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桦:早期地下文学场域中的传奇与占位考察:贵州和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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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早期地下文学场域中,贵州和北京堪称一对双子星座,两地的地下文学都经历了各自的令人瞩目的传奇故事,贵州的黄翔和北京的食指成为那个时代传奇的主角。前者引导出“启蒙社”，后者引导出“今天派”。这两个早期地下文学流派在当时各自占有了什么样的位置？谁主导了当时文学生产的审美趣味？这正是本文所要进行考察和回答的问题。但愿通过对他们的传奇与占位考察，我们能更清楚地认识那个时代特殊的诗性。
[关键词]场域、占位、传奇、象征资本、黄翔、食指

本文将主要采用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创立的“场域”理论，即一种文学社会学方法来考察中国早期地下文学中北京和贵州诗人的传奇与“占位”情况，考察的时间大致是6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期。

北京诗人或“今天”诗人所获得的“主导性占位”具有左右场域规则的权力，它使“朦胧诗写作”所倡导的现代美学观念和文本策略成为“场域”内的主要“游戏规则”，而与这一套“游戏规则”相去甚远的贵州“启蒙式”写作只能被视为“非主导性”的边缘化的浪漫写作，它在“场域”内的“占位”相对来说自然较低。

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之中有一个重点，那便是对“场域”动态结构的揭示，他认为一个“场域”在获得了高度的自主性之后，会出现一组对立的“二元结构”——在主导性的、拥有较高“占位”的位置与非主导性的、时刻觊觎高级“占位”的位置之间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结构的张力，彼此的斗争构成了“场域”的历史。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贵州诗人从来没有放弃对已经取得“主导性占位”优势的北京诗人进行挑战和冲击。他们总是以一种强迫症与受虐狂姿态来强调地下文学的起源在贵州并企图以这个源头之争来夺取地下文学场域内的“占位”优势。为此他们以启蒙式的泛政治策略及令人震惊的革命手段塑造了自己的先锋性和传奇性。吸引公众的眼球，营造狂欢效果的黄翔便是最典型的例子。他挥舞着他那如炮筒状的一百多张巨幅诗稿，在天安门前疯狂的呐喊；他率领他那浑身捆绑诗歌（似炸弹）的“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如外星人入侵地球一般杀向北京各高校。这一系列令人瞠目的行为，正如他的亲密诗友哑默所说：“黄翔以中国大地上第一代大字报诗人形象奏响了新诗大潮的序曲。”[1]从中不难看出，黄翔的斗争策略仍然是以文革话语反文革本身，这种在肉体行为中爆发的非理性语言往往空有热情，但无形式，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的空洞与陈旧也在所难免。但考虑到黄翔地处偏远，他的高年龄以及他可资利用的文学资源的稀缺，还是可以谅解的。在经历了几乎是一生的文学斗争之后，黄翔还是积累了他的文化象征资本（Cultural and Symbolic Capital），当他51岁时，他总算可以将其兑换成实际资本了（即实实在在的海内外名声）。

象征资本是布尔迪厄的另一个重要观点，他认为在文学场域内部有特定的资本积累手段，资本的积累程度直接关系到积累者在“场域”内部的“占位”情况。积累象征资本的手段包括写作、发表和阐释的情况、同行认可的程度、学术机构的接纳程度等。贵州诗人就经历了这样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为何漫长，因为他们常常从文学场域中越界至其它场域，如政治场域等，因此他们纯粹的文学象征资本的积累就必然十分漫长。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贵州诗人才终于获得了一个说得过去的“占位”，部分国内外学者开始注意到贵州地下诗人早期的声音，并认为它或许是地下文学最早的声音，当然对于这一带有传奇性的说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一、“野兽”的《火神交响诗》

1941年出生的黄翔，在受尽人间折磨之后，终于迎来了他迟到的光荣。1992年10月英国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将他和1942年出生的哑默（两人性格迥异，前者似火后者若水）同时收入该中心主持的第10届《世界知识分子名人录》并确认对他们两人作为1992、1993年度世界名人的提名；该中心并同时授予诗人黄翔“世界知识分子”称号和“二十世纪成就奖”。1993年1月由该中心和美国国际名人传记研究院联合发出邀请，邀请他们于当年7月上旬到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参加两中心共同举办的第20届世界文化艺术交流大会。这一年黄翔走出中国，完成了他少年时代就想远走高飞的梦想。而好静的哑默却选择了一直呆在贵州。

黄翔大半生都被惨烈的命运所纠缠，他出生不久就离开亲生父母（父亲是国民党东北保密局局长，母亲毕业于复旦大学英语系），由养母在湖南桂东农村养大。由于出生“剥削阶级”，黄翔仅勉强念完小学，从此便随养母干起了繁重的农活。他8岁时的某一天从乡间一口水井里捞出死鱼，结果被人当场抓住，认为有投毒之嫌，即被五花大绑、当街示众、关进牢房、差点判刑，后经化验，发现水中无毒，才得以释放。如按弗洛伊德的说法，这一天的童年经验对黄翔来说是致命的，他后来的恐惧、疯癫、被迫害狂都与这一天的精神创伤有关。从此他的命运真是与众不同，离奇古怪了。

