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周恩来在文革初期的实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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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选举，周恩来在政治局常委中名列第三，按照八届一中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选举结果看，周并没有升，也没有降，属于“原地踏步”，不过这一“原地踏步”比起刘少奇下降到第八，邓小平本来第四后被毛泽东排到第六、陈云、朱德基本靠边站的结果看，已经属于万幸了。
近年来，海外有些研究周恩来的人，出于一些不可告人，竭力歪曲周恩来在文革初期的政治地位，不但把周恩来的实际权柄抬到一个吓人的地步，还进而得出毛周合谋的结论，且不说这种观点本身如何，就以周恩来在文革初期的实际地位来说也远没有到了可以与林彪并肩的程度，甚至一度落后于陶铸。
1966年9月5日，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关于党政干部任免审批手续的暂行规定》，报经毛泽东审阅。这份规定指出，中央局书记（大区书记）、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省长、中央各部部长、第一副部长或者常务副部长、国务院各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国务院部长、第一副部长、党委书记、党组书记、党委副书记或党组副书记的任免由中央常委会审定，中央碰头会提出报毛泽东、林彪审批；党和政府系统的司局级干部，由常委碰头会提出，指定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审批；大军区、军兵种和解放军三总部军政一二把手的任免，呈报毛泽东。【注】
通过这份决定，我们可以发现，包括中央局书记、省市委书记、自治区书记在内的部长以上干部的生杀大权掌握在毛泽东、林彪手中，司局级这一层的主要是陶铸负责。周恩来在这里所起的作用是在他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上进行提名或者审定，最后提交和报审毕竟由毛泽东、林彪来作出决定。也就是说，在重大人事任免问题上，周恩来不具有任何决策权。
但是，与之相反的则是中央文革碰头会具有周恩来不具有的权威，甚至到了可以挑战文革“副帅”林彪的境地。对于这个非驴非马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周恩来深知其背景，所以，他小心迂回的做了几次“软顶”，让这个“威风八面”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发出的那些个凌厉的利箭射在了“棉花”上，尽可能的降低这个碰头会对于国家的损害程度。为此，江青非常恼火，她斥责周恩来说：“你这个也不让批，那个也不让批，你的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你就是不相信群众。”对于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到处“灭火”的行为，江青更是勃然大怒：“你一贯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的常委拉到你那里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这段惟妙惟肖的对白是原中央文革成员穆欣的回忆，载于安建设主编的《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一书中。
江青随即发动清华的红卫兵头子蒯大富公开点名的指责周恩来，蒯大富说：“总理在重大问题上和稀泥，大搞其折衷主义，不能和中央文革保持一致。我们怀疑现在是否还有一个暗中与党中央、毛主席对抗的司令部？”蒯大富的讲话得到了江青的赞许，陈伯达等人也附和。江青也知道仅仅蒯大富这些人出面来整周恩来是不够的，她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的“软顶”，她说：“我们处处烧荒，他（指周恩来）去层层灭火。”毛泽东说：“他（指周恩来）一贯如此。”但是，毛泽东也指示中央文革，不要和总理闹僵了，要和总理保持好团结。江青随即把这段话告诉了姚文元，姚文元后来传达说，江青的意思，要和总理，中央文革的几个同志抱成一团。【注】
江青表达的意见其实也就是毛泽东的意志。据陈伯达回忆，连“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名字都是毛泽东给起的，毛泽东让周恩来表面上主持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实际上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避免留给人一个印象，似乎“文革”就是他们的“夫妻店”，而周恩来当然洞悉内中缘由，加之，中央文革素来是江青的禁脔，谁也不敢轻易染指，所以，周恩来尽管奉命主持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但其重心仍旧在中央碰头会这一边。
事实上，这时候的毛泽东还有一种想法就是以中央文革碰头会通过“掺沙子”的办法跻身中央碰头会，借以达到“挂羊头卖狗肉”的境地。《周恩来年谱》记载，1967年1月2日，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悉数加入中央碰头会，成了决策圈中人。
同年（1967年）2月2日，周恩来试探性的建议分开搞两个碰头会的会议，一个是中央文革碰头会会议在钓鱼台，以中央文革为主，周一、三、五为会议日期；另一个则以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李富春四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为主，连带陈毅、李先念、谢富治、谭震林四位副总理以及叶剑英参加，当然也要通知江青参加，时间是周二、四、六。
周的这份建议本质上说还是希望明确划分中央碰头会与文革碰头会的责权利，对于周的这种良苦用心，甚至连康生、陈伯达都表示赞同。不过，却遭到了毛泽东的否决，毛批示：“此件不用，退周。”因为在毛看来，周的这种做法还是准备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中央文革手脚，这是毛不能容许。
1967年2月16日，著名的“大闹怀仁堂”事件发生。这给了一直觊觎最高权力以及准备随时安排中央文革进入真正主导角色的江青以及毛泽东一个很好的机会。就在当天，毛泽东要张春桥找周恩来谈一次话，明确要求周恩来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作书记处对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行提交中央文革小组讨论。就在这次特殊谈话之前，毛泽东还针对周恩来谈及的《红旗》社论中央常委不知情的问题做了批驳，毛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需要中央常委讨论。毛泽东发表的这一看法明显是在敲打周恩来，要他明白一个道理，在所谓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已经不容许态度含糊或者继续实行他周恩来特色的“灭火”政策。
2月19日，毛泽东大骂三老（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四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时间长达一个多小时。目前，官修本的党史教科书尽管羞答答的描写了一些毛的原话，但对于毛用词尖刻、贬损的地方多半回避。倒是后来谭震林有过一句话的回顾，他说：“我没想到主席会这样对待我们。”以谭震林追随毛泽东的历史生涯，这句话也足以反映出当时毛泽东的特殊嘴脸。文革顾问康生则用“无产阶级之怒”来形容毛泽东的恼羞成怒。
毛泽东痛批七个政治局成员之后，中央碰头会基本瘫痪，随后中央文革碰头会继之而起，完成了毛泽东政治换马的全部意图。
但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虽然在政治地位上有了绝大的提升，可作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的“头”还必须进一步的“剃”。
1967年5月18日，江青受人指使炮制“伍豪启事事件”，并将材料送交林彪、周恩来、康生审阅，周随后作出书面解释，毛不置可否，却把这份事关周恩来政治生命的重要文件发交中央文革收存。在《周恩来年谱》中我们可以看到毛的批示：“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明明知道这起“伍豪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毛泽东在稍后忽然煞有介事的对周恩来说：“你不要怕江青，她不对的，你要挺起胸膛跟她斗。对江青，对的我支持，不对的我反对。你总理无非是有几个条子存在她手里，你就怕这个？”（此处为吴法宪回忆）
毛泽东不愧是玩弄权术的老手，他暗中用中央文革不断敲打周恩来借此把周牢牢的绑在文革的战车上，又表面上装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似乎在鼓励周恩来与江青做斗争。其实，毛泽东与江青何种关系，外人或许不清楚，但对于周来说，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周恩来早在三十年代就是中央常委，一度的红军大家长，他的资历、经历在某些方面即便是毛泽东也不能相及。他何尝怕什么江青，更不会因为江青有了那么几张所谓的条子便恐惧难安。周恩来真正忧虑的是毛泽东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以致于彻底葬送中国当时还算勉强维持的局面。

