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丙乾 财政在“文化大革命”中苦撑危局 （文革财政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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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贴为 《文革财政问题研究》，为了便于集中研究，采取跟帖盖高楼方式，既帖子后面跟帖子，把贴在其他分坛里的帖子同时贴一份跟在此贴后面。
2. 财政问题有历史延续性，如果要理解文革期间所采取的某项举措的意义，就一定要查看此项政策的上下历史文本，所以此贴摘录的文章所包括的时间范围，不仅仅限于文革期间。
3. 财政包涵的范围，应该有经济建设，制度建设，决策人变迁，等诸多方面。
4. 本人不是财政专业，有所疏漏，请各位随时指正。


Hank
2009.11.20


财政在“文化大革命”中苦撑危局 作者：王丙乾 《百年潮》 2009年第10期 字数：2938 字体： 【大 中 小】

　　“文化大革命”十年，政治形势动荡，社会秩序混乱，规章制度遭到破坏，国家财政受到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和李先念同志的领导，财政部仍然坚持正常的业务工作，保障了国家财政的正常运转。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财政部的主流，在当时能够做到这一点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一时期，我相继担任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司长、部党组成员、革委会副主任，开始参与财政部业务领导工作，值得回顾的地方不少，现将印象最深的几件事概要说一说。
　　
　　国家的财政大权不能夺
　　
　　在“文化大革命”中，财政部也受到了冲击，特别是在1967年连续受到夺权和大批斗的考验。但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特别是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财政部广大干部确保国家财政大权始终在党中央的手里，为保证国家政权正常运转，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在上海纺织四厂搞“四清”。上海“一月革命”后，形势很乱。有天晚上，纺织四厂领导悄悄找到我，说北京让你回去，你快走吧，到明天就走不了了。我听后连夜乘火车赶回北京。回到北京时财政部却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到处贴的是大字报。有张大字报说建国以来财政部执行的是刘少奇的“黑线”。我很气愤，回去就写了张大字报贴了出来，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地指出：建国以来财政部执行的是毛主席的“红线”。
　　
　　在“一月革命”的冲击下，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的领导干部，大都成为红卫兵和造反派揪斗的对象。面对这种险恶的情景，周总理悲愤不已，深感不安，决定采取保护措施。经与几位副总理商议，他提出以国务院通知开会、汇报工作和写检讨等名义，让受冲击的部长、副部长们住进中南海“工字楼”宿舍，保护起来，其中就包括主持财政部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吴波。
　　1967年1月，财贸口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开始酝酿夺财政部的权。1月，财政部的造反派宣布打倒吴波，夺财政部的大权。财贸口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也进驻财政部，成立所谓“接管委员会”。财政部的工作几近瘫痪。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先念同志到财政部解决问题。先念同志到财政部后先找造反派代表谈话，规劝他们放弃夺权，但被造反派代表拒绝。先念同志非常气愤，对造反派代表和支持造反派夺权的个别领导干部进行了严厉批评。然而，造反派不但不服从，反而把他的指示在各个造反派组织中宣扬，然后串连起来，提出“打倒李先念”的口号。周总理在听取先念同志的汇报后，决定与先念同志一起，接见财贸口的群众组织代表，制止造反派夺权，保住国家的财政大权。
　　1967年2月17日，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在国务院小礼堂主持召开财贸口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会，严正宣布财政大权属于中央，不容造反派夺取，要立即缴回，并当场下令解放军战士将支持造反派夺权的财政部某位副部长逮走。周总理这一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是得到毛主席同意的。
　　周总理的斗争艺术很高明，他没有说不能夺权，只是说中央财政大权不能夺，只能监督。这就宣布并确立了这样一条原则：凡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的权，特别是国家外交、财政等权，都属于中央、属于毛主席，造反派不准夺取，从而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效地刹住了这股邪风。
　　周总理在和造反派代表谈话时，还多次谈到财政部的成绩，指出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财政上把外债还清了，把内债也很快还清了，赤字没有了。世界上哪一个国家能够跟我们相比呀？帝国主义、反动派、修字号三类国家，不是有外债，就是有内债，像美国那样，有多少内债呀!财政上有赤字，还有多少亿的各种内债。财政部正是在毛主席路线的指导下，才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周总理积极支持先念同志的工作，他说，先念同志曾经提出不兼任财政部长，毛主席说不行，得兼。毛主席信任他，我们信任他。周总理讲完之后，先念同志在讲话中也对造反派代表提出了严厉批评。
　　1967年2月18日，周总理、先念同志又在中南海接见了财贸口部长、司局长。我也参加了这次接见，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周总理对财政部造反派夺权很生气，教导我们要捍卫国家财政大权。周总理说：“政府大权如外交、财政、公安、国防、经济大权，怎么能夺！”周总理指出，国防、公安大权既不能夺，也不能监督。财政算第二类，可以监督，但不能夺。中央规定业务权只能监督，超过了限度，就要走到邪路上去。谁要夺中央的财政大权、经济大权，我们就要起来保卫。不起来捍卫毛主席直接掌握的大权，就是犯罪。聆听了周总理的讲话，我十分激动。我觉得多亏党中央和国务院对财政部的支持，特别是周总理的亲自关怀，否则真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会给国家带来多大的损失。
　　会后，先念同志在周总理的支持下，坚决不让造反派夺财政部的权，坚决支持财政部各部门照常工作。1967年2月25日，财政部向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财政厅局发电指出：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国家财政大权属于中央，财政部的革命造反组织只能夺运动的领导权，不能夺财政部的业务领导权，但对业务可以进行监督。现在我部党组已经恢复工作，业务领导权已经收回。前财政部“革命造反司令部”，以“造反司令部”名义发出的有关财政工作方面的文件一律无效。
　　因为财政部工作的重要性和在财政部出现的这些斗争的复杂性，党中央、国务院为防止各种可能的破坏，确保对中央财政大权的控制及其正常运转，果断地决定对财政部实行军事管制。
　　1967年7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公布《关于对财政部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决定》指出自即日起对财政部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军管会），任命殷承祯为军管会主任。军管会下面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的两个班子，负责部内工作。《决定》还指出，实行军事管制后，对外活动如需要以行政首长名义签署或接洽的，仍按过去规定办理。行政首长已撤职或停职的，应由上级指定适当人选以代理人名义出面。党中央、国务院的这一决定，受到了财政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
　　1967年7月19日，财政部军管会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临时业务领导小组。经军管会研究，报请国务院同意，在没有组成有群众代表参加的业务领导班子之前，确定在军管会统一领导下，由刘洪章、吴波、谢明、姚进、王程远和我组成临时的业务领导小组。刘洪章、吴波分任正副组长，具体负责主持业务行政方面的工作。
　　军管会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对于基本维持财政工作正常进行，保证财政部业务工作不间断发挥了历史作用。特别是军管会主任殷承祯，在原则上坚决贯彻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放手让业务组开展工作，不干涉财政业务，对财政部原来的司局长也采取保护和支持的态度，不让他们随便遭到批斗。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背景下，殷承祯对先念同志非常尊重。中央让先念同志就“二月逆流”事件回财政部作检查的时候，殷承祯亲自去门口迎接。当先念同志做完报告时，他还带头鼓掌，并在会后写了简报，向中央反映先念同志的检查报告好。这在当时是对先念同志很大的支持。
　　
　　财政业务在“文化大革命”中照常坚持
　　
　　1969年10月林彪“一号命令”下达后，财政部各业务司局除留少数人组成业务组外，其余人员都下放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劳动。财政部由600多人缩减成为70多人的业务组。当年，国务院精简机构，人民银行并到财政部，一起在财政部大楼里办公，所以机关大楼门口挂两块牌子：“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与人民银行合并后，业务上分为四个组：综合组（由原来财政部预算司和人民银行的计划局组成）、财政业务组（由财政部业务司局组成）、银行业务组（由人民银行业务司局组成）和办事组（由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的办公厅组成）。每个组下面又分为几个小组，基本上一个司局一个小组。我担任综合组组长。在当时人手少和社会复杂的情况下，财政部留下来的人依然坚持工作。当时工作量非常大，规定每周一、二、四、五晚上都要加班，遇有急事，加班时间更多。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和支持下，国家的财政业务在“文化大革命”中靠几十个人依然艰难维持，基本保持正常运转，为维持财政平衡、维护国家财经秩序、支持经济建设和开展对外援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贯彻中央四个布告，竭力维持财政平衡
　　在全国刮起夺权的风潮中，两派群众严重对立，武斗日趋频繁，无政府主义思潮恶性膨胀。在一段时间内，企业管理混乱，财务制度松弛，截留国家利税的行为不断发生；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现象严重，财政工作陷入重重困难，财政收入连续下降，很难维持财政平衡。针对这种情况，为了确保财政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实现国家财政收入任务，维持财政平衡，中共中央及时采取了果断措施，发出一系列通知，对上述现象，坚决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极大地支持了财政部门的工作。
　　1967年6月22日，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中共中央及时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抓革命、促生产”，增加收入，节约支出的通知》，指出一切企业纳税单位都要努力增加生产，按规定向国家交纳税款和利润，不许挪用和拖欠。已经挪用的必须归还。已经拖欠的，必须补交。同年8月20日和次年2月18日，针对不少单位借“文化大革命”混乱之机，铺张浪费，乱花公款以及把集体所有制企业随意转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等歪风，又先后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加强资金、物资和物价管理的若干规定》和《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
　　19 6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又及时发布《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的通知》。当时有些人不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单纯追求个人暂时利益，强行要恢复和扩大过去关于工资福利制度中已经废除的一些错误措施；并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要求晋级加薪，随便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物资，鼓动学徒工、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要求转为正式工；煽动学校的毕业生对工作分配及分配后工资待遇等问题，提出各种不合理的经济要求；一些干部不讲原则，随意签字答应条件，有些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不按国家规定，强行向银行贷款，随意分掉党费、团费、工会福利费、机关职工福利费和企业的职工福利基金等等。这股风气一时甚嚣尘上，给财政和银行工作带来了更大的被动和困难。《通知》对此进行了坚决反击，对于制止当时的混乱情况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上四个通知，都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以布告的形式发布，张贴在墙上，布告周知，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这是在当时那种特殊形势下采取的一种不得已的办法，这样就有权威性，要不然我们宣传人家听不进去。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有四年出现财政赤字，但六年是维持平衡的。虽然总体上是有赤字的，但是如果没有中央连发的四个文件，没有财政部努力维持平衡，赤字会更大。
　　(二）针对时弊，强调财政制度和财经纪律
　　新中国成立17年以来，国家财政分配体系中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保证了国家财政政策法令的顺利贯彻执行与财政收支任务的胜利完成。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家财政制度和财经纪律受到严重践踏。由于无政府主义的泛滥，无视国家财经纪律，有章不循，各行其是的现象到处都是。在这期间，预、决算制度也曾一度中断和未严格执行，1967年、1968年两年国家就没有正式的预、决算报告，形成新中国财政史料上的空白。在收入方面，侵占、截留国家财政收入，化预算内资金为预算外资金以及扩大成本范围者有之；公开抗税不交和超越权限减税免税者有之。在支出方面，基本建设投资“大敞口”，花钱“大撒手”，施工吃“大锅饭”的情况相当普遍。有些企业管理混乱，长期亏损，靠国家补贴过日子，却心安理得。有些单位乱建楼堂馆所，大肆请客送礼，挥霍浪费国家资金，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所有这些，实际上造成了许多合理的财政规章制度“不破自废”的严重后果。这不但践踏了财经纪律，分散了国家财力，而且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腐蚀和毁灭了一批干部。
　　在这种背景下，我让部里各个司局整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财政制度文件。当时整理出的文件非常多，我就让挑出最重要，针对当时时弊的文件汇编在一起，以财政部办公室的名义印发了《财政制度摘编》。这本书对于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认真执行财政制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71年，林彪叛逃坠机之后，在该飞机残骸中发现了外汇。有工作人员到财政部查问林彪外汇的来源。财政部的同志回忆说，是曾有两个军官来财政部要过外汇，但财政部坚持财政制度和财经纪律，没有批。后来查清林彪的外汇是从别的渠道得到的。这件事受到周总理的表扬。
　　(三）坚持召开财政工作会议，推动财政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时局复杂的背景下，财政部依然坚持召开财政工作会议，分析财政收支情况，交流经验，为推动财政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1967年10月，财政部召开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会上，财政部军管会正、副主任殷承祯、刘洪章作了讲话，我作了《关于1967年国家财政收支情况的说明》。
　　1968年9月中旬，全国财政工作座谈会分别在北京、杭州、长沙、沈阳、西安5个地方同时召开，历时5天至7天。会议认为由于贯彻了“要进一步节约闹革命”和中共中央2月18日《紧急通知》，全国群众性的节约工作做得很出色。经过一番艰苦努力，初步可以实现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
　　1970年3月，全国计划会议财政座谈会召开，我在座谈会上作了发言。
　　1970年7月，财政部召开全国财政银行工作座谈会，着重讨论了财政银行工作的改革问题。
　　在当时那样混乱的情况下，组织这些会议非常困难，今天想来，实在难能可贵。这些会议的召开，对支持、保证各地、各部门财政工作的正常运行，发挥了很大作用。
　　(四）国家财政在困难中支持经济建设
　　十年动乱期间，国家财政在困境中发挥分配、监督的职能，多次采取增加收入、节约支出、冻结单位在银行的存款、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控制货币投放等措施，除了保证国家最低限度需要的经常性开支外，集中有限财力，积极支持了国家经济建设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在那样混乱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不少成绩。
　　在这十年期间，农业方面，建设了大批水利工程，使其配套发挥效益，农业现代化的装备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从而使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
　　工业方面，建设了一批大型工业企业。最突出的是石油工业在这个时期中进一步探明了石油资源，国家原油产量1976年达到8700多万吨，使中国由贫油国一跃成为能够自给自足的产油国。
　　
　　交通运输方面，也有进一步的改善和加强。这个时期建成了一些内地铁路干线。南京长江大桥全长670 0米，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于1968年完工。
　　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这个期间，我国广大科技人员在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推广、核技术、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当然，国家财政通过其分配活动取得这些建设成就，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辛勤劳动的结果，是全国人民在承受极大灾难中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这绝不是，也绝不可能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文化大革命”严重阻碍和桎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没有这场十年浩劫，国家建设必将有更大的财力保证，财政资金分配活动将会失误更少，整个经济效益将会大大提高，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将会更大。
　　(五）坚持开展对外援助
　　我国对外援助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已开始。1966年至1970年，中国继续支援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族解放、发展民族经济，向37个国家提供了巨额援助。1970年，毛主席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在谈话中批评第四个五年计划安排的对外经济援助太少，特别是对巴基斯坦的经济援助很不够，提出要由原定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1971年至1975年，即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先后向6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援助，建立了经济技术合作关系，特别是支持印度支那三国抗美救国战争，使中国对外援助支出急剧增长。在此期间，对外援助总金额比上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1倍以上。到1972年底，对外经济援助超过400亿人民币，其中越南、朝鲜、阿富汗占80％。当时我国自身经济和财政非常困难，还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数目相当可观的财政援助，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随着对外关系的迅速发展，要求中国给予援助的国家也越来越多。但是，中国国民经济严重困难，财政收支出现了较大赤字，没有力量再拿出过多资金进行对外经济援助。为此，中共中央于1975年4月决定压缩和调整我国对外援助支出，决定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将援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由“四五”时期的6.5％降到5％以内，援外资金总额基本维持“四五”时期的水平。同时，要求援助项目一定要保质保量，经济实用，使受援国得到效益，真正体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财政工作的整顿和推进
