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桦:“今天”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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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派诗人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物质全面匮乏而精神高度单一、集中的时代。他们和当时的青年一样身不由己地(那个时代没有选择)接受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持续燃烧的激情火焰(“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毛泽东语录)及毛泽东时代所包含的所有诗意。这诗意从另一面培养了他们“独特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他们运用这一“情怀”充分表达了他们自己：幸福和光明的感觉、痛苦的泪水的闪光、专注和深邃的反抗、苦难的震惊及全新的颤栗……请听北岛在《回答》中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

这激情在震动北岛的同时也彻底地震动了我们。这是何等的声音，几乎不是声音，是叫“地震”。《回答》理所当然是激情的震中(正如舒婷所说北岛的诗是“八级地震”)。我们的激情终于在此刻落到了时代的实处(这时代不包括“今天”以后，尤其不包括90年代)，它从“今天”开始，从“我不相信”开始，从一个英雄的声音开始。他在镀金的天空舞蹈，他为死者弯曲的倒影歌唱，这一切恰如一位中国青年思想家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中国所需要的不是太多的主义，而是大道、青天、情怀。”

诗人多多是一个有着孩子般激情的“大英雄”典型。他好像永远生活在超现实主义的60年代，他以那个年代火红的核心不停地唱出今天派中最尖锐的高音。这高音有时会使他独自一人爬在床边、大口喘气，被无端端的激情煎熬得快要窒息；这高音也经常使他以震撼人心的个人行为令我们大家瞠目结舌，叹为观止。记得有一次朋友聚会，他与一位年轻诗人发生了争执。突然，他怒火上涌、冲动起来：“我们现产来比死，看谁敢从这楼上跳下去；我先跳，接著你跳；如果你不跳，在场的人就把你推下去。”白热的多多那一年已39岁了。但做人、作诗都比好多20多岁的年轻诗人更显青春活力，也更先锋、更亡命。

常年累月，他被一种神经质的朝气蓬勃的写作“毒瘾”所“迫害”，这随时发作的“毒瘾”只许他高歌不许他像中年人那样浅唱低吟。由于“中毒”太深，他始终如一地对诗歌的歌唱技巧有一种孩子般的好奇心和紧迫感。他一刻不停地堕入他热病煎熬的天才深渊。

他曾对我说：“我是不可打败的，因为我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很有意思的一句话。“毛泽东思想”在这里已转换成一种超级理想与长生不老的激情象征，也正是毛主席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青春激情”创造性地焕发了他的艺术激情。这激情“只争朝夕”地迫使他经历一个又一个的风暴，从“文革”的红卫兵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再到《农民日报》的记者，他从未休息过片刻。他就是这样一个天真、任性、敏感、急躁、永不衰老的诗人，迫切地想把一腔热血抛洒出去，随时都可能突然起立为真理或为“疯狂的艺术”献出自身。

当芒克写出“伟大的土地呵，你激起了我的激情”的同时，蓦然写出了《葡萄园》这首中国政治生活的例外诗篇。《葡萄园》是一首标准的法国早期象征主义诗歌，那激情已在此过滤为纯粹的柔情：

当秋风突然走进哐哐作响的门口，
我的家园都是含着眼泪的葡萄。

它的音、光、影、情真像伟大的魏尔伦。

被多多称为大自然的诗人的芒克与多多是初中同班同学，后来又一道去北洋淀下乡当知青，而北洋淀却成了早期今天派诗歌的摇篮。

北岛、江河、甘铁生等不少诗人都曾前往北洋淀游历并切磋诗艺。

芒克是一个天生的诗人，自然之子，他豪饮、打架、流浪，高贵的原始激情犹如大自然的音乐在他的生活和诗篇中和谐的律动。芒克魅力四溢，他的诗“需要重新发现”，他的声音，有时在今天派中显得有一点倔强的偏离。难怪有人对我说：“芒克的诗是今天派中最好的。”，这显然是从纯粹生命激情(或纯诗)这个角度来谈的。

