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妮:七十年代记忆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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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七十年代》 北岛、李陀主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一九五五年生于长春市。六九年至七二年随父母插队。七四年再次插队。后读大学，八五年迁居深圳。二○○五年起居于海南岛。出版有诗集《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有甚么在我心里一过》，随笔集《派甚么人去受难》，长篇小说《方圆四十里》等。

上世纪七十年代，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的这十年，我几乎都是在中国北方农村度过的。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我随父母下放农村，一九七二年回城一年多，一九七四年再次插队，直到一九七八年三月离开农村上大学。乡村记忆，成了那十年的主体。

一　一九七一年春天，过冰河

那一年，咖啡色斜纹卡叽布成了流行色，很多城里年轻人用它做裤子。当时，我们家下放的地方离长春市只有二十多公里，这个时尚也慢慢来到乡下。

屯子里王会计的女儿跑到我们家说：烧锅岭供销社新来了各种各样的布，明天早上一开门就卖。王会计的女儿让我陪她去买布。我说要问母亲。我还没去过烧锅岭供销社，但是，早听说那儿有个大供销社，很想去看看。

那年，我母亲正像喂自己的孩子一样用心地喂了一头小黑猪，她在忙着猪的间隙，给了我七尺布票和五块钱。

我们家下放在小朱屯，烧锅岭在小朱屯的正东，先走一里地，有座火车乘降所(日本人留下的说法)，再向东走七、八里。我们起得很早，怕去晚了买不上布。买布的细节全忘了，印象中是要了命的拥挤，我和王会计的女儿裹在人山人海里。周围全都是穿着肮脏棉袄棉裤的人。有人踩住我的脚，我就用劲推，被推的人也毫无感觉。所有的人都扑向卖布的柜枱。到中午，布卖光了。

王会计的女儿买了两种花布，我也买到了咖啡色布。新布一打开就传出香味，把它叠成方块，装进书包，我们靠在供销社的土墙外，吃了甜脆的油炸麻花。烧锅岭供销社比办年货还热闹。王会计的女儿认识很多人，她不停地小声告诉我，人群中的某个人是谁谁谁，感觉全公社的人都来买布，那些不认识的人，她说是对面另一个县的。

下午往回走，春天的太阳特别温暖，棉袄有点穿不住了，围巾也围不住了。我们回家的那条沙石路有一些历史，听说俄国军队在二十世纪初打进中国的东北，有一队骑兵主力走的正是这一条路。正因为的「老毛子」的原因，周围的农村在七十年代初备战备荒挖地道很盛行，大队干部一开会先说：要打仗了。整条路两边没有像样子的树，隔很远歪歪斜斜有一棵柳树或者榆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遮阳，我们热得夹着棉袄走。

后来，为了抄近路，我们下了大道，绕进了一片甸子，今天该叫湿地。迎着下午的太阳，看见一条亮晶晶的冰河横在前面。

一看那冰面就知道，冰已经被太阳晒酥了。河面宽十几米，走在我们前面是几个男孩子，他们先后都跑上冰河，非常快地跑，踮着脚跑，冰面在他们脚下发出嘎嘎的响声，几个人都平安跑过去了。这个时候，再绕回去走大路，我们都不情愿。我们也学男孩，踮着脚飞快地跑，每一次落脚都听见冰裂声。

过了河的几个男孩子并没有马上走，全坐在一个向阳的坡上，笑嘻嘻的，好像等着有人落水。我们也坐在坡上，看着后面的来人，幸灾乐祸地盯着那条冰河。

对岸有人走近问：你们咋过去的？

我们说：快跑。

从烧锅岭方向来的人一群接一群，每个人都夹着布。连续有几211伙人都没敢冒险过河，被迫返回去走大路。

几个男孩有点没趣地走了。我们离家只有三、四里路，二十分钟肯定能回到家，所以我们不着急，我们躺在土坡上，讨论新买的布。

河对岸来了几个人，叽叽喳喳几个大姑娘，走在前面的两个人想也没想，直接走上冰面，才走几步，突然尖叫，最前面的那个一下子矮了，另外一个也紧跟着没了，冰面裂了一大片，两个人在河里扑腾，头上围着彩条围巾。

