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怡 村庄声誉：一个无法略去的集体符号——华西村现象的社会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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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庄声誉：一个无法略去的集体符号
                    ——H村现象的社会学思考
                                                  周怡 [align=justify]
　　原载《社会》2008年第5期p165-190

　　本文以一个集体主义的村庄能够从毛时代到后毛时代一路走红为案例，从“红”的学术意涵“声誉现象”入手，在村庄声誉从无到有再到持续维系的过程中，探讨村庄人固守集体经济理念的内在机制。基本的叙述结论是：H 村的声誉现象可以被叙述在“投资-回报”的经济学解释框架里。这就是，囊括贫困与奋斗经历的投资，所产生的物质、精神、认同和外援社会资本的利益回报，一旦汇聚为村庄人强烈的族群荣誉感，便能使村庄从一个以往行政强制的、贫苦捏合的共同体，走向一个被先进声誉拥戴而自觉“先进”的整合共同体。

　　关键词：声誉；集体符号：“投资-回报”；族群荣誉

　　2006年初，我们在媒体声音中再度见证了一个被新一轮荣誉簇拥和眷顾的中国H 村。在“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标题栏下，这一眷顾与村书记（以下以WRB 代称）的“先进形象”相联系：

　　中央新闻媒体在《时代先锋》栏目集中报导了WRB 的先进事迹；

　　《人民日报》刊登通讯“为民谋利的一面旗”；

　　新华社播发通稿“扎根土地的旗帜”；

　　《光明日报》刊登通讯“把事业写在H 村的土地上”；

　　《经济日报》刊登通讯“新农村道路的探索者——WRB ”；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以“新农村的带头人”为题专访了WR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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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级主要媒体的报导，毋庸质疑代表了政府的声音。于是，一个扎根土地的先进共产党员的形象再度在中国、在中国乡村走红。相比毛泽东时代树立的先进典型多侧重政治意识形态的渲染来说，后毛泽东时代的样板却一定由其突出的经济成果作注解。因此，我们今天从媒体上知道的村书记，是与他领导的村庄集体经济的辉煌比肩同荣的：

　　H 村从建村时全村6万的积累，到2005年全年实现了307.9亿的开票销售收入，年人均收入为6.5万元，人均存款超过百万的“天下第一村”；到2004年，H 村已由原来的0.96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1600多人口，扩展到方圆30多平方公里，下辖16个村，人口达30340人的大H 村；H 村孩子的读书从村镇走向城市又走向了国外；村民的欧式豪华别墅从2000年的13栋，增加到2005的300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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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社会急速转型的市场经济环境中，H 村能够始终作为一个“共同富裕”的公众形象、作为主流媒体不断惠顾的先进样板而走响在中国大地，其原因究竟是什么？对此，有很多估测、很多分析，但少有人注意到“集体不朽”、“共同富裕”的村庄现象与“媒体眷顾”现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亲和，它涉及声誉与共同体关系的组织社会学研究。这项研究从40多年一路走红的村庄事实入手，在声誉“投资2回报”的理论框架下，解读了村庄人固守集体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

　　一、三种不同的声誉理论命题

　　良好稳定的声誉（reputation）是每一族群共同体都器重并期待发生的现象。像现代人重视物的品牌、人的名望或地位一样，群体对其声誉的关注并不亚于对其经济活动的投入。经济学家将非经济因素的声誉等同于市场“信息”，将其解释为对其投资可以在未来获得回报的“经验商品”。他们强调正是这种积淀性的投资和对投资回报的预期，导致了声誉现象的维系（Dasgup ta ，1988；Greif ，1999；Klein Leffler ，1981；张维迎，2001）。社会学者取网络地位视角解释声誉角色，他们认为在公认而稳定的社会等级制度下，某一群体会极力通过与社会等级较高的群体发展各种关系来彰显自己的存在，表白自己所处的社会网络地位的竞争优势（Podolny ，1993）。藉他山之石以荣誉自我的范例，在日常生活中很多。比如人们常说，“我是某某名教授的弟子”、“毕业于某名牌大学的学生”，等等。这些看似不经意的话，在波东尼（Podolny ）的分析里却是一幅对社会结构与声誉关系的图解：“名牌”、“名教授”反映人们对社会等级的认同，“教授”、“大学”和“我”则指同一社会网络中的人。两相结合，网络之我便拥有了被社会高阶层纳入的声誉了。很明显，经济学、社会学都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喧嚷声誉的作用。即别人不知道你，你可以借助投资或用社会网络去让别人知晓。这里，知道与不知道只是信息通达与否的问题。到制度学派论证声誉现象时，声誉的产生、延续和分布已不仅是一个等级的、知道与否的问题，还是一个“与特定的社会承认逻辑密切相关”（周雪光，2003：263）的问题。社会承认逻辑的基础是合法性（legitimacy）机制；也就是说，只有合情（approp riateness）

　　合法的主流社会价值称颂的东西才能被社会接受、被社会承认。而主流社会价值称颂的东西多半是制度化了的，受到社会中心制度控制的。人们通过对特定制度的遵守，作出自己是否认同、是否同化和融合的判断。因此，受社会承认逻辑制约的声誉，实际上随着社会中心制度和价值观的变化而不同。这是制度学派点拨声誉研究的主要观点。

