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远：林彪后期岁月再回首——纪念林彪元帅诞辰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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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远：林彪后期岁月再回首
——纪念林彪元帅诞辰100周年
林彪的一生大致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以军事为主的战争年代；一是以政治为主的“和平年代”。对于林彪在军事方面的才能和贡献，有较大争议的已经不多见了。即使是陈云、黄克诚、杨尚昆等，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个特殊时期给予了比较诚恳的评价。1959年后的林彪是比较有争议的，而且争议很大。回首1959-1971年的林彪言行，实际上是回忆一段令人深思的党史。
一，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林彪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先后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2日至8月1日) 和八届八中全会(8月2日至16日)。 毛泽东是6月29日上庐山的，刘少奇、朱德和彭德怀是6月30日上山的，周恩来是7月1日上山的，林彪和黄克诚是17日上山的，陈云和邓小平因健康原因没有上山。 会议前期的内容是总结经验，继续纠正错误。彭德怀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万言书），对1958年以来产生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 从17日起，按新编小组开会，继续讨论形势和任务等问题。这时彭德怀的信也已印发出来，讨论中对《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谈的意见就逐渐少起来，对彭德怀信的意见就逐渐多起来。 从18日到21日，对彭德怀的信公开支持或基本赞同的有：黄克诚、张闻天、赵尔陆、陶
鲁笳、贾拓夫、万毅、胡乔木、周小舟、廖鲁言等，其中张闻天的长篇发言最尖锐；持不同意见的主要有陈正人、程子华、贺龙、余秋里、柯庆施、张仲良、陶铸、王任重等，其中贺龙的讲话最严重。 到22日下午为止，如果涉及，还只是对信的评论，但总的来说还是在“形势与任务”这个范围内来谈的。 7月23日上午，毛泽东在会议上说：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假如办10件事，9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 26日，毛泽东指示：对事也要对人。“党内右派在猖狂进攻，”毛泽东一声令下，“要划清界限！” 庐山会场顿时变成“毛氏祠堂”。 谭震林、李井泉等人跟着激烈批判。 彭德怀是一位老革命家，其自身的为人和工作方式是有争议的，这也是正常的。对彭德怀进行同志式的帮助和批评也是必要的，然而有的人不是专对万言书这封实事求是的“事”，而是专对彭德怀这个人无限地上纲上线。 林彪批评彭德怀是在8 月1 日常委会上。 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德被毛泽东指责为“隔靴搔痒”后，林彪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接着，毛泽东声色俱厉批评彭德怀。 在毛泽东谈到会理会议时，林彪说：当时写信给中央，要毛、朱、周离开军事指挥岗位，
由彭德怀指挥作战，事前并没有同彭德怀商量过，与彭德怀无关。试问，当时有几个人为困境中的彭德怀讲句重要的公道话？林彪还说：不是打倒，不是今后不信任，工作要你做。要整风、洗脑筋。 刘少奇、贺龙、罗瑞卿、陶铸、萧华、谭震林等人更是暴风骤雨般地批判彭德怀。 吴法宪回忆：当时批判彭德怀是采取人人发言，个个揭发的方式。 李锐回忆：林彪开始只讲了几句话，可谓“击中要害”，为整个即将召开的全会和斗彭纲领定了调子。 如果单独看林彪的讲话，如果当时只是林彪一人有激烈批判彭德怀的讲话，的确是别有用心；如果林彪的讲话是批判彭德怀众多讲话的一个，为什么只有是林彪一人是别有用心呢？究竟是谁别有用心？ 林彪有权利给彭德怀定性吗？如果是这样，那毛泽东7月23日的讲话算怎么回事？刘少奇、彭真、康生、贺龙、罗瑞卿、李井泉、陶铸、谭震林、曾希圣、柯庆施等人的发言之猛烈与林彪相比不相上下，有的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结论是错误的，但具体到责任问题就闪烁其辞了。似乎除了林彪、康生、陈伯达以外，其他都不是坏人，顶多再说一下体制的问题。 感谢李锐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庐山会议实录》，也理解李锐无法明言的苦衷：《庐山会议实录》初版于1988 年底、当时是内部控制发行，至1998年，共补充修订3 次。不“为尊者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何况当年不少猛批彭德怀的正面人物当时还在。 无论如何，林彪在59年庐山会议上的发言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可以说庐山会议上林彪的讲话不好，但不能说林彪的讲话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真正起决定性的讲话是不言而喻的。最后几乎人人都骂彭德怀，连那个所谓的“军事俱乐部”的成员也开始骂自己或者反戈一击了。
