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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教师的文革十年
——记我的叔父张开元
撰文 张 雷
写在前面的话
我的叔父张开元于2007年10月19日去世，享年80岁。叔父是一位人民教师，文革时期遭受了非人的折磨。1968-1978年间，他先后在庐山中学、共大庐山分校当一名牛鬼蛇神。这位在20世纪中，亲历了日本鬼子暴行和“文革”浩劫的老人。晚年，他想忘记这一切，可他怎么也忘不了……
可2006年出版的《共大庐山分校、海会师范校志》一书，对文革时期迫害叔父的事只字未提，仅对他有38个字的介绍：“张开元，男，福建人，文化程度大学毕业，曾任共大庐山分校教师，后调庐山区区中工作，现已退休。”《志》书不想记载这些。这也非怪，堂堂一本《志》书，怎么会记载这些小事呢！再说，这也不是什么政绩。文革将猜疑与敌意注射到人们的血液中，而许多人早已忘记了。冯骥才先生在《100个人的10年》书的“前记”说得好：“历史的过错本来是一笔财富，丢掉它将会陷入新的盲目。”
在我叔父去世周年的前夕，在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特连载这篇文章纪念这位老教师。也是想将这些善与恶、美与丑的故事让大家知道并记住，不让这样的历史重蹈覆辙。
这不是一篇文学作品，而是一篇纪实文章，是叔父亲历的事实。我没有作过多的修饰。这将是我提供给这方面的研究者的第一手资料。它从一个侧面显示那场旷古未闻的劫难，就曾经在我们身边发生过。本文如有不妥，敬请批评指正。
作者2008-9-7
第一章 庐山中学时期（1967.5-1968.10）
1、 抄家 隔离
经人介绍，叔父与一王姓农村姑娘相识，一年后，也就是1967年5月1日，叔父与她正式登记结婚。这天，是叔父结婚大喜的日子，他还沉浸在新婚喜庆之中，可他万万没想到，灾难就要临头了。
第2天（5月2日）早晨，贴着大红喜字的大门，被红卫兵砸开，冲进一群“红卫连”革命干将，其中一个叔父的女学生陈某，平时并没有和叔父有任何矛盾，也许是想表现自己，也许是对反革命特务恨之入骨，她想做一个红卫连的革命积极分子，进门就拉住新娘的衣领，对着新娘连煽几个耳光……接着红卫兵要叔父他们站在一边，眼巴巴看着这群人在阁楼上、床底下到处搜查。他们翻遍了每一个角落，还用剪刀将刚结婚的新被面、枕头剪开，就连地板、墙壁也不放过。抽屉、书柜都翻得乱七八糟。该打翻的都打翻了，该打碎的也打碎了，一会儿，新房里就一片狼藉。他们见到好东西就拿，只要看中了的都可以拿走，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续。
对这突如其来的“革命行动”，叔父没有一点准备。
叔父问：“为什么抄我的家？我犯了什么法？”
小头目说了一句：
“你这个反革命特务！”
另一个接着说：“你还不知道认罪。”
“我是反革命特务？”叔父没想到，自己突然就变成了反革命“特务”了。
这一件事是真的吗？叔父恍若在梦中。不管他相信不相信，从这一刻起，他已由一位人民教师变成了“反革命特务”。他们没有任何根据，也不履行任何手续，就将叔父隔离起来。叔父没有反抗，他回想自己一生，深信自己没有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的事情。红卫兵们扛着几箱“战利品”，押着叔父从洞房来到中学（原英国学校）红卫连司令部，然后将他关押到地下室里。把叔父与几位“走资派”关押到了一起。
茅屋起火，殃及池鱼。我父亲也难逃牵连。那天清晨，父亲并不知道所发生的一切，他仍向往常一样去上班。父亲走后不久，家中突然闯进一群人，都是些年轻人，他们脸上露出凶光，要母亲把所有的房门敞开，又把我们家的老老小小集中到后面的场地上，并不准我们乱动。他们像鬼子进村，将屋内的东西翻个底朝天……他们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最后，他们从墙上挂着的纸卷筒里发现了几张国家领导人的标准画像（印刷品），其中夹有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刘少奇主席的画像。这样，问题就出现了。他们如获至宝，说我们私藏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画像，并胆敢将刘少奇的画像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卷在一起，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是妄想复辟的罪证。他们带着“证据”先后离开了。
