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为伟：宣叙调——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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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叙调——妈妈

戴为伟

  

妈没有太多文化。她读小学5年级时，家里揭不开锅，被迫退学了。

妈在23岁上和爸结了婚。在妈眼里，爸有学问，待人宽厚，相貌英俊，尽管他是个“大右派”。

1966年，文革还没开始时，妈26岁，爸在共产党的劳改农场已被改造两年了。眼瞅着一个少妇抱个不到1岁多的孩子早出晚归，辛苦劳作，街坊小脚的老妇人动了恻隐之心：“闺女，跟他离了吧，这多怎是个（尽）头儿啊，何苦呢！我给你说个主儿，在大学教书的，哪点儿都不比现在这个差，人家还不嫌你有孩子，趁着孩子不记事……”妈礼貌地笑笑，摇摇头，婉拒了老街坊的好心。

文革开始了，妈请地主出身的南屋邻居吴姥姥剪了自己的发辫，老太太拿着剪刀，摇着头，半晌下不去手：“太可惜了，这么好的头发……”妈拿了那剪下来的乌黑发辫，在院门口递给了收废品的，那人拃开拇指、食指量了量，木杆秤称了称，给了妈4块钱。那时候，妈一个月挣28块钱工资。

这时，我们那只住了8户人家的小四合院已经乱了起来。北屋的胡阿姨被自己大女儿造了反。不到20岁的，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闺女，亲手赏了自己亲娘两个大耳光。被剃了阴阳头的胡阿姨，闷声坐在自家门口的小板凳上发呆。

晚上回到家，拉上窗帘，妈挪腾起爸的几只旧箱子。挑挑捡捡，捆捆掖掖，爸的一些笔记本、有字的稿纸重又放进箱里，推到破木板床下墙犄角。妈又挑出一些旧书、字画，摆在我家那没有抽屉的小二屉桌面上。

离院子不远，有所因造反使“五类分子”们胆寒的女子中学，草绿军装，腰扎武装皮带的女红卫兵来破四旧了，妈没等她们动手，主动配合，交出了桌面上的旧书、字画。院子里，革命小将一把火，烧了那些个封建残余。很多年后，妈对我说：“还好，没人把齐白石的画掖走，我亲眼看着他们烧的。唉，只可惜了咱们家的齐白石啊，我带着你，揭不开锅时都没舍得卖呀！”

冬天的一个晚上，要睡觉了，有人轻轻敲我家窗玻璃。妈掀开窗帘一角看了看，迅速开了门。西屋的右派老婆杨阿姨和北屋的历史反革命家属胡阿姨进屋了。她俩找妈商量着，一齐到派出所去办离婚吧，和自己的右派、国民党反革命丈夫划清界限，也许能对孩子们的前途好些呢？

妈摇摇头：“离婚了，孩子们就不是右派、反革命的孩子了？反正我不去，我劝你们也别去。”

自我记事，每天晚上，妈总是坐在床上，边给我念书，边打毛衣。那毛衣基本都是给工厂同事和他们的孩子织的。等我大些，妈唠叨过：“这样大家能对我好些啊。”

    1967年，爸可以每月从劳改农场回家两天了。一天，我爬床、上桌去够一摞箱子顶上一大堆毛线团里的塑料娃娃，哗啦，毛线球散了一地，我抓起娃娃就要出门，爸很生气，瞪着眼，一堵高墙样挡在我面前：“为什么不捡起来，为什么！”正在门口小炉子上做饭的妈赶忙进来，一边捡毛线，一边埋怨爸：“你捡不就得了，再吓着孩子！”


下午，爸妈带我去逛街，爸要拉我手时，我跑到妈身边。妈很细心：“还生你爸气呐？得了，让你爸给你赔不是。”爸笑嘻嘻地：“好，好，爸爸不对，爸爸不对。”拉起了我的小手。这天，在西单的东方红照相馆，我们照了自爸妈结婚来的第一张全家合影（见左图）。

爸回农场了，早晨，妈拉着我去幼儿园的路上，我家附近几个半大的孩子不怀好意地看着我们，忽而一个男孩喊了声“开始”，零星的小石块投了过来：“打你个大右派的小老婆，小老婆！”妈一把抱起我，头都没回，加快了脚步。

