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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仲生:一个广州男教师的文革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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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23 14:52:4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位广州男教师的文革经历

                            雷仲生

                           2004年5月

贤庆按:收到雷老师寄自美国的这一稿件。雷老师虽不是我们在校时的老师,但他是我们学生时代广州的一位老师,也是侨中恢复后的老师,因此,与我们很有渊源。前段时间,校编过吴老师的来稿,如今,又看到雷老师的来稿。两位老师的相同之处,我以为起码有三点,一是,他们都是文革的受害者,是劫后余生的人;二是,他们都移居到了美国,但仍眷恋故土与故乡人;三是,撰写回忆录的目的,都不是泄愤,而是告诫后人,不要让悲剧重演。这和我不久前读过的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的写作动机是一致的。老一辈的知识分子,最值得尊敬!但愿我们的国家,真正形成尊重知识,爱护知识分子的风气,这也是我们登载这篇文章的最主要的目的。)

        充满波涛的一生

                                                         一 序幕  

我错在哪里?下一步该怎走?……”拖着疲乏的脚步蹒跚地一边行一边想。这时的我,头上戴着一米高的纸糊的帽子,上写“反党反社会主义”,肩上还挑着大卷的大字报,由学生押送着,在九佛市场上游街。他们一边喊着打倒,一边还打着锣。该日是他们精心挑选的日子--墟日。来趁市集的人,郊区各地都有。看新鲜、趁热闹的场面,可以想象。
  这是广州郊区第一个被学生揪斗游街的中学教师。自此,郊区各地“遍地开花”。
  这事件发生在一九六六年夏季。
            二 炮轰
  一九六四年,我大学毕业后,被派到广州郊区最北跟从化交界的九佛公社。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此前,连一间中学也没有,当地农民子弟要读中学,就得到数十里外的钟落潭中学,非常不便,故此,文化落后,公社党委一再申请有关部门批准办中学。
  我报到时,算是首批教师。学校只有一个临时领导。公社把墟场附近的一间小学腾出来,再加几十亩地作为学生劳动场所。校舍是几栋平房,连围墙也没有,非常简陋。
  我们这首批教师倒也满怀热情,投入建校。这所学校原名是“九佛农业职业学校”,因为“职业”两字,吸引不少来自四面八方的考生,最后彔取一百二十人,分两个班。教师职员陆续到齐,总共十人,其中不乏人才,有任职廿余年的老生物教师,有华师优才生等。当时倒是齐心合力,开荒种地,建围墙,修校舍,师生齐心合力,干得很高兴。

  1965年底,四清工作队入校。他们是钦差大臣,戴着极左的面具,动辄上纲上线。《5.16通知》后,他们迅速改名为“文化大革命工作队”,军队也介入,阵容更加雄厚。他们发动学生贴教师大字报,贴到教师宿舍门口,对教师进行围攻。
  这地方有名“广州西伯利亚”(西伯利亚是俄国最边远最荒凉的地方,是流放政治犯的所在地),教师中出身不好或“政治历史有问题”的占大半。我出身中农,不算差,而且还是组织保送带薪读大学的调干生,但在读大学时,所在的系,学生闹罢课,我凭多年政治运动经验,不敢沾边。学生运动当然被镇压下去。我当时是系团委宣传委员,对镇压不表支持,后来还借口超龄退了团。故此,毕业时拿到的调令是去九佛,我心知是什么回事。
  学校的学生本是天真无知的农民子弟,平时师生关系也很好,一夜之间,成了教师的对立面,这是那些工作队一手策划的,否则,这些学生岂能知道那个教师出身如何,这个教师历史上犯过错误?其实这些早已作了结论,今天又抄出来,无限上纲,弄得人人自危。百分之八十教师遭到围攻,只有几个出身稍好的人,是工作队依靠对象,没有被围攻。