59年庐山会议的后果是严重的。“大跃进”的错误不仅没有得到纠正，反而进一步恶化，使整个国民经济崩溃，直接造成了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次会议严重破坏了党章规定的党内民主政治气氛。黄克诚说：从此党内再也没有人敢说真话了。 这次会议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了毛泽东的开天辟地的绝对权威，历史上似乎没有第二个人能和之后的毛泽东相比。虽然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有着巨大贡献，但对党的忠诚决不等于对毛泽东个人的忠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泽东本人负主要责任，其次是刘少奇，再就是林彪，周恩来等人也要负责。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是59年庐山会议留下的惨痛教训。
二，突出政治不等于乱军
1959年8月17日，林彪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60年1月22日至2月27日，林彪在广州主持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把毛泽东1939年对抗日军政大学的两次题词合称为“三八作风”， 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9月12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着重讲政治工作”时，首次提出了“政治工作领域中四个关系问题”，即：在人和武器的关系上，人的因素第一；在政治工作和其他各种工作的关系上，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中，思想工作与事务工作的关系上，思想工作第一；在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关系上，活的思想第一。这次会议指责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等“工作方向有偏”，即：谭政主持的总政治部不传达军委指示，而去搞那些系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教育和科学文化学习。 10月20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做出《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认为军队政治
思想应以林彪提出的以“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为纲，认为“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要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指战员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号召全军指战员，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1961年1月，林彪对广州军区工作发出指示：要告诉各级干部，在连队里，对待士兵不要随便展开斗争会，必须批评的，也不要“戴帽子”，不要随便当众指名批评。要强调个别谈话和小组里的思想互助，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凡事要注意先把道理说清楚，譬如为什么这样做不好，那样做就好。队前“照相”，开会的时候站起来“照相”的做法，都是错误的。我们不是提倡抓“活的思想”吗？抓“活的思想”大量体现在部队的日常管理教育工作当中，因人因事，随时随地，都有大量的活的思想工作要做。我们部队既要有“官管兵”，又要有“兵管兵”。做政治思想工作不能只依靠少数人，而要广大干部和战士人人关心，人人开口。这样，好思想好作风就容易发展，坏思想坏作风就容易纠正。管理教育工作要防止两个极端：或则生硬粗暴，乱整乱斗，造成人们心情紧张，手足无措，损害部队的团结；或则自由主义，放任坏思想、坏作风蔓延发展，腐蚀部队战斗力。这都是不对的。部队管理教育工作，一方面，要严格，不要把部队搞得松松垮垮；另一方面，又要讲究方法，不要简单粗暴，不讲方法，乱整一通。 11月，林彪出席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并发表讲话：军事训练好。为什么要把训练提得这么突出……不训练就不能打仗，不训练就要误大事……叶剑英同志提出第一把手搞训练，极为重要。没有抽象的政治，为国家为人民办事就是政治，保卫国家就是政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搞好军事工作就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政治。现在有一种看法，好像搞军事技术就是单
纯技术观点，这种看法不对。科学家如果不搞专业，只搞政治，那科学还搞得成吗？我们的政治任务是共同的，但是要通过各种不同的专业综合起来去完成。 1963年11月16日：毛泽东写信给林彪等人：“自从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军队的军事、政治工作都有一个新的发展，军队政治工作就更加理论化，也就更加具体化了。” 1964年5月9日：对部队文艺工作做出指示：革命的文艺，不能只有一个标准，要有两个标准，就是要有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 8月至10月，派叶群前往广州军区调查大比武对部队的影响，并写出了《对三七九团一连三个尖子班情况调查》报告，揭露了在解放军大比武中存在的重军事技术、轻军事思想、追求锦标、弄虚作假、歪风邪气、庸俗下流、管理简单粗暴、影响内外团结等问题。 1965年12月，林彪在解放军总政治部会议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1966年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公报指出：全党全国大学毛泽东同志著作，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对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狠”字上下功夫的办法是行之有效的，普遍适用的，应当进一步在全党全国推广。 