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盟在“文革”期间及后来恢复组织活动的情况

danny · 发表于 2010-7-26 18:18:56

熊雨鹃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和内乱的大悲剧，各民主党派也受到严重冲击，停止了活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引下，在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思想的指导下，各民主党派又恢复了活动，焕发起青春活力。作为曾在那个年代工作的市民盟机关的负责同志之一，我当时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这里记述的就是民盟广州市委会在“文革”期间及后来恢复组织活动的情况。

一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接着公布了这次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并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这样，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文化大革命”高潮在全国兴起了，到处是造反、揪斗之声。随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先后多次接见百万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广州的红卫兵组织便纷纷出现。全国红卫兵大串连也开始了，各地开始“破四旧”和揪斗“牛鬼蛇神”，社会秩序乱了。

　　1966年8月下旬，北京的红卫兵来广州进行“革命大串连”，市各民主党派受到了冲击。红卫兵贴出“勒令解散”民主党派的大字报，并向市各民主党派发出最后通牒。8月29日，民盟广州市第七届委员会第五次委员紧急会议决定：“鉴于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以及执行红卫兵的勒令，自当日起停止民盟广州市委的一切组织活动。”印章上缴造反派组织，文件档案等被查封，机关停止办公，机关工作人员集中在文明路市政协一个小房间学习。这期间，机关日常工作以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外出看大字报为主。

　　9月3日上午，北京来的红卫兵（主要是“八一”中学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省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合开了第一次批斗会，红卫兵通知省、市各民主党派领导、机关全体专职干部以及在本单位被定为“黑帮”分子的委员等100多人到省工商联操场集中，民盟有的领导和委员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挂黑牌押往会场，“黑帮”被勒令跪在前面一排。会上，几个红卫兵头头作了所谓的批判发言，不外乎颠倒黑白，无限上纲，乱扣帽子而已。后来听说，那些红卫兵还准备拉“黑帮”去游街的，后经省委统战部有关领导做了工作，才没有游街。类似这种批斗会以后还搞过几次。

　　与此同时，市盟机关的一部分同志也成立了“战斗队”——伏虎战斗队。战斗队首先夺了机关公章，并与统战系统的其他红卫兵战斗队串连，领回了一些上缴的锁匙。他们还写大字报，批斗当权派。
　　1967年初，市统战系统革命派命令各民主党派机关人员到长堤青年会劳动半个多月，接着又参加接待大串连的红卫兵，市盟机关亦成了接待站。 1968年秋，全国大串连结束，由市统战系统革命组织勒令市各党派、工商联、侨联、宗教人士集中在郊区龙眼洞筲箕窝水库，名为办学习班，实际上是劳动（每天上山砍柴，下午种菜，晚上检查），接受审查批判。
　　1970年初，瘫痪了几年的市委统战部组成了统战办公室，主任黄国志，副主任张增华。其间曾从党派抽一些人到市委统战部机关搞清理工商业者的文件档案。市盟熊雨鹃、吴潢、潘兆良参加，领导这一工作的是市委统战办的王梅生。大约搞了三个月左右，除熊雨鹃、潘兆良被借调市统战办搞有关市宗教界房产情况的摸查工作外，其他人员均再回筲箕窝劳动。1971年秋，熊雨鹃又被借调负责在广州的统战人士学习班（未到筲箕窝集训的副局级的民主人士，市侨联常委，文史馆副馆长、馆员，参事室副主任、参事等有代表性人士共100多人参加）。1973年“九·一三”事件后，市政协恢复部分活动，成立临时的委员会。筲箕窝学习班的人员全部撤回广州，分别参加到市政协各个临时委员会工作或学习。而熊雨鹃则被借调到市侨务办搞申请往港出国人士的接访联系及来信来函工作。一直到1975年再被市统战办指派到清真古墓接待前来参拜古墓的外国宗教界人士的工作。
　　1975年下半年，根据市统战办的建议，各民主党派专职干部十余人组成一个小组，每日以个人身份到各自党派的成员家中进行联系（以市委委员及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一级为主，其次是基层干部及成员），掌握他们的一般情况。1976年初，统战办副主任崔杰到任不久，召开了各党派干部会议。他针对党派干部严重不安心工作的思想，说明党派干部不能调出工作，唯恐日后开展党派活动找不回干部没法交代。在此期间，与党派经常联系的薛伍屏同志要熊雨鹃开出一个50岁以下的、能搞工作的成员名单，以备将来吸收为党派干部，熊开具的名单中有钟耀煌、周绍尧（后调民进任副秘书长）等人。

