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周恩来在武汉军区湖北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文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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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军区湖北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周恩来 1967.07.18


这个会议接连召开四次，会议是由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主持，这是中央的决定，还没有来得及去群众那里走访，仅仅看大字报，走访几个组织，我首先谈谈个人意见。先谈湖北形势问题。湖北没有实行军管，但又军管了，又没有军管。形势表面稳定，群众对立情绪很大，这个乱的现象很好，邻近的省提出初步方案，要说问题解决了，又有反复，唯有湖北没有提，有意让在湖北多耽一些时间，看看对邻近省有什么影响，这次解决湖北问题，估计还会有反复。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但不管有多少次反复，先要把军区领导问题解决，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就可以更好地领导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走在廿多个省的前面，过去，以王任重为首的当权；湖北问题解决对全国有意义，以两条路线斗争开始分为两段；夺权和夺权以后。中南地区的陶铸已是有影响的，解放后十六、七年的影响，湖北地区、广东又是中南的模范省，有他的普遍性，这一重要责任在军区，当然不能排除陶铸的责任，当然不能叫陶铸来解决问题。推迟时间来解决湖北问题，如解散工总时就来解决。不过现在，特别《百万雄师》成立以来问题暴露的更清楚了，你们是打过仗的人，懂得掌握大方向。如夺权夺得对不对？夺谁的权？夺权是从上海开始的，夺谁的权，当然是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以后，上海造反派提出了各种措施，中央毛主席就发出号召，各地推广都这样做，北京的李冬民就夺了北京市委的权（李雪峰），中央始终是支持的。夺了几个月才成立革委会，初生儿不管怎样打扮总是毛手毛脚，我们是赞成的、支持的，不能说他的大方向走错的。一·二六夺权就夺权，二·八声明出来，很多人支持的，二·八声明尽管它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虽然这里的错误是摘桃子（不清）等都是北京发生过的，不管怎样，以自己想想过去，但想到别人就不该把二·八声明看得那么严重，因此就出现了“2·18”，“3·21”，由于没有把夺权问题看成主流，而接连出的错误，工总的图片是丑化工总，“1·26”，“2·8”是积极因素，你们应该帮助的。二司在“3·21”以后日子是不好过的，这一工总“十大罪状”发到农村，农民就说工总翻不了案，北京受冲都是慢慢做工作，不象你们看得那样严重，军委八条的拥军不能象逢年过节，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老工人、党员仍有旧的习惯势力，保守旧的社会秩序。因而贵州、黑龙江、山西、山东都有反复，八条出来后有了问题，江青同志讲八条是拥军，十条是爱民，八条出来后大家情绪都很高，十条以后大家情绪不愉快，当时说了工总解散就解散，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可是我们当时想的是：这是一种思潮。《百万雄师》是4·16开始酝酿，五·一六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空军后勤政委提出的工总保王任重我感到惊呀！如果刘少奇支持了北京市革委会，就能说明谢富治保了刘少奇吗？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六·四公告出来就使“百万雄师”得到合法发展。六·六通令出来，六月七日“百万雄师”就有调整，所以百万雄师是不是人武部的？（抓办搞的）在军区开过会，六月八日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军事院校斗罗筹备处的声明有错误，但当中有几句话是说出了当时的几个问题，把这四个文件（指“2·8”、“2·18”、“3·21”等）好好看看就够了。好的坏的，武汉形势的发展有几个问题处理不好，亏理，所以他们就要抓头头，打倒×××，抓谭氏人物，二、三月的批判不服气，加上河南问题的影响，二七公社解决的方案有影响，这是坦白的。人武部、独立师（8201部队）反映情况，不是第一手，道听途说，这主要责任在武汉军区负责同志。我们有几个建议：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工人总部的解散。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有关案子。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翻印者按：可能指黑龙江）。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报复，这工作中央帮助来作。第五、红三司是群众组织、偏保。第六、军区要作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来参加武斗。第七、军区要承担责任以外，要作部队教育工作，长期的影响，不作这工作是不行的。内蒙问题、河南问题。第八、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对解放军的行为要澄清。军区错误改了就好了，对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说实在话，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对主席的话有时也不理解。有的中央要承担。钟汉华问题的处理有点不果断，要勇于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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