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东平 “三兄弟反党小集团”案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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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文史精华》2010年第4期

长春市繁华的长江路上，曾经有个“秋林公司”，20世纪50年代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成为国营百货第三商店，长春人习惯地叫它“三商店”。余德祥、崔振卫、庞万举是三商店的青年职工，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们经常聚到一起畅谈理想，诉说苦闷，描绘未来的美好生活。然而，就在3人打得火热的时候，不幸却悄然降临了。

“原罪”
1965年，社教工作队进驻三商店，预示着一场风暴的来临。要把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不至于像小陈庄那样冷冷清清（电影《夺印》中，社教运动初期小陈庄的景象），就要搞出成绩来。经过发动群众揭发检举，余德祥、崔振卫、庞万举进入了工作队的视线， 于是四清工作队调阅了他们3人的档案。
余德祥是陕西省旬阳县人。1945年在本县简易师范学校毕业后， 参加国民党宪兵第六团补充连，在宝鸡市马营镇受训。翌年5月开赴东北长春，驻守南关大桥。长春被围期间，中共与国民党代表在大和旅馆（今春谊宾馆）秘密接触，商谈国民党六十军起义之事，余德祥做过警卫。1957年到三商店做营业员。
崔振卫解放前家庭生活贫困不堪，靠做帽子换钱维持生活。长春被围期间，当了7个月的“国军”，解放后在被服厂做工，1959年到三商店做清扫工、营业员。
庞万举是3人中年纪最小的，小业主家庭出身，1955年到三商店工作。3人家境都不算富裕，但是来自政治上的压力，远比生活的窘迫严重得多。
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人民日报》在同年8月22日发表社论《必须忠诚老实》，指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对待自己的国家和对待领导这个国家的共产党， 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毫无疑问应该采取忠诚老实的态度。如果有人用说假话、扯谎的手段来欺骗国家、欺骗共产党和其他革命组织， 他就一定会受到群众的鄙视， 因为人们都认为这种欺骗行为是有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为人道德的。”尤其是“作为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更应该用忠诚老实的态度对待党、对待团、对待国家、对待一切革命的组织，否则他不仅会受到群众的鄙视，同时也将为党组织、团组织和国家的纪律所不容”。社论还正告那些说假话的人：“有人隐瞒了家庭成分，有人隐瞒了社会关系，有人伪造了党龄、团龄，有人隐瞒和伪造了自己的大部历史以至全部历史， 有人甚至隐瞒了情节重大的背叛党和国家的罪行。这种隐瞒和伪造不仅严重地损害了共产主义和新社会的道德品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很容易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
商店党组织号召揭发和检举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同时坦白交代自身历史“罪恶”。
按说，余德祥应属起义人员，但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并受3年管制刑罚，于1960年11月30日定案。主要事实是，1948年10月，在东大桥卡哨时，以八路军嫌疑为名检查一名少年，送交班长周文焕，又由班长送交队部，后果不详。又一次，随同十多人一起去东大桥某车店， 查出走私布匹的4人，送交兵队部处理。