1956年，黄翔15岁时，他的一个叔叔把他从桂东接到贵阳，在一间工厂当学徒。几乎就在这一年，他开始亡命于文学，尤其是诗歌，当然他也开始经历上百次的诗歌投稿退稿的厄运。

1959年3月的一个夜晚，黄翔在茫然的激动中辗转反侧，幻想着遥远的世界及新奇的生活，他爬上了一辆火车，远去大西北，他不停地做着精神分裂症式的白日梦，总认为有一位“穿着红衣裙的牧羊姑娘”会在歌声中出现并爱上他。然而等待他的却是一张逮捕证，其罪证是“畏罪潜逃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企图偷越国境逃往苏联”（据我所知，当时许多青年都有偷越国境的念头，好些人还付诸实践，我当时所在中学就有几个中学生如此做过）。接下来，黄翔被“劳动教养”3年，之后，成为一个“黑人”，在社会上流浪，露宿街头并在漫长的饥饿线上挣扎，后来在一家小煤窑里找到一份拉煤的工作。

1966年，文革爆发，那时已在一家茶场工作的黄翔又遭抄家，因从他手稿、书信中发现其“恋爱信件”中的诗歌流露出绝望的痛苦，即被判为现行反革命，关入拘留所。就在这时，他的妻子生下一个男孩，这男孩似乎也是“有罪的”，很快病倒了，由于医院拒绝为反革命的儿子治病，孩子不久死去。此时的黄翔崩溃了，接着被送进精神病院，医生对他进行了麻木神经的痴呆性“政治治疗”。

以上这个小传是我在参阅了黄翔自撰的《并非失败者的自述》后进行的略写。从中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他写于1968年的《野兽》一诗的愤怒激情：“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这首诗可以当作黄翔一生的真实写照，同时它也获得了普遍的历史意义。此诗虽从自我经验出发，却与文革的语境完全吻合。这证明了一个道理：一个一流诗人在书写个人命运时，他也就书写了一个时代的命运。因此，该诗被公认为是文革这一历史关结点上的早期中国地下诗歌代表作。

同样是上世纪60年代末的某一天，资产阶级出生的诗人哑默从贵阳一个古旧深黑的门洞中走出，独自来到郊区一个叫野鸭塘的地方，这里的农民收留了他，让他在此地公社的一间小学任小学教师。哑默的诗歌写作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的名字也逐渐开始在贵阳地下文学小圈子内流传。

很快，野鸭塘成为一个诗歌重镇（北洋淀几乎与此同时也成为北方的一个诗歌重镇，北岛、芒克、多多等人曾在那里聚首并催生了后来的“今天”），各色人物在这里进出，有诗人、画家、演员、音乐工作者，这个沙龙被黄翔取名为“野鸭沙龙”，诗人们在这里谈论政治、文学、哲学、艺术。其实这类地下沙龙在当时的中国到处都是，如我出生的重庆就有两个以陈本生、马星临各为其主的沙龙，北京有徐浩渊的沙龙，北岛、芒克的两个沙龙，南京有顾小虎的沙龙，上海有朱育琳、陈建华的沙龙……但许多沙龙都被无声无息地埋没了，犹如一代又一代被埋葬的中国地下诗人（稍有夸张，但是事实），唯有北京和贵州这一对双子星座临空闪耀，夺人眼目。

该文为何先从贵州说起，原因有三：一是黄翔、哑默的高龄（二人均有65岁了）；二是贵州早期地下诗人（尤以黄翔为主）过于出众的狂飚突进的冲击力；三是黄翔写过一篇让我一读之后终生难忘的文章《末世哑默》，该文是我读过的众多同类文章（描写地下文学的文章）中最震动我心的文章，地下文学的传奇之美被他描述得令人惊叹，直叫人想回到那个时代去重新生活一次：

