落后现象，中央气象局要和邮电部很好地规划一下，研究解决。又说，从有线到无线，包括电缆、微波，要赶上去，第一季度就抓。谈到华东，中南地区受冰凌影响。有线通讯被阻断，地下电缆能克服冰凌的影响时说；地下电缆要赶快建成，今年就开始。国防和民用应该结合在一起，搞一个计划。邮电部要考虑如何把地下地上联起来。谈到气象问题时说：应该搞我们自己的气象卫星，气象火箭也要搞。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打破敌人的封锁。一是要自力更生搞基本建设，要赶快改变落后面貌，搞气象卫星和气象火箭；二是要采取各种办法收听国外的广播。气象人员要到现场去看看，懂得一些气象对劳动人民的生活、海上航行、铁路交通运输影响的情况。我们研究气象就是为了保护人民，首先是劳动人民。气象工作对国计民生各方面都有直接影响。因此，你们要做好气象服务工作。
　　1月30日　李宗仁在北京病逝。临终前，李曾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注〕。
　　〔注〕信中说：“我在一九六五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条路是走对了的。”“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1月31日　在审阅关于李宗仁的治丧报告时，将报告中遗体告别仪式“拟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傅作义主持”改为“由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主持”，并要求香港《大公报》、《文汇报》除发李宗仁病逝的消息外，还要刊登李的照片；此外，还在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名单中加上了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郭沫若。毛泽东批准周恩来修改的治丧报告。二月一日，周恩来主持李宗仁遗体告别仪式。
　　2月1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九大的准备工作。会后，起草《中央文革碰头会为九大进行准备工作的议程》（草案）报毛泽东、林彪，其中包括：九大代表集中到京的日期和开会程序、九大代表的审查和批准草案、党章草案修改稿、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形势和政策讨论大纲（草案）、九大后中央机构、有关九大的宣传方针等。毛泽东批：照发。
　　2月2日　致信毛泽东、林彪，建议他们在最近一两天内约中央文革碰头会全体成员开一次会，听取有关九大准备工作的情况和意见。并说明：“浙江问题会谈结束后，中央文革碰头会即转入准备九大工作。”
　　2月5日　将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已被提出和未被提出作九大代表的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名单送毛泽东审阅，并注明：本拟在会谈中面报，现因会议推迟，特先将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已商定的书面文件送阅，便于主席预作考虑。毛泽东阅后批：陈奇涵〔注〕同志似宜考虑。
　　〔注〕陈奇涵，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2月7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到会的有林彪和中央文革碰头会全体成员。会上周恩来提出：九大期间还想讲讲第三个五年计划。此外，政府机构要准备精简。谈到九大代表问题时说：朱光亚、钱学森表现都还好。谈到“七三”、“七二四”布告时，周恩来说：两个布告，在全国起了很大作用。毛泽东插话：这也是一大发明。要发布告，造舆论。黄永胜和总理去议了一番，议出了这张布告。
　　2月9日　接见几内亚驻华大使基古·卡马拉时说：武装力量不在多，而在忠于人民，忠于民族，要确实掌握在爱国者的领导之下，这样才能保卫民族独立。我们对非洲是有感情的。非洲与我们过去有相同的遭遇。
　　2月9日、11日　召集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和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和第七机械工业部军管会及部负责人会议，谈国防工业生产问题，对国防工业生产的规划、布局等作了指示。在九日的会上说：高射武器要狠狠抓一抓，要在两三年内赶上去。要搞出规划来，抓紧建设。谈到高炮雷达、指挥仪问题时再次提出：电子工业最落后。无线电厂要和外厂协作。固步自封，就不能进步了。社会主义企业搞垄断、搞封锁是错误的。又说，研究工作可以和生产结合起来，也应该结合起来。科研人员可以从试制中吸取经验，还容许他们有一定时间进行研究工作。谈到从国外进口机器时，说；你们要当心，不要上当。进口以后要认真检验，就在进口的港口试运转。如果不行，要在港口和他们办交涉。我们自己能做的设备就不要买。在十一日的会上，提出要抓紧步枪、机枪、高炮、地空导弹、飞机、潜艇、反坦克武器等常规武器的生产，说：打起仗来，主要是靠常规武器。当然，尖端武器和常规武器要互相配合。在尖端武器发展上，我们要以质胜敌，数量不能太多，太多了反而背包袱。在听取造船工业生产汇报时说：看来我们的问题是造船工业不配套，要考虑造船配套问题、钢板生产问题；已建造的万吨轮要注意质量，不抓质量就要出问题。
　　2月16日—3月24日　全国计划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根据周恩来上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指示，由新成立的有军代表、老干部和造反派参加的计划起草小组筹备召开的，主要讨论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方针和任务，就年度工农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等问题交换意见。为筹划这次会议，周恩来自一月以来多次召集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后又修改国务院关于召开这次座谈会的通知。会议期间，详细阅看会议简报，并多次找有关负责人谈话，了解会议情况。在得知物资部因故未按周的批示收回原准备用于制作毛泽东像章的五千吨铝时，当即责问说：“为什么不收回做像章的铝？传播毛泽东思想要讲实效。像章越做越大，毛主席不赞成。”该部遂连夜发出通知，收回这批铝材。
　　2月18日　就兰州军区、水利电力部军管会为保证刘家峡至关中三三○千伏超高压输变电工程需要，建议进口一部分电器设备和导线一事批告余秋里：“我看动员上海、哈尔滨潜力就可上去。请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一议。”
　　2月19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到会的还有林彪、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会上，毛泽东要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研究国际问题。
　　2月28日　接见瑞典驻华大使佩特里，说：我们反对联合国作为大国强权政治的工具。二次大战后，我们得出一条教训，各个民族都应该解放，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应一律平等。但相反，强权政治比二次大战前搞得更厉害，而且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参加了进去。
　　△接见由贸易、运输和邮电部长恩法马拉—凯塔率领的几内亚政府代表团。在谈到中东问题时说：如果印度支那是第一个火药库的话，中东就是第二个。在印度支那首先是越南问题上，巴黎谈判是谈不出结果来的。除非战争解决问题。在战场上解决不了的问题，企图在谈判桌上解决，这是不可能的。一方是侵略者。一方是被侵略者就更加如此。谈到经济援助问题时说：我们只赞成援助你们建设、发展民族经济。我们对你们的援助，方向是帮助你们逐步达到自力更生。我们不能在方向上搞错了。这样做不损害你们国家的主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友好国家真正的互助应建立在这样的方针上才是可靠的。晚，陪毛泽东接见几内亚客人。
　　3月1日　出席全国计划座谈会。晚，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计划座谈会的有关问题。
　　3月2日　在全国计划座谈会第十期简报上就企业管理体制下放问题批：企业下放分三类：（一）大多数下放给地方；（二）一部分双重领导，地方为主；（三）极少数几个双重领导，中央为主。企业下放，为的是更好地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促战备，把地方积极性、广大劳动人民的创造性和各种潜力都动员起来，而且也有利于中央的政策和计划的实施，绝对不能把它看成是卸包袱。企业和管理体制的下放要区别地区，有系统地有准备地有步骤地有交待地分批分期进行。一切好的协作关系都要保留，而且要进行有效的调整，要把交接工作安排好，多方面关系衔接好，中央各部门决不能撒手不管，而要负责下放到底。
　　△致信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提议：余秋里负责把一九七○年的指标、工业布局和经济区域与协作关系三个题目在三天内搞出初稿。谢北一〔注〕将今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在两天内改出。具体修改意见是：“文字要大大精简，在二十页以下，否则，工人们无法讨论。”“写一段商业和外贸政策和计划”，“提一提今年可生产什么值得称赞的东西”，“在财政部分，提一下改革税收政策”。
　　〔注〕谢北一，时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起草小组成员。
　　△就苏联边防军武装入侵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打死打伤中国边防人员，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还击事，约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交待任务，并召集有关部门座谈、研究国际问题。三日，中国政府就苏联边防军武装入侵事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四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经周恩来修改的社论：《打倒新沙皇》。自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多次指示中国边防部队，要严格按照毛泽东和中央确定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原则行事。
　　3月3日　就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和抓革命、促生产等问题致信毛泽东、林彪，提议毛泽东约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以便当面报告请示。当晚，到毛泽东处开会。
　　△就四川省地质局在交通极为困难的川西地区发现铜矿，要求派飞机运载探矿机械进入矿区事批示：“请军委办事组考虑，可否使用直升飞机进行勘察和运输，如可，请通知成都军区空军予以协助。”
　　3月4日　北京、天津、上海等二十几个城市军民举行游行示威和声讨大会，抗议苏联边防军入侵珍宝岛。此前，周恩来修改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抗议苏修武装挑衅，组织群众游行示威的通知》要求：各地军民在游行中要严格遵守中央关于“五不”、“一划”的指示，即不冲、不砸、不烧、不抓、不打苏联驻华使馆、机构和苏联在华人员，群众队伍同外国驻华使馆之间划一道线。
　　3月6日　将宣传部门送审的原稿中“苏修边防军”、“苏修武装部队”中的“苏修”一律改为“苏联”。
　　3月7日　根据中央文革碰头会商定的意见，为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关于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来京开会商量九大代表名单和九大准备工作的电话通知和名单，并送毛泽东、林彪审阅。
　　△到毛泽东处开会，谈九大政治报告和苏军入侵等问题。会上，毛泽东对陈伯达没有按期交出九大政治报告全稿表示不满，说：索性把（起草）小组取消，归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大家来议，请总理负责。
　　3月8日　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由陈伯达起草的部分九大政治报告稿和九大准备工作会议的时间、议程。会后，将会议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林彪：“九大书面报告稿，伯达同志昨夜已交出四分之三草稿，还有两个半问题（国际、毛泽东思想和团结起来），请伯达同志三天内将它写完，然后大家来议。”〔注〕
　　〔注〕后来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稿被指责为“鼓吹唯生产力论”，遭否定。林彪在九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改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
　　3月9日　主持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九大准备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宣布准备工作会议的分组名单和任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部分省、市、自治区提出的调换某些九大代表方案，批准各地区、各单位提出的九大代表名单，九大开会的日期、主席团人数、名单和议程等。
　　3月10日　参加九大准备工作会议华东组会议。
　　3月11日、12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谈九大政治报告问题。十二日会上，毛泽东说：报告中可以不提邓小平，但是提刘少奇。
　　3月12日　邓颖超给周恩来写条子说：“你要紧跟毛主席，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对事对人要放眼量，力戒急躁和激动，力争保持你的身体情况能坚持工作，因昨日蒲老〔注〕告我，望你应戒着急和激动，以免影响心脏波动。
　　〔注〕即著名老中医蒲辅周。“文化大革命”前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常委。
　　3月14日　同八大军区代表谈话。
　　△接见美国进步劳工党代表团。谈到人口增长问题时说：美国人口的增长速度还是很慢，不像中国这么快。前几年，我们搞计划生育，北京人口增长率接近百分之一、百分之一点五以下。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青年人互相串连，早结婚，生育率就增加了。所以，今年我们要把计划生育问题重新提出来。生产避孕药品倒容易，但要造成一个习惯不容易。在回答中苏边境冲突是否有走向更大规模的可能性时指出：现在还不能说。他们（苏联）是拿这个东西去动员本国人民和看一看世界舆论。苏联要进攻中国有困难。
　　3月15日　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汇报会。毛泽东说，九大报告上不要讲“二月逆流”了。这次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他们〔注〕一肚子气，也是可以原谅的。允许“二月逆流”的人上主席台。
　　〔注〕指被诬为“二月逆流”的谭震林、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李先念等。
　　3月16日　在九大准备工作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谈到总结经验、落实政策问题时说：文化大革命快三年了，我们对于总结经验、落实政策这点做得总还是差。更重要的就是解放一批干部。毛主席说落实政策，就是对走资派也要一分为二嘛，不能个个都是死不改悔的。你总要给他改正的机会嘛。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以后，大家批判了“二月逆流”，毛主席就指示在北京的犯“二月逆流”错误的一些同志到毛主席亲自试点的一些工厂里去蹲点，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不光是这些同志，就是我们自己，也要去蹲点学习嘛！又说：有问题的人不要关得太多，外调不要太多。把那些人关在“牛棚”里，还不如让他们在一起学习，办学习班，多数人是可以改造成为好的。
