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从民间思想者的命运看文革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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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不是中国的出路—从民间思想者的命运看文革的理论与实践
作者：丁东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0-7-12               

        随着中国进入权力资本化时代，官民关系日趋紧张，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吏制腐败和司法腐败有增无减，包括一些底层百姓在内的人对现实的不满导向对过去的留恋。怀念毛泽东、肯定文革的声音有回潮之势，在网络上尤其明显。不久前去世的左派国际主义老战士寒春认为，文革不是搞错了，而是搞早了。如果推迟到现在搞就好了。这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毛泽东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和实践，到底能不能克服腐败和社会不公，再来一次文革，是不是中国的出路和选择？
    今天不可能就这个问题加以全面讨论。我只想从文革中一些民间思想者的遭遇，考察毛泽东晚年思想和实践的原貌。

    文革不只是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也是毛泽东政治理念的一次尝试。文革中一直宣传，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毛泽东在文革前就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四清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初提出自下而上地揭露我们的黑暗面。直到临终前一年又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还说，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利害。毛泽东的这些说法，对今天似乎颇有针砭时弊的效果。毛泽东还号召下层的青年学生和工人农民对官员造反，反潮流，因而有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在官民对立的格局中，毛泽东是站在老百姓一边的，是一个站在官方对立面的民权领袖。

    然而，这种印象与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实际运作并不吻合。在文革中，毛泽东提出的上述命题，确实吸引和感召过一些青年思想者，他们由此出发，思考现实中存在的官民对立，进行理论思考，但他们迎来的却不是鼓励的鲜花，而是无情的大棒。

    印红标的《失踪者的足迹》一书里介绍了许多这样的例子。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讲几个最有名的。其一是当时湖南长沙的中学生杨曦光。１９６７年，他写过《中国向何处去》等文章，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被毛泽东、康生等领导人点名后，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后来他改名杨小凯，成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前几年去世。其二是华中工学院的学生鲁礼安、冯天艾，他们是武汉“北决杨”的核心人物，“北决扬”是当时武汉北斗星学社、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派联络站和《扬子江评论》的简称。鲁礼安、冯天艾当时写了《怎样认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等文章，发表在《扬子江评论》上。１９６９年９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武汉“北决扬”的指示》，鲁礼安和冯天艾被捕，打成现行反革命。鲁礼安在单人牢房被关了十一年。近些年出版了回忆录《仰天长啸》。其三是北京清华附中学生许成钢，他的父亲许良英是研究爱因斯坦的专家、母亲王来棣是历史学家，１９５７年都被打成右派。许成钢１９６７年到黑龙江农场下乡，后编入生产建设兵团。他在６０年代末写了《试论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等著作，和同学们通讯交流。１９７０年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关押批斗，一１９７５年被团党委定案为“组织全国九个省市和军队的阴谋反革命集团的头目”。他现在也是著名经济学家。其四是毕业于浙江大学的徐水良，分配到南京制药厂当工人，在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７５年间写文章，最初标题是《为社会主义自由民主而奋斗》，继而改为《为实现巴黎公社式民主而奋斗》，最后定为《反对特权》。他的文章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投稿无果，便在１９７５年以大字报形式贴到南京街头。当时被定性为反动大字报，先拘捕，后逮捕，直到１９７９年才释放。

    这些个案有一些共同点，他们在文革初期都是造反派，都曾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主张的真诚拥护者。他们都喜欢思考，但不满足于重复毛泽东的现成语录，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思想资源，沿着毛泽东展开的逻辑继续深入。他们大致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阶级关系发生了新变动，形成了官僚特权阶层，他们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主要的社会矛盾，文革不应当只是罢官革命、揪人运动，也不仅是政治革命，还应当是推翻新的官僚特权阶层的社会革命。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按照巴黎公社的模式，建立新型国家，人民直接选举和罢免领导人，官吏的工资不超过工人的工资，取消特权。比如许成钢说：关于文化革命，对我影响最大的观点是，在过去十七年产生的官僚特权阶级，与人民大众之间构成基本的阶级矛盾。文革就要发动人民大众同官僚特权阶级进行斗争。

    虽然他们的初衷是拥护毛泽东，拥护文革，他们的行为方式只是写文章，表达思想，并没有任何打砸抢的行为，但他们都受到严厉的制裁。这成为他们后来反思和觉醒的动力。

    这些民间思想者在文革中的遭遇提醒我们，不可将文革中的思想环境加以诗化。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只有毛泽东本人和他信任的少数助手如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才有阐发的特权，一般民间人士无权阐发。任何自选动作，都有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的危险。批判现存体制的思想观点，只有在特定的时段可以强调。毛泽东有自己的战略部署，用他的话说，叫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某些时段，毛泽东有特定的政治目标，要打乱现有的权力格局，造反、反潮流就被强调和鼓励，某些特定的造反者可能因此得到毛泽东的青睐和鼓励，但时过境迁，毛泽东就要修复权力秩序，强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谁再讲造反，讲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就是干扰了他的战略部署。毛泽东可以批评大官，批评特权，但他这个最大的官是不能碰的。毛泽东可以号召造反、反潮流，但谁要反到毛泽东头上，就要受到《公安六条》的严厉制裁。毛泽东只是在特定的时间肯定巴黎公社精神，比如说北大哲学系的大字报是２０世纪北京公社宣言，被一度推崇的巴黎公社模式，用民主的方式选举和罢免领导人，在文革中只有在很短的时段，很有限的范围（群众组织）中尝试。中央最高层的权力变更，新领导人的产生，既非通过直接民主，也非通过代议制民主，而是毛泽东和少数人说了算，投票是形式，权力私相授受是实质。文革不是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制度性安排。从林彪到王洪文，到邓小平，到华国锋，毛泽东几度更换继承人，都是民意完全不能左右的权力更迭。文革以发动“大民主”始，以全面专政终，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范围内，毛泽东还有一个忠实学生波尔布特。毛的晚年理想，由波尔布特在柬埔寨作了更彻底的实验。波尔布特当政不到四年，把毛泽东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商品交换都废除了，把金边市民全都赶到农村，整死了上百万人，给柬埔寨带来了最深重的民族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