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开丰：说不可言说，记不可记忆(转)

xuweixin

说不可言说，记不可记忆

——徐唯辛的《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

夏开丰

我一页一页、缓缓地翻着徐唯辛的作品集《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我越翻越慢，终至手指不能动弹，胸口闷得喘不过气来。看着这些画就像翻着老照片，逐渐勾起被遗忘的历史记忆，像读着巴金的《随想录》，承受着心灵的煎熬和灵魂的拷问。老舍、吴晗、遇罗克、巴金、梁漱溟、姚文元、水天光、林彪……一个个熟悉与不熟悉的名字在我的脑海翻腾，其中有政治人物，有文化名人，也有普通人物，这似乎暗示我们，“文革”绝不只是关系到某一类人，某一阶层，而是牵涉到整个民族。

看着这些画，让人想起德国思想家阿多诺的一句名言：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在强调人权至上的现代文明中出现像奥斯威辛这样的纳粹集中营，假如艺术仍然阳春白雪，那它就是在维护专制与野蛮。现在一个类似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文革”之后艺术家何为？

对于不是亲历者来说，永远想象不到“文革”本身的复杂性，在我眼里它的历史影响应该远在“抗日战争”之上，因为日军侵华是由外部因素造成的灾难，而“文革”则完全是内部的政治与民族灾难，在它的根子里潜藏着我们这个民族致命的症结。“文革”波及范围之广，参与人数之多，受害人数之众，影响之深远，迫害之惨烈，后果之严重实为历史之罕见。从当事人的叙述与相关记录来看，整个民族似乎失去了理智和判断而深陷于疯狂与暴乱之中，并且他们都认为这种疯狂是“正义的”。  
  
对于“文革”之后的所有人来说，反思“文革”应该溶入到我们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我们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文革”之后我们再也无法奢谈“幸福的许诺”，我们人人都需要自我救赎。然而今天的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以一种集体遗忘的方式逃避着它，掩饰着它。这是一个与“文革”同样严重的问题。德国汉学家顾彬曾扬言中国没有真正的作家，因为他们不敢睁眼看这个世界，但我觉得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他们不敢正视过去。

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这样说道：“‘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有没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认为，有的，可他们又偏偏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欢别人回答？……如果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坦诚地、实事求是地回答出来，全国人民……会衷心地感谢，他们会放下心中的包袱，轻装前进，表现出真正的安定团结。”

季老说的是对的，大家都不愿去揭开这块伤疤，对这场“十年浩劫”讳莫如深，因为他们不但试图忘记自己的痛也想忘记自己的残忍、丑陋。许多迫害者仍然在世，可能身居要位，他们通过宣称当年的行为是年少不懂事而受骗来为自己开脱，并心安理得地将之掩埋、遗忘。对于受害人来说，这是段炼狱般的经历，只有遗忘才能缓解心灵的痛楚，但这还不是主要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是这场灾难的帮凶，这些在世的受害者哪个敢理直气壮地说他们没有出卖过别人，没有做过阴暗之事？人没有尊严地活着，也就会没有人性地对待他人，他们比迫害者更希望忘记这段历史，并且以身不由己来缓解自己的罪恶感。迫害者与受害人的同一让“文革”成为一部人性泯灭而又值得同情的历史剧，我们必须反思它，因为它关乎民族的未来与存亡，它必须成为一面镜子，让我们清楚地看清自己。

但与反思“文革”、认识“文革”的日益急迫性成对照的是中国文学艺术界的无动于衷。我们至今都还没有拥有反映“文革”、反思“文革”的伟大作品，甚至是普通作品，也许除了巴金的《随想录》可聊以慰藉。（有一部分人必会争论说，我们肯定有这方面的作品，只是无法得到出版和公开亮相。但这不是理由）在艺术界，艺术心甘情愿地退出它曾经施展过抱负的现实领域，而遁入美学自律之中，艺术必须与现实保持距离，即使偶有对“文革”的描绘那也只不过是为了吸引洋人的眼球，赚取点银子。当然这种逃避可以看成是吸取“文革”经验，不再与当局有一种共谋关系，而是与之保持距离，对之警惕，以防再次陷入说教艺术的泥淖，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对实质问题却毫无助益，我们需要一种更加直接、更加坦率、更加深刻、更加锐利的方式来唤起大家的历史记忆，激起对此现象的反思。  

  

《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巴金 250cm x 200cm 布上油彩
         

当我看着徐唯辛的作品，我被感动了。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时刻，标志性的事件，它的重要性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为过。此后他一直没有停止这样的创作，他原先打算创作100幅这样的肖像画，现在已经超过了120幅，并且还没有停手的意思，他打算毕其余生于此项事业。这些同等大小的巨幅肖像画按照姓氏字母排列起来悬挂于展厅之上，形成俨然不可分割的整体。也许单从某一幅画来看，画法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是一种常见的照片仿真的写实手法，之所以如此取决于画家这样一个信念：忠实地还原历史。所有的画面都是黑白的，一方面这有一种特殊的修辞效果，更切近主题的悲凉；另一方面是因为作品所依据的照片都是“文革”时期拍摄的，本身就是黑白的，隐秘地传递着人物在当时所遭遇的命运。像《梁漱溟》这幅作品传达出敢于挑战权威的倔强老头的知识分子精神，目光深邃而坚毅，以及这种固执所必然带来的磨难。  
  
