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月兰、柴云、李方：陕西“三线”建设的历史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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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三线”建设的历史回顾

' `) X3 w* W& t4 C& }$ Q, S! G陕西“三线”建设的历史回顾 作者：梁月兰　柴云　李方 《百年潮》 2009年第3期 字数：3829

　　中共中央在1964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了“集中力量，抓紧时间，建设三线，加强国防，进行备战”的战略决策。陕西是进行“三线”建设的重要省份之一，并在1965年正式开始进行“三线”建设。1966年1月11日，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正式成立，统一领导和组织西北的“三线”建设。1968年8月14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在生产组下设置了内地建设办公室，12月1日决定将内地建设办公室交省革委会“三线”建设指挥部领导。为加强对“三线”建设的领导，省革委会又于12月5日成立了基本建设指挥部，负责陕西省的基本建设（1971年11月撤销了省基建指挥部，成立了省革委会基本建设委员会）。从1966年至1979年长达15年的时间，国家在陕西投入建设资金208.38亿元，建成投产工业企业2400个。经过这场大规模的建设，不仅使陕西形成了工业新格局，更对陕西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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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w5 ?# B9 C, D　　任钧同志在1965年至1980年，先后担任陕西省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省革委会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省革委会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并曾任陕西省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书记、省革委会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省革委会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等，直接领导并参与了许多大型基建项目的建设。为了更多地了解陕西“三线”建设的情况，我们采访了任钧同志。

# A$ \. I& X4 }5 u　　记者：任老，“三线”建设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央、国家作出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陕西是“三线”建设时期的重点建设省份，国家当时投入巨资在陕西建立了各种工业门类，对陕西的工业及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您曾长期负责陕西省基本建设委员会的工作，在“三线”建设期间直接参与了许多大型基建项目的建设。请您谈谈您所经历的“三线”建设情况。
* D1 y2 u, H# C　　任钧：严格来讲，“三线”建设的范围应该有两个，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一个是国家统一规划的建设，叫“大三线”建设；一个是各个地方自己规划的，叫“小三线”建设。“大三线”建设的范围主要是包括四川、青海、甘南、陕西、豫西、鄂西北等地，陕西主要分布在关中和陕南。“大三线”建设是由国家进行投资，“小三线”建设则是由各个地方自己进行的建设项目，如陕西省建立的地方小军工，就属于“小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主要建立了一些小的军工厂，准备战时用来武装群众。陕西当时还设立了一个战时指挥中心。
' |: e- R5 ^7 K3 O: h　　在进行“三线”建设时，主要遵循“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有时也称“山、散、洞”。依据这个原则进行的建设，从备战来讲，是比较好的。就这些单位来讲，则有不便的地方，比如职工子女上学、家属就业、物资供应等等就比较困难。但现在看来，“三线”建设的布局是有它的道理的，总体上是基本合理的。
