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劲新浪博客我的文革岁月一，风雨来临

alice · 发表于 2010-7-15 09:52:53

我的文革岁月一，风雨来临

说明：转自秋风劲新浪博客全文略有删节。

（一）停课后的疯狂

五月一日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我所在的湖北省荆州中学六六届高三（3）的全体同学在有着历史沧桑的老校门前高高兴兴地参与毕业合影留念后，又带着希望，带着梦想，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高考之前的紧张复习之中。被从各县市择优录取到省重点高中，一贯学习优秀，很有培养前途的我们这些天之娇子怎么也没想到，一场旷日持久的文革灾难正在慢慢降临到自己头上，降临到我苦难的中华民族人民的头上。

继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份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后，这时的北京，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已经连篇累牍地刊登着有关“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批判文章和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更是不遗余力地为疯狂的失去理性的文革造势。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发表了《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署名文章，开始了对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家村”黑店的大批判，从而使对“三家村”的批判成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突破口。全国紧张的政治空气象一堆干柴已经被浇上了汽油一样，大有随时燃起熊熊烈火之势。文革气氛早已经是弓在弦上，剑拔弩张了。

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从而正式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一脸茫然的同学们面对日趋严重的政治变故不如所措。每天吃饭时，大家端着饭碗，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挤在学校礼堂兼饭厅前的阅报栏前，观看着当天的批判文章和新闻，猜度着，议论着，焦急着。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社论称：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又全文刊登了北京大学聂无梓等七人受康生支持，得到毛老人家“钦定”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并配发了《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把文革的战火进一步点燃。

六月五日后，按照上级的精神，学校宣布停课闹革命。学校大礼堂里拉上了一条条绳索，上面悬挂着一张张由学校革命师生冥思苦想挖空心思写出的大字报，揭批着“三家村”，揭批着本校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反革命黑帮的反革命滔天罪行，横扫着本校的“牛鬼蛇神”。那个时候，不管哪儿都有反革命。反革命无处不在，无处不有。一个单位要是揪不出几个反革命，就是阶级斗争抓得不力，就是没有无产阶级感情，就是没有高举，没有紧跟。

数次残酷的政治运动教育着人们，只有积极地投身运动之中，你才是革命派，你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来。否则，你就要被这个世界无情地淘汰，甚至有被彻底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危险。学校购买了大量的纸张和墨水，任凭同学们挥毫泼墨，发挥自己充分的想象力和编造力，在无端地指摘着那些为了祖国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恪尽职守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和学校领导。谁写的大字报越多，提出的问题越尖锐，给被揭露人扣的帽子越大，你就是越革命的了。

经过几天的闹腾之后，学校又不明不白地复了课。其后学校对高三毕业班的同学下发了高考志愿书，要求同学们认真思考认真填写好自己的第一第二第三高考入学志愿，并要求在三日内上交学校。学校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全国各高校的招生资料琳琅满目，高三毕业班的同学们竟相翻阅着，在认真选择着自己所向往的高校，在甜蜜地憧憬着自己的未来。

但是这种复课和毛老人家发动文革的思想完全背道而驰。他崇赏天下大乱的思想从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各级行政领导机关等各种渠道灌输到了基层。这时，学校突然通知高考志愿书不管你填好与否立即上交学校。这意想不到的变故让我们惶惶然百思不得其解。我怀着复杂的心情把还来不及填写好的高考志愿书十分惋惜地交给了学校。复课仅此几天的秩序又被彻底打乱。原来，六月十三日中央已经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所有的大中学校全部停课闹革命，一九六六年的高考推迟半年进行。这样，六月中旬学校又停课了。谁知道，这次的停课闹革命就一直延续到了一九六八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并波及到以后。而六六、六七、六八届三届的高中初中毕业生就被完全剥夺了高考和中考及继续在学校深造的权利，成为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可悲的“老三届”。

停课后的学子们牢记毛老人家的谆谆教诲，紧跟毛老人家的战略步聚，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革命热情变成了一张张向“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猛烈开火的大字报。学校大礼堂里一条条横拉的绳索上和墙壁上的大字报把一个诺大的礼堂挤得满满当当。贴大字报和看大字报的学生喧哗着嘈杂着疯狂着。仿佛这些还是少男少女的年轻学生就成了世界上最聪明最革命的不可一世的英雄。大字报的笔锋不仅犀利尖锐，而且动辄无限上纲上线。一顶顶“反动学术权威”、“三反份子”、“地主资产阶级的的孝子贤孙”、“反革命右派”的大帽子铺天盖地满天飞。谁写的大字报越多越尖锐，批判得越是上纲上线，谁就越革命。这些揭批“三家村”，揭批本校子虚乌有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反革命黑帮的大字报，带给人们的是思绪上的迷茫和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强烈冲击。一个个呕心沥血循循善诱教学经验丰富的尊敬师长，成为了大字报所攻击诬陷的目标和对象。一些出生不好或者在五七年“反右”斗争中被无情地划为“右派份子”的老师及学校领导更是成为了大字报所攻击的众矢之的。

“右派”老师付源远，教有机化学的能力堪称一流，在同学中口碑载道。一次教化学课时，他用一个馒头在酒精灯上烤了作示范，讲解淀粉变“糊精”的知识。说糊精很容易被人吃了后消化吸收。并顺口随意罗列了一些人可以吃的食物种类。一个同学调皮地问“人能不能吃人呢？”付老师很严肃地说“人怎么能吃人呢？”可就是这样的一句回答，也成为了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攻击的目标。说万恶的旧社会就是人吃人的社会，付公然在神圣的课堂里为统治阶级为旧社会歌功颂德，抹煞阶级斗争。一顶顶大帽子压得付老师抬不起头来。

“右派”英语老师周斯宁，曾经当过国民党的英语翻译，英语水平无与伦比。就是这个当了翻译的污点和英语水平的“无与伦比”，而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了数不清的大字报的攻击。

何显汉老师是荆州中学的语文教师，文学修养很高，书法堪称荆州城之一流。荆州城里和沙市街头的好多牌匾均出自何老师之手。校徽上“荆州中学”四个遒劲的大字，也出自何老师的手笔。他经常在讲台上以动作助教学，讲得手舞足蹈，眉飞色舞，很受同学们的欢迎。一天，何老师午睡，梦中得宝塔诗一首。醒来甚为高兴，急忙记到自己的日记中：“三月八日，午睡，梦中得诗一首，甚喜，记之：
筛
天牌
烘炉盖
雨洒灰台
后园虫吃菜
石榴皮翻转来
青石板上走钉鞋
满天星斗无云遮盖
夕阳桥下渔翁把网晒
屁股长杨梅好了疤还在 ”
何老师家庭成份地主。自然成了文革中的批判对象。一天，一伙红卫兵小将冲进何老师家，抄家收集罪证，搜到了那个日记本，发现了那首宝塔诗。这本是一首戏笑麻面人的玩笑之作，在批判者的眼里却成了何老师反革命的罪证。学校大礼堂的舞台上，站着低着头的何老师，胸前挂着大黑牌，牌上写着反革命份子何显汉，并用红笔打上了大叉叉。批判者在台上扯着喉咙喊：地主的狗崽子何显汉，十分仇视社会主义，他睡梦中都在写诗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千疮百孔，真是挖空心思，罪大恶极！

荆州中学是湖北省重点中学，每年都向北大清华输送着优秀人才。校长周志杰在学校管理和狠抓教学质量上功不可没。因此也被大字报攻击为资产阶级的“智育第一”和“白专道路”的吹鼓手。

学校几乎三分之二以上的教师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大字报的点名批判和攻击。特别是出生不好，在五七年荣登“右派”之榜的教师们更是人人自危，处于惶惶然之中。

同学们写大字报的劲头越来越狂热，比着赛地书写着，张贴着。大家象用“显微镜”一样寻找着本校阶级斗争的蛛丝马迹，象用“放大镜”一样夸大着寻找到的“问题”。一个人写好几张，十几张大字报的就不算稀奇了。狂热的学子们要以此来证明自己革命意志的坚定和对毛老人家的忠诚。这不正是他老人家愿意看到的吗？