河水不深，两个人周围飘着冰碴，她们又喊又叫，没下河的几个同伴，也在岸上喊叫。

河不能淹没她们，但是，水相当凉，她们两个不赶快上岸，还弯下腰在周围捞，各捞出一块水淋淋的花布，才费了很大劲爬上岸。

王会计的姑娘突然使劲地拍我。她说：那不是铁姑娘吗，前几天还在广播里「讲用」呢。

我不知道谁是铁姑娘。王会计的女儿捅我说，快走快走。她怕那几个大姑娘们骂我们看笑话。

一路上快走，进了炊烟四起的屯子。井边打水的人过来看我们新买的布，都说好。后来，我那块咖啡色的布料请一位「五七战士」给裁了一条裤子。

二　一九七一年秋天，被狗咬了半边脸的孩子

当时，我在公社农中读初一，寄宿在学校。那一年几乎没有上课，总在学农劳动。秋天，庄稼等待收割，大田里已经没活儿了。我经常一个人在公社附近「繁华」地带游逛。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我平生唯一一次看见了还留着辫子的农民，他应该很老了，高个儿，一根细辫像一缕黄麻，有一尺长，拖在背后，他穿很脏的黑棉袍子，正是办年货的时候。别人见他，都不觉得新奇，好像他就该拖一条辫子在供销社门外的雪地上走。

一个刚下过雨的下午，我和几个同学在国道边的林带里闲逛。下雨以后，林带里比土道好走得多。忽然，有人喊：快上国道，看热闹去。

我们一起向垫得很高的国道上跑，路肩又陡又滑。听见哭声，感觉很多人在哭，离我们不到一百米。记得当时路边码放了许多电线杆，农民叫电棍。电棍露天放着，怕人偷，全用粗铁丝固定在一起。我们踩着电棍上了国道，看见正站在道边哭的不过是两个人，一个女人，女人脚下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女人头上包着一块鲜艶的方围巾，当地农民的围巾都是一直包到额头上。这个女人和孩子肯定赶了不少路，裤腿上都被泥浆糊住了。

女人的哭声大，好像唱地方戏，哭也有一种民间固定的节奏。孩子的哭声更像嚎，干哑，断断续续的。女人不断地跺着脚，像国道欠了她甚么。看见有人过来，女人的哭声更大，夹着些难听的骂人话。

我跑在最后，从我的角度却最先看见了那个孩子。我看见半边血淋淋的脸。那孩子一边干哭，还一边用很小的眼睛看着我。我吓得有点不敢再往前了，那是我一生中看见的最恐怖的伤口，皮肉全都翻开，那半张脸上有一个鲜红的血窟窿，血窟窿里居然露出两颗半白的小牙齿。孩子的棉袄领子上也带着血。

奇怪的是，这可怜的几乎没了半边脸的孩子就独自站在泥里哭，那女人并没有抱他，也没有给他包裹伤口。她可能完全吓糊涂了。

很快围上来更多的人，那女人颠三倒四地说着话，一会儿对着那个，一会转向那个。她说的大意是，孩子是给自家的狗「掏」的。她刚了给小崽子(孩子)一个粘干粮，自家的狗就窜上炕抢干粮，一口就把孩子脸掏成了这样。她半说半哭，咒天咒地，还抓住那孩子的肩膀，一下一下地推搡，好像责怪那孩子。她发出最大声音的时候，那孩子反而不哭了，抬起受伤的脸，去看她的嘴。

不断有挎着筐的女人围过来，那些筐里装着腊烛和大粒盐。她213们不约而同地做着同样的动作，使劲地啧着嘴唇，连连叹气。有人问，咋不送卫生院？女人说，卫生院不给扎沽(医治)，让上国道截车，让上城。

孩子看见这么多人围上来，忘记了哭，干裂着嘴，大口喘气。女人们指着孩子说，那不是抽了一肚子冷风吗。孩子不喘了，断续地干嚎。

七十年代初期的那条国道，在我的印象里又宽又直，向南走是长春市，向北是农安县城，当年路上很少走汽车，只有送公粮的时候，马车排列成队，道路上散落着被车轮碾碎的玉米。

有人问那女人进过城没有，那女人又摇头又点头，好像听不懂别人的话，然后还是哭骂。

后来，从泥泞的小道上来了一辆马车，车身左右扭，走得极慢，马蹄子踩着亮的泥浆。那女人看见了马车，一下子扑倒在国道上，两手拍着地，大声哭叫：大爷大叔大兄弟呀，救命吧，大爷大叔大兄弟。

