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中卫：也忆八.卅一

danny · 发表于 2010-7-26 18:58:08

  （这篇文章本来早就写好了，之后我觉得这题材已在网上多次出现，校友们未必有兴趣，于是不打算把它摆上网。这几天读校友网上的评论，才知道这个网站过了11.15便要关闭，而我又无法参加11.15的大聚会，真不知何年何月再有机会向我的同学倾诉了。接林曦发来最近高三乙班三十多位同学聚会的照片，看到那一张张熟悉而又带着岁月留痕的面孔，更令我感慨万分：我们曾经共同经历多少难忘的时光，我们依然拥有一份多么珍贵的情谊！于是我改变初衷，还是把这文章放上网，以此寄托我对同窗好友的深深的怀念。也值此机会预祝11.15聚会完满成功，遥祝校友们家庭幸福，健康长寿。
   愿“生命的绿叶常青。”）

读林曦8.31-毛主席接见一文，他在文中把我们高三乙班首批上京的六位同学（冯振山，马务本，王泽深，钟立桓，梁广中，朱匡文）称为“先知先觉”，实在令我诚惶诚恐。就发起人而言，或者有点儿”先知先觉”的味道，于我等跟随者，不过提着行李跟着上路，简直有点不知不觉了。拜读林曦大作，激起我要把往事写下的欲望，毕竟我们曾见证了一个历史时刻，毕竟这也是我们不可忘怀的人生经历, 可惜当年我没有养成“写日记”这种优秀文学青年（如林曦）应有的好习惯，如今只能全凭记忆，故谬误难免。还望列位“先知先觉”阅到掘文时，予以指正或补充。
   已经记不起谁是发起人，只记得我们凭学生证买的火车半票要十九块六，在那时候那是我有生以来所经手的最大一笔开支了。一起赴京的除了我们班上的六个同学外，还有冯振山的弟弟冯振庭（不知我有没有记错他的名字），一个颇有主见的男孩。由于事前保密，没有人知道我们的计划。出发前一天晚上，由冯振山代表我们大家向全班同学宣读了由他起草的一封信。冯振山又名”严肃佬“，文如其人，庄严，肃穆，时值火红年代，益发洋洋洒洒。到最后听出我们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大家羡慕之情溢于言表，令我们很有满足感。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我们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直快车，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北京之旅。火车进入湖南境后，不断有学生上车，都是要到北京见毛主席的。当然没人傻到会自己掏钱买票。在铁路沿线的小镇经常可以见到“革命群众”游斗“阶级敌人”的情景，其时此风尚未传入广东。火车到郑州站，更大批从西安过来的学生涌上车。他们带来了西安的消息，我们第一次听到学生之间的武斗。
经过两日两夜的颠簸，我们终于到达北京。火车进站那一刹那，我心潮澎湃，因为对北京我实在向往已久。记得儿时看过一部电影叫祖国的花朵，里头有一首插曲叫“让我们荡起双奖”，我很喜欢的一首歌。相信不少人到现在还在卡拉OK里唱这歌，五十多年了，直把我们从含苞欲放的祖国花朵，唱成颤颤抖抖的老朽。那时每当唱到“水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时，脑海里就会出现如镜的湖水，翠绿的垂柳，以及相映成趣的白塔。于是感觉特别陶醉，对北京特别向往。
   出了北京火车站，我们直奔北大。那时我哥哥还在北大念书（记得钟立桓的姐姐也在北大），不过那天晚上也准备出发串联了。他把我们安插到各同学的宿舍，又交待一位姓张的室友照顾我，便匆匆登上了南下的火车。那位张同学（姑且隐去他的名字）是河北人，十分忠厚热情，到现在我还心存感激。可是他后来成了反动学生。大胆怀疑，是当时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鼓励的斗争态度，可惜他搞不清中央文革的真正意图，一不小心自己就栽了进去。毕业分配时，张同学曾写下血书向党表忠，但未被谅解。几十年过去了，如今张同学安好？
