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王震在江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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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王震在江西

丁 明　

   

    1981年1月，王震在新疆巡视时，曾经饱含深情地回忆起在“文革”期间的一段往事。他说：“农垦这件事，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也管着。那时把我下放到江西，也是在一个农场。虽然是‘走资派’，但我过得很舒服。在那个农场我是一个很有权威的‘走资派’，很有权威的场长。直到现在，那个农场的广大工人，仍然和我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往来。”
    王震回忆的这一段往事，是指他1969年10月到1971年9月在江西抚州红星农场度过的两年难忘的日子。

                                   主动申请

    1969年10月，因战备形势紧张，中央决定把一批老同志疏散到外地去。10月17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会议上，宣布王震等一批老干部将下放江西。听完传达后，王震马上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两个请求：第一，下去以后想到各处走一走，还要蹲点；第二，想带上王若飞烈士的遗孤王兴一同下去。周总理很理解王震的要求，知道王震之所以提出带上王兴，是因为王兴惟一的亲人他的母亲李秀芝正遭迫害，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把王兴带在身边，可以保护这一革命的后代。周总理当即同意了这两个要求。王震同时还获得了下放期间可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考察农业的权力。
    实际上，早在  1967年11月，王震就给李先念副总理写信，表示自己“恳请下放到工农群众中去，受基层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教育”。信中还具体提出到海边或山区“一个公社生产队去长期安家落户”。
    1969年的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活动时，王震又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他决心去江西插队落户、参加劳动的想法。毛泽东听完了以后，沉吟了一下，对他说：“你下去走一走，看一看，搞点调查研究、科学试验也好。”总理也表示同意，并关切地要王震“注意身体，量力而行，作点调查，听候调遣”。
    就在体育馆会议的第二天，即1969年10月18日，王震便带着全家，加上王兴，乘上了南下的火车。与王震同行的还有老一代革命家陈云同志，他也被疏散到江西。
    10月20日，火车抵达南昌。王震在这里与陈云告别，转车去了抚州，陈云则被安排住在南昌郊区。几天后，王震又离开抚州，来到红星垦殖场蹲点。

                            生产不出粮食，吃什么？

    王震来到红星垦殖场的那阵，正是极左思潮甚嚣尘上的时候。在这种思潮笼罩下的红星垦殖场，也是一片步步语录牌、处处领袖像的“红海洋”。场里经济亏空，物资紧缺，建生产用房无砖瓦，做渠道涵管无水泥。针对这种情况，王震尖锐地指出：这种形式主义的“表忠心”，实际上是对毛主席光辉形象的玷污，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亵渎。他不顾自己处境的艰难，毅然劝说场里的干部、群众，把那些语录牌和“忠字牌”拆下来，作为建设生产用房的材料。
    1969年底，有一次，场里要召开生产汇报会，有一个场领导在通知王震时，却告诉他，上面布置在这个会上要分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和研究造反派提出的要求。王震断然回答他：“今天只谈生产，不讨论其它内容。请你通知中层于部和科技小组的同志都到总场汇报生产，谈谈困难。”停了一会儿又说：“有人说我光抓生产，不抓革命，好，把那些造反派头头也都叫来。”
    这次生产汇报会是王震来红星垦殖场以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王震表情严肃地听完汇报后，沉重地说：“我到各处转了转，看到一些事情很难受啊。生产不出粮食，吃什么？吃红土？难道还要靠别人养活我们？”说到这里，他把茶杯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放，说：“教师、学生、城市居民、全国老百姓一个人一年只有几尺布票，每个月的口粮不够吃，天天饿肚子，这样的生活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会场寂静无声。王震情绪激动，声调越来越高：“大家要安下心来，农民种地，工人做工，教师教书，学生上课，一律不准胡来。从今天起，白天必须搞生产。总场办公室的人都下去包队，哪个游手好闲，我就对他不客气。”
    这一番铿锵有力的谈话，使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了，大家无不欢欣鼓舞，而在场的造反派头头则泄了气。场部主持会议的领导当场宣布：“大家要遵照王部长的安排，白天一律不准搞批判，任何人不准离开岗位，党员、干部脱离生产要受处分，这是纪律。”这次会议后，在红星垦殖场，人心大为安定，生产秩序也立见好转，抓生产的气氛越来越浓了。当时有些人还要搞派性，王震说：“什么派不派的，我们这里只有抓革命促生产派。”在他蹲点的两年期间，红星垦殖场抓生产的正气占了上风，面貌大为改观，经济也得到了稳定的发展。