这时候，被别人抱起来的孩子也加大了哭声。马车上的人不知道出了甚么事，车就停在稀泥里。车上装了玉米秸。车老板站在车帮上问：咋的了？

大家一起对那女人说：离城好几十里，坐这马车得颠到啥时候。

女人爬起来，又开始哭。马车慢悠悠地上了国道，车老板问：是丫头还是小子？

女人的哭声突然加大，不断地说：是小子，是小子，是小子啊！

很多围观的女人听到「小子」，都哭了。

再后来，也有汽车经过，根本不减速。一辆吉普飞一样开过去，溅起不少泥，那么快的车速，司机不可能注意到聚在路边的这些农民。

不知道甚么时候，那孩子脸上给人包了一块蓝布，有人说伤口怕受风。可是那女人一直没有想到把头上的围巾给孩子摘下来。围观的人们越来越着急，怕再错过汽车，开始往国道中间涌。

国道上走来一个人，这人我认识，是公路道班上的。镇上的人都知道，他坐班车不用花钱，搭上任何过路的班车都能进城。他有点着急，说班车快到了，他看手表。所有的人都开始盼望长途客车，又等了很久。

方头方脑的班车终于出现。人们紧急商量，一起堵在国道上，那女人反而向后退，哭着说：怕人家不让上啊。但是众人都说，不让上就硬上，孩子都这样了，拼着命也得上。

长途汽车好像根本没准备停靠这个小站，它在国道正中间晃着。卖票的伸出脑袋喊：满员了。司机也伸出脑袋。人们都拥在国道上，受伤的孩子已经被人举得很高。后面还是有人喊：快举孩子，快举孩子！

班车慢下来。可是车门根本打不开，车里早塞得满满的。道班上的人认识司机，赶紧过去和司机说话。汽车周围一片混乱，不知道有多少双手，推着那女人，举着那孩子，想把他们从车窗塞进车。最后，受伤的孩子被车上人从车窗里接进去，女人也从车门挤上车。

卖票的大声喊，起票哇，扒窗户进来的！

下面，有几十双手一齐拍打车门说：快开车，快开车呀！

道班的告诉卖票的，这两个人的票下趟出车来找他要。当时，班车从这个叫合隆的小站到长春市的票价是五角钱。

汽车终于又开了。人们叹着气渐渐散开，国道又变得光溜溜空荡荡。

三　一九七四年春天，第一次吃酒席

那一年，我十九岁，第一次吃了正规的酒席。我不知道，那天早上起来时候，我父母的心情是甚么样的。开始，我没觉得甚么特殊，跟平时差不太多，还没有「事到临头」的215感觉，那天，家里人送我去插队。

是个星期天，比平时上学上班起得还要早，起来以后等车。后来全家上了一辆吉普车，我母亲把那辆单位里的车叫大屁股吉普。用塑料布和紫色毡子包捆好的行李，还有一只白茬儿的薄木箱子也都放进车。从那天起，它们就是我的全部用具，将要和我一起下乡插队了。车开动以后，行李箱子不停地在车后部摇晃。

我是没经过敲锣打鼓举红旗宣誓，就下乡了的。送我的是家里的其他四口人，父母弟妹。

出城前，又上来一个人，母亲让我叫他张叔叔，我觉得父母对这位张叔叔特殊地热情。很快车就出了城。季节还早，车窗外面的田野里还没长出庄稼。一路上，弟妹两个很兴奋。我和他们一起看风景，春游一样。父母一直和张叔叔说话。

当天下午，就是这辆大屁股吉普，将把他们都带回城里。我是在一步一步走向未知之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之间，我一个人被抛下。

文革以前，在我们家里，就是大人上班，孩子上学。母亲经常爱说一句话：我们堂堂正正，万事不求人，不搞歪门邪道。但是，一九七四年春天的那一次，我看见他们为我而笨拙地改变。我去插队的那个公社是张叔叔的老家，他的几个亲戚在公社和大队当干部，为了得到照应，父母带上张，并且要在县城请他的亲戚们吃饭。

将近中午，听说快到县城了。我听见母亲低声问张叔叔，他们是不是能喝酒，要甚么酒合适。我母亲嘱咐我们，一起吃饭的，还有几位客人，你们都要安静点。我觉得那天她和父亲都有点紧张。