　　3月17日　修改《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稿）》，在医疗卫生工作部分中加写“要以上海为中心，重新组织南方十二个省、市消灭血吸虫病的预防和医疗工作”。将稿中“肃清一小撮走资派的余毒”处的“邓、陶、彭、贺、彭、罗、陆、杨、谭、薄、安”〔注〕等人名删去。把“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掀起斗、批、改的新高潮，掀起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一句中的“斗、批、改”改为“备战”。
　　〔注〕删去的人名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谭震林、薄一波、安子文。
　　3月18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谈九大政治报告稿和国际问题。
　　3月20日　就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五人联名给中央的一份电报事批告吴法宪转王良恩：以后各省、各大军区发电，只需起草通过后，以两人署名即可，不必这样多人署名，以免泄密。如有泄密内容，必须扣下不发。
　　3月21日　召集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陈锡联及总参作战部有关人员开会，针对苏联军队可能强占中国珍宝岛的态势，商定加强我岸兵力，大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利人。同时，就柯西金通过载波电话要求同毛泽东、周恩来通电话事，召集外交部姬鹏飞、乔冠华、马文波、李连庚等商定以备忘录形式复苏联驻华临时代办；“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二日，向毛泽东、林彪书面报告上述措施。毛泽东批：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外交谈判。
　　3月22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到会的还有林彪、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毛泽东谈了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和九大问题，重申在九大报告中不讲“二月逆流”，并说：整陈老总的也就是整总理的。陈老总现在还是保嘛！
　　3月24日　在全国计划座谈会闭幕会上作总结讲话。提出：一九六九年的计划和第三十五年计划应当立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放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上。作计划要实事求是，把困难摆出来。生产指标要实事求是，计划不够确切或实在完不成，还可以修改。要注意提高生产和基本建设质量。谈到农业及处理农、轻、重关系问题时，强调：要以增产粮食来备战、备荒，要增加粮食储备，藏粮于民。最重要的是工业支持农业要落实。今年给农业的一百六十万吨钢材一定要照拨。每个县要由下而上提出自己的农业规划，把一九七○年农业计划落实。轻工业生产要把生产、需要和购销、运输这几个部门结合起来。商品分配不能平均，消灭城乡差别也是逐步的，不能人为地拉平。此外，要提倡计划生育，要攻克避孕药这个难关，要做到用起来不费事。改变所有制的问题，要根据具体情况决定，不能光看机械化、半机械化，要因地制宜，不要一下子转一大批，这样反而把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要综合利用，生产上要搞综合利用，资源上也要搞综合利用。谈到浪费问题时说：中国人口多，人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要精简机构，下放人员。出版毛主席著作和制作毛主席像章要贯彻节约闹革命的原则。城里有些人有上百个像章，有很多毛主席著作，这不是浪费吗？广泛传播毛泽东思想，要讲究实效，不要形式主义。现在毛主席的像章越做越大，铝材用得很多，物资部一拨就是五千吨，应由物资部下命令收回。现在有一种风气，拿像章等送礼、献礼，要写个通知，禁止这样做。工厂比赛做像章，搞什么红海洋，这都是浪费，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3月25日　就九大主席团是否需设常委问题致信毛泽东、林彪，提出：“老同志是否也需要一二人参加主席团常委？”毛泽东表示：主席团不设常委，设正副主席及秘书长各一人。
　　3月26日　接见巴勒斯坦“法塔赫”代表团时说，任何一个民族要独立，必须依靠自己。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民族小民族都如此。这是决定性的一条。不是本民族自己打出来，独立是靠不住的，也是危险的。二十世纪许多国家的例子表明，领导集团如有依赖外援思想，人民就要遭受灾难。
　　3月27日　参加九大准备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交待在九大召开前要做的三件事：酝酿各组参加主席团的人员名单，讨论党章，讨论政治报告。强调要注意保密，会议结束前不要泄露会议内容。
　　3月28日　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时说：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主动取消了同中国的原子能合作协定，但我们要感谢他，他一逼就把我们逼出来了。一九六四年他下台时。正巧我们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公使衔参赞阿果利，就阿果利在中方招待宴会上醉酒后开车撞死一中国工人事说；责任在我们，我自己没有抓好，也有责任。请礼宾司同志研究一下，在制度上作些改革。以后正式宴会上不上茅台酒，只上葡萄酒，而且限定每桌一瓶。便宴不上酒。谈到自己喝酒的教训时说：我喝酒也是有教训的。一九六五年我下了决心，把喝了三十年的酒戒了。一九三五年我过茅台河，知道茅台酒。多喝酒，既伤害身体，又会造成政治错误。
　　3月29日　致信毛泽东、林彪，报告九大准备工作情况：张春桥、姚文元已将九大政治报告改出；九大中央委员名单草案（中委一百一十五人，候补中委九十五人，共二百一十人）也已提出。毛泽东批示：照办。中委人数恐须略为扩大一些。
　　3月31日　致信毛泽东：“今晚与主席团预选成员和军队主要负责同志协商徐海东〔注〕同志为九大代表。如取得大家同意，拟同时提议徐也参加主席团，然后由各组召集人回到各组征求全体代表同意。徐海东同志既已当代表，就以参加主席团为好，我和军委办事组各同志商量都同意，请示主席批准。”毛泽东批示：“同意。明天宣布开幕式上主席台。人数不宜太少，似宜有伯达、康生、董老、伯承、朱德、陈云等数人参加。”
　　〔注〕徐海东，时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
　　△在酝酿九大主席团名单的会议上讲话，就徐海东为九大代表并进入九大主席团作说明，肯定徐海东一生的功绩。会议一致通过徐海东为九大代表并参加主席团。
　　3月底　就有关部门反映苏联驻华使馆遭中国公民骚扰，致使使馆工作人员受伤事批告马文波，谢富治：“请查明有无此事，并请谢告卫戍区司令部和公安局对聚集在通苏联使馆道路上的人群，劝其走开，对其所采行动，加以劝阻和干涉。”
　　春　指示延安地区革命委员会迅速把失散的有关毛泽东在延安和陕北生活、战斗的材料收集起来，认真整理，做好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工作。
　　4月1日　致信毛泽东、林彪：“九大开幕式上主席台的人，遵照主席批示，拟定为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十二位同志，也可考虑后三位同志不上开幕式主席台。”〔注〕信中还拟出主席团前排执行主席的名单和座位方案，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均在其中。
　　〔注〕后来在九大开幕式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上了主席台。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共一千五百一十二人。毛泽东、林彪分别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副主席，周恩来被选为大会秘书长。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提出：希望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
　　4月2日—13日　中共九大分组讨论林彪所作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修改草案。周恩来分别参加了西南组、华东组、中南组等小组的讨论。
　　4月3日　就苏联边防军队炮击珍宝岛事致信毛泽东、林彪，认为这是“故意虚张声势，做给人看的”。提议：“（一）我边防站暂时不理对方边防站的招呼；（二）调整我火炮位置，待敌连续炮击几日后，采取突然回击一次，给以重大杀伤，并发表我方抗议文件。”毛泽东批示：可以。
　　4月5日　在中南海门诊部《关于陶铸的病情报告》上批：“拟同意送入三○二医院，进行保密治疗。即呈主席批阅。我是看了四月三日警卫局的报告才知陶的病状较重，经追问后，送来这一报告。”
　　4月7日　就山西晋中南地区连续发生派性武斗事批告陈伯达、谢富治、温玉成，要求出席九大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刘格平、张日清、谢振华“当场分别打电话回去，询明事实真相，各自负责解决本方应解决的问题。并要求郑维山、李雪峰〔注〕两同志继续过问此事”。
　　〔注〕李雪峰，时任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4月8日　致信毛泽东、林彪，告晚上拟约主席团成员等代表开会，“会上还打算谈谈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要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要实事求是，要纠正目前已经出现的一些浮夸风、形式主义、铺张浪费，甚至是复古复旧，为他们自己需要而搞这一套。如在九大期中，不谈谈这个问题：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那被代表把这种风气带回去，就会不利于九大的传达和宣传”。毛泽东阅后批：待谈。
　　4月9日　到八宝山主持张治中遗体告别仪式。并问张治中夫人洪希厚：有什么困难，就找我的联络员，请他转告我。
　　4月11日　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九大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会议。毛泽东提出：要注意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的倾向；要把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丞、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陈毅等选进中央委员会。
　　4月12日　就解决飞机生产中的质量事故问题，召集国防工办、冶金部、一机部、三机部、七机部等部门军管会和抓生产的负责人谈话，对因取消合理的规章制度而导致飞机生产屡出质量事故提出严厉批评。说：飞机因质量事故影响到战备和援外，影响到安全。你们都是空军来的，怎么能对同志的性命这样不负责呢？一个军事工厂搞得这样怎么行？四一○厂取消了检验制度你们是不是知道？报告了没有？你们为什么不敢抓？为什么不下命令恢复？你们就是怕事，怕群众。我是早上看到报告的，看后非常难过，军事工厂哪能搞成这样！你们现在还说检验制度正在逐步恢复。什么逐步恢复？你们怎么能这样说话，怎么能用这样的词句？不是逐步恢复，而是应当马上恢复！你们应当下命令嘛！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合理的还是要保留，一概取消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不尊重科学的。有些人要把一切制度砸烂，这是极左思潮。对西北、西南、东北都要派人去检查。二十年来，毛主席的红线还是主要的，不能否定一切，要一分为二，不然二十年的工业生产怎么能发展起来呢！
　　4月13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参加。周恩来就十四日九大全体会议的座位安排请示毛泽东：老同志是否还是坐在前头？毛泽东说：老同志还是坐在前头。要选这些人。王洪文插话：不大愿意选他们。
　　4月14日　出席九大全体会议并讲话。会议通过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作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周恩来在讲话中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林彪作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肯定林彪在建国前和建国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功绩，并以此对林彪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作了说明。
　　4月15日　起草关于九大选举九届中央委员会的规定（草案）。其中包括中央委员会的暂定名额、候选人范围、选举程序规定等。自本日起至二十四日，大会开始酝酿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
　　4月16日　主持召开九大主席团扩大会议，对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九大选举九届中央委员会的规定（草案），作了说明，并就选举工作日程作了安排。还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及每一个单位都检查一下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活动中的做法，注意几个问题，一个就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很多；还有一个就是跳舞唱歌，走向不严肃，也没有节奏，光是一种热情。
　　4月20日　在同越南客人范雄、黄文泰会谈时说：任何时候、任何工作都会有缺点，重要的是要总结经验，找出规律。二十一日，继续和越南客人就国际形势问题会谈，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主持九大主席团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九届中央委员会协商名单草案》。
　　4月23日　在九大主席团扩大会议上讲话：有些老同志犯了错误，改正得慢，但是根据毛主席“团结——批评——团结”的教导，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方针，对他们还要“一批、二保、三看”。允许改正错误，还要把他们选进中央委员会里来。在这样的大运动中，哪个人没有错误？毛泽东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一致通过第九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预选名单。
　　4月24日　出席九大闭幕大会并讲话。大会正式选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4月27日　出席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预备会议。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提出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会后周恩来将投票结果分别报告毛泽东、林彪。
　　4月28日　出席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会议选出由二十一名委员和四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再次强调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并提出要准备打仗。
　　△出席本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会上。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提议：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副主席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五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宣布上述名单。
　　4月30日　鉴于国家外汇较多，外币不稳，国外化肥价格低的情况，批示同意李先念关于提前购买一部分化肥的建议，并告：“日本化肥到岸价格低，可多进一些。”
