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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敬东:四川亲历“文革”者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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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24 02:21: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郑敬东

转自 文革网,原文见:http://blog.163.com/zjd_8213701/blog/static/33582026200992693817457/

《关于文革的回忆》写成发在博客后,有朋友打印出来送给有关人员看,并且给我补充了点“记忆”,所以,现在修改出第二稿,并且改成为现在的标题。仍然希望知情人帮助,提供“记忆”或者资料,必要时,再补充修改。

一、铺垫

记得是1964年下半年,我上高中三年级上期,学校来了工作组,听说是温江地区派来的。他们把学生的作文本收去翻看。有一天,老师把我叫去,校长与工作组成员对我开导,大意是,教育要改革,学生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要被师道尊严束缚,要用毛主席教育思想,对老师教学中的问题进行分析、批判;语文老师在我的作文上面的批语,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我大吃一惊。仔细一看,事情是这样的:

我的作文,按照老师要求,写阶级斗争内容。实际上,农村里面的“五类分子”,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高压下,都“夹住尾巴做人”,规规矩矩的,哪敢有什么斗争?无奈,编呗。老师看了,打了高分,但是,批语道:(大意是)应该把斗争写得隐蔽些。我本来认为,老师评语好。但是,工作组成员却说,这是违反毛主席“有时甚至是尖锐的、激烈的”阶级斗争论述的。我请教说:毛主席说激烈是“有时”,平时就不激烈呗。他们说,作文就是要写激烈、尖锐的阶级斗争;教师写的评语,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表现,这本身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要我写批评文章。

我当然得“听党的话”,写了文章,经过他们修改,在全校大会上发言。发言的学生有多少,我记不清了。各个班还写板报,批评老师的言论。反正,许多老师都挨了学生的批评。

老师们起码在表面上没有给学生计较。课,照样上。我们不但仍然一如既往尊敬老师,而且,还因为触犯过老师的尊严,好像“补偿”一样,比以前还更加小心翼翼地听从老师教导。

当然,老师们有想法。第二期上课,政治课讲刚发布的“四清23条”。我的语文老师上课时发挥说,“四清”主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教师有什么可整的?无非多用两根粉笔。

看得出,“23条”让教师放下了包袱。

二、文革开始我纳闷

1965年夏季,我上北京工业学院(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我们系搞半工半读试点。半天在校工厂劳动学工,其余半天与晚上上课。就这样,还组织跳舞,我被系年级女生选中,被培训,参与跳她们自编自导自跳的“半工半读舞”,说是准备参加人民大会堂汇报表演。“五一”节时在颐和园的舞台上表演过。之后,还到比如“x军大院”之类的单位表演过。

北京大学聂元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1966年5月25日贴出之前,我刚被党支部讨论通过吸收为预备党员,然后,党总支派老师找我谈过话(当时感觉谈话老师心事重重,心不在焉)。接着,6月 2日,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大字报,学生们潮水般去北京大学看大字报。“运动”开始了。

我纳闷,感觉看不清楚方向。之前,我是努力学习刘少奇主席《论共产党员修养》的,是努力使自己心甘情愿做党的“驯服工具”的;此时,这“工具”是没法“操作”了。

不久,工作组进校领导一切。入党的事情,自然就“黄”了。

有一天,开批斗会,那阵势,好像只要有人呼喊口号,把谁揪出来,就可以当场把人揪到台上,接受批判,甚至戴上高帽子。我想起了以前农村的情况,干部抓住农民一点“把柄”,就开会随意批斗,甚至捆绑起来,殴打;怎么在高等学府也近乎这样?我伤感。

有一天,据说“抄”哪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家,我也跟着去看了,虽然只是把什么书之类翻得乱七八糟的,但是,我也感觉让人太没有尊严,斯文扫地。

有一天,听说“抄”学校“二把手”的家(“一把手”参加“四清”还没有回校),我也去看了,听说,屋里那个老太太是那位领导的母亲,是“地主婆”。那位领导战战兢兢,老太太看起来却处之泰然。我一下子就联想到农村的地主婆,一比较,觉得这位老太太经历过“折腾”,处变不惊。眼前情景,让我对“沧海桑田”有了深刻理解。我决心当“逍遥派”。