这群人刚要返回，又来了两批人，这些人又在同一片狼籍的房间里继续搜寻着，实在无东西可找了，就把厨房里用泥土封口的菜坛子、陶缸用石头砸破，把淹制的酸菜、豆腐乳也挑出来，看看有没有“反革命”罪证藏在里面？
父亲从这天晚上起没有回家，他也被关在单位隔离审查。
祖母的2个儿子1个女儿，现在她只有这2个儿子了（女儿已在1960年去世），而且他们都在同一天被关押，这对活着的她来说，痛苦是无法用文字能表达得出来的。
我祖父是闽西孔夫客家人，清末时期，来九江做皮烟丝生意，即是将龙岩的特产皮烟丝贩运到九江出售，店面设在九江横直马路，店名为德生昌号。1937年，抗日战火燃至九江，祖父听说牯岭是洋人的租借地，日本鬼子不敢在那里轻举妄动。祖父就把烟店低价卖出，全部聚畜只有一袋子光洋，他背着这袋光洋，带着一家人上了庐山。祖父一家是从莲花洞的另一条小路上山的，走到半途，有个寺庙的建筑群，这地名叫“大寨”，听寺庙的人说，这里有天兵天将把守，日本鬼子根本打不进来。祖父就在这里住了下来。可有一天，突然飞机在耳边轰鸣作响，几颗炸弹在身边爆炸，当场炸毁、焚烧了几栋房屋，还炸死了几个人。叔父当年仅10岁，他在日记中写道：“1938（廿七）年九月十五日，敌机袭道院，炸废（孙家、伍家、杜家、坤道院、三皇殿、佛堂、祖师堂）房屋甚多，人亦死伤多名。如杨院监、廖狗子等。九月十七日，又袭，损伤极微。”大寨不能呆了，祖父只好又驮着光洋拼命的往山上跑。这时，天上的飞机轰轰乱响，有人大喊，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祖父拼命地逃，可这时，路边正有一位妇女，手抱3个小孩，见到逃命的祖父，忙跪下来央求，要祖父帮她抱抱小孩，她跑不动了。
一边是3个鲜活的生命，一边是自己的光洋（全部积蓄）。祖父有了他的选择，他悄悄地把这袋光洋暗藏在小路边的一棵树下，并做上记号，用树叶掩蔽起来，然后帮助她抱起两个小孩一同往山上逃去。逃到小天池回头一看，哪有什么日本人。这里离牯岭已经很近了，他放下小孩返回小树边找他的光洋。他找到了那棵做了记号的小树，可树叶被翻动了，光洋无影无踪，祖父大惊失色，一下失声的倒在了地上，他望着天一声长叹：“天呵，我的光洋到哪里去了……”这是他一生的积蓄呵。
当年，在日本人到来的时候，就有专门这种乘人之危的人，根本没有日本人来，见到过路有钱的人就施展这样的手段，祖父到死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上了当。
从此，祖父一贫如洗，到庐山后，与其他逃难的3家人一起合租一英国人的空房子住。祖父一生只会做生意，做不了体力劳动。从此，全家人全靠祖母做体力活儿来养活。祖母开始开荒种地、挑粪、砍柴，以收获的马铃薯当粮。当年，有我父亲、叔父、姑姑，还有大祖父、三祖父等10多个人在一起生活。
叔父张开元，1928年生，自幼好读书，记忆力强。可正是要读书的年龄，日本鬼子却打来了，叔父在九江被迫辍学，跟随大人一同逃难。叔父天资聪慧，一篇古文或几首诗读上几遍就能背诵。八年抗战，他一面帮助家里干些家务活儿，一面自学功课，主要靠私塾、自学、补课等方式坚持进行学习。抗战胜利后，1946年10月，叔父在庐山中学初二下插班读书，那时他已经是位18岁的小伙子了，他跟着13-14岁的小同学一起上课。是“抗战”动乱时期，延误了叔父读书最宝贵的时间，他的同伴很多都不读书了，只有他坚持着。他读书很刻苦，经常跳级，父亲比他大四岁，初中毕业时他们已经是平起平坐了，他们同时考取了高中。由于家境贫寒，大人只好选一人继续上学，叔父知道后，向哥哥下跪，哀求哥哥把机会让给他。哥哥见弟弟如此痴迷读书，也就应允了。当年，家里有人能上高中，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为了给叔父交纳学费，全家都要省吃俭用。哥哥为了谋生，去瓷器店里学画瓷像。学成后赚钱养家糊口，叔父也很懂事，为了减少家中负担，他勤工俭学，一边读书，一边在学校图书馆做事，学校也可免去他部分学杂费。有时，还有幸得到外国教会老师的一点资助。他先后在庐山中学、九江高工、九江同文就读，最后考入东北师大。求学之路是很艰难的，为了减少开支，他经常转换学校，总是挑学费低廉的学校读书。在九江同文中学读书时，没经过学生本人同意，全班同学集体转入了“三青团”，这对叔父“文革”被批斗埋下了阴影。