　　声誉现象的三种因果解释逻辑，归纳起来构成三种不同的理论命题。

　　命题一：按照经济学的解释模式（Dasgup ta ，1988；Greif ，1999；KleinLeffler ，1981；张维迎，2001），声誉作为一种资本与“投资-回报”相关。

　　群体对声誉的投资越大，回报的期待越高，表示群体成员对集体的声誉越器重，声誉在群体整合中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反过来说，如果某一群体在社会中具有良好的声誉，则表明该群体对声誉的投资较大。

　　命题二：按照社会学的解释模式（Podolny ，1993），声誉作为一种结构地位，与社会网络相关。群体拥有的社会网络地位越高，群体越可能有良好稳定的声誉。同理，具有卓著声誉的群体，一定拥有较高的社会等级地位。

　　命题三：按照制度学派的解释模式（参见周雪光，2003），声誉受之于社会认同，与社会中心价值观和制度相关。不同时间不同群体溶入中心价值观或制度的程度也不同：被社会主流制度同化或整合程度高的群体，更容易被社会接受，获得良好的声誉。同样，拥有较高声誉的群体，该群体内部一定具有与主流社会相呼应的共享价值观念和制度，其内部共识性的整合程度也高。

　　三个理论命题从不同角度谈群体声誉，其间的联系在于它们都强调声誉是信息不对称的派生物。作为主体的人或单位组织不得不为他人知晓或获得社会承认，借助声誉信号来彰显自己的存在：或依靠自己努力做出“投资2期待”行为（经济学）；或攀依高地位网络（社会学）；亦或保持与主流社会相一致的价值制度观念（制度学）。三种解释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假设研究对象已经具有了相当自律的荣誉自我，即主体是具备声誉意识的，个人荣誉感或集体荣誉感。不同的基点是：命题一强调声誉基础取决于主体内部每一成员的努力；命题二、命题三则主张声誉基础得自主体是否与外部关系（等级地位/价值制度）保持一致。

　　毫无疑问，谈H 村整合时，声誉应该是该村集体主义能够自我存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层面，因为贯以“名村”符号的它一定存在全程序的声誉追求旅程。

　　用上述三个理论命题去检视H 村时，笔者发现：该村的历史——从建村到1992年全面转向工业再到今日的“走红”——实际上是一段村庄声誉从无到有再走向卓著的历史。这一历史的过程可以作为经验事实支持“命题一”的存在，即，村庄人对声誉的孜孜以求，如同对资本的追逐一样，被深嵌在它的“投资-回报”的努力过程中。本文拟用村庄事实来着重描述或验证理论命题一，并辅以对命题二、命题三的必要解释。

　　二、“命题一”的验证：声誉的“投资-回报”

　　（一）“投资-回报”的测量

　　并不是每个人、每个群体从诞生起就看重自己的声誉，也不是每一笔交易都必须在响当当的声誉影响下完成，尤其在转型期，很多投机的一次性生意并不在乎声誉。那么，缘何一些群体与众不同地注重声誉而另一些群体不呢？本文以为，这与声誉的三个基本性格有关：（1）声誉是无形的；（2）声誉是积淀性的，它的获得需要主体投入持续的时间和努力；（3）声誉（尤其是群体声誉）的获致还依赖其中每一位成员的认同及其族群荣誉感，而认同的基础首先在利益需求的满足上。声誉的无形与积淀性使得那些短视的急功近利者退却；声誉的集体利益取向又让私利者无法承受。

　　当然，以上导出的三个基本性格的目的更在于为本文建构声誉的测量标准。

　　具体来说，在确定以经济学解释模式（命题一）去解读村庄声誉现象后，实证分析中如何测量“声誉投资”和“投资后的回报”，就需要借助这三大性格。

　　首先，群体声誉的投资不像生产投资那样有直接的物或货币的可见性，它所具有的无形的积淀性，应该起因在群体成员通过持续时间、持续努力而构筑的共享经历中。也就是说，“声誉投资”就是成员个体共享的经历投资。不管这些经历是贫困、痛苦还是富裕、愉悦，也不管作为投资对外产生的影响是声名狼藉还是美誉天下，它们都以同构型（homogeneity ）、共同性（sameness）为基础。

　　成员个体投入经历的同构型、共同性越大，经历投资产生的内在凝聚力也越大，对外的声誉影响就越能显示其一致性。

　　其次，相对声誉投资本身的无形、无意识和不可见而言，其投资回报则多半是有形、可见、可闻的个体或集体利益。这里的利益可以是主观的，如，获得认同、社会资本以及族群荣誉感；也可以是客观的，如获得奖惩、获得物质利益等。

　　因而关于声誉现象的“投资-回报”的理论命题被“经历”与“利益”作概念操作化之后，H 村的个案史可以用村民的口述语言表述为“我们曾经贫穷”、“我们一同苦干”、“我们获得荣誉”、“我们一块走进工业的繁荣”。其对应的学术分析逻辑是：经历投资（贫困、奋斗经历）→回报（荣誉、利益）→再经历投资（形成工业的繁荣）

　　（二）声誉的投资

　　1.经历投资1：“建村时我们共度贫困”

　　建村时H 村通过组织农民，及时解决了身处自然灾害中的村民个体的生存危机问题。这是村庄农民的第一次经历：共度贫困的经历。于1961年建村的H 村，同全中国人民一起处在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冒进”所造成的三年“大饥荒”年代，全国数千万的农民因饥饿而死（白沙洲，2001：73）。H 村和当时的苏南农村虽没有人饿死，但村庄诞生在这个大饥荒饿殍遍野的年代，它的起点必然是贫穷。有数据记载：1960年，H 村遭受了历史罕见的自然灾害，水稻亩产不到350斤，仅为1959年的一半，社员人均粮食低于维持生命线标准的240斤，人均每天半斤粮？？