  接着下来是人人作检讨,下一步就是批判。虽然贴我的大字报不多,大学的事也没有人提起,但在动员教师作检讨会上,同工作队发生冲突。我在会上直指他们是"颠倒黑白,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因为毛主席说知识分子绝大部份是好的,打击是百份之几。这下如同捋了虎须,主持会场的是从化县县长胡思南,他拍桌大骂我"反党",迅即叫学生将我关押起来。
  “炮轰” 工作队,这是很轰动的事情,在此之前,得罪个支部书记也会被扣上“反党” ﹙即反革命﹚的帽子。于是我招来一轮的批斗,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他们说班主任也是当权派)等等的罪名硬加到我的头上,不认罪就拳打脚踢,按头跪地不在话下,我当然不认,不认就打,我只好不作声,每次批斗都是以打到够结束。这情况惊动了当时任郊区四清工作队党委书记、原广州军区第二炮兵师师长(文革后期任广州市革委会常委)的李庠厚,他亲自出面练兵,于是就导演出上述揪教 师游街一幕。

  他们在批斗会上,说我“死不认罪” 、“不要命的亡命之徒”。我在“牛栏”细想,“死不认罪”,我承认,我何罪之有?但说我是“不要命的亡命之徒”,这是恶毒的诬蔑。往事一幕幕重现在眼前。
  我父亲是归国华侨,因日本侵略而破产回乡,于1944年去世。母亲带着五个孩子,为生活日夜操劳,也于1949年因肺痨病去世。这时我在市一中读初中一年级,为生计,跟一个亲戚去香港做童工,当时香港经济也很差,收入少得可怜。后来,在1951年,我怀着满腔热情,回国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弟妹在乡中由嫂嫂带养。不久,土改开始,嫂嫂被评为地主,我将两个妹妹带回广州。从此,生活担子就落在我的身上,供书教学。(后来,最小的妹子读到大学毕业,成为广州钢铁厂高级工程师,现退休。)

  当年,我对共产主义的美好将来的憧憬,《共产党宣言》一书我能够整本背诵出来。

  如德国诗人歌德所写"哪个青年男子不擅钟情"? 那个年头,我住在集体宿舍里(两个妹妹读寄宿中学),眼看同龄的同事,一到周末,就忙于 打扮,拍拖行街,一对对的成为眷属。而我呢,每晚独自在房间读书,因为每月微薄的收入,要供给两个妹妹读寄宿中学的生活费,剩下来的钱,除了缴交集体伙食费之外,只够每朝早飺二角钱的消费--豆浆加油条或酥皮面包,那有余钱拍拖行街?

  后来 ,大妹子要结婚,父母不在,只好由我这个长兄做主婚人。我这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在婚宴上和亲家碰杯,身边连个女朋友也没有,这情景是多么可怜可悲!这世界能找出几个这么年青的主婚人吗?!我热爱生活,珍惜自已的前途,为了能更多地为国家做贡献,立志读大学,晚上自修,初攻文学,后转数理化。用两年时间,完成全部高中课程 。 工作上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获区团委命名“优秀共青团员” 。1964年获选送去考大学,以优良成绩获广 东师范学院彔取,入读物理系无线电专业,是带薪读书。 这个专业,据说是广州军区委托办 的,毕业后入国防部门工作。后来,这个专业被取消,全部转读物理,毕业后做教师,这就有上述学生闹罢课事件。我这样的人,会是“不要命的亡命之徒”吗?
  斗争的方式,开始当然是折磨,后来又开始劳改,每日早晨挑二十担水冲洗厕所, 然后押往田间干重活,轮流监管,被嘲笑打骂不在话下。
  不觉过了两个月,头发长,该日学生带我去理发。理发师照例问理什么发型,我爽脆说:“剪光。”剪完后,我回头对学生一笑。他们回去说我神经病。他们哪知我是大彻大悟, 还我真容。我的乳名叫做“阿牛”,从小一直到在银行工作多年,还是光头(称陆军装),同事叫我做“光头仔”,这下还我本来面目。

  不久,学生出外串连闹造反,我得以回广州的家。

  这时,我的家境是如何的呢?结发妻离婚并已去了香港,遗下一个六岁的女儿由亲戚带养着。家中除了床板、旧被和烂蚊帐之外,再者就是灰尘。我家本来就没有什么,他们抄家的战利品,大概是我那支用来备课的旧的进口墨水笔。我当时想起方志敏烈士遗书的最后一句:“清贫,是革命者气节的保证。”