工作组要求成立各级文革领导小组“筹委会”。我们班35个人,首先投票“海选”产生几个候选人。我的票比较多,成为候选人之一。名单在黑板上一公布,我马上在座位上站起来说:首先,我感谢投票同学对我的信任;但是,我不适合;希望投我票的人改投某某某。

结果,我的票减少,“落选”。之后发生的给同学“分类”等事情,我没有参与,也没有关心,自己是几类,也不知道,成为“观潮派”。

很快,党员不“吃香”了。甚至有大字报指谪说,你们这些党员,做驯服工具,按照惯例,毕业工作就当官,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变成官老爷、资产阶级。

我虽然还算不上党员,仍然感觉“灰溜溜”的。

我同宿舍有个同学,他父母是北京“海军大院”的。偶尔从他嘴里听到北京中学生搞“红色恐怖”的事情。我怕事,很少出去。开始埋头学习新华字典,这个时候才发现,有些常用字,被我,也被许多人读错了。

三、陷了进去

后来,串联开始,许多同学去了新疆等地。我有“私心”,等成都的女同学来北京串联。当时,我与她书信频繁,一封接一封。但是,她在成都等我。于是,与东北来北京的同学杨水清,还有北京大学的同学魏福久,一道,回了成都;经那位女同学安排,住在四川大学学生宿舍。

这应该是8月底。成都街上,人们正在为“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标语的正确性日夜辩论。晚上去看了看,我没有兴趣,只有好奇,有的人已经声音嘶哑,还在“苦口婆心”地辩论。我沉浸在与同学谈天说地与散步的快乐中。当然,都是“革命内容”和“人生感悟”。有一次交谈中,她竟然忘形地用订书机把订书钉钉进了自己的手指。

可能是第三天,就有同学告诉,说,中国科技大学的同学郭学文回中学母校被围攻了,要我们回去解救。(最近才搞确切,郭学文回中学母校被围攻是8月31日,后来,有支持郭学文观点的同学就以“8-31”命名他们的造反组织。)

听到“救”字,我们当然义不容辞。几个同学一道,往新津县城赶。

刚到车站,就被几个学弟学妹迎接到新津中学。那里有接待串联学生住宿的房间。没有见到那位被 “围攻”的同学郭。我们住下,先洗衣服。有学弟学妹陪同,就是没有看见老师。偶尔远远地见到老师,他们大多低头走过。学弟学妹告诉,学校现在是工作组领导,有哪些老师成了“牛鬼蛇神”,甚至包括我们原来的校长。一听,天呐,我们当年在学校时批评过的那些老师,基本上都囊括其中了;看来,文化大革命给他们 “升级”了。想不到的是,当年领导我们批评教师的校长,也“被牛”了!

晚上,增加了许多学弟学妹,问我们,对“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怎么个看法?我毫无戒心地说:“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就是给西南局、省市委提意见嘛,谁还能真的去炮轰火烧?至于那个“血统论”口号嘛,那是北京一些中学生红卫兵提的,他们都是高干子女,我们没有必要关心。

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工作组派来与我们“辩论”的。可能是因为我原来在学校是“头面人物”(语文老师语),他们对我们还客气,我没有感觉“围攻”的气氛。

感觉有“围攻”气味的,是之后出现的一名“摘帽右派”老师。他没有教过我,以为我不认识他;可能为了表现积极,也许是真心为我们好,情绪激动地指住我们说,你们散布右派言论,是右派分子,等着“秋后算账”吧!我一听,立即变脸,厉声说:“你才是右派分子,你以为我不知道?”他脸一红,溜之大吉。从内心说,我同情许多“右派份子”,包括他先生;但是,这个时候,必须与他们“划清界限”。