　　4月　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选举结果产生后，一些小组的代表对中央文革江青等未获全票、以及有人在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名字上打“×”的情况表示“极为愤慨”，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为此，周恩来在请示毛泽东后，没有印发这些小组的简报。五月十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在谈到这件事时说，（少几票）没有什么关系嘛，斤斤计较一两票！头上有几个“×”那又算什么？
　　△九大闭幕后，对九大主席团成员任荣〔注〕说：中央决定你到西藏工作，党的民族政策你是懂得的。到了西藏，要和那里的同志们多商量办事，把西藏工作搞好。
　　〔注〕任荣，时任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西藏军区第一政委。
　　5月1日　晚，参加天安门庆祝五一节焰火晚会。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山东、江苏、上海、湖北、四川、贵州、云南和西北三线地区、华北等地负责人谈话，并与有关负责人谈纺织工业和机械工业体制改革等问题。
　　5月4日　在给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转人大、政协军代表信中提出：应与派往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军代表“谈谈政策”。“机关革命造反派的任务是清理机关干部的队伍，而不要去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如他们中间出现了现行的反革命分子，自当别论，但也需先报告军管代表，得中央或省、市革委会同意后，方能采取行动。机关干部也要在清理队伍时，按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不能以中共党内标准要求。”
　　△针对监狱管理工作混乱、在押人员被取消应享有的政治、生活待遇等情况，指示有关部门；对特殊关押犯应增加营养食品，防其自行消瘦致死；须检查伙食管理。三十一日又作补充指示：关押人员如有生命危险，应送医院治疗；所有犯人，都应给看书报。专案二办、三办〔注〕应照此办理。
　　〔注〕专案二办、三办，即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第三办公室。“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中央决定先后设立专案机构（中央专案一办、二办、三办），审查所谓有各类“问题”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这些机构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永远废止”此种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
　　$[1]粟裕，时任中央军委委员、国防工办军管小组组长。
　　5月5日　接见参加“五一”庆祝活动的港澳爱国同胞代表团。
　　△晚，主持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讨论毛泽东批来的《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的材料。材料中提出要区别资本家和小业主及独立劳动者的各种不同情况，说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私营工商业者被统称私方或资本家，现应将其中有些人划出来，按小业主对待。七日，周恩来将讨论情况报毛泽东。八日，中共中央发出这一材料。
　　5月7日、9日、10日　接见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和七机部部院联合领导小组负责人，听取进驻七机部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作情况汇报。在肯定自去年八月以来两个宣传队工作取得成绩的同时，强调：应以理服人，不能压服，不要急躁，不要感情用事，否则就会发火、说错话，容易伤感情；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是压服一切。谈话中，还要求排除派性的干扰破坏，珍惜国家荣誉，抓紧科研生产，并批评有的群众组织把矛头指向李富春、粟裕〔注〕等人。
　　〔注〕粟裕，时任中央军委委员、国防工办军管小组组长。
　　5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解决山东问题座谈会。在谈到谭启龙〔注〕问题时说：当时，各省的省委书记都是毛主席把他们接到北京来。希望他们能够反省，不然天天被群众包围，没有工夫反省。后来也是经毛主席同意才让谭启龙回山东检讨的。这个同志比较老实，希望你们搞好团结。会议决定将王效禹调离领导岗位，由杨得志负责山东工作。
　　〔注〕谭启龙，原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5月11日　参加中央关于解决贵州问题的会议。在会上说：你们要求九大后留下来谈，贵州搞归口大联合两年了，去年以来表现不那么安定，所以在解决浙江问题后，把你们找来了。云贵川是全国的大后方，大三线。什么事情都要一分为二，对造反派的看法也这样，有的不进步，有的可能是坏人。走资派还有改悔与死不改悔之分。事物不是绝对的，是发展的，少数没联合的要联合起来。
　　5月12日　针对成昆铁路工地指挥部领导权被篡夺，沿线工地发生武斗，大量施工人员外流，铁路基建工程陷入瘫痪的情况，指出：“西南铁路建设由铁道兵统一指挥施工。”本年十二月初，周恩来要求成昆铁路务必于一九七○年七月一日全线通车后，成昆铁路工程迅速复工。
　　5月13日—21日　处理内蒙古问题。自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以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主要负责人在清理阶级队伍、挖“内人党”〔注〕问题上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大搞“逼、供、信”，伤害广大干部群众，损害民族团结。经毛泽东同意，从十三日起，周恩来连续与内蒙古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四整夜，要他们团结一致，纠正错误，稳定局势。十七日和十九日，先后书面和口头向毛泽东汇报所谈情况。十九日，内蒙古几个负责人联名向中央写了《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承认过去所犯的错误基本方面是“左”，今后须迅速、坚决地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将挖“内人党”工作立即停下来，对误伤的好人彻底平反。二十日，周恩来将内蒙古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关于贯彻中央指示的意见及中央批示等件呈报毛泽东，毛泽东批示“照办”。二十一日，周恩来又就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主要负责人所作初步检查事致信康生，指出：该检查“平铺直叙，没有突出中央批示前一时期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所犯的扩大化错误，因而就不集中”；“其实那些错误都由于估计形势错误犯了政策上极左错误而来”。
　　〔注〕“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等人利用挖所谓“内人党”，在内蒙古诬陷、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破坏民族团结。
　　5月14日　在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大会上传达党的九大精神及毛泽东在九大期间的讲话，强调要落实毛泽东在九大的号召，准备打仗，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在讲党的历史时，指出当前清理阶级队伍要防止扩大化。
　　5月16日　在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军管小组五月十日关于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项目所需原材料的请示报告上批：“同意给巴供应，并要通过严格检查，保证质量。”本日还接见了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
　　△接见即将离任的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马，指出：我们两国的关系在友好地发展。
　　5月19日　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汇报内蒙古、山东、贵州等地问题。毛泽东严厉批评这些地区的主要负责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搞扩大化，拉一派、打一派和独断专行等错误，提出要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
　　△接见湖北省、武汉市革命委员会部分常委和九大代表时指出，五月十一日武汉工代会“关于湖北省武汉地区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决议”把形势估计错了，十七日工代会进驻市革委会是错误的。〔注〕
　　〔注〕五月十一日，武汉工代会全委会作出决定，向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派出“工人调查团”。十六日，“工人调查团”发出公告，指责武汉市革委会破坏“一元化领导”、“搞复旧”。十七日，“工人调查团”进驻市革委会。
　　5月22日　草拟中共中央关于解决贵州问题的批示，提出要加强军队内部、群众之间和军政、军民的团结，广泛宣传中央有关指示，纠正各方面所犯的缺点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稳定贵州局势，搞好抗旱斗争，加快三线建设，实现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部署，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关于社会上出现“反复旧”动向的报告上批示：这是一种社会思潮，此处停了，波及到别处的浪潮。
　　5月24日　对刘格平、谢振华等二十一日《关于介休情况的报告》批示：“建议永胜〔注1〕同志务于今日下午召集谢富治、郑维山、陈先瑞〔注2〕三同志在军委办事组一谈，如能调一个团的兵力去介休、汾西趁热打铁，只用徒手宣传‘七三’、‘七二四’布告，大力劝说联合上缴武器，由刘、谢、陈〔注3〕三人保证双方不受歧视，一碗水端平，大力号召响应毛主席在九大团结一致、争取新的胜利的指示，必能有效地改变晋中晋南武斗和停车的长期不决的局面。这是山西领导第一次联合呼声啊！应予积极支持。”
　　〔注1〕永胜，即黄永胜，时任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
　　〔注2〕谢富治，时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郑维山，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陈先瑞，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
　　〔注3〕即陈永贵，时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政府就苏联政府三月二十九日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发表声明，阐述中苏边界问题的事实真相和中国政府对解决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指出：中苏边界问题发展到今天的地步。责任完全在苏联方面。中国政府仍然准备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反对诉诸武力。中国政府建议，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日期和地点。
　　5月25日　就解决山东问题与陈伯达、康生联名草拟给毛泽东、林彪的报告，说经过与山东来京负责人多次商谈后，王效禹〔注〕作了检讨，“平日为王所倚重的人均已起来揭发，故山东问题正在趋向好转”。次日，再次约见济南军区和山东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听取他们的检讨。
　　〔注〕王效禹，时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济南军区第一政委。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曾在全省发动所谓“反复旧”运动。
　　5月26日　到毛泽东处参加军委办事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汇报会。当谈及准备将国防工业部门和原属国务院系统的第三、四、五、六机械工业部统移交军队管辖时，毛泽东表示同意。会上，毛泽东还批评了一些地区提出的“反复旧”口号。
　　5月27日　草拟中共中央对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的批示。批示指出：“在社会上错误思潮和无政府倾向的影响下，提出所谓‘反复旧’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三代会’〔注〕首先是工代会置于一切之上，这样做，是不符合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的。”同日，与陈伯达、康生联名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和中央批示稿送毛泽东，林彪。毛泽东批示：“照办。”随后，此件以中共中央文件发出。当晚，在接见湖北省和武汉市革命委员会部分常委和在京九大代表时，要求他们对中央文件认真讨论，坚决贯彻执行。
　　〔注〕三代会，即工人、贫下中表和红卫兵三个代表大会。
　　△与李四光谈话。
　　5月28日　与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等商议中央国家机关精简和人员下放问题，并听取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汇报。次日，到毛泽东处参加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召开的会议。汇报国务院业务组改组，国务院各部委合并、撤消、精简和准备成立各单位革命委员会及其领导小组的初步方案，并提出党中央部门进行改革的问题。毛泽东指示；就照谈定的原则去做；但国务院业务组的人员调整，需等纪登奎、李德生〔注〕二人到京后，先确定二人分工，再提出正式名单。
　　〔注〕纪登奎，时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德生，时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5月29日　午夜，在北京火车站听取当日站内发生的两列客车相撞事故的情况汇报，帮助有关人员分析事故原因，提出要多修建岔道口，在京山（海关）、京承（德）进站方向增修安全线；强调应加强铁路安全运输，严格规章制度，以减少和不出差错。
　　5月31日　在李先念关于清华大学经费的来信上批：“这笔经费即按清华工、军宣传队报告的数目直接拨给北京市革委会转清华工、军宣传队和清华大学革委会，并告教育部。以后北京市直属的大学经费都如此办理。”
　　5月　指示有关部门在三门峡召开现场会议，研究对三门峡工程的进一步改造问题，并提议让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到会参加研究，以结合进行教育革命。同年六月，委托刘建勋〔注〕在三门峡市召开晋、陕、鲁、豫四省治黄会议，研究三门峡工程第二次改建和黄河汛期治理问题。
　　〔注〕刘建勋，时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河南省军区第一政委。
　　6月2日　在陈毅六月一日关于“国际问题研究小组”〔注〕活动安排情况的报告上批注，强调毛泽东交给他们的三项任务：（一）到工厂、学校、公社去蹲点；（二）对国际形势经过阅读材料和集体讨论，提出意见；（三）对国防问题经过阅读材料和集体讨论，提出意见。关于研究国际形势问题，周恩来此前曾交待陈毅等人：主席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因为必要。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各部门集中力量进行“斗、批、改”，只能应付“门市”，熟悉国际问题的干部大部分尚未解放，我一天到晚忙于处理日常工作，实在挤不出时间过细地考虑天下大事。主席没有让你们回到原岗位，除了“蹲点”，你们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心考虑国际形势。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请陈总归纳几条送给我，我再转报毛主席。之后，根据周恩来意见，外交部选派熊向晖、姚广二人参加“国际问题研究小组”，协助陈毅等工作。七月和九月，陈毅等四人先后将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的书面报告报送周恩来。
