啇欣仁.彭祖龙 7.20事件"真象"的真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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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啇欣仁.彭祖龙转贴自：原创点击数：11更新时间：2010-7-20文章录入：吴焱金 ］

第九章7.20事件“真象”的真象

一， 官方对720事件的不实报导
  
内容简述：

（1）7月14日，毛泽东、王力、于立金、谢富治由重庆乘船抵汉，周恩来由北京抵汉，毛泽东在东湖想亲自处理武汉运动，指示王力（人民日报主编）、谢富治（公安部部长）、分别做二派工作，（指保皇派百万雄师派和造反派三钢、三新、工造）要陈再道放朱鸣霞恢复工总地位，不要支持百万雄师，陈不知道毛在汉，以为是王力、中央文革意见，所以不服，暗中通知百万雄师负责人喻文斌，随后百万雄师作战部队刘敬胜带人冲进东湖客舍（现称东湖宾馆），揪走王力，毛大惊，要武汉军区立即放人，可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将中央代表王力围困于省军区大院，不准离开，8201政委牛怀龙调解无效，无法马上交人。毛大怒，陈再道、喻文斌被捕（时称隔离反审），此即7.20事件（详情略）

（2）毛死后，官保合编“7.20事件真相”三版本。

版本一：《武汉通览》省社会科学院78年版，中国科学院院士皮明庥主编

“720”事件、“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年7月20日，“四人帮”一伙在武汉制造的一场打击武汉军区、煽动反军乱军以及打击武汉地区群众的政治事件。1967年春，武汉军区实行“三支两军”，支持了群众，保护了大批干部，引起林彪、江青等人的仇恨。他们于是支持少数坏头头，挑起大规模武斗。7月14日，谢富治、王力等人以“中央代表”的身份，由重庆来到武汉，通过各种方式支持“造反”。激化武汉地区不同派别的矛盾。7月18日晚，他们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召集的大会上发表讲话，公然支一派压一派，煽动反军乱军，把一些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这就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恨，广大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上街游行反对王力等人的做法。7月20日，有些群众找王力说理，把他拉到军区大院回答问题。这就是震动全国的所谓“揪斗、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的“720事件”。事件发生后，在北京天安门举行了支持武汉造反派的大会，林彪、江青一伙大造舆论，把陈再道诬陷为“720事件”后台，诬蔑为“叛军”，把“百万雄师”诬蔑为“白匪”、“反革命组织”、广大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武汉地区以及湖北全省为此被打致死、伤、残者，达184000余人，打死500多人，1978年11月26日，党中央发出文件，对此事件予以平反，对被迫害的同志恢复了名誉。

版本二：《武汉大事记》市委编写组 78年版

7月14日 周恩来总理、毛泽东主席抵汉。谢富治、王力等以“中央代表团”名义来汉，解决武汉问题。

16日 毛泽东主席在武汉谈话提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同年10月发表）。

16-18日 王力、谢富治等先后在华工、湖大、水院接见“造反派”，公开表态支持“三钢”（钢工总、钢“九·一三”、钢二司）、“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诬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指责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煽动群众“大揪军区一小撮”。

19日 “三钢”、“三新”造反组织出动大量宣传车，用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王力、谢富治在水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及王力的4点指示，造成不同观点的广大群众思想极度混乱。

20日 晨，“百万雄师”、“公检法”群众组织和某部队的一部分群众、战士涌进东湖宾馆，把王力带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质问和批判。至22日，武汉地区军民连续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王力、谢富治等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行。时称“七·二O”事件。

22日 谢富汉、王力回到北京。当晚，林彪主持会议，决定将“七·二O”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中央文革紧急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并指令“三军联合行动”，声讨“七·二O”事件。

25日 林彪、江青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支持武汉“造反派”，并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

26日 武汉军区发表《公开信》，检讨支左工作的“方向路线错误”。

27日 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职务，任命曾思玉为武汉军区司令员，刘丰为第一政委。

版本三：《当今湖北》邓力群主编78年版

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发出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了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三月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等机关根据中央军委发布的“八条命令”，把在武汉地区煽动闹事，搞打砸抢抓抄的朱鸿霞、胡厚民等拘捕起来。三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与此同时，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吸收一批原省市负责干部成立了湖北省和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全省大动乱一度有所缓和。

可是，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江青在北京接见武汉地区“造反派”时却公然说：“成都、武汉那些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她的一些爪牙跟着煽动：“武汉问题主要是同军内一小撮的斗争”，要反对“二月逆流”，揪出“武汉的谭震林”。于是武汉的“造反派”（包括所谓“钢派”、“新派”）提出了“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矛头指向武汉军区。五月十六日，另一派群众组织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表示支持武汉军区。这样一来，“钢派”与“新派”同“百万雄师”之间的冲突加剧，武斗升级，惨案时有发生。六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将武汉地区发生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七月十四日清晨，周恩来总理来到武汉，晚上，毛泽东主席也到达武汉。他们在听取各方面的汇报后，议定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主要内容是：给“工人总部”平反；“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军区对“钢派”、“新派”和“百万雄师”都要支持；不打倒陈再道。但是，同一天，王力和谢富治以中央代表团名义也从重庆来武汉。他们违背周恩来关于中央代表团不要公开露面的旨示，违背毛泽东和周恩来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上述方针，公开在群众中支持“钢派”和“新派”，压制“百万雄师”，顿时加剧了两派组织的对立情绪。

七月二十日晨，“百万雄师”的一些群众和解放军武汉地区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数百人涌进王力住处，用汽车把他带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质问。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武汉军民一起涌上街头，连续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王力、谢富治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行。这就是“七·二O”事件的真相。
   

版本四：《党史研究》黑龙江省社科院，78年版

（摘录）；，，，，七，二零事件后，‘揪军内一小撮’的运动波及全国，武汉军区的独立师被打成“叛军”。湖北省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干部，军人，群众多达十八万四千余人，仅武汉市被打死六百多人，打伤，打残六万六千多人，

“百万雄师”提供给谢富治的名单上的十三人全部被逮捕，他们当中的八人，直到1972年才被放出。，，，，，

对四版本的质疑：

1、毛泽东、王力（文）、于立金（军）、谢富治（公安）三人同在14日由重庆来汉并同住一宾馆，三人是乘同一条船、二条、民船、专船。

2、东湖宾馆当时有规定，凡毛去住时，其它不接待任何人，王力为什么能住进去，而且毛还不知道。

3、如果四人同时来，而且形成文一人，武二将的传统保安形式，那作者为什么硬要分开写，把王力的行为和毛分开，误导读者。

4、毛到武汉为什么陈再道不知道，也未派重兵保卫，只在将王力抓走后20分钟内，空军刘丰率领重兵，层层保卫东湖宾馆，而且刘丰因此有功而升任武汉军区政委，那么刘丰当时是谁调来的，于立金？！

5、毛泽东身为中央军委主席，未经他同意谁敢揪斗并撤换陈再道职务。27日撤换陈再道的命令毛不知道，是江青搞的么？

6、67年7月毛和林彪关系并未恶化，作者为什么不尊重这历史事实？

7、陈再道抓到北京后，关在京西宾馆，毛为了稳住军心，新自去看他，毛为什么一言不发，而陈再道痛苦流涕地向毛请罪，说自己对不起毛主席，为什么不说对不起江青、王力呢。

8、720事件后，武汉军区发表公告，承认自己错误，向全省人民请罪，小小一个江青，武汉军区为什么这么怕他。王力和谢富治同时到上叙地点讲话，为什么百万雄师只敢抓王力（文人），不敢抓谢富治（公安部长），可见欺善怕恶和造反派性格不同。

9、当时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在武汉消除据点，到处围攻“造反派”组织，制造大量血案，武斗使武汉造反派只剩三个据点（华工、武大、水院），王力来后出了720事件，百万雄师解散，怎么说王力挑动了武斗，此时那还有个么武斗，这是否胡说八道，耸人听闻。

10、毛在东湖宾馆的4点指示，，对谁说的，毛说“百万雄狮”是群众组织，这很正常，当时连造反派都承认它是群众组织，只是属保皇派，难道陈再道连这一点都不懂，而且，毛从来没有说过要打倒谁，不打倒谁，再说，当时军区本来就支持百万雄狮，毛又何必多一句要陈再道支持百万雄狮的话。

11、百万雄师在册62万人，其中老爷爷、老婆婆、老工人、农民占一半，文中说被造反派打死打伤18万4千人，打死五百多人，是否有点过分夸张，水份太大。

（既然打死了五百多人，为什么经过四年清队（理阶级队伍），五年清查（四人邦有连联系的人和事）。没有查出武汉有谁和四人邦直截联系的人来。更没有查出杀死五百人的杀人凶手，法院只判了九名所谓“杀人凶手，堂堂党的将军。党报，党刊，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能这样撒谎，）

12、真正情况推测是否这样更接近真实

毛秘密到武汉来时，同时带来王力（文）于立金（军）谢富治（公安）是他一贯秘行常规，他想解决武汉问题，在武汉发表了有名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二大派组织”的最高指示。毛在武汉本意是要王力、谢富治分别做二派工作（造反派和百万雄师），于立金在身边以防万一，王力是代表毛泽东（根本与江青无关），做工作有个过程，但是当时军方和百万雄师，傲兵自傲，目空一切，杀红了眼，在中国除了毛以外谁都不怕，或者说陈做梦都没想到下面的人会出这大乱子，胆敢带着长矛大刀冲进东湖宾馆，将秘密住此又未设防的毛泽东吓得魂不附体，于是启动秘密保卫二套方案，刘丰带人20分钟将东湖宾馆围得水泄不通，武汉部队马上处于一级战斗状况，任何部队不准离开军营，（据说拿铁长矛的百万雄师离毛泽东只有三十多公尺）而此时，军区内百万雄师斗王力正上火，谁也没想到毛在汉，此时军区发现不对头，（由于毛的行动为绝对秘密）感觉到也不能说，陈马上要牛怀龙设法救王力，牛怀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不顶用。