我被人用右派帽子“恫吓”,最早是1961年上初中时。因为想让上面来检查工作的“专员”知道我们对学校有意见,所以,我们几个学生在校园小路上唱歌,用《这是为什么》的曲调,自己“填词”。结果,被老师集中在教室训话,老师说:“我看你们脑袋后面都长了反骨,长大以后,肯定成为右派分子!”我向来仗恃“根红苗正”,摸脑袋后面,没有反骨,从不相信会被共产党划为右派分子。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的父亲突然出现在学校找我。他是听人说,我成了“反革命”,于是,专门从20里外的老家走来看我,闷闷不乐,忧心忡忡。

我与同学们嘻嘻哈哈,给他说,哪有这事!然后,给他讲了国家的形势,“毛主席、党中央给我们的任务”什么的。说得他“打开了问号”,下午就回去了。

四、逼上梁山

又过了两天,我与东北那位同学一起回家。我们分别住在一条街道的两头。

到家时,已近黄昏。邻居和小学一位女同学(已是公社干部)来看望。这位同学问我当前的运动形势和前面说过的“炮轰、火烧”口号。我有口无心,毫无戒备地随便说了说,聊了聊,他们就出去了。后来才知道,公社领导不但派人来“引蛇出洞”,还派人在隔壁“听璧脚”记录“反动言论”。

第二天早上,我吃过饭就出门,准备回到县城。哪知道,刚走出约300米光景,就有人喊我,说我父母叫我回去。

于是我回到家门口。一看,大吃一惊,门口围了许多人。近前一看,门墙上贴了两张大字报(署名革命群众),内容是说,我宣传反革命口号、放毒什么的,把我批判了一通。我进到屋里,母亲和妹妹们都在哭。我安慰他们,说,没有关系的,不要害怕,成都到处都是大字报;他们的大字报说的不对,我不是放毒。

接着,就有人喊我,要我“到茶馆里去辩论”。

我就跟着他们去街道中段的茶铺,“前呼后拥”的。

他们要我站到板凳上。我想,好啊,就像电影里面的革命学生向大众演讲,站在板凳上,手在空中比划,好潇洒,好效果。事后才反应过来:他们是想让我“站高板凳出丑”。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我说的,口口声声是党中央、人民日报、毛主席的说法之类,以及对那两个口号的解释和看法,人们觉得我说的合情合理,有根有据。我说话时,“会场”几乎鸦雀无声。后来,有人跑进茶馆,告诉人们,赶快放我走,县里已经来电话了。

公社领导在幕后导演的戏,就这样暂时告一段落。

回到老家被围攻一事,让我“清醒”思考问题。怪不得,毛主席鼓励人们起来“造反”!这个时候,我才认识到,“下面的干部”,对毛主席的思想是那么的不理解,而且在抵触,动不动就把人说成“反革命”,还停留在“57年反右”那种思维定势中。

再到新津中学后,逐步发现,新津的氛围比较“宽松”了,好像在这期间,“官方”还铅印了我写的一份传单。新津中学一些同学甚至年轻老师,明确表态,他们要“到北京看大字报,学习造反”;特别是一部分对工作组有意见的学生,要求我们带他们到北京。当时,去北京,要工作组安排。

于是,我们领了几个中学生(有人回忆是7个),有男有女,上了火车。我那位女同学,硬是要塞给我几元钱,怕我负担不起他们的生活费用。我当然拒收。车厢里,遇到几个成都中学生红卫兵巡视,可能是检查有没有“偷跑”上车的。还好,其中一个我认识,原来是在新津中学上学,后来随军干父母去了成都上学的。点头示意后,他们就过去了。

到了北京(据人回忆,时间是9月30日),一看,我们班的同学,绝大部分都出去了,所以,中学生们头两天就住在我们班几个(男生)宿舍里。然后,安排到学校接待站。

五、不好意思

我们学校,冷冷清清,大字报很少。但是,到北京来的原高中同学,大多数来找过我(我高三时是班长)。最让我魂牵梦绕的,当然是那位女同学。几天后,她按照学校安排,随一批同学到北京,一住下,就给我打电话。我们“第一时间”见面,谈的,全部是 “革命内容”——现在看来,可能是傻瓜一对。

然后,我陪着她到几个文革“名校”看大字报,谈人生感悟。有一次,我说,这辈子不要冒尖,特别是,不要挖空心思当领导,因为,当领导风险大,说不定那天就倒霉。您看那些当领导的,以前多么威风,运动一来,狼狈不堪。她说,那是因为他们把领导当官做,太霸道,整人害人——请注意,那个时候,把领导叫做“官”,就已经是“骂人”了!