　　〔注〕参加此小组的有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
　　△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天宝〔注〕调离的报告上批：“建议天宝同志先去西藏工作，进行调查研究，观察形势，不忙表态。待情况明了后，再与军区党委交换意见，促进领导之间、部队之间、群众组织之间、军民之间、民族之间在毛主席号召和九大方针下的革命大团结，以利共同对敌斗争，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
　　〔注〕天宝（藏族），时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6月初　外交部根据周恩来关于无论新任或返任大使，要以阿尔巴尼亚、越南、法国等为第一批的指示，任命：耿飚为驻阿大使，王幼平为驻越大使，黄镇为驻法大使。六月三日，周恩来在与瑞典新任驻华大使谈话中说，我们最近有一批大使要出国赴任〔注〕。瑞典是一个和平中立的国家，对中国友好，所以是第一批。六月四日，在接见即将赴任的大使时指出：形势是乐观的，但要准备有曲折；外交工作要有主动性，使馆要把调研工作作为重要任务，做到心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使馆内部要搞好团结，实行集体领导。在坚持使馆革命化方面，领导要以身作则，要教育外交人员谦虚、谨慎、朴素，不亢不卑；要注意总结经验，落实政策。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对外滥送毛主席像和语录等情况，强调要善于做对外宣传，慎之又慎。
　　〔注〕自一九六七年初以来，中国驻外大使职位除埃及外全都空缺，为尽快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至本年七月下旬止，周恩来先后指示和安排十四名驻外大使回任或到任。
　　6月4日　与六十八军负责人开会，研究他们的检讨报告。七月三十日，在接见中央办的徐海地区学习班成员时讲，这个检讨报告是好的，方向是对头的，严于责己，作自我批评，高姿态。
　　6月8日、9日　约有关人员谈国防工业问题。
　　6月10日　在国务院直属各部门负责人（包括军队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会议上传达经中央讨论过的政府各部门精简方案。根据该方案，将国务院原六十一个部、委、局裁并为十九个工作部门。在对方案的说明中指出：中央党政机关的斗、批、改到了解决其组织形式的时候了。政府各部、委成立革命委员会要慎重（如外交、财政、国防），将来不可能所有问题都在革命委员会里讨论，要有核心领导小组，其成员更要慎重，将来就是党组、党委。各部门有很多领导“靠边站”，他们都不是走资派，但几乎没有一个部、委能免除这种情况。减部门的同时也减层次，以利提高工作效率；精简工作要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具体方案要组织群众讨论落实。讲话中还强调；抓革命就要促生产，现业务方面最急需抓的是工交系统。会上还宣布国务院业务组增加纪登奎、李德生二人。
　　△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凯瑟转交了叶海亚总统邀请周总理访巴的信。周恩来说：现已有好几个国家询问我什么时候能出国访问，但由于我们国内事情很忙，目前不能出访。许多友好国家都谅解我们。关于访巴问题也是如此，今年恐怕定不下来。
　　6月11日　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强烈抗议苏军侵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境内制造新的流血事件。八月十九日，外交部再次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对苏军六、七两月在中苏边界的许多地段侵犯中国领土、领水、领空，挑起一系列边境事件提出抗议。
　　△接见参加中苏国境河流第十五次航行例会的有关人员。六月十八日至八月八日，该会在苏联伯力（哈巴罗夫斯克）举行。双方就中苏国境河流航行的某些具体问题达成协议，并签订了会议纪要。
　　6月12日　根据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泽东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意见》，指出：当前在宣传中“出现不突出政治，追求形式，浮夸浪费的问题”；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的像章”，“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6月14日　致电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主席黄晋发，祝贺并承认其政府宣告成立。次日，接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阮文广，代表中国政府祝贺并承认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成立。
　　6月16日　接见七机部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再次严厉批评两派组织热衷于闹派性、打派仗的行为，指出：七机部是尖端部门，而你们还老打内战，非要争个你输我赢，对中央的指示无动于衷，你们两派在北京和全国是出名的了。我不相信广大革命群众会跟你们走，我呼吁你们砸烂派性，抓革命、促生产，把尖端搞上去！二十六日，针对两派在革委会问题上继续闹派性的情况，指出：你们这样做是毫无敌情观念，你们现在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是红卫兵嘛！
　　6月23日　指示有关部门：“有关国际问题的重要文件、资料，应送给四位老帅——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
　　6月24日　就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军管小组关于派遣工作人员出国一事批，以后出国人员先送外交部联合审查，后送国务院业务组批；凡长期出国、职务参赞以上者应送总理审定，或呈中央、国务院批准。
　　6月25日　就纪登奎，李德生工作安排事书面报告毛泽东。七月三日，再报毛泽东：纪、李两同志的分工已在中央有关会议上谈定，他们在党中央除参加集体会议〔注〕、接受临时任务外，纪固定管理整党建党工作和工、青、妇的革命运动，李固定管理军委办事组的总政工作，二人均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并保留在外省和军队所兼的职务。
　　〔注〕集体会议，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会议，主要由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叶群、谢富治、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纪登奎十三人组成。
　　6月26日　在与卫生部军管人员谈话中指出：毛主席讲“预防为主”，要包括空气和水；如果污水、污气解决了，人民的身体健康了，就什么财富都可以创造，这是最大的财富。
　　△出席林彪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问题及“七一”社论等。
　　6月28日—30日　毛泽东在湖南、江西与当地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中，肯定了“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作用和周恩来等的历史功绩。〔注〕
　　〔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人提出要将建军节日期改为九月九日，即毛泽东一九二七年领导秋收起义的时间，后因毛泽东反对而作罢。
　　6月30日　接见赴越南为胡志明治病的医疗小组成员。
　　6月　黄永胜、吴法宪等主持的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按照毛泽东在九大提出的“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和林彪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提出一个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这一情况，对根据周恩来指示拟定的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产生了负面影响，出现过分突出重工业、特别是三线军工企业，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过大，一些生产指标定得过高等问题。
　　△在一次谈话中提出，对有问题的老翻译人员，在他们交待清楚问题后，要酌情使用。之后，指示外交部会同中联部、外文局，对外经委和外贸部等单位，对中央各单位的外交、翻译人员进行调查登记，并提出加强管理的办法。
　　7月2日　约卫生部军管会负责人开会，听取关于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方针和要讨论问题的汇报。在谈到清队问题时，举历史上打“AB团”和最近内蒙古挖“内人党”的例子，强调说：搞起来了，就要注意防止扩大化，只要不是现行反革命、特务、叛徒，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交待清楚就行了。不少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也是认识问题。清队工作既要严肃认真，又要冷静。不能搞逼、供、信。在谈到医学攻关问题时，指出：全国医务人员是个很大的力量，要动员起来，发展医学，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医生要最好学、最谦虚，最客观，最冷静。这才算得上是好医生；如果医生不客观、不冷静、不刻苦钻研，就学不到东西，就不能在医学上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你们在讨论政治挂帅时，要把这些道理讲一讲。对一种常见疾病放弃治疗、研究，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要向全国呼吁，一定要有人研究医治癌症。
　　△对《关于外交部深挖“五一六”几个政策界限问题》的简报批示：“请告外交部大联委、军代表和党委，防止对五一六专案扩大化，严禁逼、供、信，要调查研究，重视人证、物证、旁证，不要轻信口供。这样的大革命，不能没有坏人、反革命分子从中挑拨离间，必须提高警惕，但又要谨慎小心，勿中奸计。”
　　7月3日　将中共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会议上商议的中央和国家机关精简方案设想书面报告毛泽东。其中，党中央机关拟保留中央文革〔注1〕、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联络部等，原中央宣传部、中央调查部、中央监察委员会等部门均拟下放、合并或撤消。国务院业务组拟由周恩来、谢富治、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李富春、余秋里、粟裕、苏静〔注2〕九人组成，周恩来为组长，李先念、纪登奎为副组长，李震、邱国光〔注3〕、刘西尧列席。国务院所属原六十二个部门拟合并为二十一个单位，全部下放的行政人员计二十一万人。报告提出：“这一切工作均需与学习九大文献和主席最新指示，准备打仗，落实政策联系起来。”同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原则同意。”
　　〔注1〕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未作为党中央的一个常设机构保留下来。
　　〔注2〕苏静，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军管会主任。
　　〔注3〕邱国光，时任卫生部军管会主任。
　　7月初　起草《关于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几条规定（草案）》。主要内容有：学习班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成绩很大，但也存在着缺点，主要是：一般缺乏经验总结；有些班学习方针不够明确，理论、原则联系当地实践不够，时间拖得过长，渐渐失去中央办学的目的；最主要的是中央学习班的领导小组没有认真去抓。目前学习班的分工，周恩来负责分管徐海班、新疆班和四川班。中央学习班领导小组由第一副组长陈伯达、常务副组长黄永胜处理日常工作。七月四日，此件以中央文件发出。
　　7月4日　在接见西藏军区在京学习班全体成员的讲话中说：解放军驻藏部队在历史上和文化大革命期间都是有功劳的，但是，你们要经得住考验，文化大革命不能不受客观影响，你们是几十年的解放军，总有自己的分辨能力；军队不允许分派。解放军要超脱，要有无产阶级党性；解放军和西藏人民是不可分的，不管如何困难，解放军一定要做好榜样。
　　△约煤炭，铁路、水电部门负责人开会。
　　7月7日　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报送中央文革的关于恢复南同蒲路〔注〕通车的通知批给陈伯达、谢富治、纪登奎，“全文只一处提到如继续发生以上类似事件，一定要严追，依法严惩首犯。但如何禁止，如何严惩，并无交代，闹事者仍可置之不理。请考虑要他们进一步出一布告，严禁各项，如违定以武装逮捕，分别依法惩处。”次日，山西省革委会核心小组复函周恩来，告已根据此批示对通知作了修改。
　　〔注〕南同蒲路，即山西大同至蒲州铁路线太原市以南段。因派性争斗，造成该铁路段运输中断。
　　△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
　　7月8日　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开展夏季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报告》批示：“要在报上也作宣传，并可在京，津、沈阳、哈尔滨、石家庄、青岛、南京、杭州、武汉、广州，重庆、成都、兰州、西安这样大城市发起仿照上海的除害灭病的夏季爱国卫生群众运动。全国城乡各地要年年在春初夏中搞一二次，定为常例，不再废除。”又批：“我将告全国卫生会议注意，他们有这项议程。”根据周恩来批示，中共中央批转了上海市革委会的报告。
　　7月12日　在一份反映国际问题的材料上批：“这类文件应发研究国际问题的四位老同志：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
　　7月13日—16日　同应邀来访的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团长、总统行政委员会委员努尔·汗举行会谈。努尔·汗转交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致周总理的复信。周恩来在讲话中表示：我们两国都严格遵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7月17日—8月9日　数次接见七机部有关人员，对该部两派长期闹派性、严重影响科技尖端工作的行为提出严厉警告：如再继续闹下去，最后只好实行纪律，宣布两派组织解散。对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不痛击不行，还有资产阶级派性，这两者是七机部的致命伤。对“六五一”试验项目〔注1〕，要下一道死命令，所有参加该项工作的人员统统上阵，要求一个星期搞出来。你们不是要革命吗？这就是革命。由你钱学森〔注2〕去领导，党中央给你一道死命令，我看准灵。不到的就开除公职，是党员的还要开除党籍。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凡是不守纪律者，以破坏党纪、国法、军法论，轻者警告、扣薪，重者开除。七月十八日，就两派组织互抢材料事指出，这是土匪行为，是无法无天的无政府主义。当即决定由卫戍部队前往，集中两派负责人追回所抢材料。
　　〔注1〕七机部等单位承担的一项尖端科研项目。
　　〔注2〕钱学森，著名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7月18日　午，渤海湾发生强烈地震，辽宁、河北、山东三省沿海地区均造成损失，其中山东灾情较重。十八时，召开有中国科学院、地质部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研究部署对地震的监视和救灾工作，决定成立以李四光为组长、刘西尧为副组长的地震工作小组，派出地震观察组分往山东、辽宁等地，加强对当地震情的观察和预报，同时派出空中观察组，察看地震灾区现场及其变化。