据笔者与原百万雄师原作战部负责人刘天喜访谈时，刘天喜说：

“这事做得真被动，害了一大弯子人，使大家都付出了重大代价，后来一些人说是陈再道指示牛怀龙通知俞文斌，要我们去揪王力，根本不是那回事，当时群众组织是一群乌合之众，还不如造反派守纪律，谁也管不上谁，当时华工学生广播车上宣传王力代表中央讲话，支持造反派，说我们是保守组织，大家听了很气愤，因为在我们头脑中，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才是中央支持的“左派”，因此，下面一些人要核实这句话是不是华工学生造的谣，所以要找王力。下面人打听王力住在东湖宾馆，就去揪人，揪到军区大院后，我们总部是怕出问题，我们马上带人站在王力周围保护，我和牛怀龙等不敢离开王力半步，要不是我们镇住，王力早被长矛、匕首戳死了，牛怀龙急得跳脚，他带的人也不多，其它人谁都不听他的，外面长矛、匕首、木棍、汽车将军区大院外街道全堵满，王力脸被打伤，直到空军部队来人才将王力搞出去，参与揪王力的军人是武部战士和在汉军事院校学生，人不多，主要是百万雄师的人，后来参加游行的也是这些学生和人武部战士，人数也不多。，，，，，，“

后来说陈再道牛怀龙有意搞，真是冤枉，牛振龙更是冤枉，这群众火头上，只要有人煽动，就谁也管不了，我当时连自己性命都很危险，说我为坏人当保镖。”

（这就是真正的文革壮况，，毛死后，把一切文革责任，都推到毫无实权的群众组织“造反派”身上，是不是太冤枉他们了呢，伟大的党躲在何处，你们没有一点责任吗，你们怕四人邦，怕造反派，那你何必又吹自已是伟大的党呢。）

以上能接近真相，编造说江青派王力到湖北来，挑动武汉到一派压一派，纯属胡说八道，武汉武斗在7.20前，如6.24、6.17等，7.20之后就没有武斗了。

毛因百万雄师敢在他面前抓走他的“钦差大臣”，吓自己一跳，一时恼火，马上作出决定，取缔8201部队，解散百万雄师保守组织，抓陈再道、俞文斌等。

应该说7.20事件是百万雄师自己下面管束不严而殃成的大祸，这在当时的群众运动中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作者会编故事，说陈再道、俞文斌派人也不真实，群众运动，一批盲流盲从盲干有何办法。

13、毛死后，英明领袖华主席高举二个“凡事”，但7.20事件是毛办的，他批文为7.20平反，可见毛看错了人，华是个二面派，从来就没有对毛忠诚过，他是个表面老实的阴谋家。
  
二，7.20事件“真象”的真象导读

1、1967年月7月14日，毛泽东带着王力、谢富治、余立金等人从重庆秘密来汉，住在武昌东湖宾馆，为了保密起见，宾馆不设防，这一切都由周总理先来汉准备好。

2、毛来汉的目的，是要在武汉树个二派大联合的榜样，以推向全国，作为他的战略部署。在武汉毛发表了“在工人阶段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二大派组织的最高指示”毛来汉是处理被陈再道支持的“百万雄师”和被陈再道取缔的“工人总部”的大联合的，他只希望二派集中精力批判刘、邓路线。毛是中国大陆的总领袖，他不可能只支持一派压一派，做个派领袖。

3、毛来的第二天（即7.15日），百万雄师又在汉口武胜路电车公司门口，冲杀学生游行队伍，并且当场杀死华工校工王兴武，杀伤学生一百余人。这一切被毛的随从亲眼所见，当时，武汉三镇已被百万雄师一派武装占领，全市造反派四处躲藏，逃往北京、上海的消息充满毛的耳朵。这种情况下，毛带来的工作组织决定为弱者伸张正义，批评陈再道。

4、7月14日，毛亲自派王力、谢富治做陈再道工作，传达中央四点指示。

（1）陈再道支左工作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必须检讨。

（2）解散工人总部不符合中央16条精神，必须改正。

（3）必须无条件的释放被逮捕的工人总部头头，朱鸿霞等人。

（4）百万雄师是和其它群众组织一样的群众组织，不是陈所说的左派民兵组织，陈再道对群众组织都应支持。

（5）由于陈再道不知毛已到汉，更不知道这是毛的意见，所以和王力发生争论，陈再道把这些争论泄露给下级军官和所谓“民兵组织”百万雄师（因百万雄师是由民兵组织，红武兵为主组建而成）。

王力工作无法做通，只得向同住在东湖宾馆的毛汇报。毛不得已，只好召见陈再道。

（6）18日由周恩来亲自带陈再道到东湖宾馆见毛泽东，毛当面亲口告诉陈再道，王力的意见就是党中央的意见，要陈回去做好工作，把工总解放出来，以便实现二派大联合。

毛并且向陈保证：“只要你支持工人总部，他们就不会打倒你，他们要打倒你，由我来作工作要他们不打倒你，我就不打倒你嘛”。毛对周围服务员开玩笑说：“你们再不要打倒你们的司令员好吗。”

接见十几分钟气氛非常轻松，可见毛对陈抱有厚望。

（7）按当时规定毛的话是能公开以毛的名义传达的，可陈再道将军就没有这个水平，把这事办好，结果造成了大乱子。这明明是毛泽东的意见，可他传达时却死咬住是王力传达的中央四点意见

(8)陈再道回去向军区讲解部队犯了错误要检讨，要为工总平反，要放朱鸿霞不能支持百万雄师，一时间大乱，陈再道说这是王力传达的中央的意见。

(9)接见陈再道后，毛才叫王力到华工水院等地，向处于弱势的造反派做工作，安慰在此避难的职工群众，要他们撤掉防卫工事，相信中央能解决武汉的问题。王力一句都没有提及“百万雄师”的问题。更没有提及中央四点意见（当时，造反派正处于劣势，中央到来无疑是遇上大救星）

(10)19日中央派王力接见造反派的消息，华工、武大、武师水院学生，马上装上宣传车，加油加醋向全市广播，除此消息外并没有说“为工人总部平反，释放朱鸿霞的内容，”因为这四条造反派们并不知道。

（11）就百万雄师来说，由于陈再道长期宣传他们认为自己是当之无愧的左派，造反派是牛鬼蛇神、五类份子，是要用“百万雄师”剿灭的蒋氏王朝，中央接见他们根本不可能，是王力（当时还不敢骂林彪、江青）背着党中央毛主席搞的阴谋。

（12）8201师长是牛怀龙，武汉人武部部长，巴方亭也没弄清楚这消息来自何方，因此，他们决定抓小小编辑王力示众，以便挽回学生广布车所造成的影响。

（13）7月20日，8210部队和百万雄师人员，手持长矛大刀，枪枝（当时有枪无弹）冲进东湖宾馆当着毛的身边，抓走毛亲自派出的“钦差大臣”，而且陈再道本人就在东湖宾馆也不制止，毛忍无可忍，所以处分了陈再道和8201，百万雄师，这即是7.20事件的真象。7月22日，8201和百万雄师不了解内幕的人还在游行。周总理赶到武汉，在王家墩机场对钟汉华、叶明说这本是件很简单的事，当时只要陈再道出面说几句硬话压住，谁也不敢冲，也不至于弄出这大乱子来。

（14）很快，空军总部合武汉空军刘丰把守了东湖宾馆，武汉军区司令员刘丰立了大功。

（15）毛要陈马上交回王力，由于群众运动中一些人都是些乌合之众，不听陈再道的所以交不出，并打伤王力。

（16）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要大发脾气，宣布逮捕陈再道等人（时称隔离反省）解散8210部队，解散百万雄师群众组织，追究杀人凶手罪行。此即7.20事件真象简述过程。

（17）7.20事件是完全是陈再道将军一人造成的恶果，他是7.20事件的罪魁祸首，所有的人都是冤枉的，唯独陈再道不冤枉。

若陈再道当时把话说明，若不能说明也自己担当起责任，坚定不移地承认错误，而不是封锁毛的声音，硬把毛和话推成王力的话，为自己以往所作所为推卸责任，决不会造成7.20事件。要知道8201部队，百万雄师所有的人对毛是尊重的，是爱戴的，是拥护的，即当心中不满意，他们也会接受。

可陈再道硬不说，一味强调是王力传达的中央四点意见，所以不明就内的人都被王力“玩”了，所有的人都完全无罪，唯独陈再道不冤，陈再道有罪。

三，7.20事件造成的恶果

（五个最冤的受害人（方），生下二个怪胎、挖了一条深深鸿沟）

一、第一个受冤的是毛泽东：

他本来到武汉是来对“革”与“保”二派调和的，希望二派大联合，共同批判刘邓路线，做个和事佬，结果陈再道这一搞，他不可能只处份陈再道不处分其它的人。毛是全中国人民的领袖，第三世界的领袖，陈再道硬要他当造反派的领袖，你说他冤不冤。

本来是陈再道支一派压一派造成了恶果，结果变化成了毛泽东支持另一派压这一派，造成了另一派怨恨恶果，毛成了罪人。你说毛冤不冤。

二、第二个受冤的是百万雄师：第三个受冤的是独立师，29师官兵。

如果按毛的战略部署，二派大联合，百万雄师当时势力最大，俞文斌和朱鸿霞结合到省革委会当付主任，顺理成章，李想玉章迪杰和吴焱金当市委付主任，也是定论，杨道安、夏邦银当中央委员也很正常，各级头头也顺利进入各级领导班子。6.4　6.17　6.24凶手按中央“六·六通令”处理，哪会出现如此大的仇恨。