                三 更大的风浪
学生外出大串连,不久就回来,臂上戴上红臂章。其时,各地刮起夺权风暴,但是这间 学校是没权可夺的,因为一直没有校长,只有一个负责人而已,学生起来"闹革命" ,她己溜回家乡去,文革工作队扶起的几个人也逃得无影无踪,剩下空荡荡的校舍和我们几个"牛鬼蛇神" ,几十亩地,三头牛,几十只猪,都靠几个"牛鬼蛇神" 维持。那些贫下中农 子弟是善良的,他们集合了十来个同学,在校内竖起红旗,团结起当初挨斗的几个教师,共同"抓革命,促生产"。耕田时人手不足,就请附近的农民代耕。当时社会上闹派性,但校内只此一派,倒也平静了一个时期。
  后来,武斗范围遍及全国,广州郊区也不例外,除了刀枪之外,政治谣言,小道消息满天飞,越来越恐怖。谣言造到九佛,说学校这些旗派学生要杀光全公社。其实这些学生没有在校外生事,只是相信周恩来总理所说的,广州"三面红旗"是革命造反派而已。学 校并无大门,猪牛可以随便出入,我们天真地以为"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 ,谁知后来风声越紧,几个学生趁天未亮,用自行车将我从山间小道送出广州。事后知道他们真的要动手。 不久,"七、三" ,"七、二四" 布告发表,出动军队进入学校。李庠厚时任广州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带领军队入校收拾残局。其后发布命令,全市教师集中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限期报到。随后,在越秀山体育馆,由李庠厚主持大会,宣读"七、三" 、"七、二四" 布告,又宣读学习班纪律:"保证人身安全" 、"不搞派性" 、"不介入外界" 等等。 当晚,九佛公社武装部来学习班,要带我回去。他们当然是得到李庠厚的同意,否则学习班军队守卫重重,怎可将人带走?我知道是什么回事,只好跟他们去。
  押回公社后,即被关进黑牢房。夜半提出来,不由分说,先打一顿,再按下跪,地面铺满搞基建用搞混凝土的碎石,尖而且硬,再在跪地膝盖后加一条粗木,一边一个人站上去用力压,当即碎石深深陷入膝内。我没有喊救命,因我知道谁也救不了我,半夜三更,他们做的是什么?打完之后,拖回黑房。
过两晚,换另一批人,把我吊起来用鞭子猛力抽打,要我承认"有枪" ,"要杀光全公社的 贫下中农" 。他们带着阶级仇恨,拳脚下全不留情。如此反复折磨,往往以被打到昏过去作罢 。有一次,被打到休克,要医生抢救,事后医生说,如果不及时,肯定无救。如此折磨,每晚除主持人之外,打手均更换,折磨到够,还召开万人大会,说是"打击阶级敌人,清理残渣余孽",押上台和几个地主站在一起。这时的我遍体鳞伤,左手还吊着绷带,走路也没有气力。

  如此,一个多月后,将我交回学校。这时的学校已改名为"八十三中学" ,"四清" 时教育局拨款建了两座教学大楼,共十六个课室,原校的贫下中农子弟己经毕业离校,除原来几个教师,其它的全不认识。因为其它教师和一千多学生,全由市区拨来,倒是热气腾腾。这时,还有工农兵宣传队,他们这个队伍,比教师多几倍。

  回到学校,我被丢进真正的牛栏,和三头牛为伍。栏内遍是牛屎尿,潮湿异常,第二天全身关节痛,第三天不能起床,便急时就地解决。工作队怕我饿死,无法向上头交代,叫学生给我送饭,他们不肯侍候"牛鬼蛇神",只好将我搬去又黑又不通风的杂物房,过一些日子,关节才活动起来,于是又开始"劳改" 生活。
  其实那时的"宣传队" ,是带着浓浓的派性。不久,开大会,据说是批判刘少奇。开会前,几个学生将我从牛栏押出来,去到会堂。这些广州来的学生,"见过" 世面,很会一些花样 ,当大会主持人一声宣布"大会开始" ,一边一个,一手叉住颈,一手将我胳膊拉后,还有一个揪住头发向后使身体向前倾,飞快推上台。事后我才知,这叫做"喷气式飞机" ,其味道确不好受。上到台,按跪下,颈上再挂个大牌,弯腰要成九十度。三个多小时的大会,汗水将地面湿了一大片,这叫做对我进行"再教育" 。

"复课闹革命" ,学生上课,因为有几十个宣传队带领学生,学校的几十亩地耕作不成问题。我的责任是放牛,日日清晨,去牛栏将牛牵出来,清理好牛栏内的牛屎尿,赶牛上山食草;待到黄昏,把牛洗净,牵回牛栏。如此,风雨不改,一过就大半年。