12月26日，林彪撰写《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1967年5月1日，林彪为清华大学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1969年10月5日，林彪说：“突出政治要坚定不移。但什么是政治呢？全局就是政治，战备也是政治。要胸怀全局，立足本质。在当前，搞好战备就是最大的政治。” 由此可见，林彪在为毛泽东搞个人崇拜的过程中是起了相当不好的作用，但不能认为林彪是真正地在全军突出政治，更谈不上反对军事训练，反而是强调军事训练。事实上，林彪比当时很多的军队领导人更强调军事训练的重要性。 谭政、邓小平、罗荣桓等人在全军搞全面地、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的，林彪提倡的“带着问题学”则更为科学。至于林彪提出的“活学活用，学用结合，在用字上很下功夫”等，只要仔细想一下就会明白：这些都是非常科学的学习方法。 毛泽东的著作那么多，要想“全面地、系统地”学，没有个三五年的功夫，恐怕通读一遍都是问题。一个普通战士一共就是三年的服役时间，要他们“全面地，系统地”学，可能吗？现代科学那么多，一天的信息量恐怕一个人一辈子都看不完。如果不是“带着问题学”，有一个方便的检索工具，而是一条一条的去“全面地，系统地”学，什么时候才能查看到自己想要了解的知识？那不是瞎耽误工夫吗？ 因此，林彪要总政治部的专家们在全面地，系统地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基础上，把毛泽东著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摘录下来，供普通战士学习，是唯一可行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办法，也说明林彪是真正想让战士学习毛泽东思想。那些主张要普通战士不要学语录，而要“全面地、系统地”学毛泽东原著，要么就是思想糊涂（比如罗荣桓，谭政等人），没有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不懂得“少则得，多则惑”的道理；要么就是根本就不想要大家学（邓小平等可能就是这样的人）。要每一个普通战士整天什么都不干,在三年的时间内天天学毛著，这可能吗？能做得到吗？不说别的，林彪可以做到战士每人一本毛泽东语录，谭政、邓小平、罗荣桓等人能做到每个战士发一本毛泽东全集吗？他们给谁发了毛泽东全集？ 全面地、系统地学习毛泽东著作才是真正的政治挂帅，才是对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敷衍了事。
林彪主持军委的十多年虽然强调政治挂帅，但对国防建设抓得更紧。没有发现林彪在这期间有反对军事训练的言行。有的干部认为政治挂帅和军事训练相矛盾，林彪解释：全局就是政治，战备也是政治。搞好战备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没有抽象的政治，为国家为人民办事就是政治，保卫国家就是政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搞好军事工作就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我们的政治任务是共同的，但是要通过各种不同的专业综合起来去完成。 如果林彪的突出政治是乱军，那么如何解释七十多年来我军的“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呢？当然林彪所说的突出政治也过分地强调了毛泽东个人，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性，或者说是错误的。
三、七千人大会和林彪的讲话
1959年下半年至1960年上半年，也因此成为中国经济灾难深重的一年。当时的人们深有感触地说：1958年刮了皮肉，1960年刮了骨头。“大跃进”的“左”，在1960年达到了最高峰。 中国共产党自从遵义会议以来，第一次遭遇如此巨大的挫折。 1958年以来“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促使了“七千人大会”的召开。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参加，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其为“七千人大会”。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针对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出现的问题加以总结，以便清理左的错误，统一全党认识，进一步落实“巩固、充实、调整、提高”的工作。 会议的近因：在调整中困难重重，如何克服？中央要不要做自我批评？许多问题需要回答；应对国际的压力和挑战。
1961年11月5日：刘少奇宣布由陈伯达牵头，胡绳、吴冷西等参加，担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七千人大会）报告的起草工作。11月22日：刘少奇到钓鱼台找陈伯达、吴冷西等，谈到对报告初稿的修改意见，即：一，成绩讲够；二，缺点讲透。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汗，这才能接受教训。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 1962年1月18日：报告起草委员会举行会议时，彭真发言称：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各有各的帐，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1月2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修改后的报告。1月27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刘少奇在大会上没有宣读修改后的报告，而是把它作为书面报告提交大会讨论。 七千人大会报告的基调是按毛泽东的想法来定的，起草工作则是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搞的。