但由于陈再道这一搞，使百万雄师遇上灭顶之灾，解放以后靠整人为荣、整人上瘾、整人入党升官的保皇派，第一次尝到挨斗的滋味，抬不起头来，第一次尝到了当五类分子的滋味，他们斗别人时拼了命，自己挨斗才知道真是要命。俞文斌等白坐6年牢，其它各级头头被排挤到革委会以外，不少人被打。

三、第四个受冤的是造反派。

如果大联合了，没有提供让造反派报复的机会，他们也只能忍气吞声，最大要求无非要求依法和依中央“六·六通令”处理百万雄师中杀人凶手，给死者抚恤。不至于打伤不少“老保”。可陈再道这一搞，让这些弱势群体一下子由地狱升到天堂，误认为毛泽东只支持自己这一派，所以趾高气昂、无法无天、不可一世，特别是抢夺民兵枪技发展到抢夺正规部队抢技。影响全国，让毛泽东不好下台，脱离了同情自己的群众，所以有些群众说二派都不是些好东西。

四、第五人受冤者是记述和宣传这事件的文人、教授、院士、记者、编辑、作者、史学家。

为了和“中央”保持一致，党务工作者、文艺工作者都一涌而上，为陈再道先生鸣冤叫屈，硬要把历史写成童话故事，迁强附会、无事生非、胡编乱造历史，人云亦云，硬说什么“林彪、江青和武汉地区帮派体系为了夺取无产阶级的江山”，“反对和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造反派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道路”，“让劳动人民吃二道苦、遭二茬罪”，“背着毛主席，使阴谋鬼计，精密设计、步步下卡、处处设陷，制造了轰动全世界的7.20事件。”，，，，，，

历史车轮不断前行，真实历史不断显现，这些文人墨客们只要有点良知，都会有负罪之感，陈再道造成他们终身遗憾。所以他们也是一些受害，爱冤的人。

五、如果按毛的意见大联合了，也不至于武汉生下二个怪胎。

第一个怪胎是建立了以一派联合的（造反派和支造干部组成的）“派革委会”。（钢、新都是造反派）

第二个怪胎是建立了以保皇派和支保干部组成的“派党委会”。

六、“挖了一条鸿沟”，由于7.20事件在中国仅此一处，武汉造反派、保皇派二派界线分明，全国无此现象。所以毛泽东逝世后，湖北省，武汉市“保皇派党委”将对手造反派全部打成反革命，成为他们的阶下囚，使二派鸿沟越来越深，对建立和谐社会非常不利。再次镇压他们已无实际意义，他们大多数已含恨而死，余下的已到暮年，不能再要他们去坐牢。随着法制的建全对他们的不实指控将会澄清，不实之词将会推倒。他们的功过是非后

自有不同评说。


四，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将军

对七，二零事件经过自述（摘录）

　　　　　　　　　　　　　　　　原载：《陈再道回忆录》

（文中括号内钭体字句为作者评语，有些正文黑字是作者为提醒读者而加）


1967年7月20日，一场震憾中外的事件在武汉地区爆发了，把我和钟汉华同志打成“策划‘七·二O’事件的罪魁祸首”，武汉军民遭到了残酷的镇压。（谁残酷的镇压了你）

当时，外电纷纷报道：“武汉发生了反毛判乱，”“陈再道上将曾有效地控制了武汉”。

一些国外出版的刊物，把“七·二O”事件说成是“陈再道扣留了谢富治和王力，发动了一次反对中央文革的‘兵谏’。”（有外电说这是第二次“西安事变”）

1966年8月间，我因病在北戴河疗养，听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便给林彪写报告，说身体已经好了，可以回去参加运动，林彪很快同意了我请求。回到武汉，短短几个月时间，形势急转直下，到1967年初，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全国性的造反夺权达到高潮，湖北省和武汉市各级党政机关瘫痪了，大批负责同志被戴高帽，挂黑牌，“架飞机”，游街示众，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一月风暴”刮起时，我和钟汉华同志（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1月23日，毛主席命令军队要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制订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于当月28日报经毛主席批准公布。

2月初，武汉和南下的部分军内外造反派却强行占领了汉口“红旗大楼”（《长江日报》社所在地）。2月8日，他们用《长江日报》的版面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以下简称《二·八声明》)，2月9日他们又在《长江日报》中造成武汉军区支持他们的假象，发表社论，说《长江日报》是他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援下”接管的。〖是军内造反派自己来的〗

军区党委听取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于2月18日发表《严正声明》，批准《二·八声明》中的错误观点，并且指出；军区派部队去“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持秩序，防止战斗，〖原文如此〗决不是支持《二·八声明》；至于军内造反派组织在《二·八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

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八条命令以及外军区执行八条命令的做法，抓了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朱鸿霞、胡厚明等少数人）—（军内抓了谁未写）3月21日，武汉市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这些措施，有效地制止了打砸抢抄抓的活动，稳定了局势，保护了大批干部群众。与此同时，军区还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让大批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站出来工作，扭转生产形势。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这篇社论的用意就是要批判和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因为这些地方压制造反派最厉害）4月6日，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又经批准公布后，这两个东西一出来，军区很被动，十条命令公布的当天，武汉的造反派就到军区支左办公室巾贴大字报“挑战”。接着他们违反中央的有关规定，搞“串校游行”，“杀向社会”，提出什么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揪出“武老谭”，为工总翻案，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武汉军区。

4月19日，总理在钓鱼台主持会议，中央文革的成员全体参加，听取我们的汇报。听说武汉有5万人绝食，问我有没有这回事，我说没有这回事，在汇报过程中，中央文革其他成员没有提出什么不同意见。最后，总理叫中央文革尽快接见一次武汉造反派赴京代表，做做他们的工作。

《二·八声明》出来后，造反派到处冲杀，就连不同观点的群众也要进行批斗游街。武汉军民对这种打砸抢的行为愤然不满，强烈要求武汉军区对《二·八声明》和2月9日社论表态。军区支左指挥部的干部甚至要“罢工”，他们找到叶明同志（军区副政委），说：“军区再不表态，我们不干了！”（下级不服从上级，这叫什么军队，军人的天职是“服从”）

军区党委听取了广大干部群众意见于2月18日发表《严正声明》，批判《二·八声明》中错误观点，并且指出：军区派部队去“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持秩序，防止战斗，〖原文如此〗决不是支持《二·八声明》，至于军内造反派组织在《二·八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严正声明》，是武汉军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表态性文件。

“五一”前夕，我和钟汉华同志回到武汉。这时，武汉地区各个群众组织已经分化为两大派。（早就分成二派，不是在67年5.1节）军区支左方向正确与否，是争论焦点所在。5月16日，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军区支持协助办成的〗百万雄师认为：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十七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大多数地方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坚决反对“杀向社会”，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的队伍迅速扩大，其中党员人数占全市党员总数的85%以上。武汉军区驻汉机关、部队的广大指战员，思想感情也一致倾向百万雄师。（毛泽东说，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怎么你的部队只有一个观点呢）我们从内心讲，也同情他们，只不过所处的位置不同，不能公开表态支持他们罢了。（你暗地叫人武部去训练他们武斗人员，公开不表态是真，暗中支持更真）

与百万雄师相反，造反派“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人数越来越少。（本来就是少数派，十六条上写明，要保护少数，有时真理会在少数人手上，你为什么不按中央十六条文件办事）

6月4日，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在肯定支左大方向正确和重申不得为工总翻案的同时，核对了支左工作中某些缺点和错误。6月26日，中央文章来电：“最近，武汉市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国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群众的凶手应按《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代表来京汇报。”《公告》发表后，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闹得更凶了。百万雄师对《公告》也不太满意，认为我们太软弱了。

7月初，我打电话给周总理说：群众组织的代表已经选好，可以到北京开会了，7月10日左右，总理回电话，说群众的代表不到北京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我当时不便多问，以后才知道，改变计划是因为毛主席要巡视大江南北，并且要到武汉横渡长江。

7月14日清晨，总理为主席打前站，乘飞机到了武汉，随同总理来的，有李作鹏和海、空军的作战部长。中午，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带着北航红旗4名造反派（至今未说过有四个北服红旗的学生，无中生有乱写，目的是为将江青拉进是非圈，转移读者视线，以便将7.20事件说成是有预谋的冤案）也由重庆赶到了武汉。主席是晚上到武汉的，（主席也是从重庆来的，文中故意回避，将王力和主席分开成二个部份，混淆读者联想）随行的有汪东兴、杨成武、郑维山和总参作战部的一个副部长。

7月15日和16日，主席两次召集总理和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以及谢富治、王力、李作鹏开会，听谢富治、王力汇报云、贵、川问题和武汉问题，〖陈再道此时还不知道主席来汉了〗讨论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主席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做他们的的工作。（做谁的工作，造反派已被打散，不存在做工作，文中应指做“百万雄师”工作，但作者含糊其词，让人读不懂，但有一点点很明确，王力是毛泽东派来的，不是江青派来的）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

7月15日开始至18日，总理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同志和驻汉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同志开会，连续4天听取我们的汇报。这个会议谢富治、王力一直参加，杨成武、余立金、郑维山以及李作鹏、刘丰和作战部长们也不断断续续参加了。18日下午，总理做了总结讲话，大意是：军区支左有错误，甚至很严重，（什么错误，严重吗，一句都不说）但责任由军区主要领导同志来承担。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支持造反派。工总起来后，可能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作。总理苦口婆心地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因此犯了错误。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为了打倒你们。”