某天,她电话约我去颐和园参观,我居然打电话,把北京大学的魏福久同学叫上,一起去游览。傻得“更上一层楼”!

若干天后,我们赶同一列火车回成都。她在拥挤的走道里穿行,找到我时,她捞起裤脚给我看,说小腿上面碰出了血。我感动得内疚!然而,由于“不好意思”,我根本就没有看清她的伤口,就“心慌”得把眼光挪开了,只留下皮肤白皙的印象;其实,心里巴不得用舌头去舔她的伤痕,因为,唾液是能够消毒防感染的!

到西安车站,她要下车去看她哥——从西北工业大学毕业,在西安工作。问我下不下。我觉得离开“战友们”下车,有恋爱之嫌,不好,于是,违心地拒绝了!

六、当了“还乡团”

写到这里,在网上查到新津县1990年编写的《新津县志》有关内容:“ 1966年10月,县上组织中学生代表团约200人,赴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回县后,学生中分裂为‘32111’和‘10-6’两大派群众组织。各机关、各行各业名目繁多的群众组织亦相继出现。”

我的记忆中,这个时候的新津县,人们已经大变样。新津中学学生以他们“偷跑”去北京告状的日期取名,成立“10-6”造反组织。许多人很快就加入到这个造反派队伍中,包括“县上组织”的200人中绝大多数。

     我们串联的学生住在新津党校接待站。那里3分钱一盘的素菜,比如溜白菜,味道非常好,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

后来,按照中央部署,运动发展到工厂、农村。整个新津县,成为了造反派的天下。造反派由最初的纯“红五类”,发展到各种人员,特别是以前受到过“不公平待遇”的人,纷纷加入造反派,或者支持造反派观点。

有一天,有中学生告诉我,县委机关造反派揭发,《红旗》杂志13期(10月1日)社论发表后,县委书记在干部会上讲话说:要说造反,我首先要造红旗杂志13期社论的反,还不收,还在放(大意)。这话让我陷入沉思,我尊敬的县委书记,他妹妹是高我一级的大学生,应该知道时势的,怎么还在思考“秋后算账”喃?

不过,现在看来,这位县委书记还是有“先见之明”的哦!

当时,我思想仍然“保守”,对学生、教师、公职人员,我一般不戒备;其他人员中,“成分高” 的,或者有过“污点”的人,我一般尽量不接触。我支持人们起来揭发、批判“当权派”的问题,大字报用词怎么激烈,激情呼口号等,我都不反对;但是,我绝对反对“武斗”,反对向任何人“吐口水”,所以,起码在我面前,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我家所在公社领导,为他们以前给我贴大字报、对我围攻的事情,派干部给我父母道歉。我父母觉得共产党干部越来越讲道理了。