1961年12月31日以前的起草工作，主要是邓小平抓的，从1962年1月1日起，主要是刘少奇主持。尤其是刘少奇，将他自己对过去几年工作的体会，对形势的感受大胆地写进了报告。报告也因此在大会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报告，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毛泽东就直接发给大会进行讨论，收到了很好的会议效果。 从目前留下来的材料和参加起草工作的人员回忆来看，却找不到毛泽东的“踪影”，他没有参与主持对报告的起草工作，甚至没有同“秀才”们直接见面，谈过对报告的设想。当时的毛泽东很可能没有对七千人大会投放太多的精力。 那么毛泽东对刘少奇（书面）报告不满意的地方很可能是第一部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
1月27日，一篇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通称口头报告）诞生了。 刘少奇说：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为什么不足? 这是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们这几年所犯的错误的性质，在书面报告上已经说过了。我们犯的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的过程中，在某些时候，发生了片面性。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做出结论……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也四年了。在这个时期内，我们进行了很多的工作，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在工作中也发生了许多缺点和错误。一方面，有伟大的成绩，另一方面，又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但是，我们取得了丰富的经验…… 刘少奇的报告（特别是口头报告）即使不是明确针对毛泽东而来，至少也要针对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和政策，扭转这些人为造成的极左局面。这让毛泽东如坐针毡…… 林彪在１月２９日发表了一个讲话：我们党所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在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毛主席走。
这样，我们党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好起来，更加强起来。 林彪的讲话无疑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的所为，可是林彪为什么会在这种场合发表这样的讲话？林彪的真实想法又是什么？ 军队作为一个整体虽然有相当一批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但是军队代表们的看法与地方干部就大跃进以来出现的问题有明显的区别。首先，军队讲究纪律，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没有上级领导的指示，军队代表通常是不会主动发言的；其次，军队的主要领导人，包括林彪和其他老帅们，以及罗瑞卿、谭政、萧华、刘亚楼等都对军队的干部们打了招呼，要求大家不要乱发言。军队并未卷进地方的工作。大跃进没有军方的事，所以也不存在“出气”的问题；最后，军队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都希望林彪出面讲讲话，其中不仅有老帅们还有陶铸、罗瑞卿、刘亚楼等人。 林彪起初很犹豫，不愿意出来讲话。最后包括军委的一些领导，也都来怂恿林彪出来讲话。他们都说，现在别人出来讲话都不适当，只有林彪最具备这个条件。从历史上看，林彪是一向拥护毛泽东的。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又接替彭德怀主持了军委日常工作，是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在党内、军内威望很高，所以，不论是地位，还是威望，或是时机，只有林彪这时候出来讲话最适合。否则就难以缓和形势，维护局面。这一说，就把林彪鼓动出来了。此外林彪也被告知，毛泽东让中央常委都在会上讲一讲。 这次大会上，其他在大会讲话的人，毛泽东都没有给予评论，唯一称赞的就是说林彪讲得“很好”并带头鼓掌。 党内政治生活缺乏民主气氛，是“大跃进”失败更深层次的原因。毛泽东本人，虽然一直没有松口，坚守“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但自1961年以来，或者说自出现极端困难的局面以来，他一直没有对“三面红旗”给予比较充分的正面的阐释。从这一点来看，毛泽东多少也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关键时刻是“军方代表”林彪支持了他，是林彪力排众议，站出来为
他讲了话。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无疑是增加他在毛泽东心中的法码，并奠定他以后地位的关键一环！ 林彪的讲话和后来毛泽东的讲话成功地扭转了会议的气氛，毛泽东虽然作了轻描淡写的自我批评，但是极左思想的根子并未触动，当然更谈不上从体制的角度予以制约、预防。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也由此开始。 林彪自己是怎样看待此事的呢？林彪讲话后，不少干部都很高兴，纷纷赞扬林彪讲话讲得好。林彪本人却不以为然，他说：“我这样讲是出于无奈，不这样讲，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响，这个局势就不好维持了。” 由此可见，林彪并非没有自己的见解，在当时的情况下，林彪完全清楚党内矛盾的存在，也意识到毛泽东的失误所在，但在毛刘关系紧张和中央上层出现裂痕的紧要关头，在“忠君”和“党内大局”的面前，林彪选择站在了毛泽东的一边。林彪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关键时刻，在最大程度上支持了毛泽东，再次造神，无疑是林彪的历史局限性，同时也助长了毛泽东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勇气。 悲哉，林彪！