弟弟很高兴，他对我说：饭馆里做的肉好吃。弟弟小我一岁，他中学毕业插队还要等到第二年。我妹妹也很高兴，当时她刚上中学。

那天我很惊奇，父母并不认识他们将要宴请的客人。车一进县城，张就把头伸出窗外，向路边望。父亲还不断问，是不是那几个人。张总摇头，他的头又尖又长。他说他妹夫很胖，肚子都圆了，一个管下乡青年的公社小干部，屁大个官儿，成天吃席。

那个小县城现在升格成为一个市，当时它的交通要道只是十字路口，有四个重要的建筑，除副食品商店是平房外，国营商店，国营旅社，国营饭店都是二楼，在一片平房中，这几座两层楼很显眼。国营饭店门口，几个穿蓝色吊兜制服的人，有站的有蹲的正抽菸。张说，那就是他们。

大人们见面一番握手。我站在他们后面，看见我父母和不认识的人寒喧，表现出了不大自然的热情。母亲拿出菸，请每个人抽。

我记得，那种场面让我反感，觉得庸俗。大人们之间客套了一阵，父母叫我的名字，我被推向前，父亲的手热热地抓着我，说：就是这孩子。

陌生的人们很平淡地点点头。然后全体人上楼。七、八个人一起上那小楼，木楼梯咕咚咕咚一阵响。围着一个油乎乎的大圆餐桌坐下来，我看见母亲和张叔叔商量着点菜。感觉母亲拿不准该点些甚么，净看张叔叔，又小声问服务员。她的意图是不怕花钱，要尽量让客人吃好。那天，我第一次感到做一个大人很不容易。平时下了班就在家里看看书浇浇花的父母，应酬那天的场面很努力，连我都看出了他们的不自如。

酒席上，大人们都在喝酒，连不喝酒的父母也喝了。很多的时候，是客人们之间谈得很热闹，父母只是听着。我几次看见我母亲在擦汗。在我插队前后的那几年，她身体一直不好，肩周炎，心情烦躁。但是她那天好像很健康，一点病也没有。父亲一贯看不惯「喝大酒」的人，那个中午他对喝酒一点意见都没有。

酒席吃了很久。我真不知道，一顿饭还能吃那么久，从中午一直吃到下午。

弟弟说得对，我们吃的是酒席，不是家里的菜，鱼和肉都给做出了花样儿。盘子端上来，一层压着一层。我只能记住一道菜，是整个猪肘。我们离开饭馆的时候，菜还大半剩在桌上。

我看见母亲动作很小地从裤子侧面的口袋里往外拿钱，是一叠钱。在客人们喝得说话声越来越大的时候，她算了账。那一叠钱让217我吃了一惊。

后来，我才知道，和我们一起吃酒席的，有我插队那个公社主管知青的干事，大队民兵营长，还有公社的其他几个干事。吃好了饭，人很快都散了。吉普继续向东，几分钟就出了县城。跟我们走的，还是那个张叔叔。他喝多了，话有些颠倒。我要去插队的生产队离县城还有五十多里路。这一段路上，我父母都不大讲话，只听那张叔叔一个人说。他说的大意是，人不能太死性了，不能像我父母这样，清高的人要吃亏，不遇到事儿还行，真遇到了，就要「浑和」点儿。

现在还能记住的下一个场面，我站在一个很高的土墙豁口上，父母弟妹都不看我，一起朝着吉普走，我的心里乱七八糟的，眼睛里都是眼泪。后来，我自己走进集体户，男生女生全不认识，全都冷眼看我，我坐在炕沿上，一直坐到天黑都不敢动。

九十年代，我问起母亲那天请客的细节，问她花了多少钱，她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吃酒席的任何细节，她都忘记了。反而她记忆最深的是，那天，她看见我站在土墙那儿可怜巴巴的。她小声对我父亲说：快走，别回头。

四　一九七四年秋天，在敬老院

在我插队的庆阳生产队向南走两里多地，穿过杨树的林带，有一座巨大馒头似的丘陵。丘陵上面有座孤零零的院套，是公社敬老院。割完了庄稼的季节，大地有点凄凉。每到农闲，大队都会组织兴修水利大会战，那年把临时广播站设在敬老院。我被派去管理广播站的机器，播放大队通知和各生产队的挑战书决心书，在敬老院住了半个月。

