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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红卫兵的“造反”行为
一、批斗“牛鬼蛇神”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上海各学校贴出大字报，大字报由室内贴到室外，从墙壁上刷到马路上。自6月下旬起，上海部分中学开始起哄、揪斗“牛鬼蛇神”。据7月统计，在全市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468所中学中，有191所中学存在类似情况。8月，批斗“牛鬼蛇神”之风迅速在各高校蔓延。8月4日下午，华东师大学生给批斗对象戴高帽子，鸣锣游斗。这一天全校共揪斗194人，占全校教职工11%，3人自杀而死，2人自杀获救。8月5～8日，复旦大学56名教授和干部头戴高帽，脸涂墨汁被揪斗。8月8日，上海财经学院播放中央负责人讲话录音。会后有95名干部和教授被学生戴上了临时用废纸篓、铅桶、痰盂做成的高帽，并被拖到操场下跪。8月9日，同济大学城建系学生给校党委书记戴上用西瓜皮做成的帽子，身上贴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纸条，在校园内游斗。8月11日，上海体育学院60%的正副教授身上被浇了墨汁，贴着纸条，跪倒在食堂前示众，有的还遭受拳打脚踢。上海外语学院80多人身淋墨汁，背披字条，在煤屑跑道上爬行。8月12日～13日，上海第一医学院123人被挂上“牛鬼蛇神”的牌子遭受游斗。另据不完全统计：8月13日～15日，各区有30多所中学发生打人、罚跪，共斗了114人。为此，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作了“不要抄家，不要破坏公物，不要搞外侨、不要在马路上脱鞋子、剪裤子，不要随便拦汽车，不烧档案，保护图书”等10条规定，并电话通知各区、县、局党委宣传贯彻。北京红卫兵来沪串联后，公开宣扬“红色恐怖万岁”，并到学校、里弄武斗“牛鬼蛇神”。8月26日，北京来沪红卫兵和上海中学的学生用鞭子抽打梅陇公社朱行大队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打死1人，重伤2人。据9月15～17日的不完全统计，3天内共发生30起北京红卫兵打人事件，被打达100人以上，其中斜土路第一小学支部书记被打成重伤。9月18日，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九纵队、十六纵队两次冲击西藏中路沐恩堂，用皮带殴打了6个牧师。9月19日，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第七纵队和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八·一八”红卫兵殴打音乐家贺绿汀夫妇。9月22日，100多名北京红卫兵查抄佘山教堂，神父马风祥被殴打致死。另据全市不完全统计，从9月1日起，在市区的489所中学中，有361所中学发生红卫兵打人，有1万余人被打，打死11人，打伤961人。其中闸北区有913人被打，长宁区遭受重伤的有26人，被剃阴阳头的有55人。黄浦、静安等区红卫兵私设的打人公堂有33处之多。
二、红卫兵破“四旧”
1966年8月23日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首都红卫兵上街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消息后，上海各学校的学生带着红卫兵袖章涌向街头（后职工、干部也参加），南京路、淮海路、静安寺一带锣鼓喧天，人山人海。这一天全市有6个区被红卫兵改名：“静安区”改为“延安区”、“红卫区”；徐汇区改为“群英区”、“前卫区”；长宁区改为“战斗区”、“长征区”、“遵义区”；“普陀区”改为“普红区”、“工人区”。卢湾区、南市区也被改为“红卫区”。南京路改为“反帝大街”、“五卅大街”；淮海路改为“反修大街”；肇嘉浜路改为“忆苦思甜路”等。永安百货公司被改名为“东方红百货大楼”，国际饭店改为“亚非拉饭店”、“工农兵招待所”，和平饭店改为“人民战争饭店”。复旦大学改为“东方红大学”。南京路上王开照相馆、冠龙照相器材商店、梅龙镇酒家、邵万生南货店的招牌被红卫兵浇上汽油烧毁。淮海路上的“蓓丽童装店”被红卫兵限令几小时内改掉店名。红卫兵们还在各大服装、皮鞋、理发店前贴大标语和“最后通牒”：“不准缝制奇装异服”、“不准出售尖头皮鞋”等，蓝棠皮鞋店就被上海交通大学红卫兵斥为“尖头皮鞋司令部”。百货行业经售的指甲油、玻璃丝袜、美容剂一律收藏起来。老大昌的高档面包、泰山饮食店的“惯奶油”、沧浪亭的虾仁面等都停售。咖啡馆、西点馆被贴上“中国人不吃西餐”、“打倒外国货”等口号。店家收起威士忌、白兰地，并买来筷子代替刀叉。全市的商品广告牌有的被涂损、有的被刷上“革命造反万岁”的大标语。同时，好几批红卫兵冲进静安寺，推翻供桌，打翻香炉，给十八罗汉戴上高帽子。曹家渡的“三官堂”菩萨被丢进苏州河。交大学生进入国际礼拜堂，烧毁了100多部《圣经》、几十个耶稣像和一批神职人员用品。外滩等处建筑物上的大量雕像被砸碎，原汇丰银行门前的铜狮子被搬走，岳阳路上的普希金铜像被打碎，豫园一批门窗雕刻被打光。全市“公私合营”的招牌全被取消，红卫兵们贴出大字报勒令取消定息。一些私人开业的医生、护士、画家等被勒令停业。黄浦区有开业个体户撕去红卫兵大字报，被红卫兵扭送派出所。红卫兵还贴出大字报“取消中秋节”，“人民警察改为红卫兵”。从下午开始，全市出现红卫兵围哄“奇装异服”现象。红卫兵们围绕在交通路口和公共汽车站，凡有穿尖头皮鞋的就责令脱下，赤脚走路。穿着和发型显得“时髦”的就被剪去一刀。8月24日，上海红卫兵上街扫“四旧”行动“向单位、里弄、家庭等纵深方面发展”。具体情况表现为：（1）冲击资本家。同济大学、复旦附中红卫兵将南京路上“老介福”、“协大祥”、“丽华百货”的资本家揪出批斗，在他们的前胸、后背贴上“剥削无耻”、“取消定息”的大字报，并要他们当场签名同意。（2）冲击教师及教师家庭。向明、延安、番禺中学等红卫兵贴出“通牒”，限时教师交出“奇装异服”、“火箭皮鞋”。有的在办公室进行搜查，有的进行抄家。（3）冲击社会上的“阿飞”。华东师大、中国中学、市二中学的红卫兵，在铜仁路、太原路一带的里弄里揪“阿飞”，进入居民家中搜查“奇装异服”、书刊唱片。（4）劈棺材掘坟墓。十六中学、打浦中学的红卫兵冲进一资本家家中，烧毁藏在家中的楠木棺材。长新中学红卫兵在万国公墓砸碎鲁迅朋友内山完造的墓碑。铁道学院红卫兵破坏宋教仁的坟墓。上海师院红卫兵冲击徐汇区天主教大堂，焚烧宗教用品和书籍，并将神职人员罚跪在大堂中，后又戴上高帽，在徐家汇游街示众。大同中学红卫兵接管清心堂（南市）；五爱中学红卫兵接管惠中堂（卢湾）；杨浦傅家宅天主堂的修女被赶走。同时，红卫兵还禁止提取巨额存款，禁止一切个人开业，学校中发生焚烧图书等情况。据不完全统计，8月23日至9月25日，全市共抄家15.77万余户，占全市总户数241万户的6.5%，其中市区11.45余户，占市区139万户的8.2%。全市共抄出黄金64.9万余两，各种金银首饰90.7万余件，钻戒、钻石4万多只，珠宝、玉器、古玩27万余件，美钞334万余元，其他外币330余万元，银元239万余元，现金、存款、公债3.76亿元。
1972年7月4日，市中学红代会向中共上海市委、市革命委员会请示：“最近，社会上穿奇装异服的人又多起来了，有的口袋大得出奇，有的衣服领头花样百出，穿超短裙的也出现了。”为此市中学红代会准备发动各红卫兵军区组织各校红卫兵团上街宣传，并希望上海民兵和服装公司协助。8月1～2日，红代会共出动红卫兵43087人次，上海民兵出动2386人次在全市举行统一行动，开展“抵制穿着奇装异服的资产阶级歪风邪气宣传教育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行动中，被宣传教育对象达26117人次。宣传教育活动分两班从下午4时至晚上9时进行，每个宣传点由十几个红卫兵和一名服装公司老师傅组成，并配一定数量的民兵。宣传教育活动采取“四不”，即：“不打人、不骂人、不侮辱人、不动剪刀”。对一般“奇装异服”者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对“态度恶劣”者开展现场批判会。许多红卫兵军区还出动了马路宣传车,进行街头宣传。
三、红卫兵组织的武斗
