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圆：从“全红总”谈“人民文革”

大笨狗

方圆 [size=-6](博讯 boxun.com)


文革已经爆发四十年了。四十年前的今天，笔者是一个快满十八岁的天不怕，地不怕的青头小子。四十年后的今天，笔者尽管仍然百无禁忌，童心未泯，但无法阻止岁月的脚步把自己推入耳顺之年。

四十年前，当“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把老毛老周吹得昏头昏脑的时期，笔者使用“周牧”的名字，担任了“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 1的“反动组织”“全红总”的主要负责人，并因此以“现行反革命”罪名被判有期徒刑的最高刑二十年，在贵州省第一监狱的高墙内耗尽青春。

十年前，也就是文革爆发三十周年之际，关于“人民文革”或“两个文革”的讨论在海内外烽火不断。笔者作为“人民文革”的参与者，曾撰文在日本的《中国研究》杂志上与反对“两个文革”论的领军人物，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徐友渔兄商榷。十年过去了，徐友渔兄在国内担起了文革研究的大梁，最近冲破层层阻力，主办了“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对文革历史的研究有相当现实的意义。尽管笔者有许多看法与友渔兄不尽相同，但对友渔兄的研究与贡献，充满由衷的敬意。

现在，摘录十年前与友渔兄论争的文章《文革与中国的工业化》中的一些章节，重新加以修改补充，以一个历史见证者的立场，就“全红总”的历史实例，谈谈对“人民文革”的见解，就教于诸位志士仁人。

一、“全红总”的领导成员均非特权阶级出身
　
“全红总”的全称是“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在北京市西直门内大街西章胡同的冶金部招待所二楼二四三号房间成立。它的领导核心“五人小组”，共有三届。三届领导人分别是：

第一届：王振海（北京）、周牧（贵阳）、罗运泉（长沙）、廖阁夫（长沙）、郝维奇（北京）

第二届：王振海（北京）、周牧（贵阳）、李晋瑄（北京）、金展云（北京）、郝维奇（北京）

第三届：周牧（贵阳）、杨政（长沙）、李晋瑄（北京）、金展云（北京）、郝维奇（北京）

在这三届领导人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王振海和周牧两人。周牧在王振海被中共绑架前，一直是王振海的副手，协助王振海负责全盘工作，同时主持全国总部的日常工作和兼管理论、组织。王振海被中共劫持后，周牧接替王振海成为“全红总”的第一负责人。

王振海在文革前是北京市国家科委科技情报所的合同工资料员，周牧在文革前是贵阳市洛湾小学的代课教师。王振海长周牧近十岁，基本上属于同代人。他们两人除了年龄差异较大外，共同点很多——第一是家庭出生都不好，王振海的父亲是国府警官，周牧的父亲是国军将领。他们两人都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被扫出学校大门。第二是酷爱读书，并未因身陷逆境而放弃努力，而且可以说自学有成。第三都是理想主义者，有一份“士为知己者死”的义气，自己的吃饭问题还没有解决，就要“先天下之忧而忧”。

其他的“全红总”领导人，年龄大致在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除李晋瑄外，大都与王振海、周牧有很多相近之处，基本上没有人出身于中共特权阶级，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过中共特权阶级的迫害、欺负或鄙视，对中共特权阶级都极为不齿和痛恨。

二、“全红总”的独立精神

在文革爆发前的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周牧在李伯特（肖碧璜）和他的二哥肖碧华的帮助下，写成了《论临时合同工制度》一文。这篇文章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刻写油印成传单和转抄成大字报在北京、上海、贵阳、长沙、长春等一些城市散发张贴。正是通过这篇文章的媒介，各地临时合同工中的敏锐分子才互相串联，在北京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可以说，《论临时合同工制度》于“全红总”，有如《共产党宣言》于共产党。此文经长沙的罗运泉、廖阁夫多次修改编篡后，大都已经面目全非，以各种形式各种版本流落于市。现将此文最初的大意介绍如下：

“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随着生产规模的变化、产品的转型、原材料的季节性供应等等因素，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产生变化。有部分工人将随着生产的需要而经常流动，这是社会合理需要。但是，反映和满足这种合理需要的却是不合理的“临时合同工制度”。