要是不加入“炮打”、“火烧”口诛笔伐的队伍之中，在这汹涌而来的文革洪流之中，就有被淹没的危险。没有任何社会经验的我面对如此场景，只有手忙脚乱瞠目结舌心急如焚。经过一番冥思苦想挖空心思搜索枯肠之后，终于在记忆深处深挖细找地找出了一个完成写大字报任务的材料。周志杰校长在一次课余时间和我们闲聊时曾经说：“如果某个同学一次考试没考好，大家不要歧视他，要理解他帮助他，使他能振作精神去发愤学习，下次就一定能考出好成绩”。这个本来是对同学们之间要互相理解互相帮助也是对学习暂时受挫的同学鼓励的谆谆教诲，我却拿来上纲上线了。我写出了《试看周志杰的“理解”为何物？》的大字报。大字报中把周校长要同学之间互相帮助互相理解的教育，说成是在向学生灌输调合论，是灌输中庸思想，是宣扬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智育第一的白专思想。我把这个措辞激烈逻辑混乱自相矛盾无限上纲的大字报居然也贴到了学校大礼堂的绳索上。从我的笔端总算是出笼了一张难得的大字报，我象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事业一样长舒了一口气。

但是，看到自己“心血之作”的夸大其词语无伦次，看到自己心目中一直有着良好形象的尊敬的校长被自己攻击，我忽然后悔了。我象做了贼一样内心惴惴不安，吃饭睡觉都在想着我的无知和可鄙。我恨不得偷偷去撕下自己的大字报以弥补自己的过失。但是，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又要蒙受撕毁大字报的可怕罪名了。我只好默默忍受着内心的痛苦和不安。在那个谁写大字报越多越革命的一九六六年的六七月间，从我的笔下也就仅出笼了这唯一的一张大字报。（一九六七年五月份我又写过另一张大字报，当然这是后话了）

毛老人家所提倡的“四大”之一的大字报是文革中所谓的革命者向反革命修正主义开火的一个重要武器。大字报满天飞的局面越来越厉害，越来越火热。按照毛老人家所指引的文革“革命路线”，停课“闹革命”的学生们在大字报的海洋中无端地发泄着，耗费着，疯狂着。

（二）我的语文老师王功品

我们班的语文老师王功品自幼聪慧，并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深谙古文，文学素养出类拔萃，语文教学经验丰富，是省属重点中学荆州中学的语文教学台柱子之一。

家庭出身不好，身材瘦小的他在毛老人家尽情挥洒“阳谋”的一九五七年，怀着满腔热情十分真诚幼稚地帮助党整风，给我们敬爱的党提意见，而被“引蛇出洞”后因言获罪，被划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右派。由于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语文教学上做出了成绩，又被摘掉了“右派份子”的大帽子。但是，他历史上的这个“污点”还是让他在政治上蒙受了一次次沉重的打击。每次政治运动来临，他都首当其冲地受到批判。他的身心一次次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在这次来势汹汹的文革大灾难中，心灵本已经十分脆弱的王老师又一次首当其冲地受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的攻击。反革命、资产阶级右派、牛鬼蛇神等一大批帽子让他不知所措，让他寝食难安。他在学校礼堂弯腰曲膝诚惶诚恐地接受被专政，被批斗。批斗完毕后，他又用拿惯了粉笔的手操起扫帚，肩挑粪桶打扫着肮脏的厕所，用劳动洗刷着他自己也不知道这辈子能否会被洗刷掉的那个一直沾在身上的“罪恶”。钻研教学方法，备写教案与他无缘了。遭受革命师生的呵斥和没完没了的批斗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

王功品老师有一个十三四岁也在荆州中学上初中的儿子。有一个右派父亲的严酷现实，也折磨着这个骨瘦如柴儿子的幼小心灵。他在同学们中伸不直腰抬不起头，精神爱到极大的压抑。

在那个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高压之下，一个小孩子从一出生，就受到了社会的冷遇。为了表示自己和家庭和父亲彻底决裂的意志，为了表示紧跟毛老人家干革命的决心，他的这个幼小的儿子也在大礼堂违心地贴出了揭批其父亲莫须有的“反革命罪行”的大字报。一天，王功品老师在精神备受煎熬的情况下，和老婆说了他想离开工作岗位的话语。王老师的儿子听到后，立即在学校大礼堂贴出了《王功品要逃到哪里去》的大字报。大字报揭露说其父亲要逃跑了，要逃避革命师生对他的惩罚和专政了。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竟然还有人胆敢逃避专政。荆州中学突然出现的这样一个阶级斗争新动向，让狂热的学生们轰动了。根据毛老人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革命师生们立即在学校大礼堂召开了对王老师的批斗大会。王老师低垂着头站在台上，接受着自己曾经苦口婆心谆谆教诲过的学生的批斗。各种污言秽语和不实之辞有如重磅炸弹，轰得王老师冷汗直流。他嗫嚅着，轻声地辩解着。他说不是要逃脱革命师生对自己的专政，只是觉得自己再不适合站在人民的讲台上教书育人而应该辞去教师职务。这样的辩解只能遭来更激烈的批斗。

这样的批斗会，是很好地显示革命师生紧跟毛老人家的伟大战略步骤向阶级敌人进行坚决斗争的决心的大好时机。这些本来每天也没吃饱肚皮的停课后的学生们，把从粗劣的饭菜中所取得的有限能量全部发泄在了对王老师的批斗上。王老师从开始的辩解慢慢变成了默不作声的承受。他已经没有力气去辩解，他也知道这样的辩解在以毛老人家的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师生面前显得多么苍白无力。他的精神已经崩溃。

身心俱疲的王老师回到自己简陋的宿舍后，没吃饭没喝水没睡觉。他面目憔悴，更显得苍老。他目光呆滞着，他长吁短叹着。他没有责怪自己儿子的薄情和无知。他知道由于自己的右派名声而使自己年幼的儿子心理上一直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他不知道这个自己曾经倾注了多少热情和心血的社会对他的这种折磨，对他家人，包括对他年幼的儿子精神上的折磨在哪儿是一个尽头。他真的想离开了，他想解脱了。

在那个红语录满天飞的年代，在那个万众一心紧跟大救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在一个艳阳高照的时刻，王老师终于失踪了。

在历朝历代的历史上演绎了多少人间悲喜剧的荆州古城西门之外的一个水塘边，人们发现了整齐地摆放在地上的一双破旧皮鞋及一只指针还在默默转动着的老掉牙的旧手表。这就是王老师的遗物。这是为人民的教育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的他一生中最为昂贵的个人财产。在毛老人家亲自发动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干瘦的躯体和灵魂已经全部消失在了这个深深的水塘之中。他把毕生最昂贵的财产留在水塘边，不知是在告诉人们他的生命已经结束在了这个水塘里的信息，还是舍不得把这样的宝贵财产带到另一个世界去。

他失去了惶恐，失去了被羞辱，失去了精神被无端的摧残。他得到了宁静，得到了自由。他终于被解脱了。但是，他的家人特别是那个从懂事起就一直受着残酷的精神折磨的幼小的儿子得到的是什么呢？

王老师的遗体被打捞上来后，没有送葬的花圈，没有追悼会，没有哀乐。对于他的自杀身亡被说成是自绝于人民，是罪有应得。

他的罪，不就是在一九五七年给我们敬爱的党提了提意见吗？那不是毛老人家鼓励和号召的吗？当然，其根本原因还是他的那个身不由已的出生问题了。阶级成份是当年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铁的标准。如果一个人出生在四类份子（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家庭，在那个毛老人家使用“阳谋” 的一九五七年，只要你不自量力地给我们伟大的党提了意见，你就必然会被划为臭名昭著的“右派份子”。这样，连同前面所说的四类份子一起，你就成了每次政治运动要被专政的“五类份子”即“黑五类”。所以，象王功品老师这样一个“黑五类”，这样一个犯有十恶不赦滔天大罪的右派份子，在革命的浪潮滚滚向前的大好形势下去自绝于人民，又有何痛哉惜哉？