早年的时候，哑默在野鸭塘的房子是个独间。在我的记忆中窗口栽着一棵仅有几片嫩叶的小树，或一蔟美人蕉。日照中影子投入房间，有一种说不出的哑默气氛。房间里有一架小床，靠床的小茶几上总是整整齐齐地撂着一堆用彩色画报纸包着的书。这些书是哑默最喜爱的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惠特曼、泰戈尔、罗曼·罗兰、斯·茨威格和早年的艾青。还有普里什文、巴乌斯托夫斯基。后来又挤进了意识流大师伍尔夫和普鲁斯特。靠墙的一角堆着几堆《参考消息》，从桌子一直堆齐天花板，颜色多半早已发黄。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那些年代，哑默就从这些报纸的文字缝隙中窥探“红色中国”以外的世界。有时一小点什么消息就会让他激动不已。如肖洛霍夫或帕斯捷尔纳克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小则报道。……当尼克松访华、叩击古老中国封闭的铜门时，他同他的朋友们兴奋得彻夜不眠，在山城贵阳夜晚冷清清的大街上走了一夜。他们手挽手壮着胆子并排走（这在那种年代是要冒风险的，这种行为立即视为“异端”，若被夜间巡逻的摩托车发现，就要被抓起来）。青春的心灵跳动着梦。他们静听着自己的脚步声，仿佛中国已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一个崭新的世纪已经来临。……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带着我的处女诗作《火炬之歌》（我的《火神交响诗》的第一首，写于1969年）闯进野鸭沙龙……我第一次朗诵《火炬之歌》的那天是个夜晚。屋子里早已坐着许多人。我进来的时候，立即关了电灯。我“嗤”地一声划亮火柴，点亮我自己的一根粗大的蜡烛，插在房间中央的一根独木衣柱顶端。当蜡光在每个人的瞳孔里飘闪的时候，我开始朗诵。屋子里屏息无声，只偶尔一声压抑的咳嗽。许久许久，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我才发现整个房间还没有人从毛骨悚然的惊惧中回过神来，我这才听到街上巡夜的摩托车声。[2]

以上这段文字颇富时代现场感。如同闻到某种特殊的气息一样，我闻到了那个时代特异的思想、生活的核心与细节以及早期贵州诗人的隐密之美。但隐密的美注定要以一种黄翔式的“血啸”面目出现，它注定要疯起来，这“疯”出现在1978年10月10日。这一天，黄翔带着几个帮手从贵阳杀至北京，如他自己所述：“一百多张巨幅诗稿卷成筒状，如炮筒，如沉默的炸药，如窥视天宇的火箭，我抱着它上了火车、扛着它进了北京城。……我之所以选定北京，因为在那儿，立于天安门广场。撒泡尿也是大瀑布！放个屁也是惊雷！……墙上出现了一把我自画的火炬。接着，两个谷箩那么大的字‘启蒙’赫然显现。接着，是我亲自奋笔疾书的《火神交响诗》……街上的交通马上被堵塞。我应群众的要求即兴朗诵。在手挽手地围住我、保护我的人群中，我只有一个感觉：一个伟大的古老的民族的肌肉正在我周围重新凝聚。我第一个人点了这第一把火。我深信，我一个并不为世界知晓的诗人，在北京街头的狂热的即兴朗诵，远胜于当年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朗诵于民族广场。”[3]

接下来，黄翔一次又一次轮翻对北京进行冲击，一次比一次激烈，一次比一次远离文学场域，最后他干脆从“启蒙文学”直抵“政治文学”。他一会儿像一个政治家一样要对毛泽东三七开，要重新评价文革；一会儿又像一个国家领导者一样欲邀请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与他坐而论道谈人权。如此大而无当的多头出击，如此不专注于文学场域内部的技艺锻炼，其紧接而来的“占位”形势可想而知。政治场域中的象征资本并不能在文学场域中进行交换，仅在与国际资本进行流通时会有例外。但一个诗人不能拿例外来进行赌博。正如庞德所说：“技巧是对一个人真诚的考验”，一个诗人永远都应专注于他的诗艺，也就是说永远都应把自己局限在文学场域内，可以保持政治幻觉，但不去作越界之尝试。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说一个诗人不反叛，反叛是人的天性，更何况诗人。我在此只是想说对反叛之范围、理性、与形式感的把握。而这几点是一个诗人在文学场域中获得较好“占位”的关键。而黄翔在这几点上都输给了北京诗人，因此他虽有“壮怀激烈”的个人传奇，但在诗歌界内部的“占位”却不可能超过早期北京地下诗人。

二、相信未来

就在贵州发出“地下之声”的同时，北京地下文学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食指在黄翔写出《野兽》、《火神交响诗》的前后，写出了以地下形式传遍大江南北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1968年“是建国后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具有历史关结点意义的年份，这一年12月20日毛泽东发出‘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使得文学在红卫兵向知青的身分转变中发生新的转折，真正意义上的‘知青文学’和‘文革地下文学’从此拉开帷幕；当代作家食指在这一天坐上四点零八分的火车离开北京，并在火车上构思成《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这个‘四点零八分’的历史时刻成为一代人青春的创伤记忆。”[4]仅仅两年之后，食指又于1970写出了“至今尚无他人能与之相比”（多多语）的纯净程度极高的《相信未来》。多多后来在他一篇被引证极多的回忆文章《1972—1978：被埋葬的中国诗人》中，这样说：“郭路生（食指）是自朱湘自杀以来所有诗人中唯一疯狂了的诗人，也是70年代以来的新诗歌运动伏在地上的第一人。”[5]关于他的疯狂有许多说法，因此充满传奇色彩，据马佳回忆：“郭路生有次险些自杀，那是一种极其惨烈的失恋经历。能够在自杀前期听到马车驶过运河那种铃声，在听到这种铃声时，他又产生了一种生命的渴望……失恋肯定是他崩溃的一大因素，早在1968年，他就在和一个维族姑娘相爱，他爱得很真，很热烈，但又清楚地看到隔在他们中间的重重障碍。这段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恋情，使他在感情与理智的矛盾中痛苦不堪……他在草地上不停地翻滚，哭喊着那个女孩的名字”[6]那女孩其实就是赛福鼎的女儿赛莎莎。但据我所知，食指是与李立三的女儿李亚兰结婚后，第三者的介入而导致精神错乱的。1972年开始，他就基本长期住在北京第三福利院。2003年11月，我同他一道在广州参加一个诗歌朗诵会，知道他现已出院了，与一位颇富爱心的护士一道生活。看上去他精神不错，但据林莽说，偶尔如受刺激会犯病，他会突然说：“芬兰女总统是我的情人”之类的话。