“一月革命”以后，上海红卫兵组织之间为争夺单位的领导权发生多起武斗事件（涉及一半以上的大专院校，中学也不少），其中主要有上海铁道学院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与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的武斗。1967年2月3日，市红三司总部调动华东政法学院和嘉定一中的150多人，协助上海铁道学院红三司冲击由该校红革会主持的广播台。7月14～15日，该校红三司与红革会又相互扣留人质，当解放军来校主持调解时，又发生冲击谈判场所、殴打谈判代表的事件。这次武斗受伤16人，重伤1人。1967年7月9日，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上体司）与上海红卫兵汽车学校武斗。因上体司殴打汽车学校4个学生致伤（其中一学生的家长为工总司交运局联络站的负责人）。交运局出动50多辆运输车在上体司门前游行抗议。后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等28个组织发表声明，支持上体司。交运局再次开出100多辆卡车、吊车围堵上体司，致使南京路交通中断。华东化工学院“红旗”与“新化工”两派武斗。1967年8月6日，双方动用了长矛、卡车、高压水泵相互冲砸，甚至组织“敢死队”用汽油火攻。武斗砸毁仓库25个、实验室42个，图书馆、教室等遭受破坏，约80人受伤。上体司搏斗兵团，华纺“东方红”，工总司徐汇联络站也参与了武斗。1967年12月22～23日，上海科技大学红三司与红革会在校内发生武斗。武斗中，红革会包围了红三司所在地无线电楼，对大楼实施断电、断水、烟熏。红三司援兵到校，又火烧红革会驻地外语楼。后解放军进驻制止武斗。1968年1月10日，华东纺织工学院“红师筹”与“东方红”发生近百人规模的武斗，双方用水龙带、易燃品、棍棒、石块相互混战，多人受伤。后由市政法指挥部进校平息。1967年4～8月，上海师院红革会与“井冈山总部”连续发生大规模武斗，并发生武斗致死事件。另如上海中学、江湾中学、行知中学等均发生两派武斗事件。
第二节 红卫兵大串联
一、北京红卫兵南下上海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于1966年8月18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北京及各地来京的百万群众，并戴上红卫兵袖章，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兴起。自此北京红卫兵开始陆续到达上海。8月26日，北京14所大中学校的红卫兵170多人抵沪。这批北京红卫兵是分散南下的，他们没有统一的组织机构和名称，如北京红旗红卫兵战斗小组就是由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学院、北京一〇一中等学校的学生组成。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干成到车站欢迎。北京红卫兵到达上海各校时，各校的师生员工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上海各报报道了北京红卫兵来沪交流文化大革命经验的消息。许多学校的师生与团市委、市学联联系，要求介绍北京红卫兵去串联。这批北京红卫兵到上海后声称：“到上海来就是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并向市委提出解决印刷宣传品、免费搭乘公共汽车等要求。与此同时，这批北京红卫兵与上海的市民和学生发生多次辩论，其核心问题是市委是不是革命的？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不是正确的？北京红卫兵的行为是不是符合十六条？8月28日下午，应北航等北京红卫兵的要求，副市长李干成出面接见北京红卫兵。北京红卫兵态度偏激、蛮横，抽掉李干成的座椅，提出“乘车凭证”、“市委怕群众造反”等问题，要求市长曹荻秋立即赶来参加会议。8月30日，市委在文化广场召开会见北京学生大会，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出席。会中，北京学生冲上台去，认为上海“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提出“改组上海市委”的口号。为此，交通大学贴出《强烈抗议北京来沪同学胡作非为》、《8月30日文化广场大会真相》、《十滚令》等的大字报，认为会议是对“市委负责同志的极大侮辱”，这部分北京学生“没有组织观念”，并呼吁派人赴京向党中央报告事件真相。同时，也有少数上海同学认为会议开得好，“我们也要像北京同学这样干才有劲”。8月31日上午10时，北京红卫兵和部分上海红卫兵100多人，在延安西路33号市委机关门口要求见曹荻秋，并与企图阻拦的工作人员及不同观点的上海学生、工人发生扭打。在上海红卫兵的协助下，北京红卫兵冲进了市委机关大楼。就此，围绕着北京红卫兵冲击市委机关，上海学生和市民与北京红卫兵发生辩论。住在华东化工学院的北京机械学院97名学生已办票返京，被上海学生从汽车上拉下来，不让离校，要求辩论明白。9月2日，市委大楼对面的墙上贴出退休工人、老工人等36人署名的大字报《我们老工人要说话》，并预约在静安公园与不同意见者“辩个明白”。后大字报又套红铅印成传单，广为散发。9月3日，清华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八中、八十七中、育英中学和上海复旦大学、第一医学院等300多红卫兵到市委机关，曹荻秋、杨士法、张祺分别在市委机关办公楼、静安区文化馆、市委接待站等处接见了5批100多红卫兵，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要求作了说明和解释，但红卫兵仍围在市委门口不散。9月4日，围聚在市委门口的红卫兵增至1000人。他们成立临时指挥部，架设广播台，宣布上海市委已经“烂掉”，要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通话，并多次和维持秩序的工人发生冲突。中午，有100多名北京红卫兵砸碎市委机关办公楼临街的玻璃窗，踏着人梯，沿着落水管攀爬冲击了市委大楼。冲突中有一些人受伤。晚10时，曹荻秋在市委办公楼门前接见了北京红卫兵和上海群众，欢迎上海的工人、农民、学生“炮打司令部”，揭发市委存在的问题，并再次强调欢迎来沪的外地红卫兵，指出北京和上海的学生要团结起来。9月5日，曹荻秋再次会见并回答了北京红卫兵提出的问题，并表示欢迎揭发。当时大批的上海工人、学生聚集在市委机关门口，要求听取会议实况，经大会主席团同意，在门外安装了拉线广播，1万多人冒雨坐在马路上收听。晚8时，市委机关调派20辆大客车将北京红卫兵送往住地。9月10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到沪，总部设在上海体育宫，下设纵队、支队。总部人员到达时，有关方面派出由摩托车开道的车队迎接，并要求区、县、局各级党委对北京红卫兵的活动提供方便。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在上海第二棉纺织厂与40多名工人模范举行座谈，与上海学生代表在学联举行座谈。座谈会上，北京红卫兵提出“八三〇”、“九四”事件的问题，以及上海如何造反、如何抄家，上海红卫兵如何组织、如何贯彻阶级路线等问题。上海的工人和学生根据掌握的事实作了介绍。9月20日，北京南下兵团的红卫兵在国际饭店门口贴上“鬼见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散布《红色恐怖万岁》的传单，并用大嗽叭命令外宾下车走路。北京红卫兵还在上海的许多学校和里弄殴打“牛鬼蛇神”。10月初，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清华大学井冈山、北京大学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等组织开始在上海设立联络站，全面参与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直至“一月革命”后，各地红卫兵组织才撤销驻沪联络站，串联人员逐步撤离。
二、上海接待外省市红卫兵
因外省市师生陆续到达上海串联，1966年8月15日，上海以市学联为主成立“接待首都和外地来沪革命师生办公室”，各区设立接待站。自8月15～27日，共接待北京、江苏、浙江、黑龙江等地大中学生901人。其中北京学生512人，除161人住上海团校，其余分散居住在全市大中学校。至9月2日统计，全市共登记接待北京及外地学生10759人。至10月9日统计，全市已接待北京及外地来沪师生37.48万余人，其中北京4.7万余人、江苏8万余人、浙江5万余人，辽宁3.5万余人、广东3万余人等。1966年10月18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各部委、市人委各局、各区委、各大学党委负责干部会议，王一平宣布为加强对外地学生接待工作的领导，市委决定成立“接待各地革命学生领导小组”，李干成任组长，张浩波（兼任办公室主任）等任副组长。下午，李干成主持召开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研究落实了30～50万人的住宿方案。会议决定办公室下设秘书组、组织组、宣传组、生活组负责日常工作。大学、中专的接待工作分别由高教局、教育局负责。同时要求各区统一思想，落实接待方案。当日下午或晚上，各区传达了市委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黄浦、南市、闸北等区召开了学校党政负责干部会议。卢湾区召开街道办事处主任会议，统一思想，落实工作。南市、长宁、卢湾、静安、徐汇、普陀等区均建立了区委领导挂帅的领导小组，各区接待办公室一般都有工作人员35人左右。接待工作最突出的矛盾是棉被问题，除向机关、企业、医院抽调以外，卢湾、南市等区还从群众中商借，其中卢湾区借了5400多条，南市区借了3500多条。1966年10月23日，北京、哈尔滨、郑州、徐州、株洲均有直放上海的列车到达。原因是在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后的学生大批南下，北京、广州等地只出不进。