1969年仲夏的一个傍晚，西半拉天空红得可怕，妈匆匆赶到太婆那里领我回家，老人家拦住了娘儿俩：“缓些吧，要下大雨啦。”说着话，西北天空厚厚的黑云压了过来，强烈的闪电撕扯着天空，一阵狂风，四合院的灯倏地全灭了。我扎在妈妈怀里，恐惧着窗外惊天动地的风雨。雨刚停，妈抱着我趔趄在没过小腿的冰冷雨水中往家赶，路灯下，水里满是小乒乓球样的冰雹。

终于到了自家十平米的小东屋前，我和妈呆住了，门窗上的玻璃大半碎了。拉开已经没有玻璃的门，距窗户仅一米的床铺上满是玻璃渣，妈小心地让我站在浸了一地雨水的屋里不要动，捡拾被冰雹打到铺板上的碎玻璃，卷起还有小玻璃碴的湿床单，又找出些旧油布钉在门窗框上，娘儿俩在半湿的床上安歇了。

1970年初夏，爸被机关枪押送去山西劳改营已经半年了。

这天妈下班早，领着我在街口上的副食店排队买青菜，一个腆着大肚子的半熟脸妇女晃到我们面前，瞥了妈一眼，眼皮垂向妈隆起的肚子，扬扬下巴颏：“这个——还是戴煌的吗？”妈侧起脸，扫了那妇人一眼，一只手支在后腰上，另一只手缓缓摸着自己的肚子，面无表情地嗯了一下。晚上，妈在家织着毛衣淌下泪来，“妈妈，你怎么哭了？”五岁的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妈静静地抹干泪水，帮我掖了掖被子，“没有，妈没哭，快睡吧。”

这天傍晚，还有个把月就要临盆的妈，站在家门口和地主婆吴姥姥家的二孙女聊起天：“给这孩子起个什么名呢？为伟她爸来信说，我在山西，你娘几个在北京，快出世的孩子叫京晋吧。”

“也成，要不再找个更好听些的？”刚上中学的吴家老二拿不出什么更好的主意了。

“我看京晋不好，我们娘儿几个以后还不得都跟着去山西呀，还是叫晋京吧，让她爸托这孩子的福，早点从山西回北京吧。”妈带着期盼给还未降生的孩子起好了名字。

妹降生第57天，妈得去上班了。妹进了街道的托儿所，妈把六岁的我独自留在了家里。

妈没有时间给我念书讲故事了，每天回到家，做饭、洗尿布、缝补破旧的衣服、给爸写信，帮同事织毛衣。夜晚，我家永远是小院里最后一个熄灯的。

渐渐的，妈开始跟我叨念起工厂的事了。

妈在工厂是另类，可这并不妨碍她也有高兴的时候。要涨工资了，这是天大的事。那些日子，工厂的人们打听、传播着各种与工资有关的小道消息。三级工资的占60%，二级工资的30%。“这回你能涨到三级工工资，没什么问题。”拿着妈刚织好的毛衣，工段上的杨班长提前告诉了妈这个好消息。

妈吃了定心丸：“是啊，也该轮到我涨工资了。涨工资就看干活呗。我是建厂那年第一批职工，我们车间年年都是厂里的先进车间，去年还成了区里的生产先进。我是这车间的第一道工序，我不超额完成任务，哪里来的先进？这么多年不评我先进，是因为你爸。说领导不信任我吧，每回节假日值班都有我，那会儿他们从不提我是‘大右派’家属。车间这次新来了10个学徒工，让我一个人带仨。这回涨了工资，我每月就能存3块钱，你爸回来过春节就不那么紧了。”

我被妈妈的期待感染着，也盼着涨工资那天早点来。

“明天下班后开会，我晚回来，你看好妹妹，不要在街上瞎跑。明天重要啊，正式宣布涨工资的名单。听话，等妈妈的好消息吧！”

第二天，天黑了很久，妈才进家门。昏暗的滋滋作响的8瓦日光灯下，我看到妈静默悲哀的脸，她的眼帘有些肿，寒风中哭过的样子。“妈——”我怯怯地叫了一声，忐忑地瞅着她。妈有气无力中夹杂着烦躁、愤懑：“把窗帘拉上，这么晚了，四敞大开的干嘛！”