　　1961年、1962年，是H 村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口粮每月18斤，吃红花草、吃黄萝卜、吃稻糠，一天吃二三两饭是常事。许多人得了浮肿病，腿肿得无法抬步干活。（冯治，1995：32）

　　1961年10月H 大队初建，下辖10个生产队。人口有667，土地面积845亩，粮食亩产681斤，集体积累1764元，年人均分配53元，欠债1.5万元，12个小自然村落，破破烂烂，泥垛墙、茅草棚，田块七高八低，高低最大相差1.2丈。（《H 大队历年资料统计表》：[1][2]）

　　贫瘠的土地资源是村庄人无法解决生存问题的根源。一首村庄歌谣写道，土地“高的像斗笠顶帽，低的像浴锅塘，半月不雨苗枯黄，一场大雨白茫茫。旱灾水灾无法抗，农民见了泪汪汪”（同上）。

　　这些建村期较为穷苦的物质基础，在村民心里构建了患难相处的最初的村庄集体意识（族群认同）。今天，面对一个今非昔比的繁荣村庄，每一位被访村民，不管是否亲身经历过建村的年代，都会向来访者讲述那段村庄的贫苦历史。他们乐于从记忆深处回忆那种落后的生活片断，表达了他们自己有一种村庄“共同体的体验”，一种唤起归属感的快乐。75岁的老书记WRB 回忆道：

　　当时12个自然村都很穷，各村劳动工分的分配差距比较大，最低的每工分只有0.30-0.40元，最高的也只有0.80-0.90元，一天不足一个工分，年底许多人家是“透支”的。当时最穷的是地田里和孙家基，最好的是我们吴家基。直到“H 大队”成立，1967年7月大队核算开始后，每工分增至1.00-2.00元，工分差距才消失，是集体的力量使大家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的。（2003年2月16日下午4：00-6：30于WRB 家）1950年出生在H 村的ZGY 说：六七十年代，因为贫苦，村里的男人讨不到老婆，不但本村姑娘不嫁本村郎，外村的、即使贫困村的姑娘也不愿来H 村。所以，我也在外村找了男朋友。他是邻村的，谈朋友时在部队当兵，我是H 村铁姑娘队的一个分组组长。1975年，在谈婚事时，我想让他来H 村，他的父母不愿意他们的儿子来我们村，原因除了老观念之外，就是我们村的贫穷以及外面流传的“做煞大队”的绰号。谁愿意到我们的这个累死大队呢？

　　经过几番劝说，他的家人才同意我们的婚事。他是第一例男到女家的H 村女婿，现在村庄富了，这种招女婿现象和本村人联姻现象非常普遍。那时候，我们很穷，即使到1975年底，我们全家全年分红也才200元，队里分我们两上一下的房子，我们付不起钱，就和当时的4个知青合住。（2002年7月26日晚上8：00-10：00于ZGY 家）

　　65岁的HFS ，是一位经历颇丰的长者。种过田，当过小学教师，跑过12年营销，又做过会计，现任村某厂副厂长。他的谈话给人一种比较的视野，他说：

　　1961年，H 村从1957年建立的23社17大队分解出来，同时分开的有6个村：华明村、向阳村、三余巷村等。当时的H 村与其它5个村相比，田地条件及村集体经济的先决条件都处于劣势，是江南这一带较为贫困的村庄。但后来，H 村的农业集体经济率先成功了，这是因为贫困使H 社员格外团结、格外努力。（2003年7月21日下午4：05-5：35于H 村特种焊管厂厂长办公室）

　　村庄的基础是贫困，贫困造就了村集体的团结与拼搏精神。这是多数被访者形成共识的看法。问及当时是否赞成走集体化道路时，村里人毫无疑虑地表达了他们对集体力量的深深依附和赞美。他们说，在那个年代，一方面个体没有经济实力能够独挡灾难；另一方面1960年代正是高级社向人民公社集体过渡的时期，全国农村主导的意识形态就是维护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制度。农民从土地改革中获得的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经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制度的转变，已经归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因而H 村的农民从建村就别无选择地生活在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上，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法律上他们从未获得过自己的土地。他们对土地的感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被无选择、无条件地融合在他们对集体事业的执着情感里，情感的起点是他们共同经历的贫困，因为集体拯救了个体的贫苦。

　　2.经历投资2：“'学大寨'时我们同舟共济”

　　在贫困中凝结起来的集体，总有一段脱贫奋斗的历史。持续在村庄人记忆里的除了贫困就是他们曾有过的并延续至今的那种为村庄共同体、为这方血缘或地缘做出的奉献。这是村庄农民的第二次经历：共同奋斗的经历。

　　建村后不久，1964年2月，“农业学大寨”运动在中国全面铺开。大寨是中国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不足80户人家的普通小村庄，在毛泽东时代被树为中国农业的榜样，一度成为中国人家喻户晓并“朝圣”的地方。大寨人艰苦奋斗的苦干精神在那个年代鼓励了一代人，激发过一代人强烈的集体主义思想。这种鼓励和激发固然来自政治时代奉行的集体主义原则及其意识形态宣传，但更来自农民自觉的脱贫翻身的愿望。因此，诞生在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的H 村人，在这场“学大寨”运动中首当其冲就不足为奇了。他们积极以大寨为参照，接过大寨人“艰苦奋斗，大干社会主义”的精神口号，开始了一场堪称壮烈的集体奋斗。