即便是疯了的食指，并且已经退出了文学场，他的影响力仍很大，他是直接启迪了“朦胧诗”整整一代诗人的源头性诗人。江河说：“他是我们的酋长”，多多说：“他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传统”，北岛也曾说过：“我当时写诗是因为读了食指的诗”。食指的名字早在70年代初就在祖国大地上秘密流传，成千上万的青年传抄他的诗，据说《相信未来》一诗甚至惊动了江青，被江青点名批判过。

对于食指在地下文学场域内的高“占位”，黄翔颇有怨言。他在一封信里说：“北京的一些人把中国当代诗歌的缘起总是尽可能回避南方，老扯到北洋淀和食指身上。其实无论从时间的早晚，从民刊和社团活动，从国内外所产生的影响都风马牛不相及。食指的意识仍凝固在六十年代末期，至今仍坚持‘三热爱’，无论过去和现在思想都非常‘正统’和局限。他当时的影响仅局限在小圈子里，而不具有广泛的社会历史意义。我想这是公允的。”[7]其实这是不公允的。前面已说食指当时的影响已广及全国知识青年，举一个例子：就连当时在昆明工厂当工人的于坚都于70年代初读过《相信未来》，由此可见其传播的深广度。食指如今的声名已超出了文学界，被公认为中国早期地下文学的第一人。当然，我们可以说黄翔从事地下文学的时间比食指早，因他的年龄比食指大，但早并不等于就能积累更多的象征资本。与黄翔相比，食指对于诗艺更专注、更自觉，他从不从诗歌中越界，他终其一身都在探讨诗的形式，深受其老师何其芳的影响，崔卫平在一篇文章说：“他很快和我谈起了何其芳，谈起了何其芳当年对他说的，诗是‘窗含西岭千秋雪’，他边打手势边对我说：‘得有个窗子，有个形式，从窗子里看出去。’”[8]如此形象地谈论诗的形式可见他对中国现代格律诗这一形式探究的执着。又如崔卫平所说：“在任何情况下，他从来不敢忘怀诗歌形式的要求，始终不逾出诗歌作为一门艺术所允许的限度，换句话说，即使生活本身是混乱的、分裂的，诗歌也要创造和谐的形式，将那些原来是刺耳的、凶猛的东西制服；即使生活本身是扭曲的、晦涩的，诗歌也要提供坚固优美的秩序，使人们苦闷压抑的精神得到支撑和依托；即使生活本身是丑恶的、痛苦的，诗歌最终仍将是美的，给人以美感和向上的力量的。”[9]而黄翔却常常从文学场域中越界到其它领域，如进入泛政治领域，“追求轰动效应，渴望听见群众狂欢，热爱诗歌运动”[10]因此黄翔没有遵循布尔迪厄关于“象征资本”的获得必须依靠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活动这一铁律。从前所述，我们见到黄翔的激情若脱缰之野马，四处狂奔，多头而零乱，完全不象食指那样埋首于诗歌这一点上。

除食指之外，北洋淀也是北京地下文学的一个重镇，芒克、多多、北岛等人都曾在那里切磋诗艺。北洋淀与野鸭塘既相同又不同，相同的是两个地方都有一群谈论文学与人生的朋友，不同的是文学资源却相去甚远。如多多所说：“1970年初冬是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个早春。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及其它》、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它》，……”[11]这批内部读物真是及时雨，让“今天”诗人们在决定性的年龄读到了决定性的书，正如北岛后来所说，正是这批书的翻译文体帮助了他们挑战枯躁的新华社的大字报式文体。完全可以想像，当时的贵州文学青年却处在无书可读的苦闷之中，他们只读了早年艾青诗选、泰戈尔之类，这些书还不能强力提升他们的精神高度，他们对于世界的现代性进程或前沿还一无所知，而北京青年已十分熟悉存在主义及荒诞派戏剧了。正是在这一点上，北京地下文学在场域中的占位必然领先于贵州，处于主导地位。他们在写作中自然而然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偏远的贵州地下文学只能处于非主导性的占位，要么成为模仿者，要么继续它那艰难的在场的斗争。常常出于急躁，贵州诗人往往会采取一些特别恐怖的革命行动来挑战已取得优势占位的北京诗人。如前所说，黄翔于1978年身扛卷成炮筒状的100多张巨幅诗稿杀向北京；后在80年代末又搞什么天体星团大爆炸，他带领几个小青年，将书写的诗歌捆绑于全身，犹如真实的炸药武装于全身，以如此“武装”奔赴北京，对北京五所高校进行艺术“大爆炸”，其结果可想而知，黄翔以“扰乱社会秩序罪”被捕入狱。今天看来，这样的行事确有闹剧之嫌，但也实属无奈，因为“今天派”诗人早在80年代中期就进入国际资本流通了，黄翔却仍在贵州的监狱进进出出并独自哀叹：“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谁承认我是诗人。”[12]