7月18日晚上，总理要赶回北京，临走之前特地带我们去见毛主席。（注意：此时，陈再道才知道毛泽东在武汉）“你们怎么样啊！我心事重，又有点气鼓鼓地说：我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主席笑着说：“这怕什么呀！”现在他们一提就是路线错误，谁都是路线错误。”我叫主席这么说，心里踏实多了，赶忙回答：“要是犯了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作检查。”主席说：“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去开会，你一开会，就下不了台。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并且嘱咐我们：工作要做好，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要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群众组织的工作做好了，思想工作做通了，再来开会协商，解决问题。”又说：“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工作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拥护你们为止。”并且要谢富治和王力开设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思想工作，主席说：“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上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段话，也是当时讲的。

大约10多分钟，（注，只是和主席见面10分钟）我们告辞出来，主席把我们送到走廊上，招呼几位服务员和我们握手，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司令员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接着又对我们说：“他们要打倒你，我要他们打不倒你！”我们和服务员同志握手，都忍不住笑起来了。

在4天汇报过程中，谢富治和王力一副凶相，态度极为蛮横。凡是不合他们口味的，我们讲一条他们驳一条。谢富治说：“你们支保吃左，屁股坐歪了，大方向错了”。街上几岁的娃娃都知道三钢三新好，百万雄师坏。三钢三新揪“武老谭”，是把矛头指向当权派，大方向是对的。

我们当时不知道主席在武汉，也不知道主席和他们议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所以和他们（王力）顶得很厉害。（以下这四段应写在或刊在主席接见前几段，可作者故意又放在主席接见后，目的是弄混读者思维，把毛要王力做陈再道工作做不通，毛才亲自召见陈当面说出毛的意见，可是这么一改，就使读者感到陈在和主席接见后还在和王顶牛，以便好和百万雄师揪王联上，不过这句中漏了“我们当时不知道主席在汉”这句。作者水平还欠火候，不过伪造历史总难觅难写，难自圆其说。）

7月16日，即汇报会的第二天，我和钟汉华同志商量，认为他们一定是带着框框下来的，解决武汉问题的盘子早已定好了，汇不汇报都是一个样。决定起草检讨，反正早更要用。。

7月15日和7月16日夜里，谢富治、王力到造反派的据点，登台接见并发表倾向性的讲话，表示慰问和支持他们。7月17日夜里，谢富治和王力一行跑到百万雄师联络总站。谢富治要百万雄师负责人开个“头头们”的名单，名单开好后谢富治把名单装进了口袋，就一句话不说了。（7月27日，名单上的13个人一齐被逮捕，其中8人一直被关押到1972年才被批准“保外就医”。王力说：“你们在据点里，集中起来搞武头斗是错误的！”

第二天，百万雄师总站向所属组织传达王力的指示。不传达不还好，一传达群众都跳起来了，坚决不同意王力的讲话。（王力的话，是党中央毛泽东的话，你不讲清楚，当然他们跳起来，只要陈明确表示这些话是党中央的要求，相信百万雄师的人都会听党中央的，最后也不至于冲击东湖宾馆，闹出7.20事件。7.20事件发生后，又编造什么是四人帮阴谋挑起的，是有计谋的陷害，他要害你，你不冲东湖宾馆，他们的阴谋岂不白费了，你不冲宾馆，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是王力要你们冲的吗。这话怎么也说不通，你陈根本不冤，所有的人都上了你的当，这才是7.20事件的真象。）

7月16日和7月19日，王力两次把主席在武汉的谈话记录拿给这些人看。这些人不仅把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透露给武汉造反派，武汉造反派则到处张贴大字报和大标语，表明谢富治、王力是支持他们的。

7月18日夜里，主席和我们谈话之后，谢富治和王力带着刘丰等人，到机场送走总理，随后直接从机场溜到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过去埋怨抓得太少，要“多抓几个造反派”的刘丰，此时摇身一变，（刘丰是一条变色龙，后来他真的又大抓大整造反派。本性真改，最后自杀身亡，没有好下场）谈自己是小学生，支左犯了错误，希望造反派帮助纠正，以后不坚决和造反派站在一边等等。

第二天，7月19日，造反派用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谢富治和王力在水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同时还有王力的“四点指示”，什么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这明明是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你偏要说是王力的四点指示，你这不是火上加油，挑起7.20事端，明明是你陈草包没办好事，却要推到千里之外的江青身上，风牛马不相及。这种谎言至今未更正，真是共产党的不幸）

7月19日，我们按照预计的计划，上午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通过我和钟汉华同志的检讨；下午3点多，钟汉华又在军区礼堂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请谢富治和王力出面做工作。王力开始说他不讲话，但谢富治讲完后，王力又说他要讲话。“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因此，我只好给小学生上课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起……”

胡说什么武汉的职工联合会（百万雄师的前身）〖括号是原文有的〗是陶铸的官办组织，是用来破坏工人运动的。而工人总总则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点燃了武汉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烈火，要大树特树工人总部。还胡说什么现在主要的、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军区看不到这一点，因此发表《二·一八声明》、《三·二一通告》，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晚饭后，省直机关的干部和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到军区大院门口，要求谢富治和王力接见他们，回答问题。（他们当时也不知道这是毛主席的意见，若知道，也不会闹，他们对主席是热爱的、拥护的）散会后，我和钟汉华同志送走谢富治王力，赶到曹家花园（军区招待所）释放朱鸿霞、胡厚民等人。正是这个时间，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起来“造反了”，上百辆大卡车和几十车拉着警报的消防车一起涌进军区大院，他们质问军区，王力凭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你为什么不说清楚这是中央精神，不是王力意见呢，你这草包，连这点知识都不懂，你不能明确说是毛的意见，但你可尽量担起担子，说是中央意见，不就完事了吗。大事化小，可你硬赖在王力身上，最后殃成大祸）

事件一发生，军区领导同志即赶到现场做工作，同时造诉王力，说百万雄师听了他在水院的讲话录音后，十分气愤，占领了军区大院，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他们。王力听说后冷笑几声，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因为这是毛和意见，于他何干，他只是个办事的人〗也不采取任何措施。大约拖了两个钟头。王力才叫醒了谢富治。这时，百万雄师已经（持大刀、长矛）冲到了东湖宾馆，无法扭转局势了。（陈将军一看这势头，为何不出面制止，想出毛的洋相吗。）

7月20日清晨，我来到谢富治房间，刚刚坐下，百万雄师就冲进来了。他们挤在门口，要找王力。我和谢富治站起来，劝他们到外面去谈。我和谢富治到屋子后面的草坪上坐了下来，百万雄师两百多名代表，站的站，坐的坐，转在我们四周。谢富治答应下午接见他们，正在这时，又冲进来几百人，多数是独立师和二十九师的战士，他们在军区大院等急了，愤怒地喊着，要抓王力，并且把我当成王力，上来就一顿枪托。〖你看，你是军区司令员，你的士兵打你，你不但不制止，还幸灾乐祸，打得很光荣〗王力趁乱跑回屋里，百万雄师和部队战士找到他后，他们忍无可忍，硬把王力抓出来，塞进汽车，拉到军区大院。谢富治有块老干部的牌子，他们连碰都没有碰他一下。总理的住处离谢、王的住处仅隔百米左右，主席那边就更不用说了，根本没有丝毫危及主席安全的迹象。

（这群杀红了眼的人，连陈再道都敢用枪托打，谁能担保：“根本没有丝毫危及主席安全的保证的可信度”，据7.20后，东湖服务员说，拿长矛的人离毛住处只有三十多米，毛算是大乱不死，谢天谢地，难怪毛发如此大的脾气，将陈逮捕，解散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群众组织，这和江青有什么关系，难道这是江青通知武汉造反派冒充百万雄师搞的阴谋。〖毛算是倒透了楣，秀才遇上这样无知的兵〗

这天上午，主席叫我们把王力找回。我因有伤，又考虑到主席的安全，因此，留在东湖。（有些文章中介绍陈和毛都住在东湖宾馆，此处又有留在东湖。漏洞百出）钟汉华同志赶到军区大院，和叶明、孔庆德等军区领导同志一起做百万雄师和部队的工作。要他们放掉王力，同时又不能讲出毛主席在武汉，放王力是毛主席的指示。磨到中午时分，钟汉华、叶明、孔庆德等同志设法将王力悄悄地弄出来。转移到二十九师师部的6号楼。

就在7月20日这天，武汉军民一起涌上街头，（应是武汉保皇派的一派涌上街头）数千辆大卡车载着工人、农民和驻汉部队指战员，排成路纵队，浩浩荡荡地进行游行示威。机关干部和学生的游行队伍，也像江水一样滚滚而过。他们张贴标语，高喊号号：

“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五、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将军

对7.20事件的自述（摘录）

——原载《武汉党史》97年一期


7.20事件发生前，造反派把钟政委抓走关在“新湖大”（湖北大学）。我们去要人，造反派硬是不肯放，我就一个劲给中央文革打电话，请他们讲话，他们理都不理，我急得不得了，生怕钟政委有闪失，可是他们不接电话怎么办呢？钟政委的秘书悄悄告诉我，叫我打电话给周总理办公室，我给周总理办公室打了电话，不到半小时，就来电话指示，要造反派放人，赵奋同志去“新湖大”把钟政委接了回来。