为了开广播，我必须在天亮之前到敬老院。队里的社员都提醒我，敬老院的狗凶，常年和老人生活在一起，它们能分辨人的高低贵贱和身份年龄，从来不咬老年人、有残疾的、要饭的。穿花衣裳的姑娘经过敬老院门口，就要加倍小心。

起早做豆腐的老人帮我赶走了狂咬不止的狗。我在豆腐房里，喝了一瓢滚热的豆浆。老人还到土墙缝里拿了纸包，给我揑了一点糖精。豆腐房里有一个热气腾腾的大黑铁锅。他话不多，他说，人活到老了，就该「撅巴撅巴」扔了。

广播站设在唯一一个女服务员的小屋里，一铺小火炕。每天三顿，服务员喊我去吃饭。站在大院子里，看见敬老院的三栋瓦房，不断有老人缓慢地挪出来，有人半蹲在门口，有人佝偻着，咳嗽气喘，往鞋底上擦着鼻濞。

在敬老院吃的第一餐饭是玉米渣粥。天还不太冷，锅就架在院子当心。食堂是一间大房子，几排木桌木凳。女服务员个高个子，二十几岁，浑身上下黑衣黑裤，围了一条大黑围裙，拿加长把儿的铁勺子，手脚麻利，往每个老人递过来的碗里添粥。我被安排在办公室里吃饭，同样的粥。他们只有咸菜，给我多加了两块豆腐。

那些老人们吃饭的速度异常地快，绝没有人讲话，每个人都紧看着手里的碗。一锅粥没一会儿就见底了。老人们推开碗，脸上才出现了松弛，一个一个挪回到屋子里，只剩个别几个老头蹲在太阳底下。

服务员洗刷完了，回到她的小火炕上，给老人做最后几件棉衣。敬老院有一个厨师，她的主要工作是拆洗被褥和棉衣。她是一个很勤快的人。我拿那种半透明的塑料唱片放歌的时候，经常看见她戴了一个很大的口罩，在院子里拿根木棍敲打老人用过的旧棉絮。她好像遇到了甚么情感挫折，才住到敬老院来。敬老院里的人都叫她大姑娘。

「大姑娘」对我说，一个人总待在这种地方，脾气就古怪。她说她父母家所在的生产队里也有集体户，那些学生多好，有时候唱歌能唱半宿。当时，我是第一次听见还有人羡慕我们的生活。

老人们在吃过饭以后，甚么也不做。一间大屋子，住二十几个人。我去过几次，每次都一样，整个屋子里一个说话的也没有。只219有发呆的，睡觉的，坐炕上抽菸的。所有的脸上，长时间维持同一种表情。

敬老院的房子不分男寝室和女寝室，人和人之间只挡一块胶合板。哪个挡板儿之间距离宽，放着两个人的行李卷儿，说明住的是一对夫妻。

我很清楚地记得有两个老太太，一个在炕上坐着，手上抖开一个装豆荚的小布口袋，一颗颗从干豆荚儿里剥出豆粒儿，我停下来看她，她马上用一只干老的手，挡住口袋不让我看。听女服务员说，有的老人能外出活动，在收割后，去大地里捡粮食，粮食积攒多了，去换豆腐，一个人躲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吃。还有一个老太太，坐在砖地上，用甚么硬器砸高粱壳里的米粒儿，砸了一些，用手捧起来，对着空中吹高粱壳儿。

除了做豆腐的老人，没有第二个老人问我：你是谁，你到这儿来干甚么。他们好像跟这世界上的任何人任何事儿都无关。有一个晚上，一个老头因为别人的毛巾搭过了界吵起来。他直挺挺站在院子里，气得大喘气。

老人们比种地的农民们更清楚哪一天是星期天，因为星期天改善伙食，也许吃猪肉炖粉条，也许有炒菜。炒菜的时候使用一种大铁铲，像工兵挖地雷用的那种工具。豆腐，在老人们看来是一种好东西，用卤水点的，满院子飘着香味。我看见过一个老人站在墙角，用钩子似的手捧着一块豆腐，直接吸进了嘴里。

星期天的时候，敬老院的领导，站在食堂门口大声吆喝着：慢点吃，别烫着。

敬老院有国家的拨款，和当时农民的一日三餐比，伙食不算差，数量也充足，有时候还有饭菜剩下来。但是他们一看见有肉的菜，就想着多吃，抢着吃，要把属于他的那份儿，全装到自己的肚子里。