晚10时，车站、码头聚集2万多外地学生。据统计，全市全天共接待外地学生72305人，在沪外地学生突破30万。10月24日上午，市接待办公室召开市人委机关、各区接待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紧急会议。会议指出原接待30万人的方案已突破，当前必须采取措施，落实接待50万外地学生住宿的计划，并研究制定全市接待80万人的方案。具体计划分配如下：市级机关负责接待10万人，大学、中专接待12万人，10个区接待33.6万人，其中虹口、杨浦、南市各接待4.2万人，静安接待3.5万人，闸北、黄浦各接待3.1万人，普陀、卢湾各接待3万人，徐汇接待2.8万人，长宁接待2.5万人（以上共计55.6万人）。与此同时，据各外地来沪学生接待站报告，由于天气转凉，旅途疲劳，外地来沪学生患病率大幅上升。报告称：每个接待点平均每天就诊数达200多人次，有些接待点已发现流行性传染病，如普陀区光新中学有4人患暴发性痢疾。同时，住院的外地学生已达50多人，其中10多人病情较重。长春市一学生患心脏精神性梗塞症，武汉一学生脑癌恶化经抢救无效死亡。另据各接待站报告，外地来沪串联的学生多次发生打群架和偷窃的事件。10月26～27日，北方冷空气南下，气温骤降。各区接待办发动群众筹借棉被10万余条，市接待办调拨棉被8.7万条，市人委机关、各大专院校、中专自筹棉被20多万条，基本上保证两个学生能合盖1条棉被。市接待办又从有关部门调拨20万斤库存稻草，供铺垫用。各区也采取措施，如普陀区增发草垫2万条，并动用民政局用于救济的旧运动服。南市区向居民借棉被14764条。许多居民将棉被拆洗干净，并写上“向红卫兵致敬”、“支持革命大串联”等字样。据10月28日统计，在沪外地学生41.29万多人，全市接待外地学生总量已达1306782人。由此外地学生离沪的水陆交通紧张，北上火车票已登记至11月5日，11月3日前的南下火车票已发放完毕，船票也发放至11月6日。10月31日晚，上海真如接待站正式开放（接待工作人员72人），日计划8趟列车到站，配备运送外地学生的汽车30辆。当晚共接待6000多人。至11月17日，全市接待外地学生总量共达2765291人次。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通知》在上海各大、中学校、机关外地学生接待站和车站、码头普遍张贴。部分外地同学表示：“中央通知太及时了，我们应尽快回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外地学生提出要上海解决去北京的车票，有的立即出发进行徒步串联，有的交换两地车票继续串联，有的要求继续留在上海（如福建某校学生准备在上海住到次年4月，长春九中几个学生拿了车票不上车又回到住宿地），有的甚至对通知表示怀疑，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新北大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认为中央通知中所说“劝说”，可理解为“可听可不听”。至18日统计，外地来沪串联学生因患重症急病，经医院抢救无效已前后死亡12人。这些学生的病情特点为暴发性急性传染病、慢性病急性发作等。11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串联的通知开始生效。据统计：当天全市共接待外地来沪学生129907人，但离沪学生人数减少。同时，有关方面对11月25日到达上海的4辆列车进行调查，70%的学生属违反中央11.16通知来沪串联。情况如下：有的越站来沪串联，如有洛阳学生从西安返回，不下车直达上海；有的返程途中遇大城市下车，如有苏州学生从金华返回，沿途在杭州、上海串联；有的北京学生从天津、烟台南下来沪。另有在外地的上海学生与外地学生换票，致使外地学生到沪。11月26日，市接待办公室召开市人委机关、驻沪部队、各区接待办公室干部会议，研究外地学生返校的运送工作。市人委机关、静安区和普陀区分别介绍了经验。会议强调返校运送工作也要突出政治，具体做到先来先走，分期分批、照顾重点，尤其做好对100人以上团体的登记工作。与此同时，因上海外出串联的学生陆续返沪后，接连发生驱赶外地串联学生的情况，如十五中学、继光中学的上海学生张贴出布告，要外地学生限时离校。11月27日，市接待办公室决定向外地离沪学生赠送别于胸前的有机玻璃语录牌，执行方法为：大、中专系统原则上采用外地师生办离校手续时赠送语录牌；各区接待站原则上采用发车、船票时赠送语录牌。当天，各接待站共领去语录牌24万枚。11月30日，上海气温急剧下降。12月1日，市接待办公室召开市人委机关、各区接待站负责人会议，决定新制棉衣1万件，其中5000件劳动防护棉衣用来更新各工厂企业的旧劳防用衣，再将旧衣借于学生。新棉衣每天生产1100件左右。计划分配给市人委机关2000件，各区2400件，其余600件调剂给各大中专校。向公安局借用去年更新的旧棉制服1000套，已分配各接待站800套。向民政局调用救济棉衣200件，已发给各区100件（查原件）。向旧货商店购买棉衣300件。向区民政、体委筹集200多件。至此，向已确实困难的在沪外地学生发放棉衣5000多件。自12月8日起，上海进入与返回的外地串联学生均保持在每天2万人左右，在沪外地串联人员稳定在12万人。至12月12日统计，在沪外地串联学生为115405人。全市接待外地师生总量已达4035825人次。
三、上海红卫兵外出串联
因毛泽东主席在北京接见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及外地红卫兵陆续来沪，1966年8月22日晚，近2000上海中学生红卫兵聚集在北站，要求去北京串连。上海铁路局向铁道部请示，铁道部一方面同意免票加挂一班列车，一方面会同教育部向国务院报告。国务院要求中共上海市委做工作，建议派少数代表赴京。为此，市委向各有关部门发出电话通知。8月31日，在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中央宣布全国各地全部的大学生和一部分中学生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串联。至9月7日，上海戏剧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学生全部去了北京，交通大学5000多名学生走掉了4000多人。上海机械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同济大学等院校学生也分别于9～11日走完。根据中央有关通知，9月7日，中共上海市委成立“上海组织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去京参观领导小组”，规定：中等学校学生每10人推选代表1人，教职工代表按100名学生产生1名代表去京。业余性质的学校学生、农中学生一律不去北京串联。然而除少数人等待市委组织外，大多数人自发组合，外出串联。9月中旬以后，串联学生由每日5000人遽升为万人以上。上海站上不了车的，就去南翔、松江等市郊火车站爬车、拦车，甚至出现伤亡事故。同时，十六铺码头也发生扒船事件，影响海运。
大串联结束后，据上海市财政局革命委员会报告：由各省市转来上海方面外出串联所借粮款单据为粮票500万斤，现金400余万元。截至1971年底，除查无此人的疑难单据计粮票90余万斤，现金70余万元外，共收回粮票300余万斤，现金240余万元，各种物品2万余件，占应清理数的80%。
第三节 红卫兵事件
一、《解放日报》事件
1966年11月25日，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代表聂元梓（北京大学教师）的建议下，以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为主的红卫兵组织在文化广场召开“揭批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上海市市长曹荻秋等到场。会后，红革会的红卫兵将曹荻秋揪到会议室，向他提出三项要求：（1）第九期《红卫战报》要办成特大号；（2）第九期《红卫战报》扩大发行量，要印80万份；（3）第九期《红卫战报》要同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一起发行到订户手中。曹荻秋没有答应。11月28日，《红卫战报》第九期出版。该期《红卫战报》发表《<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该期印数65万份)。红革会提出：“《解放日报》放毒到哪里，《红卫战报》就消毒到哪里”的口号。《解放日报》社经请示市委后答复：《解放日报》是市委机关报，是党报。《红卫战报》是群众组织的报纸，不能一起发行。11月29日晚，红革会向市报刊发行处和《解放日报》提出：《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中一起发行，版面要与《解放日报》一样大小等要求。遭拒绝后，各校红革会紧急调集400多人，于30日凌晨1点冲进汉口路274号《解放日报》社大楼，占领了发报间，声称不答应红革会的3点要求，不准发行当天的《解放日报》。至上午8时，红卫兵又占据会议室、礼堂，成立“火线指挥部”。《解放日报》停发，上海市红卫兵总部（简称“上红总部”）红卫兵、“工人赤卫队”和大批市民围在报社门口高呼：“我们要看《解放日报》”、“强烈抗议一小撮暴徒占领解放日报社”。由此，双方发生对峙和冲突。