　　
　　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周总理和小平同志先后主持中央工作。他们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忧心忡忡，决定尽快通过整顿，使各行各业进入正轨，改变混乱局面。财政部在这一时期，也开始了一系列整顿工作。
　　(一）第一次整顿
　　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周总理明确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1972年，财政部为了贯彻周总理关于整顿的精神，在国民经济领域开始了第一次整顿。1972年10月，财政部在“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会议上，坚定了“政治挂帅要挂在业务上”的认识，提出“国家要积累”的观念，号召大家促进生产，抓社会主义积累。这种思想上的整顿，澄清了一些是非，给财政、经济工作的整顿打下了基础。在整顿机构方面，全国各地陆续恢复了税务机构，增加了税务人员。原附设在财政部业务组下面的税务组，也于同年恢复税务局建制。与此同时，在财政部恢复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各省、市、自治区恢复建设银行分行。机构的恢复和人员的充实，给财政工作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在整顿企业财务方面，国家计委、财政部、农业部集中批判了林彪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只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的错误思想，提出切实抓好企业整顿、严格实行经济核算、落实企业生产计划、改进企业管理制度等一系列措施。通过国民经济第一次整顿，整个财政工作有了转机，经济形势和财政形势有了好转。
　　这一时期，在整顿的同时，我们还抓住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部分解除对我国封锁禁运的时机，大规模从西方国家引进设备，以推动经济发展。以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为突破口，不断扩大对外引进交流规模，最终形成了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的《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国有利的时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这个方案被通称为“四三方案”，是打破“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贸易领域被封锁局面的一个重大步骤。以后，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
　　(二）小平同志复出和第二次整顿
　　1973年夏季的一天，军管会通知我、殷承祯和蒋乐民下午到国务院西花厅开会。这次会议要求各部门军、干、群各一名代表参加。到了西花厅不久，周总理健步来到大厅，向大家宣布：今天我把你们的一位老领导请了回来，他就是邓小平同志。此时小平同志被请了出来和大家见面，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周总理说，小平同志恢复工作是毛主席、党中央决定的。毛主席说小平同志“绵里藏针”，思想强、工作能力强。周总理还说小平同志虽然受了批评，但精神仍很好，不气馁，现在先恢复国务院副总理的工作，其他工作待毛主席、党中央另行决定。我能亲身见证这一历史时刻，感到是一种莫大的幸运。不久小平同志又恢复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并担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重任，后来又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
　　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小平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周总理带病参加会议，并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重申，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四届全国人大象征着国家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已有意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75年，财政工作在全面整顿中，采取一系列措施，整个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1975年初，四届全国人大任命张劲夫同志担任财政部长，同时撤销财政部军事管制委员会，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司、局组织建制，逐步把财政工作纳入正常轨道。
　　
　　支持唐山救灾重建
　　
　　“文化大革命”十年里共发生了八次震级较高、破坏力较大的地震灾害，始于1966年，终于1976年，天灾与人祸共始共终。财政部对地震灾害十分关心，不仅拨款救灾重建，还多次派人到现场慰问和调研。我在这里着重谈谈亲身参与救灾工作的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8日凌晨，河北省唐山市发生了7.8级地震，并波及天津、北京及其附近地区。地震使唐山市工业建筑震毁90％，民用建筑几乎全部震塌，造成24.2万人死亡，重伤16.4万人，直接损失达30亿元。这对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及财政状况，真可谓雪上加霜。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华国锋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亲临视察。我和陶省隅同志代表财政部于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去唐山地震灾区，查看了机关、学校和企业的受灾情况，研究如何救治，并和河北省的领导同志见了面。我就带了陶省隅一个人，当时刚刚地震，去的人不能太多。预算方面，我自己都懂，没有必要带人。唐山是一个工业地区，这次去了解情况，主要是接触工厂，考虑怎么恢复生产、怎么筹划资金，所以带了陶省隅。两个人坐了一辆面包车过去。当时带面包车，主要是想可以睡在里面，因为唐山那边的情况，我们还不太了解。到了那边以后，才知道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已经在唐山飞机场搭了一个席棚。我们就住在席棚里，比住在汽车里好，吃饭自己做。国家计委的同志也希望财政部领导能住在那里，研究筹资问题更方便些。唐山财政局陪同我们的那位同志一家七口就剩他一个，财产就只剩一块手表，祖孙三代都没了，还陪着我们到处调查。这种精神，实在让我感动。当时我们就到处去看，主要是工厂，也去过一个煤矿。地震死亡人数太多，一时又不能殡葬，我们看了以后心里很难受。当时，唐山开滦煤矿正在井下工作的万名工人和干部，除坚守岗位牺牲的17人和几名失踪者外，其余全部安全升井，撤至地面。这是一个奇迹。后来唐山恢复重建，煤矿生产起了很大作用。
　　在唐山呆了一个多月，回来以后拨款救灾。中央财政拨付救灾款3.9亿元。财政部部长张劲夫在北京坐镇，其间也到过唐山了解情况。我们向国务院做了汇报，国务院一看，财政部报的都是第一手材料，提的意见比较切实可行，予以采纳，所以后来唐山的恢复重建基本上是按财政部的意见办的，财政部为此出了很多力。此后，从1976年开始到1980年，国家财政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先后给唐山拨款33.6亿元，其中救灾款11.6亿元，基本建设投资22亿元。国务院核准当年减征河北省农业税指标1285万元，同年地震灾区的工商税也得到了相应的减免。国家财政的有力支持使唐山人民能够迅速地战胜困难，在地震的废墟上建起新的家园。
　　重建后的新唐山我也去看过，总体规划改变了震前分区混乱、工厂和住宅混杂交错的不合理布局。全市分为新区、市区和东矿区，三大片呈三角形分布，组成一个和谐、漂亮、疏密有序的整体。一个个住宅小区、一座座高层楼房拔地而起，一个新型的城市在地震的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看到这些巨大的变化，我感到十分欣慰。
　　
　　安定团结是财政发展壮大的基础
　　
　　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情况看，安定团结是非常重要的。国家政治局面安定，全党上下集中精力抓生产建设，经济发展就快，财政收入就增加得多；反之，国家财政就举步维艰。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的情况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一五”期间年平均递增12.2％；“二五”时期，因为“大跃进”运动，年平均递增仅0.2％；三年调整期间年平均递增14.7％；“三五”期间年平均递增7％；“四五”期间年平均递增4.3％。要保持安定团结的基础，就不能以盲目的政治运动冲击经济的发展。十年内乱时期是财政极度紧张和问题最多的时期，这里有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也有“左”倾错误在经济建设中的严重影响。
　　现在中央提出搞和谐社会是十分正确的。我们要珍惜今天政治安定、社会和谐的局面，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把我们的经济搞上去，不断增强国家的财政实力。
　　（责任编辑汪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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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仆李先念 作者：陈锦华 《百年潮》 2009年第7期 字数：3568

　　今年是李先念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在当前的形势下,宣传李先念,学习李先念,是很有意义的。现在,每当我看到媒体报道的重大矿难,就揪心不已。有些矿难死伤数十人、上百人,多少个家庭遭受灭顶之灾。它们的背后,往往是利欲熏心的官商勾结,漠视人民生命财产。我总想,实在需要为这些人多讲讲像李先念那样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为民情怀和种种业绩,多做好事,少作孽。
　　
　　大概两个月以前,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同志给我写了一封信,说经中央批准,李先念的传记片正在拍摄,片名叫“人民公仆”,希望我担任总顾问。我回信同意,并表示这是表达我对先念同志敬意的一次好机会。我觉得,用人民公仆概括李先念,是很准确的。今天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李先念的一生就是公仆的一生。我感觉,新中国第一代中央领导人,包括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总司令、陈云、邓小平等,都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群众观念、为群众办实事的言行都很鲜明。其中最为突出,一生为老百姓的事情呕心沥血、操心操办的,我认为是周总理和李先念。李先念当了26年的国务院副总理,长期分管财贸工作,不能不抓人民生活,这种工作分工可能是一方面的原因,但不完全。还有另一方面的因素,就是心系人民生活。革命胜利以后,回到故乡和当年战斗过的地方访贫问苦,寻找一同参加革命、现在是普通老百姓的伙伴闲话家常,了解民间疾苦的,在老一辈革命家当中不是很多。他们下去,往往是为了调查研究重大政策问题,要听到真话,而选择了出生地和根据地。只有李先念,是在在位的时候而不是退休以后,一再重回故乡和老根据地访贫问苦,而且为老根据地做了大量的好事。有些国家重点项目,他从不避嫌,安排在老区建设,帮助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受到老区人民的赞扬。
　　
　　群众生活是执政根基
　　
　　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讲,始终不脱离群众,真正关心群众疾苦,是永葆青春的法宝。世界上有一些政党,上台以前和群众联系很密切,上台以后就把拥护她的人忘掉了,高高在上,以权谋私,因此很快失去执政根基,自己也就下了台。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要关心群众生活,碰到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国家很穷,国力很弱,有限的资源在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安排之间如何分配成了一个两难的大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农业、轻工业不受重视,发展受到影响。但是,由于我们党是在群众斗争当中成长起来的,群众观念强,关心群众生活,没有出现大的问题。1958年,也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起步之年,遇到“以钢为纲”的“大跃进”运动,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受到严重破坏,农业、轻工业进一步被挤压。接着,三年经济困难,加上工作中的失误,造成人民生活的极大困难。
　　1959年7月2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要讨论的18个问题,其中就有“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关系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中央采纳了毛主席的建议,决定实行“农、轻、重”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提出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时,首先安排和保证农业、轻工业的需要。毛主席还强调说,要把“衣食住用行”安排好,这是人民生活当中最基本的东西,是关系到六亿五千万人民群众安定不安定的大问题。1961年12月 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搞十年计划,并分为两个阶段,1967年以前(即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基本解决吃、穿、用问题。1962年初,在中央召开的西楼会议上,周总理有一个著名的插话。他说,现在应该就国民经济的方针写一副对联,上联叫“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
　　作为国务院分管财贸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是“农、轻、重”方针的重要执行者,为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吃、穿、用问题,操心操办,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个人和李先念工作上有所接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当时,我在纺织工业部工作,先后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纺织工业部原本属于工业交通口,归薄一波领导。因为当时整个方针是片面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工业交通口的国家资源分配和重点项目安排,纺织工业部很难排得上队,事关人民群众穿衣的大问题解决不了。中央在决定实行“农、轻、重”方针以后,于1959年把纺织工业部、第一轻工业部、第二轻工业部从工业交通口划转到财贸口,交给李先念领导。当时,李先念每周都召集会议,我经常随钱之光部长到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当后排议员听会,直接感受了李先念在严重困难情况下的为国为民情怀。
　　我觉得,如果纺织工业部、第一轻工业部、第二轻工业部这些部门不归李先念管,他没有手段,解决不了人民群众的吃、穿、用的问题。但是,归他管了,如果他不是发自内心地关心群众,在这上面花大力气,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好。下面,我就讲讲李先念为解决吃、穿、用问题所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举一反三,管窥李先念的人民公仆一生。
　　
　　用“民以食为天”理念抓粮食
　　
　　中国的吃饭问题,本来经过合作化,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农业发展比较顺利,解决得比较好。但是后来“大跃进”,搞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对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的破坏,粮食大幅度减产。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浮夸风盛行,各地都弄虚作假,争放粮食高产“卫星”,即使发现了问题也不改口,还是虚报。这就导致了粮食的高征购,向农民征了过头粮,人民群众生活越来越陷入困境。
　　1958年,纺织工业部机关组织了140多个机关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到河南农村锻炼。我们去的地方是河南偃师县大口公社,一个副局长担任领队,我和另外一个同志担任副领队,分别带领六七十人,住在好几个村子里。副局长是一个老干部,他参加县委班子。我开始的时候挂名高级社的副主任、副书记,不久高级社改成人民公社,我在人民公社里面挂了一个副书记的职务。挂职是为了有事情找当地政府方便,人都还在村子里,和老乡一起,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有的时候,我们也去公社,参加会议,听上级指示,讨论当地的一些工作问题。这段经历对我的触动很大,老百姓的生活那时真是很苦啊!我们一直吃白薯,没有一点别的吃,弄得成天老是大便。后来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实在没有东西吃,就吃“跃进馍”,名字很好听,其实就是用很少的一点玉米面把榆树叶子和榆树花粘在一块,吃了胃发烧,不舒服。当年国庆节以后我们回到北京,中组部要我们去汇报,了解农村情况。纺织工业部领导一再告诫:你们要注意,不要尽讲问题,问题和成绩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但我还是汇报了老百姓的艰难生活和干部的浮夸风、强迫命令风。
　　对“大跃进”中出现的严重问题,李先念能听到真实反映,涉及群众生活问题又归他管,因此他很着急。但是他要讲真话,也是不容易的,因为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他都是挨批对象,他完全清楚毛主席的态度。各地的领导在毛主席面前拍着胸脯说亩产多少多少,报纸上吹得天花乱坠。而且在庐山会议上,因为基本同意彭德怀的意见书,李先念虽然没有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但也被列入有右倾思想的“一批二帮的对象”,被迫检讨。李先念没有顾忌这些,1960年初几次向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写报告,汇报全国粮食危机状况,提出解决意见。他的报告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其后的一天,毛主席约李先念到住处谈工作。李先念到中南海丰泽园时,毛主席正靠在床上看书。毛主席笑着对李先念说:“杞国人来了,请坐下。”言下之意,李先念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是杞人忧天。毛主席接着说:“你是怎么搞的,报纸上讲形势大好,你老是泼冷水,讲什么都不好,你是怎么想的?你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你可不要学杞国人啊!”李先念说:“我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担心全国几亿人吃不上饭呀!主席你不担心吗?你不要听报纸上吹的那一套,形势不是大好,也不是小好,是一点也不好,老百姓在挨饿,已经饿死了不少人。有些省一方面说粮食大丰收,另一方面向我写报告要救济粮。”毛主席听到李先念这些话,感到吃惊,便让李先念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严峻情况。李先念实事求是地汇报了全国粮食购销的严峻形势。毛主席不仅细心地听,而且不时地提出问题,李先念一一作答。通过这次谈话,毛主席了解到全国粮食购销的实际情况,接着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汇报,讨论粮食问题,决定采取非常手段调运粮食、从国外进口粮食、统筹安排粮食消费标准、精简城镇人口四项紧急措施,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应对粮食危机。有一种说法,曾经流传很广,说李先念是“不倒翁”,这种说法是不公道、不负责任的。李先念在历次政治斗争中确实没有倒。为什么没有倒?依我看,是因为他没有个人野心,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党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并没有为了保职保位而一味逢迎,更没有颠倒黑白。在关键问题上,他是能够挺身而出的。刚才说的粮食问题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如果他一味为了保职保位,就不会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反映真实情况。这样最后倒霉的是国家,是老百姓。当然,李先念自己把话讲得更明白,他曾对一位高级将领说:我要倒是很容易的,但我倒了,以后谁来做事情,你们谁来解放?