四、林彪与罗瑞卿的蒙难
罗瑞卿的倒台是文革前的一件大案。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 一个似乎合理的说法是：罗瑞卿刚直不阿，对林彪的突出政治一套深恶痛绝，经常抵制林彪的错误，引发了林彪的忌恨。为了达到排挤罗瑞卿的目的，林彪借着文革发起之际趁机打倒
罗。毛泽东为了得到林彪的全力支持，于是“违心地”同意林彪的意见，拿下了罗瑞卿。罗点点则说毛泽东和林彪联手打倒了罗瑞卿。 1938年，毛泽东曾告诉罗瑞卿：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文革后，当有人提到毛泽东为什么要整罗瑞卿时，罗瑞卿总会直接或间接地提到这句话。这不能不说是对上述所谓的合理说法存在难言之隐。 从井岗山开始到六十年代，罗瑞卿一直是毛泽东的忠实“警卫员”。建国后，罗瑞卿在潘汉年案，胡风案，广东“二陈”案等案件上雷厉风行，还亲自陪毛泽东游泳、回韶山等，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时也跳得很高。毛泽东对罗瑞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是相信的、满意的。 1961年9 月，罗瑞卿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罗瑞卿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等十多个要职、达到了他个人的权力顶峰。 七千人大会前后，罗瑞卿开始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贺龙等走近了，与毛泽东、林彪等疏远了。 据邓楠回忆，61年庐山会议休会时的一个晚上，李富春、陶铸、罗瑞卿都去了小平那里去打牌。由此看来，罗瑞卿和邓小平的关系在六十年代初期就开始逐步接近了。在针对林彪提出学习毛选的运动中，罗瑞卿始终和邓小平等人站在一起，邓小平说：“以政治为纲，政治挂帅也要落到生产中去，‘四清’也是要落到生产中去。”罗瑞卿说：“国际歌唱得好，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不能说一个人的思想就是顶峰，不发展了吗？” 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和毛泽东的分歧日渐增大。刘少奇一九六五年时说：“罗瑞卿是将来合适的国防部长人选（不应长期由一个病人把持？）。” 1963年９月，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林彪同志长期生病，身体不好，我建
议由贺龙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致同意。 1965 年4 月12 日至5 月底。全军作战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罗瑞卿主持。会议临近结束时，叶剑英为战备问题下了很大工夫，理应在会议上做总结，不料罗瑞卿却以会议主持人的名义做了总结发言，这一情况写在会议简报六十三期上。 5 月2 日，罗瑞卿和杨成武到上海去向林彪汇报。林彪对罗瑞卿说：“要加强通气！你过去的通气是有的，但不够，要加强，这是组织原则。” 5 月25 日，罗瑞卿接到林彪口授的关于作战会议第六十三期简报的指示：“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六十二期简报关于罗总长作总结发言的作法不对。明天要在各小组宣读。” 罗点点说：在军委主席和国防部长缺席的情况下，总参谋长在一个小小的作战会议上做一个总结本是情理中事。罗点点忘记了还有其他副主席和资格老的军委常委。 1965年夏，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罗马尼亚前，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康生、伍修全、王力开会并大骂邓力群（时任刘少奇秘书），实际上是影射刘少奇。 彭真在批《海瑞罢官》上是消极的。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２５日，罗瑞卿到上海向毛泽东报告工作。上海的文汇报自１０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各报都在刊登有关文章。毛泽东对北京各报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十分恼火。江青对罗瑞卿说：现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罗瑞卿得知这些情况，马上给彭真通了电话，讲了他所了解的情况，提出《解放军报》和北京的报纸同时转载。１１月２９日，《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同时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罗瑞卿的这一举动自然引起毛泽东的警觉，极可能是罗瑞卿蒙难的最后催化剂。 1965年12月2日，毛泽东评论罗瑞卿：“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罗当总长以来，从未