“临时合同工制度”没有保障临时合同工的生存权和劳动权。临时合同工没有工龄，没有福利，没有劳保，与正式工同工不同酬，受到歧视和剥削。一旦被解雇就会失去饭碗，妻儿老小的生存立即受到威胁。

为了国家的发展，社会的需要，可以牺牲对一个安定职业的追求，但不能牺牲对稳定收入的追求。这批工人失业后也就失去了收入，他们怎样活得下去？临时合同工和正式工，同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为什么存在着这种经济收入和政治待遇上的不平等？临时合同工和正式工，只有岗位的流动与固定的差别，而没有人格和尊严的差别。

党内走资派就是利用“两种劳动制度”，在工人阶级中制造差别，分化瓦解工人阶级队伍，把工人阶级分裂成对立的两个阶层，制造一小撮工人贵族作为自己统治的基础。他们想利用工人阶级内部的冲突来转移工人阶级和新生的垄断资产阶级的冲突。走资派是新生的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

今天的正式工，就是明天的临时合同工。工人阶级和新生的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现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新生的垄断资产阶级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国家，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国家。如果一定要说临时合同工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劳动制度，那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到哪里去了呢？

宪法2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第九十一条到九十八条中规定，工人的劳动权和生存权是必须保证的。但是，十七年来，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中的许多人仍为温饱而忧虑。而十七年来，走资派享受特权，穷奢极欲。他们打着“全民所有制”的美丽招牌，占有或垄断了全民的生产资料。在工厂里，哪一个工人可以支配一个螺丝钉？而走资派倒要把工人当成可以任意使用的螺丝钉。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已蜕变成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公有制”的闪光外衣下是一张张贪得无厌的血盆大口。

十七年来，工人阶级不但在生产资料上一无所有。在生活资料上同样是一无所有。

十七年来，走资派把“供不应求”解释为购买力上升的繁荣，实际上是生活资料极其短缺的贫困。“供不应求”只不过把已经普遍贫困化的社会加以美化。走资派独占生产资料和对经济的横蛮干预导致了每五年左右出现一次的经济危机。这种五年左右一次的循环危机与走资派脱离实际制定的“五年计划”有着特殊的本质联系。如果说“生产过剩”是马克思那个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那么“供不应求”则是本世纪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社会的痼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吹响了向走资派进攻的号角。中国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时候到来了。”

从以上文章大意可以看出，《论临时合同工制度》虽受文革历史环境所限，但在批判走资派的话语中，仍然包含了反压迫、反特权、反剥削和争民主、争自由、争平等的思想内涵，从根本上否定了毛周的漠视民间疾苦的乌托邦空想。

从以上文章可以看出，“全红总”的政纲完全不同于毛周支持纵容的偏执野蛮轻狂的红卫兵的 “血统论”，不同于毛周利用操纵的跪着造反溜须拍马夺权争官的“奉旨造反派”的“权经”。3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在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接见“全红总”代表的会议上，“全红总”的代表，当着这些不可一世、权倾一时的人物的面，毫不客气地指出，现行临时合同工制度，把几千万工人的政治权利完全剥夺了。“全红总”代表的讲话贯穿了《论临时合同工制度》一文的主要精神，也就是“全红总”反特权、 反压迫、反剥削和争民主、争自由、争平等的独立精神。“全红总”代表基于这一独立精神的极有说服力的发言和举出的十七年来工人们受压迫、受剥削、受歧视的真实事例，感染了江、陈、康、张、姚诸人和人民大会堂的招待员，并使他们痛哭起来。4

“全红总”的独立精神还反映在《三家联合通告》5这一文件中。《三家联合通告》即“全红总”、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在六七年元月二日签署的《联合通告》。正因为这个《联合通告》完全独立于毛的文革战略部署，越出了毛的文革轨道，被当时毛周合股的中共最高当局所不容，在六七年二月十七日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下文取缔。6

这个《联合通告》的内容是：

“经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提议，与中共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协商，联合做出以下紧急决定：