　　当年的铁姑娘队队长MZM 在接受对她的第一次访问时说：那时候我们白天种田，晚上平整土地。劳动组织形式是战斗队，我是铁姑娘战斗队队长。我们大家很齐心，大队分配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分工像命令，劳动像打仗，一天至少干12小时，最多时能干18小时的活儿。农忙季节还常通霄干。很累、很累，经常在田地里一歇下来就能睡着，可是大家干起活儿却精神抖擞。当时，每天高强度的劳动，使H 人个个干廋干廋的，外村人把我们称为“干田鸡”。

　　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低级的生活水平，那个时代的村庄人却没有半点怨言。

　　因为他们明白：幸福所需要的各类资源，不是上帝赐与的，也不是政府能够全部援助的，只能靠自身拼搏。每个人都投入集体去践行这种“苦行主义”的目的，是为了今后村庄共同体的富裕，为了后辈的享乐。

　　当再问“什么力量能够支撑你们这样苦干？现在想来是否有不堪回首的感觉？”时，MZM 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不呀，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清楚、很亲切的。过去，H 村的干部和农民很单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无论为村庄做什么，我们都从不计较利益，都会从中感到生命的意义？？人需要有无私的奉献精神！村庄的精神支柱就是为集体经济做贡献。“H 村人生在此，死在此，必须为建设村庄作贡献。”这是村书记经常提醒大家的话。书记这样说，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当时的H 村干部群众都信任他，心甘情愿地随他组织起来共同苦干。（2002年8月4日上午8：00-11：30在JT4楼党委接待室）

　　MZM 反复说的“那时候的H 村真正是大家拚命干出来！”，是其“生命的意义”的肺腑之言，是一种对村庄集体，尤其对那个伴随她成长的青年集体主义的珍爱。换句话说，她对这个村庄共同体有着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基于年轻时的她曾为村庄共同体所作的奉献。的确，在H 村成长的历史档案中，在屈指可数的全国劳模及全国人大代表的名册上都能够见到她的名字。几十年过去了，MZM 老了，但她所流露的依然是对过去村庄集体精神的赞誉和对现在村集体的期待。2003年春节，当用问卷的方式向她提问：“您和您的家人是否愿意离开H ？”她答道：

　　不愿意离开。但我愿意在H 村的土地上干个体。我愿意像过去一样重新组织起村庄人，为这方土地做奉献，做一些对生命有意义的事业。（2003年2月4日上午7：30-9：00于笔者居住的房间）

　　她的所谓“干个体”，是建立一个另起炉灶的H 村集体经济，这个集体将誊写六七十年代村庄人改天换地、同舟共济的集体主义精神。在H 村，许多人和她一样，对那个奋斗的年代记忆犹新，尽管现在的很多研究对那个时代的集体化道路、学大寨及人民公社制颇有微词（白沙洲，2001；毛丹，1998；凌志军，1996）。

　　大多数的H 村人对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都报有为我大地母亲的自然情怀。

　　像当年印度农民不分敌我一样，H 村人根本不在乎外界如何看待这段中国的、也是H 村的集体经济历史，他们心中的记忆永远是：当年全村人携手苦干的经历造就了今日村庄集体的辉煌。对这段奉献史，村庄人相当引以为豪，他们总说：我们村在最需要救济的时候没有向国家伸手，而是依靠集体主义精神寻求自救；现在在别人最需要救济的时候，我们还是靠集体力量向别人慨然地伸出了援助之手。

　　这里，集体于村民个体来说，既是贫苦中的救生符、组织起来的力量，又是获取财富资源的最稳妥的放牧地。村里没有人不积极地投入到集体中去奋斗的，其激情与其说最初来自人民公社集体化道路的强制，来自政府推动的学大寨运动，倒不如说存在于农民自身的需求中。农民是自愿而非强制地将自己纳入集体的。他们结成互助的合作是发自内心的愿望，因为不如此，就会继续沉陷于“缺粮枯地”的贫窟中。说到底，这段经历中不乏个体自我对村庄自私的实际利益的考虑，但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很难说其中不包涵由他们自发具备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共同的精神境界。

　　以下是笔者与一位普通村民WGQ 的访问对话。

　　笔者：您能简单回忆一下1968年农业学大寨时期的H 村劳动的情况吗？

　　WGQ ：1968年农业学大寨的时候，也是H 村由三级核算改为两级核算，把生产队合并成生产大队的时候。记忆中那时候村的活儿都是集体活动，全体社员的劳动积极性非常高涨。为了平整土地，村庄成立了几个战斗队：铁姑娘战斗队、青少年战斗队、中年男子组成的改天换地战斗队、中年女子的艰苦奋斗战斗队以及老人成立的愚公移山战斗队。村里所有的劳力甚至非劳力都加入了不同的战斗队，我是青少年战斗队的一个普通成员。我们白天种田，晚上挑担，平整土地，改造土地。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以上。战斗队的口号是“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