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位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是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 郝治平回忆：1965年12月9日，我和瑞卿一起到了昆明。瑞卿作为全军的总参谋长，每年都有巡视部队的计划（是不是一定要带夫人去？）。10日……回到住所，秘书就来说中央来了电话要瑞卿到上海开会，开什么会，没有讲。我们觉得很突然…… 真的很突然吗？ 王力回忆：（1965年）十二月中央打电话要邓小平立即赴上海，因为发生了罗瑞卿事件。当时诬蔑罗瑞卿篡军反党，把他调离，杨成武担任代理总长。邓小平走后我们留在昆明，阎红彦招待我们。他们发现了卢汉埋藏多年的白兰地，用这个招待我们。邓小平走后，罗瑞卿来了。他自我感觉很紧张，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他打听怎么回事？为什么开会不通知他？我们也不知道。后来又来电报要罗立即赴上海。后来知道已经采取了措施，防止罗逃跑。文革时批判李井泉，说罗瑞卿到成都，李井泉还送给他两筐桔子。其实当时方针是先稳住罗。罗到上海后就没有自由了。 吴法宪回忆：罗瑞卿是党内高级干部中在“文革”前后被打倒的第一人。单就这件事而言，罗瑞卿的下台，提出问题的是林彪，但下决心的却是毛泽东。批示罗瑞卿是折中主义的是毛泽东，决定召开上海会议并亲自坐镇的是毛泽东，要邓小平在北京召集会议继续批判罗瑞卿的是毛泽东，决定撤销罗瑞卿的军职，并分别由叶剑英、杨成武继任的，也是毛泽东。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 林彪在罗瑞卿蒙难前与罗瑞卿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但是这些矛盾并未尖锐到林彪非要整倒罗瑞卿不可。与此同时，林罗关系的冷淡更显出杨成武与林关系的热络。 毛泽东在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完全是有备而来。从叶剑英和杨成武等人的积极活动来看，他们对此都心知肚明，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这些人在倒罗事件上的积极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杨成武回避了罗瑞卿的问题。 叶群在这次倒罗事件中的确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是叶群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罗瑞卿的问题，是叶群（她能完全代表林彪吗？）主动要去汇报，还是毛泽东主动让叶群去杭州汇报并听取军内一些重要人物的意见，以便决定对罗采取什么措施？叶群与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等人相比，谁在毛泽东面前起的作用更大？ 无论在上海会议上还是北京会议上，林彪都没有发过任何指示，也未作过任何的表态。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说“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错误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这个报告所附的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等同志的四个主要发言，罗瑞卿三月十二日的检查以及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发给地委和师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由此可见，最主要的几位倒罗成员就是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和刘志坚等人。这份报告给罗瑞卿定的罪名有：“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三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 逼迫林彪“让贤”、让权仅排第五位，有理由相信：即使没有叶群的告密，罗瑞卿也在劫难逃。 杨成武还在中央工作小组专门会议上作了长篇的书面发言批判罗瑞卿，其中就有“四条意见”，杨成武说：“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五日，罗瑞卿要刘亚楼同志向叶群同志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劝林彪同志接受。这四条是：（1）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2）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
你们了；（3）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4）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去管。刘亚楼同志并对叶群同志讲：‘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决不会亏待你的。’”这“四条意见”无论是否属实，都无法和《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相提并论。 提名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是林彪，罗瑞卿与元帅们有矛盾之时，林彪也曾提醒罗瑞卿重视。林彪在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３０日给毛泽东的信中特别提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要林彪向毛泽东报告什么？是林彪主动向毛泽东提出罗瑞卿的问题，还是罗瑞卿的问题严重到林彪不得不向毛提出？这几位“重要的负责同志”是如何向林彪传达的毛泽东的旨意？联系到打倒刘少奇这个整体战略部署，倒罗只是倒刘的一个重要的前奏。林彪与罗瑞卿的矛盾也是被利用作为倒罗的一个借口。 罗瑞卿的蒙难与其自身的为人处世的失败有着很大的关系。罗瑞卿在达到了他个人的权力顶峰前后，在党政军警的方方面面频繁亮相，过多插手，做了一些不合身份和情理的事，对贺龙之外的元帅们的尊重也不够，造成了其“木秀于林”；在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日益严重时，罗瑞卿与刘少奇的过多接触引起了毛泽东的猜忌。这些都是罗瑞卿的蒙难的主要原因。 戎马倥惚岁月惆，舞榭歌台难回首！