一、为了保障“合同工”、“ 临时工”、“外包工”等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的权利，一律不得解雇。

二、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被解雇的“合同工”、“ 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参加生产，补发解雇期间的工资。

三、凡遭受资产阶级反运动路线迫害的“合同工”、“ 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妥善安排，认真处理。

以上决定，通报全国。”7

大陆文革史家王年一先生认为这个《联合通告》来源于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口述的三条，又有发展。8

这里要指出，王年一先生“口述”的说法与历史事实有出入。王年一先生所指的“江青口述的三条”完全不是江青自己独立的意思，也可以说，根本没有所谓“江青口述的三条”。

历史事实是：

第一，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的会议上，“全红总”代表们建议中央发一个文件保障临时合同工的权利。江青叫“全红总”的代表当场草拟。“全红总”的代表们经过简短商议，由“全红总”五人小组成员周牧执笔，以“全红总”和全国总工会、劳动部曾达成的“会谈纪要”为参考拟出文字。

此草拟的“三条”当即交给江青过目。江青看后又交给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传阅。最后江青说，周牧所拟的“三条”中的第三条“凡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临时合同工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损失”与中央军委、总政发出平反命令《紧急指示》和《十六条》9的有关内容相近，不必再提。故她将周拟的“三条”中的第三条修改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例外”。10她修改后问大家有没有意见？大家回答没意见了，她重新读了一遍她修改过的由周牧草拟的“三条”。因此，说这个由“全总红”代表草拟但经江青修改过的“三条”是江青“口授”不妥。

第二，王年一先生所说“又有发展”，应指《三家联合通告》与江青修改过的“三条”有所不同，即《三家联合通告》把被江青删除掉的、周牧草拟的第三条又加上去了。这正说明“全红总”并未跟着江青的指挥棒转，你删归你删，我加归我加，绝不依附权贵，绝不出卖原则，完全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与自己独立的政治主张。

下面略举几例说明“全红总”，不但有自己独立的政纲，而且有自己独立的行动计划。

“全红总”早在筹备尚未成立时，就确立了以下行动计划：

（一）在一九六七年元旦前成立各地基层组织，然后由下自上地选派代表在六七年元旦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建立全国总部并要求中央承认。

（二）在一九六七年二月提出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方案并设法使中央认可。

（三）在一九六七年“五一”劳动节提出一系列改革劳动工资制度、劳保福利制度的方案，把从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打开的缺口进一步扩大，提出工人的企业自主权问题。

（四）在运动后期（当时“全红总”估计为一九六七年底）将“全红总”的性质确立为常设工会性质，并独立于全国总工会之外，暂定名为“全国劳动者联合会”。

这一行动计划的实施办法主要是：

（一）先与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协商“临时合同工制度”是否需要改革的问题。

（二）进而确定与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会谈日期。

（三）在会谈中拟定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方案，形成具有行政效力的文件。并拟定下一步协商改革劳动工资制度和改革劳保福利制度的会谈日期。

（四）在六八年元旦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修改后的章程，使“全红总”从一个运动中的临时任务编组型的造反组织，转化为运动结束后的常设性的独立工会组织。

以上行动计划和实施办法随着形势的发展虽有改变，但大体上“全红总”是据此行动的。

由于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一再违反和“全红总”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八日达成的协议，拖延召开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座谈会，“全红总”又作出了一系列计划和安排，如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封闭劳动部，二十六日封闭全国总工会，二十七日通知全国各地方分团封闭各地劳动部门和工会，六七年元旦提出三条保障临时合同工权益的政治经济要求，如这三条要求遭拒绝，即发动全国大罢工、大罢市，召开国际记者座谈会等等。

在江青接见了“全红总”代表后，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全红总”的变化。以上计划和安排部分提前实现。如六七年元月二日签发《三家联合通告》11，如元月八日召开了“国际左派座谈会”12，如元月十六日召开了北京工人体育馆的万人大会等等。

在江青等唆使首都一、二、三司红卫兵砸“全红总”后13，形势发生了不利于“全红总”的变化。“全红总”又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形势，修改了自己的计划和安排。如在元月二十七日撤出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搬迁全国总部到广州，六七年五月一日在广州提前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如一旦遭到公开镇压即转入地下，在云、贵、川三省择地建立基地等等。