　　
　　那时候,粮食问题只是暂时缓解了。没过几年,随着三线建设的大规模展开,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爆发,极左思潮泛滥,“农、轻、重”方针实际上被改变了,农业、轻工业再次受到破坏,人民生活的困难更加严重地凸现出来。粮食、棉花的生产供应长期徘徊,甚至每况愈下。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在李先念主持下,我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当时称“四三方案”,引进4套化纤和13套化肥以后,情况才逐渐改善,并最终为80年代解决吃饭、穿衣问题奠定了有力的物质基础。
　　粮食生产,由于受耕地面积限制,我国多年的努力方向都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单产有很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肥料,所谓“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就是这个道理。我国化肥工业,在著名化学家侯德榜的主持下,设计了“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氨”工艺,规模为年产2000吨装置,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小化肥”。全国共建了1533个。小化肥数量上来了,但质量不行,它的肥效,即有效养分只有17.7%,有些还达不到。而当时国际上已经兴起的大型化肥厂生产的尿素,有效养分高达46.3%,肥效接近“小化肥”的3倍。据农业部门施用资料介绍,施用1公斤尿素可增产稻谷4—5公斤。尿素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
　　“四三方案”的最早引进计划是4套化纤、2套化肥,后来发现这批装置先进,生产的尿素增产效果显著。李先念决心扩大引进,经请示周总理同意,增加到13套。以后,又继续引进,结合国内的国产化设备配套,大化肥总数达到33套,年产尿素1593万吨。按照1比4—5的增产效果计算,1593万吨尿素可增产稻谷近6500万—8000万吨,占200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46218万吨的14%—17%,增产效果十分显著。
　　上面讲的事,现在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以为粮食增产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我认为,我国吃饭问题的解决,除了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因素外,主要得益于两条,一条是以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为代表的高产品种,一条就是尿素。没有这两项物质技术条件,面对市场急剧增长的粮食需求,我们将无法应对。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总是在生产关系上做文章,总是希望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把生产搞上去。事实证明,这样做作用是有限的,操之过急还会适得其反。农业要发展,从根本上来讲,还是要靠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李先念对此很清醒,一有机会就在这方面做文章,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我们今天的好日子,不要忘记第一代领导人所花的心血,他们是幸福的真正播种人。
　　
　　用“衣被天下”情怀抓纺织
　　
　　穿衣问题,上面牵动到中央,下面牵动到家家户户。从1954年国务院通过《关于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开始,到1983年宣布取消布票,中国实行了长达30年的发布票的政策。我查了一下,1968年我们城乡居民布票的定量,每个人只有9尺,勉强可以做一套衣服。穿衣问题成了家家户户的心病。现在年轻人不能理解这样的事情,什么“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老大穿新的,老二穿旧的,老三穿补的”,现在哪有这种事情,都成了历史故事了。
　　当时解决穿衣问题,最大的困难是纺织工业原料供应不足。当时,中国纺织工业的原料主要是天然纤维,而在天然纤维中又主要是棉花,但棉花的产量长期停留在年产4000多万担的水平上。毛主席曾经讲过:“解放这么多年,吃饭和穿衣问题还解决不好,怎么向人民交代?”他指示:必须把粮食抓紧,必须把棉花抓紧。但实际上,种粮食与种棉花有一个粮棉争地的问题,如果增加棉花产量,就要增加棉田面积,势必减少粮田,进而引起吃饭问题,那就会影响到全局,毕竟粮食是最重要的。
　　解决穿衣问题的出路在哪里呢?当时世界上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它们解决穿衣问题的出路,都是走发展化学纤维、以工业原料代替农业原料的道路,而化学纤维占它们纺织用原料的比重达到40%甚至更大。为了解决中国纺织业的原料问题,进而解决穿衣问题,纺织工业部曾借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专门向中央写报告,提出“实行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得到中央的批准。
　　发展化学纤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技术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所以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主要是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展纤维素纤维,即粘胶纤维,俗称人造丝、人造棉。粘胶纤维的主要原料是木材,后来我们又采集棉花籽上的短绒作为原料。但这样发展粘胶纤维,原料仍受到很大限制,我们国家木材是很短缺的,而棉短绒也有限,一百斤棉花也采集不到一斤棉短绒。第二阶段是60年代从日本引进技术,以煤作为原料,发展维尼纶纤维。全国共建了9个维尼纶厂,产品在市场上一度热销,因为购买它不要布票。但维尼纶穿在身上不舒服,不挺括,给人感觉疲疲塌塌的,不受群众欢迎,最后也搞不下去了。第三阶段,以石油作为原料,发展合成纤维,最受群众欢迎的涤纶(商业名称叫“的确良”)、腈纶(人造羊毛)这些纤维,都属于此类。
　　发展化学纤维,起步是很艰难的。新中国的化纤工业没有基础,1957年只有一个实验性的小厂,年产量仅200吨,是做人造丝的。而且化纤工业最早归化工部管,在化工部主管的13个主要行业中,化纤工业的地位排名倒数第一,资源分配排不上位置,因此化学纤维一直发展不起来。直到纺织工业部划归李先念管,中央又把化纤工业划到纺织工业部,化纤工业才开始真正起步。化纤工业的每一个阶段,从粘胶纤维、维尼纶纤维到合成纤维,都是在李先念领导支持下发展起来的。
　　发展粘胶纤维,用木材作原料,在加工过程中,要把液态的纤维浆料变成丝,需要经过一个关键的喷丝板,而制造喷丝板则需要一种精密机床,国内不能生产,要从国外进口,一台设备就要一百万美元,在当时来讲,是相当昂贵的。我听李先念讲,他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讲,你不是管财政吗?你可以“三只手”嘛。毛主席的讲话是很有深意的,所谓“三只手”,就是可以用一些不那么合乎程序的办法来解决这个事情。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走的话,钱可能批不下来,但毛主席说可以“三只手”就有了变通的根据,谁也不能怎么样了,后来李先念就批了钱,进口了这台精密机床。再比如做喷丝板的材料,耐腐蚀性非常强,它的板面一定要用铂金。当时铂金归人民银行管,而人民银行也是李先念领导的,他就给纺织工业部批了铂金。
　　在70年代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中,最早计划引进的是4套化纤项目,合计投资占总投资的34.14%,比重很高,由此可见李先念解决穿衣问题的决心。打倒“四人帮”以后,纺织工业部提出在江苏省仪征县建设一个全国特大型化纤企业,这个企业建成投产以后,再加上原有工厂的扩建,全国化学纤维总产量可以达到100万吨。李先念同意这个规划,并把目标提高到200万吨。 通过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李先念为发展化学纤维、解决穿衣问题而作出的努力。我觉得,虽然中央批准了“实行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但是如果没有李先念的领导、策划,并亲自解决关键问题,化学纤维还是不可能快速发展,穿衣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经过长时期的努力,特别是引进4套化纤项目的“老母鸡”作用,加上后来改革开放大环境的推动,中国化纤工业发展迅速,2008年产量达到2405万吨,成为世界第一化纤大国,也是世界第一纺织品生产和出口大国。中国使用的纺织品原料总量中,化纤占了三分之二还要多,这对于减轻农业负担,对于衣着的丰富多彩,对于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都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条件。中国在穿衣问题上的翻天覆地变化,饮水思源,我们不能忘了周总理和李先念的远见卓识与领导有方。
　　
　　体恤民情,抓民生日用
　　
　　最后讲用的问题,因为涉及的范围太广,只能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妇女用的头发夹子。这是我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刚开始接触到李先念,感受最深的一件事。当时,我随钱之光部长参加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会议,听到李先念在会上谈这件事。李先念讲得很风趣,说现在妇女买不到头发夹子,都是披头散发,脑袋上顶的几百吨钢没有了。当时正值“大跃进”的高潮,“钢铁元帅升帐”,钢材大都用于建设重工业了。头发夹子是手工生产的产品,归第二轻工业部管。妇女买不到头发夹子,就向商业部门反映。商业部门找第二轻工业部,第二轻工业部说订不到钢材,没法生产。李先念因为这个事情,找这个部门那个部门,特别是冶金部,强调无论如何要解决几百吨钢,妇女不能再披头散发了。在他的努力下,这个问题最终得到解决。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李先念确实心系群众,一个大国的副总理,为这样一件具体的事,操心操办到这个程度,怎么赞扬都不过分。一个执政党的纲领不管说得多么伟大,如果妇女老是披头散发,在妇女心目中就是伟大不起来,连头发卡子都买不到,怎么拥护你啊!
　　第二个例子,就是做洗衣粉原料的烷基苯项目。洗衣粉是现在每家每户每天都少不了的,城市也好,农村也好,都是如此。但是过去要凭票供应,数量极少,洗衣服主要靠肥皂。肥皂是用天然油脂做的。三年困难时期,人都没有吃的了,哪里还有油脂来做肥皂呢?当时李先念找轻工业部研究,通过实验的合成脂肪酸工艺技术放大以后,搞了一批小厂,用化学原料来生产肥皂。但是因为技术问题没有解决,生产出来的肥皂臭味太大。李先念给我们讲笑话:煤矿工人从井下上来,没有肥皂洗手,脸是黑的,老婆不让上床;后来用了合成脂肪酸做的肥皂,脸上有一股臭味,老婆还是不让他上床。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局面。后来我们把几十个技术引进的小厂统统关了,这主要靠了70年代“四三方案”中引进的南京烷基苯厂,当时引进的规模是年产5.2万吨,后来经过改造扩建,2003年达到93453吨。以这个厂为基地,又同台湾的企业合资,另建了2个厂,3个厂加在一起,2003年产量是14.6万吨,除了充分满足国内需要外,还部分向国外出口。现在看起来洗衣粉算不了什么,但当年解决起来是相当艰难的。
　　第三个例子,是中国瓷器。前几年,苏州丝绸工学院出版一本《中国丝绸史》,请我作序。后来,学校专门为该书出版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发布会,请了很多人出席。我也参加了,并作了简短发言。我说,中国四大发明了不起,火药、造纸术、活字印刷、指南针对人类贡献很大。但是,我同时认为,瓷器、茶叶、丝绸,这些中国从古代到近代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对人类的影响不在四大发明之下,从某些方面来讲,甚至影响更大。在这些物品上,中国历朝历代不知下了多少工夫,但现在同西方发达国家比,中国瓷器的质量已不敌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的高端产品。
　　由此我又想到了李先念,在他领导下,中国的瓷器制造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外国人看瓷器,有几个要求,一是瓷器外形要严格一致,无论多少个,都应该完全一样;二是所有瓷器上的图案要一致,颜色不能有深有浅;第三是瓷器底部要光滑。当时我们的瓷器技术,有时外形、图案不太一致,底部也比较毛糙。有一次,我听李先念专门谈到这件事。他说,外国人西餐招待会都是长桌子,几十个人坐在一起。服务员放盘子,不是像我们一个一个摆,而是一个一个扔。如果盘子底部是光滑的,就能自行移动到相应位置;如果底部毛糙,就会在桌子上停住。这样的盘子外国人不喜欢,不会进口。李先念是听外贸部门的同志反映知道的。他听进去了,而且给我们讲,要我们想办法解决,以便增加出口。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炉窑和焙烧时的温度控制。为解决这个问题,李先念特批我们进口炉窑,并以此为借鉴,研究改进。现在中国瓷器的质量,已在整体上上了一个大台阶。
　　上面所讲的,就是李先念为执行“农、轻、重”方针,解决人民群众“吃、穿、用”的问题所做大量工作的一些事例。其中,我觉得最集中、最突出的是“四三方案”。 这次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贯彻了“要集中力量,切切实实地解决国民经济中几个关键问题”的指导原则。这是“四三方案”规定的六条引进原则中的第一条原则。当时,我国国民经济面临许多问题,其中影响面最大的是八亿七千万人的吃饭、穿衣等问题。“四三方案”中用于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化肥、化纤和烷基苯项目,就占了全部引进项目26个中的18个;总投资136.8亿元,占“四三方案”全部投资的63.84%,重点十分突出。
　　我认为,评价一个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主要是看他(她)在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三个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民族独立、国家富强都是矢志追求的,成绩斐然,但对于人民生活,则往往过于强调牺牲、奉献,在制定和实施方针政策上有偏差、缺陷。这种做法,短时间还可以,时间长了是不行的。我拿这三条评价李先念,他各个方面都做得很到位。李先念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众所公认的。在李先念一生中,西路军经历是很伟大的一段。西路军所承担的牺牲、屈辱,只有李先念这样的人才能经受得起。我今天重点谈了李先念为人民幸福所做的工作。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国不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不行的,因为这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涉及到捍卫民族独立的根本问题,但是长期这样搞,不解决人民群众生活问题也不行。李先念在他的工作岗位上,不仅当时解决了一些关键问题,而且为后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纵观历史,用人民公仆概括李先念,是恰当的,准确的。
　　(责任编辑汪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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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历程 作者：刘鸿儒 《百年潮》 2009年第5期 字数：3220 字体： 【大 中 小】

　　1959年我从苏联留学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从此和金融结下了不解之缘。1979年，我担任中国农业银行常务副行长，负责组建了农业银行。1980年，我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主管金融体制改革；1990年至1992年，我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继续研究和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作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见证人、亲历者，我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情况作一简要回顾。
　　
　　邓小平为金融改革指明方向
　　
　　“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的银行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被破坏。当时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提出要取消货币，“革命”群众提出要取消利息，认为收取利息是剥削行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被迫想出一个过渡办法，设立了有息和无息两个柜台，由存款人自选。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下，纠正了这个做法。但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文化大革命”期间，银行的各种规章制度还是受到了破坏，甚至人民银行与财政部门合并到了一起。我当时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代表，同财政部商谈过合并办法，只保留了一个银行业务组，其他司局合并到财政部有关司局，各省市也照此办理。
　　粉碎“四人帮”后，根据形势的变化，1977 年12 月，国务院召开全国银行工作会议，决定银行恢复独立的组织系统，整顿银行秩序和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强调发挥银行的作用。当时我在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工作，参与起草了这次会议的文件，其主要内容是宣布财政和银行分家，恢复银行的独立体制。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从农村到城市，各项改革工作都在积极推进。在此背景下，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银行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改革的要求，社会各界对发挥银行作用、推动银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银行起不了多大作用，它只是一个会计、出纳、金库。但是银行怎么改革，并不很清楚。