在文革初期，在整个文革期间，象王功品老师这样承受不了巨大的打击而含冤自杀的何止万千？呜呼！我们敬爱的博学多才的王功品老师，在如火如荼的文革初期，第一个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对那个社会进行了最后柔弱无力消极的抗争。他的这种抗争在向人们昭示着什么呢？这是王老师的悲哀还是当时社会的悲哀？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被称之为大救星的毛老人家的英明指引下，还在向着纵深发展着。

（三）工作组进校后

六月初，鉴于北京的大中学校的领导班子均受到革命师生的冲击后基本瘫痪的事实，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及周恩来在请示隐居在杭州的毛老人家并得到认可的情况下，按照党历次政治工作的经验和作法，向北京的各学校及文革重灾区派出了文化革命工作组。这样的消息通过媒体一报导，全国竞相效仿。荆州地委也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在六月中旬向荆州中学派出了几个人组成的由地委党校张某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荆州中学，领导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他们企图通过自己的工作，把学校的文革运动象历次政治运动一样纳入正常轨道。

在学校领导班子瘫痪后，工作组理所当然担当起了学校的领导职责。在那个混乱的文革期间，社会秩序动乱无序的时候，对文革的基本作法一无所知，对学校工作非常陌生的工作组又能起到多大的领导作用呢？在学校的大礼堂兼饭厅里，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端着饭碗也在做学生工作的张组长那个瘦小的身影。工作组成员都在没日没夜地疲惫地忙碌着，冥思苦想地思考着，声嘶力竭地宣传着。

当时，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揭批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份子的反革命滔天罪行，组织批斗会，安排黑帮份子劳动、反省等事务。还组织革命师生学习文革文件和毛老人家的光辉著作。当然，这种学习也是一种应付，是一种杂乱无章。不过，工作组对学校的黑帮老师的管理还是很到位的。每天，人们都能看到一些曾经是被我们敬佩有加满腹才华的黑帮老师手拿工具，沉默不语面无表情地行走在去学校农场劳动的路上。他们的处境和精神状态与时时刻刻被冠以“革命”之定语的师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有毛老人家理论的支持，停课后象失去了紧箍咒一盘散沙的学子们怎么受得了工作组的约束？方兴未艾的炮打火烧让狂热的学子们不能自己。你方唱罢我登场，竞相表演着，竞相疯狂着。

经过两三个星期的闹腾，学校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黑帮份子、右派份子、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全都受到了大字报的彻底揭露和轮番轰炸。有的还被押到大礼堂的舞台上弯腰低头地接受了数次急风暴雨似的批判斗争。该揪的已经揪出，该斗的已经被斗倒。渐渐地，这些被“革命”二字冲昏头脑的师生们的革命任务好象已经完成。一时找不到了斗争对象的窘迫让无所事事的学子们空空地耗费着时间和精力。

中央通知停课闹革命的决定任何人也无权改变，学生们停课后无所事事的状况仍然在持续着。工作组只能和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的选集及中央两报一刊的文革文章和社论，借以打发着学生们一天天逝去的宝贵的青春时光。

七月中旬，根据荆州地委文革工作组的安排，荆州中学的学生到江陵县纪南公社郢城大队支农，同学们终于又有了打发时光的绝好机会。我们和当年的老红军一样，一块门板，就成了晚上的栖息之处。晚上我和我要好的同学之一骆竟瑜在这个破旧的草蓆铺就的门板上凭着一个破洞遍布的蚊帐企图抵挡当然还是没能抵挡住水乡如蜂群般的蚊虫的侵扰。高温和蚊虫让夜不能寐的我们无所适从。我可爱的公社社员们长年累月是怎么在那个蚊虫遍布的恶劣环境中生存下来的，成了我们年轻学子心中的一个不解之迷。炎炎夏日，骄阳似火。被无端剥夺了学习机会和高考机会的学子们在阡陌纵横的乡间田野，在蚂蟥成堆水蛇遍地的稻田，和被牢牢禁锢在这片土地上的公社社员们一起口朝黄土背朝天地为我们伟大的共和国，不，是为我们伟大的大救星毛老人家的防修反修宏伟战略挥洒着廉价的汗水，贡献着在政治家们看来是最最廉价的青春和人生。被一寸多长的紧虰着皮肉吸着鲜血怎么也拍打不下来的蚂蟥盯一下，被一尺多长的虽说是无毒的水蛇咬一下的窘迫让我们这些年轻的学子不能自己。我们在惶恐中经受着磨炼和考验。

艰苦和磨炼之中，也让我们这些适应了艰苦生活环境的学子们能找得到一丁点的欣慰和乐趣。那就是在空旷的田野中放开喉咙尽情歌唱。唯有歌唱才能排除疲劳。唯有歌唱才能平抑郁闷烦燥的心情。当然什么情歌，什么你爱我呀我爱你呀哥呀妹的歌曲统统属于被扫入历史垃圾堆的封、资、修黑货之列。我们借以炼嗓子和消磨时光的歌曲当然非革命歌曲莫属了。什么X加Y，什么English,什么微积分，则统统与我等之辈无缘。

在和公社据说是非常幸福可是还依然贫困时时还饿着肚皮的社员们一起辛苦劳作的间隙，我们从报纸上得知了毛老人家七月十六日在武汉凭着政治家的气魄和胆识信步万里长江的壮举。这是毛老人家这个政治家在他政治生涯中的一项精美绝作。这个狂妄目空一切并且浪漫的政治家，善于把他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和每一个细节加以政治化。在经历过大跃进的失败和由于他的失误而造成神州中华饿殍遍地的危机中狼狈地走出来的他是在用他的行动昭示人们，他有着与中国的走资派斗争和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至于这个所谓的革命能给我们伟大的祖国带来多少进步和给我苦难的中国人民带来多少幸福，哪怕他豪情满怀，哪怕他雄心勃勃，哪怕他有“中流击水”的勇气和“浪遏飞舟”的自信，我们和他，可能都是不得而知的了。

“革命“，文化革命，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在刘少奇和邓小平领导实则是在毛老人家的掌控下，在全国人民的茫然中向着纵深发展着。

（四），短命的文革工作组

毛老人家7月18日从他畅游长江的武汉回到北京。在杭州一直静观文革事态发展的他听取了有关方面关于文革工作组的情况汇报后，对在文革中派工作组的作法很不满意，虽然他曾经默认过此种作法。他就是想通过制造“天下大乱”来达到打倒刘少奇之目的。精通权谋的毛老人家后来把对各学校和文革的重灾区派出工作组的作法，当成了刘少奇的一大罪状。于是，7月28日，由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文件中注明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不言而喻，北京的决定，对全国也有着不可否认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7月29日，北京市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一万人参加的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在会上宣读了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这次在人民大会堂的大会录音被下发到了全国各地。

荆州地委文革工作组在荆州中学的最后一次活动，就是把全校师生组织到电影院去听录音报告。停课后无所事事的学生们有的是难以打发的时间，对听这种从没有过的录音怀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新奇之感。那天，我们第一次在荆州电影院听报告，而且是听来自文革的策源地北京有着中央首长讲话的录音报告。荆州城区的普通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的师生们按照地委的安排分场次轮流聆听。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破天荒的奇事。面对这种慎重的安排，同学们的心中更是滋生出一种挥之不去的神秘和茫然。当时的文革究竟又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新套套，在进入电影院之前，大家低声猜度着，轻声议论着。

当年技术条件之落后和录音放音设备之低劣，非当今的人们可以想象。音量不大的喇叭里传出来的噼里啪啦和乱哄哄的嘈杂之声充斥着耳膜。这种嘈杂之声混合着中央首长声嘶力竭的讲话之声使人象在云里雾里一般迷茫。虽然屏住呼吸洗耳恭听，对讲话内容也只能听懂一个大概了。