以上几个例子可以说明，“全红总”不但有自己的独立政纲，而且确实有经历史证明了的自己的独立行动计划。

三、“全红总”干扰了毛的战略部署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至六七年初，毛的战略部署是夺权。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和一九六七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都透露了“文革”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夺权阶段的信息。

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江青等接见“全红总”代表会议上，康生直接指出：“制定合同工制度就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个夺权的大问题。”14陈伯达则把话说得含蓄一点：“提个建议你们不要封全总了。你们工人全部住到里面去。”15

在这次接见后的几天内，先是江青在和周牧通电话时就明确指出“全红总”应毫不犹豫地去夺全国总工会的大权。而全国总工会的机关报《工人日报》的造反派也多次请求“全红总”与他们联合夺全国总工会的权。在没有获得“全红总”应承的情况下，他们只得单独夺了《工人日报》的权并改名为《工人造反报》。中央文革联络员邵一海就不断警告：“如果‘全红总’动手慢了，让全国总工会的保守派占了先机，夺掉全国总工会的大权，中央文革就会很被动，‘全红总’也将失去历史上的地位。”

在江青一伙的不断催促下，“全红总”的领导核心也多次讨论，是否按江青的指示去夺全国总工会的权？

“全红总”的领袖们都知道，毛的一贯作法是先树立一个典型，取得点上的经验，然后推广到面上去。在当时，也就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到六七年元月初全国夺权的前夕，毛有一个非常迫切的需要，就是需要树立一个夺权的典型，就如同他在六月初树聂元梓为写大字报揭盖子的典型，在八月份树蒯大富为批资反路线的典型一样。

全国总工会一向不讨毛的喜欢，因为毛一直认为那是搞工运起家的刘少奇的黑窝。如果此时引导“全红总”夺掉全国总工会的大权，一是可以去掉心中多年的块垒；二是可把“全红总”纳入“文革”的轨道，成为他的冲锋队；三是以“全红总”为夺权样板，给各地各系统当时处于已把走资派轰的一塌糊涂，自己也糊里糊涂、不知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的“奉旨造反派”们指明方向；四是类似全国总工会这种花瓶式的机构，就是在夺权中出点什么问题，对大局影响也不大。所以，对毛而言，树立“全红总”为夺权典型的利大于弊。

这时，江青和戚本禹以为“全红总”年轻的领袖们幼稚愚钝，不能参悟毛的禅机，就干脆直接对“全红总”发号施令，明确指出全国总工会国际部副部长陈乃康是紧跟毛的革命路线、曾被走资派迫害的革命老干部，《解放军报》编辑邵一海是军队代表，加上“全红总”，三方应立即联合，夺取全国总工会的党政财文大权——这已经是不久后就将出现的“三结合”夺权模式了。

尽管“全红总”的领导核心非常明白毛的战略意图，但他们仍然没有“紧跟伟大领袖得战略部署”去做夺权的典型。因为他们不愿意成为夺权工具，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解救那些被解雇后处于困境的临时合同工。他们的历史任务不是夺权当官，而是为工人谋利益。所以，他们在一九六七年元旦一过就把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当权派找来，不是商量如何夺权当官分配权力，而是共同签署了一个能给临时合同工解燃眉之急带来实惠的《三家联合通告》。16

一九六七年元月四日清晨，中央文革派驻“全红总”的联络员邵一海向周牧传达了中央文革缓发《三家联合通告》的指示。当天上午十时，江青亲自打电话给周牧，同样指示缓发《三家联合通告》。当天上午十一时，戚本禹又打电话给中央文革硬塞给“全红总”的五人小组成员李晋瑄，内容也是缓发《三家联合通告》。元月五日《三家联合通告》印好后，中央文革联络员邵一海在“全红总”的总部会议上正式传达了中央文革的命令――销毁《三家联合通告》。同时，江青再次亲自打电话给周牧，指出销毁《三家联合通告》是毛的指示，“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去夺权”。