芒克和多多于1973年开始了一场富于传奇色彩的“诗歌决斗”（指二人每年都要互换一册各自的诗集，以作诗歌比赛），这决斗本身就是少年激情的象征。

“今天”的老大哥，被江河称之为“我们的酋长”，被多多称之为“自朱湘自杀以来诗人中惟一疯狂了的诗人，也是70年代以来为新诗歌运动伏在地下的第一人”，他就是食指。
70年代初，食指因同赛福鼎的女儿赛莎莎的悲剧性恋爱及后来与李立三的女儿的婚姻破裂，从而导致精神崩溃，成为精神病人并长期住在北京郊区的精神病院。他疯后写的《疯狗》是一首绝对燃烧后遍体鳞伤的悲歌，一个时代发生在一个诗人身上的壮烈的墓志铭。1991年我从默默那里看到了食指最近的照片，他身穿病服，全身发胖，脸很浮肿，木然站立于照片中央，他看上去很苍老，像一个老人(一改过去朝气蓬勃的60年代形象)，但这“老人”仍保持着诗人的最后激情，默默告诉我：“食指一见到去看他的诗人，就说：‘诗人不应该在城市，应该去祖国最贫困的地区帮助那里的穷人。”

食指的诗是早期今天派诗歌激情的灯塔，北岛曾在法国回答记者提问时，回忆说他当时为什么写诗，就是因为读了食指的诗，《回答》一诗出自食指的《相信未来》，但无疑超越了它，《回答》的含义更复杂、更饱满、更坚定、更广大，《相信未来》却更单纯、更个人、更趋向于感动。如果说《回答》，是春雷，那么《相信未来》就是闪电。

今天派诗歌中的爱情观是俄罗斯式的幻美。它确定了整整一代正当青春并渴望爱情的青年们的爱情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正如张枣曾对我说过的：“北岛的《黄昏·丁家滩》使大学生们懂得了谈恋爱时如何说话。”在一个阴雨天，我和张枣——两个幽暗而亲密的吸烟者在重庆歌乐山为这首诗的每一行所叹息、所激动。

北岛的一系列抒情诗最能代表那个时代年轻的心之渴望，他安慰了我们，也焕发了我们，而不是让我们沉沦或颓唐。“以往的辛酸凝成泪水，用网捕捉我们的欢乐之谜。”仅这《雨夜》中的二句就足以激起几代人的感情波涛。它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当时的“伤痕文学”，这两句不但足以抵上所有的伤痕文学，而且是更深地扎向伤痕的最深处，它的意义在于辛酸中的欢乐之谜，只有辛酸(或伤痕)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辛酸中悄悄的深刻与甜密和个人的温柔与宽怀，甚至要噙满热泪，胸怀欢乐去怜悯这个较为残酷的世界。《雨夜》又一次体现了北岛抒情诗的伟大性之所在，它与俄罗斯式的抒情是相通的，《雨夜》寓意了社会主义国家里一个平凡而真诚的人的故事，一个感人而秘密的爱情生活故事，这故事如一股可歌可泣的电流无声地振荡了每一个读者的心，唤醒了他们那沉睡已久的生活。《雨夜》当之无愧是70年代的“娜娜之歌”，是中国的《泪城》。

相比之下，毛泽东时代越消解个人生活，个人生活就越强大，个人生活的核心——爱情就更激烈、更动人、更秘密、更忘我、更大胆、更温情、更带个人苦难的倾诉性、更易把拥抱转变为真理。正如帕斯捷尔纳克所吟唱的“天色破晓之前已经记不起，我们接吻到何时为止。”“拥抱永无休止，一日长于百年。”以及他在《日瓦戈医生》中所塑造的娜娜，这一完美女性的真理形象，那近乎圣母玛丽娅的形象。在娜娜身上，他倾注了他所有的理想、抱负、热血、眼泪和美。他对娜娜所进行的无垠的幻美使他摆脱了可厌又可怕的人间生活。这一点似乎证明了杰姆逊所说的第三世界的文学都是“民族讽寓”文学，即表面写私人生活，骨子里却是对整个民族进行讽寓，爱情这个很私人的题目变成了对集权的反抗，对压抑的突围，娜娜如此，《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萨宾娜亦如此。