文革中周恩来画像

红屋听雨喝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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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文革（转贴）

       恩来作为中共元老, 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实权派人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疯狂文革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起到过什么作用？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其也是做了正面的评价：“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较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正因如此，善良的人们一直认为，周恩来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纠正了毛泽东的一些错误，同林彪、江青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甚至一些知识界人士在回忆中，也不时出现周恩来保他们过关的情节。


事实果真如此吗？先从文革的序幕—批彭罗陆杨说起。

中共中央政治局1966年5月4日起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即昭著的（5.16通知）,点名批判了彭真为首的反党集团。当晚，周恩来要通了远在杭州的毛泽东的电话。

毛泽东听完汇报高兴地说：“搞了半天，他彭真也是只纸老虎嘛！”

“但是”，周恩来话锋一转，“会后，彭真又找我，要把通知中‘背着’、‘造谣’、‘盗窃’几个词去掉，我说，这是关键的几个词，一定要写，非写不行，不能去掉。”
“好！你回答的好，你回答的好啊！”毛泽东异常兴奋，“恩来，在这么多常委中，只有你理解我的心。”

“我不会辜负主席对我的期望，我是永远忠于主席的。”

“恩来同志，谢谢你呀。没有你，我也是不可想象的。”

（这只是文革初期周恩来向毛泽东吐诉衷肠的一次。）

5月 17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进行，彭真发言，要求对他的历史全面审查。他说：我历史上没有一次是反对主席的，我从来不反对毛主席，请中央全面考察我的历史。

周恩来站起来，声色俱厉地说：“你讲的纯属多余。我们没时间听你的费话。从现在起，你、陆定一和其他有牵连的人不要参加会议了，回去集中精力考虑自己的问题。”

待彭真、陆定一退出会场后，周恩来说了一番让人震惊不已的话：“同志们，彭罗陆杨的问题说明，他们晚节不保。有人说，只有盖棺才能定论。我说，就是火化了也不能定论。像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在香港的报刊发表，意思是说他不该参加政治。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他，这些人不能因为死了就成为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迁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
周恩来越说越激动，眼里闪着泪花：“只有我们的毛主席一家，才是真正的英烈之家。毛泽民、毛泽潭、杨开慧，才是真正的烈士。我们要紧跟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之后也是领袖。如果我们晚节不保，那就一笔勾销了。”   会后，列席会议的张春桥感慨的说：