                                  改造红壤地

    红星垦殖场的土地几乎全是红壤地，必须加以改造，耕地才能有好收成。王震知道，无论在中国或全世界，红壤地都在陆地面积中占有很大比例，在江西竟占到64%，如能改造红壤成功，则具有重大意义。所以，到达红星垦殖场以后，他就将改造红壤置于重要位置，并为此进行调查研究，一头扎到农场的干部、群众之中。从总场的书记、主任，“靠边站”的干部，到普通农工、炊事员、饲养员，他都虚心地向他们请教。通过调查研究，他对这片土地的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于是，他从本场在50、60年代通过养猪积肥取得改土、增产的经验中，选准了改造红壤的突破口，动员大家从大力发展畜牧业入手，进而确定了红星垦殖场“以农促牧，以牧代工，以工促牧，以牧兴农”的发展方向。
    王震把改造红壤、推动生产发展经济的脚跟，牢牢地立在依靠科学改进生产技术、优化生产条件上。他到红星垦殖场才半个月，就在寺前分场成立了科学种田试验小组，以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攻关目标，靠自力更生起家。用深耕细作、“客土移入”、大种绿肥、多施厩肥等方法改良红壤，并进行小麦、油菜与黄豆、棉花间作，小苗带种移栽，甘蔗冬植等作物栽培试验。在他的带领下，科学小组种的实验田在一年之内，水稻亩产就由原来的200多公斤上升到800多公斤，为红壤的改良展示了灿烂的前景。与此同时，他还组织人员土法上马，制作“920”植物生长素。为了解决养猪所需的优质饲料，他亲自指导大家制作糖化饲料。这些成功的经验，有效地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促进了红星垦殖场及周围县、市农牧业生产的发展。
    为了加大科技兴农、兴牧的力量，王震利用他与许多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的密切关系，从北京、上海、湖南、湖北、山东及江西本省请来了10多位农、牧业方面的专家，及20多位科学种田能手，与红星垦殖场的干部、职工一道，实施了一个以改造红壤为核心，以创造高产为目标，通过良种引进与培育、作物栽培与保护，轮作。套种、精耕细作，大力发展猪、牛饲养业及食品、饲料加工业，使农、牧、工、副业综合发展的生态农业规划。
    1970年，为了改造红壤地，王震引进了糖化饲料新技术。可是，偏在这时，当时的江西省负责人不顾农村生产力的实际水平，一刀切地搞所谓“八字头上一口塘，水渠开在场两旁，中间修起机耕道”的所谓“园田化”，把大量良田变成了摆门面的“机耕道”。王震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痛心和气愤，亲自带领干群打了一场改道还田的战役，挖掉了那些占了稻田又不实用的“机耕道”。当时，江西的负责人还在全省搞所谓的“拖拉机大会战”，连根本不具备生产拖拉机能力的红星农机厂也背上了生产500台手扶拖拉机的包袱。红星农机厂捣鼓了好久也搞不成，只好拆下一台手扶拖拉机的引擎，强拼硬凑出一台“拖拉机”，准备开到县里去报喜。可是刚开到厂门口就熄了火，再也发动不起来了。面对这股歪风，王震义正词严地指出：“这分明是劳民伤财的瞎指挥！”并坚决抵制在红星农机厂生产这种把好钢好铁变成废物的“鬼拉机”。与此同时，他又耐心地说服有关人员，要顶住压力，把力量用在研制当时场内外都迫切需要的饲料切割机和粉碎机上。
    后来，当场领导向王震汇报他们事出无奈的苦衷时，王震胸有成竹地说：“我们改造红壤靠什么？靠养猪积肥。而养猪就要广开饲料来源。现在，正缺饲料粉碎机，我们具备这个条件，为什么不可以试制呢？”他看到大家还有顾虑，又鼓励说：“如果上面追究责任，我替你们挨整。”
    果然，几天以后，县里的“拖拉机大会战指挥部”派人下来了。名义上是督战，实际上是追究责任。他们见农机厂真的把制造拖拉机的工作停下来了，就气势汹汹地训斥说：“你们这里是土围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我们要到上面去告你们！”听到这里，王震站了出来，严肃地说：“我们这里不具备生产拖拉机的条件，因此，不搞这种‘鬼拉机’，要搞粉碎机！”老将军一番义正词严的话，使指挥部的人不敢再坚持，第二天便撤走了工作组。
    1970年前后，红星垦殖场和全国各地一样，在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浪潮中，许多领导干部不敢大胆抓生产，认识片面，使得红星垦殖场不仅连年减产，就是场里集体养的猪也因饲料少、少照管而一头头骨瘦如柴。场部经济严重亏损。针对这些情况，王震一面机智巧妙地揭露林彪、江青等人破坏生产、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倒行逆施，一面凭着他的威望号召干部群众努力发展经济，扼制那些造反派头头对生产的破坏和干扰。同时，从一系列严峻的现实中，王震也看到了“吃大锅饭”的管理形式并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于是，他就提倡发展个体养猪，并主张把一些旱地和水塘包给饲养户种饲料。这在大批“三自一包”的当时，简直是“自寻帽子戴，自找棍子挨”。但王震却从不考虑个人的得失。他多次挺身而出，用“出了问题我来承担”的凛然正气斥退了非难者，激励了犹豫者，鼓舞了广大干部群众。