五、陆定一与林彪的交恶
1988年10月5日，项南问陆定一：“文化大革命”把你搞下去究竟为什么？ 陆定一答：就是为了我老婆写信揭发叶群。这同毛泽东没有关系，但他听林彪的。后来给我加了顶“阎王”的帽子，我是共产党内的唯一的“王”。 只要仔细回顾一下党史，就会发现陆定一的回答明显简单化了。陆定一是1978年12
月出狱的，其后几年的帐不能算到林彪身上。 陆定一之所以成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成员，首先是因为“中宣部包庇坏人，压制左派，是个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其次是因为“严慰冰反革命匿名信案”。 陆定一1944至1966年一直是中宣部部长（1951年中到1953年初，胡乔木以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的身份领导着中宣部的工作）。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9年4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1962年9月又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陆定一任中宣部长的22年有功也有过。 陆定一不仅是“双百”方针的参与制定者和权威阐释者，而且是这个方针的积极执行者。这是陆定一最大的贡献。 陆定一的过失也不少，有的还很严重。陈伯达回忆：“那时（1962年的广州会议）周恩来同志提出这个问题（给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认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应该再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他提的很好。开始毛主席也没有表示不赞成，但中央有一些人不赞成，主要是陆定一明确表示反对。陆定一说知识分子没什么变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就是不能摘。他和周总理争论地很厉害，僵持不下。陆定一当时是中宣部长，中央尊重他的意见，就把这件事放到一边去了。”其后，毛泽东从犹豫不决转变为完全接受了陆定一的观点，并对陆定一的观点加以发展，形成了中共中央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知识分子的“左”的政策。陆定一在1964年12月27日的中央会议上的讲话说明他是第一个把整个文化部看成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部门的人。 １９６５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该文是江青得到毛泽东同意后，委托柯庆施、张春桥找到姚文元起草的，该文的发表正式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1月29日，《解放军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1月30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学术研究栏里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 1966年2月3日，以彭真为首（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康生、周扬、吴冷西为组员）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当时学术批判中出现的问题，并依据讨论结果整理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提纲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地批评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说：要解散中共北京市委；中共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4月28日：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长期给林彪一家邮寄匿名信件被破获后，被打成反革命并遭到逮捕。 5月8日，陆定一回京，随即被软禁。 值得一提的是：依据目前的公开资料，林彪至少自1965年下半年即在苏州休息养病。偶尔外出活动的范围，从未超出华东地区（1965年12月初到上海参加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及1966年2月20日视察济南军区）。直到1966年5月10日林彪在杭州陪同毛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之后才回到北京。 因此，“中宣部包庇坏人，压制左派，是个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事与林彪没有什么关系。 “严慰冰反革命匿名信案”是陆定一与林彪交恶的根源。
严慰冰是陆定一的夫人，自1960年3月至1966年1月六年间化名“基督山”、“黄玫”等，共投寄50多封匿名信（其中绝大部分是寄给林彪一家的），以罕有的下流语言辱骂林彪一家。匿名信的内容至今没有完整披露过，但从一些“回忆”的文章中看，信的内容主要涉及三方面：1，叶群是假党员；2，叶群在延安与多人乱谈恋爱；3，叶群和林彪结婚前已经同男人发生过性关系，甚至说林豆豆是叶群和陆定一生的。直到现在，严慰冰信中所说的三个方面也没有事实证据。 摘抄两封严慰冰的信如下： 一 搂了一个骚婆子， 生了两个兔崽子。 封官进爵升三级， 终年四季怕光照。 五官不正双眉倒， 六神无主乱当朝。 七孔生烟抽鸦片， 拔（八）光了头上毛。 机关算尽九头鸟， 十殿阎罗把魂招。 这封信的署名是“基督山”（见荒坪所著的《外婆写给叶群一家的匿名信》）。 二 叶群， 我早就想给你写封信规劝你几句，让你好好做人……要知道，你是一个人，一个女