关于对余德祥历史问题的检举，档案资料里有一份记载：“长辛店铁道部工厂管理局干训班学员于成志检举其姐夫余德祥1948年当宪兵副官，驻长春市东大桥把守卡哨，专为搜查我地下工作者及共产党员， 将我地下工作者衣服脱光放在雪地里，用大磨压其身上，并在其身上用人踩，想从中获得我军情报，最后送屠杀营，当时从新七军和六十军抓来的都交给他，他屠杀我地工无数。”
此份材料形成于1955年10月15日，根据检举材料，商店党组织配合公安机关，对余德祥有否“血债”问题进行了调查。结果证实，“于成志所检举的严刑拷打我地工人员，经调查了解并无此事”,纯属道听途说，毫无根据。1961年， 商店组织再次追查余德祥是否参与这一事件。余承认自己当时在东大桥出过勤务，但是否参与了这个事件记忆不清。
对此余德祥曾后悔不已：“我当宪兵的时候才十八九岁，本来就不懂啥，还不是当官的上指下派，结果给我戴上反革命的帽子，真是冤啊！莫不如长春解放前夕，和（起义）部队南下了，罪比我大的都没戴帽，有的还入党当了干部。”
这种由组织掌控和操纵的检举是背靠背的，所以直到余被确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接受管制，他也不知道是谁揭发和检举了他：“我也没那么回事，也不知是谁给我冒这么一炮（指检举），给我这么大的处分，也没那么大个事呀！ ”这是他私下里发“现在的人真不太好交” 的感慨，并且被记录在案的。
揭发与逼供
庞万举交代说：1965年8月四清工作队进驻三商店，开会传达了“二十三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我很有顾虑，主要是有些经济问题，怕被那些对我有意见的人揭发和检举我。为了争取主动，我找工作队的郭队长和何国荣交代了自己的经济问题，并检举了投机倒把分子艾明德。他们肯定我的态度，并要我好好想想，交代要彻底。不久的一次会上，工作队说我们组有问题，仓库和柜台搞小集团活动，甩商品、盗窃商品，大家要仔细想，写检举材料。这样，我们组就仨一堆、两一伙地想问题，写检举。没有人敢和我在一起，我被孤立起来。而他们就专门想我的问题，检举和揭发我。说我交代不彻底，说小的不说大的，说轻的不说重的，说近的不说远的，说经济问题不说政治问题。
经过揭发检举，问题集中在庞万举身上。计经济方面问题25件； 言论问题8件； 作风问题4件。从1966年5月20日后，对庞的揭发检举，由经济问题转入追查言论和小集团问题。
余德祥于1966年6月写的一份坦白交代材料，记述了3人的交往过程和思想活动：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后，我是口服心不服的， 对党不满。在接人待物中，不愿意接近党团员和进步的人，我认为他们都是整我的。即使我接近他们，也只是说些好听的话，口是心非，目的是为了给他们留个“好印象”，能给我向领导反映“好情况”，将来好摘帽子。对一些落后的人，愿意和他们接近，表面是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搞好“群众关系”，为摘帽子打基础。对一些有问题的人，更愿意接近，认为能说出心里话，痛快些。尤其是和崔振卫、庞万举，谈得更比较知心。
1961年冬天，有一天下班后，我去南广场接孩子，在一起走的时候，崔振卫问我：你过去都干过啥了，定你个历史反革命？
我就把自己的历史向他介绍了。他很同情地说：你现在工作不错，应当好好干，争取早日把帽子摘掉。又说：你的问题并不严重，再说你过去也坦白交代过，咋整的，就把帽子给你戴上了？我说给我定得过重，太委屈了。他就说，已经定了，就委屈点儿吧。像我呢，就是过去在三十八师（国民党新七军）军官学校接受过几个月的训练，到现在也没有调查清楚， 也没给我下结论，影响我和我爱人的进步。人生就这么回事，对付着干吧。
一听这话，我认为两人思想相同， 同病相怜，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高兴。从此后，我就更加接近他，有啥心里话也愿意对他讲，有事也找他商量。
1962年春节前， 崔约余德祥和小庞一起去他家里喝酒。主要谈余德祥的“帽子”问题。小庞说：这事不必挂在心上，早晚得给你摘帽子。
老崔说：你在小组群众关系挺好，这是个基础，今后要靠近平时和你不错的那些人，特别是党团员， 别让他们看出你的毛病来， 要多加小心，事事警惕，因为你现在是被人家监督的，所以不能出差错，出了差错就给人家不好的印象，对你不利。
余德祥说：在工作上他们很难找出我的毛病来，我是抱着多干活、少说话的态度。