女服务员盘腿坐在小炕上，用一颗铜顶针儿为老人做棉袄。顶针很好听地敲着针。她说，他们多可怜，都是有今儿没明儿的人了。

女服务员和我熟了以后告诉我，她曾经想过出家，又不知道哪儿有尼姑庙。她说现在不兴这个，没办法才到了敬老院，伺候这些老人，他们再怪再脏再有毛病，却没有坏别人的心思，多数是老绝户，都是可怜的人，需要人帮。她认为干这个，总比在大地里干农活轻闲。老人们对女服务员也都很好，哪个老人耍脾气，马上会有人说，快叫大姑娘去。「大姑娘」说话有时候比领导还好使。

有一天太阳非常好，女服务员和我坐在她的炕上。她打开窗户说，多像四月小阳春儿。墙角下面晒太阳的老头儿脱了空心棉袄，露着皮肤松弛的上身，翻过棉袄找虱子。女服务员说，这么几天就生虱子了，让他们在里面套一件贴身的布衫儿，他舍不得。老人们说，有人味就得生虱子，谁要不生虱子，就快挺尸了。

又有几个老头也坐下翻腾他们的棉袄。大师傅敲着锅沿儿喊开饭，他们很麻利地披上衣裳，又是各个房间都有人晃出来，我坐在炕上看见一片花白花白的头顶。

每天，到了下午四点钟，已经有人去关门了，敬老院的门是碗口粗的小树扎成的。几条狗卧在土里，守着门外那条大道。修水利的人们吵吵嚷嚷经过，狗都窜起来，叫成一片，它们看惯了的院子里几十个老人，对外面的人好像有刻骨的仇恨。

五　一九七六年冬天，她说被迫害了

七十年代的中期，越来越多的知青通过招工推荐上大学离开农村，而一直没机会走的知青心灰意冷，我们那个县就有绝望自杀的。我所在的集体户就有两个都是一九六八年下乡的女生。

刚进入一九七五年，我离开集体户，被临时调到县里办知青报。第二年的冬天，有一个早上，我提前去上班，天还没全亮，整个知青办的小走廊空荡荡的，只有一盏小灯。估计打更的老人先把每一面火墙都烧起来，自己去吃早饭了。我沿着走廊向里面走。我221们的办公室在最里侧。找钥匙的时候，突然脚下一绊，踩着了甚么东西，软软的，吓了我一跳，马上后退。

没想到，走廊地上躺着一个人，紧紧地缩成一团。

那个人抬起脸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脖子上围了一条又长又厚的绿围巾，一个女的。

估计她看我也不过是个知青，根本没理我，又缩回去，一动不动。我转回身叫人。在门口正遇上知青办一个干事。缩在地上的人看见又有人来了，哇哇地哭，自己站起来了。

她浑身的土，两手捂住脸，头发围巾揉得很乱。我马上想到我们集体户那两个一九六八年下来的老知青，当时，我看她，觉得她已经苍老得不行了。

上班的人多了。一个部门主管，是个胖妇女，嗓门很大，从外型上看就像个领导，她一进门就问：这是咋的了。女青年像看到了救星，哭声大了，边说边哭说她是知识青年，知青办得给她作主。

女主管扯女青年，问她是哪个公社的，还警告她在办公室哭嚎影响不好。

女青年的声音立刻变小了。她说：领导啊，我被迫害了。

「被迫害」，这话在当时是极严重的一句话。在知青下乡的七十年代，有非常的特指。女知青被迫害了，意思就是被强暴了。按政策，女知青被农民「迫害」的安抚政策是优先办理招工回城，而「迫害者」将被公判枪毙，开完公判大会还要五花大绑，站在卡车上游街，胸前挂块名字上打红叉的牌子，衣服后领子里插根很高的「标」。我在县里的几年，每年年底知青代表大会召开前，县里都安排这种公判游街，杀一儆百。「被迫害」这三个字份量太重，它涉及到有人能很快回城，有人能很快送命。

听到「被迫害」，马上有负责办案部门的人，把女知青叫到他们的办公室。这种事情在当时非常敏感。而像她这样公开找到县里，当众宣布自己被迫害的，我在知青办的三年里，只遇到过这一次。那个上午，专案组的门玻璃上，临时糊上一张报纸，神神秘秘的。