张开元 1954年8月摄于庐山含鄱口
1950年,叔父考入东北师大俄语专业，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武汉华中大学任教，并在武汉与万氏结婚，婚后生育一女。叔父为了和他父母能在一起，他要求调回庐山，并被安排在庐山中学任俄语教师。他热爱教育事业，关心下一代成长，教学认真负责，还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免费给学生补课。追求升学率，是一个很敬业的教师。
叔父学识广博，喜爱旅游，寒、暑假经常游览大江南北。旅途中吃、住、行极其简朴，为的是节省钱游览更多的地方。他10岁开始记日记，从国家大事到家庭琐事，凡感兴趣的都记上一笔。生活里，旅途中，那些令他感动的东西他都记下，从没间断过。叔父健谈，对晚辈十分和蔼。记得我上小学3年级的一天晚上，叔父特来我家请我看戏。我家住得很偏僻，看完戏后一人不敢回家。叔父又留我过夜，他拿出许多国外的风光照片送给我，让我开眼界。鼓励我好好读书，书读好了，将来才有机会出国深造。他还讲了许多国外见闻，并拿出一张合影照给我看，指着照片上的一位苏联女人说，有的苏联女人还长胡须。我看到照片上的苏联女郎确实长了胡须，这印象至今还记得。睡觉前，叔父教了我许多东西，睡觉前，如何将衣裤折叠整齐，晚上要开窗户睡觉，保持室内空气流通，还有冷水浴、阳光浴等锻炼身体的简易方法。
那时，祖母住在我家里，叔父常来看她。我父亲在家时，他就和我父亲聊天，天南海北无所不谈，说得都是客家方言。有时说到一个问题难解了，叔父就会在房间里来回的度步。
1965年因感情不和，叔父与婶婶离婚，女儿被婶婶带回老家。
1966年文革初期，“破四旧”运动开始了。叔父来我家更加频繁，他非常痛心地讲着他近期亲眼所见的事件，他说：“那些人把大林寺缅甸玉佛搬到了中学，说准备卖给外贸出口部门。他们（指红卫兵）疯啦！把大林寺抄来的上万册线装经书，其中还有许多其它经典著作，以及木制、藤编的各种佛像，京剧团的道具等大堆、大堆地放在山洞对面的场子上烧，整整烧了一夜，烧得满天通红。”
叔父非常心疼，他是个读书人，烧书如同烧心，可他又不敢上前制止。他想向上反映这件事。可学校没有正常的教学秩序，庐山的党政机构也瘫痪了。他只好向武装部反映，可没有用。叔父过几天又来了，他说，从东林寺抄来的铜塔，塔上刻有晋什经文，是稀有的文物，当时就放在学校的生物室内。叔父又向工作组反映，说：“这是东林寺净土宗重要文物，日本、朝鲜等国际友人常来朝拜此塔，文物价值非常高，是极为珍贵的文物。”这话说了还是等于没说，铜塔被拆开后丢在地上，以后被当作废铜卖掉了，叔父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不知道为什么，文革为什么革这些文物的命，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存啊。
庐山有几个信佛教的人常去大林寺和尚那里聊聊天。不知是谁把他们说成是“特务”组织，并取了个“中华民国右督军”的名称。那时候，把一位叫徐祖荣的人抓了起来，对他大搞逼供讯。徐的人格受到侮辱，难以忍受非人的礼遇，他趁看守人员不备，从3楼跳下，脑碎身亡。
就这样，一个让叔父感到麻烦的事出现了，徐祖荣父母曾是祖父母的邻居，叔父与他自幼相识，文革前的那段时间，俩人因单身而交往密切，他常来叔父家闲坐，邻居们都知道。无非说的都是有关女人的话题。徐一死，就引起好事者的怀疑，叔父却蒙在鼓里。父亲精明，总感觉有点风声不对，他嘱咐叔父小心谨慎。叔父很自信地说：“我不会有事的。”
徐死后，案子就更加神秘了，他们想要挖出隐藏在徐后面的阶级敌人。也许正是这种契合，叔父的文革灾难从此开始了。
2、“枪毙”
原英国学校地下室,阴暗潮湿不见天日，空间矮小没有窗子，只有一个小小的通气孔，面积很小，里面关着3个人，除了摆放3张床之外，就无转身的空隙。红卫兵白天在门外把守，夜晚将门上锁。