　　△应越南外贸部副部长李班和越南驻中国大使吴明鸾的要求，临时接见他们。李班表示：胡志明主席很希望能有机会到中国来。周恩来表示：我们随时准备接待和欢迎胡主席来中国休养，但鉴于胡主席的心脏病情况，我们不能随便邀请，只能由大夫作出判断，由越劳动党中央作出决定。
　　△将北京医院革命委员会、军宣队十七日关于范文澜〔注〕病情的报告批告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因肺炎住院的范文澜本应静养，但由于提前出院工作而“引起新的严重的脑动脉硬化”，经急救尚未脱离危险期，“现仍在继续观察和抢救中”。
　　〔注〕范文澜，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七月二十九日，范在北京病逝。
　　7月22日、23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山西问题的会议，通过解决山西问题的文件。会后，将政治局意见报告毛泽东、林彪。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解决山西问题的布告，指出：在太原市，晋中、晋南的部分地区，混在群众组织中的坏人和坏头头，蒙蔽一部分群众，抗拒中央历次发布的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犯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罪行。为此，中央决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坚决、彻底、全部地执行中央关于禁止打、砸、抢的布告、通令、命令、通知，对于武力强占地盘、拒不执行本布告、负隅顽抗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强制缴械。逃跑流窜者，实行追捕、归案法办。隐藏，转移武装，利用国家的工厂和物资私造武器的行为，都是严重的犯罪，必须依法论处，同蒲路南段非法的“三一八”次列车予以撤消。逮捕法办破坏交通和抢劫物资的极少数坏头头、抢劫国家财产的主犯、杀人放火的现行犯罪分子。自本布告公布之日起，凡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群众逾期一月不归者，停发工资；如继续顽抗，长期不回，视情况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
　　7月23日　先后约见韩先楚〔注〕、杨得志等。
　　〔注〕韩先楚，时任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福州军区司令员。
　　7月25日　在接见七机部“两队一会”〔注1〕成员及部属各系统干部群众代表时，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山西问题的“七二三”布告，历数该部两派长期来极端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的派性行为，号召按中央布告要求，坚决肃清资产阶级派性。针对美国实现登月成功〔注2〕，一些国家科学技术也突飞猛进地发展的现状，强调要有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的精神，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为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国家荣誉做出贡献。八月九日，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命令，下放该部及其所属系统九千六百余人，并对两年多来未能说服两派克服派性，停止“内战”承担了领导责任。
　　〔注1〕即“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军管会。
　　〔注2〕七月二十日，美国“阿波罗”号载人飞船在月球着陆成功，人类首次登上月球。
　　7月26日　收到西哈努克来函及转来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六月十七日要求来华见周恩来、就中美关系问题进行接触的来信。之后，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访问亚、欧一些国家时多次表示：美国不同意苏联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注〕，不参加任何旨在孤立中国的行动，并表示愿同中国对话。
　　〔注〕一九六九年六月，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首次提出这一建议。对此建议，多数亚洲国家反应冷淡。
　　△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约见中国驻苏代办，面交苏联部长会议给中国国务院的内部声明，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
　　7月26日—28日　召集有北京军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和三十八军负责人参加的防洪会议，下达中央部署的防汛任务。二十八日，批阅北京军区《请示抽调防汛部队问题》和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布告》，并报告毛泽东、林彪：“今年各地汛情较往年为重。荆江大堤由于武斗和疏于防护，在嘉鱼〔注〕对岸决口$损失不小。现华北汛期已到，而保定地区尚武斗不息，经与有关方面讨论，一致同意对大清河南充千里堤实行军管。”
　　〔注〕嘉鱼，县名，位于湖北省南部。
　　7月30日　在接见中央办的徐海地区学习班全体成员时说：徐海地区形势长期落后。对照中央关于山西问题的“七二三”布告，现徐海发生的问题也相当严重，主要是由于资产阶级派性干扰和武斗，使工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指出：中央关于山西的“七二三”布告适用于全国，徐海地区也应贯彻中央布告精神。要造成一种环境，即停止武斗，上缴武器，归口闹革命，急起直追，把落后形势扭转过来，特别是在当前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紧要关头，更要团结一致，首先把生产迅速恢复起来。
　　8月3日、6日　在接见新华总社和贵州分社记者时指出：在听取不同观点的双方意见的同时，还要听听第三者的意见，要如实地向中央反映情况，让我们来判断。反映情况时，对事实一定要核实清楚。我们这样信任你们，你们一定要把事实告诉我化。
　　8月5日　得悉贵州某造反派欲攻打贵阳政法大楼，批示吴法宪以电话告李再含〔注〕：“必须告军区派军队进驻政法大楼，保护各种档案，不许遗失。”
　　〔注〕李再含，时任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
　　8月8日　修改中央关于严格控制来京人员的通知（草稿），加写：根据九大精神。要求全国上访、外调、参观、办事、治病和外流人员一律回到本地、本单位，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搞好斗、批、改”，认真“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8月9日　主持召开有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和二机部负责人参加的国防尖端科研会议。针对一些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不能放手工作、以全力突破工程技术难关的情况，宣布，由钱学森挂帅，杨国宇〔注〕为政委，你们两个负责，你（指杨）是政治保证，他（指钱）和其它专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是问！与此同时，还批准一份需重点保护的几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名单，指出，这些同志都是搞国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直接参加某工程的，也要保护，主要是从政治上保护他们，不许侵犯他们、抓走他们；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总之，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不受干扰，不被冲击。
　　〔注〕杨国宇，时为七机部分管军工科研生产的负责人。
　　△江青就当前文艺工作和普及“革命样板戏”问题致信林彪，要求将其意见转发各地。中央政治局成员根据林彪十五日批示，议定转发。之后，周恩来与江青面商拟先向毛泽东请示，遂将此件搁置。
　　8月12日　主持中央专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从二机都汇报中得知，林彪七月二日在“三北”（东北、华北、西北）会议上下令设在甘肃、内蒙古的原子能工厂在一九七○年内全部迁往三线。为避免核燃料生产中断给核工业带来损失，周恩来指示，一线工厂不能搬，要继续生产，加紧生产，力争多生产，多储备。同时，为了战备，必须抢建三线工厂。
　　△在一则反映贵阳市街头宣传情况的材料上批：要停止一些高音喇叭对宣传“七二三”布告的干扰，在宣传中央布告时要排除派性举动。
　　8月13日　接见全国建设县农业机械修造厂工作会议代表并讲话，指出：抓农业机械化，现在到时候了，不能再耽误了。从常规到高级的收获、加工、运输、电动、杀虫、塑料薄膜都要，到这里来的都是搞农机的，你们要终身立志于此。每个县都要有农机修造厂，其主要任务除平战结合、又修又造、以修为主外，将来还要修造结合。我们要创造出各种类型的农业机械，以适用于中国各种土壤的耕作、运输、灌溉，不仅粮食，还有棉花等经济作物。
　　8月15日　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及部分代表。指出：卫生工作一是农村，二是厂矿，三是城市，首先是为工农兵。现在要治疗最广大、最普遍的劳动人民的常见病，要面向农村。为农村培训医生，要推广中草药，搞适应农村的医疗器械。在卫生界，对中西医都有迷信，对西医学、中医学都要批判地接受，理论联系实际，西医与传统中医药相结合，与中国实际结合，树立雄心壮志，创造新中国的医学。在谈到落实政策问题时，再次强调：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历史问题只要交待清楚了，不管中医西医，他有一技之长，都可以安排使用。二十八日，接见参加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
　　△就贵州武斗事，要军委办事组电复贵州省领导，先做政治工作，后劝交出武器，进行教育，无论如何，不要开枪，只有在包围分化后，对坏头头可以强制收缴武器。
　　8月16日　在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十五日关于省内发生乙型脑炎疫情的报告上批示，要卫生部转告各有关省、市、自治区“注意预防，并加强爱国卫生运动”。
　　8月18日　在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十六日关于合理解决附加工资问题的请示报告〔注〕上批示，要求有关负责同志就此事一议，并提出：“在这个报告中，凡是不恰当不确切的文句，均请加以修改。”
　　〔注〕该报告内容涉及恢复职工附加工资的范围、标准和时间等。
　　8月21日　在摘报《内蒙乌达市银行被抢》上批：“建议内蒙古核心小组并告内蒙古革委会和军区，对乌达市矿务局到市革委会闹事并抢劫银行国库一百万元的坏头头执行纪律处分，如已查明其人，可实行逮捕。”
　　8月22日　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关于修改和续写范文澜所著《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通史简编》的请示报告上批：“这件事是主席交下来的，很重要。”
　　8月24日　得悉越南劳动党中央关于胡志明病危、要求中国增派医生的急电。当晚，约第二批赴越医生谈话。次日，中方医疗组四人抵达河内。
　　8月25日　到装甲兵某部观看新式武装表演。
　　8月26日　中共中央致电越南劳动党中央，对胡志明病情表示关切，望胡安心养病；并告，中方第三批急救人员五人已启程飞河内。二十七日，胡志明病情继续恶化。三十一日，中方又派出著名医学专家吴阶平赴越。出发前，周恩来指示吴等当天返京，他要连夜听取汇报。
　　△本年夏，江青对刘庆棠〔注〕说：“文艺界大批判有个困难问题，就是有总理，有些事都是总理主张的。”今日，刘庆棠写信给江青，称：“文艺界的阶级斗争，实质上还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是贯彻您的指示，还是抵制您的指示的斗争。”又说：“文艺界的权还没有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
　　〔注〕刘庆棠，时任中央芭蕾舞剧团核心小组副组长、党委书记。
　　8月27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决定成立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以加强人民防空工作。二十八日，经毛泽东批准。人民防空全国领导小组成立，周恩来任组长。
　　8月28日　根据周恩来等二十二日给毛泽东报告中的建议〔注〕，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要求边疆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族革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边疆部队全体指战员：（一）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二）要加强军民、军政、各族人民团结，共同对敌；（三）驻边疆部队指战员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坚决执行命令；（四）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部门、按单位的大联合；（五）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七二三”布告。立即停止武斗；（六）绝对不准冲击人民解放军，不准抢夺军队的武器、装备和车辆；（七）要保护交通运输，保证通讯联络畅通；（八）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力支援前线；（九）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
　　〔注〕该建议提出：根据最近边疆各地发生的情况看，需要继中央“七二三”布告之后，再发出这样一个命令，会对稳定局势有利。
　　△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全体代表。谈到：中国过去治病用草药，草药和化学药品应结合起来。民间传下来的好办法，都要收集起来，加以分析，研究提高，把群众的智能集中起来，然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8月31日　在中央派往湖北的生产救灾小组关于洪涝灾情的报告〔注〕上批：“请国务院业务组今晚开会时谈一谈，并帮助解决湖北所提出的问题。同时，请将湖北、河南两省特别是武汉市出现的重工业（武钢、重机、造船等厂）和郑州铁路局出现的‘怠工’现象，提到议程上讨论一次。”
　　〔注〕报告称：湖北省因连降暴雨，造成山洪下榻，江堤溃决，全省（主要为黄冈、荆州地区）受灾面积一千五百多万亩，受灾人口五百五十二万。
　　8月　鉴于太平洋第三号台风将袭击大陆东南沿海，指示将台风的强度、移动速度、可能登陆的时间和地点等，详细电告广东及其它有关省、市、自治区，密切注意台风动向，采取有数措施，做好预防工作。同时指出：今后遇有台风等重大灾害性天气可能袭击台湾省时，要及时发布预报、警报，告诉台湾同胞以防袭击。并亲自修改审定了首次对台湾省同胞发布的台风警报的广播稿。
　　9月2日　接见中共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班成员及内蒙古、西藏、贵州来京人员，讲话强调：现在已进入斗、批、改阶段〔注〕，目的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提高党中央威信，实行革命委员会一元化集体领导；要体现党的领导，落实各项政策，注意不要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军队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绝不允许再抢枪和围攻、殴打解放军，如再有这种行为，就是反革命行为，就要实行包围，开展政治攻势进行瓦解。
　　〔注〕根据毛泽东的意图，中共九大以后提出的“斗、批、改”的主要内容和步骤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
