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睿:《历史大视野中的四五运动》之六:四五运动的诠释--扭曲历史的三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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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运动的诠释: 扭曲历史的三种说法
——《历史大视野中的四五运动》之六

　　关于四五运动的背景、缘由与动因，在本文前几节中已经阐明。总而言之，四五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转折点，是社会深层矛盾长期积累的一次大爆发，是各种社会力量交会的历史合力的产物。然而，自从四五运动发生以来，就有种种扭曲历史的说法，其中包括“邓小平后台”说、“党的领导”说、“贵族造反”说。

　　“邓小平后台”说

　　“邓小平后台”说是由毛泽东钦定。毛泽东看了有关四五运动的简报，并派秘书到天安门广场实地了解情况后说：“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姚文元证实，对七六年清明天安门事件的定性、镇压，都是由毛泽东决定的。

　　1978年11月21、22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天安门事件真相》指出：天安门事件期间，邓小平同志完全处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跟事件毫无关系。“四人帮”为了将邓小平同志置于死地，竟说他是事件的总后台。群众对“四人帮”疯狂打击、诬陷邓小平同志尽管愤愤不平，但在天安门广场活动的最初几天，在诗词、传单中，未见提到邓小平同志，“四人帮”及其心腹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有一次，人民日报的《情况》登了一期所谓“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的罪证照片，姚文元看后大发雷霆，立即打电话给他的心腹说：“为什么用这些照片？杂乱无章，有打破头的，没有一张与邓小平有关系的。”为了搞“与邓小平有关系的”，他们就搬出封建社会株连九族的卑劣手法，从邓小平同志的亲属身上打主意。邓小平同志有个女儿在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工作。该所送了两个花圈到天安门广场。“四人帮”及其心腹得知此事，喜出望外，要记者快写情况。其实，邓小平同志的女儿当时生病在家，既未参与做花圈，也未到天安门广场。即使这样，记者还是写了情况，用了“邓小平女儿所在的科技处做的花圈上写着”这种别有用心的句子，说明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的活动，同邓小平同志有关系。“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得意洋洋地说：“不要以为只一二百字，可重要啦！”

　　邓小平另一女儿毛毛（邓榕）说：“在那些震撼人心的日子里，北京几乎所有能去的人都到天安门广场去了。他们去送花圈，去写诗词，去抄诗词，甚至仅仅去感受这悲壮而令人震撼的场面。唯独我们——邓小平的家人们，不能去天安门广场，不能亲赴现场去参加这一伟大的人民运动。‘四人帮’正在‘揪后台’，他们正在说邓小平是这场群众运动的‘大后台’。如果在天安门广场现场抓到邓小平的家人，那就会立刻成为他们栽赃的‘证据’。父亲命令我们全家人，在这个时刻，不许去天安门广场，不能给‘四人帮’以任何借口。我们家的人，都服从大局，遵从父亲的命令。我们不能去天安门广场，最多只能骑着自行车从长安街路过，在远处一睹那激动人心的壮观场面。”[ii]其他邓派人物及其家属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在炮制《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时，姚文元说：“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尔后，凡是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评论、文章，就把什么“邓纳吉”啦，什么“谣言公司的总经理”啦，什么“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总根子”啦，种种诬陷不实之词，加在邓小平的头上。特别是“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写作组与梁效合写的《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一文，说什么“到天安门广场闹事的那些牛鬼蛇神，群魔百丑，都是按照邓小平的笛音跳舞的”，邓小平“集中代表了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要求”，天安门广场事件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姚文元还嫌这话不够，又亲笔把“一手造成的”改为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iii]