从录音中，我们依稀得知7月2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地区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中央对文革工作组表示了一种常人无法理解的否定态度。因此宣布予以撤销。共产党是搞政治运动的行家里手。在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四清等历次政治运动中，党都是向基层派出无数的代表着共产党绝对权威的工作组，借以指导运动。立即撤销文革工作组这个突如其来违背常理意想不到的决定，让我们这些黎民百姓凡夫俗子听得一头雾水不明就里目瞪口呆。

录音中，周总理、刘少奇及邓小平都先后讲话。刘少奇和邓小平向大会检讨了向大中学校派驻文革工作组的错误。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则是刘少奇讲的“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样的一句经典之语。连刘少奇和邓小平及周恩来也不知道当时的文革究竟怎么样去搞，那就可想而知全国的普通人民群众，更别说象我们这些没有任何社会经验，只有盲从和狂热的青年学生了。在文革中从我们国家元首嘴里无可奈何地吐露出来的这句经典之语，后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直至如今。这种无可奈何之语，折射出了当年中国政治的极不正常。之后，全国的文革工作组都以最快的速度从学校和那些文革重灾区撤了出来，一个个不得不低头落耳灰溜溜地地打道回府。

没有红旗招展，没有锣鼓喧天，没有欢送的场面。听了北京的录音报告后，地委驻荆州中学文革工作组便也悄无声息地撤走了。屈指算来，前后也就只一个多月的时间，完全可以用“短命”二字来形容他们在荆州中学的工作寿命了。

为了弥补文革工作组撤出荆州中学后的无政府局面，学校成立了“荆州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委员会主要是由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和革命干部家庭出生的学生组成，也有革命教师参加。主任由红卫一班（六六届高中一班）的W同学担任，副主任由当时据说是根子最正出生最好最革命的政治老师z担任。中农或者其它家庭出生的学生则只有被领导的份了。唉，这该死的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家庭成份，使多少非工人非贫下中农非革命干部家庭出生的学生们挺不直腰杆抬不起头啊！倒不是被领导的酸楚，而是始终低人一等的无奈一直捉弄着这些年轻学生仍然还很幼稚脆弱的心灵。

文化革命委员会接替文革工作组行使着对学校文革的领导职权。除了大救星毛老人家外，全国人民包括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对文革的步骤都一无所知。所以，和地委文革工作组一样，盲目和毫无头绪仍然是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特点。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们凭着自己对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在艰难地工作着。学校是混乱的，同学们的思绪更是混乱得无以复加。

北大文革工作组的组长张承先在撤出北京大学前，就遭到了受江青指使的北大学生的多次急风暴雨似的批判斗争。1967年后，张承先又被秋回北大批斗，并追查其黑后台达半年之久。清华大学文革工作组成员之一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更是受到了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红卫兵的大规模的揪斗。文革工作组短短一个多月的工作，却受到了长期的无休止的激烈批斗。为什么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和毛老人家对文革工作组揪住不放？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发动学生大反文革工作组的目的，就是要以此为突破口而揪出派文革工作组的黑后台，也就是要揪出刘少奇和邓小平了。

而荆州中学的文革工作组在撤出荆州中学前，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冲击。不过工作组成员们再没有以前的那种威风与自信。茫然与失意的低落情绪笼罩着他们。荆州地委党校的那个张姓组长撤离荆州中学后，还单枪匹马地一个人独自来过学校。他只是蹲在学校围墙外面的操场边和个别同学轻声交谈着。看得出来，他的内心有一种失落和不安。不知道他是担心北京的所有文革工作组受批斗的闹剧也会在荆州中学上演而来探听一下虚实，还是另有其它贵干。撤离荆州中学后的地委文革工作组虽然没有被揪回学校批斗，但他们已经昔日风光不再，还是风声鹤唳担惊受怕了好一阵子。

与北京特别是清华和北大的文革工作组相比较，荆州中学地委文革工作组是幸运的。

（五），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的一群中学生在见证着中华民族百年耻辱的圆明园遗址上秘密聚会。这些全身的每一根血管里都流淌着高贵血液目空一切优越感十足的高干子弟为了维护其父辈实质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地位和荣誉，决定成立秘密的学生组织——红卫兵。他们声称自己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毛主席是他们的“红司令”。这种拉大旗作虎皮的作法可以使他们的努力达到事半功倍之效果。这一天即成为了中国政治舞台上曾经咤吒风云昙花一现的红卫兵诞生之日。

虽然在以后的文革岁月中，全国的“红卫兵”浪潮风起云涌波澜壮阔，但是，此“红卫兵”并非彼“红卫兵”也。以后的“红卫兵”只是套用了“红卫兵”三个字眼而已。其中的成份已经与文革初期那个诞生在清华附中的“高干子弟红卫兵”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了。清华附中的这些红卫兵可以称之为中国文革时期的“第一代红卫兵”。后来的“红卫兵”虽然其出身没有高贵的血统和显赫的地位，但也成为了毛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上天赐予的不可多得的政治工具。

6月2日，清华附中贴出了署名为“红卫兵” 的大字报，这是如功臣如妖魔的红卫兵组织在那个狂热浮燥的中国文革时期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那个燥热的夏天，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在这个非同寻常的大会上，国家主席兼共产党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象往常一样，平静地报告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的各项工作，对派工作组一事大度坦率地承担了领导责任。8月5日，毛泽东以他过人的胆识和雄才大略及唯恐天下不乱的决心，出其不意地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会议转为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揭发批判。从此，刘少奇就从昔日的辉煌走上了一条每况愈下的日暮途穷之路。他的位置从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的第二位急转直下地排列到了第八位。刘少奇原来的位置，被也和毛一样善于用兵善于钻营善于玩弄权术那个弱不禁风病病殃殃带有浓厚湖北黄冈口音的林彪所取代。林彪也因此头顶毛的“接班人”和“永远健康”的桂冠，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更加辉煌了长达五年之久。

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等文件。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第二个文件，就是《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信后还附着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在清华大学贴出的大字报《两论》。毛老人家发动文化大革命，需要找一个能搞乱全国的工具。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出现，刚好顺理成章地充当了毛老人家的理想工具。毛泽东的这封信，实际上是在党的会议上，肯定了红卫兵组织的作用，把初露头角的红卫兵推上了文革时期的中国政治舞台。

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是给中国人民带来不尽灾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重要标志。

1966年8月18日，踌躇满志的毛老人家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检阅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在那个疯狂的时刻，他老人家破天荒地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的“最亲密战友”林彪一起穿上了草绿色军装，面带微笑兴致勃勃地被手挥 “红宝书”的人群簇拥着，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城楼上和广场上一浪高过一浪震耳欲聋的“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带来的快感。刘少奇这个被老人家原来确定的“接班人”则屈居第八位，面无表情地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穿军装，表明了毛老人家有不惜动用武力来和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到底及维护自己绝对权威的坚强决心。

但在那个从大跃进的狂热及饿殍遍地的现实中刚刚恢复元气的时刻，毛老人家还没有直接在中央把刘少奇打下去的基础和实力。他在中国“解放”后实行的“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 人民公社”等“乌托邦”式的社会经济组织及“大跃进”运动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所推行的政治路线和经济政策中的失误太多太多，他已经在中央说话不怎么灵验了。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实则是人为的灾难后受命于危难之中的国家主席刘少奇通过其稳健的经济政策，已经使饿殍遍地的中国走出了“共产风”“浮夸风”“一大二公”等经济发展的怪圈，从而挽救了苦难中的中国人民。所以，刘少奇的威信已经大大超过了当时的毛老人家。通过正常的程序和手段打倒刘少奇已经力不从心。只有通过非正常的手段，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放手发动思想单纯不知就里很容易被糊弄的群众，来铲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从而实现他踌躇满志的“反修防修”宏伟的战略目标。