周牧等人虽然无法公开抗拒中央文革的命令，只得极为心痛地把印刷好的《三家联合通告》送往造纸厂销毁，但暗中周牧把《三家联合通告》的原件交给当时刚抵京汇报工作的“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负责人萧碧璜，告诉萧这是好不容易取得的一点可以给工人带来实惠的成果，眼看就要毁之一旦。周要萧寻机在边远地区印发这一文件，造成即成事实，迫使中共承认，同时也让处境悲惨的临时合同工得到一点好处，坚固争取自身权益的信心。

萧碧璜不辞艰险，在京仅停留半天，就匆匆南下，在昆明大量翻印《三家联合通告》，发往全国。结果正如王年一先生所说那样“不少工人闹转正、闹晋级、闹福利待遇……一些单位，……把合同工、临时工一律转正甚至把1961年至1963年下放到农村的工人也恢复工作，同时补发几个月、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工资、夜班费、加班费等。”“顷刻之间，在全国许多地方刮起经济主义歪风。”17

这一股“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相当严重地干扰了毛的夺权的战略部署。毛江开始明白“全红总”并非愚钝，而是不肯俯首听命，就立即转而把张春桥极力推荐的上海“工总司”的王洪文一伙扶上台面。同时，周恩来也指示陈丕显为王洪文一伙出谋划策，搞出了那个被老毛誉为“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由毛亲自下令在六七年元月九日广播了这份以反对经济主义为主旨的大字报。18元月十一日又下达了《中共中央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19元月十七日江青也发表了反对经济主义的讲话20，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下文取缔了《三家联合通告》。21

这就是历史。就是毛在树“全红总”为夺权典型不成功后，才转而树“工总司”为夺权典型的真实历史。王洪文这伙奉旨造反的工贼，在“安亭事件”以后，虽在上海渐成气候，但没有也不可能去主导全国的文革进程。直到毛周共授的尚方宝剑在手，才在反“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妖风中扶摇直上，成为毛亲自树立的夺权英雄，踏着“全红总”的鲜血，从上海走上了全国“文革”的历史舞台。

尽管毛当时“为了使压制来的冠冕堂璜，他除了把广大群众的合理要求诬为‘反革命经济主义外，还无中生有地硬说这场发自群众内心的运动是走资派阴谋挑逗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22。

但历史的事实就是事实，不可能指鹿为马则为马。这股来势汹涌的浪潮决不是什么“走资派阴谋挑逗的”。有的地区有的部门的走资派在这股浪潮掀起后，可能在暗中去推波助澜，混水摸鱼。但这场气势磅礴、席卷全国的自发的工人运动和市民运动，也就是所谓“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滚滚浪涛的推动者，的的确确不是来自上层，而是来自下层的最下层――在失业的阴影笼罩中的数千万临时合同工。

其实，来自下层的原因使毛的战略部署受到干扰也非仅“反革命经济主义”一例。运动初期毛亲自发动的“红卫兵运动”，也曾自觉或不自觉地干扰过毛的战略部署――毛的战略部署是要这批法西斯党卫军的矛头指向走资派，即“批资反路线”，而这批高擎“血统论”大旗，嫌“阶级斗争”的政策还不够狠不够左的法西斯冲锋队，则是把矛头对准了群众中的一部分――“地富反坏右”，对准了“四旧”——一切传统文化。他们把毛企划的矛头向上的“文化大革命”，搞成了矛头向下的鲜血淋淋的“武化大革命”，搞成了杀气腾腾的毁灭文化的“文化反革命” 。所以本文一直没有在正面意义上使用“文化大革命”一辞，就是觉得毛的这一提法极为怪异诡谬。

四、是一个文革还是两个文革？
　
从六六年十二月下旬到六七年元月上旬，文革正处于“反革命经济主义”严重干扰毛的战略部署阶段，这正是“全红总”所领导的自由工人运动主导文革的阶段，也就是运动并没有按毛或周的意图发展的阶段。当时的各地各系统的群众造反活动，不论是炮轰也好，火烧也好，批斗也好，冲击也好，都被“反革命经济主义”汹涌浪潮所淹没。此时的“全红总”风华正茂。对那些跪着“造反”、奉旨“造反”的伪造反派们，如王洪文一伙，“全红总”并不把他们看在眼里。对这段期间的运动，特别是“全红总”与毛周各派在这一阶段的互动关系如何？可以分成下面四个方面考察：