12月2日，红革会寻求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支援。为此，聂元梓也亲自找工总司王洪文，指出：“《解放日报》主要是权的问题”，“《解放日报》是市委的窝，《解放日报》倒了，市委才能倒。”下午，工总司、红革会和上海新闻界造反派在文化广场召开《向〈解放日报〉、〈文汇报〉贯彻的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聂元梓、王洪文亲临现场。会后，王洪文、潘国平指挥700多工人造反队员冲进《解放日报》，又调集了静安区3000多工人造反队员前往《解放日报》社，潘国平亲临火线指挥部坐镇指挥，王洪文则在报社附近的山东路体育场再建一个场外“联合指挥部”策应支援。《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市委经请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做出的处理意见是：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不能夹在一起发行，可以分开发行;如果红卫兵硬冲,要说服,要顶住,这是个原则问题。12月5日，上海市委接到中央文革关于“支持《解放日报》附带发行《红卫战报》”的意见，只得同意红革会、工总司的“决定”，让《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解放日报》共停发9天。
二、红卫兵与“一月革命”
1966年11月6日，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简称“炮司”）等在愚园路311号召开“上海工人串联交流会”，到会的有上棉十七厂王洪文、玻璃机械厂潘国平、良工阀门厂陈阿大等。会议由北京红卫兵主持。会议决定于9日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主席团成员由“首都三司”和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的红卫兵政治审查后确定。交通大学“反到底”红卫兵参与“宣言”和大会海报的起草。中共上海市委对“工总司”的成立采取“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方针，但在红卫兵的助威下，“工总司”仍然宣布成立。当时“炮司”向工总司领导成员派出红卫兵联络员任秘书工作。“炮司”还派出大量红卫兵到铁路、码头、工厂去搞“工学运动”。“工总司”成立后，在其所经历的安亭事件、康平路事件、昆山事件中，都有大批的红革会、红三司、炮司、同济东方红、交大反到底、红东北、红反会及首都三司、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红卫兵参与其中，联合行动。安亭事件时，工总司北上并在安亭拦阻火车，导致沪宁线中断了31小时34分。这次事件不仅有红卫兵的策划，连与中央文革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谈判都有红卫兵参加。红卫兵组织还联合发布“安亭告急”的《告全国革命同胞书》支持工总司。康平路事件中红革会等红卫兵组织就直接是“联合指挥部”的成员，炮司、首都三司、交大反到底等红卫兵组织就赤卫队是否“抄柯庆施、张春桥家”的问题发表《联合声明》等。
1966年底，上海出现“经济主义”风潮。1967年1月1日凌晨2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电话指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出面同红卫兵协商解决上海问题，陈丕显便于凌晨3时在东湖招待所召开包括红革会、炮司、交大反到底及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等红卫兵组织在内各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一方面组织力量去昆山劝阻赤卫队北上，一方面布置红卫兵起草《急告全市人民书》。1月4日，经陈丕显签发，由10个群众组织签署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急告全市人民书》印刷成20万份传单在全市散发、张贴，并于次日发表于《文汇报》。在这10个组织中，有“红革会”、“炮司”、“红三司”、“同济东方红”、“交大反到底”等8个红卫兵组织。1月6日，工总司、红革会等在人民广场召开10万人参加“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大会设369个分会场，通过广播、电视向全市直播。大会请求中央彻底改组上海市委。红卫兵组织红革会、同济东方红、交大反到底、炮司均派代表参加大会筹备，成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在会上作发言。1月8日，红革会等红卫兵组织在锦江饭店发起各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决定再起草一个《紧急通告》，提出反经济主义的9条措施，共32个组织签字。其中红卫兵组织有15个——《紧急通告》在1月9日的《文汇报》、《解放日报》上同时刊登，并由《人民日报》转载。《紧急通告》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32个群众组织发了贺电，称赞他们“把无产阶级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同时，红革会、炮司、北京红卫兵与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联合成立“上海市反经济主义联络总部”（总部77人，其中47人为红卫兵），开展审查提款、取缔经济主义组织等活动。
1967年1月11日起，上海出现造反派夺权高潮。3天内，市、区、县、局级单位有49个被夺权。1月15日，上海市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上三司”）联合工总司二兵团，进驻市委、市人委机关宣布夺权。1月22日，“上三司”再度联合“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上海兵团”等50人组织进入市委机关，宣布成立“临时督管上海市委联合委员会”。1月24日，红革会联合工总司部分成员抢夺了市委、市人委的大印，红革会所属各校的红卫兵也分别抢夺了各区委、区人委的印章。这3次红卫兵夺权行动均遭到张春桥的否定。与此同时，张春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指使工总司王洪文召开部分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筹建权力机构“新上海公社”（后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并由工总司为主，北京红卫兵配合负责对参加公社的组织进行资格审查。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公社发布宣言《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和通令，宣称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参加筹备和进入上海人民公社的红卫兵组织有交大反到底、同济东方红、新师大、炮司、大专院校赤卫军、红卫兵上海司令部（简称“红上司”）、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简称“红东北”）、红卫兵上海市西南地区指挥部（简称“红西南”）。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有首都三司、清华井冈山、哈军工等。2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任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姚文元任第一副主任，王洪文、徐景贤任副主任。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12月29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30万人广播大会，宣布“一月革命”是一场反革命风暴。
三、第一次炮打张春桥