三、像“萨米兹达特”一样的“今天”

中国当代第一本地下文学刊物《今天》，于1978年10月成立编辑部，12月23日第一期创刊，当天，北岛、芒克等人就把它张贴在北京城内。“《今天》一共出版了9期，到1980年停刊。对于20世纪80年代名声大噪的所谓‘朦胧诗’的诗人来讲，他们的源头便是《今天》。而创办《今天》杂志，北岛功不可没。他理所当然地成了‘朦胧诗’的领袖人物。”[13]现在想来真是一个奇迹，《今天》仿佛一夜之间就传遍了所有中国的高校。我记得当时我正在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读书，但已从成都、重庆、广州中山大学等许多朋友处，频频读到北岛等人的诗歌。这种闪电般的文化资本传播速度哪怕是在今天，在讲究高效率的出版发行机制的情况下都是绝对不可思议的天方夜谭。“今天”诗人在中国的青年人中间几乎是当场便产生了巨大的震撼，犹如舒婷当年评北岛诗时所说：“简直是八级地震。”1978年12月23日，让我再重复一次这个时间，从这一天开始，中国诗歌就以一种独具特色的运作形式出现在世界诗歌的版图上。接下来，象征资本如滚雪球般扩大，几乎又是一夜之间，“今天”诗人获得了地下文学场域中的绝对占位优势，此时的贵州已相去十万八千里了，这一点黄翔后来也看得明白。“而四十岁的我，时至今日，几乎还没有一首诗公诸于报刊。后来我一直未与他们（指“今天”诗人，作者注）见面。”[14]

“今天”的成功模式与前苏联的地下刊物的运作过程极相似。马克·斯洛宁对此有详尽叙述：“二十年代，自由刊物遭到禁止，革命前的一些出版社都被封闭；从此以后，国家对文学艺术所施加的压力就逐年加强。结果，许多诗歌、文章和短篇小说都因有‘颠覆性’或暧昧的内容而没有获得在‘合法’刊物上发表的机会；于是它们开始以打字稿的形式在主要是知识分子中间流传。但直到斯大林逝世为止，这种‘刊物’只是偶然出现，范围很小，地区也很分散。不过，从那时起，它就具有广泛而有组织的活动的特征，成为自由发表意见的一种出路，并获得‘萨米兹达特’（俄语的意思是‘自发性刊物’）的名称，这一著名的名称不仅在苏联，而且在西方也使用了。‘萨米兹达特’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为中心，并小范围地在一些省城逐渐扩展成为打字的、油印的，以及照相复制的一种真正的地下刊物。……‘萨米兹达特’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因素，也成了使保安机构伤透脑筋的侦查对象。‘萨米兹达特’的活动在1955年至1965年间达到了全盛时期。后来，它不仅涉及到诗歌和小说，而且还涉及到政治、哲学和宗教。1957年，帕斯捷尔纳克那部长达五百六十多页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在苏联遭到禁止，在西方却以原文和多种译文出版，这时，该书被偷偷地带进俄国，由‘萨米兹达特’翻印了其中大量章节。这是一种双向交流的开端：许多最初由‘萨米兹达特’传播并秘密送往国外的作品，印成书后又被作为走私品、‘违禁品’运回俄国，再由国内翻印流传。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就是采用这种方式，由‘萨米兹达特’有计划地加以翻印。作家们也经常通过迂回的途径把自己的作品送往国外出版。……约瑟夫·布罗茨基早在他流放前很久就在‘萨米兹达特’上发表诗歌，虽然这些作品在苏联从未正式出版过；他的诗集《长短诗》于1965年在纽约出版。”[15]

从上述引文所见，70、80年代的中国地下文学简直就是前苏联地下文学运作的翻版。中国当时的地下诗人在西方走红，几乎与布罗茨基如出一辄，都是首先在国内地下刊物上发表作品，当在国内的“象征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作品必然传播到国外，并由国外出版社出版。早在1983年左右，“今天”诗人的作品就已引起国外汉学界注意了。瑞典的马悦然、法国的尚德兰、美国的杜博妮都译过北岛等今天派诗人的诗集，香港中文大学的《译丛》杂志还于1985年出版过“今天”诗人的专号。这时的“今天”诗人已汇入全球文化资本的流通。而贵州诗人仍在黑夜中摸索。由于西南诗人在整个地下文学场域内的“占位”情况并不佳，在地理上包括气势上都不如北京，因此贵州诗人在争夺“占位”优势的斗争中总是无功而返。此种被动局面直到四川的莽汉、非非、整体主义出现后才彻底改观，此是后话，也非本文所要讨论的，仅点到为止。但贵州诗人想进入国际文学场域的意识还是有的。现举一例，当时四川的钟鸣（此人对黄翔最为推举，他是发现黄翔价值的第一人）常常与香港及一些四川大学的汉学家联系，每当有可能要翻译中国地下诗选，并欲在国外出版时（而常常是没有下文的，在国外出版并非易事），他首先想到的是黄翔，并让黄翔后来年轻美丽的妻子火速将黄翔、哑然等人的诗稿运送至成都。