农村里面,农业生产照样进行,而且,由于有造反派形成的压力,干部“循规蹈矩”;特别是,人们对“三年困难时期”的“七分人祸”进行了“清算”;好像就是在这段时间,造反派把1959年在文井公社当书记的L某某“揪”回来进行了批斗。“瞎指挥” 和贪污腐化也基本上没有了,农民心情舒畅,干活的“有效性”和效率也提高了,家庭副业也可以自由搞了,没有干部口口声声批什么资本主义尾巴了。许多人可以随口说些毛主席语录,社会风气很好的。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产生了“无为而治”的思想。因为,我对“三年困难时期”的“七分人祸”感触太深刻了!就拿那个“L某某”来说吧,当年是从县里调来当书记的,听口音,是外地人。因为口口声声说要亩产“俩千斤”,人们给他取外号“俩千斤”;又因为动不动给人“毛起”(发脾气训人),所以,又得绰号“L猫毛”。他不但作风腐化,“搞女人”,搞出了“私生子”还不管,而且,强迫农民,把已经栽下去的十多亩水稻秧苗拔起来,集中插到一个“试验田”里,当然颗粒无收。当年他执政时,是最“黑暗”时期。后来他“一走了之”,人们没有听见他一句检讨,所以恨得“咬牙切齿”,但也只能忍气吞声,只好在“文革大民主”这个时候发泄。以前,农民不敢公开说“食堂化饿死人”,见到“猫毛”似的干部,就像耗子见到猫;现在,他们居然可以在大会上公然控诉了!农民感觉,“文革”了不起,毛主席了不起,毛主席是为老百姓着想的!

不过,像“L猫毛”这样的干部,可能后来有了“文革当中受到迫害”的“资本”而炫耀。如果这样,他们心安理得吗?天理何在?

我没有去别的地方串联。我帮助有的县领导主动反省、检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以求早点取得群众谅解。有几个县领导与我们都融洽相处,起码在表面上是这样。比如,县长程宏道,他儿子高中时高我一级,算是同学,又同在北京上学,而且,在我家1961年买房的纳税证书上,就盖着他的大印,看他又和蔼友善,所以,我想努力“保”他,尽量减少“被冲击”。看见成都来的一个中学生红卫兵,在他老面前多次“训斥”,我终于忍无可忍,把那小子给教育了一通。我想的是,就如像1964年我们批评老师,领导接受批评或者批判,承认错误,检讨过关就完事了。至于什么 “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走资派”之类的大帽子,群众嘛,说说而已,哪能算数?接受教育,改变态度,“下楼”之后,“帽子”就一风吹了嘛!

哪想到,来了个“一月夺权”。

再看《新津县志》内容:“ 1967年2月,在上海‘一月风暴’夺权的影响下,新津地区掀起了夺权斗争,大小单位,普遍抢夺公章,各级领导班子瘫痪。2月17日,成都军区散发了‘二一七’信件。19日,新津公检法机关及驻军,配合一派群众组织,拘捕了一批‘造反’者和‘当权派’,名曰‘二月镇反’。”

1967年2月17日,是农历正月初九。

我的记忆中,“二月镇反”前,新津县已经没有公开的“保守派”组织了。抓人那天,我刚好离开新津县城,准备到成都回北京(中央要求学生回校)。到新津汽车站时,发现,怎么在开行的汽车上有人被五花大绑着;有人说,抓人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到了四川大学,立即知道,在抓造反派。很快,就有人来告诉我,新津县3211(人们少说个1,说成“三二妖妖”)抓人的情况。据说,四川师范学院(现在的四川师范大学)“红卫兵成都部队”唐永泰被人五花大绑。老唐是新津城关人,大学文科66级的,口才好,激情高,可能被有的人视为眼中钉。

我们把情况收集起来,我执笔,几个北京来的原高中同学联名,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到北京后,寄给了总理办公室。信内容当然实事求是,为“反革命”喊冤,哪敢有一句假话!

为什么敢为“反革命”喊冤?

1.  我认为,这些人,响应毛主席号召“造反”,没有“反革命言行”;

2. 中央军委的信,要求军区门前的“四川大学8-26”学生离开军区,即使要抓那些坚持不走的学生,也不能抓其他的造反派啊。更何况,新津的造反派与“围攻军区”毫无关系!