我与外界隔绝,什么事也不知。中间又有过一次轰轰烈烈的斗争,又一个教师被揪出来,关在另一个地方。工宣问我,知不知道现在搞什么运动,我答不出来,他说是"一打三反",问我知是什么意思,我说"一打是打击阶级敌人,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解放初期是有过这样的运动),弄得他啼笑皆非,因为他们确知我是与外界隔绝。先后几年的牛栏生活,特别是最后那一年的高度与外界隔绝的生活,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是至关紧要的。白天放牛,坐在松树下,眼望蓝天,晚上在牛栏,在昏暗的灯光下看"雄文" ,外界全不知我在想什么,终于被我勘破生死玄关,参悟上乘佛法。
  运动后期,要解放教师,让他们重新教学。我虽然没有机会参加那些"解放大会",但能推想出教师们必定是在会上"深刻检讨" ,接受批判,然后感谢党和工农兵的"再教育" 等等。果然,工宣找我谈话,说要解放我,叫我不要坚持,要"回头是岸" 。我知道,如果不作一点检讨,"革委会"下不了台。于是在该大会上检讨一下,说什么"学习毛泽东思想不够", "思想跟不上形势" 等等。"革委会"早已布置人,尤其那几个文革初期的打手,上台大肆诬蔑,说我什么"恶毒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等等,其荒谬程度,前所未有。他们本意以为我会像前面几个教师那样,对他们的"再教育"感激涕零,谁料我一言不发走下台。"革委会"下不了台,又将我赶回牛栏。会后工宣找我谈话,我说我既然是这么坏,你们要解放我,岂不是立场有问题?他们对我没有办法。这就是"不肯解放的牛鬼蛇神" 。
  我并非如他们所说的爱过牛栏生活,的确是,我当时尚未参透人生。如此,又过了好久 ,直至"一打三反" 都己过去,我与"革委会" 大抵彼此心中有默契,他们简单宣布我恢复教师工作,继续做班主任教高中物理,我也不再争谁是谁非。

  过了不久,我被调回广州市起义路第十四中学工作。

             四 暴风雨过后
1975年,回广州市到十四报到,接待我的是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吴绍莹,对我表示欢迎,安排做班主任兼教高中物理。时颜美德任副校长,他们对我都很尊重,于是安心教学。
  瘦狗岭侨中解散后,有多位老师转入十四中任教。在那还是"政治挂帅"的年头,两位 校长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团结全体新老教师,狠抓教学。

  1979年,全国恢复高考,领导迅速组织力量,以我所任班主任的班为重点班,再将其它 班的尖子抽入来,成立所谓升大班,又抽调一批富有教学经验的老教师来任教(当时所有的学校都这样做),可谓实力雄厚。任课教师有李宗扬、谭铁侠、赵崇本、余子庄、赖绍明等。校长吴绍莹平易近人,某次我和他开玩笑说:"我们这班都是牛鬼",他说:"别提这些了,好好干就是。" ,其实我知他是"猫" 论者。

结果在那次"文革" 后恢复高考中,我校一炮打响:升学率达90%,有人称之为"十拿九稳" ,把广雅 、华师附中远远抛在后面。十四中名声大噪,各校纷纷前来"取经" 。吴绍莹不久 被抽上教育局抓教学,十四中由颜美德任正校长了。

  十四中在颜校长带领下,继续扎扎实实抓好教学,因此,随后的几年升大试,成绩仍 很好,几乎与重点学校齐名。
  海外校友几经力争,直上到中央侨务办,廖承志批覆侨中复办。于是将十四、十五 两间中学合并,再在起义路原侨中校址复办广东华侨中学,第一任校长就是颜美德。

  我重组家庭,经济困难,颜校长经常"访贫问苦" 。我得以安心工作,继续当了几年升大班的班主任。是因为他们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们这些人才能发挥所长。 尽管我家境十分困难,但我从未唠叨过工资。倒是在1981年调整工资时,按政策调不到我毕业那个年头的大学生,颜校长仍叫人事部将我的名字报上去,尽最大的力量支持我。

  我家居困难,一家四口住在一个狭小的房间,我从不要求安排房间。

  1982年教师评级,以我当时的市物理教研会常委身份,再加升大效应,要那"特级教师" 职称 ,应该没有问题,但我主动让给他人,因我己看破世情。

  这时,我的亲戚回广州参加交易会,了解到我的情况,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在1992年获批准移民到美国。