是谁挑起“7.20事件”呢？不是百万雄师，而是谢富治和王力挑起来的。罪魁祸首是林彪、江青。7月14日毛主席和周总理来到武汉，（为什么不写从重庆到武汉，为什么要回避这一历史真象），要把武汉两大派群众组织的问题解决好。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他们当天从重庆赶来武汉（读者请看，用赶来武汉三字，预埋别有用心，同毛不是一起，是偷偷奉江青之命赶来，蓄意制造7.20事件的）毛主席指示，钢工总和百万雄师都是群众组织（请问，谁说百万雄师不是群众组织的，造反派从来都承认“百万雄师”是保守派群众组织，陈再道说：“他至所以支持百万雄师”是因为百万雄师是协助军方的左派民兵组织，所以毛才说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这句话，其用意是否认百万雄师是需要军区特别支持的左派民兵组织，文革中16条明文规定，所有群众都可自由结社，这些组织都叫群众组织，造反派从来没有否定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为什么要从毛的口中冒出一个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这句话呢？原因在此）叫我们给“工总”平反，放朱鸿霞、胡厚明。可是，谢富治和王力背着毛主席和周总理（难道毛派他出去工作时，他背上要把毛和周背在肩上）到水利电力学院（原文如此）造反派的据点（18日毛召见陈再道时，当面部署的任务，陈回去做军队和百万雄师工作，王谢出面做学生工作，这怎么叫背着）说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钢工总是真正的左派（根本他就没有说过这句话，他只说毛主席、党中央很关心他们，了解他们的处境，要学生拆掉防御工事，有一个和平气氛，相信中央会解决好武汉问题，说这句话时，笔者在场，他们说话很谨慎，多一句话都不说，至于第二天学生上街广播，加油加醋，助自己声威，和王力毫无关系。百万雄师于街头广怖的就“发威”无非是对中央接见造反派学生不满，在百万雄师眼中，造反派说是反革命，中央根本不可能相信，自己打死造反派是给中央立大功。王力的话根本就不能代表党中央，陈再道将军才能代表党中央）

10日（原文如此）周总理离开武汉回北京，谢富治和王力更加疯狂（莫忘了毛当时还在武汉这个疯狂的形容词，三十年后还不改正）公开支持造反派压百万雄师。19日晚我开完会，我和陈司令员、钟政委到军区第四招待所（曹家花园）放朱鸿霞、胡厚明（文中不提18日毛召见陈再道时，毛亲自要陈放朱的事实，使读者认为王力要放，陈无法只得放）正在这时，孔副司令打电话到四招给我们，说百万雄师和独立师29师的战士起来“造反”了（你们没有把毛要放人，党中央要放人的命令给他们讲清楚，硬说是王力、江青要放人，所以引起矛盾，责任完全在你们几个人身上，责任不在“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身上。若他们知道是毛的意见，谁都不敢动，当时毛的威信能镇住一切，再说，“百万雄师”、“独立师”、“29师”对毛绝对忠诚，决不会说出“造反”二字，心中就有不满，也只认为自己觉悟低，这一切责任都在你们，不在王力，更扯不上江青，当时毛和林的关系尚未恶化，二人是好朋友，更怪不上林彪）我们的干部和战士平日上街维持秩序，防止武斗（你们从来没有防止武斗，百万雄师到处围攻造反派广播站，从来没有见你们出面防止武斗。6.24百万雄师围攻工造总司（现市文化局）杀死24人，全市造反派向你们求就，你们未派一兵一卒，直到下午2时，百万雄师撤走了，你们的广播车才到杀人现场大叫“要文斗，不要武斗”，结果群众砸了你们的广播车，后来又是百万雄师持大刀、长矛将你们的广播车拖走，你们完全靠百万雄师保护，不然连街都不敢上，什么原因，是有人恨你们，恨你们的人不是五类份子，是群众、是市民，你们把解放军的荣誉搞坏了）常常遭到造反派围攻、殴打，而每次都是百万雄师上来保护他们，我们的干部、战士和百万雄师感情很深，他们听到造反派广播说谢富治、王力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并说军区支左和大方向错了（是毛泽东亲口对陈再道讲的，不是林彪，不是江青，不是王力、谢富治只怪你们封锁毛主席的声音才造成这后果，你们才是罪人）这可把他们说激怒了，他们拥进大院，质问军区，王力凭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王力完全被冤枉，再说，说是保守组织和打成保守组织是二回事，文革期间，说谁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天天有，但打成反革命都是由党委批准才算是反革命，毛泽东也没说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难道说你们是造反组织就光荣了吗。）只说他们是群众组织，工总也是群众组织，毛要陈再道来支左，陈再道凭什么只支百万雄师不支持工人总部呢？凭什么把工人总部由军区党委批准“打成”反动组织，而不是大字报叫叫嚷嚷说说而已的反革命组织，说说而已是不能抓人的。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说说而已，他们没有执法权抓他，抓他也只是要求辩论而已，不是要他坐牢，因为陈不是反革命，喊喊口号可以，“打成”却是另一回事。这些将军们连这点知识都没有，怎么赢得好全湖北省）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组织封为“革命左派”陈司令员做工作，孔庆德说做不通（因陈没有向孔传达这是主席的意见）他们不听，没有办法我们连忙离开四招，坐车赶回来。当时毛主席住在东湖宾馆，陈只传达了这个消息，陈司令员和钟政委直奔东湖宾馆，我赶到29师师干办公室，告诉他们中央说我们支左支了“保”错了，想做他们的工作，可他们不服，要上街游行（那像军人说的话，军人天职只是服从，军令如山倒，上级的话下级就应该听，怎么敢讨价还价，原因是陈并没有说这是军区的命令，而是清描淡写的说是王力的意思，使一些军人变成乌合之众，上街游行，求百万雄师保护自己，简直荒唐至极）我对师里领导说，要听中央的，不能上街游行，要把已经跑到军区大院的战士叫回来。（这那像军人，完全是公社社员农民民兵）我说完，连忙赶到军区大院找孔司令员，我先到警卫连，叫他们进去把孔司令员叫出来，可是在我离开29师往军区大院这里来的时候，孔师令员正好离开大院往29师找我，我想叫上支左办公室的人一起去东湖宾馆，但是支左办公室已经被占领了（军人强占了师部，哗变吗？）没找到人，我又立即返回29师，孔司令员又离开了，正好，师政委张绍剑回来，我没有功夫跟他多说话，见面就说：“你马上出发”，他问，“到哪去？”我要他带一个连到东湖，把百万雄师的头头请到这儿来谈判，他说带一个连多了，我说至少要带一个排去，他去了，不敢露面（怕百万雄师的人）躲在警卫连里（说明当时百万雄师大刀、长矛，凶相毕露，连师政委都害怕，带去的人太少了，百万雄师上千，你才30几人）没把人请回来。（具体怎么回事，谁也不清，张现在又死了，死无对证）可是后来他吹牛，说他去东湖保护首长有功（据说刘丰见到他有三十几人，叫他留下守住一个要点保卫毛泽东）搞了政治资本，后来警卫连的说穿了，当时陈司令员在东湖也没见他的人，这就查清了他“保护官长有功”之说（他保护的首长不是陈再道首长，而是毛泽东。7.20后，他升为军政委，武汉警备区政委，他真立有功）。

六渡桥的黄昏

7.20事件发生后，军区发生了变化，我们日子不好过，独立师调走了，29师也调走了。21日凌晨两点钟，毛主席离开了武汉飞往上海，周总理听说武汉发生百万军民反对王力的游行未减（那有百万军民这个数，太夸张了，总共不到5万人）第二次重返武汉，22日上午，总理在王家墩机场召集我和孔庆德同志谈话，当时李作鹏、刘丰在场，总理说话很体贴我们，没有责备我们军区（完全是陈再道一人办事办砸了，怪军区干什么）他心情很沉重，他说“本来这个事情很简单，陈再道同志出来说几句硬话，不就完了”（请看，这是总理的结论。7.20是件很简单的事，事件发生到最后一刻，陈再道将军若存心不把事闹大，自己当时人在东湖宾馆，明知道主席住在宾馆，应该马上挺身而出、亮明身份，“谁敢冲我枪毙谁”，几句硬话，百万雄师哪个敢动？那怎么会有全世界人都知道的第二个“西安事变”呢。可陈将军不是这样，陈将军自己不敢动，却被拿大刀、长矛的百万雄师吓懵了，自己还被打伤，真是丢人。陈再道真是害了一垸子人，还好意思怪王力，就像小孩子不小心把碗打破了，他不怪自己不小心，却怪做碗的人存心害自己，做得一点也不扎实一样）当下，总理向我们交待很多工作，要我们做被抓群众组织头头的工作，请他们到北京来谈判。“三钢”“三新”为一方，百万雄师为一方，共三方，每一方派50—100名代表，他指示，第一、各方统统放下武斗武器；第二、拆除武斗工事；第三、维持交通秩序，要抓好生产，不搞生产就没有饭吃。总理说的都是对的，可我们确很难办到，以往干部（指军区内军官）见到我们都亲切地打招呼，可是7.20事件发生后，他们见了我们都不理睬，有的气势汹汹吼我“叶明”，挺凶的，说心底话，总理的指示我是想坚决执行的，但难啊，没有人听我们的呀！（请看实情，武汉几百万军民上街游行，反对王力，这句话是真话吗。若是真的，怎么二天后，堂堂军区付司令员在军内都落如此下场呢。读者一看就能明白的。三十余年来的宣传，是多么的虚假，武汉文革历史完全被颠倒，何年月才能更正。）

　
六， 中国人民解放军8201部队

特 急 呼 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两个阶段、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极为关键的时刻。胜利即将来到，可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甘心他们的死亡，在临死之际拼命挣扎，狗急跳墙，实行新的反扑，霎时歪风四起，乌云密布，黑浪滚滚，白色恐怖笼罩武汉三镇。七月的江城又沸腾起来了。我们绝不能眼看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无产阶级江山毁于一旦，为此，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8201部队全体指战员向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出以下特急呼吁。（军队向老百姓求救）

1、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有毛主席著作，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猛烈攻击。坚决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