　　笔者：当时你们有这样大的干劲为集体做奉献图什么呢？WGQ ：那时候的人好像不图什么，比较单纯，能吃饱肚子、不饿上就行。其实我们每天干这么多，那么累，工分的收入和现在比少到可怜的地步。但那时候改造土地是村里非常实际的考虑，这种改造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一家一户不可能将高低不平、不良的土地改造成平整、高产田。集体就是一副担子大家挑，只有依靠集体，大家齐心才能改变生活。实际上，今天的外面人光知道我们村富裕，不知道我们的辛苦和艰难。我们真正是苦出来、干出来的。

　　笔者：您认为当时的“大寨精神”对这段苦干有用吗？

　　WGQ ：当然有。我们村一向重视思想教育。你看到的，到现在金塔楼的餐厅还保留着“大寨厅”、“大庆厅”的命名，而我们村到现在与大寨村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这些存在就是提醒村里人时时刻刻不忘大寨精神“艰苦奋斗、大干社会主义”。我们当时“学大寨、赶大寨”的热情和干劲非常高。（2003年2月5日下午2：0023：00，H 村笔者住处与WCQ 访谈笔录）

　　无论村干部还是普通村民在谈及H 村的那段奋斗经历时，总让人觉得他们的说法有太多的一致，公式化、程序化的语言常常使每一个个案访谈呈现出较差的异质性。不过，从中我们可以体悟到：精神与利益的自觉联手是村庄人“共同奋斗经历”的实际动力。

　　（三）声誉的回报

　　1.投资的回报1：“成名中我们共享集体荣誉”

　　终于，贫困经历、奋斗的经历给村庄带来了丰实的回报。以下一组数据，能在一个层面展现村庄人经历投资的回报：原计划15年完成的土地平整规划，提前5年完成；从1964年冬天到1974年，人称“做煞大队”的H 大队，一边种田，一边搞农田基本建设，10年间共投入27万个劳动日，夷平57个土墩，填平39条废河塘，挪走984条田岸，完成了110多万方土，把原来1300多块高低不平的小田块，改造成400多块河、沟、渠配套，能机械化操作的高产稳产农田，？？最高时亩产达2200多斤；（《H 村大事记》[内部数据]：4）原计划7年完成的村庄统一规划建设，5年就全部落实；从原来12个分散居住的破烂小村，变为统一规划集中居住的大村。农民由无房、草房和平房，住进了水电配套的楼房（李金龙，2000：33236）。

　　原本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因此感动了媒体，惊动了国家政府，“走红”在中国乡村。资料载道：1968年，《新华日报》记者纷纷踏上这块热土，开始在党的喉舌上宣传H 村；

　　1969年，中央政治局委员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作为第一位国家官员考察H村；

　　1973年，H 大队党支部书记WRB 第一次进京出席中国共产党第10次代表大会；

　　1976年，H 大队接待第一批外宾参观访问；

　　1978年，H 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赵毛妹第一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当选政协委员；

　　1978年，《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农民热爱这样的社会主义”一文，将H 村推向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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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读若干访谈纪录，H 村真正在全国名声鹊起、殊荣惠顾的年份是1978年。

　　那一年《人民日报》的一篇题为“农民热爱这样的社会主义”的文章将这个村庄推上了“名村”的地位。自此，H 村一直作为社会主义中国农村的一个样板，作为中国农民的先进形象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上。平均每年到访者近八九十万人次，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一批国家领导人对村庄的访问、接见以及外国友人的赞誉等，将这个村庄共同体装点在太多的荣誉光环下，几十年持续不衰。因而不难理解，贫苦的、奉献的经历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持续的政治记忆，与H 村从学大寨起在中国农村不断“走红”的集体声誉息息相关。

　　2.投资回报2：物质利益的回报

　　物质利益的回报在这里指伴随成名而出现的村庄内部的特殊供给，它是H 村人享有的较之他村人更丰厚特殊的比较利益。早在1970年代，就听说H 村人过上了“不愁吃，不愁住，不愁穿”的共产主义生活。当时从H 村参观回来的人说：“H 村人住一样的房子，每天村里挨家挨户发放一样的新鲜菜，大家一样从事田间劳作，别村的农民没有劳保福利待遇，H 村人和城里人一样享受集体福利。”

　　笔者凭这种记忆去问现在的村庄人：“过去和现在，您感觉作为H 村人最自豪的时期应该是哪一阶段？”同时提供了五种选择答案：（A ）学大寨的人民公社时期；（B ）文化大革命时期；（C ）“责任到户”的农村改革时期；（D ）兴办村集体企业时期；（E ）全面实现工业社区建设的今天。该题器的分析数据显示，93.4%的人认为“兴办企业”和“完成工业化”的时期是他们最感自豪的时期。

　　由村史知道，“农业学大寨”时期是村庄成名的发端，196份问卷中只有2人认同这个时期，占1%的比例，而这两人恰恰是原先的村干部。如果将选择答案作（A ）（B ）（C ）归并，刚好构成村庄的农业社区阶段，（D ）（E ）并为工业发展阶段，即表示93.4%的村庄人认同工业社会。这种回答在情理之中，道理就在H 村真正在全中国成名是1978年，此时它的工业产值已达69万元，占农副工总收入的64%（《H 资料》，第78卷第25页）。工业文明带给该村人的物质经济利益已远远高于农业时期，尽管农业曾给了他们最初的成名和辉煌；物质利益满足与否始终是村民评判事务的第一标准。因此，谈H 村成名后的特殊物质利益，应该从1970年代农民退出土地获得土地补偿的菜金说起。