　　△约从河内返回的吴阶平、梁枫等谈话，听取关于胡志明病情汇报。经讨论后决定再派吴、梁二人及其它医生携带药品、器材等前往抢救治疗。
　　9月3日　起草中共中央通知，指出：“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央发布命令之后，在地方报纸和广播电台上，出现了公开号召‘要准备打仗’、‘一切为了打仗’的宣传，这是不恰当的。”“望你们立即停止所属的报纸、电台关于这类口号的宣传。”
　　△胡志明在河内病逝。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分别向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国会常委会和越南政府会议发出唁电，表示沉痛哀悼。
　　△当晚，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离京飞往河内吊唁胡志明。
　　9月4日　上午，抵达河内。下午，就吊唁事与越南党政领导人黎笋、长征、范文同、武元甲等会谈，说：我们来得仓促，但还是晚了。胡志明主席不幸逝世的消息传到中国，中国党、政府、军队和中国人民感到十分悲痛。胡主席一生奋斗。不仅为越南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而且对国际无产阶级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胡主席同中国革命、中国党的关系尤其密切，不比一般。他同中国人民、中国党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把中越两党两国人民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从我个人来说，我同胡主席是最老的战友。希望能够安排我们在胡主席遗像前举行告别仪式。在开正式追悼会时，我党将再派代表团前来参加。
　　△会谈后，率代表团前往河内主席府正厅临时设置的灵堂，在胡志明遗像前献花圈、默哀，并在吊唁簿上留言。当晚，同叶剑英到医院瞻仰胡志明遗容。然后率代表团离河内回国。
　　9月5日　飞抵北京。次日，又率中央党、政、军、人大、政协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前往越南驻华大使馆吊唁胡志明。
　　9月7日　夜，会见赴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途经北京的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扬·毛雷尔。在会谈中表示：尽管我们有不同看法，交换意见是有益的。关于越南问题，是继续抗战，还是巴黎会谈〔注〕，这完全是越南党自己的事；我们同越南同志交换意见，主要是越南抗美战争的情况，我们要支援他们。学习他们进行人民战争的经验。关于中美关系，关键就是台湾问题和联合国问题，这些问题总有一天要解决；我们不欠他们的债，是他们欠我们的债。关于中苏关系，我们的态度是同意进行合理的谈判，在解决问题以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九月十一日，再次会见毛雷尔及所率代表团。在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时说：国际共运现已进入各自独立发展，而不是联合行动的时期。现在的世界是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到处都在考验各国共产党能否领导革命，还是各国自己锻炼自己，平行进行。
　　〔注〕巴黎会谈，即越南和美国两国政府代表于一九六八年五月开始举行的关于结束战争的正式会谈。
　　9月8日　对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八月二十六日《关于群众向中央写信遭受打击报复情况的报告》批示，要中央办公厅“代中央拟一内部通报电稿。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各级革委会，要求各级负责人引起注意。如违，应予以纪律处分。”
　　△在中共中央对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西藏军区汇报团的报告的批示中加：“要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加强无产阶级党性。”
　　9月10日、11日　会见赴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朝鲜党政代表团团长崔庸健。会谈中，崔庸健转达了金日成关于改善和发展朝中两国关系的愿望。双方就此问题交换了意见。
　　9月11日　在首都机场贵宾室会见从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后来到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中向苏方提出：一、中苏之间的理论和原则问题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不应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二、中苏边界问题是目前中苏两国关系的中心问题，双方可以通过谈判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解决之前。双方应共同采取如下几项临时措施：（一）维持边界现状，（二）避免武装冲突，（三）在有争议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注〕经讨论，双方商定于近期各派代表团举行中苏边界问题谈判。由此，中苏就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达成一致。会谈中，双方还讨论了有关保持和发展两国贸易、恢复互派大使等问题。最后，周恩来表示，尽管我们有许多重大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有了个良好的开端，这次坦率会谈，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注〕在周恩来提出三项临时措施后，柯西金提议，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双方共同采取的临时措施中还加上一条，双方边防部门有事可预先联系。
　　9月13日　将有关中苏会谈内容报毛泽东，认为，中苏这样政府性质的接触还是第一次，我们争取和缓边境局势四条协议实现，发表外交文件，促进边界谈判。毛泽东批：“同意。”
　　9月14日、16日　约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开会，谈中苏问题等。
　　9月15日、17日　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
　　9月16日、18日、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9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注〕，其中有：“认真搞好斗，批、改！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抓紧革命大批判！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备战、备荒、为人民！”“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注〕全部口号共二十九条，发表前经周恩来等补充修改，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
　　9月18日　致柯西金信：“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在北京机场的会见中，我们双方同意：长期悬而未决的中苏边界问题，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在解决前，双方采取临时措施，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注〕这些临时措施，“如能得到你来信确认，即作为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立即生效，并付诸实施”。“我相信，如果这个协议能够达成，将有助于两国边境局势的和缓和中苏边界谈判的举行。”该信内容于十六日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十七日，周恩来报毛泽东说，在这一信发出后，看柯西金如何回答，再定政府声明何日发表。
　　〔注〕周恩来信中重申的中苏双方就边界问题应采取的临时措施的具体内容是：一，双方同意，在边界问题解决前，严格维持边界现状，二、双方同意，避免武装冲突。三，双方武装力量在中苏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四，双方同意，边界上发生争执。由双方有关边防机关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进行协商，求得合理解决，解决不了的，各自报告上级，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五、双方同意，上述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措施，不影响双方各自对边界问题的立场和争议地区的归属。
　　9月19日　就中共中央批示同意六十八军党委十二日关于成立连云港市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事，致信陈伯达、康生、江青并呈报毛泽东、林彪。
　　△到北京医院看望章士钊。
　　9月22日　在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上就国际国内形势问题讲话：目前国际形势紧张，我们要准备打仗，特别要防止敌人突袭，要严加戒备。在谈到九大后国内的新形势、新任务时强调，要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不能再搞“夺权”，必须以无产阶级的党性来要求每个党员；作为群众组织应保护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实行归口闹革命，决不允许再拉山头、搞武斗，损害群众利益。提出现在快接近第四季度了，我们要把各方面工作做好，使之出现新面貌；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努力实现第四个五年计划和第五个五年计划，在不远的将来，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9月23日　亲自指导进行的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和一次新的氢弹爆炸，先后于本日和二十九日取得成功。
　　9月24日　在给毛泽东、林彪的报告中提出：“对苏联政府六月十三日声明〔注〕必须由中国政府公开给以答复，并将我方对解决边界问题的全部主张和边界冲突的真相给以说明，以取得主动”。“政府声明稿发表第二日，拟再发表驳苏联政府六月十三日声明的外交部文件”。
　　〔注〕六月十三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提出：“目前苏中关系的尖锐化完全是由中国方面的行动引起的”，五月二十四日中国政府的声明“对苏联提出了许多毫无根据的要求，这些要求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给早就由中国方面造成的麻烦增添新的麻烦，这个事实无助于为谈判创造良好的气氛”。
　　△在原国家粮食部和军委总后勤部《关于海岛战备粮库的建设情况和请示》上批：“沿海守岛储粮如有居民，既要有洞内粮食，也要储粮于民，因地制宜地分散储存，并使年年增长，年年调换。”
　　9月25日　凌晨，前往医院做治疗。
　　9月26日　柯西金在复周恩来信中称：经仔细研究过周总理九月十八日来信，我方已采取了实际措施旨在使边境局势正常化，其出发点是中国政府将根据相互原则采取类似措施来实现已达成的有关协议；我方已任命以库兹涅佐夫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建议自十月十日起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问题谈判。二十九日，由周恩来审定的乔冠华〔注〕给苏联驻华代办叶里扎维金的“口头通知”中说：柯西金的信正在研究中；边界谈判建议改到十月二十日开始；对苏联政府六月十三日声明我将在国庆后公开答复。十月十四日，柯西金再致信周恩来，告知苏谈判代表团于十月二十日前抵京。
　　〔注〕乔冠华，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后担任中苏边界谈判中国代表团团长。
　　9月27日　鉴于武汉问题自五月中央开会后一直未得彻底解决，中共中央发出对武汉问题的指示，指出，（一）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央“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必须在湖北全省、武汉全市坚决地、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二）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和劳动制度，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积极同破坏生产和消极怠工的现象作斗争；（三）必须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反对一切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派性组织，（四）中央决定在北京开办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陪同毛泽东接见军队干部。
　　9月28日　在同刚果（布）总理拉乌尔少校会谈时，谈及对非洲形势的看法，说：我们现在对非洲的了解，比一九六三、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生疏多了。形势总是发展的、前进的，同时也是曲折的。有时反复是难以避免的。非洲民族革命和独立运动有些失败了，原因是领导人没有看到帝国主义的新阴谋，没有发动群众。应该总结、吸取深刻的历史教训。
　　9月30日　约上海、南京、北京等地有关人员谈气象问题。
　　△晚，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的招待会上讲话，说：二十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我们的祖国，已经由一个贫穷落后、受人欺侮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变成了一个坚持独立自主、取得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
　　△深夜，从黄永胜打来的电话得知，林彪以防备敌人节日轰炸、造成密云水库决堤为由，提出把密云水库存水放掉。周恩来对此表示反对，认为那样做会淹了下游的居民群众。翌日凌晨，紧急约水利部负责人开会研究，否决了林彪的意见。
　　10月1日　约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邮电部、新华社和中央广播事业局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电台报时问题。当有人提到广播电台在报时前要播放《东方红》乐曲和毛主席语录时，当场批评说：这样做是强加于人。不但强加于世界人民，也强加于毛主席，造成自己被动。强加于人等于自杀，这有损于毛泽东思想。针对国内现用标准钟还不够先进的情况，指出：要下决心研制先进的标准钟，抓紧研究铯原子钟和更先进的原子钟，最终甩掉洋拐棍，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与毛泽东、林彪等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二十周年观礼，陪同毛泽东会见朝鲜崔庸健委员长等。
　　△先后同越南总理范文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顾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会谈。国庆节期间与邓颖超看望来京暂住中南海的各地下乡知识青年代表。
　　10月2日　约中央国家机关有关负责人及新华社记者等谈“十一”登报名单。
　　△与崔庸健就发展中朝两党、两国关系等问题举行会谈。
　　△与哈米德·汗中将就中国和巴基斯坦关系及国际形势等问题举行会谈。在谈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局部地区冲突时说：世界政治生活很有趣味，有打仗又有谈判，我们有过这样的经验，边打边谈。从一九五三年到现在，十六年多时间里，时松时紧。第一个地方是朝鲜，我们和美国一面打，一面谈，谈了三年才达成一个停火协议。第二个地方是柏林，也是一个紧张地区。第三个地区是越南，是在南面打，北面不打，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第四个是中国，中国也没有完全统一，美国侵略军还没有从台湾撤走，实际上也是一分为二。你们那个国家实际上也是一分为二。此外，中东也有问题，二次大战后，正式成立了以色列国家，把巴勒斯坦一分为二，一直成为紧张地区。