老崔说：虽然是这样，还是加点小心好啊。
庞说：这些人把咱们整得抬不起头来，咱们哥儿们这样的，要在过去， 一定是吃香的喝辣的，现在有多大能耐也是白搭。
崔说:你工作怎么好，群众关系不好，领导关系不好，你干得再多，也是白扯。接着对小庞说:你今后在群众关系上再加把劲，靠近领导。有些话不应当说的就别说，说出来对自己没有好处。
庞说：这几年工作干了不少，但领导对我的印象却不好，总找我的小脚。史书记找我谈话，说我工作上、生活上有毛病。我才不怕他呢。史书记有啥了不起的？ 净装王八犊子，一天坐在楼上不下来。我看见他就生气。另外隋廷起也是个犊子。这个隋喀吧（结巴）最坏，将来有一天，我非把他收拾了不可。把商店这些坏家伙都用机枪“突突”了。
余说：老隋这家伙真坏。比如：在新三反运动中把宋洪兰整得够呛，最后没整出啥事来。这不是偏差吗？
崔说：像这样的事很多呀，哪个运动都有不正确的。比如说我吧，从前在国民党受过几天训， 分到部队没几天就解放了， 你说这算啥问题？ 到现在没给我解决， 思想上对组织有些不满。不给我弄清楚，这算咋回事？
庞说：我们组两个老刁婆子真坏，在她们跟前，我怎么干也干不出好来。
余说：哪个小组都有这样的人，比如我们组的牟祥远， 看见货快来了， 眼睛盯着别人去买了，马上去（向领导）汇报，他可真坏呀。
崔说：真得注意点儿，尽量少和他们办事，如果他们汇报上去，对咱们影响最坏。今后这样的事要尽量避免。
通过多次的交往，3人的关系更密切了，在思想、行动、观点上完全达到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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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万举与崔振卫、余德祥有一张合影照。这似乎成为“反革命小集团”的重要证据。庞万举在后来的申诉材料里回忆说：他们开始围攻我，斗争我，这种场面真是触目惊心呀。气势咄咄逼人，问我上公园几次，谈过什么话？ 干些什么？ 吃过几次饭？ 什么时候照的照片？
“1961年初，我们三人（指庞、崔、余）搞商品陈列，一天中午到七马路胜利饭店吃饭，崔振卫说，他有个同学在饭店东面的照相馆工作，提议三人去那里照相。我当时不想照，耐不过情面，就去了那家照相馆，因没遇见他的同学， 没照成。后来，因鞋帽组搬家，崔和余又来找我照相。是余德祥拿的票子，去时光照相，不用花钱。他们好心好意来找我，我只好去同他们照了相。我不光和他们二位照过相， 而且和薛华城、王伯祥、孙振营也去过胜利公园，并在一起照过相，难道上公园照过相都是‘反革命集团’吗？ ”
崔振卫回忆说，1966年6月中旬，一天早晨，四清工作队找我谈话。地点是在原来财会室（现布匹仓库）。当我走进财会室的门，不禁一愣儿神，这哪像是谈话的样子，完全是批斗会场的阵势。长长的桌子周围坐满了人，四清队的所有正副队长及骨干都在场。气氛压抑又令人恐惧。
一开始就问我，与余德祥是什么关系？ 我说，除了工作上联系以外，没有任何关系。从这以后，就不是提问的方式了，而是“围攻”。他们十几个人随时插话、训斥、逼问。
“你和余德祥、庞万举在公园讲三国的故事，抓‘三堆土’、‘插草为香’、‘结拜兄弟’，搞什么名堂？”有人质问。
这不是无中生有吗？
我说：“我和余德祥、庞万举是去过公园，是否讲过三国故事记不清楚，绝对没有抓‘三堆土’、‘插草为香’、‘结拜兄弟’的事，我和任何人都没有拜过兄弟。”
围绕是否“结拜兄弟”的问题，争论了一个上午，我也没承认。
下午又继续开会，问我对上午提的问题考虑得怎么样，好好想想到底有没有？
我没有结拜过兄弟，我绝不能承认。
“你敢说你没有吗？ ”
“我敢说定没有！ ”
又互相争论了两三个小时定不下来。这时，坐在我旁边的孙队长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材料，气急败坏地对我吼道：“这是余德祥、庞万举写的证实材料，他俩都承认了，你还敢不承认？ ”
我当时气愤到了极点，不能冷静，大声辩解说：“他俩承认了我也不承认，没有这回事。”
场面僵持、奇静。
硬的不行，又来软的。工作队的张干事态度和缓地说：“就这么点儿事， 你崔振卫承认了还能把你咋的？ ”
孙队长说：“你就是不承认， 我们也可以给你定（性），这里有余德祥和庞万举写的材料给你作证呢。”