时间到了1990年11月19日，这一天，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此人目前在中国学界属如雷贯耳的人物）在《新共和》发表长文《何谓世界诗歌？全球影响的焦虑》。此文以居高临下、不屑一顾的口气指责中国现代诗，其锋芒直指北岛的诗。其实，这种指责历来都有，并不新鲜。如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早就说过中国现代文学不是本民族的文学而是西方文学的翻版之类的话。如今宇文所安一文即出，若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刻引起海内外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大争论。而另一美国汉学家琼斯（Andrew F. Jones）却从“文化交换与创造文化资本的机制”这一层面谈论了宇文所安这篇文章：“最引人深思的是欧文（宇文所安）最后考察了翻译怎样在多国文学交换中成为文化资本流通的中介。他断言，由于这个制度中内在的不平等，有些非西方诗人不仅能够把他们自己推销给渴求‘政治美德’和易于消化的‘地方色彩’的英美读者，而且可以把国际名望在家乡兑现为文化资本。由于例子又是北岛，这个意见比其他任何意见都更激起了欧文批评者们极大的反感。奚密证明北岛诗的最初的流行并不是在西方有什么声望，他也绝无可能裁剪他的早期创作以适应国际需求。”[16]的确，这对于任何一个写作者来说都是常识，一个人为什么写作仅仅是因为他内心有话要说，他根本不可能想到什么国际读者，想到的也仅仅是他自己。按照布尔迪厄的理论，“象征资本的积累”本身就是一种“反经济的‘经济’”，它“建立在必然承认不计利害的价值、否定‘经济（商业）’和（短期的）‘经济’利益的基础上，赋予源于一种自主的生产和特定的需要以特权。”[17]最初的北岛及“今天”诗人们正是这样在文学场域中进行操作的，他们“自主地生产”作品并以对人的重新发现及大写的自我为需要之特权。但情况并非一成不变，“象征资本开始不被承认，继而得到承认，并且合法化，最后变成真正‘经济’资本，从长远来看，它能够在某些条件下提供‘经济’利益。”[18]从1985年开始，海外一些大学、学术机构以及其它文化交流机构开始邀请中国早期地下诗人出国参加国际诗歌活动、讲学、从事有资金供给的阶段性写作。这一类方式为中国早期地下诗歌写作的“场域”注入了“象征资本”和实际资本。的确如宇文所安所说，海外汉学家的翻译为一部分中国诗人带来了国际声誉，使这些诗人的文学活动空间从国内扩展至全球范围。如著名的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就从北岛开始频频邀请大陆诗人赴会。以我为例，我就曾于1990年、1991年、1992年连续三次被邀请，但三次都因我无法获得护照而只好放弃。而黄翔也最终于1993年远赴美国，他在地下文学场域中积累了30年的象征资本终于在这一年兑换成实际资本，我想他可以在美国过一个平静的晚年了，他的愤怒也终将彻底平息。

四、“获救之舌”

写下这最后一节的标题，我须解释一下，此题目是卡内蒂一本书的名字，以这个书名命名这一节是有点意思的，那便是黄翔、哑默等贵州诗人的抒情之舌最终并未被埋没，在早期地下文学场域中已牢牢站稳了属于他们歌唱的位置，虽然“占位”不如北京诗人高，那也是实际情况所致，不必厚非。倘若把他们放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进程来考察的话，他们已是十分耀眼了。今年在李怡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一书（第1辑）中就收有哑默的史料性文字，在《编者按》中又对其表达了深切的关注。而早在1986年李怡的导师王富仁教授在一封致哑默的信中也表达过对黄翔、哑默最至诚的敬意。考虑到一般读者或有关研究者读不到这封信（见民刊《大骚动》，1993年，第2期，第95页），现全文引用如下：