在天安门城楼上，毛老人家满面春风地接受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女红卫兵头头宋彬彬敬献的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姓名时，她回答：“我叫宋彬彬。”毛泽东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于是宋彬彬改名叫宋要武。

8月19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毛老人家在北京天门城楼上检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和身穿草绿色军装接受红卫兵袖章的大幅照片和报导。

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6.8级强烈地震，造成了重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毛老人家检阅文革大军的报导，象又一次政治上的强烈地震，震动了具有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的中华大地和贫穷落后及纯朴的中国人民的心灵。

8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宋要武《我为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的文章：“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人民日报》这一篇篇象在中国社会上扔下一枚枚重磅炸弹的报导，把本来就不平静的中国彻底搅了个天翻地覆。

“红卫兵运动”以受到伟大救星毛老人家“钦定”后不可一世的姿态横空出世，迅速席卷祖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些横冲直闯不怕虎的初生牛犊们，这些从小就受着“阶级斗争”理念洗脑和熏陶的青年学生们，由于有了最高统帅的“尚方宝剑”，更是在文革时期把“造反”理念演绎得炉火纯青与疯狂。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标志着毛老人家迫不及待地已经找到了一个对付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强有力的斗争武器和工具。

啊，可悲的红卫兵们，这些毫无社会经验戴着不可一世“革命”光环的青年学生们，注定将成为文革时期的牺牲品了。

（六）荆州中学诞生了红卫兵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可以压倒一切的非常时期，北京打一个喷嚏都可以让神州山河为之颤栗。来自北京的消息理所当然一直是经受过阶级斗争教育政治敏感性越来越强的青年学生们关注的焦点。解放后，国家的政治运动在毛老人家高瞻远瞩地疯狂运作下花样不断翻新。火药味越来越浓，斗争越来越残酷。一浪高过一浪的动荡从来没有停歇下来的迹象。

这次不惜让全国的学生停课“闹革命”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更是非同寻常来势迅猛。8月18日毛老人家在天安门城楼上以政治家的胆识戴上红卫兵鲜红袖章及检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的信息，通过《人民日报》和各大报纸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到了位于湖北荆州古城内的荆州中学，又必然引起了同学们的一阵躁动。全校学生预感到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文革大潮汹涌，山风呼啸黑云压城，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仿照北京的大中专学校成立“红卫兵”的做法，荆州中学也在紧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紧锣密鼓地酝酿成立学校的红卫兵组织。

在那个把家庭成份看得比生命都重要的年代，不管是升学提干当兵等一切的一切，都把当事者家庭成份摆在了首位。地富反坏份子和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孩子是不可能享受到平等教育机会的，是不可能上高中的。那就更别说上荆州中学这种省属重点高中了。当时，荆州中学学生的家庭成份只有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中农、城市小商等。无庸置疑，象北京的高干子弟红卫兵一样，荆州中学的红卫兵肯定应该是由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组成了。因为他们根正苗红，因为他们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因为他们身体的每个细胞里也都蕴藏着饱含着父辈遗传下来的坚定的向着一切反动派造反和保卫毛老人家的革命基因。只有他们才可以充当保卫毛老人家的忠诚的当之无愧的红色卫兵。其它家庭即小商和中农家庭出身的学生则只有象他们可怜兮兮的父母一样被“团结”着实则是只有靠边站的份，理所当然没有资格加入让青年学生心神向往的革命组织红卫兵了。

在当时越穷越革命，越穷越能成为被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依靠的对象的理念支配下，除地主富农资本家外，中农及城市小商家庭出生的人们也蒙受到了被愚弄被歧视被我们敬爱的党和革命人民“团结”的酸楚。

我的祖辈是很穷很穷的本应该是被共产党依靠的穷人。后来由于到京山永隆河镇去手工做豆腐卖，才起早贪黑节衣缩食辛辛苦苦积累了点有限的资金，买了二十多亩下雨即涝的低洼地。这个数目也只占到了当时家庭土地占有量的平均水平。哪怕当时我家的住房严重腐朽四壁透风摇摇欲坠，哪怕我家在土改时由于母亲长期患病已经身无分文揭不开锅而正在饿肚皮，但是，家庭为中农成份的桂冠依然幸运地戴在了我吃尽了苦头的父母头上。

作为中农家庭出生的我，从懂事起，听到的都是阶级斗争一波又一波的喧嚣，看到的都是一幅幅阶级斗争的血腥画面，经受的都是阶级斗争的教育和洗脑。我宽厚本份待人真诚的父母再怎么拼死拼活地为那个在1958年被称之为“通往共产主义天堂的桥梁（指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卖力，也只能沦落为被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和苦大仇深最最革命的贫下中农“团结”的对象。我能以优异的成绩考上省属重点中学，就表明了党对我和我的父母“团结”得已经相当有诚意相当够意思。党的阶级路线是何等的英明伟大呀！为此，我对毛老人家和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几乎达到了感恩涕淋的地步。哪怕是经常遭受着莫须有的歧视而抬不起头，哪怕是一直被“团结”着的苦恼象幽灵一样占据着我从幼年到少年到青年的心间，我还是对毛老人家的英明和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深信不疑。我决心学好本领为心目中神圣的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事业去努力奋斗，去无私地奉献。

我所在的荆州中学红卫班（本应该高中毕业却还被留在学校从事着文革的高三毕业班）3班的五十一名同学中，就有百分之五十的同学的处境和我如出一辙。一个幽默且具有讽刺意义的话题就是在全班仅有的二十多名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中，中农等被“固结”家庭出身的学生就达百分之五十之多。由于我在初中学习成绩的优异及表现良好，阴差阳错的也当上了一名共青团员。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党的得力助手和革命的后备力量。我也理应是党的“助手”。可是在那个“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理念支配着人们大脑的狂热文革时期，即使你是共青团员，你也得灰溜溜地靠边站了。曾经为了党的事业而拼死拼活卖力的很多共产党员，那么多为了人民的事业任劳任怨一尘不染的党的干部不是也靠边站了吗？不是也被打倒了吗？

八月下旬的一天，荆州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在众人的瞩目中宣告成立。工作组撤离后成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也成了一个短命的权利机构，不得不相应宣告解散。不过，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也摇身一变而又当上了红卫兵组织的头头。红卫兵组织的司令就是我们班的革干子弟Z同学。成立大会上，他给红卫兵成员配发袖章时刻的那份坚定，那份自信和从容，他把红卫兵鲜红的战旂展开时的威武和雄壮深深地镌刻在了我们这些对红卫兵组织望尘莫及的被“固结”的同学们的心中。

出身好的学生兴致勃勃地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被“团结”家庭出生的学生理所当然地被排斥于“保卫毛主席”的革命组织之外。这种把青年学生，不，应该是把全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人为地分为三六九等的作法是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这种人为排斥近于残酷的做法，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不知道演绎出了多少人间悲剧。

我们班有二十多个同学加入了荆州中学的第一代红卫兵组织。全校也基本上有百分之五十的同学成为了响铛铛的荆州中学第一代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织的成员。看着平时十分要好的同学戴着鲜红鲜红的红卫兵袖章在教室出出进进及在校园里昂首阔步的潇洒和神气，让政治上处于最下等的同学们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悲观和无奈。

荆州中学文革初期诞生的第一代红卫兵紧跟北京的红太阳---毛老人家的战略步骤，以昂扬的斗志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以骄人的姿态，迅速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之中。

（七），疯狂的“破四旧”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文件《十六条》中写到：“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这就是不遗余力地在鼓动人们去“破四旧，立四新”。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满面春光的毛老人家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检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这实际就是对罪恶文革的又一次发动。在神圣的天安门城楼上，初次爬上共产党副主席宝座坐上了红色中国第二把交椅被革命人民拥戴为“永远健康”的林彪用他的湖北黄冈普通话发表了煽动性的讲话。鼓动人们去大破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去大树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对文革初期“破四旧”运动的一次强有力的推波助澜。

