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跃宏：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有没有性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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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跃宏/中国的变迁和中国人的身体

2006年7月7日15：00－17：00，张跃宏先生到本中心作了题为“中国的变迁和中国人的身体”的学术讲座。张跃宏先生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获人类学博士，曾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医学人类学博士后的研究，现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分校的助理教授。他的研究专长主要在医学人类学领域，多年来他的学术兴趣主要在于从人类学的视角来进行身体的研究。

张跃宏博士研究的目标主要是解读中国社会过去二十多年的社会变迁。广义地说，中国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成果都与这样一个中心关切有关。过去的二十年，是中国人类学社会学大发展的二十多年。

尽管已经出了这么多的研究成果，我们并不敢说我们对中国过去这二十多年的社会变迁已经认识很深刻了。一方面，是因为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忆还并没有充分地涌流出来。另一方面，我们研究所运用的理论框架经常只是对历史记忆进行重复性的解释，再多历史记忆也不能深化我们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

举一个例子。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这些年一直有一个争论：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有没有性压抑？（Is there sexual repression in Mao period?）这个问题不光是一个事实澄清的问题。这是因为就事实而言，人们可以找出互相矛盾的事例，因时、因地、因情景不同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对这个问题的争论还涉及了如何认识国家对“性域”（sexuality）的控制和管理的问题，以及国家为什么要以特定的形式来管理和控制“性域”，以及这种管理和控制是怎么变化的。这就涉及到用什么框架来处理我们见到的相互矛盾的事例。我们现在试举三种解释框架。

第一个解释框架是极权压抑论。这种观点认为专制和极权政治状态必然压制性域。马尔库塞就持这种观点。他与弗洛伊德不同，认为文明对性的原始状态的总的压抑倾向并不准确，对性的压抑还来自第二层次，即通过对性的压抑来确保权力的统治。

第二个解释框架是“性域”的压抑建构论。这个观点主要是对极权压抑论的批评。它的理论基础是米歇尔•福柯的“性域”理论。这个观点认为，对性域的压抑并不是绝对的，更准确地说，对性的压抑反而激活了对性的好奇心，对性的规训反而建构了性域，构成了对“性域”的知识定义，以及对人的主体性的建构。这是一种所谓的后结构主义对权力的分析，认为权力的压制不是绝对的，对权力的运用和权力本身的运作并不是单线条、单方向性、单层次的。

张跃宏博士认为，这两个解释框架都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对“性域”的控制和管理。第三种解释框架是一种国家主权性和统怀性的综合。这两个概念——主权（sovereignty）和统怀(governmentality)——是现在美国人类学现代性研究中的很重要的概念。简单地说，现代性下对社会的新管理方式，特别是对生命的管理，有了与前现代不同的理性关切。这种理性关切中有类似于古代王道中的“怀柔”的一面，所以我称为统怀。同时，前现代社会中王权的绝对权力并没有消退，在现代性下反而加强了。这就是我们说的“主权”。毛泽东时代对“性域”的管制体现了这两方面的特点。我们可以注意到，毛泽东时代人口生育是开放的，但是性是压制的，后毛时代人口管得很严，但人的性欲加强了。我们所需要做的是研究这两方面（生育与性满足的关系）是如何结合的，以及这种结合在后毛时代是如何重组的，虽然第三种解释框架并不能解释现实的复杂性，但它深化了我们的认识。

今天，从身体着手认识中国这20多年的变迁是一个很好的角度。那么为什么要从身体入手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20多年中，关于身体的研究在社会科学界崛起了，也出现了一些相似的概念如humanity, person, subjectivity, labor, self, agent等，但张跃宏博士在这里主要从身体（body）入手来研究。在美国以及西方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界有一股研究身体的“热”，这种“身体热”有几个重要来源：