1967年1月，由“炮司”和复旦“孙悟空战斗组”整理的有关中央文革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的材料开始在红卫兵中流传。1月23日，复旦红革会召开会议，分析形势并讨论撰写大字报《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同时，红革会总部派人去京搜集炮打张春桥的材料。复旦“红三司”也召开勤务组扩大会议研究张春桥问题，会议得出一致意见：我们不保。1月24日凌晨，复旦“孙悟空战斗组”在外滩、南京路等主要街道，贴出“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新市委”的大幅标语和《一问张春桥！》、《为什么——二十问张春桥！》等大字报，紧接着红革会也大量散发炮打张春桥的宣传品《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三十个为什么问张春桥》等。1月25日，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人徐景贤、朱永嘉在上海大厦召开各大学红卫兵组织负责人会议。徐景贤指出社会上“刮起针对张春桥的阴风，在《新上海公社》即将诞生之际，很值得深思。陈丕显、曹荻秋虽被打倒了，但决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阶级斗争复杂，这也会反映到革命组织内部来”。朱永嘉说现在北京有人怀疑江青，反对中央文革，这是南北呼应。徐景贤点名各红卫兵组织表态。复旦“孙悟空”负责人说：“相信群众嘛，你们紧张个屁”。炮司负责人说：“如果张春桥是左派，一万张大字报也打不倒”。红三司负责人说：“假如没有材料证明张春桥有严重问题，我就承认他是革命左派”。红革会负责人说：“希望机关联络站的秀才们认请形势，擦亮眼睛”。1月26日，红革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分析上海形势，认为张春桥对群众组织实行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市委写作班是旧市委的御用工具，通过全民性的假造反把握了上海的大权，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有面临流产的危险。会议决定先抓徐景贤，再揪张春桥。1月27日，红革会兵分三路从市委党校扣押了徐景贤。上海警备区根据张春桥的命令，由师政委徐海涛带4个摩托车排和1个步兵连，全副武装从市委党校追到复旦大学，引起红卫兵的愤慨，将部队堵在校门外，并指责这种派部队镇压学生运动的行径。事后，红革会向全市散发《1·28事件真相》的传单。1月28日下午，各高校红革会负责人和上三司等组织集中在中苏友好大厦（现上海展览中心）开会，决定进一步炮打张春桥。晚，张春桥、姚文元主动到会场，红革会的红卫兵当场责问张春桥达6小时。与此同时，炮司在上棉十七厂召开全兵团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炮司试图说服王洪文参与炮打张春桥，王洪文不允。1月28～29日，张春桥、姚文元多次给中央文革打电话，向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求援。29日晚红革会则联合其他红卫兵组织在复旦大学礼堂召开了“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决定第二天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炮打张春桥的10万人大会，并示威游行。1月29日晚，陈伯达、江青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拍发特急电报，强调“复旦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张春桥即下令出动广播车，印发20万份传单。王洪文则派人上街覆盖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封锁人民广场。1月30日清晨5时，清华井冈山驻沪联络站向红革会通报“中央文革特急电”，并告知工总司已封锁人民广场，红革会不得不取消预定的大会，释放了徐景贤。同时，复旦红革会、红三司等红卫兵组织一致决定赴京告状。1月31日，赤卫军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赤革会”）所属复旦赤革会发表7点声明，支持炮打张春桥。上海外语学院、机械学院、铁道学院也有红卫兵组织表示支持。上海师范学院红卫兵举行了炮打张春桥的游行。随着形势的变化，2月4日，红革会所属38个单位在文化广场集会，勒令总部负责人就炮打张春桥事件作出交待。3月15日，上海“反逆流联合指挥部”在文化广场召开反逆流大会。徐景贤等出席，大会揪斗了红革会的负责人，宣布红革会总部解散。3月24日，“揭批复旦大学1·28炮打反革命事件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红革会战士集体向毛主席“请罪”。4月14日，“红革会大批判、大联合联络站”代替“反逆流联合指挥部”宣告成立。
四、第二次炮打张春桥
1968年4月6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红旗”造反兵团在江湾五角场、南京路、外滩等地贴出“打倒叛徒张春桥”的大标语。七一一研究所革命造反兵团刷出声援的大标语。晚上，市革会、工总司策动上千人去第二军医大学，要与“红旗”造反兵团辩论。复旦大学近千名红卫兵去第二军医大学，声援“红旗”造反兵团。4月8日，复旦校园内出现反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的大字报。与此同时，《新师大战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说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旗”是一批“死保党内走资派的老保”，最近把挑衅性的大标语贴到市革委会门前，“上海的100万革命人民不答应”。4月10～12日，复旦大学的红卫兵继续在江湾五角场、南京路、外滩等地张贴出一大批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4月12日凌晨3时，《文汇报》“为什么战斗队”的“十个为什么”的宣言大字报在南京路、第二军医大学、复旦大学等地张贴。当日《文汇报》第三版以特大黑体字刊出5条标语，以及《北京日报》4月7日社论，《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的《十个为什么》。人们争相传阅，全市轰动。《文汇报》社、南京路、江湾五角场、第二军医大学、复旦大学等处贴出了许多“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打倒反革命两面派、变色龙、叛徒张春桥”等标语，成千上万的人围观、传抄、议论。中午，张春桥召集市革委会副主任王少庸、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等在兴国路招待所商量对策。张春桥提出赶快向江青汇报情况。江青即为此事找叶群，叶群通过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司令员李作鹏等人指示驻沪三军表态保张春桥。姚文元按江青的旨意打电话报告了张春桥，接电话后，张春桥即指示以市革会名义向各单位下达“要沉着”，“不要急于反击这股逆流”等意见。当日，海军党委即向东海舰队传达李作鹏“不赞成炮打张春桥”的指示，并规定不准部队上街，不准贴大标语。4月13日下午，市革会在延安西路200号召开机关大会，马天水等就炮打事件发表讲话。4月14日，市革会召开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和各组、办负责人会议，主持市革会日常工作的王少庸在会议上说：“炮打中央文革领导同志，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次是四一二事件，41年前的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也搞过一次四一二事件，两次都是反革命事件”。4月21日，市革委召开扩大会议，布置调查“四一二炮打”事件。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根据张春桥的指示，市革委会宣布复旦大学为重点，并多次在江湾体育馆召开全市性的“揭批胡守均小集团”大会，直至将胡守均逮捕，以“清算”两次炮打的“罪行”。1971年5月24日，市革委会工宣队第一办公室召集复旦、华师大、上海师院联合组成“炮打”专案组，举办专题学习班，进一步清查两次“炮打”的背景和后台。据上海“揭批四人帮及其在上海余党办公室”统计，全市因1967年的“一·二八”炮打和一九六八年的“四一二”炮打而受到打击迫害的（不包括一般请罪检查）达2500多人，其中隔离审查200多人，被办“学习班”的440人。审查中，严刑拷打逼死5人，逼疯6人，不少人被打致残。
五、工宣队进驻与9·4事件