叔父被关进去了，他认为自己并没有什么问题，心想，大概是红卫兵搞错了，忍几天待搞清楚了就可以出去。可他没想到，这才是苦难的开始。
红卫兵说叔父是“反革命特务”，可没有证据，他们想从抄家的东西里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可找了几天，还是证据不足。于是，就想通过逼供讯的方法达到目的。
有一天晚上，几个红卫兵把叔父押到红卫连司令部办公室，其中一个红卫兵拿过来一个抽屉，并命令他跪在抽屉上面。这抽屉只有一公分的边沿，要跪在两边，重量都落在这一公分的边沿上，膝盖痛得难以忍受。这上面怎么能跪人呢！叔父想，这些红卫兵真是想绝了，他们真的很会折磨人阿。叔父不时地总想挪动一下位置。重心落在抽屉边，时时都有危危欲坠的感觉，让人颤抖。红卫兵还要求叔父跪直，要他高举起双手。
审问开始了。
叔父他认识徐祖荣，徐祖荣是右督军，右督军是当时的一个被查的反动组织，全称“中华民国右督军”。他先是被牵扯到这里面去了。
一位红卫兵一边坐着，一边将一只臭脚翘到桌子上，他不停地抠着他的脚趾叉，不紧不慢地审问：
“张开元，你参加‘右督军’的事要老实交代！”
叔父一头雾水，马上给予否认。
红卫兵又说：“你的好朋友徐祖荣是右督军，他常来你家与你密谋。很多人都看见了，你还想抵赖！”
叔父申辩：“我们的关系好不可否认，但我没参加过右督军。”
另一个红卫兵用棍子从后面敲叔父的头，说：
“我们已掌握了大量的事实，你还是里面的外交部翻译司司长呢！”
叔父矢口否认：
“我绝对没有参加过右督军组织。”
红卫兵见叔父嘴硬，就对他采取逼供讯。
审讯到半夜，叔父跪在抽屉上，不能弯腰。这样跪久了特别难受，可一弯腰，背后就会猛踢一脚，连抽屉带人一起倒在地上。有时，他们还会猛踩叔父后脚根，这一踩，痛得人钻心，几个月脚都是拐的，无法正常行走。事后叔父说：“红卫兵的火气盛，一句话没回答好，随手就用铁管、木棒朝你砸过来，他还多次被皮带抽，被枪托砸，身上的暗伤、明伤大大小小达十几处。
叔父感觉很冤枉，遂向武装部反映自己的情况。武装部把情况与红卫兵沟通，红卫兵又召开批斗会。那一天，红卫兵把叔父在舞台上打倒在地，众多的拳脚打得他直到不能动弹为止。打完后红卫兵说：我们没有冤枉你，你就是反革命特务。打了还不准声张，红卫兵警告，你看着办，如果还要告状，那就……意思是说那就再重重的打。叔父再不告状了，他向谁可以伸冤呢！
叔父伤势很重，去医院看病，医生不敢为他医治，都知道叔父是反革命，不能给反革命治伤。为了不让伤势加重，叔父听说喝自己的尿可以治伤。没有办法，为了医治自己的伤，他开始每天早晨喝自己的尿。
逼供了一阵子，仍没有进展，红卫兵有些着急。
一天半夜一时左右，地下室的门突然打开了，红卫兵副连长带着几个人，荷枪实弹地把叔父押到学校后山上。先让他跪下，叔父抬头，见山上四处黑乎乎。他们要干什么？红卫兵当着叔父的面，把子弹“咔咔”上膛，然后对天鸣枪。砰！砰！枪响后，他们对着叔父歇斯底里的说：
“张开元，今天你再不承认你是右督军，我们就毙了你！”
叔父心中一愣：难道这就是上刑场了？这下真完蛋了，一生就此了结？
他曾听人说过一个故事，在周岭公社，有一次10多个红卫兵扛着枪，把几个人押到一个坟山边，红卫兵随手拿出香烟盒拆开，当即写了判决书，并大声宣判：“某某某，绑赴刑场，立即枪决。”顿时那几个人吓软了，双脚哆嗦得站不住，接着枪声响了……
这些虽道听途说，不知是真是假，但叔父心里有些害怕，红卫兵今天真的也会这样吗！哎，他们总算还死得明白，而我一不见判决书，二没签字，把我押出来就这样枪毙了！此时，叔父也知道，这些人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打死我这个“反革命特务”，就如打死一只苍蝇，他们不但不会受到法律制裁，反而是一次革命行动，他的小命就在这些人手里。那时，打死人是不受法律制裁的，枪杆子就是法律。他也只有把生死置之度外，再说，如其天天跪抽屉、挨打，受逼供，早点死也好。他又想，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也太不值得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叔父还是不说，他等待着枪响，等了很久，仍不见动静。枪终于响了，“砰！砰！”一连两声震耳欲聋，叔父倒在了地上。过了一会他睁开眼看看，用手模摸自己的脸，怎么没死？叔父想：哦，可能是没有打准吧，这些红卫兵没打过枪，也许他们还会再来一枪，叔父又在等着枪声再一次响起……