　　梁效《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一文，把四五运动的后台挖到邓小平还不算完，凭着他们舞文弄墨的惯技，再进一步挖到了“克里姆林宫的新沙皇们”。梁效说：“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根子在党内，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那些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和老牌的反革命，以及形形色色的亡命之徒、社会渣滓，都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来闹事。他们舞文弄墨，行凶放火，又是鬼哭狼嚎，又是抽刀拔剑。究竟要干什么呢？就是妄图保护邓小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肆无忌惮地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居心险恶地攻击所谓‘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他们亦步亦趋，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并狂叫什么要‘真正的马列主义’，要打倒‘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当一小撮反革命暴徒在天安门广场闹事的时候，克里姆林宫的新沙皇们喜形于色，兴高采烈。他们匆匆忙忙开动宣传机器，为邓小平、为反革命分子涂脂抹粉，撑腰打气，说什么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受到‘热情支持’（应读作：受到中国新老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支持，受到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支持）。苏修老爷们一看，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中国首都的天安门广场行凶作恶，就满以为这一回他们所谓的中国‘健康力量’可要‘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来了。过去他们曾经寄希望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这次又寄希望于邓小平。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新沙皇还没有来得及向当代的宋江正式颁布招安的诏书，邓小平和支持他的反革命分子就宣告失败了。”[iv]正如本文第一节所说，如果要挖掘四五运动的历史根源，确实要回溯到苏联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但把根子挖到勃列日涅夫那儿是不符合事实的，要挖就必须挖到列宁和斯大林。

　　笔者在1989年曾指出：“当时所谓黑手，所谓邓小平是总后台是思想方面的，因为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拥护他的。”但是，另外的百分之一二十，“他们是这次运动的先锋”，则已经不囿于“邓小平七五年纲领”，他们“要求新的、民主的、现代化社会思潮的体现”，“要民主改革”。“当时非常勇敢的少数人，很多是青年工人、青年知识分子和插队知识青年（当时有不少下乡知青已开始回城，处于待业或刚就业状态，也有些是工农兵学员，……由于未有受过系统的现代文化训练，他们的眼界也不够开阔，故其主导思想跟现在也不一样。他还没有跟西方的主流文明接上口，只是在边缘上，像包括卢梭的契约论或吉拉斯的新阶级思想，跟现在所说的西方主流文明有分别。所以这部分人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热情，但理论的根基不是很深厚。……但从大字报、地下宣传物或天安门事件中诗文来看，确实可看到改革论思想的端倪。确实是追求新思想，不是还原论。”“任何一次运动都可以找到黑手，但是这些黑手都是以思想来影响运动的，而不是有什么组织联系或操纵。”[v]即使从思想方面而言，邓小平也已经不配是这些青年人的导师和后台了。因为邓小平本人当时还没有冲破还原派的藩篱，还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改革派。

　　在1976年的时候，胡耀邦比邓小平的思想更加解放，可以说是党内改革派的代表，但也不好把他说成是在四五运动中发挥了先锋作用的民间改革派的后台。在1970年代，两代改革者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思想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青年一代在这种交流中自我感觉更好一些，思想输出往往要多于输入。曹志杰是四五运动的一位关键性人物，是在天安门广场贴出第一篇悼词的人，他在贴悼词的头一天（3月29日）晚上，恰好去过胡耀邦家。“明天，他要与理论组的成员到榻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向文革派发起挑战，近期关于胡耀邦患了胃癌的传闻不胫而走，很是放心不下，特意来看望。先去胡德平的房间，得知胃癌一事纯属子虚乌有。胡耀邦漫步走进来。他再次遭到“四人帮”帮派迫害，少了往日的谈笑风生，满脸沉重。曹志杰见他进来，向他打招呼说：‘胡伯伯，又让你作检查了吧？’他并不想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不紧不慢地‘嗯!嗯!’了两声算是回答吧，显示了沉重面容下蕴涵的倔强和沉思。”[vi]笔者问过曹志杰，他当时并没有把悼词的事告诉胡耀邦。后来，北京市公安局刘传新一伙，也没有能够从曹志杰顺藤摸瓜到胡耀邦，把“黑后台”罪名按到胡耀邦头上。

　　“党的领导”说

　　在1976年至1977年，邓家人对于四五运动“后台”的帽子，是避之惟恐不及的，但是到1990年代，就反过来变成香饽饽了。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写道：“其实，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场人民群众的伟大抗议活动，虽然不是邓小平直接指挥的，但是，无论从任何意义上讲，邓小平都是当之无愧的‘总后台’。是邓小平复出后大刀阔斧进行的全面整顿，是全面整顿取得的显著成果，是他与‘四人帮’针锋相对的战斗锐气，使全国人民看到了前途，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增添了全体中国人民与‘四人帮’罪恶势力进行斗争的勇气。邓小平深知，经过这场运动，他会再次被打倒。但是，他深信，他的所作所为和他的个人的牺牲，将会作为一剂最好的催化剂，把中国人民的觉醒，带到一个新的起点。他深信，不管他个人的政治命运如何，正义和真理，必将取得最后胜利。从天安门前那涌动的人群，从人民大众所发出的愤怒的呼喊，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基于与毛毛类似的心理，在四五运动平反后，官方媒体上出现了不少牵强附会的说法。