后来在北京,我看见一个人拿着一本书,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编印的,有约15毫米厚,内容就是反映四川“二月镇反”情况的,我们那篇文章在最末位。

七、不只是“线路斗争”

同学们大多数都回校了,但是,大多数人对运动已经没有热情,大家成天忙于买无线电零件的处理品,自己装晶体管收音机。我做了两个木头匣子,准备先装两个收音机。上面搞“路线斗争”,我们搞“线路斗争”。

与此同时,我关心着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进展。我记得,我找到了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封闭式学习班”所在地,隔着铁栏杆围墙,与县级领导干部陈天凯推心置腹地交谈。

后来知道了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态度,并且下发了文件。 于是,我又回到老家。

结果,只装好一个“4管”的收音机,带回家,成了父母的宝贝,成天开着。妈妈说,主要是想听政策——这是后话。

八、家乡没有见“武斗”

《新津县志》记载:“5月,中共中央下达解决四川问题的十条指示(当时称红十条),否定了‘二月镇反’,新津释放了全部被捕人员,并给予平反。”

我回到新津中学时,造反派已经“扬眉吐气”了。好像就是那天晚上,新津县工人造反兵团的“一号勤务员”张富民从监狱里放出来,一进门,扑通一下,就跪在毛主席像面前,叩了3个头。我这是第一次见到他,好像也是唯一的一次。

我回到文井的家,人们来看我。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农村里面许多造反派人员(其实,只是造反派观点,没有什么组织手续的),也被抓进去过。但是,到底抓了哪些人,多少人,关多久,我都没有打听;哪些人参与抓人,我也没有打听。我认为,事情已经过去,没有必要纠缠,责任在上面。只是记得,人们说,是武装部长“胡草包”领导3211的人抓的。而这位武装部长,“镇反”之前也是非常支持造反派的,他与我关系很好,也谈得来。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们公社谁曾经是3211的,更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成立组织的;也许,是“镇反”的时候,才组织起来的?

武装部长叫胡玉生,当过兵,性格直率,说话好像口无遮拦,所以,人们背后叫他“胡草包”、 “胡司令”,甚至有熟人当面这样称呼他,显得亲切。我不,无论当面还是背后,我都称呼胡部长,或者老胡。他与公社造反派的“一号勤务员”陈松明关系很好的,他们都是本公社土生土长的,好像还是什么亲戚关系。“镇反”命令一来,就“大义灭亲”了。

陈松明,解放后没有多久,就在乡政府当文书,相当于如今的办公室主任。干了许多年,仍然是这个角色。他的一个妹妹,可能是堂妹,叫陈学芳,是新津中学造反派学生。他首先起来造反。他眼睛特殊,眯成一条缝,人们背后称他“陈瞎子”,甚至许多熟人当面也这样叫他,所以,我觉得,这人没有官架子,值得信任。另外有位姓宋的,“四清”上来的,人家成了正式干部,他认为自己水平比较高,却仍然是临时性质,不公平;他也很快造反。小学校有些优秀年轻教师,包括以前不得志的,甚至挨过整的,也很快造反。加上当初的社会舆论和形势,人们绝大多数成为造反派或者支持造反派。可是,“镇反”一来,为了自保,有的立即“反水”,特别是“成分高”的,不得不马上转变立场。

现在,形势又“翻烧饼”了,有些人忧心忡忡。

胡部长“第一时间”来看我,有点不好意思。我不在意,认为仍然是好朋友,好战友。“二月镇反”,责任不在他。

有位教师特别忧心忡忡,甚至是惶恐。他原来也是造反派观点,可能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在“镇反”中快速转变,估计是说了些过分的话,怕陈松明报复,所以,找到我忏悔,并且希望我给陈松明说,原谅他。我说,放心,相信陈松明不会报复;但是,自己要总结教训,说不定,今后陈松明还要倒霉;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有主见,别干违心的事情。

造反派队伍迅速恢复、发展、壮大,“一统天下”。(我们公社)没有人对“二月镇反”的参与者 “报复”。倒是有“老造反”教师热情下降,感觉政治风险太大,“说你对、你就对、不对也对,说你错、你就错、不错也错”,简直不讲道理;平反之后就“不干了”。写到这里,让我联想到,政治如同炒股,有的人在大盘“低点”退出,有的人在“高点”退出,许多人是在“高点”走进股市而被“套牢”,更多的人是冷眼旁观。