　　10月3日　与范文同就国际形势、中越关系等问题举行会谈。在谈到党内，革命派内部反倾向斗争时提出；极左有两种，一种是思想上的“左”派幼稚病，另一种是形“左”实右，在我们国内就有极左分子。八日，在同阮友寿主席举行的会谈中。例举一九六七年夏季国内出现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说：采取极左政策，会被坏人利用。
　　10月4日　在接见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时谈到：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接近结束，还未完全结束。这几年我们关系不那么密切了，我们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原因之一。
　　△针对下放在解放军某农场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注〕每天只有一小时学外语的情况，指出：一小时不够。讲一小时，实际只有半小时。学艺术的每天要花四小时练基本功，学外文的每天至少得花三小时练基本功，否则。外文就忘了。指示外交部给该农场专发一通知，要求切实保证这批学生每天能有三小时的外语学习时间。之后，又几次对下放农场的外语院校学生学习外文和下放干校的翻译人员巩固专业知识的问题作出具体指示。
　　〔注〕本年，中央决定将全国外语院校的毕业生和回国留学生安排在解放军的几个农场劳动锻炼。
　　10月6日　复柯西金九月二十六日来信，指出：来信对双方已经达成协议的各点（即九月十一日中苏总理北京机场会谈时双方达成谅解的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应采取的临时措施）没有加以确认。而双方目前采取的一些措施，并不能代替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正式协议。复信再次重申九月十八日信中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五项临时措施，强调：中方认为，双方应在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首先就此进行协商，达成协议。复信还宣布中方参加边界谈判的代表团名单，并在最后指出：“我相信，中苏边境局势的和缓和中苏边界谈判的举行，将为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其它问题提供有利条件。”信发出前，曾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毛泽东批示同意。
　　10月7日、8日　同阮友寿举行会谈。
　　10月8日　同刚果（布）总理拉乌尔单独会谈。十日，双方在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上签字。
　　10月9日　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托斯卡举行会谈。
　　10月10日　在首都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后，与国家体委军管会、体院军宣队负责人谈话，详细了解运动员思想、训练、生活等情况。针对有人把参加国际比赛说成“为帝、修、反抬轿子”，搞“投降主义、卖国主义”，把在国际比赛中为国家争得荣誉的运动员说成是“修正主义苗子”等观点，批驳道：这是为祖国争光嘛！他们不要爱国主义，我们还要爱国主义！当谈到一些运动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时说：有名的运动员大多被关起来了，就和劳动模范一样。告诉他们，要经得起考验。运动员绝大多数是好的，是毛泽东思想培育起来的，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我们不要自己把自己否定了。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为国家出过力的，总还是好事嘛！在谈到体育服装改革时指出：运动时总不能把主席像章戴上，也不能把主席语录带上。对有关规章制度不能否定一切，有的要取消，有的要改革，有的还要发展。二十三日，再次询问李富荣〔注〕等运动员的学习、训练情况，提出要抓紧训练，恢复技术。
　　〔注〕李富荣，著名乒乓球运动员。
　　10月11日　修改中央文革、国务院《关于侯马东周奴隶殉葬墓发掘问题》给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批复稿〔注〕。在原稿“有关墓葬的保护问题，同意只清理现场，取得全部资料，选择一至二个有代表性的墓葬做出模型，不必就地保护”处，加写：“也可考虑，如地形许可，保留一二座有代表性的奴隶殉葬墓现场不变，以利进行生动的阶级教育。”
　　〔注〕八月二十五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就侯马五○二厂工地东周奴隶殉葬墓发掘问题请示报告党中央和国务院。
　　△陪同毛泽东看望参加国庆观礼的各地代表。
　　10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萧华、王力、关锋、戚本禹七人的专案审查小组，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领导下进行工作。该专案审查小组由叶群、李作鹏〔注〕、吴法宪、姚文元、汪东兴组成，汪东兴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次日，由汪东兴起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黄永胜五人联合署名将此事报告毛泽东、林彪。
　　〔注〕叶群，时任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林彪办公室主任，李作鹏，时任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
　　10月15日　看望宋庆龄。
　　10月16日　在外交部九月二十六日《关于外交档案备战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原则同意”，并对各类外交档案的移交、存放方法等提出具体意见。
　　10月17日　林彪作《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次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正式下达林彪的《紧急指示》。在此前后，根据毛泽东意见和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在京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机关及其干部家属被“战备疏散”到外地。
　　△当晚，与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会见在京一些老同志，向他们宣布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战备疏散的决定，说：主席根据当前形势，决定一些老同志在二十号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各地安置工作，均由我打电话安排，中央办公厅负责准备专机或专列。之后，又向疏散的老同志一再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原北京的住处均保留不动。
　　10月18日　经报毛泽东同意，批准发表《关于中苏两国政府即将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公报》。二十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开始举行。谈判期间，对中方采取的谈判方针、策略、方法等多次给予具体指示，重大问题随时报告毛泽东批准。
　　△与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通话，要省革委会妥善安置即将去江西的陈云、邓小平、王震及其家属，生活上要给予照顾。次日，得知江西省革委会准备把邓小平夫妇安置在赣州时，即告；对邓安排赣州不妥，那里交通不便，山区条件差。应安排南昌市郊为宜，并住两层楼房，独家独院。据此，江西省革委会重新调整了方案，将邓小平夫妇安置在南昌市郊。
　　10月20日前　要王良恩〔注1〕转告广州军区和广东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妥善安置即将去广州的董必武、朱德、李富春、张云逸、张鼎丞〔注2〕等，并在生活和医疗保健上给予照顾。之后，又嘱有关方面负责人，对安置在广东、湖北、湖南等地的刘伯承、叶剑英、邓子恢、陈奇涵〔注3〕、徐海东、张闻天〔注4〕等均给予照顾。
　　〔注1〕王良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部主任。
　　〔注2〕张云逸，原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张鼎丞，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注3〕邓子恢，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奇涵，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注4〕张闻天，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文化大革命”中被看管。
　　△指示新华社：各国对中苏边界谈判的反应，要使中央领导同志及时了解。要多搜集反应，要快。每天分几次送，要有分析，有综合。可出专集。
　　10月21日　范文同率越南党政代表团来华访问。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与范文同举行会谈。二十五日，中越发表会谈公报。
　　△会见多米尼加前总统、革命党前领袖胡安·博什和多米尼加“四二四”运动领导人阿里斯蒂时指出：革命总会经过一些成功和失败的。失败是成功之母。人们总是要经过一些失败才能前进。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经验，才是全面的经验。
　　△与李先念、纪登奎等谈保存档案和高校下放等事。
　　10月24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和修改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加强保密工作的紧急指示。
　　10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规定：国务院各部门所属高等院校，在京的仍归各有关部门领导，在外地的交当地省、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结合办的交厂矿领导；教育部所属高等院校全部交所在省、市、自治区领导。二十五日，周恩来在通知稿中关于各高等院校的交接过程处加写：“要认真负责，妥善保护校舍、教学设备、科学仪器、图书资料、附属工厂以及一切国家财产。坚决同破坏、贪污、盗窃学校公共财物的坏人坏事作斗争。如发现有破坏、盗窃的罪行。应予严格惩处。”还加上：“国防科委所属的高等院校的领导关系，另定。”
　　△前往解放军总医院看望黄文欢。
　　10月28日　国务院批转第一机械工业部军管会《关于加速第二汽车厂〔注〕建设的报告》，指出：这是国家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各方面要大力协同，紧密配合，保证一九七二年按期完成成批生产军用越野汽车的任务。
　　〔注〕第二汽车厂，该厂厂址（湖北十堰）。经周恩来审定，一九六九年动工修建，一九七五年第一个车型二点五吨越野汽车生产基地建成投产。
　　10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有关四川问题汇报。次日，就政治局会议情况函报毛泽东、林彪，提出：“目前，四川问题，中央非过问不可了”；“从九大后，四川掀起‘反复旧’运动，其性质与山东、贵州、湖北类似”，“‘反复旧’矛头虽也是对着军队，工代会也要超越于革委会之上，但四川究竟有四川特点，一切表现在派性和武斗上面”。又告：现已有必要先约四川党政军有关负责人“来京商谈”，“达到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然后再扩大商谈范围”。毛泽东于三十一日批示同意。
　　10月31日　将一份反映北京市东城区三个核算店贪污盗窃严重的材料〔注1〕批给谢富治、吴德〔注2〕：“只反映，不提办法，看了使人着急！”
　　〔注1〕材料称：清队以来，在北京市京城区南池子、瑞金路和北京车站餐厅三个核算店中，初步交待有贪污行为的二十五人，有据怀疑的五十三人，共占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三点三，已交待贪污款近两万元。
　　〔注2〕吴德，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1月1日　汪东兴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拟任命王良恩、张耀祠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周恩来批：拟同意。
　　11月5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军管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关于邮电体制改革的意见》。《意见》提出：将邮电部的电信、邮政分开，电信部分划归军队领导，邮政部分与铁道、交通部门合并。十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总参测绘局与国家测绘总局合并问题的通知》，将国家测绘总局并入军委总参谋部测绘局。十二月十四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就总参谋部军事气象局与中央气象局合并问题发出《通知》，决定撤消总参军事气象局，称中央气象局，归总参谋部领导。
　　11月7日　会见韩素音。
　　11月8日　在听取国防工办各部门负责人汇报时指出：有关三线建设项目四川不能再安排了。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不能把项目安排得太多、太挤；建厂的原则应是把大改成小，把多改成精；搞生产建设不能人海战术，要短小精干。
　　△在听取国家建委军代表汇报人员下放意见时提出，谷牧〔注〕可不去干校，让他到三线基建工程兵部队搞些调查研究，总结经验。
　　〔注〕谷牧，原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调国务院协助工作。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内蒙古问题。
　　11月9日　就余秋里转来的《关于包钢暂停生产情况报告》〔注1〕批示李先念、纪登奎、余秋里、朱互宁〔注2〕：“包钢把不出钢铁的主要原因，推之于铁路运输，请你们查实。”
　　〔注1〕即包头钢铁公司革命委员会十一月八日报告。其中称，包钢自十月二十八日停产至今已十一天，主要原因是铁路运输情况不好；另一原因即内部无政府主义严重，余秋里在批转该报告的批语中认为，包钢停产的主要原因不完全是运输问题，还有包钢内部和路局内部的问题。
　　〔注2〕朱互宁，时任冶金工业部军管会主任。
　　11月10日　接见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等方面负责人以及驻国防科委、二机部、七机部工宣队、军宣队和军管会负责人，指出，在国防科研等系统的工宣队、军宣队都应当撤回，因为你们已经完成了任务。这些单位本身都有生产任务，是搞尖端技术的，过去三年耽误了不少工作，为赶上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就要抓紧时间，从符合当前情况的具体项目做起。
　　11月13日　在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十一日给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于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编制明年生产计划中遇到的问题的报告》〔注〕上批：“此电值得一看，对福建调拨产品，要加注意。要培养闽赣两省自给的工业能力。”
　　〔注〕该报告反映：近年来，中央有关部门交给的生产任务较重，与生产能力相差很大，建议中央有关部门根据各地工业基础情况合理安排，适当减免或取消所下达的任务指标。
　　11月16日　致信毛泽东，送去中苏边界谈判重申中方建议〔注1〕内容的讲话稿。另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与中国驻巴大使张彤谈话一电，认为：“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如何回答叶海亚，待与外交部研究后再报。”〔注2〕