1968年8月24日，上海首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海运学院。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上海各大专院校举行集会、游行活动。8月26日，第二批工宣队进驻复旦、交大、师大等20所高校。8月27日，第三批工宣队进驻上海第二医学院、上海外贸学院、上海科技大学、上海铁道学院等院校。至此，从15个工业局所属250家企业抽调的1.1万余名工宣队员和218名军宣队队员已全部进入市高教局、教育局和28所高校。9月3日，上海师范学院工宣队负责人向王秀珍汇报：师院红革会总部占领的2幢楼不让工宣队进去，有“马蜂窝”之称。王秀珍向市革委会副主任王少庸汇报，王少庸请示市革委主任张春桥，张春桥指示立即动手。9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3位工宣队员的来信《师院头头究竟想扮演什么角色》。下午，王秀珍对上海师院工宣队作紧急动员。深夜，上海师院工宣队对学生宿舍（涉及2500多人）进行了“上天”（捅穿天花板）“入地”（撬开地板）式的搜查，搜查出炮打张春桥时遗留的传单及一些武斗工具。张春桥得知后说：“师院的行动干得好！”，并决定在全市高校内展开。9月5日，王秀珍赶到复旦，复旦工、军宣队组织了对全校学生宿舍的大搜查。下午，王秀珍在市革命委员会一办召开高校工宣队负责人紧急会议，师院工宣队介绍了大搜查的经验，到会人员参观了大搜查的战果展览。9月6日，上海26所高校统一对学生宿舍进行了大搜查。9月8日，市革委会在延安西路200号召开各高校工、军宣队负责人会议，张春桥、王少庸、徐景贤到会听取各校关于采取“革命行动”的情况汇报。张春桥表示：“支持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这次搜查引起了许多学生的议论和抗议。
六、上海红卫兵组织
受北京红卫兵运动的影响，1966年8月11日，复旦大学外语系学生成立“红卫兵战斗组”（这是上海第一个以“红卫兵”命名的组织）。8月19日，上海百万群众在人民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会上，复旦“红卫兵战斗小组”报告了代表在北京见到毛泽东主席的情景，上海师范学院附中学生向大会提出在全市建立“红卫兵纵队”的倡议。此后，师院附中每天有100多个单位来电，七八十个单位来访，20多封来信，询问有关筹建红卫兵组织的各种问题。为此师院附中还起草了《工矿企业、公社、大中学校成立<红卫兵>的初步方案》，对红卫兵的性质、任务、组织形式发表意见，准备上报中央。其实，师院附中内部，对“什么人可以加入红卫兵”争论激烈。与此同时，延安中学高二（1）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并向全市发出了上百封成立红卫兵的倡议书。中国、嵩山、黎明、育民等中学的同学走访团市委，询问“什么人可以参加红卫兵组织？”“红卫兵组织是长期性的，还是一时存在的，他与团组织，学生会关系如何？”等问题。当时，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表态：“组织红卫兵的问题还要考虑，八届十一中没有讲”。8月25日，上海北郊中学有“红五类”子弟联络30多个学校准备在青年宫成立上海红卫兵联络站，口号是“红卫兵是个阶级组织、非红五类子弟滚开”（后因故宣布暂缓举行）。全市各类红卫兵组织最多时达534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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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后期红卫兵
一、“复课闹革命”中的红卫兵
1967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要求在3月20日前，在外地串联的学生一律返回本校，一边上课，一边进行“斗、批、改”。1967年3月2日，全市1万多名中学师生在文化广场召开“杀回学校去，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4月9日，《文汇报》报道：上海第六女中红卫兵实现了以教学班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大联合”，同时发表社论《再论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4月13日，全国报刊作了转载。第二天，上海各大中学校红卫兵和革命师生10万多人在人民广场举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革命大批判中推进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大会，宣传市六女中的经验，在全市掀起学习市六女中的热潮。5月24日，上海市第六女中举行集会，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中央文革小组组员、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姚文元到会传达毛泽东主席指示：“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走上正轨”。由此，6月至7月，全市从小学到大学，纷纷以大批判为先导（组织批判集会，出版大批判专栏等）开展教育革命。其间，上海市大专院校红卫兵举行“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复课闹革命”大会。市革委会召开“上海市大、中学校复课闹革命，深入开展教育革命誓师大会”，1万多名红卫兵及师生代表参加，大会通过了《倡议书》。与此同时，市革委会向中学系统派出了13个由教卫组、警备区、红卫兵代表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在“复课闹革命”中涌现出的典型是市六女中、控江中学等。据《人民日报》报道，至7月初，市六女中所在地黄浦区的42所中学中，已有11所实现了红卫兵大联合。其实，当时上海更多的学校还是存在不同派别之间的对立，甚至发生武斗的情况。
二、红代会与《上海红卫兵章程》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各地大、中、小学一律立即开学。在此背景下，上海市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于11月17日在文化广场开幕。大会通过《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关于掀起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新高潮的号召书》和《上海市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条例（草案）》。12月30日又召开上海市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上海市大、中学红代会成立后，分别发出“整顿红卫兵组织”的通知和决定。大学红代会的《通知》指出：红卫兵队伍中还存在着不良倾向：如资产阶级派性严重，无政府主义流行，个别老造反居功自傲等。故应进行组织和思想的整顿。具体内容有：各院校红卫兵机构设三级：院校设师部，系设团部，班级设小队。各级红卫兵负责人由群众推选和革委会推荐相结合产生。各级红卫兵均受上一级红卫兵组织、同级党组织领导，各级红卫兵组织均由同级革委会派一常委参加工作。组织整顿中应注意反对派性，增加党性，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思想教育为主，组织处理为副”，个别错误严重或意志消沉的可开除或劝退出红卫兵组织。同时，应“以红卫兵为领导核心对共青团进行整顿，并随时把好的够条件的共青团员吸收到红卫兵组织中来”（共青团与红卫兵组织的关系等中央文件下达后处理）。思想方面的整顿则强调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谈心活动，“批判刘少奇在青年工作中的修正主义路线”等。市中等学校红代会发出的《决定》指出：“红卫兵是以劳动人民的子女为主体的，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进革命青年群众组织”，参加范围只限在校学生。红卫兵组织贯彻党的阶级路线。红卫兵组织以红卫兵左翼为骨干。地、富、反、坏、右、资、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子女一般不宜担任红卫兵组织的领导职务。红卫兵各局、各区、县级组织统称“军区”。红卫兵校级组织统称“红卫兵团”。各红卫兵团受军区直接领导，各军区受市红代会统一领导。各级红卫兵组织（包括军区、团、连、排）应按班级、按系统自下而上地组成。凡跨地区、跨系统、跨班级、跨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应全部解散、归口。校红卫兵团是红代会的基层组织，由红卫兵军区领导，不准设立任何形式的中间组织。各级红卫兵组织的公章，由市红代会按规定的标准、格式统一制发。各级红卫兵组织一律采用委员会、常委会制。常委会推选1-3人负责主持日常工作。各级红卫兵组织工作人员一律不全部脱产，一般半天工作，半天到校复课。开除或劝退红卫兵应由所在红卫兵组织通过，并报红卫兵军区备案。红卫兵应填写组织登记表。各级红卫兵组织均按各自管辖的范围进行工作，互不插手。凡市红代会统一布置的活动，一般按军区为单位。各级红卫兵组织应健全政治学习制度、值班制度和汇报制度等。1968年7月，上海市大专院校红代会又提出《红卫兵章程》（草案，供讨论用），并期望就“红卫兵与共青团的关系问题”、“红卫兵的组织领导机构问题”、“红卫兵整顿问题”等听取广大红卫兵的意见。