中午，有人安排女青年跟着我们去县委食堂吃饭。我们走在前面，她在后边跟着，故意和我们保持距离。离得远了，我站住等她一下，心里出现一种厌恶。

女青年吃饭相当快。吃完了，她自己又回知青办。晚上再带她吃饭。那一夜，听说她住在县委招待所。

第二天上班，一进门就看见她站在走廊里，手里抓着一个鼓鼓的旧书包，正对知青办的干事说没脸回集体户了，要买火车票回家。很快，她就消失了。

知青办派了人下乡去调查。调查回来那天，刮很大的北风，县城的小马路上卷着冒烟雪。进进出出的人把走廊门口都踩白了。调查回来的人在走廊里大声说，被女青年告发的农民一听说迫害女知青，马上吓傻了。一家人都跪在地上喊冤枉，说就是打死他们，也不敢欺负下乡的学生，谁都知道那是挨枪子儿的。

我估计，去调查的人在临走之前已经有了怀疑。当时，正是每年年底招工指标由县下达到公社的关键时候，一个女知青直接跑到县里来说自己被迫害，从她的不顾一切，知青办的干部都明白。

过了几天，那女青年又来了。还是那条绿色的围巾，紧紧包住了脸，不知道走了多远的路，围巾上已经结了一圈白霜。这一次她正好碰上了我们知青办的主任，姓毛，是个又霸道又心软的人，最怕看见女知青哭。

女青年就在走廊里抓住了刚出门的毛主任，抓住他的大衣不放。说自己虚岁都二十八了，还连着喊，主任，我被迫害了，主任，我没脸回户了，主任。

每说一句就喊一句「主任」，这种场面，看见的人心里都不好受。毛主任的脖子总挂了一对带绳的皮手闷子，他还不知道情况，但是那么一哭，他就受不了。主任不断劝她慢慢说，慢慢说。

知青办的人都从各个办公室出来，在门口，探头探脑看这个胖脸上满是眼泪的知青。

她呜呜噜噜开始说。说着说着，被迫害的话题忘了，她说她们公社有门子的都在找人，都想走，连才下来两年的，都填表了。说到才下来两年的人，她放声哭，想用头去撞墙。

后来听说，县知青办照顾她的情况，让她直接参加了当年的招工。从蜷缩在走廊上，到听说她已经回城，她没和我们几个知青说过一句话，她尽量回避。

不知道那个被她告发的农民是不是被追究了。部门女主管说得比较直露，我记得她站在办公室门口的样子。她说，真是啥人都有，多不知「磕碜」的人都有。

六　一九七八年春天，弟弟骑在毛驴上

我到大学报到的时间是一九七八年的三月。当时我弟弟还在乡下插队，他是一九七五年下去的。

上大学一个月以后的一个星期天，记得天灰蒙蒙的，空气中有一种春天味儿，新鲜。我带着父母的嘱咐，从坐火车出城一直向西，去几十公里外弟弟的集体户，提醒他赶紧开始复习功课，务必参加七八级的高考。随身带了几本复习资料，都用报纸包得很严密。当时我预感，凡是在心里暗自盘算离开农村的，都是「坏心思」，不能大张旗鼓。

弟弟晚我一年下乡，一直干农活，下去第一年，就学会了抽菸喝酒。父母一直为他担心。

下了火车，四周都是空旷平坦的田地，先经过了一个兵营，兵和老百姓不同，从大门口能看见里面井井有条，一尘不染。然后穿过一条林带。我是老知青了，不用问路，直接找到了那个独自立在略微高的岗地上的集体户。

一进屋，灶坑前有人仰脸问我找谁？屋里全是烟，听说找王惕，灶前的人指西屋。我弟弟生于一九五六年，父母所在的公安系统刚传达过裴多菲俱乐部甚么的，他们特别意识到，革命政权要时时提高警惕，所以给弟弟起名「惕」。

西屋，炕上靠着几个男生，全留着长头发，穿破大衣，身上随处棉絮暴露。在大衣的腰间扎一根麻绳，这是当时知青身上必不可少的冬季饰物，显示着骨子里的潇洒不羁。我闻到集体户男生宿舍专有的汗味。

弟弟没在。他们说，惕，磨谷子去了。

我能感觉到裹着破大衣的几个男生有点冷漠。我知道，在那个时候，除非你是传递回城的消息，世上再没有任何事情能让他们表现出热情。

弟弟出现在门口的时候，也裹着一件破大衣，也扎一根草绳。我看他比任何一个男生都颓丧，头发太长，脸又冻得通红。早晨，从家里动身的时候，我只是父母的一个使者。但是我看见弟弟出现在门口，突然在心里想：这是我的弟弟啊。