我没有干过那些事，余、庞出假材料也不怕。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写假材料陷害我呢？ 我猛然想起一件事来。
单位搞“四清”运动后，有一天，工作队叫我去动员庞万举交代“经济问题”。我根据四清工作队的指示，几次到庞万举家动员他“交代”清楚。庞的爱人坚决不承认。没有什么结果，等于没有完成工作队交办的任务，工作队的郭队长大为恼火。之后，不知什么人散出风来，说崔振卫为了表现积极，要求进步，向四清队检举了庞万举的经济问题。这样，庞很可能对我怀恨在心，这次在四清工作队的指使下，写材料对我进行陷害。前不久，听说也整出了余德祥的“贪污”问题，余在历史上曾因“历反”而判管制3年，老账新账一起算，迫于工作队的压力，为了自己解脱出假证明，也是可能的。
这虽然是我的猜测，但却对我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看到满屋子的人，都是四清工作队的得力干将，对我这样的小人物猛追狠斗，看来是真想从我身上榨出点儿“油水”。一个“小白人”（指没有地位）， 能抗住四清队的强大攻势吗？ 明摆着，不承认“结拜兄弟”是过不了关了，很可能大祸还在后边。常听人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和四清队硬抗无异于以卵击石。
我有些动摇了。心想，就是承认了“结拜兄弟”，能给我定什么罪？ 先退一步再说。于是，我就承认了在公园“抓三堆土”、“插草为香”、“结拜兄弟”这档子事。唉，听天由命吧。原以为一承认，也就平安无事了，却没想到退一步的结果，正是大祸临头的开端。
第二天，还是原班人马， 在原地点继续开会。会上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你们在公园‘结拜兄弟’是什么‘目的’？ ”
我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真是欺人太甚，有口难辩啊。我们3人两次去胜利公园， 是在1961年夏天，主要是休息天去消磨时间。说过什么话，实在想不起来，但有一点儿可以保证，绝没有流露过对社会主义不满的情绪， 更不会散布反动言论。
于是，我气哼哼地说：“没目的。”
一屋子人见我态度生硬，听我语气呛人，于是就拍桌子、怒吼、挥拳，纷纷投向我坐的位置。十几张嘴连珠炮似的向我“开火”，不容我说话，哪还容我说理？当时我又急又气， 恨自己嘴太笨，说不过那十几张嘴，更恨自己水平低，有理难说清。没办法，我只好保持沉默，一言不发。这样更惹怒了他们。过了十多分钟，“谈话”升级为“批斗”。
“斗争会” 的地点在托儿所办公室，“敦促”我交代“目的”。斗了一上午，我没承认，斗争会中午结束。
下午继续在财会室开会，还是四清队那十多个人，围攻我，逼我交代“目的”。十几个人各有发言， 具体说了什么记不起来了。快到晚上时，张干事恶狠狠地对我说：“崔振卫，你们正当蒋匪反攻大陆的时候到公园‘拜兄弟’，能没‘目的’吗？”
他这么一提，我好像是明白了。这就是要拿我开刀。抓住我承认“结拜兄弟”的辫子和蒋匪窜犯大陆联系起来，这不是往死里整我吗？当时越想越生气，坚决不能再让步了。我坚决地说，没有目的。
在座的人七嘴八舌地敦促我承认“有目的”。我干脆不吱声。
吕国汇看我不吱声，可气坏了，横眉立目地指着我说：“你不吱声就是抗拒四清工作队，就是抗拒四清运动！”
听了这话，我浑身直冒冷汗。当初，四清队刚进店时，队长王振英在动员大会上作报告时说， 谁要是抗拒四清工作队， 就是抗拒四清运动，就是抗拒党中央。现在说我抗拒四清队，不就是抗拒党中央吗，不就是反革命吗？可是再作让步，违心地承认下去，他们把“目的”和蒋匪窜犯大陆联系起来那还有好？ 这真是武大郎服毒———吃得死，不吃也得死。
疲劳、恐惧、无可奈何，真有些吃不消。
这时队长王振英从抽屉里拿出“二十三条”的小册子来，对我说：“党的政策摆在这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走哪条路，由你自己选择。”
当时我想，还是承认吧，承认了，有可能弄个坦白从宽。从宽处理总不至于定个反革命吧？这种想法，成了我以后“承认”所有问题的思想基础。
后来又开了多次斗争会，敦促我承认了“组织反革命集团”、“目的”、“纲领”等等。斗争会由孙队长和几个干部轮流主持。
孙队长问我：“你们这个反革命小集团叫什么名呢？ ”
我说：“不知道”。
孙说：“哪能没有名呀？ 是不是叫小刀会呀？什么青洪帮呀？还是‘三家村’呀？”