+ i' d2 X+ j2 G! V! t　　“三线”建设的核心是国防工业，其他项目是为了配合国防工业。中央研究以后，由各部把项目带到陕西。项目来到陕西，陕西只能支持，投资全部由国家财政负担。其他相应配套的建设项目，虽然也都属于建设内容，但都是围绕着国家的战略布局进行的。
: \& I4 ?3 d& q1 C　　“三线”建设从中央来讲，主要是考虑备战问题，在中央的统一调动之下。中央确定进入陕西的项目，我们就是尽量使它能够落实，在落实过程中，和有关方面进行组织协调。“三线”建设是全国统一调动的，各个地方都积极配合，发挥地方政府应起的作用。有项目来了以后，我们先了解他们的建设要求、建设规模、建设方向，然后进行选址，选定以后，如果省里、当地政府、工厂三方都同意，就算确定了，具体工作就由当地的建委或建设局去实施。比如征地、处理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对企业相关服务的问题、地方建筑材料的配合问题等等，都由当地政府负责。中间如果发生问题，我们再出面协商，目的就是要让工厂能够顺利地建设。作为建委来说，主要就起这个作用。在建设过程中，我们陕西对“三大材料”，即木材、钢材、水泥，是无力提供的，主要由中央统一调配。地方主要提供“五小材料”，即砖、瓦、灰、沙石、民，也建了一些小水泥窑，但生产的水泥因标号低，不能用于重要工程。从建设选址到建成这个过程中，由省建委与各地、市、县有关单位逐步协调。建成以后，属于民用的，就由当地党委管理；属于国防企业的，就归省国防科工委管理。
　　中央分到陕西的各个项目，我们地方一般都是全力配合，使它能顺利地建设；但我们也不是全盘都接收，也是要经过讨论的。记得当时有一个项目想放在西安，具体是什么我记不清了，建委研究后认为它的用水量太大，而西安的水资源是比较缺乏的，所以就不同意它进入西安。后来他们去找省委书记处书记肖纯。肖纯就询问我们相关情况。我们向肖纯解释：西安的水资源紧张、比较缺乏，像这种用水量太大的企业进入西安以后，问题比较多。因为这不是一家一户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西安的问题。所以，最后这个项目被否决了。当然绝大多数能安排的都安排下来了，确实不能解决的，考虑再三也就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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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三线”建设程序复杂，一般是按什么程序进行的，建设过程都遇到什么问题？
　　任钧：“三线”建设总的来说是按基本建设程序进行的。比如说修一个工厂，首先要“三通一平”（电通、水通、路通，土地平整）。要修铁路，先得通公路，必须得按基本建设的程序来。但由于当时特定的环境、条件，所以有些工程也不是完全按程序来，比如建设襄渝铁路，即湖北襄樊到重庆（当时属四川省）的这条铁路，修的时候公路并没有通，所以当时就是公路、铁路一起上。我从安康到紫阳，在修建襄渝线的这段走了个来回，所经之处到处都是施工队，人山人海。
　　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建设带来了许多问题。首先，生活物资供应跟不上。不要说没有菜吃，粮食供应都困难，有些地方甚至连食盐都断供了。我们有几个同志长期在安康工作，说买盐困难，所以我们去安康时，就给他们带一些盐过去。陕西的“三线”建设，当时即使按照建设程序办，也是全面开花、全面建设的，所以物资供应相当紧张。汉中有个别国防工厂，在建设时因砖供应不上，用火车由外省运砖。我记得有些地方，我们去了以后必须按时到饭馆去吃饭，因为人家卖饭是有固定时间的，过了这个时间就吃不上饭了。当时从安康到紫阳这段路上，有些地方就没有卖饭的，我们只能到机关单位或者去施工队吃饭。你想，那么多人进行建设，粮食的供应是个大问题。铁道兵（在襄渝线施工）就组织民工从四川背粮，这样就对人力、财力造成了一定的浪费。
　　记者：“三线”建设的主要时期，正好是我们国家十年内乱期间，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非常不安定。请您谈谈在当时的状况下，“三线”建设是如何排除干扰开展各项工作的。
* ?& ]2 K1 D7 v9 j% o9 I2 q3 U　　任钧：“三线”建设时期，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因此，它们是搅在一起的。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三线”如何进行建设呢？这里先谈谈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学校停课，学生全国大串连，只要通火车的地方都可以乘坐火车随便去，因为“造反”是“革命”行动，所以许多人也是坐着火车到处游逛。单位普遍被“造反派”夺权，不管你是不是“走资派”，都得夺权。当时的社会秩序大乱，对人民生活的影响、精神的伤害，对生产的破坏、教育的破坏、文化的破坏是很大的。