这种感觉一瞬间里特别强烈。我已经离开了这种生活，而他还深陷着。我一句也没提上大学的事，不想刺伤他。弟弟是和一匹黑灰的瘦毛驴并排挤进西屋门的，他的手通红地搭在驴屁股上。他从小就喜欢动物。他明明看见了我，却对炕上的人说话。他说谷子没磨上，人多，排号呢。

他故意站得离我远一点，可能为了证明他是男生我是女生。他长大了以后一贯是这样。他摘下帽子，把帽子扣在毛驴头上，他还是不太看我，站在原地搓两只耳朵，好像根本不准备和我打招呼。他的帽子和别人不一样，不是长毛狗皮那种，是硬的黑色亮皮，可以打油的，帽子里面是短毛。他就是戴这种不抗寒的帽过了三个乡下的冬天。

趁没人看见，我把书包里的包裹严密的复习材料给他，说了专门带给他的，里面还有妈妈的一封信。我说，你一定要看。他大咧咧地把它们塞到行李卷儿下面。

他说：给我带瓶酒就好了，咱家还有西凤酒，都给爸爸藏起来了，怕我偷着拿走是不是？

跟我说话的时候，他不断地拽那毛驴的尾巴，毛驴终于不想忍受，逃窜到外屋去了，他的黑皮帽子滚掉在地上。他们集体户好像用红砖铺的地面，但是早看不见砖了，坑坑洼洼的，都是泥。

我问：你还喝酒啊？

他说：喝，找个「由子」就喝，这么冷的房子不喝酒能挺过冬天？

有一个男生过来说，每年冬天，后墙都给冻得呜呜响。弟弟的两只手紫红肿胀，我问他有没有冻疮膏？他说：贼皮子，不用那个。他把手背到后面去说，没事儿，到伏天准好。

后来，有人进进出出地说，又要下雪了。满院子人撵得鷄狗猪鹅都在叫。女生们去高粱秸扎的围墙上捡衣裳。弟弟打了一声口哨，可能是叫那只毛驴。他说：你上女生屋里呆着吧，女生炕上干净，我还得磨谷子去。我马上说：要下雪了，我也走。

我们一起出了门。灶前有一两个人抬头打招呼：姐，再来。好像我是他们大伙的姐。集体户的院子里光秃秃的。整个冬天倒的泔水冻成一个将近一米高的冰坨，正堵在门口，正在溶化。弟弟让我看门口的一只破缸茬。他说，夏天，男生在炕上喝完酒就往外甩瓶子，看谁扔得准摔得碎。

出了门，我再把父母关于高考很重要的嘱咐告诉他。我特地说：这是一辈子的事儿。

但是，他不大理我，抓着毛驴身上的毛皮骑上去，高高地晃，专心逗那毛驴。我告诉他，报纸包里是书，还有练习本。他高兴了，说正好这几天没卷菸纸。我觉得他这么说是故意的，故意逞「英雄」。

我们都不说话，默默地走。他骑着毛驴陪我走到一个岔路口，已经能看见两个多小时前我穿过的那片林带了。他说，另一条路通向屯子里的碾房。我说，我上你们碾房看看去。他马上制止我：都是男劳力，你去干甚么？

不知道几点钟有回城的火车，但是我准备去小火车站等。

很明确地记得，当时就在我的脚下有一墩马莲，向阳的一面有嫩芽正要钻出土。我对他说，好好复习，时间很紧，别再喝酒等等，全是废话。我还把母亲带来的钱给他，可能是二十块。他一直骑在那匹毛驴身上，无所谓地晃着，很耐心地捋着毛驴

透明的薄耳朵。最后，他问：你去报到了？我极短促地答应了一声，然后向着林带走。一下也没回头。我和弟弟都在长春市天津路小学上的学，学校由日本人出资建

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曾经叫大和通小学，一直是名校，我们在这个小学分别读到了三年级和四年级，那时候他成绩很好，从来不和坏孩子在一起。下乡的三年，他不仅学成了菸酒，还越来越内向，小时候甚幺都对我说，后来，他变得话很少，仅限于日常小事，他的性格改变直到今天。

那一年，他考上了大学，但是分数刚够本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