我想，大事都承认了，一个名字还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于是我说：“叫‘小刀会’。”
孙忙说：“不行，小刀会是我随便说的。你得自己起名。”
我看当时的阵势，不起个名字是不行的，又听四清队有人说我们是“三兄弟”案，于是我就起了“三兄弟反革命集团”的名字，在后来写的交代材料里，也都用了这个名字。
继续交代“目的”。
我哪知道？想来想去，想起“围攻”我时张干事的话：“你们在蒋匪窜犯大陆的时候在公园结拜兄弟，能没‘目的’吗？ ”这话对我很有“启发”，于是我在交代材料中写道：“三兄弟反革命集团的目的，是要配合蒋匪反攻大陆作里应外合。”
不久，郭队长找我谈话。“崔振卫，你写的材料一点儿也不合乎情理，内容也‘对不上牙’，你们三个人就能搞反革命集团吗？ 一定还有很多人。”我说：“没有。”郭又说：“就你们三个人也得有分工，比如像历史反革命余德祥干啥？ 历史清白的小庞干啥？ ”
材料“不合情理”，意味着还要挨批斗、挨敦促。唯一的办法就是写材料时尽量写得“合情合理”。于是，我在交代材料里给余德祥、庞万举“分了工”：“利用历史反革命余德祥联系国民党； 利用历史清白的庞万举拉更多的人参加反革命集团。”
交代材料写了改，改了写，好长时间过不了关，四清队说不合格。
为了把材料尽快写“合格”，免得在大会上当众出丑，真把我难坏了。私下对监视我写材料的吴连芳说：“怎么写才算‘合格’呢？事到如今，你就给我指点指点吧。”吴说：“你没看见‘干部下楼’吗？ 都是写得狠辣辣的，你也就狠点儿写着吧，写完就叫你回去了。”
这下把我点“明白”了。
于是我在材料里编写道：“将来有那么一天，非杀他几个不可。有那一天，我叫他们（指商店领导）一天汇报一次，爬着来见我，跪着递材料。”
材料交上两三天，四清队又开围攻会。“主攻”内容，说我要“抢民兵的枪”。我哭笑不得，说：“我根本没有这个想法， 和任何人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更谈不上有这样的行动了，抢枪的问题，我坚决不承认。”
于是，围攻、斗争两种会议方式交替进行，对我实行疲劳战术，软硬兼施。于队长摆出一副和蔼的样子说：“你写的材料已经足够定罪了，你就再承认了抢枪这点儿小问题，还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这就看你的态度了。”
明知是火坑，也要往里跳。不认账还是过不了关，再与他们弄僵了，只能罪上加罪。于是又坦白交代：商议抢枪，抢民兵的枪作为投靠蒋匪的资本。
所谓“三兄弟”公园三结义，究竟是1961年，还是1962年？ 这是一个要害问题。如果把“三兄弟”公园三结义和蒋介石要“窜犯大陆”联系起来，就得把两件事放在同一年。
庞申诉说：郭其和何向荣来我家说，你彻底交代问题，才能轻装上阵，交代清楚不影响你入党。第二天就叫我看关于“三家村”、“四家店”的材料，有个姓张的亲自给我作结论：能坦白并揭发崔、余，有立功表现，免除一切处分。写完后当我的面放进我的档案里。过几天，又开中型会议批斗我，围攻我。他们事先统一口径，翻来覆去地逼问我，去公园几趟？ 照相在什么地方？ 目的是什么？ 一起吃几次饭？
我说是1961年去的公园， 他们硬说是1962年。我不吱声，他们就说我态度不好，不老实，一个人带头喊：庞万举态度好不好？ 大伙一齐喊：态度不好！带头的又说：怎么办？ 大伙又齐声喊：斗争！
这样的斗争会不知开了多少次。最后把我关在小黑屋里，由郭其、何国荣、邹竹君、金瑞华、马桂春、郭淑坤等轮番“开导”。他们说，你不认账不行，经济问题不算，单说你的言论也够关监狱的，有人证物证。邹竹君和郭其还拿来绳子威胁我。我当时真被吓坏了，说再想一想。吴莲芳、王墨恒说：你还蒙在鼓里，崔振卫、余德祥都检举你了，把你出卖了。他们一个是历史反革命，一个是国民党，这案子是定下来了。我们都是为你好，搞的是他们二人，不是搞你的，因为你出身好。如果你不认账就逮捕你，就你这身板，用不上两年就得死在里面。想想你的两个孩子怎么办？你不是想死吗？ 那你就去死。你死不要紧，你家里就是反革命家属。
为了保命，为了家庭和孩子，只好听他们摆布，他们说什么是什么。群众不知道我的处境，更不知道我的坦白材料是怎样形成的，因为我的材料很具体、很完整，群众听了真就当成了事实。

罗织罪名
庞万举说：“你们可以问一问， 我的材料是怎样形成的？ 王墨恒专门负责帮助我写材料，我文化水平低，但我确实没有这些事，写不出来，就是叫我编，我也编不出来。王墨恒是按照郭其队长指示，所以他说一句，我写一句，是由王墨恒写出几大条来我再一条一条地写， 王墨恒怎么说，我怎么写，我不会写的王墨恒给我写，然后我再抄，由王墨恒审查，不知改了多少遍，翻