哑默同志：
《心，在跳动》第一编收到，在回宿舍的路上我边读边走，有时停下来读完那些我最受震动的章节，就这样一口气读完了。我确实应当感谢您，您使我受到很大的震动，促使我考虑很多问题，甚至开始憎厌我过去写的所有文章。我们中华民族应该有真的声音，从内心深处涌发出来的真实的热情，真的歌，真的诗，真的血和真的泪，我过去怀疑我们能不能在最近的将来做到这一点，所以我过去也总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热情纳入到我认为现在所可能实现的框架里，现在看来，我的估计是错误的，不是将来，而是现在，我们便应当也可以喷出我们的血肉来了，你的作品使我明白了这点。
黄翔同志的诗我已经读了许多，只因后来离京去外地，我才没有读完，仅从我读过的一些来说，我觉得，在我读过的有限的中国诗歌中，他的诗是使我的心灵最受扰动的一个。这是一个红色的诗境，是从肉里骚动着的不安的灵魂，颤动的灵魂，有时它又是一个混茫的深无底极的幽黑的宇宙，我们人类便在这样一个幽黑的宇宙中来，又将到这个幽黑的宇宙中去，它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底蕴，是我们的诗的底蕴，他表现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的奥秘。当然，并非所有的诗都是我最喜欢的，例如他早期的一些爱情诗，也不愧是好诗，但那种好还是一般的好，有些如徐志摩，少数如闻一多，但真正属于黄翔的诗，我认为比徐志摩、闻一多的要好，它们使我更受震动，更爱读。
说实话，您们初来时，我是抱有戒备心情的，这大概算是我的职业病吧？但是，哪一个诗人不说自己的诗是最好的诗呢？甚至你们走了之后，我的这种戒备心情仍然没有完全抛除，但你们走后，一翻开黄翔同志的诗，特别读到《血啸》中的几首，我忽然觉得发现了我久久寻求的东西，发现了我以为在现代中国不可能发现的东西。对诗的感受，我自己没有多大的自信力，因为我过去极少读诗，也未曾评论过诗，但思想上的感受力，我是有点自信的，我自信能够凭本能分辨出哪些是本能的虚伪，哪些是从真实的生命中流出来的殷红的热情。我敢说，黄翔同志的那些好诗，是不带一点虚伪的真的生命，活的灵魂，奔涌着的人的血与肉。我最近思索着的，企求着的东西，在黄翔同志的诗中我都找到了。关于诗形的好坏，留给诗评家们吧！我只要求那活生生的生命。
我的文章，说实话，我不敢拿到你们面前去，那都是为了发表而写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感情被压缩成了理性的硬块，然后把理性的棱角锉去，把各个平面磨平，打上蜡，我是厌恶我的文章的。
我不知道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事情，以及能做些什么事情。我知道，你们的诗的路可能还会是坎坷的，但我又能为它们的生长和发展做些什么呢？
问黄翔同志和秋萧雨兰同志好。
不另
此复
并祝
文祺

王富仁

1986年8月31日

于北师大

1995年，谢冕先生也曾著文论及中国早期地下诗界的这些先行者，他说：“食指和黄翔是这一类在黑暗与光明际会时刻的诗人的代表。像他们在压抑中用传统方式唱出受压抑声音的还有哑默、路茫等。这些诗人的诗歌创作以明确的对于灾难性现实的批判思考而有别于传统的颂歌形态。但他们又以坚定的理想激情体现了与50年代诗歌精神的接续，他们的力量在于批判历史和现实的勇气和独立精神。超前形态的愤激的声音具有诱发的力量，开启了一个时代的灵智。他们创造了以传统的方式而充盈着反叛精神的忠实于特定时代的艺术方式。这种方式面对中国新诗的未来，却发生于过去的那些优秀的艺术经验和积累，他们的激情淘筛了以往的矫饰和虚夸，而他们的面对社会积垢的勇敢和坚定又根本区别于以往的顺从和媚俗，对于理想的追寻和把握而对之实行批判，正是这些‘过渡性’的诗人对中国新诗在新时代求得开拓发展的贡献。可以说，正是由于他们的启蒙——当然还有别的一些因素，中国新诗随后产生的巨变方才成为可能。”[19]

从以上这个意义上说，黄翔等贵州诗人已从抒情中获救并未牺牲。另外黄翔在诗途上虽然过于坎坷，但在1983年却赢得了令许多诗人倍觉感动并日夜传唱的爱情。记得我就听钟鸣无数次地以十分羡慕的口吻对我说过：“黄翔命虽苦，但却得到了让一般人无法想像的美丽爱情，他最终还是获救了！”
此文已近尾声，在这里我特意以黄翔本人自述的这段爱情故事作结（见民刊《大骚动》，1993年第3期，第79页，第80页），以纪念那个早已死去的时代及那一段至美的传奇：