正在胡思乱想时，突然听到有人在下面大声喊：“你们在上面干吗？还不快停下来，这么搞会出事的！”叔父听出来是汪连长的声音，他又被拉了回来。
那次是真枪毙，还是假枪毙？是汪连长听到枪声及时上来阻止了呢，还是他们专门吓唬他呢，至今叔父也没搞清楚。
3、 监督劳动花絮
叔父被监督劳动的地点，一般都是在农村，时间长些的有2次。
第一次，是1967年冬季，从当年的11月至第2年的1月。那次，山上造反派命令，庐山全体地、富、反、坏、右等5类分子，包括走资派、牛鬼蛇神，集中到蛇头岭修“红灯”水库。
牛鬼蛇神集体下山，住的地方安排在离水库不远的破庙里。这庙名叫“太平宫”，当时已经是很破了。四周的窗户没有窗扇，下雨时屋顶漏雨。几十号男性睡在敞开大殿的地上，十几位女性住在隔壁稍微小一些的房间里，厨房设在边上的破棚里。叔父说，那年冬季特别冷，晚上寒风四起，雪花从瓦缝里飘入，一床薄薄的被子，蒙着头睡都难以抵御风寒。早晨起来，被子上一层白白的霜雪。
太平宫是唐朝建的道家大宫殿，建筑恢宏，属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年轻时叔父曾到此一游，还见过这台上曾经摆设的36天罡，72地煞的神位。如今，早已都被红卫兵砸得一干二净。
每天，牛鬼蛇神们，天蒙蒙亮时，就要起床吃饭，6点准时出工。
一斤饭票
每天劳动的任务，是把坝底下的土挑上坝顶，坝顶越来越高，因此，挑土的难度也在不断加大。到了冬季，泥土冻结得铁铲都铲不进。上堤坝的路结满了凌冰，滑溜溜的。牛鬼蛇神肩上压着重担，顶着像刀一样的北风，就是走着这么难走的泥路上，反反复复地走着。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工程进度开始下降。
1967年冬季，牛鬼蛇神在自己筑的土坝脚下合影，叔父坐在前排第6位
为了加大监督力度，大队派了一个民兵来监工。这人是个农民，一张白净的脸上，长着老鼠似的小眼睛，说话还有点娘娘腔。这农民贪图小利，看牛鬼蛇神好欺负，就隔三岔五向他们勒索饭票买馒头。给了，胃口越来越大，下次还继续索要得更多，不给，就找麻烦。他是贫下中农，这些人都是地富反坏右，他要想整你，简直是小菜一碟。当时，粮食定量很有限，叔父是老师，每月粮食定量仅27斤，每天重体力劳动达10小时，平均每餐仅有3两米，本来他就不够吃，如果给了他，自己还吃什么？可不给，谁都不愿吃这眼前亏。看见有人先给了，后面的人只好跟着给。别人能忍，咱也能忍，大家都跟着随大溜，可都是很不情愿的给他的。因为，每给他1斤饭票，自己就要饿1天肚子。时间长了，大家都不愿意给。但也没有人去揭发，大家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得过且过。这农民看准了大家不敢揭发他，因此，他就变本加厉地大胆索要，到后来好像这一切都是应该的。
晚上收工时，天已经黑下来了。有一天晚上收工时，那个农民突然要全体集合。他不知要玩什么鬼把戏，大家面面相观，慢慢吞吞不想去，可又不敢不去。
过了一会，他要牛鬼蛇神们在庙门口集合并站成几排。他先要大家把裤脚卷到膝盖以上，然后再全部跪下，名曰：向贫下中农“请罪”。都是牛鬼蛇神，贫下中农仅他一人。冬季寒冷的夜晚，裸露的膝盖与冰冷的青石板亲密接触，冷气直接钻入骨髓，真是透心的寒呀。大家也尽然都跪了下来，没有一个人反抗。那农民一个人在用手电筒一排排挨个儿检查，看谁没有把裤脚卷起来。这时，气温在下降，刺骨的北风冻得人全身发抖。牛鬼蛇神们就这样跪着，忍受着，这其中有的已是70多岁的人了，还有的正在生病，可他不放过一个人。
大家只有老老实实默无声息地跪着，等待着他发慈悲叫大家起来，可他却故意拖延时间。他拉长音调开始训话，咿咿呀呀的不知说些什么东西。言外之音是在说：“你们不给我饭票，有你们好受的，现在你们知道我的厉害了吧。今天只是给你们一个下马威，以后，看你们还敢给不给！”
跪着的人，又冷又饿，实在是熬不住了。跪着跪着，有人先倒在了地上，接下来又倒了一个，那农民还在一个劲的说着，没完没了。叔父咬紧着牙关，在冰冷的石板上坚持着。也不知跪了多久，训话终于结束了。没有倒下的人一时也站不起来，倒下的就更不用说，大家的腿脚都冻麻木了。过了很久，他们才慢慢地歪着身子站起来，站起来的人再把倒下的人扶了起来，整个过程也不知用了多少时间。