1969年7月3日，张春桥就《红卫兵章程》的起草工作做出批示。7月27日，市红代会《红卫兵章程》写作小组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汇报《红卫兵章程》起草工作的进程和存在的问题。信中说市革委会二办为写作组派来了工宣队，保证了工人阶级的领导。现写作组由10人组成（工宣队2人，解放军2人，中学红代会4人，大学红代会2人）。写作组重点学习毛主席给红卫兵的信，《青年运动的方向》和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等对红卫兵的论述。写作组抓了5个调研点，它们是塘桥五七中学、韶山中学、市六中学、控江中学、零陵中学。10个红卫兵军区班子则参加讨论修改。4个问题出现不同意见。（1）共青团与红卫兵的关系。一种认为今后中学生中不发展共青团，不设立团支部，学生毕业后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参加共青团。一种认为少数优秀红卫兵骨干和战士可批准入团，这关系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且共青团领导红卫兵是可以的、应该的。（2）设立全国机构问题。一种认为没必要设立全国机构，一种认为有必要设全国红卫兵代表大会及办事机构。因红卫兵已有国际影响，可代表中国红卫兵对外发言，支持各国青年的革命运动。（3）参加红卫兵的对象问题。一种认为明确规定中学生，因将来大学、工矿、机关均不设红卫兵，小学发展红小兵。一种认为以规定年龄，即：12～18岁的青少年为妥。（4）关于红卫兵思想建设问题。一种认为应单独写一章，一种认为没有必要单独成章，因《总纲》中已有表达。1969年9月3日，由上海市中等学校红代会负责起草的《上海红卫兵章程》（草案·第十稿）完成。该《章程》2000多字，第一章总纲；第二章红卫兵战士；第三章红卫兵的组织原则；第四章红卫兵的基层组织。《章程》中既提到凡中等学校学生可申请加入红卫兵，又提到凡满入团年龄的红卫兵应积极争取加入共青团。《上海红卫兵章程》（草案·第十稿）提出“红卫兵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革命青少年学生的群众组织”，“毛主席是红卫兵的最高统帅，林副主席是红卫兵的副统帅”。《章程》规定吸收红卫兵坚持党的阶级路线。各级红卫兵组织接受同级党组织的领导。市、区、县红代会每年召开一次红代会，并产生委员会人选，同时经同级党组织批准。各校建红卫兵团，各年级建红卫兵连，各班级建红卫兵排等。与此同时，市中学红代会向市革委会请示，要求统一全市红卫兵的标志。该《请示报告》称：目前红卫兵有的戴袖章，有的别胸章，有的持红卫兵证，有的什么都没有。故提出此要求。1970年4月17日，市中等学校红代会通过在市六女中、中国五七中学的试点，向市革委会提出在各区选择一所学校，试行红卫兵戴红底黄字（曾有提议“白底红字”）的红卫兵臂章。1970年7月13日，市中学红代会通知：经市革委会正式同意，全市红卫兵的标志统一为红卫兵臂章，并决定在8·18纪念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4周年前夕统一颁发。根据形势的发展，市中学红代会再次组织全市红卫兵“进行思想、组织的整顿”，并向市革委会报告，《报告》称：这次整顿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红卫兵队伍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思想上、组织上纯洁红卫兵的队伍，发扬五敢精神，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继续革命的觉悟，使之更富有战斗力，当好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的得力助手”。《报告》提出：“党的支持是搞好这次红卫兵整顿的可靠保证”。市红代会先在市六等中学进行了“红卫兵思想、组织整顿”工作的试点。4月下旬，各红卫兵军区又在各区进行了试点，经过4个多月的工作，全市100多所中学的红卫兵进行了整顿。徐汇、静安、闸北等区召开了讲用会和交流会。
三、整团建团工作
1969年4月，毛泽东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整团问题，各地共青团开始恢复组织活动。1970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团建团工作的通知》。此前，1970年7月1日，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洪文等在上海无线电十七厂参加“上海整团建团座谈会”。会上，张春桥谈了红卫兵运动史，并表态：“我们倾向于中学生中保留红卫兵”。1970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整团建团工作的通知》发出，中央设立5人组成的整团调查小组。10月，这个小组又扩编成整团小组。到1971年初，上海的工矿企业、城区和农村的团组织都开展了学习整团典型材料和修改《团章》的草案。中央整团小组向全国推广中共上海国棉十七厂委员会《用毛泽东思想建设共青团》的经验等7个典型材料。据1972年3月统计，至此上海通过3年整团工作已建立了18229个团支部（计划建立18930个），占应建总数的97%。已建立1042个基层团委（计划建立1336个），占应建总数的78%。全市共发展约12万名新团员（全市团员总数46.7万人），占团员总数的25.5%，办理122800多超龄团员离团，处理了6194名犯错误团员（其中开除2541人，劝退923人，其他处分2730人），占团员总数的1.3%。再据1972年5月统计：全市工交、财贸、文教、地区、郊县等区、县、局中已有23个单位经党委研究提出建立区、县、局团委的请求。与此同时，还有意见认为只在市组织设一整团小组已不适应工作发展的需求，且有碍于与国际革命青年组织的联系，故提议建立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1971年8月，根据中共上海市委指示，上海县、纺织工业局、杨浦区试点建立了区、县、局一级团委。1972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上海市委《关于筹建共青团上海市委的请示报告》。1972年11月21日，张春桥、姚文元出席市六届团代会筹备会。张春桥在会上说：“红卫兵就是共青团在中学生中的组织。标准一个，一个概念，两个称呼”。当天，中共上海市委做出《关于召开团市委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中共中央于1972年10月14日向全国批转中共上海市委《关于筹建共青团上海市委的请示报告》，同意在条件具备时建立省、市、自治区一级团委。1973年2月12日，共青团上海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参加大会的正式代表1503名，列席代表295名。大会选举产生委员85名，候补委员18名，常委17名。书记为陈新发、汪明章、郑均培、万桂红；副书记为杨小兵、杨佩莲、沈芬娣。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洪文到会讲话，大会通过了《为把青年锻炼成经得起风浪、吃得起苦、挑得起重担的无产阶级新一代而奋斗》的决定。
四、后期红卫兵与共青团的关系
中共中央于1970年7月发出《关于整团建团工作通知》的同时，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洪文在“上海整团建团座谈会”上表态：“我们倾向于中学生中保留红卫兵”。1971年9月7日，市革委会组织组、市革委会工宣队二办向市委报告“红卫兵转团问题的情况和意见”。《报告》称：红卫兵转团工作先在市六、中国五七、控江中学作了调查。这3校共有70届毕业生1524人，其中红卫兵633人，占毕业生总数的42%。与此同时，以共青团员的要求，对市六等三所中学的红卫兵情况进行分析，基本上符合团员条件的有275人，占红卫兵总数的43%。不完全符合团员条件的294人，占47%。不符合团员条件的64人，占10%。因这三校的红卫兵质量一般较高，大多数红卫兵和教师、家长希望实行红卫兵转团，否则毕业后组织上“断线”，思想上“松弦”，不利于青少年成长。且党章规定共青团与红卫兵性质、任务、条件基本相同，经思想和组织整顿后，除少数外，应通过一定手续转为共青团。也有意见认为发展红卫兵时手续不严，缺乏政审，红卫兵转团会影响团的先进性。组织组表示倾向于前者的意见。对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团员条件的红卫兵，一种意见认为，经教育后转变的转为共青团，不转为团员的也不给予开除或劝退红卫兵的处理。一种意见则认为，对不完全符合团员条件的红卫兵，经整顿后原则可转团。对不符合团员条件的红卫兵，应根据情况开除或劝退。组织组表示倾向于前者的意见。关于转团手续问题，一种认为应本人申请，红卫兵排讨论通过即可转团。一种认为应按发展新团员办法进行，即本人申请，由团员两人介绍，团支部大会通过。组织组表示倾向前者意见。另外，《报告》根据70届毕业生即将分配，建议各区先搞试点。同时要求加强党对红卫兵的领导，加强红卫兵的整顿和建设，加强对红卫兵干部的训练和培养。