（一）不论文革发生的真正动因如何，也不论用何种理论框架来解释文革，都不能否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是夺权，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活动也是夺权。毛泽东的文革，是一个以上层权力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文革。毛泽东运动群众的目的是使群众运动为上层权力斗争服务。

（二）在毛泽东运动群众、利用群众为上层斗争服务的时候，也有一部分不愿照旧被统治下去的群众，趁统治集团也不愿照旧统治下去之机，反过来利用上层权力斗争，为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服务。“全红总”的抗争正是利用了上层权力斗争取得了胜利，又在斗争中的上层感到“全红总”的存在，威胁到彼此斗争的舞台的稳固而暂时联合起来的镇压中失败。“全红总”的抗争完全是独立于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的群众运动，工人运动。“全红总”不是仅和上层的毛派、刘派、周派中的某一派发生冲突，而是和整个上层集团发生冲突。

（三）“全红总”的抗争的矛头一直是指向官僚特权。“全红总”一直把新生的垄断资产阶级当成自己的主要斗争目标。“全红总”争的是工人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中的最下层——临时合同工的生存权、劳动权。“全红总”争的是工人阶级真正当家作主权。换言之，“全红总”是争平等、争自由、争民主，反压迫、反剥削、反特权。“全红总”的抗争堪称是一场独立于官方指挥操纵外的独立的自由工人运动。

（四）“全红总”的抗争发生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七年二月，与同时期的毛周刘争权夺利的斗争，互相对应，互相平行。

根据上面的考察，是不是可结论——“一个文革，统治者的文革：利用群众运动，摧毁政敌，摄取权力；一个文革，被统治者的文革：利用合法条件，反抗封建特权、政治压迫。”23是存在的呢？

笔者认为，“人民文革”说的主张者，如郑义兄、希哲兄、国凯兄对文革的观察是入木三分的。因为他们看到了文革中有群众自发造反（或曰乘机造反）的一面，看见了站着造反与跪着造反的根本区别，看清了文革中确有一场反压迫、反剥削、反特权的群众运动。

这一场爆发于文革初期的自发群众运动，“随便你叫它什么都可以”（王希哲语）。你把它称为“人民文革”也罢，你把它称为“第二个文革”也罢，你把它称为“反动派造反”也罢，你把它称为“坏人乘机闹事”也罢，你把它称为“自由工人运动”也罢，或者你说它不配称工人运动或市民运动也罢，它不会因怎么称呼它而失去它存在的事实、价值与历史。

毛泽东把它的夺权斗争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真是“文化大革命”这个无辜的词汇的极大不幸。因为毛泽东搞得实在不是什麽“文化大革命”，而是“武化大革命”，“文化反革命”，确切一点说是“反文化革命”。今天我们不得不使用被毛玷污了的“文革”一词时，仅仅是为了尊重历史，也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同时感到非常非常荒唐。毛在“文革”一词上烙下了一个时代耻辱和悲惨的印记。所以，必须给毛的文革正名，正名为“官方文革”，以区别于“人民文革”。

五、笔者的文革观

（一）在中国大陆社会工业化的进程中，大工业必然要扫清自己前进的障碍，这是文革的深层动因。统治者中代表大工业的利益集团和代表小农经济的利益集团必然发生冲突，这场冲突必然引发十七年中利益受到损害的被统治者和既得利益的统治者之间的冲突。这两种冲突的互动，影响着中国大陆社会的变革模式和前进方向。

（二）代表小农经济的毛泽东潜意识中的对小农经济的临终恐惧和他不甘寂寞的个性，残酷地驱使他进行一场夺权的垂死挣扎，毛美其名曰成“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摧残文化的文化反革命。中共上层的这场权力斗争斗了十年，造成了中国大陆社会的十年动乱。