但即使是在这样混乱情况下，“三线”建设依然坚持着，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原因何在？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进行“三线”建设是为了备战，是为准备打仗而进行的建设。只要是负责“三线”建设，就好比得到了上方宝剑，不管你是什么人，有什么理由，“三线”建设是谁也不能破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三线”建设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的原因。从陕西来讲，陕西省建委是执行“三线”建设的单位，我当时是建委主任兼党组书记。在建委，我平时和机关的干部、工人关系相处得比较好；再一个，因为要抓“三线”，有“三线”建设这个上方宝剑，所以当时建委的情况比较好，相对稳定。1967年2月，建委机关全体人员开大会夺权，对我宣布：从今天夺权以后，你应该在“造反派”监督之下工作。至于如何监督则没有说明。对我来说，我的责任就更轻了，因为党组工作没有了，机关事务性工作也不用我去管，这样我就可以专心致志地去搞“三线”建设，有更多的时间去建设现场看。但这样也引起了外界的注意，觉得你建委是怎么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只是出了些大字报，各处室工作照常进行，不像别的单位在开批斗会、揪斗会，你们怎么没有大的动静呢？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西安交通大学就派了名为“炮战队”的小组进驻了建委机关。为什么叫“炮战队”呢？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建委是个顽固堡垒，仅用机枪是攻打不下来的，必须要用大炮来轰，所以他们就起名为“炮战队”，意即要用炮来摧毁“顽固堡垒”。来了以后，他们想从机关内部挑起斗争，结果怎么也挑不起来，驻了一个月后，就悄无声息地走了。虽然“炮战队”走了，但这不等于没有事情了。
随即，陕西省建筑工程局的大字报就贴出来了，指责省建委是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当时工程局下属有5个建筑公司，还有许多工厂，所以他们认为自己力量比较强大，就想煽动群众，把火烧向建委，进而整垮建委。就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下，从1967年开始，陕西省军区派出了“支左”部队进驻建委。当时的建委机关干部也就有50多人，而“支左”部队的干部来了20多人，在进驻建委的“支左”队伍中，有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李学廉、副政委陈效真、咸阳军分区的司令员以及许多团职干部，这个阵容是相当强大的。如果说他们单纯是支持“左派”闹革命的话，建委才多少人，他们来两三个人也就够了，这里面另有深意。虽然他们名义上是支持“左派”闹革命，但实质上真正目的是来保护“三线”建设的正常进行的。那时，有一些“造反派”又来省建委造反，解放军就出面解决问题，他们名义上是“支左”部队，是来支持“左派”闹革命的，“造反派”再来客观上就多此一举，这样就把来的“造反派”挡回去了。我不了解别的单位的“支左”情况是什么样的，所以不能说所有的“支左”部队都和建委的情况一样，但来建委“支左”的解放军，和我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很长，我是了解他们的。在“支左”的这段时间里，他们是全心全意地维护“三线”建设的，除了保护建委的工作不受干扰外，有些同志还到“三线”建设的工地上去看，了解情况，碰到问题还会提一些好的建议。所以说到建委来的这些“支左”干部，在保证我们工作的顺利进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c$ E" {, Q3 [! H8 G; A& a　　讲这些，也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当时到处都是造反派，批斗、揪人，乱哄哄的，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三线”建设怎么搞嘛。所以说在当时进行正常的建设确实是很困难的。我到各个工地去，有的工地有“造反派”，他们持棍在门口站岗，我们经过说明情况，一般都是畅通无阻，可以进去的。有一天，我到一个运载火箭试验基地去。这个试验基地当时秩序比较好，里边没有贴大字报、揪斗这些事，完全是集中精力搞建设。但在它的附近有“造反派”。一天，“造反派”来到单位，在门口遇到哨兵的阻拦。单位告诉这些“造反派”，现在省里有搞“三线”建设的人正在这里，需要问一下他们的意见。单位的同志来问我，我说你们单位的工作属于国家的重要机密，你告诉他们，他们谁能够对暴露国家机密敢负责任，谁就进来，如果不敢负这个责任，那就不要进来。“造反派”一听这话，感觉事关重大，最后还是走了。所以在当时，“三线”建设是上方宝剑，只要说破坏“三线”建设，他就担不起这个责任。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在“文化大革命”那样动乱的年代中，“三线”建设一直没有停止，而且取得了重要的成绩。