1972年1月13日，中共上海杨浦区委就筹备召开区第三次团代会向中共上海市委请示报告：并提出中学红卫兵毕业时统一转为共青团的问题。市委批示：中学红卫兵毕业时转为共青团的问题等中央审批。1972年7月7日，中共上海市委就“拟将中学生毕业生中的红卫兵转为共青团员”，向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请示报告。《报告》称：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发出“整团”的指示后，上海共青团的基层组织陆续建立，但碰到了“中学生中要不要建立共青团组织”的问题。因党章第五条规定，共青团和红卫兵都是党领导下的革命青年的群众组织。“如果中学生中既有了红卫兵，又建立共青团，各自开展工作和发展组织，将会带来不少矛盾。因此，我们确定，上海各中等学校在校学生中只建立红卫兵组织，不建立共青团”。目前，上海中等学校有红卫兵18万人。几年实践中产生新的问题，因“社会各界青年中没有红卫兵组织，只有共青团组织，这就使许多中学生在校时是红卫兵，出了校门成了‘老百姓’”。为此，应考虑红卫兵毕业时能成为共青团员。少数意见倾向于根据条件，在红卫兵中发展团员；多数意见倾向于“经过思想和组织整顿以后，除少数不符合红卫兵条件的外，通过一定手续都可转为共青团员”。市委经过研究，“同意后一种意见”，且认为“大多数红卫兵在毕业时转为共青团员是具备条件的”。（1972年应届毕业生21万多人，其中红卫兵7万人左右，约占33%）。同时，市委考虑以下几点具体意见：（1）红卫兵转团前要认真进行思想和组织整顿。（2）红卫兵转团应填写团员登记表，团龄从批准转为团员那天算起。（3）红卫兵转团的时间应在毕业分配前夕为好。而在当时，外地许多省市是采用在“红卫兵中发展共青团员”的办法的。1972年8月，王洪文写信给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对毕业班的红卫兵进行思想和组织整顿，使大多数红卫兵在毕业前吸收为共青团”。
1972年10月16日，中共上海市委在康平路办公室召开“团的工作”座谈会，张春桥在会上说：“我保留原来的观点，红卫兵就是共青团，共青团在学校中就是红卫兵。发展红卫兵时就按团员的标准，红卫兵在毕业时就转为共青团”。1972年11月21日，张春桥、姚文元出席市六届团代会筹备会。张春桥在会上说：“红卫兵就是共青团在中学生中的组织。标准一个，一个概念，两个称呼”。1973年2月12～17日，市六届团代会召开。按照张春桥的意见，全会提出“团章”草案，规定：“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中学生中的组织名称就叫红卫兵”。1974年9月15日，市红代会召开各区红代会负责干部座谈会，了解按照团市委的指示在74届红卫兵中发展共青团工作的情况。座谈会反映，总的进展情况顺利，但在是“发展”，还是“转入”的问题上存有不同意见，其中虹口区红代会已提出书面材料，准备向中央反映。上海虹口区红代会的材料说：从党章上看，红卫兵与共青团是并列组织，从红卫兵中发展共青团，实际上造成共青团比红卫兵高一等，是个路线问题。关系到“承认不承认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虹口区红代会强调：共青团在中学的名称就叫红卫兵，应届毕业生的红卫兵应转团。虹口区红代会提出希望市委领导早日解决共青团与红卫兵关系问题。1974年10月17日，团市委、市红代会向市委汇报，就“共青团在中学生中的组织名称是红卫兵”的问题，在徐汇区南洋模范中学和黎明中学进行试点调查的结果。汇报表示将在10个区、1个县各选择1～2所中学继续试点，“使红卫兵这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新生事物更加巩固、发展”。汇报说：关于“共青团在中学生的组织名称是红卫兵”的试点，是遵照市委领导的指示，参照市六次团代会起草的团章草案的意见，于1973年10月至1974年1月在南洋模范和黎明中学进行的。当时在上海1973、1974两届中学毕业生中的红卫兵，是通过毕业前发展共青团的办法解决入团问题的。1975、1976两届中学毕业生中的红卫兵，是通过毕业前转为共青团的办法解决团籍的。1977届中学生毕业时，在中学已恢复建立团组织，一律采用发展团员的办法。粉碎“四人帮”后，根据中共上海市委的意见，中学重建共青团组织，市、区、县红代会机构于1977年底撤销。据市教育局统计：1977年底在校中学生总数1233452人，全市中学生红卫兵总数144575人，全市中学生团员总数806人。
五、“四五”运动后的上海红卫兵
1976年4月，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流遭到了人民的反抗，南京、北京等地的人民群众为悼念周恩来总理，与“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引发了“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上海市委副书记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秉承“四人帮”的旨意，在上海青年中推行所谓的“批邓”教育。4月12日，5000多名红小兵代表在市少年宫大草坪举行集会，“声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4月13日，市红代会召开“红卫兵愤怒声讨、彻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罪行”大会，市六中学、市二中学、本溪中学的红卫兵表示“儿童团定能斗倒还乡团”。5月3日，经市委同意，团市委、市红代会在文化广场召开“上海青年发扬五四革命精神，彻底批判邓小平大会”，国棉十七厂《青松》青年学习小组、敬业中学红卫兵团、人民饭店团支部、上海交大工农兵代表发言。5月18日～20日，市红代会举办区红代会及部分学校红卫兵干部学习班，学习中央两报一刊文章《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学习班组织学员参观了正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的“一月革命风暴“展览会，并到国棉十七厂、上海铁路分局、“南京路上好八连”开展社会调查，“补上文化大革命这一课，使学员加深理解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危险和主要对象，更积极投入到批邓斗争中去。”7月15日～23日，市红代会组织“暑期红卫兵干部学习班”，各区、县红代会和部分学校红团负责人参加。学习班组织讨论了“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怎样理解资产阶级法权与走资派的关系”，“走资派还在走，红卫兵如何斗？”等问题，并在军营学习了列队、射击等。8月16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参加了由市革委会文教组召开的“老红卫兵”座谈会。会议提出“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有上山打游击的思想准备”。会议还要求各级党委要迅速解决老红卫兵的入党、提干问题。8月17日，“上海青年纪念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十周年大会“在市革委会礼堂举行，1800多名红卫兵代表参加。市六中学红卫兵团作“让红卫兵战旗越飘越鲜艳”的大会发言。大会给毛主席的信表示“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肩负着埋葬党内资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大会表彰的红卫兵先进集体有长宁区番禺中学76届5班红卫兵排，杨浦区长阳中学红卫兵团，虹口区钟山中学76届“立志务农”战斗队，黄浦区成都中学红团理论小组，南市区敬业中学红卫兵团，静安区时代中学红卫兵团读书班等26个单位和28个个人。
与此同时，上海青年反抗“四人帮”的自发斗争也在进行。1976年4月2日，为响应北京、南京等地人民群众的斗争，上海铁路局“七二一”大学的学生贴出大幅标语：“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纪念周总理”。4月8日凌晨，上海徐汇区服务公司青年工人黄水生在人民广场旗杆上升起一面用白色绢纺制成的悼旗，旗中央贴着周恩来的遗像，黄水生在悼旗下向群众朗读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对周恩来所致的悼词，直到市公安局负责人亲临现场将其抓捕。当时以高校、研究机关为主的单位传出许多反抗“四人帮”的信息，市革委会文教组专门成立“追谣”队，被追查的师生达9896人。
上海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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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7-19 15:0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