                                 重视科技人才

    下放江西以后不论走到哪里，王震都一如既往，重视发挥科技人才的作用。这个时期，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而王震每到一处，却总要到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去看望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有一次，他到湖南搞调查，在省农科院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会上有一位因搞科研而得了放射病，面部和嘴唇都歪邪了的研究人员，诉说了被造反派诬为“反动学术权威”而挨批、挨斗的遭遇。王震听后非常愤慨，立即找来该单位的军代表，要他认真核查并处理此事，一定为这位科研人员落实政策，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在红星垦殖场期间，王震先后从各地请来了许多科技人员，如著名土壤学家李庆逵、中科院的技术干部潘湘名、湖南农学院的教师田自强等，依靠他们举办各种形式的农业科技讲座。每一次讲座王震都要带头参加。
    李汝庆是红星垦殖场一位学畜牧兽医的科技人员，因为海外关系和“反右”期间的问题，在场里被当作重点“牛鬼蛇神”批斗了3年。王震来了以后，对李汝庆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和了解。不久，李被通知到场部开会。刚跨进门，王震就对他说：“我和你们党委研究过了，现在决定解放你。”然后又亲切地说：“现在你就坐下来和大家一起开会。”许多年来，李汝庆只参加过批斗会，只有低头罚站的“资格”，猛一听见让他坐下来，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从这天起，李汝庆像换了一个人。他拼命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为了搞好调查研究进一步指导生产，王震不辞劳苦地跑了很多地方。他几乎走遍了抚州地区的每个县、市。南丰蜜橘栽培技术的提高，南城洪门水库的利用，进贤田间轮作、套种经验的推广，金溪水稻品种的更新，抚州蔬菜及肉食品市场的供应……所有这一切，还有其他许多成果，无不凝结着王震大量的心血。
    下放江西期间，王震时刻不忘他的老领导。老战友。他巧妙地利用各种机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关心其他的老同志。他去湖南长沙看过叶帅。中央办公厅在江西进贤办了一所“五七干校”，王震也曾去过，还把当时尚未解放的原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童小鹏请到红星垦殖场作客，鼓励他保重身体，坚定信心。国家建工部副部长宋裕和在抚州逝世以后，许多人对于如何办他的丧事感到棘手。而王震则毫无顾虑地去向宋裕和的遗体告别并抚慰亲属；然后，他让地区负责人向中央请示，得到了周总理的指示，严肃庄重地办理了丧事，在周围的干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奉召回京

    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九一三事件’后，党中央陆续起用了一些老同志，一直坚决与林彪集团作斗争的王震就是其中的一个。1971年9月29日，王震奉召回到北京，结束了在江西两年的下放生活。
    尽管时间不长，但红星垦殖场的这段经历，却给王震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回到北京后还常泛起深情的思念。有一次，他在病中写信给红星垦殖场的职工说：“我在病中，常常想到你们场里的事。这也难怪，因为我是红星的一名职工，红星就是我的家。”
   （《环球视野》摘自2005年第8期《党史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