   在北大住下以后，就开始串联。每天在北大的学生食堂吃了早饭，买上几个大馒头，加上点咸菜就出发。开始是集体行动，后来基本上是各自为战。主要看大字报，当然也兼顾其它，我有幸参观了军事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之后不久，随着越来越多的“黑帮"，”走资派”被揪出来，这些博物馆都关闭了。我也到过很有建筑特色的首都美术馆，可惜里头一幅画都没有，全是大字报。正如林曦所说，这段时间首都红卫兵到处刷“革命串连的欢迎，游山逛水的滚蛋”的大标语，但实际上许多外地红卫兵在没有游山逛水前，还不想滚蛋。在举世闻名的古都，他们无法对那些名胜古迹视而不见。这次在北京，我到过颐和园，景山，动物园，当然还有令我魂牵梦挂的北海，在哪寻找湖面上美丽的白塔倒映。本来还想进故宫，但门口一条长长的人龙，原来里头正举办大型泥塑展“收租院”，令我失去兴趣。我所到的这些景点，无不挤满了外地来的红卫兵。我也私下问过几个同伴，他们每个人都到过颐和园。记得后来周总理在一个会议上说，红卫兵大串联有两个任务，一是交流文化大革命经验，二是游山玩水，饱览祖国大好河山。周总理最体察民情。
   在北京跑了几天，在我眼中京城那种神圣色彩渐渐褪去。大街上经常可以见到三五成群穿着军装，手里提着宽得惊人的武装皮带，骑着自行车呼啸而过的红卫兵。与他们耀武扬威神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被“革命小将”打得奄奄一息，正要被遣送回乡的“地富反坏右“。街上红卫兵刷的大标语：“红色恐怖万岁”应该最能反映当时北京城的气氛。我们曾经到过文联（全国文化艺术联合会的简称，如果没有记错，那天我是和林曦一起去的）看大字报，在那里见到了田汉，就是那个曾经激励过千千万万仁人志士“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田汉，还有陈荒煤，袁文殊等。这些昔日左翼文联的中流砥柱，不向独裁强权淫威屈服的铮铮铁骨，如今低着头，胸前挂着大黑牌，排成一行接受红卫兵的训斥。看到这一切，我丝毫没有扬眉吐气的振奋感觉，有的只是压抑和迷惘。
八月三十号，我们接到通知，叫当天不要外出，中央首长要在工人体育场接见外地红卫兵。不久又来通知，因为人数太多，接见改在第二天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八月三十一号下午，我们坐上了专门来北大接载的公共汽车前往天安门广场。汽车按地区分，所以我们那车上全是广东学生。一路上大家不停地唱诸如 “要让河水阿上山坡，要让山溪变成河”之类的广东方言歌，颇为有趣。到达天安门广场时，那里早已是人山人海群情汹涌，我们立即被挤散了。按照大会预定的安排，中央领导人分乘几辆敞篷吉普车绕广场一周，然后回到天安门城楼开始大会。预备汽车行走的通道两边各一列解放军。组织者远远低估了学生的疯狂热情，汽车刚驶入广场，解放军的警戒线马上被冲得七零八落，几辆吉普车也被挤得寸步难行。我没有马仔林曦幸运，汽车远没到我面前已经被堵住了。毛主席应该在第一辆车，远远望去，只见一个警卫站在车头盖上，脱下上衣抓在手里不断的挥舞，要学生们让路。广播大喇叭则不断地呼吁学生们要守秩序，要注意首长安全。当我们手挽手协助解放军重新开出一条新的通道时，毛主席的车已经退了回去。在我面前驶过出的，是刘少奇和周总理等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车。大会开始时，天色已经黑了下来，天安门城楼上被灯光照得如同白昼。我是近视眼，当时又没配眼镜，往天安门城楼望去，只见模糊一片。我厚着脸皮向旁边一位戴眼镜的女学生借了她的眼镜，总算清楚的见到了城楼上的毛主席。身材魁梧的毛主席身穿绿军装，戴着一条红领巾（当时少先队还没有被红小兵取代）。借了两次眼镜（每次都不超过一分钟），那位女同学说什么也不让借了。而很不幸，那天在我身边方圆一米的范围内再没有戴眼镜的了。林彪在大会上讲了话，对那个讲话我印象颇深，不光是讲话的内容，还有林彪讲话的声调。这位“副统帅”明显中气不足，毫无抑扬顿挫，每句话都拖着长声调，且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如把“旧风俗”念成“旧风等。
散会以后，我很幸运地又和钟立桓梁光中会合，并且还在天安门广场照了相（后来发现因光线不足没有成像）。这时天安门广场已经开始打扫，只见两边华表下是堆积如山的挎包鞋袜等学生的失物。见到这两座山，可以想象我们曾经经历了一个多么疯狂的时刻。为了我的北京之行，我母亲为我缝制了一件新衬衣，散会后我发现其中一只袖子几乎被整只撕了下来。那晚在人群中经常是两脚离地，被人流挟着走。然而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没有伤亡事故发生。那几十万精神亢奋的红卫兵，在那个场合，简直刀枪不入。自这一次接见后，组织者改变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方式，不再冒这种风险了。离开天安门广场之后，我记得我们到过电报大楼给广州的同学发了电报（钟立桓梁光中两位学友是否记得有这事？），告诉他们我们见到了毛主席。然后拖着疲乏的身体随着人流到车站搭乘火车到清华园站，从那里经过北大侧门返回宿舍休息。