来覆去写了二十多天。”“有一天吴莲芳拿一份材料，说是余德祥写的，吴莲芳叫我抄写，我说天太晚了，有些字不认识，让我拿家去写吧。好说歹说算是同意了。记得我抄了这样的内容：台湾有我的名字了，我是中校，穿将校呢衣服。第二天，我把余德祥写的材料交给了吴莲芳。”现在他们很可能不会认账，但“我的材料和余德祥的材料，能对出同样的事来”。
余德祥交代工作队到商店前后的思想动态时说：当时我有四怕思想，怕影响老婆孩子的进步；怕爱人离婚；怕加重处分；怕逮捕法办。有心找老崔和小庞研究， 但是又不敢， 整天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回家也不愿意说话，干啥也没心了，认为我算完蛋了，这一次非进去不可，我比政策示范大会上哪一个的问题都严重， 人家都没有现实（指现行问题），就我有，所以对爱人没法说，就在她的日记本写上了：根据我的问题，将来说不定要进去，你应该注意身体，把孩子照看大了。如果我要有意外，你不要有其他想法，现在你也不要管我的事了，不要为我着急上火，你自己要为今后长远打算。
我又去南广场为我看小孩的老太太家，并对她说：我在这次运动中问题很严重，就怕将来得进去，你代我劝劝（孩子）他妈，今后心要放宽些，请你受点儿累，帮助把孩子拉扯大了。
斗了一天，晚上回家后，也不吱声，我爱人也不和我说话，我就一连抽了几支烟，在屋里来回地走，这时就下了死的决心。就往邮政局那边走，想去花园投河，走到邮政局时，想了想前前后后的事，在家里受老婆的气，特别吃累，家里的活儿都是我干；在商店和居民组里都监督我，各方面都不自由，问题没闹清楚，反而又加个罪名，他们把罪名都加到了我身上，他们就没事了。
再想，政策示范大会上，有12条血债的都能从宽，看来党的政策是说一不二的，工作队是按“二十三条”办事的。同时我又想，工作队对我这样的人，也做到了耐心的帮助，等待我回头，对我说，只要坦白交出黑心，就能得到从宽。这样一想，就又有了一线希望，我现在不能死，再观察观察，然后再作打算。
就这样，我又回来了。
三兄弟都有所谓思想斗争的过程，由最初的“不认罪”，“不交代”，到“逐步坦白”、“互相揭发”、“彻底交代”。
1966年8月1日， 社教工作队与三商店党支部形成了《关于长百第三商店反党反社会主义小集团综合材料》，材料达万余字，建议司法机关依法管制。
1966年9月， 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认定，崔振卫、余德祥、庞万举于1962年间，结成“三兄弟”反革命小集团，有计划、有目的、有分工地进行阴谋策划，发展组织，夺取民兵枪支，里应外合配合蒋帮反攻大陆，进行反革命复辟。据此以反革命判处崔振卫管制3年，余德祥管制4年，庞万举因有检举立功表现，免予刑事处分。
平反
1979年， 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到基层， 崔振卫、余德祥、庞万举3人开始不断申诉，要求落实政策，洗清13年的不白之冤。1980年4月14日，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向崔振卫、余德祥、庞万举等3位被告人，送达“刑再字第2号”刑事判决书：上列被告人因反革命一案，于1966年被我院分别判处管制刑罚。经复查认为，崔振卫、余德祥、庞万举三人组成的所谓“反革命集团”主要是轻信了庞万举的假交代后，又对崔振卫、余德祥搞了逼供信，而造成一起假案，原判认定事实失实，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纠正。故根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撤销我院（66）长宽法刑字第二十七号判决，宣布崔振卫、余德祥、庞万举无罪。
冤案大白于天下，一纸平反通知书来得不易。他们是普通的人，活得卑琐、艰难，甚至没有人介意他们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失去的毕竟太多，家庭、事业、儿女前程……然而，一切还能从头开始吗？
(责任编辑张强)

fuqiangqiang

姜东平：研究长春文革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