　　（1）菜金与口粮。1971年起，H 村的家庭菜地全部上缴集体，农民的粮食、蔬菜统一由集体提供，村蔬菜副业队每天挨家挨户发放新鲜蔬菜。村民说，那时候按户所占人数分配蔬菜，每人每天大约可得0.5公斤蔬菜或豆制品，肉食品自家提供。集体干活，虽然没有吃集体伙食，但因为每户人家每天基本吃一样的新鲜蔬菜，菜的份量相当足够，田地里大家经常以此作为话题平分集体感受。直到80年代中，农村菜市场形成后，改为发放菜金补贴。较大的菜金补贴额调整发生过三次：从60-80元/人月，到150元/人月，再到2003年的3000元/人年。这是一笔以代金券形式发放的福利津贴，村内部通用。村民们可用券去村餐厅吃饭，也可用它购买村商场的百货。村民的口粮始终全部由村集体提供，原先村里靠集体的土地种粮，满足村民用粮；现在由黑龙江、甘肃的农民为他们种地、提供食粮。1995年起，H 村以富济贫，在黑龙江、宁夏分别建设了两个省外“H村”。每逢秋收季节，东北新鲜大米就会源源不断地进入村民的家中。

　　（2）住房。过去人常讲：“农民一年忙到头，挣几个钱就为自己造房子。”H 村农民从1964年打破自然村住房格局起，就享受集体分配住房制度。从草房、瓦房、平房、楼房到现在每户约有4002500平方米的欧式别墅，多少年来全由村委根据每户人家的记帐收入统一安排，农民自己无需操心无权挑选，因为每一批新建房的式样、大小、价格等相差不大。现在走进H 村，原先整齐划一的红瓦蓝墙的普通别墅楼已经被一幢幢风格各异的欧式花园别墅所代替，一户一栋，比起城里人拥挤的住房，比起他村零落散布的格局，他们的住房宽敞、整齐而显贵富。任意走进一家，那里的主人都会说，“这是村里分配给我们的房子，全套的装修、家具都由村里负责安排。”每栋房屋的总价值在100-200万人民币（成本价）不等，买房钱从他们的记帐收入上支出。

　　（3）私家车。40多年过去了，村民的代步工具已经从自行车到摩托车过渡到私家车。从1993年3月至8月H 村向长春一汽集团第一次为村民购买红旗轿车、250辆“捷达”轿车（江阴年鉴，1993：283）以来，村庄私家车的数量和更新逐年增长。“目前有414户人家，家家拥有小车，最少的1辆，最多的人家3辆”（孙海燕，2003）。农民拥有私家车以及村级社区的含车量如此之高，在中国乡村实为罕见。村庄人有“中国第一轿车村”之自喻。

　　（4）货币。就2002年底统计的数据来看，在媒体的宣传报导中，“村庄的家庭存款最低为50万元，最高有500万元”（李雅萍，2003）。笔者的问卷调查资料显示，村民到2002年为止，家庭平均累积收入是69.71万元，最低的4万元，最高为960万元。村企业集团公司财务总经理提供的数字是，2002年底村民个人资本积累已达3.04亿元，户均73.43万元。且不究三种不同的说法何者为实，村书记说得对，“其实，现在H 村人家里钱多了，但不愿意对外说。？？现在我还是要讲违心话，我的违心话就是，H 村不要讲得太富”（同上）。中国人总有嫉富济贫、显贫不露富的心态，H 村村民在表达自己的物质优越时，同样不忘中国人之本色。

　　除了吃、住、行及货币利益外，H 村成名后的特殊物质供给还体现在村孩子的就读和村庄环境建设方面。这个村向来重视教育。1975年盖的第一座五层楼房，就先给了学校，即现在的“H 村小学”。除小学外，村庄还拥有一个设施一流的“幼儿园”。村里没有中学，但村庄的孩子可以像香港、美国等国家的孩子们一样，每天专车接送去镇或市中学读书。也有的孩子享受寄宿学习。村规民约规定，村民的孩子从幼儿园到初中毕业的学费全部由村集体负担。

　　每一次踏入H 村村民宅院的时候，都有一种别样的心境，不是院内的长廊别墅，而是园内的每一处都相当干净整洁。一天，笔者注意到一群白发老人正在园里扫地、除草和修枝剪叶？？走过去打听方知，他们是周边村子里的老人，因为没有养老保障，H 村雇他们做园内的清洁工。据说，村庄用每年30万的开价，将这笔钱交给周边村的一位承包者，承包者雇用了这些老人。老人说：“H 村的老人是幸福的，他们退休有全额工资和劳保。我们村穷，没有老人福利。村书记听说后就用这种方式雇用我们，给我们一份生活费用。不多但很够用了。”看这些老人弯腰干活儿的样子，不免联想那些日夜在田间耕耘的农民。H 村人过去是这样的农民，现在他们是脱去农民职业雇用别村农民的慈悲雇主。

　　3.投资的回报3：族群荣誉感——精神回报的等级共同体

　　逐渐地，以往那种多少带有人为联合的行政共同体，以往那种被贫穷、被奋斗精神捏合起来的集体，被满满的赞扬声、丰盛的物质利益镶嵌成一个具有特殊优越条件的等级共同体。在城市人眼里，H 村人是那种傲气、闭锁和仅供参观的集体主义的“政府样板”。在外村农民或外来打工者那里，H 村是中国90多万个行政村中的佼佼者——“超级村庄”之一，村集体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都显赫超越他群。而在H 村本村人的心里，“华夏第一村”的优越感使他们相信，自己作为村庄成员具有一种外人不能分享的特殊荣誉，这就是“族群荣誉感”。