2、我们认为《百万雄师》是真正、不折不扣的、浩浩荡荡的、硬梆梆的、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他们最听毛主席的话，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的锋芒始终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旗帜鲜明，是执行和捍卫党中央指示的模范，是“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的模范，是制止武斗和打击牛鬼蛇神的英雄。我中国人民解放军8201部队的全体指战员坚决支持《百万雄师》的一切革命行动，誓作他们的坚强后盾，坚决和《百万雄师》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谁敢妄动《百万雄师》的一根毫毛，我们就毫不留情，杀他个片甲不留。

3、我们再次重申，《黑工总》是个地地道道的被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我们坚决踏平工总，为民除害，“三新”、“二司”的大方向完全错了。

最后我们特急呼吁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即行动起来，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最后让我们高呼：踏平《黑工总》！镇压反革命！坚决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

坚决支持《百万雄师》一切革命行动！

下面五条口号（略）


中国人民解放军8201部队全体指员

1967年7月20日

《编作者按》：

请看：毛泽东先生逝世后，湖北省委、武汉部队为7.20事件平反时，控诉武汉造反派横行十年、倒行逆施，广大革命干部，革命群众敢怒不敢言，三十来年的不实宣传，误读了多少诚实的市民百姓，这种以上压下、以枪压笔、以强者压弱的声音，当时一直响彻武汉。当时武汉造反派已被拿枪杆子背后支持的大刀、长矛杀得片甲不留，市区全部成“解放区”，造反派们纷纷逃往外省、外市、外县，胆子大的，逃不了的，躲在武昌几所大学。

本书收录这篇“特急呼吁”，只是当时许多公告、指示的一种，读者可以从中理解文革十年到底是弱者造反派横行，还是强者军队和“百万雄师”横行，毛死后，把文革中自己干的罪恶都推到造反派身上，好像文革中，只有造反派斗当权派，斗五类份子的罪恶画面，隐去军队和保皇派的存在。

我们走过的路，留下的痕迹，白纸黑字，记录善恶，是非曲直，后人评说，真假善恶，后人自能评说。

青山遮不住，必定东流处。
     

七，秀才遇“恶”兵，有理想说清


（1）陈的文章肯定是由陈口述，保皇派枪手来写，为了蔽盖真像，不知有多少真象未写出，公布的这一些，也是实在不得不说的部份，但不管怎么说，他比以往各种报章、杂志报告会所说的文章，要真实得多。

陈再道将军自述一文：最先登于“中央党内文献资料”内部传阅览室，陈死后，由《中国老年》杂志发表，最后又被《武汉大典》全文收录，（少部份删节）见第812页。全文2万5千余字，是一本小册子书，本文不可能全文照印，而且，文中关于7.20事件关键地方的描写并不多，大部份是在为掩盖7.20责任而东扯西拉，包括在延安，在土地革命时期，在和林彪的关系上，在和徐向前江青的接触和印象方面，还有一些是骂人的粗话，对政治对手的凶煞形容词。断章取义这种掀宾夺主的文章把读者带入云雾之中，对弄清7.20事件真像毫无意义。因此，本文只收录了陈再道将军在7月15日—7月20日六天时间内的活动情况和导致7.20事件的关键所在。

（2）7.20事件并不复杂，中国有句老话叫“小不忍，则乱大谋”，陈再道将军是一介武夫，毛泽东是一秀才，“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在一般懂得常理的人看来，毛要求陈办的事并不难，可陈将军就是办不好，结果闯出了大难子，按百万雄师“霸王鞭”武斗队队长刘天喜的话来说，（陈将军）害了一大弯子人。

陈再道要稍有点知识，稍懂点政治，稍微懂得自己的身份，懂得谁是中国的老板，是老板说了算还是你员工说了算，也不至于让俞文斌等白坐六年牢，也不至于使参加百万雄师的骨干们像日本鬼子一样的遭到灭顶之灾，对7.20事件来说，所有的人都算冤案，唯独对陈再道将军来说是一点也不冤。

（3）首先，毛泽东百忙中特地来武汉，是要在全国树一样版，将武汉二派劝和（造反派和百万雄师），希望联合起来，专门去批刘、邓、王任重，因为毛的对头不是造反派，也不是百万雄师，不是朱鸿霞，更不是俞文斌。他希望武汉不要乱，工厂要复工，学生要上课，他来以前就知道陈再道将军支持一派，压制一派，这对他毛要达到的目的不利。

可是毛泽东从14日至18日四天时间实地调查中发现，陈再道将军的班子在武汉乱抓人，乱解散群众组织，暗中支持百万雄师一派，制造了六四、六五、六八、六一七、六二四，七一五血案，杀死了不少人，将汉口、武昌、汉阳三镇由百万雄师一派占领，大部份造反派头头逃离外地的事实。普通造反派群众不敢上班，恢复生产谈何容易。使文革无法进行下去。

更使陈再道将军不幸的是毛14日到汉，7月15日华工、武测、武师、华农学生徒步30公里游行到汉口，当游行队伍走到汉口武胜路电车公司门口时，百万雄师武斗人员将队伍冲散，并打死学生队伍中工人王心武等三人，硬说他是混在学生阶级中的工人总部反革命份子，实际上王兴武是华中校工，有权参加游行，此时打伤不少学生，学生们无处可避，只好到附近居民宿舍中求救避难，百万雄师很快封销附近所有宿舍，挨家挨户搜查，居民中有不少造反派家庭，自然会保护这些学生，再者，当时即是一家中人，也有二派存在，保护这些学生成了家庭冲突，搜查人员和居民又发生冲突，百万雄师打伤不少造反派家属，闹得一塌糊涂，这一切都被毛派的人知道了。毛并非一般人，他到哪一处，到底谁是他的秘密工作人员谁也弄不清，毛决不靠台上的汇报决定问题，毛最喜欢的报纸是油印小板，可见，他对武汉情况了如指掌。学生的游行是学生的权利，百万雄师工人组织去打学生，未免太过份了，“五·四运动”也未发生这种事，再说，学生的徒步30公里在危险区冒死前进，这一点让毛感动，而且，七月骄阳如火，沿途夹道送水送毛巾的群众场面，也使毛的秘探知道陈再道犯了大错误，不该一派压一派。

（4）毛首先派王力、谢富治做陈再道工作，传达中央意见，（当时，按中央规定，他不能说是毛的意见，因毛秘密来汉陈不知道，所以陈和王力对吵，为自己错误辩护）。毛14日到汉，陈再道作为军区司令员一点都不知道，可见毛对这介武夫的信任程度。

（5）18日毛心平气和的找陈谈话，做陈的工作，指出他犯了错误，要他改，要他放朱鸿霞，要他为工总平反，要他不要只支持百万雄师，也应支持工总支持造反派，稍有头脑的人一听老板发话了，中央军委主席发话了，作为军人，服从是军人天职，可陈再道不是这样，他若从心底愿意按毛的办法办，一切后果都是二个样。二派联合，俞文斌起码是省革委会付主任，其它人也一样，不至于让俞去坐这6年牢。更不至于中央一表态，使受压造反派火冒三丈，对保皇派掌打脚踢，让保皇派受如此之苦，而且造反成了武汉二派血海深仇，就这一点难道他陈再道没有罪吗，他受了冤吗，并且全国各省，大联合，都是二派大联合，唯独武汉是一派（钢新都属造反派）联合，成为一个怪胎，革委会成为造反派派委会，党委会成为保皇派派党委，这一切不正常后果，都是陈再道将军的7.20事件造成的分水柃。

大联合了，百万雄师当时处于优势，他们不去打造反派，造反派已感到幸运了，那何至于后来百万雄师自己成了“日本鬼子投降，成了过街的老鼠，受尽屈辱”。

如果这样大联合了，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血海深仇不会加深，二派中的杀人者6.17、6.24，715杀人凶手按法律条文法办，二派都会服气，也不至于二派凶手一派判死刑，一派追认烈士，有的杀人凶手提为局长、处长，另一派死者成为反革命家属，把仇恨记到共产党账上。至今，他们对共产党内的另一派恨未消，台上派共产党对他们的防范成为心中之串。

（6）陈再道回去，传达毛主席意见时，虽然不能说是毛说的，但自己还可以担起责任说是自己意见，以自己身份压倒和纠正下面情绪，人是自己才叫抓的，自己就有责任，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毛的意见传出去，因为毛在当时威信很高。可陈却不是这样，硬把毛的意见说是王力的意见，这就于事无解，把事弄坏。

7月22日，周总理再次来汉，在王家墩机场对孔庆德说：“本来这个事情很简单，陈再道同志出来说几句硬话就完了。“（何至于搞得冲宾馆，弄成这个局面）”《见“叶明谈七二零事件”》

（7）当时，百万雄师头头和群众要知道是毛的意见，他们决不会反抗，因为百万雄师对毛是尊重的，爱戴拥护的，可陈夹在中间胡说八道引起了不满，却把责任推给了王力。

（8）毛的驻地古时叫“行宫”王力是“钦差大臣”，让手持大刀长矛的武斗人员上千人闯入“行宫”，历朝历代，哪个不被砍头。毛泽东对陈够宽大了，陈没有被砍头还说是冤案，这叫忘恩复义，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先生也未杀张学良，但张被软禁一辈子，蒋介石死后，国民党照样将张学良软禁，二者一比，毛泽东对陈够宽大的，宽大原因是陈和“百万雄师”有联系，宽大陈实际上看在百万雄师众多群众面上，可惜的是毛的党都不能象国民党一样维护毛的威信，毛前脚死，后脚对陈翻案，只是莫明其妙的写上“四人帮”所为而已，历史不能创作，更不能修改，决不准移花接木，张冠李戴，信口开河。