　　我在汉中时还碰到过一件事，因为要备战，所以当时北京大学在汉中褒城成立了一个分校，正在打一个大的山洞，以便备战时把它作为研究试验基地。有一天，我去看，去了以后，他们正要开批斗大会。当时我觉得有些奇怪，因为他们派过来的人都是搞“三线”建设的，“走资派”是不会来的，那他们批谁呢？当时领导北大分校建设的是北大校长周培源，他是全国知名人士。我看见他坐在一个藤椅上，坐在那里挨批。我想，周培源也不是“走资派”，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如果是“走资派”，是不可能让他那么舒服地坐在椅子上的。开这个批斗会，大概是因为北京大学当时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是带头的，到汉中来后，他们也想表现一下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吧。不管怎么样，周培源也属于“当权派”，“当权派”会受“走资派”影响，这个问题伸缩余地就比较大了。周培源也很合作，他要批就批吧，批完以后也就没什么事了，照样搞建设！

' [, l% w$ {& w4 E　　记者：“三线”建设在陕西取得的成就是比较大的，建设规模也是空前的，在建设过程中有哪些突出的矛盾？另外，您认为“三线”建设对陕西的经济、对老百姓有什么影响？
　　任钧：“三线”建设开始后，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要进行建设，交通、建筑材料等问题就必须解决。当时陕西的建筑队伍没有那么大，大量的建设工程怎么办？国家就从东北等地调来建设队伍，主要是技工队伍，普工队伍就从当地农民中招募，砖、瓦、灰、沙、石等材料就地取材，这就促进了地方建筑队伍和建材工业的发展。大的工厂企业来了以后，需要有相关的保障机构，比如学校、医院等，这样就带动了当地服务业的发展。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农民也失去了土地。“三线”建设项目选址时，一般都是以“山、散、洞”为原则，靠山隐蔽的地方土地本来就比较少，经过征地，相当一部分农民就失去了土地。虽然没有土地以后，一部分年轻人可以招聘到企业里去，但是年龄大一些的人，企业就不要，所以造成了一部分失地农民的困难。
& d* u* b/ ]- R1 L0 y　　当时从各地区来看，一般来说大家对“三线”建设项目都是持欢迎态度的，因为一方面这是全局问题、备战的问题，这是大家所能理解的；另外一方面，从陕西自身来说，陕西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比较落后的，大家希望能趁这个机会，推动陕西各个方面的发展。但是这就又涉及到了土地问题。比如，当汉中火车通了以后，铁道部想在汉中建立一个编组站，汉中地委书记罗铭因为汉中土地少，农民耕地占有量很少而一直不同意。后来我也考虑，铁路是个网状，回旋余地比较大，这样就否定了这个项目。农民就是靠种地为生的，如果被侵占了耕地，他就失去了生活来源，对一些不能安排工作的农民，就造成了困难。所以，我们在工作中，最难解决的就是土地问题，这是个现实问题。甚至现在，也是这个问题。现在国家提出必须保证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证他们今后的社会保障问题，过去没有这一点，而且补偿较少，所以这个矛盾就特别突出，也是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主要就是依靠当地各级政府做农民的工作，离开当地政府就没有办法，我们无法直接去找农民要地，主要问题就是我们补偿得太少，这不仅是那个时候，多年以来一直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国家现在采取的措施是非常好的，不仅要保障失地农民当前的生活问题，更要保证他们今后的生活保障，这是个好政策。
　　总的来说，“三线”建设对整个陕西来讲，影响很大。“三线”企业在各地的建设，促进了当地服务业、建筑材料等行业的发展。从陕西全省来讲，不管是科研基地建设、教育建设，还是经济建设，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三线”建设对陕西地方工业、科技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李树泉）

书吃

陕西的三线学兵的资料不多，尚有待发掘
谢谢楼主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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