林彪讲话的第二天，得到圣旨的首都各中学和少数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就象失去缰绳的野马，迅速冲向社会，紧锣密鼓地开始进行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破四旧。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封资修的黑货，都在彻底扫荡之列。他们杀向街头，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目标，把一个好端端的北京城内外砸了个遍。

八月二十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报导了北京红卫兵破四旧的伟大功绩。次日，全国各大报纸均以头版头条报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的“大好”消息。人民日报更是以社论《好得很》来大肆煽风点火。于是，史无前例的“破四旧”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城乡。

消息传来，新成立的荆州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全体成员热血沸腾倍受鼓舞。他们也仿照北京红卫兵的作法，佩戴着鲜红的红卫兵袖章，迅速从校园杀向荆州城的每一个角落，去大破封资修的“四旧”。荆沙地区所有普通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的红卫兵对荆州城的文物古迹和“四旧” 进行了全面大扫荡。破四旧的浊风恶浪奔涌在古城内外、荆沙地区。

荆州历史悠久。上古时期，就有“大禹治水定九州”之说。而荆州就是当时的九州之一。西周时，楚人南迁，荆楚跻身诸候之列。三国时代，魏蜀吴围绕荆州发生了刘备借荆州、刘表据荆州、曹操争荆州、关羽失荆州、孙权要荆州等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一百二十回《三国演义》，就有七十二回的内容涉及荆州。元明清时期，对荆州城进行多次修缮。历朝历代的人文活动在荆州均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众多的文物古迹。日寇侵华时期，日本飞机对荆州古城进行了狂轰滥炸，使幸存下来的古迹更加珍贵。当时，得以保存下来的地面古迹除古城墙外，还有关公庙、文庙、开元观、太晖观、玄妙观、铁女古寺、章华寺、沙市万寿宝塔、金龙寺及金龙寺前两根巨大的生铁桅杆等众多的文物古迹。

荆沙地区破四旧是从捣毁这些封资修的古迹开始的。荆州古城一大批文物古迹倾刻间遭受到了灭顶之灾。

荆州西门外的太晖观里的神像被红卫兵彻底砸烂，直径两米左右的晨钟暮鼓片甲不留，巨大的石碑及驮着石碑的赑屃(音毕喜)被砸成了一段段石块，香火鼎盛的观内一片狼藉。

铁女古寺内的铁女塑象荡然无存，一部三十二本的藏经被搜走化为灰烬。其它佛像则变成了寺门外的一堆泥土和垃圾，人们经常能见到的笃信佛教积德行善的一老一少两个尼姑被赶出寺院勒令还俗。

被日本人轰炸后残存下来的关公庙本来只剩下一间孤零零的大殿更是面目全非，被荆州的搬运公司进驻。上千年的两棵巨大的银杏树成了他们的拴马桩而岌岌可危。

位于沙市区太师渊路的章华寺取址于楚国2500多年前的章华台旧址，始建于元朝泰定二年，后成为江南著名佛教圣地。与归元寺、玉泉寺并称佛家三大“丛林”。文革破四旧期间，章华寺遭到红卫兵的严重破坏，里面文物被抄，殿宇被毁，僧众被驱，巨大的如来佛神像及四大天王等象被砸。寺院大部分土地后来被沙市无线电一厂占用。

具有沙市标志性建筑的金龙寺前两根高达一二十米硕大无比的生铁桅杆，被疯狂的红卫兵们拉倒后砸成了一段段横七竖八的废铁。这些不知道要用多大的力气才能被砸断匍匐于地的桅杆，在默默诉说着荆沙地区红卫兵们力量的强大还是在诉说着那个时代的疯狂与荒唐？

张居正墓的石人、石马、石龟、石狮等大多被毁。荆沙地区很多带有封资修色彩的牌匾被砸。连明清时期所建房子寿头上精美的兽和人的塑象也在疯狂红卫兵们的必砸之列。

荆沙地区的红卫兵们以革命的坚定性和极端的政治敏锐性，以超凡的胆识，以对毛老人家的无限忠诚，以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演绎出了砸烂整个旧世界一幕幕让人痛心疾首的活剧。

受给毛老人家敬献红卫兵袖章的高干子弟宋彬彬改名之影响，全国一时间改名成风。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防修反修的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思想灵魂的大革命。当然，这是北京说的。这是当时的时髦之语，是圣旨。这种从人们的意思形态，从思想领域，从理论上来阐述搞文革的重要意义，从而鼓动红卫兵去破四旧的作法可以达到事半功倍之奇效。象宋彬彬一样去改掉封资修的名字，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暴发革命，荆沙地区的青年学生理所当然地趋之若骛概莫能外了。

爹妈给起的名字有什么了不起？凡是带有仁、义、礼、智、信、发、富、裕、美、鑫、修等等封资修色彩字样的姓名，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无产阶级的东西都会格格不入，都在必改之列。当然所改的名字也不需要找公安部门登记备案。公检法机构不是在文革的风浪冲击之下也象一个年老体衰中风的病人一样瘫痪了吗？要求也别太高，只要能让大家叫得起来记得住传开去，就是改名成功的标志。在那个年代，什么都不能讲究高标准，包括吃的穿的喝的住的。否则你就是“修”，你就是“资”，你就会不自觉地乖乖地被动地成为革命的对象。唯独向封资修作斗争，破四旧，则要讲究最高标准了。

于是乎，和全国一样，一时间改名而叫捍东、卫东、卫红、红卫、向东、继东、要武、反修、文革、卫彪、立新、志红、永革、兴无等等名字的比比皆是，不一而足了。改名之风犹如一夜狂风暴风疾风，彻底荡涤了整个姓氏文化封资修的污泥浊水，还了以毛老人家为首的正在进行继续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一片湛蓝天空。这种革命的名字让很多红卫兵如释重负，窘迫彷徨浮燥的心理因而也得到了些许安慰。这也是“破四旧”运动的一项伟大的丰硕成果。姓氏文化这个“封建主义”的东西在文革初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在改名风潮中，荆州职业中学改名为东方红中学。荆州中学六六届的高中班（本应该毕业离校了却还留在学校从事着文化革命）也改名为红卫班。荆州所属的区县下的地名也有改名的。如京山的易家岭改名为红岭等。

包菜头、拷绑腿、喇叭裤、火箭头皮鞋、奇装异服及女人所烫的波浪式发型等超前的服饰和打扮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资产阶级的东西就是洪水猛兽众矢之的万恶之源，也必然成为红卫兵大破四旧的重要目标。只要谁胆敢以这样的打扮和服饰招摇过市，迎接他的必将是红卫兵冰冷的双眼粗鲁的动作和锋利的剪刀。在红卫兵决不是请客吃饭般的雅致，决不是温良恭俭让的绘画绣花般的从容不迫，而是急风暴雨式的革命之下，他的这身行头倾刻间将会势如破竹般的土崩瓦解面目全非。当然，大多数革命人民还是有自知之明和革命的自觉性。自个关起门来先搞一个自我革命，自行把这些封资修的行头和服饰解决掉，以免被红卫兵揪住后被动难堪。

荆州城第一代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们以昂扬的斗志饱满的精神十二万分的热情破四旧的革命英雄主义形象深深地烙在了荆州人民的心里。

因为没有资格加入第一代红卫兵组织而象可怜的父母一样被“团结”着的我们，理所当然地无缘参加“破四旧”运动，当然也就无缘“享受”到“破四旧”带来的快感和疯狂。象一个局外人的我们情绪低沉，在校园无所事事地打发着宝贵的青春时光。

（八）抄家狂飙

红卫兵响应毛老人家和林彪“破四旧” 伟大号召的另一个疯狂手段就是抄家。这种革命的手段和方法是从北京学来的。毛老人家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敬献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说“要武嘛”的话语，就是文革“抄家”和以后“武斗”的尚方宝剑及动员令。事实证明，以后北京上海等好多对文艺界知识界政界人物的抄家，就是受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甚至是受江青的直接指使来行事的。抄家就是在这种披着革命的外衣，打着“破四旧”的旗号，堂而皇之地疯狂进行着。