（9）陈自述给以往的一些报告会、报章、杂志、通览、党史、地方志年鉴，介绍7.20文章，当头一棒。

（A）起码说清了，为工总平反，放朱鸿霞不是江青，王力搞的。（B）王力不是江青派来的，是毛带来的。（C）王力到汉挑起大规模武斗之说无法成立，大规模武斗在陈再道将军的“六·四公告”开始，谁为工人总部翻案，就镇压谁，军方指导百万雄师全市围剿，造反派血染江城。7.20事件是偶发事件，百万雄师当时不冲进毛的驻地，不去抓王力，一切都不会发生，把这描写成是林彪是江青，是武汉造反派阴谋策划，简直八杆子挨不上，纯属胡说八道。

（11）陈再道将军自述中说，二月份武汉造反派将一些老干部抓住游街、抄家，所以心中生恨，66年8月份这些当权派，红五类红卫兵抓别人挂牌游街、抄家却只字不提，好像那一切都应该，这不应该，陈将军莫忘了自己过去苦出身、受压迫就不能反抗吗。

（12）笔者63年在湖北党校学习时，听了不少关于陈将军、钟汉华等的革命故事，那些故事中介绍将军打土壕劫富济贫的事迹，抢劫有钱人，地主财产的动人故事。对作者影响很大，经过文革后笔者反思，那时并未土改，也未划成份，说谁是地主，谁不是地主，是不可靠的，说谁家有钱就抢谁的，那不是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鲁迅、华煜卿家都有钱，银行职员、医生、教授等白领都有钱，都能抢吗？难道现在造反派斗有权有钱的当权派就造反无理吗？若无理也是将军教出来的，解放后，地主，资本家土地已没收，资产已充公，成为劳动者，五类分子，是一批弱者，穷人，而保皇派斗的都是穷人，无权无势的人，地主资本家已经斗了十几年了，还斗人家干什么。解放前，有钱人都称共产党为“土匪”，陈将军就是“土匪”，陈将军那时是“造反派”，造反有理。现在陈将军由“土匪”变成了将军，就去“镇压”造反派，骂造成反派是“土匪”。这是共产党的行为吗。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解放后，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换了位置，而年青人学你造反派去抢劫已经不可能，能有钱有势的是共产党人，是陈将军，而年青人看到的受压迫的人正好是五类份子，所以同情他们，而压迫他们的又正好是陈将军一伙的当权派，这一点没有弄不清，所以当了造反派，没想到这些新造反派（土匪）遭到镇压。

为说明这一点特复印二张革命传统教育资料如后。这些光荣往事，宣传多了不好，免得将后来又出现新造反派。（二张复印件是陈将军和钟汉华将军发表在“党刊”上的当年抢劫“地主“和”富人“的光荣业绩，）太长，此处略，

（13）陈将军在自述中信口开河的地方不少，本文不是批评陈将军，而是对当时事实作一旁证，现在还不是作者随便把所有事情一一说清的时候，以便百年之后的读者能弄清来龙去脉。（A）是文革初期，军人是可以参加文革运动的，除野战军外，其它都应该积级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介入支左，后来才作了限制，但军事院校中文艺、宣传口（如哈尔斌军事工程学院）可以继续搞。在现役军人中，也只规定几个部队可以介入支左，武汉先是8201部队，后8199部队和一些院校师生。

由于这个原因，运动一开始，军委部门马上响应主席号召，深入到群众中去。部队刚开始深入到工、农之中，由于他们不了解地方情况，凡挂有群众组织的造反派旗帜的，当时保皇派也挂造反旗号，他们都派人上门负责保卫。如“工总工造”门口都有军人站岗，当时并没有明确的造反组织，所以造反派封湖北日报，夺长江日报权时，有部队站岗把守，这部队是自发的，谁也未派，并不是陈再道将军所说是派去“为了防止群众武斗”，又说“在二八声明上签字的只代表他们自己”这都是胡说。当时运动一开始一片混乱，他陈再道也并不清，也管不了，他当时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文革要怎么搞，他根本就不清楚所以后来他支左，只支持民兵组织，并说民兵组织不算群众组织，他没有支错，直至毛指示，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时，他还大喜，他以为造反派不承认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其实造反派从来就没有否认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只是说他们是群众组织中的保守派。

后来才听说，军事院校内，城防部队内，地方部队内也出现二派，城市兵和农村兵打架，这些拿枪的人出现二派不得了，所以后来就不准搞了，二月逆流之后，陈再道将曾在工总、工造包括全市其它组织门口站过岗的军内造反派军人都关起来。提前退役，有的被关起来打？，有的开除军籍，笔者在一次会上遇上曾在工造站过岗的，武汉11—1部队一个叫张志华的军官，他将身上伤痕给我们看，他关了禁闭一个多月，未开除军籍，但他对地方运动仍很热心，他说，越打越坚强（这都是毛泽东思想作用）当时那种情境，现在人真无法理解，都成了一群疯子。（B）陈将军文中提到有二个“北航红旗”学生同毛在一起，这也是胡说八道，无中生有，这无非是想把7.20事件和江青扯到一起，当时这句话有人信，现在事过三十几年，人们已经有一些言论自由了，或是笔者少见，或者资料不全，笔者从来没有找到同毛一起到武汉的北航红旗学生的姓名，回忆录，或其它文章，按常理，毛自己发动的运动应怎么办，他清楚，他的班子一切都做得到，他用不着带这二个学生。

（C）关于陈再道将文中提到《人民日报》社论，“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是针对自己而写，是北航红旗写好交到王力手中，由王力发表，这更是胡扯。57年反右派时，毛写了一篇社论“这是为什么”一下扭转全国运动方向，文革中指导全国运动的除内部文件外，全靠《人民日报》社论作指导，引导运动方向指挥全国。《人民日报》一月出不了几篇社论，每一篇都必须经过不少讨论、请示。经各级首长看过提出意见才能发，怎么由几个小将一写就发呢？更不会用社论来对付武汉的陈再道。不过，陈的文章迎合一些人的要求，他们明知这不可能，还是象做虚假广告一样，照登不误，但假话多了，就连真话也被人不信就难了。7.20事件很简单，按7月22日周总理再次来武汉处理后事时对孔庆德说：“这本来是件很简单的事，当时陈再道只要出面（对百万雄师说几句狠话就是事了，也不至于发王冲宾馆的事）《以文引自叶明将军回忆录》”洋洋三万字中说者说来无非把水搅混，但话越多漏洞也会越多，不能自圆其说，所以什么《武汉通贤》《武汉党史》《武汉大事记》《武汉年鉴》一年编成一个样，让人读不懂。

和谐社会，说真话为好，历史由第五代人写，做广告再多，也只能解今日之渴。历史应是诚实人写的，编历史不要编成一堆垃圾。

陈将军文中说7.20后，湖北省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干部、军人，群众多达十八万四千余人，仅武汉市被打死300余人（另在《文革死亡档案》一书中说打死了600多人），笔者亲自采访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先生，他说：这个数字是桥口区一个单位的宣传干事写的，我们当时说本核实不要发，但他不听，发出去了，所以后来这一数字成了各种报纸、杂志、回忆录，照抄的事实，反正当时这些人听到数字越多，越多越说明对方的冷酷，百万雄师所遇到的苦难多深。

社会上这么说不要紧，编历史人也这样写，就太缺格，中国科学院院士皮明庥在他的文中也引用了这些数字，人们对他的“格”提出质疑了，他打假时首先应打一下自己的假好了，这数字不攻自破，时过三十年，被造反派打死者姓名，单位、性别、年龄、住址、在何处？汤忠云先生被迫认为烈士。这些人为什么认为烈士呢。打死这些人的凶手是谁？抢毙了几个呢？这些死者的户口、粮油是那个部门办的呢？有无历史记录，为什么人们从未见过……等等。

谎言说十次成真理，说一万次成了真理的真理。

未必，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人们只要有说话的自由，认起真来，我看真理就未必了。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挥员的一封信。


武汉市勇敢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工农兵，一切忠于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忠于我们伟大的党的事业的指挥员们。

近几日来，你们为保卫毛主席亲自领导、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出非常巨大的业绩，你们勇敢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我们毛主席，党中央为解决武汉问题派出的代表谢福治、王力、余立金等同志，他们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已经胜利的回到北京了，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遵循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指导的轨道上前进，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现着一个新的胜利的阶段。

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

当然，你们前进道路上还有困难，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妄图垂死挣扎，还妄图镇压。因此，你们不能粗心大意，要千百倍地保持高度的警惕。

你们要善于团结一切群众。

你们要善于启发、教育一切受蒙蔽的人。

过去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或群众组织，只要他们一旦觉悟，愿意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都要欢迎他们，并肩战斗。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解散“工总”这个革命组织，并且把他们打成“反革命”，他们逮捕许多革命群众组织的群众，也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这些都是绝对不允许的，应当坚决平反，一律释放。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他们利用“百万雄师”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用造谣欺骗的手段，颠倒黑白，把他们引入迷路。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批示，煽动不明真像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激起武汉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驻军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全国海、陆、空三军的强大反对，他们已经陷入亿万军民愤慨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对于策划这一严重政治事件的一小撮坏人和打人凶手，必须立即逮捕，依法严办。

武汉市一系列革命组织，工总、二司、九一三、新湖大、新华工、三司革联等革命群众组织，坚决保卫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保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你们做得很对，做得很好。武汉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绝不是孤立的，胜利一定属于你们、属于广大的工农兵和革命知识份子、属于你们伟大的、属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属于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党中央号召，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应该迅速觉悟，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彻底揭露“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和武汉军区内个别坏人的阴谋活动。

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悟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

党中央号召，武汉地区的农民群众，千万不要上坏人的当，不要进城来干涉工人和学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党中央号召，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支持和保卫左派广大群众，同他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武汉事件，对全国革命群众是一次最生动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是最深刻的无产阶级的两条路线的教育，它必将广泛地动员全国人民的革命积极性，把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原载《人民日报》）67.7.28日一版）