   总理是真正动了感情。我敢说，总理是林副主席之后又一位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领导人，在中央，他才是真正的实权派。



保毛泽东、保中央文革、保革命左派，是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主要使命。

      
根据最近在海外出版的《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回忆，是周恩来帮毛泽东一手组建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陈的组长是周恩来向政治局常委推荐的。第二，是周恩来提议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依据最新披露的中央内部档案：“周恩来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讨论时，提议：江青同志担任副组长，第一副组长（摘自一九六六年六月档案）”。第三，是周恩来在中共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会推荐林彪为副统帅，毛的接班人。

  
    由此可见，毛泽东发动文革名正言顺的文（中央文革），武（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组织班子，都是周帮忙搭建的。周为此也颇引以为自豪，多次在文革中接见群众讲话时提到。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１日，时值不少群众炮打林彪和陈伯达之际，周在人大会堂接见部分来京军事院校学生时就说过：“在十一中全会上，我推荐了林彪同志，他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用毛泽东思想教育解放军最好。另一个是把毛泽东思想领会得最好，从理论上阐述和宣传得最好，这就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陈伯达同志。他们是经过几十年考验的。我们要用尽一切努力消除诽谤。”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７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上，周除了带头“敬祝我们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外，还第一次反常地在如此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上带头高呼：“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他说：“在这里我要提几句江青同志的战斗生平，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年月的。特别是三十年代她刚入党时，就遭到国民党、叛徒、假党员的迫害，她在很年青时就象鲁迅那样硬骨头，敢于向对她进行诽谤、迫害她的人进行反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当时江青同志写出的文章如果拿出来一读是红文章。至于反动派们为了迫害江青同志，写了不少黑文章、黑材料，那是专门为登在台湾和香港的报纸上用的黑材料，根本不是江青同志的东西。所以，谁要是收集这些材料（就是黑帮、反动派、帝国主义者写的诽谤江青同志的黑材料），那么他也就一定是黑帮。所以我们要追究这些人。这些材料没有什么了不起！那都是诽谤的材料嘛！鲁迅也遇到过这些嘛！何况江青同志那个时候整天做地下工作，又做艺术工作，很不容易。所以，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钦佩她。从抗日战争起，江青同志到延安成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奋的学生，在她身体不好的时候，也还在勤奋学习毛泽东思想，听毛主席的报告，在战争年月里参加了解放战争。解放以后、刘、邓、陶、彭、罗、陆、杨、谭震林、杨成武等这些黑帮都在迫害、反对江青同志。但是江青同志藐视他们，敢于和他们斗争……在中央文革里江青同志非常严格要求自己。当同志有缺点错误时她能热情认真的帮助。遇到坏人的时候她就敢于把他们端出来。这种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最后，周恩来再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在周恩来三千多字的讲话中，三分之一是对江青连篇累牍的奉承。就整体而言，文革中周恩来与四人帮及其前身“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基本是融洽的。１９６７至１９６８年全国有“首都红卫兵５•１６兵团”等好几个反周的群众组织，但都首先为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镇压下去。  

尽管文革中江青时时以“女主人”自居，对周恩来这位“老管家”常有不敬之处，但她却多次告诫她的嫡系（如清华井冈山）：“反我们的总理……就是指向中央。”周恩来自己在文革中也多次说过：有人“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是不会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办公的，今晚我们又在一起。”中央文革的所作所为，秉承的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以周恩来的忠诚和老练，怎么可能公开与毛泽东去公开“斗争”呢？

文革后期，尤其是林彪事件后，中共党内各派系都竭力填补林彪军人集团留下的权力真空。但结果是周和他的部属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位置，周也第一次成为中共的第二把手。

    这些史实真实地说明，周恩来在文革中绝不是“抵制和反对”了文革运动，相反，周恩来是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文革的，没有周恩来所起的关键作用，文革运动很难这么如火如荼地展开。我们也实在看不出周恩来是如何与“林彪、江青集团作坚持不懈的斗争”的，周恩来积极配合了中央文革小组，起了江青等人起不到的作用。周恩来也绝非“说了违心话，做了违心事”这么简单，这一说法无非就是为周恩来的文革所为作开脱。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周恩来是毛泽东大搞文革运动的“总参谋长”，是保障文革顺利进行的“总后勤部长”。

（其实，刘、邓、陶，彭罗陆杨，贺龙、陈毅，杨余傅，周恩来谁也没保，有时只是毛泽东发了话，才顺水推舟送个人情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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