   见过毛主席，我们北京之行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没多久我们便收拾行装打道回府。那时在北京火车站前的广场，各地学生排成多路纵队候车，每列纵队前挂有一个大牌子，标明该次列车的终点。你想到哪里去，就到挂有哪个城市名字牌子的队伍等候，什么车票证件证明全属多余。当时我们高三乙在北京的所有同学（按林曦文中所说是十个，即六位“先知先觉”加上林曦，马伟明，李少彬和冯正平。但我手头有一张照片是李显明当年和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的合影，故此应该起码是十一人），除了冯正平外，其他人都乖乖地回校“闹革命”。而老冯则登上了到上海的火车，继续云游四方。（提到“老板娘”，很有必要补上几笔。林曦曾在网上声称要找历史学考古学家去考究为何李显明有“老板娘”这么一个异性外号，如此“大阵仗”，实在令我坐立不安，事因我乃始作俑者。当年刚从小学升上初中，我和李显明同在初一甲班。一天闲来无事，我们要给李显明起个“花名”。那时小孩子喜欢用同音的数字去代表“省骂”“国骂”等流行语，这在今天看来近乎弱智，但当时我们却乐此不疲。于是我循同音字的方向发掘，不知怎么先想到“老板娘”，硬是把这加在李显明头上，未料一个少不更事初中鸡的信口雌黄，却得以谬种流传，自此至今数十载，令李显明蒙不白之冤。）
   这次北京之行期间还发生了一些小插曲：
   ——在北京有一次我外出时，在公共汽车上见到了我们六中高三的XX和高一的XXX等几个军干子弟，当时六中红卫兵组织头头。他们都穿着崭新的绿军装，肩挂军用挎包。相信他们是在知道我们赴京后，不想让非红五类独享 “上北京见毛主席”的殊荣而赶来。因为以前在校从来没跟他们打过交道，且我不喜（也不善）交际，所以没跟他们打招呼。回校以后我们得知，对我们赴京一事他们的反应是：“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仗着家里有几个臭钱。”因此我很庆幸当时的选择，假如贸贸然的过去套近乎，肯定是 “热脸贴个冷屁股”的下场。那个疯狂的年代，那个愚昧的阶级血统论，硬是把单纯的青年人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仇人。
   ——在北京我们照了许多照片，但只有少部分成功。原因不是马仔所说胶卷没装上，而是曝了光。那次我们用的照相机是梁光中的一部当时颇为高级的进口135照相机，胶卷照完后必须倒回暗合后才能取出。而钟立桓一向用惯120相机，于是未倒胶卷便打开后盖，结果胶卷曝了光。所幸胶卷靠近轴心部分情况还不太严重，冲晒出来后，尽管有黑影，但仍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镜头。提到钟立桓，许多同学可能还不知道他是我们驾驶汽车的启蒙教师。文革年代住中大期间，我们班很多同学在“钟教头”的指导下完成了“处子”驾驶。“钟教头”坐在副驾驶位置指导，我们则轮番上阵，驾着汽车在中大校园内横冲直撞。我们曾怀着敬畏的心情称钟立桓为“车阀”，几与当时的“党阀”“军阀”齐名。
   ——我们班在北京接受了毛主席检阅的同学，那天晚上先后共发了三份电报回班里告诉大家这个消息。那时大串联之风尚未刮到广东，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学生更是不多，一个班有那么多人参予盛会，自是凤毛麟角。于是报社（记得是“广州日报”）的记者专门跑到六中采访。其时在学校掌权的“正宗”红卫兵当然不会让这帮“仗着家里有几个臭钱”的家伙出风头。于是这个记者又直接跑到高三乙班，我们班的罗福文同学接待了他。至于谈了什么，之后又无见报，我已毫无印象，还得请教现今旅居加拿大温哥华的学长罗福文了。
   从北京回到学校，我们北京之行的兴奋感很快就荡然无存，因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正“如火如荼”迅猛发展，一个疯狂的，荒唐的年代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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