          

《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梁漱溟 250cm x 200cm 布上油彩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9143660100euap.html) - 说不可言说，记不可记忆————徐唯辛的《历史中国众_夏开丰_新浪博客
也许会有一部分人感到疑惑，既然已经有了照片，那么还有必要再画成画吗？这不是一种没有价值的重复劳作吗？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不予以解释则将掩盖徐唯辛作品的价值。当代艺术哲学告诉我们，观看艺术作品绝不可因为表面上与某物相似甚至相同就断定它们具有相同的意义，绝不是这样的，照片在当时是用来记录人物的，它们并不被打算看成是艺术作品，它们也不是要“言说”什么，它就是它自己。而徐唯辛在今天重新复原它们则是想表达什么，言说什么，这些作品并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样，它总是“关于”什么的。徐唯辛的这种“关于性”的核心在于“介入”，说到底，真正的现实主义应该是“介入性”的，“介入性”艺术的秘密在于艺术的作用的重要性大于艺术本身。

由于这些肖像背后所包含的东西足以使图像本身充满震撼，徐唯辛仅仅将之还原就够了，从而有效保证主题的足够严肃性，从这一点来说徐唯辛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是一名知识分子，而不是“唯艺术论者”，也不是破坏者、革命者，因而他放弃采用其他艺术家在描绘此类题材时所惯用的变形、戏拟、嘲讽、脸谱化的作法，他不想将这场关系到民族前途的历史事件仅仅看成是一场闹剧，而更愿意将之看成是人人需要背负罪名的民族悲剧，这种悲剧气氛由于肖像旁的介绍人物在“文革”中的遭遇以及相关实物的文字而得到强化：



《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上官云珠 250cm x 200cm 布上油彩

从1968年9月开始，由江青直接操纵的“上官云珠专案组”和林彪秘密成立的“上官云珠特别专案组”，相继逼迫上官云珠写出更翔实的与毛主席以及其它首长在一起的交待材料。可是，能写的都已经写了，上官云珠搜肚刮肠，也实在写不出令“专案组”满意的材料。
　　    1968年11月22日，一个周末的傍晚，上官云珠又被专案组提审。对审讯人员的威逼，上官云珠无话可说，审讯人员一阵猛扇耳光，拳打脚踢，折磨了她两个多小时后，把上官云珠踢出门外，并下最后通牒第二天必须交代，否则后果自负。
　　    1968年11月23日凌晨3时，身心极度疲惫、万念俱灰的上官云珠跳楼自杀。  
  
        

《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顾准 250cm x 200cm 布上油彩


     
  还有顾准的简介：
1958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下放农村劳动，遭到反复批判。
1966年，被调到京郊周口店的大韩继大队农村工地，从事建筑业劳动。期间被剃阴阳头，遭拳打脚踢，受重伤之后被送回北京，又遭经济所大会批斗。
同年，顾准被迫与妻子离婚。不久，又被迫签具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
1968年4月，顾准妻子汪璧因不堪迫害自杀。
1969年，顾准在河南息县 “五七干校”劳改。据“难友”回忆，顾准是“干校”中最硬的“反革命”，面对造反派的拳头脚踢，仍高喊“我不服，就是不服”。
1974年12月3日，顾准因肺癌在医院病逝。临终前，欲见子女亦不得。  
  


读着这些材料，或为之愤慨，或为之扼腕，或为之悲戚，或为之唾弃，虽然画家希望站在一个中立客观的立场来描绘，免得落入泼妇骂街一般的流俗，但是我们仍能感觉到画面背后隐藏着的画家的忧虑、责任以及勇气，这就是像知识分子一样“介入”的内涵所在，中国并不缺少艺术家、作家，但极其缺少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着一个国家、这个世界的良心。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思考的逻辑起点就是“文革”，谁回避了这个问题那么他就算不上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就没有真正“介入”问题的核心；谁没有认真思考过“文革”，他就无法真正把握几十年里人们的思想与心灵，理解国家的命运与困境。

为此，我们必须向徐唯辛致敬，不仅为他的勇气，为他的执着，为他的良知，更是为了他说着“不可言说”的往事，将久受潜藏的课题第一次公开地带到我们面前，并让我们得以看清自身的“根源”，记住这段“不可记忆”的岁月，从中理解自己，理解我们的命运。让我们在这些画面前燃一缕清香，缅怀英灵，凝固历史，还其真相。

xuweixin

说不可言说，记不可记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9143660100euap.html

lvhualing@ye

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这样说道：“‘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有没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认为，有的，可他们又偏偏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欢别人回答？……如果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坦诚地、实事求是地回答出来，全国人民……会衷心地感谢，他们会放下心中的包袱，轻装前进，表现出真正的安定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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