几十号牛鬼蛇神被一个农民整趴下了，事后大家私下里议论：
有个人那天没有饭票了，那农民威胁着，用手比划了个“一”字，意思是：“给一斤！”那人摇着头，用哀求的口吻说：
“我昨天就没有饭票了，上顿找这个借，下顿找那个借，已经带信回家了，这两天会送来的，到时候再给你行不？我身上真的一两都没有了，真的……”那农民恼羞成怒，才发生了上面的一幕。
看样子，还是有不给的人，只是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下，你无法保护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
一根针
有一天进餐时，公安代表在饭碗中发现了一根缝衣针。为这件事，公安代表连夜召集牛鬼蛇神进行追查。
这针是谁放的！是谁放的？
公安代表要求大家互相揭发检举，大多数人都说没看过这根针。当时，叔父前不久曾经用针补过衣服，也见过其他人用过针。想到自己是属于被怀疑之列，他心里自然有些不安。
屋子里气氛很沉闷，大家都默不作声。沉默了很久，还是没有人发言。这时，突然有一位“走资派”站了起来，她指着叔父说：“那天下雨都没出工，我看见他用针补过衣服！他的老婆是地主狗崽子，他对公安代表怀恨在心，肯定是他干的！”
监督劳动的牛鬼蛇神们。右起第2位手持扁担的是叔父张开元（摄于1967年冬）
这位走资派的揭发，说这事是叔父干的，而且是在搞阶级报复。叔父只好站起来申辩：“我根本没针，怎么会呢？”叔父又说：“我确实用针缝补过衣服。可这针是借来的，当时已经还给人家了。”公安代表追问：“还给谁了？”叔父迟钝了一下，不敢回答了。屋子里的气氛又开始紧张起来，几十号人尽然鸦雀无声。公安代表生气了，叫来几个荷枪实弹的民兵站在门前，气氛顿时又开始紧张。叔父心想：说出来了，万一那人找不到针怎么办？他不敢说，他知道这一说就更麻烦了。怎么敢说呢？不说，眼下这一道坎，又怎么过？叔父左右为难。
追查还在进行，会场一片寂静。
这时，一位老人从人群中站了出来。是位70多岁的老人，他说：
“针是我借给他的，你们不要找他，他还给我了，这根针还在我这里。”
老人边说边回到自己的床前找起那根针来。他找呵找，可就是找不到。他开始着急了，针上哪儿去了呢？老头儿记性不好，人老眼花。一根针太小太小，忘了放在哪儿了吧？翻遍了所有的东西，就是找不到那根针。老人自言自语的说，“奇怪！明明他还给我了呀，这针到哪里去了，到哪里去了？”他没想到，针确实不见了。
公安代表厉声问：
“针到哪里去了？”
全场一片静寂……
这老人年龄大了，记忆力也差了，找不到这根小针。结果，就认定这件事就是这老人所为。第二天，民兵把这位老人带走了，五花大绑的押入了牢房。
记不清这位老人姓什么叫什么。他平时默默无闻，很少言语，从不张扬。有人跟他说话，他才回答。他的话语中，带着浓浓的江西抚州口音，有人说他是资本家，解放前在庐山开过营造厂，在庐山建过许多别墅。这位老人后来怎么样了，再没有人提起过。叔父很遗憾，他说这位老人真是个好人，可当时忘了问他的姓名。
第二次下乡监督劳动，是在1968年夏季，时间约有20天左右。那时，正是最炎热的“双抢”时期。农村需要劳力，学生下山支农，“牛鬼蛇神”也一起带上，叔父被分在2年级1班，住在红灯大队的敬老院。
《语录》上的“针眼”
每次出工，叔父他们必须挂着牌子去田间割谷，并要求叔父边走边大声的喊叫：
“我是反革命特务……”
还要求将他手中拿着的镰刀，敲得“格格”地响。
开镰割谷前，在田间要向贫下中农下跪请罪，还要大声说：“我有罪，我是反革命特务。”拒绝是徒劳的，每天必须按照这个程序过一遍。有时候，红卫兵看你不顺眼时，要你在烈日炎炎下继续割谷，并不能吃午饭。有时，莫名其妙地揍你一顿，罚你跪在烈日下曝晒。他们总是想在你身上找个岔，寻开心。对他们是开心，对叔父来说就是遭罪了。
那时，每人都要随身携带《毛主席语录》。
有天晚上，几个红卫兵小声议论了一阵。随后，他们把叔父的《语录》要去。他们在《语录》中翻来覆去地找，里里外外的看，想从中抓叔父的“小辫子”。一番仔细查看后，他们在《语录》封面的毛主席像上发现了一点“痕迹”。就问叔父，这是什么？并说像是一根针眼。叔父看了看说，不是针眼。他们偏说是，双方争执。拿到煤油灯下再仔细分辨，还是各执一词。他们又找来几位学生辨认，也各说不一。