而另一些话，另一些黑夜中的温柔细语，另一些乌黑的卷发和滚烫的呼吸在北岛的“雨夜”中歌唱，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念出这些我们记忆中的诗行(而不是戴望舒的《雨巷》)：

即使明天早上
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
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
我决不会交出你
让墙壁堵住我的嘴唇吧
让铁条分割我的天空吧
只要心在跳动，就有血的潮汐
而你的微笑将印在红色的月亮上
每夜升起在我小窗前
唤醒记忆

出奇不意的“铁条”，我们生活经验中一个熟悉而“亲切的”词汇，在这里，它带著一种近乎残忍的极乐刺入我们欢乐的心中。

“铁条”和爱情和受难和我们日常性的束缚和“伟大的”政治纠缠在一起。这样的抒情诗(或爱情诗)当然会在人们的心中一石激起千层浪。这“雨夜”中的“铁条”正好就是人们内心珍贵的铁条、幸福的铁条，它已升华为一种普遍的英雄象征——当一个人即将成为烈士时，他会含着这个象征(或这个崇高的微笑)从容地面对死亡。

“娜娜”式的爱情或“雨夜”式的爱情成了社会主义国家被压抑的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偶像(这压抑指60—70年代)，一个我们自己才能理解的神话，即便像赵一凡这样研究西方后现代的学者，也会在哈佛大学的学生咖啡厅里，随着“娜娜之歌”的插曲开始他“昔日重来”的精神漫游或“用网捕捉我们的欢乐之谜”的漫游。

今天派的诗歌形式与俄罗斯的现代诗歌形式更相契台(虽然也受了一些西方诗歌影响)。俄罗斯的现代诗与西方的现代诗是不同的，帕斯捷尔纳克、曼杰斯塔姆、茨维塔耶娃，他们写的不是西方所谓的“世界主义诗歌”，而是有一个鲜明的苏联社会主义背景。他们首先要用诗歌解决个人生活中每天将遭遇的严峻现实政治问题，为了突破“政治”、歌唱自由，他们不惜用尽一切“细节”、一切“速度”、一切“超我”，像一只真正泣血的夜莺。西方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已超越了政治而专注于最普遍、最基本的人性本身。正如一位作家所说，“帕斯捷尔纳克是苏联的作家。而索尔·贝娄不仅仅是美国作家，也是全人类的作家，他越过了地缘政治这一概念，在作品中表现了对全人类的所有人性问题的关注、理解和同情。”而今天派的背后同样有一个社会主义的背景，俄罗斯诗歌自然而然成了它的姊妹。从这一点上说，今天派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毋庸置疑，同样的内容、同样的背景，当然就采用同样的形式。

时至今日，当我们回忆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今天派最活跃的那段历史时，我们仍然不觉惊叹：今天派带给我们的神话是罕见的，也是永远的。它通过几个人，一些诗就完成了对一个伟大时代的见证。

而今天派之后的中国诗坛又是另一番景象了。“诗是作为一种已经完成的社会华丽仪式和庄严仪仗而创造的，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光荣才会有它应有的地位。”(马拉美语)中国诗歌在经历了今天派诗人的“华丽仪式和庄严仪仗”后，它的光辉暗淡了、陨落了。“我们这个时代，诗人是对整个社会罢工了。”早在19世纪末，马拉美就宣告了这一点、预言了这一点，也正如W．B．叶芝所说：“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今天的诗人只是一个生活的旁观者或一个孤独的掘墓人，要不就是一个高科技时代的“笑话”或一个20世纪最后的唐·吉诃德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