　　《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人民万岁》[vii]的“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说：“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发生之后，人们不仅要长久地回忆它、赞美它，而且要长久地领会它、消化它。……天安门事件，这场被人民群众誉为‘四五’运动的革命风暴，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是偶然出现的，还是历史的必然？是亿万革命人民的伟大创举，还是个别人挑动的？这是首先必须弄清的问题。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政治运动，都是植根于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深处，都是为一定的社会要求所召唤，因而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群众斗争的规模。恩格斯说：‘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这种运动‘不是少数几个人活动的结果，而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500—501页）。……把这次运动说成是少数人的行为，说成是个别人挑动的结果，那就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进行公开的嘲弄，就是在重复早已过时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迷信时代’的梦呓。”文章到此为止，还算是说得过去。

　　“对于人民群众这种以自发的斗争形式出现的自觉的革命行动，我们每一个革命者、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应举起自己的双手，热情地欢迎它，坚决地支持它。如果不是这样，而是采取相反的态度，寻找各种所谓‘理由’，去批评指责群众这种行动，比如说，在中央没有清除‘四人帮’之前，不应当这样反对他们呀，反对他们就是‘分裂中央’，就是很蠢、很错误的呀，如此等等。按照这种态度，还谈得上什么群众的觉悟、国家的力量呢？那不是要人民永远成为历史的消极力量而任人宰割吗？不去发现、支持和正确引导群众创造历史的自觉行动，不愿意赶上早已走在自己前面的群众革命队伍，反而在由于群众的伟大斗争而获得胜利之后，指手画脚，评头品足，这同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群众革命运动的态度，难道不是相去十万八千里吗？”这段话是对汪东兴观点的明确反驳。

　　再说下去，就纯属画蛇添足了。“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同志病重之后，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全面落实毛泽东同志的三项重要指示，整顿各方面的工作，促进国民经济的好转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进一步鼓舞和坚定了人民的革命斗志。在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旗帜下，人民从周恩来同志和其他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看到了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的文化大革命的主流，看到了它的正确方向，看到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光明前景。”邓小平扭转毛泽东错误路线的举措，成了“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非毛化的群众运动，成了“在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旗帜”指引下；抵制和终结“文化大革命”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流”和“正确方向”。四五运动明明是以党内当权派（以毛泽东为首，既包括“四人帮”、毛远新，也包括华国锋、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人）为一方，以党内下野派和民间反对派为另一方的斗争，却睁着眼睛瞎说：“以党和人民为一方，以‘四人帮’为另一方，一场革命同反革命、光明同黑暗、科学社会主义同封建社会主义的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殊死搏斗，就在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爆发了。”

　　《人民万岁》发表于1978年12月11日，当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结束，正是党内外民主空气空前高涨的时候，因此它强调党的领导要体现于领导人民“争民主”。“加强党的统一领导，是胜利进行争取和保卫人民民主斗争的根本的前提条件。我们的党不仅要领导人民继续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向钻进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争民主，向官僚主义者争民主，同时又要充分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建立和健全革命的法制，使民主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并且把这两个方面很好地、有机地结合起来。但是，应当指出，民主是法制的前提和基础，法制是民主成果的总结和保障。首先要有民主，使民主成为事实，然后才能真正确立革命的法制，用法制去记录和承认民主的事实。也就是说，人民首先要在事实上成为国家的主人，然后才能产生真正保障这种民主权利的社会主义法制。如果民主尚未成为事实，即使制定了一种好的法制，也只能成为形式，必然被反人民、反民主的势力所阻挠，要想真正生效，是不可能的。”而在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之后发表的纪念四五运动三周年的《人民日报》社论，则进一步扭曲了四五运动的真正精神，把矛头指向了所谓的“极端民主化”。