牛鬼蛇神申辩是没有用的。当时这种岔诬陷在你身上，大的可以定为死罪，小的挨打是轻的。其实，他们早已准备好了，只是找借口，没有这个“罪证”，必将出现其他“罪证”，反正在劫难逃。他们将早就准备好的绳索、皮带、等工具拿出来，要对叔父吊起来大动干戈。
这事被康老师知道了，康老师也是即将属于被揪对象之列的人。他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说话没有权威，忙找学生领队何某，要他上前阻止这件事。何某是位正派学生，看到那些红卫兵胡来，心里也很反感。他以领队身份，找了那几个红卫兵谈话，他们根本不听。何某就郑重的对他们说：“我们是来双抢的，完成任务后就要返回。你们把他打伤了，那就由你们把他抬上庐山去。”那几个红卫兵面面相观。大概是怕登山路难行，还要抬着一个反革命。最后，他们只好胡乱的批斗一下，绳索、皮带都未用上，就草草收兵。叔父算是逃过了那一劫。
那年月还是有好人。
4、 返校批斗
返校后,叔父心里总在想，我到底有什么问题呢？他反思了很久，如果说有事，就是“三青团”的事。可参加“三青团”，是整个班级同时转入的，而他们个人并不知道。他本人没有写过申请要求加入，更没参加过任何活动。这件事是事隔多年以后，从同学的口中得知的。到底是不是，没有人正式告知过他，参加了还是没参加，他心里也不清楚。这件事他没有向组织交代。不交代又让他心里总有些不安，说出这个秘密，他当然知道，如果被定为“三青团”，今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呢？要夹着尾巴做人不说，还要影响家人和亲戚……他又想，说出来了也不要紧，又不是自己要加入的，还是交代了吧，最后他还是老实说了。他相信学校组织，他要去把当时的实际情况，向红卫兵全部说清楚。
另外，还有什么问题呢？他当年曾得过他的老师（来华传教的美国教师孙美碧）的助学金，这算不算问题？他也拿不准。孙美碧是美国教师。可这件事他早交代过了。
还有什么问题？叔父想，那就是他的35本日记。日记真让他有些茫然。当时只要说错一句话，就可上纲上线，何况写在纸上。但叔父认为，自己平时没有对现实不满的思想，如果有，就是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现在，日记在他们手里，有没有“辫子”可抓，他不敢肯定。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问题”呢？叔父想了很久，还是想不出自己会有什么“问题”。
张开元部分“反动日记”
那时，红卫兵将叔父的日记命名为“张开元反动日记”，并已将“反动日记”每本、每页都进行编号登记，以防“罪证”丢失。他们用心良苦，在“反动日记”上耗费了许多宝贵时间，先是每本编号，再是每页编号。35本，每本平均约150页，仅编号就有5000多次。他们将这些编了号的“反动日记”分发给老师、学生传阅，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要他们鸡蛋里面挑骨头，从中找到反革命的言论或与特务联络的蛛丝马迹。可经过传阅后，还是找不出“反动日记”中有什么反动言论。
【上图】“反动日记”每页右上角要进行编号 【下图】每本日记红卫兵也要进行编号
没有证据，红卫兵只好继续对叔父进行审问，凶神恶煞地对叔父说：“你有什么要交代的？老实点，快说！”叔父知道他们又来逼他了，这些人来势汹汹。前些日子已经被他们往死里整过，今天不知他们又会使什么花招呢。叔父心里很坦然，知道自己没做过什么亏心事。只是“三青团”的事隐瞒了，当然，自己还不能肯定自己就是“三青团”，因为自己没有写申请要求参加“三青团”，而是做学生时全班统一转入的，转入时也没有人通知自己，是事后多年，班上同学在一起议论时说出来他才知道的，但也不能确定。虽然不能肯定，还是先如实说出来。那时学校的墙壁上到处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他以为坦白交代了就没事，瞒得了初一瞒不过十五。思考再三，还是将这件事如实说出来了。他知道，不说没人知道，也不是他要求加入，他本着知道一点说一点，有多少“交代”多少的宗旨。说完，他再没有什么可以交代了，他连道听途说的事情也交代了，可谓交代得非常彻底，他在听候红卫兵发落。