妈颓唐地坐到大床边，一脸茫然、一语不发。我迟疑着悄悄立到妈妈跟前。妈抬起哀伤、茫然的眼，望着面前一双幼小的女儿，嘤嘤地啜泣起来：“明明是念三级工的名单，前后都是三级工，把我夹在中间，念名单的头头还停了一下，就说我是二级工了，可又没把我放在二级工的名单里。这肯定是临时改的，临时改的……”

……妈只能认了这比别人短了一级的工资，妈只能在家叨念着怨恨、愤懑和不平等。

妈妈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她经常胃痛、头痛。很多时候，妈手揉着胃，佝偻着身子，踉踉跄跄进得家门，径直扑倒在床上，团缩着身躯止不住地呻吟。我拉着妹的手，看着痛苦不堪的妈，不知所措。

请病假，多么不容易的事呀，工厂医务室的张大夫最瞧不起“大右派”的家属了。妈到医务室，看到的永远是张大夫冰冷的脸，即使妈发烧到39度，也只是给几片退烧药。开病假条，转院，门儿都没有！

一次，妈妈开摇臂钻，一粒刚镟下来的铁屑溅到妈眼睛里，徒弟们慌忙送她到医务室，张大夫在妈眼睛上鼓捣半天，妈已经疼得不成了。徒弟们在旁边加着十二分的小心，陪着笑脸谦恭地请求着张大夫：“您看，能不能转到医院眼科去？”

“这点儿小毛病，至于吗？”张大夫脆生生地准备回了徒弟们的请求。

“这眼睛……可……”徒弟们再三请求着，张大夫终于住了手，悻悻地去开转院单了。

妈没能入了工会。地富反坏右的家属怎么能加入工会组织呢！不知为什么，妈不再宽容温和了，她变得爱较真起来。妈妈在乎起入工会这件事：“我又不是五类分子，我只是家属，每次填表，成分也是工人。为什么不让我入工会，我有什么错，要不把我也划成五类分子得了！”妈找到车间主任，找到工会，找到厂长，和他们争执。可，没有结果！

望着孤苦无援的妈妈，我和妹妹能说什么呢！我也不能加入红小兵，我们长大以后……或许妈妈的命运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也要背负一生一世与“右派”有关的惩罚么？苍天造物不公平啊！

刚入冬的一个下午，妈妈突然昏倒在车间里，人事不知。这次妈妈年轻的徒弟们没送她去医务室，而是借了辆平板三轮车，七手八脚把她送回了家。

妈妈很快转醒过来，吃力地打发徒弟们回厂上班去了。

我放学回来，家里的火炉灭了，妈妈躺在床上，气如游丝。四岁的妹乖乖地坐在床边的小板凳上，慢慢翻着一本掉了皮的小儿书。

我重新烧热炉灶，默默地熬起白菜帮棒子面糊糊。

这些似乎都不重要了，妈呻吟着低声唤过我去：“你过来，那些先不要弄了，我有几句话告诉你。”妈哀伤的眼里矛盾着绝望和希翼。

“记住妈妈的话，不管到什么时候，带好你的妹妹。山西那边，你爸爸这辈子可能回不了北京了，他在那里很苦。如果到你16岁，我还活着，我就去山西找他。你答应我，管好妹妹，不要受坏人欺负。再过几年，你和妹妹就要独立生活了，我实在管不了你们了。如果我活不到那时候……你不要哭，让人听见笑话。如果那样，你就自己带着妹妹去找你们爸爸。唉，你爸爸那里不好呀，队上的干部坏透了，专门欺负人家的女孩子。我是想坚持活下去，看你们姐俩长大呀！”

（右图：全家1971年留影。）

妹也哭了起来。院子里，下班的街坊开始做晚饭了，似乎没有邻居理会，在这个大杂院的一间小屋中，还有母女仨正在她们生命的旅途中痛苦地挣扎着。

妈躺了两天，去上班了。我的天空好像又透出了一缕阳光：妈妈不会死的，爸爸也不会。我在心中默默祈祷着，盼望冥冥中，上苍能听到一个10岁孩子心底的乞求哀告。

又一个夏季在我提心吊胆中慢慢地过去了。妈妈似乎越发神经质起来。她每天都要吩咐我，不要忘记去看院门口的信报箱：“中午、下午放学都要去看，不要叫别人把你爸的信拿走了，外院的驴很坏，他会偷看我们的信！”