　　题为《发扬天安门的革命精神》的社论说：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刻，四五运动不是那一个人发动的，也不是党直接领导的，而且遭到“四人帮”的阻挠和镇压，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自发的革命群众运动。但是，参加四五运动的同志，都受过我们党多年的教育，其中很多骨干力量是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是共青团员和优秀青年，而且许多党组织支持和直接组织了群众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四五运动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发挥那样巨大的威力。我们评价四五运动，不能只看到它自发性的一面，而忽略党的领导作用。[viii]这个说法是很可笑的。辛亥革命的主力是清廷组建的新军的官兵，有许多地方官也率众起义、宣布独立，能够根据这些事实就确认满清皇室在辛亥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吗？四五运动的爆发，恰恰是毛泽东的“和尚戴帽党”——“无法无天”的“斗争党”——的“领导作用”已经破产的标志。以后经过十月政变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两次内部起义，邓小平的“双猫党”——实用主义的执政党——才得以重建。

　　社论还说：反对“四人帮”的斗争，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斗争。是坚持还是背离这四个基本原则，决定着中国向何处去，决定着我们这一代和子孙后代的命运。天安门事件之所以完全是革命行动，能够永放光彩，正是由于坚持了这四个基本原则。今天，继承和发扬天安门精神，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离开了这四个坚持，也就离开了天安门精神。四五运动的精神被诠释为“四个坚持”，这是赤裸裸的强奸民意。“四个坚持”和“两个凡是”，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罢了。

　　社论在最后警告说：“有极少数人打着继承四五运动的旗号，散布不要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要共产党领导，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不要社会主义。这种苗头，尽管刚刚出现，很值得注意。”事实上，在这篇社论发表时，民主墙的活跃分子魏京生、任畹町已经分别于3月29日和4月4日被捕，四五运动所反对的“封建法西斯专政”只是下台稍作休息便再度粉末登场了。笔者当时撰文指出：一些“四人帮”当政时的既得利益者，昔日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吹鼓手、帮凶们也摆出一副最最拥护“四项原则”的面孔，着实鼓噪了一番。人们都还清楚地记得，同样是这一批人，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对于解放思想，破除现代迷信，对于三中全会的各项决议，或者垂头丧气，默不作声，或者牢骚满腹，怒气冲天，利用手中权力，死拖硬抗着不宣传不贯彻；待到传达四项原则时，却变了一副嘴脸，有的喜在眉梢，有的威风凛凛，又是雷厉风行，又是大轰大呜，“四人帮”时期那套“政冶思想工作”重新开张了。为了否定和扭转党的三中全会的思想政治路线，他们捕风捉影，歪曲夸大，伪造敌情，拿一些青年人的政治生命当牺牲品，作为他们进行党的斗争的一种策略。他们欺上瞒下，假传圣旨，把一些青年打成“反革命”，企图杀一儆百。青年人勇于探索，也勇于改正错误，他们最需要的是师长亲切的、平易近人的思想引导，而不是在民主墙前横遭绑架，“引”入监狱，“导”上法庭。我们国家面临的真实危险，是“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卷土重来；真正的“害群之马”，就是那些与人民大众的愿望相违背，对于封建独裁专制和“官僚社会主义”顶礼膜拜的人。[ix]

　　二十七年后回过头去看，在邓小平的“四个坚持”中，除了坚持“双猫党”（后来又衍生出“三块表”即“三个代表”等等）的领导之外，所谓“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云云，早就抛到太平洋里去了。在今日中国，社会主义比欧美日本、香港台湾乃至印度拉美都要少得多，无产阶级受压迫和强制则比哪里都要深重，研究马列主义的文章没地方发表，鼓吹毛泽东思想的网站被关闭，毛式的极左派专政早已变成了极右派专政。

　　“贵族造反”说

　　认为高干子弟在天安门事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因而把四五运动称为“贵族造反”——是贵族造皇帝的反，普通群众只是在运动中被利用了，这种说法早已有之，但最近才见诸于文字，主要是网络文字。

　　网名“席琳”者称：“俺在城里遇到一个76年四五运动的活跃份子，是高干子女，说四五运动时最积极的组织者，都是高干子弟”。[x]更有网名“萧汉成”者言之凿凿：“四五闹事是有意的挑衅行为，参与者大多数是有后台和政治背景的干部子弟和军政单位特派人员”。[xi]