　　村庄人内在于心的族群荣誉感具体而言，可由精神意识形态、高度认同的价值观和外援社会资本所体现。

　　首先是精神意识形态。它是伴随宣传动员（propagation ）、教育和各种纷至沓来的荣誉而体现的“集体主义精神”，贯穿在H 村村民的实际生活与工作中，不单是那种到处可见的“爱村庄”、“爱社会主义”等的“六爱”，也不单是村喇叭滚动连播的“村歌”及其艺术团等的赞美性宣传，而且还是一种浸透在村庄人血液中的精神气质和行动导向。不绝于耳的村歌纪录了当年乃至现在相当一批H 村中老年人的精神结构：H 的天是共产党的天，H 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H 人民艰苦奋斗，团结奋斗，锦绣三化三园社会主义的新H ；H 的天是共产党的天，H 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H 人民艰苦奋斗，团结奋斗，实践检验H ，社会主义能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定能战胜资本主义。

　　一位老人告诉我，这109个字的歌词作者是他们的村书记。H 村出名后，大约1970年代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这首村歌时，曾振奋感染了很多人，在那个年代很多人都真正信仰社会主义。当笔者问他是否现在还信仰社会主义时，他回答一个类似“看社会主义到H 村”的口号，他以相当平和、朴实而充满自信的神情说出的这句“套话”，并没有让人感到虚假，相反，还令人有些感动。难道H 村人的族群荣誉感与他们精神世界中的社会主义优越感存在某种亲和关系？！

　　转而，笔者来到SYN1的办公室，顺势问他，“怎样看社会主义与H 村的关系？”他的观点是，首先不赞成提任何“主义”，包括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或资本主义。其次他以为，社会主义在H 村有它特定的解释，即对村庄人来说，“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这是村庄40多年一直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笔者接着问，“人民幸福的标准是什么？”他的回答相当简洁、实在：“各个时期有不同的标准，最为客观的标准是，我们村人与周边村、全国其它乡村甚至城市人相比，生活要过得比他们好。没有一个流浪汉，没有一家贫困户。比如，现在全国农村也许刚刚到小康水平，我们村已经奔中康了。”这里，他明显将社会主义定义在集体共同富裕的基准上，又限定于村庄成员的范围内。再问，“为什么从日本回来干？”他说：“现在社会上流行下海。作为我们村的管理人员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多。为什么不多？这是父辈长期教育的结果，与从小生长在H 村这个比较优越的社区环境有关。因为我们认准我们是搞社会主义，我们是集体经济。集体经济对全村民有好处，可以造福一方老百姓，很有成就感。所以，认准这个理，一般就不会改变了。”（2002年8月1日上午9：30-11：00于H 村外贸公司办公室）

　　己是H 村人，要为集体争气；另一方面我们外出走亲戚或上街，一听到别人说我们H 大队怎么怎么好，就感到很自豪，就不知不觉地更加爱护这个集体的声誉了。它激励我们未来任何时候都必须继续发扬集体主义精神，把村庄建设好，这是我们大家的责任。“（李金龙，2000：89290）其次是价值观认同。表1的皮尔逊相关分析表明，村庄人在集体主义目标、社区变迁要素、收入分配方式与回报以及人际交往取向等四个维度上的价值观及行为方式的认同相当一致，与收入、财富、职业身份的分层变量皆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即村庄分化并未影响成员共同体层面上的认同。相当一致的整个村庄人共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如涂尔干的”集体良知“、帕森斯的”价值共享“、滕尼斯的”共享经验的人的意志“那样，给这个村庄带来的是社区团结或整合的力量回报。



　　第三是外援社会资本。主要指伴随村庄荣誉而出现的外部资源或外部援助。

　　H 村一旦成功，受到镇、县、省市及中央高层的重视和表彰之后，便获得了一份愈来愈丰厚的政治资源、社会资源。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份丰厚独特的外援社会资本使“先进典型”后的H 村驶入经济高速增长的快车道。在华士镇的访问中，笔者了解到这样两桩事情。

　　早在成为全国典型的之前，大约六七十年代H 村就是镇乡一级树立起来的先进样板。因为扶持先进，镇上一向很重视H 村的农业经济。逢农忙双抢，城里来的“支农”队伍，包括学生学农、工人支农、军队支农以及镇干部下乡等等，镇里总是首先安排他们去H 村，优先满足H 的需要。那些年，差不多每年H 村可获安排的外来援助劳力不下700-800人次。这是其它村不能享用的。

　　1974到1978年WRB 在江阴县当县委书记同时任H 村支部书记期间，给他的村庄创造了不少优惠。比如，当时化肥尚属计划分配的紧缺资源，很多村农田化肥不足，水稻亩产上不去。H 村不仅能得到足够的化肥分配额度和价格优惠，而且他们通过使用填水塘不算的土地面积的方法，创造了每亩超吨粮的业绩，走入了全国农业先进的行列。成名后的村庄，因为是先进，到处都开绿灯，最终超越了华士镇。（2002年10月30日于华士镇镇志办公室与那里的工作人员谈话纪录）