“你爸怎么两个星期没来信了，不会出什么事吧？唉，我希望走在你爸的前面。”只有三十四、五岁的妈经常会想到死。

中秋后的一个下午，放学后，我边玩边往家走。同院的孩子急忙忙从大杂院方向奔了过来：“为伟，你快……快回家，你妈……又被送回来了，一直闭着眼！”我心骤然紧成一个疙瘩：妈妈！妈妈真的不行了吗？！妈妈，妈妈，我心里颤抖着、呼唤着，飞奔进大杂院。

家门大敞着，门口围了许多邻居，甚至还有胡同里的街坊，正在七嘴八舌，见到我，倏地，散了。家里，盖着一床棉被的妈妈直直地躺在床上，脸白得吓人，眉头蹙着，紧闭着眼睛，嘴唇微微抖着。两个年轻的女徒弟，不安地坐在小床上。

我扑到床前，抓住妈露在被子外面的手，小声急促地呼唤起来：“妈——妈——，你醒醒……”

半天，妈睁开眼，似乎看了我一下，开口了：“小韩呐，你吃中午饭了吗？听说下班又开会，不能请假……”

“妈——，妈——，是我，是我呀！”

“我知道，你看你，工会入会的事批下来了吧，你甭瞒我了。”妈叹了口气，又闭上眼，不再搭理我。

妈不认识我了！我的脑顶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捶了一下，呆了下来。

天傍黑了，妈妈的男徒弟从幼儿园接回妹妹，和守在家里的两个女徒弟商量起来：“你们俩在这儿守一宿，明天我和小韩来换你们，你们女同事晚上方便些。”

晚上10点多了，女徒弟俩坐在小床上，妈突然温柔地笑了起来：“你回来了，你怎么这么久不来信，我和孩子担心死了。瞧你这衣服，也不补一补……”

第三天头上，妈睁开眼睛看了我一下，微弱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为伟，你怎么没上学？”

“妈妈，你醒了！”我不知该说什么，呜呜地哭了起来。

徒弟们高兴地围拢上来：“潘师傅，潘师傅，好些吗？喝点水吧。”

妈妈醒了，徒弟们不敢再耽搁，回车间上班去了。临走，悄悄嘱咐我：“有什么事，赶紧叫我们，甭着急，看好你妈妈。”

躺在床上的妈妈唤过我去：“为伟，我真的不成了，看好你妹妹，赶紧给你爸写封信，让他回来吧。咱们一家，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懂吗，孩子！”我使劲点着头，又呜呜地哭了。

妈妈已经没有了眼泪：“不要哭，孩子，记住，你爸爸没回来之前，工厂要来人送我去医院，你就拦着。记住，妈妈能顶到你爸爸回来。像美娟妈那样进了医院就更坏了（美娟爸是反革命，美娟妈进了精神病院），知道吗！”妈妈完全清醒了。

做晚饭的当口，我去倒垃圾，胡同里叫不上名字的一个大妈拦住了我：“呦，还没吃呐？”我好生奇怪地站了下来，不知她要说什么。

“哎，你妈好点儿了？”

“啊。”

“哎，她——，什么病呀？”

“哎，因为什么呀？”这时又有同院的几个妇女围上来：“哎，我们看，今儿工厂的人都撤了，你妈徒弟吧？哎，你妈怎么了？”

我有些惶惑：“我妈挺好的，工厂里老欺负她，不让入工会，老批判她，也不给涨工资，有病也不能休息……我妈又不是‘右派’！”我气愤起来，还要继续说下去……

“呦——，瞧瞧，瞧瞧，啧啧，太——想不开了，就为这点儿事，真是……”街坊邻居们散了。

……

大约10天后，我收到了爸爸的回信，他正在焦急地等待劳改营准他假。



《记忆》2010年5月15日，总第4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