《湖北日报》、《长江日报》转载

　　　　　　　　　　　　　　　　　另中央的一封信，7月27日由曾思玉司令员刘丰用飞机在武汉上空投放、散发。

  
九，英明领袖华国锋，对武汉地区“七二○”事件公开彻底平反始末


（英明领袖华国锋说：凡是毛主席肯定的事，就一定照办，此为二个肯定中的一个，7。20事件，恰恰是毛泽东肯定的，华却沏底平反，沏底否定，可见，他是个道道地地的政治骗子，阴谋家，叛徒，）

1967年，武汉地区曾发生过一次震惊全国的所谓“七二○”事件，时隔11年后的1978年11月26日，党中央正式发出通知，宣布对“七二○”事件应予以平反昭雪，消息传出，人们纵情欢呼，奔走相告，颠倒的历史又重新颠倒过来，广大军民终于甩掉了压在身上的沉重的政治包袱。

所谓的“七二○”事件，是林彪、“四人帮”出于纂党夺权的目的和反党乱军、挑动群众而策划、制造的一个政治阴谋。

1967年春，在林彪、“四人帮”的直接支持和指使下，武汉地区混进群众组织中的几个坏头头反动气焰嚣张，提出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三月逆流”，打倒一切，大搞打砸抢。武汉军区奉命介入“文化大革命”、保护了大批干部。5月初，武汉造反派组织悍然提出：“武汉问题主要是同军内一小摄的斗争”、“是挖带枪的修正主义门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武汉街头随即掀起了“揪出军内一小摄”、“打倒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解放全中原”的黑风恶浪，执行“三支两军”的解放军指战员受到辱骂、围攻和殴打，造反组织扬言要绑架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遭到广大群众的坚决反对，他们拥护解放军，反对打砸抢，同混进群众造反组织的坏头头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然而，在帮派骨干份子煽动和策划下，全市两派群众组织尖锐对立，武斗事件接连不断，特别是“六八”、“六一七”、“六二四”发生的几起武斗事件，造成人员重大伤亡，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6月26日，中央“文革”办公室和全军“文革”办公室联名给武汉军区发来一封经康生批准的电报，将武汉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群众组织，并责令武汉军区予以坚决制止。7月14日，打着“中央文革”旗号的谢富治、王力、李作鹏等人来到武汉，煽动反军乱军，破坏军民关系，支一派压一派，支持武斗，支持打砸抢，加据了群众组织武斗的升级，造成机关瘫痪、工厂停产、交通中断，干部、群众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广大干部、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对王力等人的阴谋活动十分愤慨，7月20日纷纷上街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反对王力。有些解放军指战员和群众，把王力拉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说理斗争。此即所谓震动全国的“揪斗、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的“七二○”事件真相。

湖北全省在“七二○”事件后被打死、打伤、打残的干部、军人、群众多达18.5万多人，仅武汉就有6.6万人，其中有600多人被摧残致死。与此同时，武汉帮派骨干分子蓄意制造事端，进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严重破坏了工农业生产和安定团结。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武汉地区广大军民在欢欣鼓舞之余，更加迫切地要求为“七二○”事件彻底平反，1977年7月，从云南调至湖北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陈丕显，（原上海第一书记，在上海挨了斗，到武汉来报仇）上任未久就清醒地意识到，对“七二○”事件若不进行正确处理，就不可能调动一切积级因素，进一步发展湖北、武汉地区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于是他调阅了“文革”以来的《湖北日报》和有关报刊，并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工作。在此基础上，他还组织了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办公厅、《湖北日报》的几位同志作专题调查，并作材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此间，凡有中国领导来湖北视察，陈丕显等省委领导同志都要抓住机会叙说“七二○”事件的真相，要求中央予以平反。已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的陈再道亦多次上书中央领导及有关部门，陈述“七二○”事件的内幕，请求重新审查“七二○”事件，尽快予以平反。不少中央领导同志都坦诚表示理解和支持。时任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在听取汇报后，曾在湖北省直机关负责人会议上直言：“如果那时我要是在武汉，我也是个‘百万雄师’”。铿锵的话语如金石掷地，全场顿时掌声雷动。然而，在“两个凡是”的思想指导下，巨大的历史惯性，使中国社会仍按原来的“左”倾路线统治的轨道继续滑行着，拨乱反正工作一时难以展开。于无声中，人们等待着一种转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场围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揭开了思想解放的新篇章，这场大讨论波及着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陈丕显抓住契机，亲自主持省委常委会对“七二O”事件的性质进行探讨。常委会统一了认识，所谓“七二O”事件并不是什么反革命事件，而是林彪“四人帮”为反党乱军、篡党夺权而制造的一起大冤案，应于以彻底平反；凡因“七二O”事件造成的冤案、假案、错案，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平反昭雪，对因“七二O”事件被打伤、致残、致死人员的遗留问题，应按照党的政策作出妥善处理。

9月24日，一份以中共湖北省委、省革命委员会、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名义发出的《关于为武汉“七二O”事件平反的请示报告》上报给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于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也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中央作出了为“七二○”事件彻底平反的决定。

这次会议按照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的设想原本是讨论经济问题。10日，华国锋致开幕词后，在11日第一次会议上，老将谭震林在发言中斗胆提出：“我们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先要解决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如‘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要不要解决，我看要解决。’”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中，抓住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前提条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提出了既关系安定团结，又最能引起全党大多数同志共鸣的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他一下列举了6个方面的问题，要求为薄一波、陶涛、王鹤寿、彭德怀等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

陈云同志率先解放思想和发言内容，立即旋风般地传到各组与会者中，群情振奋，响应热烈，成为了这次工作会议的主旋律。受这6个问题的启发，与会同志又进一步提出了其他一些重大案件的平反要求，如“二月逆流”、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内蒙“新内人党”、武汉的“百万雄师”。

在中南组，武汉部队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委李成芳陈述“七二○”事件的真象，疾呼：“武汉的‘七二○’事件也到了该平反的时候了”。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介绍了湖北省为“七二○”事件彻底平反向中央所作报告的内容。陈再道在另一个小组上，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申述“七二○”事件的性质和林彪、“四人帮”篡党乱军夺权的阴谋。

在华北组的会议上，老师聂荣瑧发言道：“这类问题相当大，各省都有一些。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等”，陈云同志紧按着插言：如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内党外很不得人心。11月19日晚，华国锋找陈丕显谈话时说：“湖北省委的报告，中央已作了研究。‘七二○’事件是点了名的。‘百万雄师’受了压，十几年没有解决，中央准备同意湖北省委的报告。”接着把在湖北和武汉军区工作过的原任、现任领导王任重、赵辛初、杨得志、王平、陈再道等同志请来，研究平反工作。

11月24日，湖北省委、省革委会、武汉军区党委为“七二○”事件平反的修改报告再次上报中央。

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华国锋代表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和遭到错误处理的彭德怀、陶涛、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进行公开彻底平反，承认“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

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1978]71号文以通知的形式，转发了湖北省委、省革委会，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请示报告》，决定对“七二○”事件予以平反昭雪。然而就在文件下发的当天，华国锋又电话通知在京开会的陈丕显，要求湖北省对这一事件的平反采取不登报、不广播（无线电播）的形式。

1978年11月28日，中共湖北省委、省革委会、武汉军区党委联合隆重举行有1700万人参加的为“七二○”事件平反昭雪的全省有线广播大会，主会场设在武昌洪山礼堂。会上郑重宣布：“七二○”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凡受到迫害的军民一律昭雪。会上还宣读了已是铁道兵司令的陈再道《给湖北省、武汉市广大工人群众，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的一封信》。这位老将军在信中，只字未提自己在“七二○”事件中所蒙受的冤枉和残酷批斗。（他好意思提吗）会上，中共武汉市委第二书记、市各界代表人士张天林、饶兴礼、陈晳、刘定桐、骆文等上台发言，一致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定，会议之后，省委决定，将中央文件，有关“七二○”事件平反的文字报道以及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七二○”事件真相》等文章印刷30万份，发至全省各基层单位，做到家喻户晓。

12月3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有10万人参加的武汉地区为“七二○”事件平反的有线广播大会。湖北省书记、市委代理第一书记顾大椿、第二书记刘惠农讲话，宣布对在“七二○”事件中错误处理的俞文斌、李树青、杨道安、纪登清、谢敏华、刘敬胜、孙德洲、章道奇、汪士奇、汤忠云10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对含恨死去的纪登清和惨遭杀害的汤忠云同志的家属表示慰问。


（对惨遭百万雄师（作战部正副部长刘敬胜，汤忠云）杀害的戴鹏、朱庆芳等和“三大血案”中被杀死的学生，工人群众，革命干部，只字未提）


原载《史海钩沉》作者：邓先海

（文中黑体是作者为加深读者印象而加的）


致读者；

7。20事件发生后，武汉部队和百万雄师在7月20日——25日，连续游行五天，全市各界名人纷纷在《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发表支持部队和百万雄师革命行动文章，可是，这光荣的历史资料却在7月26日上午，驻二报社的军代表接上级紧急通知，将这五天报纸全部收回销毁，光天化日之下，“党”的好干部就敢这样做，不信读者可到各图书馆去查，决无法找到这五天报纸，

可惜的是，78年11月26日，当“派党中央”为720事件平反时，记者们到处寻找这光辉时刻发生的新闻时，也照样找不到这些宝贵资料，真是先害人后害已，

当局现在只字不提文革，等这些当事参与人死光了，再由当局按“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观编写”这就是作者亲身体验到的中国大陆的历史书。

历史书不一定就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