原来不是经常说国民党对待革命人民实行“白色恐怖”吗？革命人民为什么对阶级敌人就不能来它一个相对应的“红色恐怖”呢？“抄家”就是革命人民对待专政对象的一次赤裸裸的“红色恐怖”。

享受“红色恐怖”、享受被“抄家”礼遇的当然非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亦称其为黑五类）莫属了。这些人，不，应该是说这些“牛鬼蛇神”从土改到三反五反，到镇压反革命，到五七年整风反右，再到四清运动，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中一直就是享受着被批斗，被专政的高规格“礼遇”。我们伟大的毛老人家还是很够意思，没把这些人斩尽杀绝，就是相当仁慈了。

当年我们的苏联老大哥斯大林不是将富农这个阶级彻底消灭了吗？富农被剥夺了除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以外的所有财产，并被驱逐流放到苏联荒凉的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边远之地，致使许多人悲惨地死去。苏联从而采用暴力的革命的手段残酷无情彻底地消灭了富农。所以，在中国，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老人家的时代，对这些阶级敌人狠狠触及一下灵魂乃至触及一下皮肉，好好去“要武”一下，去抄抄他们的家，又何罪之有？何况，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反修防修的需要，是巩固政权的需要，是毛老人家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的需要。

抄家，这种从封建社会就发明出来的残暴手段，在进入二十世纪的文明时代之时，却也在我们伟大的中国大陆被光荣继承发扬光大了。抄家，就是在极左理念的支配之下，在完全无视更谈不上尊重人权的基础上进行的。

抄家的对象和目标一般由社会上提供。街道的革命组织往往借助红卫兵的力量对这些牛鬼蛇神的住所进行急风暴雨似的突然袭击。只要这些革命组织的人员到学校来搬兵去抄家，红卫兵们都会有求必应大有奋不顾身之架势。能荣幸地参加“抄家”的这种特殊待遇使红卫兵们的大脑极度亢奋。为毛老人家的反修防修事业而去冲锋陷阵的快感，由此所幻化出来的激情，自始至终伴随着精力极度旺盛年轻幼稚的红卫兵们。

一些被抄家的牛鬼蛇神家里可能有金银珠宝、有高档衣料、有高档奢侈品。有的可能还密藏有杀人武器和“变天账”及通敌的罪证材料。如果这些虚妄的判断属实，那还了得。这不就是活生生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吗？这不就更能验证毛老人家阶级斗争理论的绝对正确和他老人家无以伦比的英明与伟大吗？

“抄家”这项革命工作在文革的硝烟中紧锣密鼓疯狂地肆无忌惮地进行着。红卫兵破门进入被抄家者室内，如入无人之境。翻箱倒柜掘地掀瓦各种手段无所不用，也不排除对被抄者拳脚相加和捆绑吊打。他们每天起早贪黑，超强度的“革命”工作也够辛苦了。怎奈需要抄家的牛鬼蛇神太多，红卫兵们感到力不从心顾得了东顾不了西。这时，他们不得不请我等被“团结”的同学出马。我们这些没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同学们也就三三两两地混杂到了第一代红卫兵队伍中。我们不得不自嘲自己为混迹于正式红卫兵队伍中的“阶级异己份子。”

八月底九月初的一天，荆州中学红卫三班的红卫兵队长何祖华接待了民主街一个来搬请抄家援兵的头目。人手不够的他立刻想到了这些平时和他本来就十分要好正被红卫兵组织拒之门外被“团结”着的同学。他极力热情地邀请我等参加这次抄家“革命”活动，使我们受宠若惊之感油然而生。欣然同意后，我这个“非红卫兵”也“有幸”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了荆州中学红卫兵们“革命”的抄家活动。

天空阴沉，气温很高，似乎要下雨了。我们一行人急步来到荆州城内民主街的一个牛鬼蛇神的住所。这是一幢只有几间房间的老式平房，灰砖灰瓦及雕花的窗棂显示出了其岁月的沧桑。原始的灰褐色小瓦屋顶上的瓦松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每天遭受着烈日的烘烤和干旱的折磨，顽强地显露着其生命的存在。门庭冷落的现实告诉我们，这家年轻力壮的牛鬼蛇神们可能为了免受皮肉之苦和精神上的折磨，已经望风而逃不知道遁向何方。只留下了一个身材瘦小弯腰驼背颤巍巍拄着拐杖的八旬老人。这个带着世纪风尘的老人两眼昏花惊恐万状地目睹了这些红卫兵们的抄家暴行。

经过了好多次的抄家锤炼，那些最最革命的佩戴鲜红袖章的红卫兵们抄起家来可是轻车熟路动作敏捷得心应手。他们如鱼得水的潇洒与我等“被团结者”的缩手缩脚畏葸不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可是对待由毛老人家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呀。既来之则安之。我等也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硬着头皮开始动手参与抄家的“革命”活动。

红卫兵们开始用带着审问的口吻对那个老者宣讲抄家破四旧的伟大意义及其子虚乌有的政策，要求他不要执迷不悟要认清形势积极配合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老实交待家中黄金珠宝的放置地点。被吓得七魂已经丢掉了八魂病殃殃的老者语言含混不清的否定回答，激起了红卫兵们的无比愤怒。看来，得真刀真枪地来硬的了。一场翻箱倒柜挖地三尺的抄家革命行动随即火热展开。

衣柜里的衣物随手丢弃得满地皆是，抽屉的物品随地抛洒，床上的被褥枕头也要拆开检查，花盆里的泥土被反复清理，炉灶里的灰渣也被扒了数遍。折腾了半天，连黄金的影子也没见着。看来，阶级敌人太狡猾了，肯定把这些四旧物品埋在了地下。于是室内的柜子和床被一一挪开，古朴老式的悬空地板被一块块撬起。哪怕相当一部份被撬断了，被撬成了一截截柴火样的碎块也在所不惜。地板下面的浮土层被挨个扒了个遍，有的用铁锹真是做到了挖地三尺。难道狡猾的牛鬼蛇神们把黄金珠宝藏到房顶上去了？于是，上房的上房，掀瓦的掀瓦。老式的小瓦被上房的红卫兵成片踩烂，有不少被掀到地面摔成了一堆堆瓦砾碎片。屋里屋外已经被抄得一片狼籍几成废墟，但是，黄金珠宝的影子仍然了无踪迹，更别说子虚乌有的变天账了。

颤巍巍的老者躲在墙角颤抖得更厉害了，无神昏花的眼睛仍然透露出巨大的惊恐，抖动着的嘴巴不知道在喃喃地诉说着什么。面对一无所获的抄家局面，红卫兵们把更加犀利的目光对准了精神已经彻底崩溃的老者。突然谁发现了一个阶级斗争的新情况，这个老者的怀里居然还藏着一个基督教的小十字架。他一把从老人的怀里把老人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的十字架夺了过来。老人悲怆的眼泪随即从昏花的眼角边淌了下来，一下跌坐在如废墟一样的地面上。

汗流浃背满面尘土的红卫兵们没有抄到黄金珠宝，没有抄到变天账，更没有抄到杀人武器。五六个小时的抄家基本上毁坏了一个家庭赖以生存的家俱床铺房屋等等一系列财产。其赫赫战果居然只是一个浸透了那个即将不久于人世的老人心血，凝结着老人的虔诚与信仰，带着老人精神寄托的小小十字架。

看到如此这般的抄家场面，参与这样的抄家“革命”活动，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在滴血，我深深地内疚着。略带仁慈之心的我不敢面对如此惨不忍睹的场面。另一方面，我在抄家中的畏缩不前，在抄家中的避重就轻的行动也引起了自己深深的自责。看来，我这个被第一代红卫兵“团结”着的学生，离一个真正紧跟毛老人家的革命步骤敢于向旧世界造反，敢于去大刀阔斧砸烂整个旧世界正统的红卫兵的差距实在是太远太远。