             五 回头是岸 美梦得圆
  去国,踏上罗湖桥的时候,北望神州,无穷感慨。当年跨过这道桥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整四十年,今天又从这道桥走回去,算不算人生走了弯路?
  我认为不是,因为我把我的青春和生命献给祖国和人民,这是没有遗憾的。

  有人问我会否后悔当了教师?回答是没有。教师是一门高尚的职业,有人把它比作园丁,我认为还不够恰当,如果一定要这个比喻,那么这个园丁是用他的心血来灌浇的。唐诗有句"春蚕到死丝方尽" 。它默默无闻,不停吐丝,将人间编织得多么亮丽,奉献出一生,而对自已的劳动成果,一分一寸也没有享受过。

  明天就到达大洋彼岸了。我并不像某些人们那样将美国想象得那么美妙,因为我的亲人年年回国参加交易会,我从他们口中知道生活在美国并不容易,何况"远托异邦,昔人所悲"(李陵《答苏武书》)。未来或者会更艰苦,但有一点我确信,我上面所描述的不幸生活,绝不会在这国度里上演。

  抵埠后,家兄来接机,把我安顿好之后,对我说:"你现在是重新做人。" "不要往后看, 往后看是会痛苦甚至后悔的。" 的确如此,重新做人,就要学讲话(英语),学走路(驾车),学食(适应西方食物)。这一切,对一个六十岁老人来说,不是容易的事。

  幸运的是,亲戚有个大的家电公司,安排一份适合我的工作--售货员,工钱虽然不高,但压力不很大,转眼十余年,享受到美国退休褔利,(条件是年龄超过六十五岁,工作缴纳所得税四十个季度)。有人羡慕我拿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的退休金,我说是“一世人做两世工”。
  在美国十余年,也入了美国藉,然而故国仍是梦绕魂牵。1999年,一个从中国过来的“异议人士” ,在《星岛日报》的《星岛广场》上,发表一篇题为《民族主义和国家不可爱论》的文章,引起很大的争论,无奈这个人士的诡辩之才非常了得,众人拿他没办法。因为这个人士是红卫兵出身,对什么都造反,连国家民族都要反。我有感于责任,挺身而出,投稿前往,阐述清什么是国家,国家与政府的区别,最终平息了这场争论。我写得最多,也最长篇,得到社会的认同,无人反驳,便是例证。在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我做了应做的工作。

  回首往事,今生无悔。常记起在五十年代初,有一本苏联的小说,叙述一个教育家把一个四肢残废的小孩,培养起他的人生尊严,使他充满生存的自信,成为一个诗人,最后以他的一首诗作结束。其诗曰:

  如果可以这样/ 我愿意将两个生命 /去换取一个/ 只要它里面充满波涛……

  
   
我在那个年头,是个热血青年,也是充满渴望。我应该感谢上天,满足我的祈求。
  我现在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妻贤子孝,个个有美好的前程,又买了房子。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以廉价买下一间西式快餐店连产业,类似肯德基型,地处小镇但是远近闻名。我的儿女出路远比这好,不希罕这小生意。这回是"老黄忠" 挂帅上战场了。友人听见这消息大吃一惊,因为做餐馆工作是很辛苦的,年逾古稀的人能受得了?我却不顾。我不期望它赚大钱,但它圆了我的美国梦。移民来美国的人,都抱着一个美好的梦想,人称之为"美国梦"。它基本上有两条:一是有自己的房子(立足点),二是有自已的事业(舒展拳脚的地方)。现在,我终于圆了我的美国梦,如香港歌星许冠杰所唱:"不奢望天长地久,只要是曾经拥有。" 我还祈求有比这更好的命运安排吗?

  啊!晚霞,有时是很绚丽的。

                                   后记
  一,文中根据事实,均可查证。我身上受刑的伤痕,未因岁月消逝而磨灭。
  二,我并非为自已立传,人生至此,尚争什么浮名?只因自己是个教师,想以当年的亲身经历,教育后一代,不要把它当作故事来听,注意不要让历史重演,不论以什么形式。

  三,教育人们要做正直的人。但要小心,因为苦难往往是跟着正直的人。

               二零零四年五月写于美国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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