1．对权力和现代性的重新认识，这种重新认识强调权力是如何通过塑造人的身体来塑造人的主体性；

2．西方社会的女性主义思潮的强力崛起。女性主义特别强调对性和身体的男性霸权的颠覆。这当然也包括酷儿理论的兴起。

3．对于人的生命的含义和健康的追求，以及对社会福祉的强调。这是因为暴力、大规模的传染病和创伤的研究使得身体不得不成为一个注意中心；同时，生物科技的高速发展使得身体本身的不言而喻、不言自明的特性越来越不能成立。比如说“机器(cyber)身体”越来越普及，使得我们所熟悉的身体变得越来越不熟悉。克隆、基因疗法使得生命、身体和社会的关系发生着迅速的变化。这也与替代性的身体观以及后殖民理论有关。对生命健康的追求使得单一的笛卡儿身体观成为后殖民理论的批评对象。中医身体观和道教的养生实践长期被视为笛卡儿身体观的他者。对这一他者的“去他性”的强调，成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具体实践之一。这也是对笛卡儿身体观的全球化的有益补充、校正甚至抵抗。

另外对身体研究所存在的困难，构成了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征服欲。海德格尔说过“身体是很难研究的”。他指的不是生物的身体，是现象学的身体。那么什么是现象学的身体？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生物的身体是可以通过科学手段来测定、分析和研究的。在一次讲演中，有一位精神病医生问海德格尔：“你说现象学的身体是不能测量的，那么，如果一个人脸红了，这个现象是可以测量和测定的。”海德格尔的回答是：“一个人脸红时，他的皮肤温度是可以测量的，他的皮肤颜色是可以测量的，但脸红这个现象是不可测量的。”他所说的这种现象学的身体不是生理加心理的身体，不是原因和结果的具体化，而是生命存在的习惯性，是主客体合一的生命的姿态，是一种体验。

研究中国20年的变迁可以从身体的体验着手。这里的experience和中文的“体验”其实有明分暗通之处。

身体研究作为一个命题，是因为中国这20年的社会变迁是从身体开始的，同时又是以身体作为最后的落脚点而实现的。这个论点的起源是一个身体的现象：这就是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到医院去看阳痿的人大幅度增加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在20年当中中国人口里得阳痿的人突然增加了么？没有流行病学（epidemiology）的调查，我们不敢做这个结论。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得阳痿病的男性受到了一种社会的鼓励去求中医治病。从1983年第一个男科建立以来，男科医院里特别是中医院里成了一个新的专门科室。治疗阳痿便是男科的最常见的功能之一。壮阳药广告到处流行。这些现象表明，人们对阳痿的体验——阳痿的耻辱感，阳痿的危害，治阳痿的合理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阳痿这一现象的可见性增加了。当然，阳痿的病因也可能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与中国社会的变化是什么关系？

从这里出发，我开始了我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这个田野是典型的医疗人类学的田野——医院、社区以及社区和医院之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通过与医生、病人、病人亲属、性伙伴、社会上的普通人的交流，阳痿的可见性显著增加这一现象开始显现出新的含义。这些含义就是我的田野调查发现之一：阳痿耻感的具体时代性和社会性。

如果我们简单地把阳痿的耻感只看成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跨文化的对于丧失男人性的耻辱，这也许不错，但这只是一个表浅的本质化的结论。在毛泽东时代，阳痿的耻感与对欲望的追求有关。那个时候，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是医生也好，病人也好，治阳痿如果不是为了生育，而是为了满足性欲，就有追求个人欲望之嫌。而这是与整个大的社会精神和风气不相吻合的。换句话说，阳痿的耻辱感不光与跨文化的丧失男人性有关，还与个人的欲望有关。在一定程度上，追求个人欲望甚至比阳痿本身还让人羞耻。而这一种体验，在过去20年来，已经大大地改变了。阳痿而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以及女方的欲望，已经与这个商业社会鼓励的个人满足的观念不相融合。治疗阳痿，成了新时代里的欲望主体性的表现之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欲望是如何从罪恶之源成为活力之源的。这正是过去20年中最重要的社会变迁之一。

（张原、郑睿奕录音整理）

摘自《探讨》第1期http://www.cranth.cn/0903/001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