红卫兵也许是第一次知道叔父“三青团”这桩事，但故作正经地说：“你这个‘三青团’隐藏得很深呵！继续交代，你做‘美国特务’的事还没交代呢？”
叔父莫名其妙，回答说：“我没做美国特务，只是读高中时，曾得过美国来华传教的教师孙美碧的助学金，这个问题我以前作过交代。”
红卫兵又问：“你前年带着照相机到厦门前线做什么？”
叔父回答：“没有阿，我是去了云南。”
红卫兵又说他不老实，又要他跪抽屉。
下跪，是封建社会奴才对主子的礼节，要不就是自己愧对某些人和事，才会这样做。可现在既不是奴才对主子的礼节，又不是自己对不起某些人。已解放十几年了，怎么还会要人下跪呢。可他们不但要你下跪，还要你跪抽屉，这真是对人的一种折磨。上次跪抽屉他已经尝到了厉害，这次说什么他都不肯跪了。叔父和他们申辩，自己没有什么错误，可那些红卫兵根本不听，他们随手拿起木棒对你就是一顿毒打，
反抗是没有用的，虽然叔父对跪抽屉很害怕，但在那时又只得照办。红卫兵还要他跪在抽屉上高举着双手。更糟糕的是，叔父举着举着，旁边总是有某些红卫兵经常趁其不备，在下面给抽屉就是一脚，叔父从抽屉上摔了下来。红卫兵命令他爬起来，继续跪在上面。
叔父心里很清楚他们对他的肉体和精神上的侮辱。但他寄希望于自己是清白的，相信以后会搞清楚。他忍受着，像许多牛鬼蛇神一样忍受着，忍受着许多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你不忍又有什么办法呢！
长时间的跪抽屉，叔父的腿上跪出了一条深红色发紫的血槽。虽然疼痛入骨，可他咬着牙坚持着不交代。因为，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交代的了。
红卫兵还是没有叔父问题的证据，虽内查外调、伎俩用尽，仍没有任何结果。后来，红卫兵改变了方法。让他跪在校门口示众。特别选在他的街坊亲朋好友常来往的马路边，挂着牌子当众跪着亮相。红卫兵大声对叔父说：“你要顽抗到底，拒不交代，就让你天天跪在这里。”叔父知道，这是让他难堪，让他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但没有办法，叔父只有继续忍着。开始，叔父怕熟人看见，时间长了，他也麻木了，不再有这种担心了。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叔父为了他的问题，还在向红卫兵继续申辩。并抗议那些无理殴打他的红卫兵的残暴行径。红卫兵认为叔父不老实，要杀杀他的脾气，他们再次批斗使用了新的花招。折磨人的技术更上一层楼。
批斗会上，他们不要叔父跪抽屉了，而是要他叠起3条课桌，再要叔父爬上最高层，头顶着天花板跪着。叠起的桌子高危危地摇摇晃晃，随时有倒塌的可能。叔父跪在上面，望着下面那群举着胳膊大喊口号的红卫兵。他怕失去平衡，跪在上面不敢动荡，害怕桌子不稳连人一起摔下来，连气也不敢大声喘。好不容易熬到批斗会结束，正琢磨着怎么下得去时，只见某人从后面朝桌子狠狠一脚，叠起的课桌应声跌落、倒下，叔父从天花板上摔到了地面上，根本不需要去琢磨，直接就这样下来了。可下来后，鼻青脸肿是常有的事，骨头没断是万幸。有时，红卫兵还没尽兴，还要增加“节目”，用皮带套住你的脖子，牵着鼻青脸肿的叔父在校内绕场游斗。叔父成了马戏团的猴子，让人牵着玩耍。经过几次申辩，叔父得出一条经验，申辩是无效的，还会招来更大的打击，他只有听之任之了。
都说红卫兵凶狠，其实凶狠还不够，还要加上残忍！什么是残忍呢？残忍就是没有人性，就是充满创意地、想尽一切办法折磨人，而且他们在折磨人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将折磨人的技术不断地翻新提高到极致。但叔父决不迎合，他宁肯被残忍地折磨、甚至坐牢，也不愿意去讨好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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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7-21 00:38: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