　　就在想改革又不知怎么改而感到困惑的时候，传来了邓小平关于“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的讲话。他在1979年10月4日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明确指出，银行应该抓经济，现在仅仅是算账、当会计，没有真正起到银行的作用。要把银行当做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为我国银行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当时关于这次讲话还没有文件。我们在机要室查了这次会议的简报，从简报上看到了邓小平讲话的内容。许多多年从事银行工作的同志对这个讲话的内涵非常敏感，特别激动，感到这个讲话抓住了要害。邓小平关于“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的指示传达后，我们这些从事金融体制改革的工作者，感到心明眼亮，知道劲儿该往哪里使了。
　　按照邓小平的指示精神，为把银行建成真正的银行，从1979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研究如何搞好银行改革问题，第一步就是注重存款和扩大贷款业务范围。因为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分散在社会上的资金越来越多，人民群众手中的余钱也逐渐多了起来，通过银行集中闲散资金搞建设，发挥银行作用就成了一个紧迫的问题。银行扩大了贷款范围，突破了只限于流动资金贷款的限制，开始发放技术改造贷款和固定资产投资贷款。这项改革，现在回过头来看动作并不大，但在当时却遇到了传统观念的阻力，引起了全国范围关于银行作用的大讨论，也就是“大财政、小银行”与“大银行、小财政”的争论。
　　过去我们实行财政统收统支制度，企业的纯收入全部上缴，需要扩大固定资金和定额流动资金全部由财政拨款。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在银行的存款很少，银行除个别情况外，一般不能发放基本建设贷款。银行只是充当会计和出纳的角色，只是货币发行公司，不是真正的银行。
　　农村实行改革以后，以公社、大队集体经营转化为以农户为主体经营，农村资金包括生产运营资金都转到个人手里，因此，农村储蓄存款增加了。城市里，企业推进改革首先是扩大经营自主权，留给企业自己的钱多了，但分散了，财政能集中的钱少了，财政遇到了困难，社会资金只能通过银行来聚集。新中国成立以来，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平均都在30％以上，改革开放以后逐年下降。国民收入中通过财政不能集中的初次分配部分，在使用前基本存在银行里。这就是说，银行局限于会计出纳的地位已经不适应改革的需要，应发挥其融通资金和调节经济的作用。关于银行作用问题按传统的观点对待就不适应了。在这种情况下，财政体制和传统的财政思想受到猛烈的冲击。反对者认为，银行扩大贷款范围的资金来源是储蓄存款，这是“笼中虎”，放出来用做固定资产贷款是有危险的。
　　从领导层来说，当时国务院也认为银行非改革不可。1980年6月和8月，国务院连续召开会议讨论金融改革问题，由中国人民银行汇报改革工作。当时国务院领导同志对银行问题发表了很多重要意见，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一是钱多了，二是分散了，所以要通过金融机构来调节”。强调根本问题是银行要迅速改革，并提出要研究两个问题：一是财政和银行的关系问题；二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新情况，研究如何搞活的问题。当时主持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也提出，银行要搞活，在财政有困难的时候要把银行搞活，有利于克服财政困难。他提出要给银行自主权，给更多的活动领域，要银行承担更多担子，要银行到社会上吸收资金。一些基建性质、周期不长、有利润的项目，财政拨款可减少，转到银行贷款没有什么危险。
　　这次关于银行性质的争论，实际上讨论的是如何处理财政和银行的关系问题，涉及到如何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问题。在这次争论中，理论界和专家们的意见是比较客观的。1980年12月，我在上海金融学会作了题为《发展商品经济与银行改革》的学术报告，从市场的角度讲了金融改革的主要思路，并第一次提出银行也要竞争的问题。
　　这次争论之后，银行贷款范围扩大了，如建立了技术改造贷款、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制度。后来企业流动资金全部改由银行贷款，取消了财政拨款。这次争论对改变当时的传统体制、发挥银行作用起了重要作用，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打下良好基础。
　　为了更好地发挥银行作用，当时我们也对银行体系进行了一些改革，重点是分设专业银行，实现金融机构多元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而且确定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当时中央主管农业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借鉴国际经验，要求恢复设立中国农业银行，以利于更好地支援农业。但是，当时在金融界担心农业银行成立以后又被撤销。新中国成立以后，农业银行的命运经历了“三起三落”，当我们强调农业发展时，就设立农业银行，但由于农村商品经济不发达，业务量不大，农业银行与当时的人民银行机构重复，遇到精简机构时就撤并了。当时国务院领导同志要中国人民银行写报告，提出恢复农业银行的方案。我负责起草文件，多次召集会议，征集意见。主管农村金融改革工作的同志担心重蹈过去的覆辙，来个“四起四落”。最后大家分析，这次是在农村改革中提出恢复农业银行，以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为基础，与历史情况有很大不同。所以大家统一了认识，提出了方案。国务院于1979年2月23日正式恢复中国农业银行。当时任命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方皋担任行长，我受命担任常务副行长，具体负责组建农业银行。为了加快组建工作，我们就在西交民巷原人民银行的一栋旧楼里开始办公，从仓库里把原来的中国农业银行的牌子拿出来挂上。后来的实践证明，农村改革了，商品化程度高了，市场发展了，农业银行不但没有“落”下去，反而“起”得快，迅速得到壮大。
中国农业银行分设后，原归并到中国人民银行内部作为一个部门的中国银行于1979年3月单独分设；1979年8月，国务院决定分设中国人民建设银行；1979年10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这家公司的带动下，各地都要求并相继成立了这种机制灵活、能够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机构。与此同时，城市信用社也在各地蓬勃发展起来。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建立，初步改变了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垄断的格局，出现了新的生机。但这种格局也引发了一些混乱局面，迫切要求成立一家管理专业银行和全国金融秩序的中央银行。
　　当时出现的新问题是：金融机构开始多元化，竞争局面逐步形成，但没有建立中央银行制度。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担负着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双重职能。在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分设以后，人民银行还承担着城市工商信贷业务和城镇储蓄业务。人们形象地说，人民银行既当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不能处于超脱地位。各专业银行在利益驱动下，自我约束机制又不强，出现了抢占地盘、争放贷款的现象，导致信贷失控。当时的人民银行，一方面被自己办理的工商信贷业务牵制了领导精力，一方面手中也没有必要的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管理专业银行和金融秩序。这种情况无形中降低了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地位。研究中央银行制度已成为客观必然的发展趋势，也是各方面的强烈呼声。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要建立中央银行制度，必须突破理论禁区和传统观念，也势必展开一场大讨论。从1981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对要不要建立中央银行制度、建立什么样的中央银行，展开了热烈讨论。
　　1982年初，根据国务院的指示，中国人民银行组织了“银行机构改革小组”，我是召集人和主持者，集中各方面的意见，并组织各专业银行深入讨论。各方面围绕着要不要和如何建立中央银行的问题，形成了三种主要意见：
　　第一种意见主张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制度，认为应该建立各种专业银行，并把工商信贷业务和储蓄业务从人民银行分出去，使人民银行成为单一、纯粹的中央银行。当时的银行机构有人民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还有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和各种投资公司，但没有一个专门机构来管理和协调全国的金融活动。金融领域存在着步调不一致、政策不统一、相互抵消力量的问题，亟需有一个统一管理全国各种金融机构、协调全国金融活动的机构。而当时人民银行又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因为各专业银行认为人民银行的工作重心是在工商信贷方面。不是单一的中央银行，说话不公道，也就树不起权威。只有成立单一的中央银行，才能从组织上获得保障，才能解决统一管理和协调金融活动的问题。从货币发行和资金必须集中统一管理的角度看，也必须成立一个超脱于一般信贷业务的中央银行。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维持现状，由人民银行发挥中央银行的作用。有的同志说，农业银行从人民银行分家，除了机构加倍、领导干部加倍、汽车加倍、人员加倍、开支增加以外，几乎对国民经济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因此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千万别再分出去，分家的苦头吃够了。这种意见认为国务院已经发文肯定了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地位，按此办理就是了，没有必要单独设立。最重要的是，这种意见提出，工商信贷和储蓄存款是我国银行调节货币流通的重要手段，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三大政策，即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率政策，在我国短期办不到，在这种情况下人民银行不应把手中调节货币流通的职能分出去，把自己架空。
　　第三种意见是从根本上反对成立许多专业银行，主张恢复人民银行过去的体制。这种意见认为，当前提出成立中央银行的问题，是由于成立专业银行以后人民银行与专业银行之间出现了许多矛盾，很多重要问题无法解决造成的。
　　从上述讨论的情况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刚刚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传统的计划经济思想体系、理论基础、习惯势力占主导地位，各种要素市场刚刚起步，人们对市场经济没有多少知识，更没有实践体会，所以对中央银行这个市场经济的产物不理解、不接受。尽管观点不同，但都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管理的色彩。比如对分设专业银行的看法，并没有从建立商业银行的角度提出问题和研究问题，因为当时还没有确定建立商业银行的目标。
　　由于分歧较大，一时难以定案，当时只好采取了过渡性的临时协调矛盾的办法：国务院发文明确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是在国务院领导下统一管理全国金融的国家机关，各银行在相关业务领域接受人民银行总行领导，人民银行继续担负办理工商信贷业务和城镇储蓄业务的任务。
　　这个过渡性办法虽然使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职能有所加强，但原有矛盾并没有解决，而且有发展的趋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为此提出三条建议：一是人民银行要统一管起来；二是要发挥专业银行的作用；三是人民银行屁股不要坐歪了。
　　1983年以后，我国经济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讨论的深入和形势的发展，许多同志终于认识到，人民银行要成为一个有权威的中央银行，就必须把工商信贷业务和储蓄业务从人民银行分出去，另成立工商银行。同时，人民银行和专业银行的关系要作明确规定。因此，成立中央银行的步伐加快了。
　　1983年上半年，姚依林、段云找中国人民银行的几位副行长分别谈话，设想另外成立一个中央银行，这预示着建立中央银行的讨论告一段落，进入具体设计和实施阶段。1983年8月，国务院成立中央银行筹备小组，由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和一部分专家组成，负责具体研究设计方案。
　　关于中央银行的名称，姚依林提出可否单独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银行，人民银行成为专业银行，承办工商信贷和储蓄存款业务。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同志反复讨论，提出应由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另设工商银行为好。其理由一是人民币流通多年，改印困难；二是人民银行自1948年成立以来， 一直是唯一的国家银行，人人皆知，突然变成专业银行，不易被理解和接受。从我个人来说，我一直主张叫中央银行，名正言顺，并可以减少解释工作。当然，保留人民银行的名称，久而久之，人们了解了，也就不必多解释了。最后国务院领导同志接受了这个意见。1983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正式宣布中央银行制度的确立。1984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正式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就专司中央银行的职能了。
　　最初讨论时，专业银行不愿意接受中央银行的领导。中国人民银行的意见是，专业银行作为企业要由中央银行领导，应建立中央银行领导下的各专业银行分工协作的银行体系。而且强调，中央银行的领导是实体的，不能是虚的，不能搞成“协商会议”。在20世纪80年代初，各种经济手段都不可能运用，如果再没有行政领导关系就执行不了中央银行的职能。这个思路符合逐步推进改革的要求，但实践中难以达到要求。直到1984年出现信贷失控以后，国务院才确定中国人民银行对各专业银行的领导关系。
　　中国人民银行单独执行中央银行职能以后，原来归中国银行执行的外汇管理职能也划归了人民银行。
　　当时讨论中央银行的职能时，都强调要保持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此设立了由人民银行及有关部委和专业银行负责同志参加的有权威的理事会，对重大问题作出决策。但这种做法在实际中难以操作，理事会悬在中间，很难发挥作用。
确立中央银行制度，可以说是金融体制改革的革命性突破。由于缺乏经验和必要的外部环境，当时确立的中央银行制度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和充实。随着改革的深入和人们认识的提高，中央银行也在逐步向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迈进。人民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中，越来越多地运用经济手段，逐步弱化行政手段的作用。1992年，成立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1998年和2003年，对保险业和银行业的监管职能也先后从人民银行分出去，分别建立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人民银行专注于行使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等中央银行的职能。
　　
　　金融体制改革方案的形成
　　
　　
　　20世纪80年代初，在热烈讨论中，银行改革开始推进了：业务范围扩大了，活动方式增多了，金融机构也增加了。但对如何全面推进改革，尚没有整体方案。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扩展到城市，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体制。《决定》还提出：“在改革价格体系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税收体制，改革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关于金融改革，只讲了这么一句话，很不清楚。我为此问过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同志，他解释说，目前还看不准。财政像透明的茶杯，收支是透明的，一目了然；银行资金运用是不透明的，搞不好要出大事，像美国1929年至1933年经济危机时期出现的“黑色星期五”。
　　在通过《决定》之后，国务院决定成立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由我任组长，请财政部的一位老副部长谢明同志和年轻学者周小川、楼继伟、宫著铭参加。根据领导指示，我还请了我的学生——当时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学习的吴晓灵、李弘等参加。我们做了调查，听取了各方面意见，包括外国专家的意见，形成了初步方案。其总体设想是建立灵活、高效、多样的金融体制。
　　在这个方案里，改革的主要构思都提出来了。1984年12月向国务院作了汇报，国务院领导同志认为改革思路可以，但实施暂时有困难。因为1984年底我国信贷出现失控，通货膨胀加剧，中央已决定1985年紧缩银根，调整经济，因而不能讨论这个金融改革方案。后来这个方案交人民银行分行长会议讨论，经多方面意见汇总，系统整理，于1985年1月又向国务院作了一次汇报。汇报之后，金融体制改革内容正式列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并在1985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对金融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方向作了原则规定，在我们制定的关于“七五”期间金融体制改革的设想中，把这些原则又具体化为四个目标，就是说金融体制改革要建立和完善四个体系：（1）建立宏观控制有力、灵活自如、分层次的金融控制和调节体系。（2）建立以银行信用为主体，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多种信用工具聚集和融通资金的信用体系，逐步形成不同层次的金融中心和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市场。（3）建立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各类银行为主体，保险公司等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4）建立金融机构现代管理体系。