人，一个当了母亲的女人。上帝给了你一张人皮，给了你当人的权利，但你自己却不珍惜，硬把自己变成人兽．我真替你羞愧! 叶宜敬，你看了信，可能还认为是别人与你过不去，(我想你会这样判断问题的，这是你的一贯作风)你如此去想别人也无法。不过，请你且不要忘了苦口良药，忠言逆耳的古训。当然，别人劝你做人，你偏做狗，他人又有何法!路是人走出来的，你在用自己的腿书写着自己的历史。 你不会听进别人的规劝，因为这是你的老毛病。在延安时，你就是一个不守本分的女人，学员们私下议论着你的风流韵事，你今天和XXX谈恋爱，明天又和王实味吊膀子。虽说后来和林彪结了婚，生了孩子，我真为你担心，这孩子是否是林彪所生，或许又不知是哪路野种。当然，这个只有你最清楚，因为了解自己莫过自己。 还有，在延安时，你曾吹嘘自己十六岁入党。叶宜敬，望你老实点，不要把党组织视为三岁的孩子，不说年岁不符合党章，就是允许，地下党也不可能要你这个风流女人破烂货。不过，或许可能，根据你的家庭和你来延安前的一段经历，利令智昏，发烧说胡话，你可能忘记了党的名称，把国民党说成是共产党了。你十六岁入的可能是国民党吧?因为国民党是专收破烂货! 此致 安好 基督山 1962年10月7日（见焦烨所著的《叶群之谜》） 今天读这些匿名信时，我们很难想象这是被毛泽东称为“可中女状元”的才女严慰冰写的。 对严慰冰写的匿名信，陆定一说他一无所知，后又说严慰冰有精神病；严慰冰自称：
“明人不做暗事，没有写过（匿名信）。” 陆定一的说法无疑是在推卸责任，严慰冰则是敢做不敢当。 医生们的诊断耐人寻味：严慰冰具有神经性的偏执特征，但不具典型的精神分裂病症候。这个“诊断”有点“滑头”，不说严慰冰是精神病患者，也不正面肯定严慰冰是个正常人，显然和当时的“政治需要”相关联。 当时将严慰冰写匿名信的事件定为“反革命案件”也是有依据的，因为严慰冰写的匿名信的确有挑拨中央常委关系的嫌疑等因素，而不仅仅是人身攻击。 1966年6月27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通报、解释彭罗陆杨问题时说：“陆定一的问题首先是从陆的老婆严慰冰反革命案件上暴露的……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二年前就发现了，当时我们怀疑陆定一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这事是交给彭真去处理的，因为这是一个具体案件，我们没有直接去处理。两年以来，严慰冰的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獗，她探听中央负责同志和林彪同志的行踪，林彪同志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住在那里，这些事我们都不太清楚，但是她都打听得清清楚楚。严慰冰跟着陆定一，参与很多党内机密，知道很多事。几个月前，要彭真把严慰冰的材料告诉陆定一。而陆定一回去却把情况全部告诉了严慰冰，并用多种方法包庇严。最近已把严慰冰这个反革命分子逮捕了。根据各种材料判断，陆定一是知道严的情况的，陆、严是合谋的，许多事陆定一如果不告诉严慰冰，严是无法知道的。” 2006年黄峥所著的《王光美访谈录》有王光美对往事的评价：“严慰冰同志写匿名信这件事，我原来一点也不知道。叶群固然很坏，但我觉得严慰冰同志采取这种方式实在不好，有问题可以向组织上反映嘛！而且，她反对叶群可又要把这事往别人头上栽，这不是挑拨吗？她在有的匿名信上署名‘王光’，信里说‘咱俩是同学，谁也知道谁’，还把发信地址故意写作‘按院胡同’。按院胡同是我母亲办的洁如托儿所的地址。这不是有
意让人以为写信人是王光美吗？我原先完全蒙在鼓里，好几年都不知道，一直到破案，才大吃一惊。” 严慰冰“匿名信”的内容低级荒唐，其行为也是犯罪的，即使一个普通的男性公民也难忍受此种侮辱。自尊心极强的林彪在政治局会议上大骂陆定一也就不足为奇了（1966年5月14日，林彪在政治局会上写了一个条子，证明他和叶群结婚时叶群是处女。这个条子印出来发给到会人员）。 严慰冰的匿名信不仅使自己身陷囹圄，也让陆定一与林彪交恶，也是陆定一“反革命”的另一理由。从现在的有关回忆看，即便是当时，也没什么人同情严慰冰写匿名信的行为。林彪对陆定一与严慰冰的被捕无疑是有责任的，但严慰冰的责任也是绝对不能推卸的。 严慰冰以自己的想象，以极端的方式制造谣言，诽谤叶群和林彪（包括陆定一），她的行为只能解释为严重的心理变态。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严慰冰于1978年12月被释放后却被称赞为与“林彪集团”进行斗争的英雄；那些匿名信，被誉为“又如匕首，又如利刃狠狠地砸在林彪、叶群的心窝里！林彪气得暴跳如雷，坐立不安。叶群则又哭又闹，满地打滚……” 无论林彪与叶群在政治上如何，都不能成为任何人可以任意丑化他们的理由。 严慰冰之匿名信，以荒谬代国法，以自私代党章，其事甚损，其计甚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诚未闻党史之中有如严慰冰之甚者。 陆德在纪念陆定一同志诞辰100周年研讨会上首次披露了陆定一“晚年的几个反思”。陆定一多次谈到：“毛主席所犯的错误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误，历史不是一个人走出来的，我们都拥护、支持和执行过，是全党一起走的。我是中央的领导成员之一，主管文教和宣传工作，主席在这方面的错误，我也有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做中央宣传
部长这么久，我的工作犯了很多错误。斗这个、斗那个，一直没有停。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我照办了，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当然由我负全责。” 陆定一还说:“我们是一个政党，而不是生产党，也不是学术党。很多东西我们不懂，也不可能全懂；什么都要管，都要‘越俎代庖’。想‘事事有为’，结果反而会‘事事不为’。” 陆定一“晚年的几个反思”也算是对其一生功过和“文革”冤屈所作的部分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