二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后，市委统战部已恢复了工作。当时部长是孙伽利，副部长是郭浚、陈恩，以后又有邝辉军。原统战办的张增华改任统战部政治处副主任，关培为主任。黄毅为党派处处长，伍培新、薛伍屏为科长。办公室是招煊、钟云天负责。1977年11月15日，市委统战部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传达中共中央有关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开展活动的精神。邝辉军主持，关培同志在会上宣布，各党派开始准备逐步恢复组织活动。在中共广州市委的直接领导下，12月3日，民盟广州市委正式成立临时工作组。组长陈一百（1979年6月后组长为杨奎章），副组长杨奎章、吴潢，组员熊雨鹃、孔静之、郭毅为（不久，郭毅为调市致公党机关工作，由钟耀煌补上）。从此，临时工作组在越秀北路市侨联大楼内办公，开始恢复活动。
　　1977年底，民盟中央以李文宜为首及高天、费孝通等同志来到广州，在东方宾馆主持民盟中央八省区工作会议。参加的有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重庆、成都、山西等地方组织负责人60余人。广州市盟作为早先于各地成立工作小组的地方组织，故吴潢、熊雨鹃亦出席了这次会议。会期半个多月，一直开到1978年1月中旬结束。会议听取了各地盟组织汇报在“文革”中被冲击、破坏和成员思想混乱等情况以及今后恢复组织的设想，肯定了广州市盟先走一步的做法。
　　1978年底，市委统战部改由罗培元同志任部长，副部长为徐亮、司徒梅芳、陈恩。
　　“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市盟机关工作人员编制定为15人。实际在职人员是16人，超编1人。具体名单是：吴潢、熊雨鹃、孔静之、黎瑛、郭毅为、刘亦、梁伦衍、潘兆良、骆炯坤、邓碧、钟韬骏、谢以蓁、龙圣夫、汪叶舒、陈雄、廖毓筠。后来龙圣夫、汪叶舒、邓碧3人退休，黎瑛、廖毓筠、陈雄3人病逝，郭毅为、骆炯坤、潘兆良调出，实际上市盟恢复组织活动初期只有吴潢、熊雨鹃、孔静之、谢以蓁、刘亦、梁伦衍、钟韬骏等人。那时，机关同志是较团结的，工作不分彼此，大小事一齐干。近70岁和60多岁的吴潢、孔静之也一样亲自去送通知，清洁卫生一起搞，刻腊纸、油印、封发一样大家动手。当时学习活动经费比较少，大家都比较注意节省。熊曾半开玩笑地向统战部“借”二两茶叶开会用。
　　市盟原有3000余元盟费，因“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冻结，向中共市委、市政府、市财局申请解冻，答复已上缴国库，没有可能拨回市盟。市盟领导认为这没有道理，直接去函全国政协反映和要求盟中央关心此事，后来才通知作特殊处理拨回给市盟。不久统战部党派处伍培新亦要求我们将市盟的经费预算设想提供有关部门参考。