　　当时在讨论金融体制改革方案时，人们就几个问题展开了争论。第一个争论的问题是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一种意见认为银行企业化是突破口。如果银行本身吃“大锅饭”，其对经济的制约作用就不存在了，经济杠杆本身不灵，又怎么能发挥其作用。对此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认为，如果孤立推进企业化很难行得通，因为这需要很多社会条件，而且银行是大银行，分支机构众多，企业化到哪一级还是一个问题。若等着银行企业化，则改革会失去机会，很难推进。还有一种意见，提出以建立金融市场为突破口。1984年5月在合肥召开的中国金融学会年会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分同学提交了一篇论文，提出以建立金融市场为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这在当时很敏感，也难以实行，因为银行间接融资占统治地位，市场没有形成，用金融市场来突破是很难做到的。
　　第二个争论的问题是银行之间业务交叉和竞争。我于1980年12月在上海作演讲时，第一次提到业务交叉和竞争问题，引起了很大争论。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讨论稿上，曾写上了业务交叉与合理竞争，由于一些到会的专业银行代表强烈反对，最后定稿时删去了“合理竞争”四个字。当时，我在会上找文件起草组说，允许业务交叉，必然出现竞争，回避不了。后来在1986年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加上了“合理竞争”的表述。
　　第三个争论问题是关于银行体系。我们提出要建立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国家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分工协作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以中央银行为中心还是为领导？按照经济规律来说，中心是客观存在的，领导则不是改革方向。但作为过渡期，在没有必要的经济手段的情况下，没有中央银行做领导就很难处理问题。中央银行刚成立，专业银行也不服中央银行管理，常常是直接对国务院发表意见，所以不强调中央银行的领导不行。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以专业银行为主体发生过一场争论。各家专业银行都表示自己是国家银行，怕说成是专业银行容易降低自己的地位。我说，中央银行也是国家银行，容易混淆。最后还是妥协了，把以专业银行为主体改为以国家银行为主体，最后改为以各类银行为主体。
　　形成这个改革框架以后，从1986年起，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在一部分中等城市进行改革试验，先是在5个城市，后来扩大到14个。主要抓了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实行银行企业化经营，改变吃“大锅饭”的状况；二是推进金融市场。1986年金融市场发展很快，先搞拆借市场，最早是武汉的有形拆借市场；其次是二级市场，沈阳信托投资公司自发地搞起了窗口交易，然后是上海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区证券业务部也搞了一个柜台交易。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我国的经济改革又掀起了高潮。特别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文件对改革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重新作了肯定。从此，金融改革有了新的进展，如汇率并轨，承认商业银行并允许商业银行竞争，成立政策性银行，组织地方合作银行，等等。到1995年底，除中央银行外，建立了3家政策性银行，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20多家其他银行，394家信托投资公司，96家证券公司，城市信用合作社5200多家，农村信用合作社50800多家，保险公司10家。
　　
　　探索商业银行体制改革之路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以后，商业银行体制改革成为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
　　1979年以来，关于专业银行改革的讨论一直在进行，思想认识有个不断深化的过程。1992年之前，特别是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一度出现思想反复，有一种思想认为市场化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人在批判“全盘西化”的口号下否定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方向，认为商业银行姓“资”，不姓“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商业银行”这个词不能说，只能讲“新型银行”、“综合性银行”。每次召开研讨会，只能称“新型银行研讨会”等，真正意义的商业银行始终得不到承认。1993年以后，“商业银行”这一提法才明确下来，允许多设商业银行，并且鼓励银行间的竞争，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金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形成以后，我们曾计划集中力量改革国有专业银行，并于1986年在沈阳、大连等城市进行了以城市为中心的银行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探索在小范围如何把银行搞活，试点结果是不成功的。原因是各家总行的要求与各地的做法有矛盾，难以协调，各家总行在经营上又受财政的制约，权力难以分散下放。所以后来决定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组建新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强化专业银行的竞争对手，以样板的力量来推动专业银行的改革。这既有利于统一思想，又有利于摸索经验。
　　按照这个思路，从1987年到1996年，我国先后建立了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招商银行等11家新型商业银行。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些新建的商业银行机制灵活，效益良好。这些银行成为原来国有专业银行的竞争对手，为后来推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起到很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1984年以后，我们一直在研究如何建立政策性银行，实行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分离。因为要使国有专业银行真正转化为商业银行，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把政策性业务分离出去。迟迟没有推进的主要原因是有两个难题：一是如何划分政策性业务，二是如何解决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来源。直到1994年，国务院决定分别成立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三家银行分别承担由国有专业银行分离出来的政策性业务，提供了不少经验，但也没有解决如何建立政策性银行问题。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实行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取得了明显成效。这说明，经过多年的努力和探索，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多年的改革愿望基本得到实现。
　　（责任编辑刘荣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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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年财税体制改革回顾 作者：刘仲藜 《百年潮》 2009年第4期 字数：3262 字体： 【大 中 小】

　　1993年，党中央、国务院经过广泛调查研究和多次征求意见，慎重决策，从1994年开始实行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税体制改革。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涉及范围最大、调整力度最强、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财税改革。我当时任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1994年初又兼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是这场改革的第一责任人，感到其中值得回顾之处很多，现选取相关的几个片断，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段经历和体会。
　　
　　机不可失
　　
　　从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相应地，财政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虽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挥过积极作用，但由于集权过多，管得太死，抑制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因而，如何最大限度地增强经济活力必然成为改革开放的主要目标，当然也就成为财税改革的逻辑起点。
　　事实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经济体制改革，财税总是首当其冲；不管进行何种改革，都离不开财税的参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1993年，为适应经济体制转轨需要，以充分调动地方和企业积极性为导向，以放权让利为主线，形成了两个包干体制：一是财政包干制，二是企业承包制。无独有偶，二者最后都落脚到“大包干”。
　　
　　大包干体制对激发地方和企业的活力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所谓企业经营承包实际上是“包盈不包亏”，即使包上来的也跟不上物价上涨，物价一涨财政就又缺了一块，这些都造成了税收来源困难。同时，地方承包了以后，就有了这样一种心理：我增收一块钱，你还要拿走几毛，如果不增收不就一点都不拿了吗？于是就出现了“藏富于企业”、“藏富于地方”的现象，给企业减免税，造成“不增长”，然后通过非财政途径的摊派，收取费用。最后生产迅速发展，而税收不上来。这一财政体制的弊病，从北京和上海可窥见一斑。北京当时内部规定在包干期内，财政收入每年只增长4％，绝不多收，因为如果多收，超过部分就要与中央分成，分税制之后才发现北京隐瞒了八九十亿元的收入。又如上海，中央对其包干体制规定，以1988年核定的作为基数，超过部分中央与地方打五分成。结果，上海实行财政包干5年，年年财政收入是163—165 亿元之间，基本没增长。
　　如此，结果自然是是财源枯竭，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增长乏力，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即当时人们常讲的“两个比重”逐年下降，财政陷入困境，中央财政连续多年出现被动性的财政赤字。1993年在海南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我说，李先念同志兼任财政部长时有上衣和长裤穿，王丙乾同志兼任部长时，还有衬衫，到我这儿只剩下背心和裤衩了。会上有同志跟我开玩笑说：您可能连背心都没有，只剩下裤衩了。我说，过去旧小说里面常常提到国库空虚，当时不理解，今天当了财政部长，才理解了这四个字，而且体会非常深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对我说：你这个财政部长真是囊中羞涩呀！
　　为缓解财政困难，也曾想过一些办法：一是打费的主意，以费补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征“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1989年又出台了“预算调节基金”，直接以平衡预算为目标。二是中央财政向地方借钱，要求各省作“贡献”，共借了三次。名为借款，实际上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即使是比较富裕的地区也不愿慷慨解囊，所以闹得很不愉快，真是非常伤感情。这些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到1993年，中央财政的状况已难以为继，朱镕基讲，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到不了2000年就会垮台，这不是危言耸听”。
　　面对这种局面，从1987年开始，曾多次推动改革财政管理体制，在少数地区和企业中进行了“税利分流”和分税制改革试点，但局部的试点跟总体的政策发生矛盾，其结果不仅没有推进改革，反而被更不规则的放权让利所取代。
　　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犹如一声春雷，使得大家的思想豁然开朗。党的十四大做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决定，并明确了财税改革的方向和任务，即逐步实行“税利分流”和分税制。财政部门长期以来想干的事情、想搞的改革，终于可以向前推进。
　　1993年4 月2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听取了我和国家税务局局长金鑫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汇报。常委们不断插话，讨论是非常热烈的。我还记得一个很有趣的细节。江泽民总书记说，你们提的方案这么复杂，胆子不小嘛！金鑫很有意思，答了一句：科学嘛，就是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4 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批准了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并决定朱镕基负责几项重大改革方案的领导工作。
　　1993年7月中旬形成了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工商税制和分税制改革三个初步方案。7月22日，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决定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步伐，将原定的分步实施方案改为一步到位，要求9月份之前拿出具体方案，并于1994年1月1日起在全国推行。中央成立了财税改革领导小组，我任组长，金鑫和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任副组长。9月2日、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并同意财税改革方案。
　　
　　核心是分税制
　　
　　1994年财税改革涉及的内容较多，核心是分税制改革。分税制主要内容是，在划分事权的基础上，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支出范围；按税种划分收入，明确中央与地方各自的收入范围；分设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建立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制度。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提高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我就任财政部部长之初，曾向国务院领导说，中央向地方借钱这个办法不行，哪有“老子”向“儿子”借钱的？只有“儿子”来向“老子”要钱才有凝聚力。毛主席说：手中没把米，叫鸡也不来，更何况这么大一个国家呢？后来分税制改革决定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句话不仅仅是从经济角度来说的，也是有深刻政治含义的。
　　但是，如何分税，是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1993年设计分税制改革方案时，恰逢我国经济过热，固定资产投资失控，金融秩序混乱，通货膨胀严重。在经济环境并不宽松的情况下，既要达到提高“两个比重”的目标，又要致力于改善宏观环境。因此，在划分税种时是费了一些心思的：明确将维护国家权益和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分为中央税；为鼓励地方发展第三产业、农业和效益型经济，将主要来源于这些领域的税收，例如营业税等划为地方税；为淡化地方片面追求GDP，防止地区封锁，减少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将国家控制发展的一些消费品，比如烟、酒、高级化妆品实行消费税，而消费税100％归中央；当时最红火的加工制造业的流转税，改革前主要属于地方税源的产品税，改为增值税以后实行共享，中央拿大头；同时，为体现资源国有，国家要保留对资源税的分享权，考虑到大部分资源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资源大省一般都是财政穷省，大部分资源税全部留给地方，个别品种如海洋石油资源税划归中央。
　　增值税是税制改革后最大的税种，也是这次改革关键的内容。朱镕基在听取我们汇报后，在增值税的增量分成比例上，他提出了“高、中、低”三个分成比例，即“二八”、“三七”、“四六”的设想，请方案小组算算账，核心原则是“保地方利益，中央财政取之有度”。
　　8 月31日，在总理办公会讨论时，我们拿出 “高、中、低” 三个测算方案。只有个别人认为，要借分税制改革之机中央多拿一些，选择“高”方案，但大多数人不同意；也有个别人同意“低”方案。“高”、“低”两个方案很快就被否决了，更多的人倾向“三七”开的“中”方案。最后交给中央政治局讨论时确定分成比例为75︰25方案。同时建立一个超过上年增长部分给予返还的系数。