外面武斗激烈的时候,文井公社都“风平浪静”,被群众自誉为“红色根据地”。 胡部长后来成为文井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无论“官方”与人们后来怎样评价陈松明与胡部长,我认为,他们控制了局面,没有发生“武斗”伤人,是他们对文井人民的历史贡献。

我经常去县城。

县城里,由于受到成都造反派分裂成“8-26”与“红成”两派观点的影响,新津的中学生有人试图分裂出去,成立新的组织。我和大学生们,明确劝告他们,千万不要分裂,团结才有力量。在新津支持他们的,有我们北京的,有“川大8-26”和“红成” 的,我们关系都很好,不谈成都的分歧,一致反对他们分裂。他们都是好学生,所以,没有分裂,所以,整个新津的造反派都没有分裂,所以,我没有听说,新津发生过什么“武斗”。不过,还是有点“动静”。《新津县志》有记载:

“ 1967年6月1日深夜,一派群众组织的人持刀棍抓了另一派群众组织的人。次日又围攻纯阳观抓人,并打伤了人,开创了新津武斗之先例。

     1967年8月22日凌晨,成都某派群众组织约100人,乘两辆汽车到崇庆县抢枪未果,转大邑经新津驶向成都,新津某派群众组织开枪射击,一汽车在一号桥头坠入金马河,4人死亡。”

我分析,前面说的6月1日与次日发生的事情,可能是造反派反击“保守派”残余势力的行动。可能,之后县内的保守派就公开消失了。 由于没有分裂成为两对立派,所以,县内没有“武斗”。

九、“中和场事件”对我的伤害

我应该是1967年5月18日左右到四川大学准备回北京的。记得见过那位我朝思暮想的女同学一面,然后,她就突然不见了。一打听,原来是19日去了中和场,而且,是被“老保”派的人给抓起来了。这下,我成了热锅上蚂蚁,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曾经产生“深入虎穴”,雷同于“英雄救美人”那种想法。但是,既不知道这中和场到底是在哪里,又不好意思大张旗鼓打听。后来反省,其实自己也没有那个胆量。有时,只好悄悄地流泪。在心内祝愿苍天保佑她平安的同时,又设想着种种后果,甚至想着,只要她活着,哪怕残废了,也要陪伴她一辈子;如果她“壮烈”了,我要把她的像放大,放在家中最明显的地方,每天看着她。

煎熬了好几天,她终于回校了。但是,我发现,她态度完全变了。好不容易见了她一面,以后她就躲我,几次想在路上“遇”她,都失败了。我百思不得其解,几天后终于生气离开,返回学校。

回到学校,我经过思想斗争,熬了一段时间,决定“投降”,写了信去求和,但是,没有回应。后来,甚至在信封里面把我的布票寄了去,仍然没有回应。我失望了,郁郁寡欢,而且,充满怨气。不久,我发觉自己患了胃病,日渐消瘦。于是,买了电阻丝,找块耐火砖,制成电炉,经常自己煮面条,煎中药。有同学贴大字报批刘少奇的“活命哲学”,我觉得是影射我。我想,哪怕是直接指名道姓批判我,我也认了。

我努力“拯救”自己,“疗伤”——心理的伤,多看点书,增长人生智慧。我去中南海附近看过一眼“揪刘火线指挥部”之类的闹剧,看那阵势,我赶快离开。什么“天派”、“地派”的,我毫无兴趣(当时北京高校造反派分裂成两派)。我归纳出了我的“活命哲学”:1. 最高领袖是不能反对的,“最高指示”是不能生搬硬套的,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2.“谁受宠,谁变坏”是一般规律,但是,既然能够受宠,一定有过人之处,所以,对得势的,不要趋炎附势,对失势的,不要落井下石。3. 对政治事件,要冷眼旁观,努力远离,避免引火烧身。