　　〔注1〕中方建议的主要内容是：一、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是我们谈判的基础。二、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是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必要保证。三，中苏边界谈判必须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进行。
　　〔注2〕十二月二日，周恩来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时，请凯瑟转告叶海亚·汗总统：尼克松如要同我接触，尽可利用官方渠道。
　　11月17日　就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及新影“革命大联合委员会”关于抽调驻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三四一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部分人员接替驻新影厂军宣队的请示报告，致信江青：“请告狄福才〔注〕同志抽调八三四一部队一部分同志前往新影接替一九三师军宣队的任务；同时，工宣队也可在八三四一部队进厂熟悉情况后撤出。已告新影工、军宣队做此准备。”十九日，江青将此件批给汪东兴，称，“组织班子是你的工作，叫我做此工作，是难为我。”并在周恩来指示“已告新影工、军宣队做此准备”一句旁批：“欠妥。”
　　〔注〕狄福才，当时是八三四一部队驻北京电影制片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
　　11月21日　在接见即将出访阿尔巴尼亚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时指出：只讲美苏勾结，不讲争夺，片面性很大。现在美苏争夺的中心是中东。光看到勾结，看不到争夺，有些问题就不能解释。只有两个阵营的矛盾的提法就是片面性。对国际形势的分析都要分析矛盾，怎么看不到矛盾呢？
　　11月23日　在会见黎清毅〔注1〕、黄文欢等时谈到：自三月珍宝岛事件以后，从莫斯科传出消息，说苏联要用核武器轰炸中国的战略基地、原子基地。苏联政府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件事。我当面问过柯西金〔注2〕，他也没有回答，也没有澄清。中苏双方边界谈判中，我方几次提出这个问题，他们都没有回答。他们心里有鬼，想从实力地位出发。用原子弹吓人。这是吓不倒我们的。
　　〔注1〕黎清毅，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
　　〔注2〕九月十一日在北京机场同柯西金会谈时，周恩来说：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但是，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要把这个话告诉你。
　　11月24日　在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上对煤炭、冶金、铁路运输等部门生产情况提出批评，指出：煤炭是工业的粮食，应该领先，煤炭生产上不去影响一切。现在河南平顶山、山东、山西、内蒙、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区的煤炭生产都完成得不好。是派性，还是什么原因？懂业务的干部要尽快解放出来。总要想办法把生产搞上去。冶金工业很多方面没有完成计划，你们比煤炭更差，包括鞍钢。钢铁生产第一要满足国防需要，其次是电力、机床、铁路、汽车。要抓重点钢，不能齐头并进。铁路运输这半年来事故很多，车皮撞坏两千多节，比红卫兵时期还多，不好理解嘛！铁路运输不通畅，抓战备、抓生产都要受影响。最后提出：煤炭生产由纪登奎抓，铁路运输由余秋里抓，要把煤炭、石油、化工、铁路、交通、邮电各部门生产搞上去。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党政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等问题。
　　11月2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防工业方面问题。
　　11月28日　在接见国防工业系统几个专业会议代表时，就国防工业生产等问题讲话，指出；我们要把革命和备战结合起来，努力抓革命、促生产，用备战影响革命，以革命支持备战。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整个生产来谈国防工业生产，因为在整个工农业生产、国防工业生产问题上还有个平衡的问题〔注〕，国家就这么多设备、原料、基建力量，在这些方面总有个限度，我们应尽一切努力挖掘设备潜力。又说：干部要早一点解放，包括犯错误的干部，要给他们工作，发挥他们的作用；要承认老干部有经验，这是党的宝贵财产，长期“靠边站”，不仅业务荒疏了，政治也学不到了。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可以教育的，这一部分人潜力很大，要很好重视、培养、教育他们。
　　〔注〕中共九大后，经毛泽东、林彪批准，将国防工业各口划归军队管理，生产和基建项目先由军委办事组计划平衡，再由整个国家计划平衡。
　　11月29日　在外交部编印的一份情况反映材料上批：“我方外交人员和译员，也要主动地向对我友好的国家外交使节进行活动，这是重大的外交任务。不要‘闭门家中坐，担心鬼叫门’。”
　　12月3日　指示国务院所属各部委恢复值班制度。
　　12月4日　十月二十七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马丁致函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兴元，探询今年二月十六日因乘游艇越入中国广东珠海附近海域被中方拘留的两个美国人鲍德温、唐纳德的下落、健康及释放事，并要求转递这两人亲属信件。外交部十一月七日报告分析：此举显然是美政府采取试探我反应的一个新行动，建议接过此事，适时（十二月初）释放美二人，并发消息，通知美驻波兰大使。本日，周恩来就在华外国人研究处理小组十一月二十日关于此事的报告致信毛泽东、林彪：“经过政治局在京同志商榷，拟同意外交部对释放美国游艇两人的意见，时间拟定七日或稍后。”毛泽东批：照办。
　　△在接见中央办的解决四川问题学习班的成员时，对渡口市代表说；要以大局为重，以三线建设为重，要政治挂帅，全力以赴，保证一九七○年七月一日以前渡口〔注〕出铁。成昆铁路全线通车。
　　〔注〕指渡口攀枝花钢铁基地。
　　△在接见即将离任的坦桑尼亚驻华大使萨利姆时说：今天身体不太好，就不多谈了。我答应见你时还没有发病。现心脏不太好。回去后请问候你们总统。我很高兴地得知他安全、健康地回国了。尼雷尔是东非很难得的一位领导人，最好少出访。我是作为老朋友提出这一建议的。
　　12月5日　将反映国防科研系统某厂机密资料连续被窃的情况报告批告黄永胜、王秉璋〔注〕：“情况既如此严重，可否暂停搬迁，在年内搞好这一清队和破案工作，然后再行战备搬迁。”
　　〔注〕王秉璋，原七机部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
　　12月6日　就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第四次全会将毛泽东视察湖南时的一些谈话作为会议文件事告王良恩：“请你拟一通知，再次重申严禁私编私印主席、林副主席的讲话、巡视谈话和中央其它同志的讲话和谈话，以及非正式的有关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其它同志的传说、抄件、文件、书籍，等等。如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各大军区、军区党委以及相应机构再违犯这一通知的规定，即将执行纪律。省军区以下组织，则由你们审查议处。”二十五日，在写给毛泽东、林彪的报告（与陈伯达、康生联名）中说：“各地私编私印、乱传乱发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其它同志的谈话记录和文书图片画册。既多且滥，恐非经多次告诫，收回销毁，不能停止。现送上政治局有关会议通过的中央通知（送审稿）及附件二〔注〕，请主席予以批示。”毛泽东批：“照办。”
　　〔注〕附件一是黎原、华国锋、杨大易关于擅自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检查报告（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八日）；附件二是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清查和处理非法印刷品情况的报告（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日）。
　　12月9日　在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编辑的有关朝鲜籍在华侨民情况的简报上批：“朝侨要求回国，如无特殊原因，可多批准他们回国为好。”
　　12月1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研究由于苏方代表回国而暂告休会的中苏边界谈判，以及备战、明年生产计划、三线建设和内蒙古、四川等问题。次日，将会议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
　　12月12日　将外交部转来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十一日在中国大使馆会见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的材料报毛泽东：“选上我驻波代表接见美大使报告来电三份，请阅。拟搁一下看看各方反应，再定如何回答。”毛泽东批：“照办。”
　　△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时说：当前国际事务错综复杂。从全世界范围来说，美苏两国既相互争夺，又相互勾结，争霸世界。现在是超级大国扩军备战，但同时也进行谈判。首先，美苏在赫尔辛基进行核会谈。另外，中苏举行边界会谈，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视。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美国大使在华沙向我进行试探，他在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时装展览会上同我译员进行了谈话。对美关系，中国的立场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是美国一切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去。感谢叶海亚总统把中国的立场说得很清楚。
　　12月14日　在接见中央港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时，提出要对香港情况加强研究，并嘱咐新华社也要好好研究香港的经济、政治、文化情况，因为香港的情况反映世界经济动态。还讲到：工委与中国银行要研究国际经济动态，摸一下动向，包括工商业、银行、运输。
　　12月16日　在中共中央关于对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全面军管的决定（草案）的修改稿中提出；由于目前内蒙古地区的工作不能适应形势需要，领导之间思想不统一，决定成立以黄振棠（北京军区副政委）、杜文达（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九人“前指”〔注〕党的领导小组，实行对内蒙古的一元化领导。二十九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决定对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分区全面军管，由北京军区前线指挥所对内蒙古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和内蒙古军区协助前线指挥所工作。
　　〔注〕“前指”，指北京军医前线指挥所。
　　12月17日　在接见全国机械产品预拨订货会议预备会全体代表时，强调要坚持生产，厉行节约。提出：尽管说准备大打、早打，但还是要做打或不打的两种准备。现在生产中的一个大问题是把铁路运输搞上去；此外，工农业、轻工业都要坚持生产，不能放松，不能停下来。针对一些单位无计划地滥印、滥制毛泽东著作和像章，致使纸张、铝材紧缺，甚至有人借机搞投机倒把的情况，批评说：数字太大了〔注〕，比人口还多嘛！这是对毛主席的不尊重。纸张生产要统筹安排，印刷也要控制，明年任务够了，不需要那么多，印得太多了反而浪费。如果有人借此搞违法活动就更不好了，应依法处理。
　　〔注〕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印刷《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分别为八亿套和五亿册，毛主席像十二亿张。
　　12月20日　出席全军战备工作会议〔注〕，就国内外形势等问题讲话，指出：目前国际形势正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国内现最重要的是抓战备、抓生产，把革命和战备结合起来。要把煤，电、冶金、运输、石油、化工搞上去。备战的基础还是农业，农业上不去影响各个方面。轻工业也要发展。总之，明年生产要有新的跃进高潮，使革命、生产双丰收。在谈到各地情况时说。有的地方清理阶级队伍搞扩大化，犯了“左”的错误，纠正错误时又以扩大化反扩大化。不按中央指示办事。会上宣布将内蒙古自治区的东三盟划归东北管辖，西三旗划归西北管辖。
　　〔注〕此次会议十二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召开。
　　12月23日　就四川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梁兴初、张国华、李大章〔注1〕二十二日关于李井泉〔注2〕病情的报告〔注3〕批示：“拟同意送院医治，如卫戍区医院难治，可送三○一医院，并对医院做政治工作。”
　　〔注1〕梁兴初，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时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李大章，时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注2〕李井泉，原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
　　〔注3〕报告称：据北京卫戍区监管部队通知，李井泉经二六七医院监察，发现血压升高，心脏供血不足，肝稍硬化，脸、四肢浮肿，行动不便，建议送医院治疗。
　　12月24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川问题。次日，将会议情况报毛泽东、林彪。
　　12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解决四川问题的批示，同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党委《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和《关于加速四川地区三线建设的请示报告》，决定由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等十五人组成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张国华任组长，梁兴初、李大章为副组长。造反派刘结挺、张西挺被解除省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下午，约余秋里谈计划问题。次日及二十九日，日开有关计划工作会议。
　　12月28日　对北京市交通管理工作指示：东西长安街，市区环行路和主要街道，以及五棵松向北至西郊机场岔口，都应将快慢车道标志加粗、标清，使之醒目；此外，人行横道标志也应清晰明了，长安街中心的“安全岛”也要恢复起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内蒙古问题。次日，将会议情况报毛泽东、林彪。
　　12月29日　就修改外交部复中国驻法国、瑞士使馆电稿〔注〕事报毛泽东；“我外交部采取一切拒绝态度，恐不甚适当”，“现改复我驻法、驻瑞两使馆一电，采取只收、只听，暂不答复态度”，“而在对我有利于接触时，才给回答”。关于中美华沙会谈，拟在一月初答复：“定在二月二十日恢复会谈。”毛泽东在报告上批：“同意。”
　　〔注〕外交部在原复电稿中提出：美方人员如要求见我大使、代办，可拒绝接见，如要求见我使馆一般工作人员，可接见，我必须两人在场，只听不说，允为转达，但均不约回答日期。
　　12月31日　将军委办事组当日报来的《全军战备工作会议纪要》送毛泽东，毛泽东批：“照办。”
　
　



  
节选自《周恩来年谱》（1949—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