　　题为《30年后另眼重看文化大革命》的网文写道：“总理元月8日死前，先帝开始动员党内的文革力量反击反文革的力量，最后形成了一个批邓、反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这个运动主要是批小平为首的反对文化革命的言行。这个时候两军对抗达到白热化，我当时是有个朋友，是武汉军区的高干子弟，他们都讲说是最后的斗争，事关他们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总理死后，反文革势力就利用总理这个威信发难，实际是高干子弟的串联，组织老百姓送花圈，没体制内人支持你送送试试，花圈大到拿吊车吊，来施加压力。”[xii]

　　题为《1976年郑州民众跟高干子弟们对著干的“清明节事件”》的网文写道：“大家已知道（郑州）写匿名大字报的那些人和北京“清明节事件”的主要组织者/参与者一样，大多数是高干子女，也一样有很深厚的政治背景”。[xiii]

　　网名“老石”者说：“1976年的清明节是解放后几十年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有些人反毛（主要是高干子女，人们总结是贵族造反），并借助了关心政治前来观看的成千上万的群势，而且在这里，打、砸、烧了，最后抓了几十个人。”[xiv]

　　这些作者大多属于笔者所定义的“毛派”即“中左”。[xv]他们至今坚持或者重新捡起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们强烈地不满现实，又把四五运动作为现行体制和路线的历史源头，因而全盘否定四五运动。这本是他们在理论探讨和政治选择上的自由，但不应当为了自己的理论自恰而扭曲历史事实。声称四五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都是高干子弟”，固然可以使“代表人民利益”的“文革力量”和“代表特权阶级利益”的“反文革势力”泾渭分明，使四五运动所谓“贵族造反”的“本质”昭然天下，但这是虚构，而不是事实。理论越彻底，便越有说服力，但所谓彻底是指敢于面对所有的真相，而不是敢于大胆地设想，在丰富想象的沙滩上构建理论的大厦。无须否认，一部分高干子弟是四五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可是不能反过来说，四五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都是高干子弟”。据笔者所知，四五群众谈判代表当中没有一人是高干子弟。以笔者为例，就属于职员出身，连一般干部子弟都算不上，“文革”初期都没有资格当“红卫兵”。曹志杰是四五被捕者中的老大哥，他曾对此进行过调查了解。他说：为“四五运动”平反后，被抓者中的二百多人组成“四五运动受迫害者公民起诉团”，在这次起诉活动中，我认识了铁道部部长刘建章的儿子刘润伏。文革前他是解放军某部一个连队的指导员，文革初由于受到父亲被打成走资派的牵连，被部队复员处理回到北京。1976年时，他正在北京无线电三厂当工人。他是我认识的因四五运动而被抓的388 人中惟一的一位高干子弟。[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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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冰：《姚文元写毛泽东内幕》。

　　[ii]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搜狐”网站连载。

　　[iii] 《人民日报》记者：《天安门事件真相》。

　　[iv] 梁效：《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载《人民日报》，1976年5月18日。

　　[v] 本书陈子明、王军涛文：《从四五运动到八九学潮——比较十数年来学运民运》。

　　[vi] 郑仲兵主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上，285页。

　　[vii] 本报特约评论员：《人民万岁——论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载《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1日。

　　[viii] 载《人民日报》，1979年4月5日。

　　[ix] 郑明：《谁是害群之马？》，载民刊《北京之春》第6期（1979年6月）。

　　[x] 席琳：《关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死》，载“文学城博客”。

　　[xi] 萧汉成：《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而作》，载“共产主义论坛”网站。

　　[xii] “文革的起因”：《30年后另眼重看文化大革命(9)》，载“指点江山”网站。

　　[xiii] 何远：《尘封的记忆——1976年郑州市的“清明节事件”》。

　　[xiv] 老石：《我们不要一个警察世界——文革中的砍监放犯与毛泽东的“群众专政”观浅谈》，载“中国与世界”网刊，2005年第8期12月号。

　　[xv] 参见王思睿：《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

　　[xvi] 曹志杰：《我为什么走向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回忆》。

　　原载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