我真不知道这家“牛鬼蛇神”们在这暴风雨即将来临之时，用他们那几近被毁坏的陋室怎么样去遮风挡雨，怎么样去度过那揪心揪肺度日如年让他们难熬的可怕时日。

虽然我参与了这样一次革命的抄家活动后，就再也没有了下例，然而荆沙地区文革时期的抄家革命工作，还在紧锣密鼓马不停蹄如火如荼地紧张进行着。抄家狂飙仍然在荆州古城的大街小巷上奔涌。那些牛鬼蛇神们对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真是恨之入骨而又闻风丧胆唯恐避之不及。

抄家结束后，根据北京的指示和要求，荆州城的第一代红卫兵在荆州体育馆举行了文革破四旧抄家成果展览。高档的衣料、奢侈的消费品、金银珠宝、文物古玩、墨宝字画、宗教器物等等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就是没看到所谓的杀人武器和变天账。身为荆州中学第一代红卫兵的何祖华同学荣幸地又成为了这次展览的组织者和讲解员之一。

后期，北京突然要求返还被抄的财产和器物。这样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政策，让第一代红卫兵们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我们看到一个中年女子经常到学校来找何祖华，要求返还从她家抄走的金饰品。这可让何同学为了难。到哪去找这件物品呢？展览早已撤销，人员早就散去。人去楼空，物品荡然无存。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后来抄家展览物品的存放处究竟在哪里已经成为了一个未知数。一贯紧跟毛老人家的战略步骤，根正苗红革命意志坚定忠心耿耿的何同学陷入到了扯不清的麻烦之中。

（九）风声鹤唳

被人民的大救星毛所强烈支持的破四旧狂潮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神州大地，荡涤着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污泥浊水实则是在无情地摧毁着不可失而复得的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这个罪恶的狂潮象一把把尖刀，深深剌痛着部份有理性有良知的人们的心。在被山呼万岁的口号声拥戴着一贯光荣正确的毛老人家的伟大思想指引之下，中国人的头脑已经失去了正常思维和判断能力。人们的思想已经机械，已经麻木。做事情看问题都要戴着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用放大镜，用显微镜去仔细审视身边的人和事，去寻找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目标。阶级斗争是第一位的，是压倒一切的，是比吃饭穿衣比工农业生产比国民经济更要重要百倍的头等大事。

被毛老人家支持的红卫兵更是成为了阶级斗争和扫除一切历史垃圾的得力打手和急先锋。在红卫兵们的眼里，封资修的四旧无处不在，阶级敌人无处不有，大家都被血腥的阶级斗争所包裹着，一切都是被怀疑的目标和对象。一切都要无条件地接受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狂热的红卫兵们犀利目光的严格审视和检验。

一天，本班出生于苦大仇深的贫农家庭，一贯革命立场坚定的红卫兵P 同学又发现了一个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他把一个火柴盒拿在手里仔细搜寻，突然象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一样的大叫起来，说是在火柴盒图案的树丛中，隐藏着国民党几个字样。这还了得，这不是在为盘踞在台湾正残酷地压迫剥削着苦难的台湾人民的国民党蒋介石招魂吗？唾沫四飞的P同学涨红着脸，慷慨激昂地发泄着，大有一番立马杀向这个罪恶的火柴厂去，揪出图案的黑帮设计者的冲动。

他的重大发现震惊了同学们。大家纷纷找出自己身边的火柴盒仔细查看着辩认着。有几个同学立即强烈支持了P同学的观点，同样表现出了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风浪中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洞查阶级斗争风云的极端敏锐性。

我等非红卫兵为了表示参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积极主动性和对毛老人家的无限忠诚，也积极找出这种同样规格相同厂家的火柴盒，同样怀着在鸡蛋里面挑骨头的革命精神在图案中仔细搜寻着。不知是阶级感情不够深厚，还是我们1.5的眼睛视力太差，远远赶不上戴着九百度高度近视眼镜的红卫兵P同学的敏锐视力。国民党三个字被我们横看竖看怎么也看不出来。P同学想杀向火柴厂去揪斗反革命分子的冲动计划在相当一部份同学的否定之下也不得不草草偃旗息鼓迅速夭折。

也不能全盘否定P同学的革命精神和伟大功绩，他用放大镜和显微镜找阶级斗争新动向的举动拓宽了红卫兵们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老人家，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视野。在他的发现之后，新的发现层出不穷。又有人在凉鞋底部发现了新情况。那就是鞋底防滑的花纹中就赤裸裸的有一个“共”字，哪怕这个共字下面的一撇一捺从鞋后根向鞋底前面的两边延伸得很长并慢慢消逝，却也还清晰可见。这不是要把共产党永远踩在脚底下吗？这不是反革命份子对伟大的共产党的仇视和反扑吗？这必然引起了革命学生，特别是红卫兵的极大愤怒。

新动向的发现，让红卫兵们兴奋无比。如果能弄清生产厂家的名称和地址，可以想见这必将会上演一场短兵相接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活剧。那个厂家的负责人和设计人员必将面临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灭顶之灾。但是，这种凉鞋的厂家究竟在哪儿，却成了一个未知数。于是。红卫兵们只好把高昂的革命热情在学校和荆州城区疯狂地发泄。但凡穿着这种凉鞋的人们都自认倒霉，只好乖乖俯首就范地交出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好不容易积攒下一点人民币换来的在当时简直可以称得上昂贵二字的个人财产凉鞋。一双双穿在人们脚上的凉鞋也就被红卫兵几刀剁成了垃圾一样的碎块。

继凉鞋之后，红卫兵们又在香烟盒、包装袋的设计图案上发现了阶级斗争的新目标。对这些阶级斗争的目标，红卫兵们又必然采取了一番大动干戈的革命行动。

和荆州中学只咫尺之遥的荆州师范是部份学生经常去窜门的地方。一天晚上，一个从荆州师范回来的红卫兵战士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据说荆州师范一个叫夏延中的老师居然在我们伟大领袖毛老人家的巨幅画像上打上了红叉叉。这个又一次出现的阶级斗争新动向象一声惊雷，在荆州中学校园内炸响。荆州中学又一次沸腾了。狂燥的红卫兵们一齐狂呼着“打倒反革命份子夏延中”的口号，向荆州师范奔去。这可是又一次显示红卫兵革命坚定性的绝好表演。我们一些非红卫兵也混迹于红卫兵队伍中去凑热闹。

愤怒的红卫兵们来到荆州师范，在不甚明亮的灯光下，但见被抬出的一副毛老人家的巨幅画象上好象是被泼弄上去了少许红墨水。停课闹革命的狂热学生们可不管这些，聚集在画象的周围拼命地狂呼着“打倒夏延中”震耳欲聋的口号。夏延中何许人也，这些红墨水是他有意而为之还是无意中所为，或者是别人泼弄上去的，这些都是当时的未知数。当然这些求知数能否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所事事，满脑子被长年累月灌输着“阶级斗争”观念的狂热的不明就里的红卫兵们，终于又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发泄“革命激情”的良好机会。惊天动地声嘶力竭的狂呼在荆州城的上空回响。要是当时真的有一个叫夏延中的人出现，必将被愤怒的红卫兵们撕得粉碎。狂热，狂热得无以复加！这是长年累月经受毛老人家“阶级斗争”观念熏陶的青年学生的通病。“狂热”这两个字，在文革中一直伴随着这些青年学生。直到六八年大家“响应”毛老人家的伟大号召“上山下乡”去“闹革命”后，才有了一个比较清醒的理性回归。但是，在这次愤怒声讨反革命分子夏延中的滔天罪行的疯狂行动中，革命最终也没有找到斗争的对象。嗓子嘶哑，精疲力尽的红卫兵们最后只好自行草草收场了事。

满脑子绷紧的是阶级斗争的弦，满眼的是严酷的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满耳的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阶级斗争严峻事实。红卫兵们在神经的极度亢奋中继续寻找着阶级斗争的新目标。

转自：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117284971_0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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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劲新浪博客 我的文革岁月 一，风雨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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