（三）毛在他垂死挣扎之初，为了权力斗争的需要，发动了一场破坏现存秩序和政治结构的造反运动。这场造反运动随着“九大”的召开——上层斗争暂告一段落而结束。有学者称之为“三年文革”，笔者称为“三年造反”。

（四）“三年造反”时期，有人是奉旨造反，有人是乘机造反。有人是跪着造反，有人是站着造反。有人是被上层权力斗争所利用，有人则是利用上层权力斗争。有一场紧跟毛的战略部署的奉旨造反运动，也有一场独立于毛的战略部署的自发造反运动。

（五）独立于毛的战略部署的自发造反运动，是一场争平等、争自由、争民主的群众运动。它与运动中（特别是运动早期）的反压迫、反剥削、反特权的群众运动合成一股滚滚洪流。这股滚滚洪流在无情地冲击中共的官僚机构的时候，也猛烈地动摇了中共的统治根基。所以，中共的新老官僚们一回忆起这个噩梦，就冷汗直流，浑身发抖，咬牙切齿，痛恨不已。因为中共的独裁专制，也就是他们的特权和暴利，差一点就葬身于这滚滚洪流之中。

（六）这股滚滚洪流，希哲，郑义，国凯诸兄将它称为“人民文革”，极富创意，何错之有？本人作为一个“官方文革”的受害者，作为一个“人民文革”的参与者，对给群众带来痛苦与伤害的“官方文革”，持否定贬斥的立场。对给官僚带来羞辱与损失的“人民文革”，持肯定褒扬的立场。“官方文革”造成“十年动乱”，“人民文革”始于“三年造反”。也就是说，中共官僚集团必须为它所造成的十年动乱负责。“三年造反”中的“人民文革”，没有任何理由去分担十年动乱的责任。

所以，笔者的文革观是“十年动乱，三年造反。十年动乱必须否定，三年造反引发的人民文革不可否定。”
　
结语

十年动乱终于在毛的彻底失败中结束。如果没有代表小农经济的毛垂死前特别顽固和极为残忍的反抗，中国大陆社会的工业化会顺利得多，不至于付出十年动乱的惨重代价。

在十年动乱中，不论是统治者或是被统治者，利益都受到很大的损害。十年动乱后的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大陆社会工业化的步伐。如果人民群众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发现自己得到的利益，大大小于统治者集团得到的利益，不论统治者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他们总会找到应对的办法。四十年前的“全红总”就是一个很好的历史例证。

因此，研究四十年前的这段历史是很有价值的。如果中国大陆社会的各利益集团能在历史中汲取有益的教训，互相尊重彼此的利益，理性地化解彼此的冲突，中国大陆社会的变革必将大大降低成本，那就没有必要再来一次“文革”了，不论是“官方文革”，还是“人民文革”。

二零零六年年五月十六日，堪培拉

注释：

1：贵阳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一八八号刑事判决书的判语。

2：指中共五四年制定的《宪法》。

3：唐少杰：《解读蒯大富的三十六条权经》，《中国研究》月刊，日本，九六年八月号，第五五页。

4、14、15：钟华敏：《江青正传》，香港，六七年十一月初版，第一三六~一四零页。

5、6、7、11、16、21：《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汇编》，台湾，《中共研究》杂志社出版，民国六十二年四月初版，第三八，八九，九四页。

8、17：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八八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五六，一五七页。

9：严家其，高皋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香港潮流出版社最新增订版，第七一，一四七页。

10：《红卫兵资料》（一）（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Washington, D.C. 1980）第四零二五页。

12：“国际左派座谈会”又称“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六七年元月八日在北京西苑饭店召开。

13：六七年元月二十三日，江青唆使首部一，二，三司红卫兵砸‘全红总’设于全国总工会的总部，又称‘一二三事件’。

18、19、22：刘国凯：《文化革命简析》，台湾，《大陆地下刊物汇编》，出版日期不祥，第一三一页。

20：《江青同志的讲话》，《红卫兵》（首都一司宣传部主办）六七年元月十九日第一九号头版。

23：郑义：《逃亡生涯勾起了一段回忆》，《九十年代》月刊，香港，九二年六月号，第九三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