　　建立返还系数是激励地方的做法。以一个基期年为基点，按照分税后地方净上划中央的收入数额，作为中央对地方的返还基数，基数部分全额返还地方，而且逐年给予一定增长。究竟递增比率为多少合适？开始时，我们倾向按通胀率确定，朱镕基提出是否可以考虑按中央财政的实际增收比率系数化、指数化来确定。最后确定了一个1︰0.3 系数，即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平均每增长1％，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增长0.3%。1 ︰0.3系数，时间越长，返还的系数就会起变化，不断降低，这是因为分母、分子的大小差不断变化而引起的。
　　分税制改革是一个渐进式改革，朱镕基对河北省委及财政厅的同志说：这种改革是非常温和的改革，地方既得利益没有损害，而且返回去的不是“死面”，而是一块“发面”。
　　
　　
　　分设国税局和地税局
　　
　　1994年财税改革前，税法约束软化。省、市、县各级政府都有权减免税。除地方有意藏富于民的体制性原因外，征管体制也存在缺陷。当时全国是一个税务系统，实行属地化管理。在这种体制背景下，一些地方官员可以得心应手地大量减免税收。减免的税收中很大一部分实际上为应当上缴中央的收入。地方“请客”，国家“埋单”。企业减免税多了，财政就没有钱了，中央财政更没钱了。分税制改革后，如果在征收上不实行分开征收，税种划分再合理，执行中也会大打折扣。
　　在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大都分设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两套机构。如美国就设有联邦、州甚至地方税务局；日本不仅分设有中央税务局、地方税务局，还设有专门的税务警察局。这些国家都是总结了多年的经验才这样做的。
　　我国按照分税制体制要求，分别设置了两个税务局，一个是国家税务局，一个是地方税务局。国税局实行垂直领导，地方税务局实行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
　　当时也有不同意见，认为会增加税收人员。现在十几年过去了，情况如何？1995年全国税收人员共73.4万人，其中国税43.9万人，地税29.5万人。到2007年底，全国税务系统74.8万人，增加了1.4万人。其中，地税35.2万人，增加4.7万人，国税39.6万人，还减少了3.3万人。即使地税系统增加4.7万人，也有其相当的合理性。1995年决定将原由财政部门征管的农业税划给地方税务系统，由此，随业务划转，有的地方将一部分农税人员转入了地税系统，没有划转的地方招聘了一些农税工作人员。
　　当时设立两个税务局最大的问题，是税务系统的离退休职工怎么划分。后来朱镕基请示李鹏决定，税务系统的离退休职工，除非本人愿意留在地税局，原则上国税局全收。这就是说中央把离退休人员全部担起来了，由此解决了问题。
　　分设税务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举措。如果没有分设两个税务局，现在根本不可能每年征收到数以万亿计的财政收入。因为分设税务局，多盖了一些办公楼，这是事实。但它们之间的得失是不言而喻的。更为重要的是，分设税务局从制度上杜绝了拿别人的钱请客这一极不正常的现象，规范了税收征管秩序，净化了市场经济运行环境。
　　
　　关键是处理好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
　　
　　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是1994年财税改革又一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主体是以国有企业为骨干的公有制企业，非国有企业是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当时数量还不大，但其市场化特征比较明显。在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上，国有企业另搞一套，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这也是当时社会各方面议论较多的问题。因而，处理国家与企业之间分配关系的改革，核心是处理好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
　　国有企业改革走市场化道路，和非国有经济统一纳税，这在当时还是有争议的。当然也有不少人支持我们。我记得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的吴晓灵（后来是副行长），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就赞成我们的意见，认为应该统一征税，公平竞争。
　　改革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首先要客观分析实际情况。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所得税率高达55％，税后利润必须上缴；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还要承担相当大一部分社会职能，如职工养老、公费医疗等。此外，企业还办“社会”，如子弟校、幼儿园甚至政法机关。这些负担如果降不下来，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难以平等竞争，而承包制又面临诸多矛盾，诸多不平衡。
　　为了合理处理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1993年在财税改革的同时采取了六项措施：一是停征能源交通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二是普遍提高折旧率，并允许企业加速折旧；三是企业的技术开发费按实际发生额，进入成本费用，用于技术开发研究的设备购置，5万元（当时价）以下的直接进成本，5万元以上的分年摊销进成本；四是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贷款的利息可以列入成本；五是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六是作为过渡措施，对1993年前注册的多数国有全资老企业实行税后利润不上缴的办法，同时，微利企业缴纳的所得税也不退库。
　　上述措施的最后一条，我们的最初意见是应该交。方案出来后，我让财改司副司长刘克崮先去征求国家经贸委企业改革司司长蒋黔贵的意见，双方意见达成了一致。第二天在朱镕基主持的改革方案讨论会上，经贸委领导王忠禹、陈清泰的表态是积极的，认为财政部认真考虑了他们的意见，方案总体不错，建议对税后交利问题适当考虑，有些细节可再改进，同意在全国实行。最后，朱镕基以改革大局为重，说服我接受企业税后利润暂时不上交财政。我当时认为，出资人（即老板）应当有回报。税是公共收入，利润才是出资人的红利。朱镕基的理由是，当时国有企业承担了相当大一部分社会服务职能，而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未建立，税后利润留给企业可以适当减轻企业负担。他的理由是正确的，我接受了。
　　1994年的改革统一了国内企业的所得税税率，没有考虑涉外企业。企业所得税税率为什么定为33％，这是有原因的。当时，财改司的同志经过两个月的奋战，按照国有工业企业、国有大中型企业、全部国有企业和全部测算企业四个口径，分别按35％、33％和30％三种税率，测算了三套改革方案，对相应的增减收情况进行了精确计算。最后建议取33％的税率方案，企业负担与改革前比总体持平，略有下降。还能不能再降一点呢？姚依林曾经问过这个问题。后来我们汇报，是可以低的，但是现在不能低，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为30％，另外地方可以有10％（即3个百分点）的附加，合起来为33％。如果国内企业再降，就不符合企业公平税负这一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了。现在想来，正是当时合理确定了企业所得税税率，才使得我们2007年推出的企业所得税两法合一的改革，具有了税率上的法理基础。
　　
　　工商税制改革
　　
　　工商税制改革内容繁多，动作很大，是这三项改革中操作最复杂、工作量最大的一项。改革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就是要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理顺分配关系，保障财政收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制体系。
　　流转税是工商税制改革的关键，因为它是收入的大头。改革后的流转税由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组成。流转税改革中，增值税改革是核心。改革后实行统一的生产型增值税，取消旧的多环节重复征收的产品税。
　　这次改革选择生产型增值税，主要有两方面考虑：一是不能影响财政收入，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采用生产型增值税比较现实，尽管它与规范的消费型增值税相比，还欠科学，但毕竟比传统的流转税前进了一大步。二是1993年前后，中国经济处于投资失控、膨胀状态，而消费型增值税恰恰对投资具有一定的刺激效应，与当时实行的紧缩政策不一致。
如何确定增值税税率，当时有不同意见。我们建议税率定为18％，理由是：第一，当时普遍实行增值税的欧洲各国，增值税税率一般从21％到25％不等，如果我国按18％定税率，税负还是偏低的。第二，18％的税率是按照改革后不增加企业税负的原则，我们的几个同志在黑龙江省政府驻京办事处（他们戏称为“黑办”）连续加班干了半个多月测算出来的。但是税总和经贸委的意见是定在16％。由于意见不统一，朱镕基让我牵头协商。过后一两天，在财政部我的办公室里，进行了三方会商。开始，三方表态都与上次一样。我的对策是，干脆复杂问题简单化，双方都让一个点，定为17％。最后，上报国务院得到批准。记得时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的周有道曾经打电话给我，说市领导让他们专门找了一些企业进行模拟运算，结果表明，如果按17％定税率，企业税负比改革前下降，表示赞同17％的增值税税率。
　　
　　昼夜兼程、“游说”各方
　　
　　财税三大改革内容多、动作大，涉及各方面利益。因此朱镕基在北戴河会上就提出要到各地宣传解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9月3日通过财税改革方案后，信息传播很快，一些地方反映强烈，主要是针对分税制方案，认为这个方案比较“紧”，并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广东省委给中央写报告，要求广东单独实行包干。除了广东之外，还有的省长私下说，以后我们要到朱镕基那里领工资。朱镕基果断决定，立即带领中央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地方，与地方党政要员对话，听取意见，改进完善。
　　从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的74天时间，朱镕基亲自带队，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其中主要是财税系统的同志，先后分10站走了17个省、市、自治区（包括计划单列市），由远及近，第一站是海南，接着是广东，最后一站是河北。我陪同走了海南、广东两站。
　　为什么先到海南、广东？因为海南是中国最大的特区，而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而且当时在全国经济发展是最快的，如果不能得到这两个省的支持，税制改革在全国就推不开。
　　海南一站，总的来说，还是比较轻松，气氛和谐。改革对海南的特殊政策没有影响，海南的利益也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如果按照增值税年均增长30% 计算，受影响的只有3—5 亿元。阮崇武当时是海南省委书记、省长一肩挑，我们把情况详细介绍以后，他同意实行分税制。
　　最关键的一站是广东。广东的财政包干体制运行力度一直较大，对地方经济作用也大，头两天他们明确要求继续实行包干制。他们心情沉重地问朱镕基，广东的特殊政策还要不要实行？如果包干制取消，我们还要不要在20年内赶上亚洲“四小龙”？他们认为，如果按财政会议上所提出的办法，广东就什么大事也不能干了。
　　这样一来事情就难办了，我们开始分层次协商说服，朱镕基同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谢非谈，我同省长朱森林和主管财政工作的副省长卢瑞华谈，财政部司长和省财政厅厅长一起做测算账，国家税务局的同志和地方税务局的同志谈。我们反复解释，实行分税制之后，中央是多拿了一些，但蛋糕做大了，地方的财力也会有更大的增长，不会因此影响广东追赶“四小龙”。这期间有博弈，也有碰撞。但广东省委、省政府最终是顾全大局的，同意实行分税制。同时他们提出了几个要求，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基数问题，方案是以1992年为基数，广东省提出要用1993年为基数；二是希望原有对企业的减免税政策保留几年。
　　后一个要求，朱镕基和我很快达成了一致，表示同意，但是有两个限制条件：一是过渡期三年，不能无限期；二是减免税政策以省级文件为准，市、县的文件不认账。广东方面表示满意。后来，除了个别地方开了口子，全国各地都照此办理。
　　争议最大的是基数的基年问题，我不同意以1993年为基数，主要原因是财政从未以也不能以未发生的数字为基数，担心地方在数字上弄虚作假，会产生极大的不规范行为。但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地方对改革的支持，朱镕基同意了广东省的要求。回到北京以后，据此又向中央专门作了报告，中央予以批准。
　　事后，朱镕基在评价广东时说：总体上讲，广东的同志最后顾全大局，牺牲自己部分利益，也是为了要发展中国经济，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
　　在整个过程中，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中西部地区的一些省份一度反应消极，主要是这些省份对方案没有完全搞明白。他们提出，既然转移支付，钱早晚都要返回来，增值税能不能不按75∶25分成，能否100％留地方？消费税中央能不能不拿走？朱镕基在新疆说，分税制改革对贫困地区是有利的，你们应该举双手赞成。但是你们也不能太焦急，不可能一下子就得益很多。税制改革，全国必须统一，没有哪个地区可以搞特殊，你们提出的要求一概不能接受。
　　中西部地区还有一个烟酒消费税的问题，主要是贵州、云南。它们财政长期靠烟酒支撑，是名副其实的烟酒财政。当时已经决定对烟酒征收消费税，按照分税制的设计，消费税增量100%归中央。显而易见，这些地区是“吃亏”的。1993年9 月，江泽民召开片会，也叫六省座谈会，贵州省代表就站出来反对分税制，谈了分税制对贵州的影响。中央后来在其他方面给了这些省份一些照顾。贵州省省长王朝文后来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一次人大开会的时候，我问他通过转移支付给贵州增加了不少财力，现在贵州对分税制怎么看？他说：满意而不满足。我说，有这句话就行了。
　　事后，朱镕基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自己那段日子是东奔西走，南征北战，苦口婆心。有时忍气吞声，有时软硬兼施。在这两个月里，中央原定的分税制方案在地方政府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做出一系列调整、妥协与让步。但实行全国统一分税制改革的大原则，始终没有动摇。
　　
　　改革元年，如履薄冰
　　
　　从1993年末国务院正式决定进行财税体制改革，到1994年初实施改革那一段时间，我的心情用一个词形容最贴切——如履薄冰。改革的决定是中央作出的，但方案是财政、税务部门提出的，具体组织实施也是财税部门的事。账要由财政部门算，各种税要靠基层税务人员收。我是第一责任人，责无旁贷。
　　大家可能还记得，1994年的宏观环境并不宽松，信贷过猛、投资失控、通货膨胀。我们面临出现三种不利局面的可能：第一是通货膨胀持续发展，有可能有人指责是财税改革推动了通货膨胀；第二，税负不合理影响企业经营，造成生产下滑；第三，征收人员和纳税人尚未熟练掌握新税制，一旦税款收不上来，财政支出就会成问题。
　　记得在一次财政部党组会上，我讲了这三个担忧，并说如果出现其中一个，我这个部长就准备“牺牲”，不能把责任推给中央。当时金人庆作出响应，说：“你如果光荣‘牺牲’，我们前赴后继。分税制改革还是要继续下去。”我当时心里很感动。改革不能停，不管多难也要坚持下去。
　　为防止出现万一，我向朱镕基汇报了我的担心，并请他特批中央财政向中央银行临时借款120亿元，以备不时之需。朱镕基非常理解，特批借款，期限3个月。那年春节是2月，节前我正在北京市看望基层财税干部。一天晚上11时，我刚要结束走访，国家税务总局值班室给我打来电话说，1月税收快报出来了，比上年同期增长61％。当时的心情我不描述大家也能猜得到。我第二天向朱镕基汇报，并很快还了120亿元借款。
　　财税体制改革实施前后，我非常注意调查研究，以了解实际情况，不断完善改革方案。但由于身兼两职，加之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各种会议不断，财税部门的负责同志又要逢会必到，因此我很难抽身远出调研。焦虑的心情至今难以忘怀。在这种情况下，我采取了“短、平、快”的调研方式，经常带两三名同志，利用周末到北京所属各县（有的现改称区）及河北的保定和涿州、天津的武清等地转一转。往往是早上不到七点就出去，很晚才回来。
新税制无论对征管人员和纳税人来说，都是全新的内容。我们的培训工作力度很大，连金鑫都亲自在电视台讲课。但我还是心中没底，因而这成为我调研的一个重点。在天津市武清县一家企业，一位年轻的会计人员把台账拿出来，能够逐笔说明销项税和进项税的抵扣情况，税收政策把握得很清楚，我心里踏实了许多。令人感动的是，许多省的主要负责同志在百忙之中，主动学习和研究新的财税体制。比如，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副省长汪洋来京，我借机向他们了解省里新财税体制的执行情况，在交谈中我惊奇地发现，他们对新税制和分税制的内容弄得比有些财税人员还明白，讲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喜中也有忧，比如我到北京郊区基层税务所调研时，征管员的回答就不尽人意。总的来说，尽管财税改革草案进行了多次调整，但绝大部分同志都基本掌握了新财税体制的基本内容，这说明我们的准备工作是扎实有效的。
　　但是，事情并未就此结束。此后三四个月，虽然全国财政收入每月同比都是增长的，但增幅逐月回落。联想到1993年的最后四个月超常增长（地方财政收入后四个月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60％、90％、110％、150％），如果这样下去，下半年收入必然增长缓慢，甚至可能出现负增长。结果中央不仅集中不了收入，可能还要赔上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基数。简单的处理办法是，组织核查组核实基数，或者削减1／3的基数，实现预算平衡。但是，大检查组从年初到4月底陆续回来，都未能发现有虚增收入、提高基数的情况。为什么查不出来？为了抬高基数，地方有许多高招，而检查的手段又十分原始。朱镕基半开玩笑说，这种事情省市长做不出来，只有财政厅长才会出这种馊主意。这让我们感到很担忧。
　　1994年5月末，我邀请了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财政厅、局长座谈，专门研究应对可能减收的方案。当时共有三种选择：一是税收增长与各地GDP增长率挂钩；二是调减1993年基数，从上年增加的绝对额中，拿出一部分按照各省的基数增长率进行相应的抵扣；三是向前看，承认上报的1993年基数，但下达收入增长目标，通过收入增长来解决潜在赤字问题。座谈中，时任浙江省财政厅厅长的翁礼华提出，应当采取同心同德向前看的办法，通过确定各省“两税”增收目标来解决问题，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至于如何下达中央“两税”增长指标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与各省GDP增长比例挂钩；另一种是与各省1993年“两税”增长幅度挂钩。对第一种意见，大家认为，如一挂钩，为了追求财政利益，GDP的绝对额将会出现“缩水”问题，其副作用太大。而认为第二种意见较为合理，1993年得益多的省市增幅相对高一点，应该多承担把财政收入蛋糕做大的任务，对中央多贡献一点。