三

　　根据与统战部商量决定，在盟中央八省区会议后，市盟即召开了常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和基层干部会议。一方面传达八省区会议精神，一方面研究基层开展活动工作。当时，成员思想比较混乱，不少同志心有余悸，认为名声不好，心情灰溜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取消主义思想在委员、专职干部中很普遍，通过做思想工作，在委员及基层干部中逐步有所澄清。而成员中甚至有一些人要求退盟，有的表示要观望一个时期再说。所以委员会决定从家访谈心及座谈交换意见入手，给机会尽量吐怨气。解放前入盟的同志绝大多数都很快解决思想问题，提高认识带动了其他同志。在条件成熟的支部小组，从1978年下半年先后恢复了组织生活，由原来每周一次改为两周一次。
　　1979年2月，中央统战部呈报党中央《关于建议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路线帽子的呈请报告》后，市盟已经全面恢复组织活动，撤消临时工作组，市委会正常开展工作。市盟机关由吴潢掌握全面，熊雨鹃负责组宣工作，孔静之负责办公室。
　　市盟自成立临时工作组后的重点工作是：
　　1.全面普查成员情况。由于在此之前市盟干部以个人名义常与成员联系，所以这项工作较快地完成了。
　　2.1978年初，中央对平反“文化大革命”及天安门事件的冤假错案问题已有报道。根据市委统战部的意见，市盟在掌握成员情况基础上，加紧与成员本人和单位联系及督促，较快地落实平反工作。在当时市盟所核实的就有121人曾受冲击，市盟逐一与单位联系解决。这些人中绝大多数很快得到了复职安排，补发工资，作历史结论，调回上山下乡的子女，归还被挤占的住房等。由于市盟抓得非常紧，解决得较顺利，得到成员的赞赏。
　　3.1978年6月，机关迁回德政中路原办公地址不久，就着手配合各单位抓落实错划右派平反工作。当时，虽然没有看过任何文件和听过有关传达，但已听闻中央有了政策，市盟为了把工作做到前头，便家访、发函和单位联系了解情况，将仍未给予落实平反的盟员名单交原单位催办。不久，以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名义发的《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实施方案》发出时，因市盟抱着对错划盟员极大的同情，急人之所急，把工作做到前头，情况早先掌握，从而很快地完满解决。并为被开除的一大批被错划的成员办理了恢复盟籍，使不少盟员对组织增强了信任感。
　　4.1980年10月，国务院发出253号文，规定了老干部离职休养的办法时，在市民主党派中市盟是符合条件人数最多的。除了过去因取消主义长期未与组织联系的，以及解放初未进行盟员登记的外，当时市盟成员中就有40余人需要办理。由于市盟积极做好这项工作，使广大盟员感到中共对民主党派明确承认是革命工作而自豪，对盟员产生极大的鼓舞。几十年未与盟联系的也找上门来，以参军或调边远地区未能与组织联系等理由，表示自己的过失，希望能恢复盟籍。
　　5.按照上级指示，认真负责地清理成员的材料档案，把以下的材料统统清理销毁或交回本人。即：对“三个主义”教育学习总结；省、市政治学校学习个人思想总结；学习反胡风结合自己的批判材料；学习阶级斗争思想总结；整风学习总结；关于揭盖子放包袱材料；政治学习思想总结；交心材料；“西瓜”（“西瓜”即指交代自己不正确的思想，甚至当时认为是反动的思想）、补“西瓜”；送“西瓜”；关于反右期间思想总结，反右思想批判和交代；关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反映情况；关于谁战胜谁问题交代；右派分子表现材料、鉴定；反右期间的检查、交代、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各类大字报；鸣放材料；登记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检查；“三查”材料；1972年至1977年未恢复组织活动时期的联系成员情况反映等。
　　1979年8月中央统战部召开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通过传达和学习，明确新时期的统战任务，组织活动以新时期盟如何发挥组织作用为重点开展工作。市盟一方面整顿、巩固组织，一方面做好联系群众和发展成员工作；同时亦已着手筹备召开市盟第八届代表大会工作和酝酿推荐参加市人大七届代表、市政协六届委员人选的工作。
　　1980年2月12日在民盟中央迎春茶话会上，胡耀邦同志作了讲话，他说：“民盟同中国人民，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奋斗了几十年，有一个光荣的传统。”胡耀邦同志的这番讲话，使全市盟员受到极大的鼓舞，促使盟的工作更加发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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