突然有一天(可能是1968年四五月份吧),听说校内发生了武斗,学校主楼被分割成两派的阵地。我好奇,去“参观”了一下。可是,事态升级,某天突然两派在操场对垒,据说,其他楼房也要分割。我赶快跑离宿舍,随“东方红”派,跑到学校后门那个地方。双方相隔两三百米,互相扔石头,根本打不到对方。我觉得好玩,想试试我能够扔多远,也扔了两块,差得老远。我就溜之乎也,到马路那边,北京外国语学院杨方毓同学那里住一夜。第二天,与北京大学魏福久一道,乘火车回成都。

真是巧了,在成都车站下车,已是深夜,遇到那位女同学,又惊又喜。她说是刚送走她哥,仍然是那样热情,那样风风火火。考虑当时武斗的局面,我们决定在车站里面过夜。在地面铺了块塑料布,他两个坐着,不停地聊天。“男子汉的尊严”,像魔鬼占领住我的大脑,我故意不理不睬,躺在那里,一声不吭。直到天亮,拜拜。

可想而知,那以后,就没“戏”了。我彻底地变成这个事的“低能儿”,没有了挽回局面的“招”。

其实,许多年后,我俩又通过信。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她根本就没有收到我“中和场事件”后寄给她的信和布票。而且,她当时也痛苦死了,把肠子都悔青了(大意这样)。

但是,为什么中和场事件之后,她态度变化,为什么没有收到我的信,至今仍然是谜,我们没有探讨过。

十、余音袅袅

《新津县志》记载:

“ 1968年……5月7日,举行了新津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庆祝大会。各单位、各公社,亦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

     1968年9月,开展清理阶级队伍,重点清理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现行反革命九种人。”

北京,1968年8月,军宣队、工宣队进校。记忆中,我是这个时候才回到学校。以后,到首都钢铁公司劳动,1970年进核工业821厂工作。对家乡的事情了解就很少了。

最近,从网上知道,1968年9月以后全国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5 -16”等,实际操作时,主要是针对造反派的。我以前有过这样的感觉,但是,没有深刻体会。11届3中全会之后,“清查三种人”是整造反派的,这个我知道。而广大群众的感受,却是十来年前一件事让我体会到的,至今念念不忘。

那天,我从文井老家到了新津县城,路边遇到十几个人。我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认识我。其中一个人说:那就是郑黄金,老了;当年他点了火,走了,我们却遭起了。

我听见了,难受,但是,装作没有听见。还想说,怎么是我点火?明明是我首先被围攻的!许多年来,无论是赞扬的,还是埋怨的,都说我是“当年点火”的,我基本上没有辩解过,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费那些口舌。

要说“仇恨文革”,可能我很“应该”。因为我失去的太多,我的家人,受到的惊吓和伤害,也很多(还有些事,我就不说了)。

但是,如果这样,我就太小心眼儿了!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样一个群众观点,毛主席的名言,我是信仰的。“仇恨”几亿人参与的“运动”?我不敢。

我认为,“文革”,留给人们思考的东西太多了!政治家的评论、结论,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我们一般人,包括某些“专家”,如果趋炎附势地妄加评论,那是对人民历史的不负责任。想做出恰如其分的评论,则需要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充分收集材料,抛开个人恩怨,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客观公正,经过“时效”检验,才行。

附:四川成都双流中和场事件(据资料缩写)

      针对“二月镇反”,1967年5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简称“红十条”)下达, 成都的造反派迅速在市区取得优势,保守派纷纷撤离到农村,号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5月19日,“8-26”等造反派共2000余人,以“帮助贫下中农夏收”和宣传“红十条”为名,前往成都郊区农村琉璃场和双流县中和场。

      进入中和场,即遭到保守派的包围。除部分人员逃脱外,数百人员被捕捉为俘虏。被捉人员先后关押在双流县中兴场、仁寿县、眉山县等地“劳动改造”。

造反派19日当天去支援,发生武斗,但没有死人。

      事件发生后,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都军区即向保守派施加压力,并派出飞机撒传单,要求释放被捉人员。 5月21日,被捉的中小学生首批被释放。6月7日,最后200余名被捉人员全部获释。


2009-10修改第2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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