　　第二项重大调整是关于与各地增长率挂钩的问题。1994年开始实施的方案是，按照全国“两税”收入增长幅度，在全国范围内按统一的系数返还给各省（区、市）。当时有均贫富的因素。后来地方同志在座谈中提出“两税”返还系数与本省（区、市）增长率挂钩计算，认为这样调整，既调动了发达省的积极性，也使中央增加了财政收入，保证了向欠发达地区进行转移支付。我们认为这个意见有一定的道理，并做了调整。
　　我将座谈情况向国务院领导作了汇报，国务院领导原则同意了大家的意见。1994年8月召开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朱镕基到会做了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讲话，号召大家同心同德，上下一致，完成改革目标，并在会上宣布了国务院关于两项重大调整的决定。经过会议不断深入的讨论，具体形成了三条意见：一是全国以1993年当年“两税”增幅的1／3，即16％作为1994年增长目标，各省以本省上年增幅的1／3为目标。二是完不成“两税”增收任务的省市以地方收入赔补，完不成上年基数的要扣减返还基数。三是凡完成“两税”增长目标的地区，中央按当年本地区“两税”增长率的1︰0.3返还；凡“两税”收入超过增长目标的地区，其超过部分给予一次性奖励，返还系数由1︰0.3提高为1︰0.6。
　　由于及时调整政策，从9月起，全国财政收入增幅按目标提高了，全年实现增长18％多。李鹏总理在一次会上讲：“政策的威力真不小！”
　　值得一提的是，在组织实施财税改革过程中，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及时根据实际情况对原方案进行了微调和完善，仅仅1994年第一季度就发出了80多个文件。我当时不禁感叹，“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有些比较大的政策性调整，我至今记忆犹新。比如，小水电企业反映税制改革后增值税负担增加较多，希望予以解决。我们一研究，就发现小水电企业和其他企业相比，它们几乎没有进项税可扣，税制改革前对小水电企业征收的是5％的产品税，新税制按17％征收增值税，税负的确增加较多。根据实际情况，我们进行了调整。
　　此外，改革方案中曾提出取消对农民征收农林特产税。但许多地方表示实施起来有困难。记得朱镕基曾告诉我，至少有四个省的省委书记给他打电话反映，如果马上取消农林特产税，地方财政特别是农业县的财政将出现较大困难。经过反复权衡和综合分析，最终还是采取了两头兼顾的办法：一方面，充分考虑部分地区尤其是农业县市70%—80％的财政收入来自农业税的实际情况，否决了取消农林特产税的方案；另一方面，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将原产品税中农林牧水产品税与原农林特产税合并，统一征收农业特产税。另外，还规定农业产品增值税税率由17％降为3％。
　　改革的第一年在曲曲折折中度过了。这两项重大调整，保证了当年改革的成功，也带来了后来每年1000多亿到2000多亿元，乃至每年几千亿元税收的增收。
　　
　　点滴感悟
　　
　　2003年，我参加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工作。文件起草组组建不久，有一次，温家宝总理到会上部署工作。他谈到，中央政治局常委认为，10年实践证明，财税改革是成功的。10年时间，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很不容易的。
　　当然，由于种种原因，财税体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地方税收体系尚未建立，资源税等还需要进一步改革，政府间事权划分与财力配置还不配套，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还不够完善，部分地区县级财政仍然有困难，等等。这些都有待在未来的改革中继续完善。
　　退休以后，好多人见到我，都说你这一届财政部真干了一些事！我总是讲，不是哪个个人的功劳，成功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高瞻远瞩、英明决策，凝聚了财税部门全体职工、众多专家学者的智慧心血，体现了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作为我们来讲，就是起了一个组织实施的作用。
　　回首1994年的财税改革，我有两点感悟：
　　一是要把组织实施过程放在重要位置。有关部门要把中央改革方略层层分解为实施策略和步骤，并艰苦细致地去落实。否则，不管改革方案制订得多么好，也会变成一纸空文。有些改革没有实现预期目标，很多时候不是方案本身有问题，而是组织工作没有到位造成的。特别是要注意及时有效地解决利益攸关方的问题。
　　二是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条件差异很大，区域经济不平衡，各个行业千差万别，需要制订一套统一的、科学的改革方案，但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方案，并且要在不影响总原则的前提下，处理好整体与部分、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实现方案与实际的有机结合。必要时，要采取过渡性措施，确保改革方案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责任编辑汪文庆 刘一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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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三线”建设的历史回顾 作者：梁月兰　柴　云　李　方 《百年潮》 2009年第3期 字数：3829

　　中共中央在1964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了“集中力量，抓紧时间，建设三线，加强国防，进行备战”的战略决策。陕西是进行“三线”建设的重要省份之一，并在1965年正式开始进行“三线”建设。1966年1月11日，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正式成立，统一领导和组织西北的“三线”建设。1968年8月14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在生产组下设置了内地建设办公室，12月1日决定将内地建设办公室交省革委会“三线”建设指挥部领导。为加强对“三线”建设的领导，省革委会又于12月5日成立了基本建设指挥部，负责陕西省的基本建设（1971年11月撤销了省基建指挥部，成立了省革委会基本建设委员会）。从1966年至1979年长达15年的时间，国家在陕西投入建设资金208.38亿元，建成投产工业企业2400个。经过这场大规模的建设，不仅使陕西形成了工业新格局，更对陕西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任钧同志在1965年至1980年，先后担任陕西省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省革委会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省革委会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并曾任陕西省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书记、省革委会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省革委会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等，直接领导并参与了许多大型基建项目的建设。为了更多地了解陕西“三线”建设的情况，我们采访了任钧同志。
　　
　　记者：任老，“三线”建设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央、国家作出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陕西是“三线”建设时期的重点建设省份，国家当时投入巨资在陕西建立了各种工业门类，对陕西的工业及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您曾长期负责陕西省基本建设委员会的工作，在“三线”建设期间直接参与了许多大型基建项目的建设。请您谈谈您所经历的“三线”建设情况。
　　任钧：严格来讲，“三线”建设的范围应该有两个，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一个是国家统一规划的建设，叫“大三线”建设；一个是各个地方自己规划的，叫“小三线”建设。“大三线”建设的范围主要是包括四川、青海、甘南、陕西、豫西、鄂西北等地，陕西主要分布在关中和陕南。“大三线”建设是由国家进行投资，“小三线”建设则是由各个地方自己进行的建设项目，如陕西省建立的地方小军工，就属于“小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主要建立了一些小的军工厂，准备战时用来武装群众。陕西当时还设立了一个战时指挥中心。
　　在进行“三线”建设时，主要遵循“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有时也称“山、散、洞”。依据这个原则进行的建设，从备战来讲，是比较好的。就这些单位来讲，则有不便的地方，比如职工子女上学、家属就业、物资供应等等就比较困难。但现在看来，“三线”建设的布局是有它的道理的，总体上是基本合理的。
　　“三线”建设的核心是国防工业，其他项目是为了配合国防工业。中央研究以后，由各部把项目带到陕西。项目来到陕西，陕西只能支持，投资全部由国家财政负担。其他相应配套的建设项目，虽然也都属于建设内容，但都是围绕着国家的战略布局进行的。
　　“三线”建设从中央来讲，主要是考虑备战问题，在中央的统一调动之下。中央确定进入陕西的项目，我们就是尽量使它能够落实，在落实过程中，和有关方面进行组织协调。“三线”建设是全国统一调动的，各个地方都积极配合，发挥地方政府应起的作用。有项目来了以后，我们先了解他们的建设要求、建设规模、建设方向，然后进行选址，选定以后，如果省里、当地政府、工厂三方都同意，就算确定了，具体工作就由当地的建委或建设局去实施。比如征地、处理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对企业相关服务的问题、地方建筑材料的配合问题等等，都由当地政府负责。中间如果发生问题，我们再出面协商，目的就是要让工厂能够顺利地建设。作为建委来说，主要就起这个作用。在建设过程中，我们陕西对“三大材料”，即木材、钢材、水泥，是无力提供的，主要由中央统一调配。地方主要提供“五小材料”，即砖、瓦、灰、沙石、民，也建了一些小水泥窑，但生产的水泥因标号低，不能用于重要工程。从建设选址到建成这个过程中，由省建委与各地、市、县有关单位逐步协调。建成以后，属于民用的，就由当地党委管理；属于国防企业的，就归省国防科工委管理。
　　中央分到陕西的各个项目，我们地方一般都是全力配合，使它能顺利地建设；但我们也不是全盘都接收，也是要经过讨论的。记得当时有一个项目想放在西安，具体是什么我记不清了，建委研究后认为它的用水量太大，而西安的水资源是比较缺乏的，所以就不同意它进入西安。后来他们去找省委书记处书记肖纯。肖纯就询问我们相关情况。我们向肖纯解释：西安的水资源紧张、比较缺乏，像这种用水量太大的企业进入西安以后，问题比较多。因为这不是一家一户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西安的问题。所以，最后这个项目被否决了。当然绝大多数能安排的都安排下来了，确实不能解决的，考虑再三也就拒绝了。
　　
　　记者: “三线”建设程序复杂，一般是按什么程序进行的，建设过程都遇到什么问题？
　　任钧：“三线”建设总的来说是按基本建设程序进行的。比如说修一个工厂，首先要“三通一平”（电通、水通、路通，土地平整）。要修铁路，先得通公路，必须得按基本建设的程序来。但由于当时特定的环境、条件，所以有些工程也不是完全按程序来，比如建设襄渝铁路，即湖北襄樊到重庆（当时属四川省）的这条铁路，修的时候公路并没有通，所以当时就是公路、铁路一起上。我从安康到紫阳，在修建襄渝线的这段走了个来回，所经之处到处都是施工队，人山人海。
　　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建设带来了许多问题。首先，生活物资供应跟不上。不要说没有菜吃，粮食供应都困难，有些地方甚至连食盐都断供了。我们有几个同志长期在安康工作，说买盐困难，所以我们去安康时，就给他们带一些盐过去。陕西的“三线”建设，当时即使按照建设程序办，也是全面开花、全面建设的，所以物资供应相当紧张。汉中有个别国防工厂，在建设时因砖供应不上，用火车由外省运砖。我记得有些地方，我们去了以后必须按时到饭馆去吃饭，因为人家卖饭是有固定时间的，过了这个时间就吃不上饭了。当时从安康到紫阳这段路上，有些地方就没有卖饭的，我们只能到机关单位或者去施工队吃饭。你想，那么多人进行建设，粮食的供应是个大问题。铁道兵（在襄渝线施工）就组织民工从四川背粮，这样就对人力、财力造成了一定的浪费。
　　记者：“三线”建设的主要时期，正好是我们国家十年内乱期间，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非常不安定。请您谈谈在当时的状况下，“三线”建设是如何排除干扰开展各项工作的。
　　任钧：“三线”建设时期，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因此，它们是搅在一起的。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三线”如何进行建设呢？这里先谈谈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学校停课，学生全国大串连，只要通火车的地方都可以乘坐火车随便去，因为“造反”是“革命”行动，所以许多人也是坐着火车到处游逛。单位普遍被“造反派”夺权，不管你是不是“走资派”，都得夺权。当时的社会秩序大乱，对人民生活的影响、精神的伤害，对生产的破坏、教育的破坏、文化的破坏是很大的。但即使是在这样混乱情况下，“三线”建设依然坚持着，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原因何在？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进行“三线”建设是为了备战，是为准备打仗而进行的建设。只要是负责“三线”建设，就好比得到了上方宝剑，不管你是什么人，有什么理由，“三线”建设是谁也不能破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三线”建设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的原因。从陕西来讲，陕西省建委是执行“三线”建设的单位，我当时是建委主任兼党组书记。在建委，我平时和机关的干部、工人关系相处得比较好；再一个，因为要抓“三线”，有“三线”建设这个上方宝剑，所以当时建委的情况比较好，相对稳定。1967年2月，建委机关全体人员开大会夺权，对我宣布：从今天夺权以后，你应该在“造反派”监督之下工作。至于如何监督则没有说明。对我来说，我的责任就更轻了，因为党组工作没有了，机关事务性工作也不用我去管，这样我就可以专心致志地去搞“三线”建设，有更多的时间去建设现场看。但这样也引起了外界的注意，觉得你建委是怎么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只是出了些大字报，各处室工作照常进行，不像别的单位在开批斗会、揪斗会，你们怎么没有大的动静呢？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西安交通大学就派了名为“炮战队”的小组进驻了建委机关。为什么叫“炮战队”呢？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建委是个顽固堡垒，仅用机枪是攻打不下来的，必须要用大炮来轰，所以他们就起名为“炮战队”，意即要用炮来摧毁“顽固堡垒”。来了以后，他们想从机关内部挑起斗争，结果怎么也挑不起来，驻了一个月后，就悄无声息地走了。虽然“炮战队”走了，但这不等于没有事情了。
随即，陕西省建筑工程局的大字报就贴出来了，指责省建委是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当时工程局下属有5个建筑公司，还有许多工厂，所以他们认为自己力量比较强大，就想煽动群众，把火烧向建委，进而整垮建委。就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下，从1967年开始，陕西省军区派出了“支左”部队进驻建委。当时的建委机关干部也就有50多人，而“支左”部队的干部来了20多人，在进驻建委的“支左”队伍中，有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李学廉、副政委陈效真、咸阳军分区的司令员以及许多团职干部，这个阵容是相当强大的。如果说他们单纯是支持“左派”闹革命的话，建委才多少人，他们来两三个人也就够了，这里面另有深意。虽然他们名义上是支持“左派”闹革命，但实质上真正目的是来保护“三线”建设的正常进行的。那时，有一些“造反派”又来省建委造反，解放军就出面解决问题，他们名义上是“支左”部队，是来支持“左派”闹革命的，“造反派”再来客观上就多此一举，这样就把来的“造反派”挡回去了。我不了解别的单位的“支左”情况是什么样的，所以不能说所有的“支左”部队都和建委的情况一样，但来建委“支左”的解放军，和我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很长，我是了解他们的。在“支左”的这段时间里，他们是全心全意地维护“三线”建设的，除了保护建委的工作不受干扰外，有些同志还到“三线”建设的工地上去看，了解情况，碰到问题还会提一些好的建议。所以说到建委来的这些“支左”干部，在保证我们工作的顺利进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讲这些，也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当时到处都是造反派，批斗、揪人，乱哄哄的，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三线”建设怎么搞嘛。所以说在当时进行正常的建设确实是很困难的。我到各个工地去，有的工地有“造反派”，他们持棍在门口站岗，我们经过说明情况，一般都是畅通无阻，可以进去的。有一天，我到一个运载火箭试验基地去。这个试验基地当时秩序比较好，里边没有贴大字报、揪斗这些事，完全是集中精力搞建设。但在它的附近有“造反派”。一天，“造反派”来到单位，在门口遇到哨兵的阻拦。单位告诉这些“造反派”，现在省里有搞“三线”建设的人正在这里，需要问一下他们的意见。单位的同志来问我，我说你们单位的工作属于国家的重要机密，你告诉他们，他们谁能够对暴露国家机密敢负责任，谁就进来，如果不敢负这个责任，那就不要进来。“造反派”一听这话，感觉事关重大，最后还是走了。所以在当时，“三线”建设是上方宝剑，只要说破坏“三线”建设，他就担不起这个责任。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在“文化大革命”那样动乱的年代中，“三线”建设一直没有停止，而且取得了重要的成绩。
　　我在汉中时还碰到过一件事，因为要备战，所以当时北京大学在汉中褒城成立了一个分校，正在打一个大的山洞，以便备战时把它作为研究试验基地。有一天，我去看，去了以后，他们正要开批斗大会。当时我觉得有些奇怪，因为他们派过来的人都是搞“三线”建设的，“走资派”是不会来的，那他们批谁呢？当时领导北大分校建设的是北大校长周培源，他是全国知名人士。我看见他坐在一个藤椅上，坐在那里挨批。我想，周培源也不是“走资派”，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如果是“走资派”，是不可能让他那么舒服地坐在椅子上的。开这个批斗会，大概是因为北京大学当时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是带头的，到汉中来后，他们也想表现一下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吧。不管怎么样，周培源也属于“当权派”，“当权派”会受“走资派”影响，这个问题伸缩余地就比较大了。周培源也很合作，他要批就批吧，批完以后也就没什么事了，照样搞建设！