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少女爱上了我。那是从1983年5月开始的事。她是一位刚刚进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女大学生。
社会目瞪口呆！
我，黄翔，要钱没钱，要地位没地位，而且是已经结婚的中年人，家庭背景又是黑的，一个少女，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少女能爱上他吗？
这是引诱！这是欺骗！这是严重的犯罪！除此没有别的解释。
黄翔不是干部、手中又无党票。如果黄翔是个领袖人物，那当然“天经地义”；如果黄翔是徐悲鸿、是张大千，是鲁迅或是外国的歌德、雨果、罗丹们，那当然也可以。但黄翔什么也不是！他连个工厂的工人也不够资格，他只是个“编外工人”！而且是个有“问题”的危险人物！是《启蒙》社的头……
要揭开这个谜，唯有国家司法机关出面，“立案侦破”！
但是，是这个芳名秋潇雨兰的少女主动爱上我的。
谁也不信。
她爱我是因为我是一个为世界所不容忍的人。
不可理解！
事情确确实实是这样。
那是1983年5月，在贵州省遵义市召开一个全国性的诗会。参加这次诗会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和编辑。在会上，某报刊编辑在发言中说：“你们贵州的黄翔，向老诗人艾青挑战，太狂妄了！”
但列席这次诗会的大学生并不感觉我“狂妄”。他们感到很惊奇，想见到我。现在已经成我爱人、伴我度过风风雨雨的岁月的秋潇雨兰就是其中普普通通的一个。
她样子长得象日本的山口百惠，气质也很相似。但她总是提醒别人说：“我就是我。不是别的什么人，不是什么山口百惠！”虽然她自己的确也很喜欢山口百惠。
秋潇雨兰是她自己改的名字，这里包含着某种爱情的深意和一个简单的故事。她不爱使用以前的名字。
她来了，敲开我的门，告诉我：“你就是我在想象中一直期待着的那个人。”
我惊愕。我不敢接收这个纯真少女的纯真的爱。
我惊愕。我不敢相信在这个追逐利欲的世界上会有这种纯洁的精神之爱。
然而我们相爱了。
她爱我的不同于别的“诗人”的诗。
爱创造这些与别人截然不同的诗的这个人。
爱我为所有的人不宽容而宽容所有的人。
她甚至爱我的逆境！
如果一定要说伟大的话，在她的心目中，她的爱人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她相信时间和历史总会是公正的。
未来的新世纪属于她的爱人，也属于她的爱。
于是，学校反对，社会反对，她的父母反对，而我与我的妻子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尖锐的矛盾。
她被我妻子指控为“第三者”！
我被公安机关以“刑事犯”罪名逮捕！
在抓走我之前，我的爱人被“办案人员”困住三天三夜，要她承认自己是“受害者”，揭发我的“罪行”。
然而，秋潇雨兰承担了全部“罪责”。她坚定地否定我对她有任何引诱和欺骗！
我被强行关押了半年之久，最后迫不得已将我释放。
但是秋潇雨兰被勒令退学了，她离开了大学的校园。因为她写了这样一份“检查”：
“我爱黄翔。我的爱是一种深沉的思想和纯真的感情的结晶；它是纯洁的，它渗透着超凡脱俗的精神。但决不允许任何人玷辱它。”
但是黄翔是不能爱的。谁也不同情这个爱黄翔的“傻瓜”。
一份不责任的刊物，登出一篇歪曲和捏造事实的文章，把主要矛头指向她。这篇文章名为《一个女大学生的畸形追求》。
现在我和秋潇雨兰生活在一起。她自称是我的“小保姆”，叫我为“宝宝”。而朋友们把她戏称为我的“饲养员”。我们在不理解我们的人群中生活，在人世底层中挣扎求存，被人视为“癌细胞”。

写完此文已是2005年盛夏将至的时刻，我青年时代热爱的季节又来了，可惜我已年届五十，对于盛大的夏日已有些厌倦了，在厌倦中，我又忆起了黄翔，这位六十五岁的诗人，他早已脱离了中国文学场域，住在遥远的美国，他还好吗？有时难免为他担心，因在我的偶尔接触中，他很像一个孩子，但他的秋潇雨兰可是他的神灵呵！

参考文献

[1]哑默：《荆棘桂冠——诗人黄翔及其作品》，民刊《大骚动》1993年第3期，第1页。
[2]黄翔：《末世哑默》，民刊《大骚动》1993年第3期，第8、10页。
[3]黄翔：《狂饮不醉的兽形》，民刊《大骚动》1993年第3期，第73页。
[4]李润霞：《历史关结点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1辑），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47页。
[5]多多：《1972—1978：被埋葬的中国诗人》，《中国新诗年鉴》，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469页。
[6]刘翔：《那些日子的颜色——中国当代抒情诗歌》，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7]钟鸣：《旁观者》，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68页。
[8]崔卫平：《收获的能是什么》，《作品》，2003年，第10期，第63页。
[9]崔卫平：《收获的能是什么》，《作品》，2003年，第10期，第62页。
[10]刘翔：《那些日子的颜色——中国当代抒情诗歌》，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11]多多：《1972—1978：被埋葬的中国诗人》，《中国新诗年鉴》，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469页。
[12]黄翔：《狂饮不醉的兽形》，民刊《大骚动》1993年第3期，第74页。
[13]芒克：《瞧！这些人》，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14]黄翔：《狂饮不醉的兽形》，民刊《大骚动》1993年第3期，第74页。
[15]马克·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95—396页。
[16]琼斯：《世界文学交换中的中国文学》，《今天》1994年第3期，第91页。
[17]布尔迪厄：《艺术法则》，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页。
[18]布尔迪厄：《艺术法则》，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页。
[19]谢冕：《20世纪中国新诗：1978—1979》，《诗探索》，1995年第2期，首都师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