　　
　　记者：“三线”建设在陕西取得的成就是比较大的，建设规模也是空前的，在建设过程中有哪些突出的矛盾？另外，您认为“三线”建设对陕西的经济、对老百姓有什么影响？
　　任钧：“三线”建设开始后，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要进行建设，交通、建筑材料等问题就必须解决。当时陕西的建筑队伍没有那么大，大量的建设工程怎么办？国家就从东北等地调来建设队伍，主要是技工队伍，普工队伍就从当地农民中招募，砖、瓦、灰、沙、石等材料就地取材，这就促进了地方建筑队伍和建材工业的发展。大的工厂企业来了以后，需要有相关的保障机构，比如学校、医院等，这样就带动了当地服务业的发展。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农民也失去了土地。“三线”建设项目选址时，一般都是以“山、散、洞”为原则，靠山隐蔽的地方土地本来就比较少，经过征地，相当一部分农民就失去了土地。虽然没有土地以后，一部分年轻人可以招聘到企业里去，但是年龄大一些的人，企业就不要，所以造成了一部分失地农民的困难。
　　当时从各地区来看，一般来说大家对“三线”建设项目都是持欢迎态度的，因为一方面这是全局问题、备战的问题，这是大家所能理解的；另外一方面，从陕西自身来说，陕西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比较落后的，大家希望能趁这个机会，推动陕西各个方面的发展。但是这就又涉及到了土地问题。比如，当汉中火车通了以后，铁道部想在汉中建立一个编组站，汉中地委书记罗铭因为汉中土地少，农民耕地占有量很少而一直不同意。后来我也考虑，铁路是个网状，回旋余地比较大，这样就否定了这个项目。农民就是靠种地为生的，如果被侵占了耕地，他就失去了生活来源，对一些不能安排工作的农民，就造成了困难。所以，我们在工作中，最难解决的就是土地问题，这是个现实问题。甚至现在，也是这个问题。现在国家提出必须保证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证他们今后的社会保障问题，过去没有这一点，而且补偿较少，所以这个矛盾就特别突出，也是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主要就是依靠当地各级政府做农民的工作，离开当地政府就没有办法，我们无法直接去找农民要地，主要问题就是我们补偿得太少，这不仅是那个时候，多年以来一直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国家现在采取的措施是非常好的，不仅要保障失地农民当前的生活问题，更要保证他们今后的生活保障，这是个好政策。
　　总的来说，“三线”建设对整个陕西来讲，影响很大。“三线”企业在各地的建设，促进了当地服务业、建筑材料等行业的发展。从陕西全省来讲，不管是科研基地建设、教育建设，还是经济建设，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三线”建设对陕西地方工业、科技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李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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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我国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
作者：袁宝华
《百年潮》 2008年第11期 字数：3520


　　薄一波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国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他从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大无畏革命气魄和全局观念，他的经济思想和领导艺术，他关心同志、爱护干部的感人作风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跟一波同志早在延安时期就相识，当时我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1944年，彭真同志担任中央组织部的领导，同时兼任中共中央党校的领导，所以把中央组织部从延安河东搬到了河西的中央党校。一波同志是1943年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的，因为七大延期，他就进了中央党校学习。那时候，大家吃晚饭后喜欢到延安河边上散步，所以我们经常在一起。一波同志有一块老式怀表，散步时，他常常拿出来跟大家讲这块表的来历，使人感到他这个人很风趣，很容易接近。因为解放区的领导同志工作都比较繁忙，到延安来无论是参加会议还是学习，给人的感觉都比较严肃认真。1945年，他和胡明同志结婚。胡明同志是一个很有才气的人。1941年，我到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时候，胡明同志也在中央组织部，所以我们在一起共过事，大家对胡明同志的印象非常好，她的书法很好，思维很敏捷，后来她离开了中央组织部。1945年日本投降后，一波同志和我先后离开延安，他去晋冀鲁豫工作，我去了东北，这一段时间我们没有接触。
　　一波同志是我国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一波同志功不可没。虽说受各种运动的干扰，但他总要绕过这些干扰，排除这些干扰，推进全国的经济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一波同志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云同志任主任。起初中财委就他一个副主任，李富春同志去了以后还是排在他后面。我当时在东北工业部工作，要到北京参加中财委召开的计划会议、工业会议，这让我有机会进一步领略到一波同志高超的领导水平。在中财委，抓大政方针的是陈云同志，辅助决策和做具体工作的是一波同志。新中国成立之初，因国民党时期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粮食、纱布等重要紧缺物资因价格大幅上涨而被大量囤积在流通领域，工厂生产和人们生活非常困难。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波同志帮助陈云同志硬是把通货膨胀基本上制止住了，平抑了物价，初步稳定了经济。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一波同志工作思路开阔，作风细致扎实。从1951年底到1952年，毛泽东主席抓“三反”、“五反”工作，中央政府成立了节约检查委员会，一波同志任主任。当时我们在东北，根据中央的指示抓“三反”、“五反”，经常传达一波同志的讲话，感觉他抓工作抓得非常细。比如说，为了制止干部办私事用公车，一波同志派人到天安门附近汽车来往比较多的地方做记录，过来一辆车就记下它的车牌号码，看哪些单位的车辆来往比较多，还要弄清是干什么去了。这种细致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6年之后，我与一波同志的接触就比较多了。这年5月，国家经济委员会成立，一波同志任主任，同年9月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1月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国家经委和工交工作。国家经委成立后，不仅管生产，还管年度计划，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深刻。本来计划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后来根据他的意见，改为计委抓长期计划，经委抓年度计划。一波同志把计划和生产结合得很好，使当时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都得到协调发展。
　　
　　一波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处理问题总是从实际出发，不急躁冒进，不虚报浮夸。1958年“大跃进”提出的高指标，他是不赞成的。在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提出1958年的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即达到1070万吨。一波同志感觉压力很大，因为他是国家经委主任。毛主席找我们去座谈，我是跟冶金部部长王鹤寿同志一起去的。那时我已做了冶金部副部长。毛主席问鹤寿同志钢产量翻一番能不能做到，他拍着胸脯说能够完成，在场的其他有关同志也纷纷拍胸脯。一波同志与别人的意见不一致，又不能反对毛主席的意见，就建议在报纸上公布1070万吨计划指标，因为公布以后就没有退路，大家就义无反顾、非完成不可了。虽说1958年最后完成了1070万吨钢，可是按毛主席的话说，好钢只有800万吨。为什么没有那么多好钢呢？因为没有那么多好铁，矿石、焦炭也跟不上。于是，我们在1959年就想了个办法，打算一下子建设上千座小焦炉。一波同志知道后，在国家经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很严肃地批评我们说，1958年大炼钢铁把树都砍掉了，庄稼在地里收不回来，经济遭受那么大的损失，你们还不接受教训？当时我们搞冶金的同志思想转不过弯来，听了这话还不服气。接着，陈云同志把我们冶金方面的人召集在一起，主要是听我们汇报怎样完成1959年1800万吨钢的计划。陈云同志觉得指标定高了，应该降下来，最多只能完成1300万吨。他没有批评我们，只是实事求是地一个矿一个矿地算账，最后说服了我们，让我们感到确实不行，指标要降下来。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启发。
　　1960年，我由冶金部副部长调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分管冶金和物资工作，1964年又兼任了物资管理部部长。一波同志对物资工作非常重视，他根据刘少奇同志关于物资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亲自抓物资工作，对我帮助很大。少奇同志认为，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一波同志完全赞成这个意见，他还认为，管物资的分配和流通必须管计划，于是，他找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把计委管物资分配的三个局（物资综合局、机械分配局、原材料分配局）转到物资部，变成了物资部的三个局。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物资部管计划、管分配、管流通，必须要有储备。因此，他又把国家储备局从国家计委要到物资部来。由此可见，一波同志的思路是很开阔的。
　　“大跃进”以后的几年，我国经济能够恢复得很快，一波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当时提出“退够站稳”，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让我们得到了很好的喘息时机，特别是抓了物资管理体制改革，抓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如试办托拉斯。这是少奇同志提出来，一波同志亲自抓的。一波同志很重视企业管理工作，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工业七十条》，现在看起来，这个《工业七十条》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法》。
　　一波同志党性强，襟怀坦荡，考虑问题总是向前看，忍辱负重，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在“反冒进”问题上，他和周恩来总理、陈云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所以受到过批评，但他抓工作并没有因此松劲。当年高岗集团反对刘少奇，打彭真，打薄一波，打安子文，说这几个人都是刘少奇的干将。因为那时一波同志兼财政部部长，高岗组织人批他，让他靠边站了，一直到高岗集团暴露以后，他才又出来工作。1954年他出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三办是重工业办公室。同年9月，新成立了国家建设委员会，他任主任。这个时候我们又有了工作接触，因为国家建委负责抓“156项工程”，那时我在重工业部，抓重点工程建设，所以常到他那里汇报工作。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对遭受错误批评的那段经历，从未讲过，好像没这件事情一样。他总是顾全大局，这一点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波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再一次受到冲击。在1966年下半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被毛主席点了名，国家经委的造反派马上折腾起来。这时一波同志已无法正常工作，身体又不好，就去广州养病。不久，红卫兵和造反派把他从广州抓了回来，其间，胡明同志也被迫害致死。1967年，他每一个星期都要挨斗好几次，有几次是我陪斗的。当时街上贴的关于国家经委的标语，就提出要批刘、邓、薄。后来他被打成叛徒，关进监狱。“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波同志被平反，又做了国务院副总理。当时我在国家计委工作。1978年，国家经委正式恢复，中组部把一波同志的一部分材料还给经委。我仔细一看，发现材料里有一波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每次被批斗后在报纸页边上写的在什么地方被批斗，谁来讲了什么，有什么感想。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明知道写下这些东西，看管他的人会拿去交给专案组，但他不在乎，还照样写，这种襟怀是何其坦荡啊!

　一波同志善于团结干部、放手使用干部，在这方面他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启发。1960年6月，中央决定把我从冶金部调到国家经委工作，而当年初我曾为钢材的分配问题和经委的主管同志吵了一架，弄得很不愉快。这次调动是谁提议的呢？就是一波同志。我当时想，国家经委和冶金部的关系紧张，我又和经委的主管同志吵过架，这次到经委工作大概要挨批评了。可到了以后，我发现事情完全不是想象的那样。一波同志对我很信任，放手让我工作，让我分管冶金，同时还管物资工作。事实上，国家经委的干部都是从四面八方调来的，到这儿都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比如说，饶斌同志是从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调来的，让他做经委副主任，专门搞《工业七十条》；赵荫华同志是从哈尔滨电机厂调来的，让他做企业局局长，帮助饶斌同志搞《工业七十条》。要把一个部门搞好，能够团结和使用干部，充分发挥他们的智慧是非常重要的，一波同志为我们作了表率。
　　一波同志待人非常坦率。物资总局原来设在国家经委，后来成为国务院的一个部。我先是经委副主任兼局长，后来，成立物资管理部，谁来做这个部长呢？因为我是副主任，应该是副部长，一波同志就找我谈话，说物资工作很重要，少奇同志亲自抓，你这一段时间也熟悉了物资工作，假设没有更合适的人来做这个部长，你就做部长；假设有更合适的人来做部长，你就做第一副部长。我没想到能做物资部的部长，所以一波同志跟我谈了以后，我想中央一定会调个更合适的人来当部长，我做副部长，但最后还是我做部长。通过这件事，我感觉一波同志很坦率，有什么说什么，你能不能当部长，什么情况下你能当部长，什么情况下你只能做副部长，都给你讲得清清楚楚。
　　一波同志一直很关心国家经委的工作。1980年，康世恩同志因“渤海二号”沉没事件受到国务院批评，辞去国家经委主任职务，由我做经委主任。这时，国务院成立了机械委员会，一波同志做机械委员会主任，国家经委所管的机械这一块由他领导。余秋里同志也离开了国家计委，由姚依林同志做计委主任，同时国务院还成立了能源委员会，秋里同志做主任，国家经委所管的能源这一块由秋里同志领导，因此，我实际上只管半个经委的事，加上工业部门和交通部门的综合工作，就和一波同志的关系比较密切了。每一次看到他，他总要问问我的工作情况，并提醒我要处理好与另外两个委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国家经委的工作就不好做。虽然他不在国家经委了，但他还是很关心经委的工作。1982年，新的国家经委成立，把机械委、能源委、财贸小组、农业委员会、基本建设都合了过来，由张劲夫同志做主任，吕东同志和我做副主任。一波同志很高兴地说，这样才行，工业、交通、基本建设、财贸、农业整个都由国家经委抓起来了。一波同志抓经济工作的思想很明确，就是不能够多头领导、互相牵扯。他一向主张国家经委就应该把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都抓起来才行。
　　一波同志很关心企业管理。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的前身是1979年创建的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一次我跟一波同志讲，我们成立了企业管理协会，主要是想抓企业管理工作。一波同志对此很支持，因为他很重视企业管理。他还谈到《工业七十条》，说“七十条嘛，就是抓企业管理”。后来我请他做名誉会长，他很痛快地答应了，这对我们协会是很大的支持。一波同志坚决主张搞厂长经理负责制。在起草《企业法》的过程中，他听到对搞厂长经理负责制意见分歧严重时，曾多次表示他的意见。这对我们起草《企业法》是很大的支持。
　　从一波同志那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不仅是我的良师益友，也是一位可尊敬的兄长。他是1908年2月生人，我是1916年1月生人，他比我整整大8岁。新中国成立时他41岁，风华正茂就做了财政部部长，担任中财委第一副主任，48岁时又做了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国家经委，他比我们几个副主任都大几岁，在我们眼里，他是老大哥，对我们关怀备至。我们有点差错，他会很不客气地指出来，虽然批评了你，但还是爱护你、关心你。正因为如此，在国家经委工作的这一段时间，我受益最大、收获最大、体会最深，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
　　一波同志退休之后，我也退休了，每逢春节，我与老国家经委的几个副主任都要一起去看望他。每次去看他，他总是很热心地跟我们聊聊国家经济发展的情况。
　　一波同志的去世，让我深深感到，我们失去了一个好领导，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兄长!
　　
　　 （此文已收入《我们认识的一波同志——薄一波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一书。该书即将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 谢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