　　“因为是先进，到处都开绿灯”的说法，很类似哈佛、耶鲁毕业的学生在任何场合总显得趾高气扬一样，足以让该村人在中国乡村、乡镇企业界有一股驰骋的族群荣誉感。在对村企业销售科或工艺科访问中，他们最愿意表述的文字是，“我们H 村人”、“村庄的品牌”和“村庄的无形资产”。村金属软管厂一位W姓营销员说：在市场销售竞争条件下，村庄的品牌、知名度是一种无形资产，就像你是清华、北大的毕业生一样。特别是到远的地方去销售，这种自豪感更高。老实说，附近像我们这个厂规模的生产单位有好几家，竞争太激烈。但是到远的地方，他们远不如我们村人了，因为我们有全国知名度，各处都首先会考虑我们的产品，他们相信我们的产品。真的，走出去就会感到自己是H 村的员工，感觉非常良好！

　　有一次，为一批软管，我去X 县找我的一位当副县长的叔叔帮忙。当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正在接待几位外客，见我找他，他立即向客人们介绍我，说我来自H 村。在场的人都用一种非常热情、羡慕的眼光看我，并说他们都知道H 村，几句寒暄以后，我的“生意”就顺利办成了。（2002年7月2日H 村金属软管厂厂部办公室）

　　2003年8月在H 村时，遇村书记的三儿子。因为彼此较为熟悉，笔者问他：“为什么您的父亲最终将权力交给你们排行中的老四？”他不加思索地说了几条，其中特别提及的一点是“老四善于用村庄的无形资产”。他所指的无形资产即指村庄品牌。具体指四儿子任某公司总经理时，用投入成本较小的系列“H 村烟”、“H 村酒”为集体挣得了较大利润，因此获得其父亲的信任和赞誉。离开H 村而做私营业主的ZXD 被访时也不得不承认，H 村集体的品牌相当“管用”。他说：从H 村出来，当个体老板，自由度和个人收益无疑是大了许多。但是工作压力很大，最头痛的事情是经常要与工商、税收、环保等地方政府部门的打交道。他们总时不时上门找碴儿。过去在H 村当好多年干部，也没听说过有这么多事情。他们不惹H 村，反而都顺着或者保护，与H 村的关系相当密切。（2003年10月31日ZXD 办公室访谈纪录）

　　成名的H 村，外部给它的有形援助和无形资本是可观的。这种可观还表现在他们在立项审批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先权。1992年上马的6千万以上贷款的线材厂，从上海钢铁二厂得到了一批廉价的设备和原料，这是H 村集体工业真正大发展的标志；

　　2000年上市的H 村股票最初得到了当时任职的总理的批准，至今，H 村是全中国第一家村级上市公司；1989年成立的H 村党委，也是当时全国惟一例外的村级党委；2002年投入15亿元巨资，在河北唐山合作兴建的年产120万顿的“北钢”，项目立项得到了原xx省省长的帮助……（2003年8月、9月、10月与若干村庄人访谈记录）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正如曹锦清在谈南街村时所说的，这类“典型”的经验是：“一是努力成为先进；二是利用”先进“获得政治资源，使先进更先进”（2000：163）。

　　H 村人在这个“先进更先进”的资本圈里攀缘了30多年，持续的“先进”是村庄人对声誉的投资、期待回报并得到回报、再自觉投资的必然结果。“先进”的声誉一方面将村庄成员自然凝结为一个“共识群体”，一个以族群荣誉为基础的整合群体；另一方面，也使村庄人特别珍重一份份持续相伴的集体荣誉，他们已经习惯在挂满奖状、锦旗和国家领导人到访的题词及大幅相片下，向到访者侃侃介绍村庄的光荣历史。大多数人说不上“村庄何时完全不种地”，但是每一位被访者都会沾沾自喜地告诉你，“现在是外村人帮我们种粮、帮我们整理社区环境、帮我们的企业打工”。每一位遇上的受访者都能清楚地记得某年某月江泽民、李鹏来到村庄，某某对H 村的题词。荣誉所构成的这个社区强烈共享的政治记忆，深印在每一位村民的脑海里，如同M.韦伯所述的“理念性利益”（idealinterest），规定这一群体及群体成员的行动路线，也因此规定了这个村庄共同体的整合逻辑。

　　三、命题二、命题三的解说：网络与制度

　　行文至此，再回过头检视一下声誉研究的三个理论命题，我们可以说，H 村的现实能用经济学的解释框架作描绘，将村庄声誉叙述在“投资-回报”的过程里：囊括贫困与奋斗经历的投资，所获的物质、精神、认同和外援社会资本的村庄利益的回报，最终汇聚为村庄人强烈的族群荣誉感。村集体因此从行政强制的、贫苦捏合的共同体，走到了被先进声誉拥戴的中国乡村的前列。

　　然而，在这种经济学解释的叙述中明显隐含着另外两个理论命题的意义。其一，从村庄被赋予“农业学大寨”先进典范时起，H 村的名字就与当时国家政府倡导的样板大寨村联系在一起。存在这种联系的还有现在依然被喻为共产主义小区的南街村，它也是五六十年代中原大地“大寨式”的先进典型。类似地，全国各地涌现出的学大寨标兵村都是那个年代跻身在乡村高声誉群体圈的成员。它们形成一股集体主义经济的力量，形成中国农村的一个较高阶层的村级网络，至今都以当年的“名村”为号彼此保持良好的互动网络关系。从H 村我们了解到，每逢春节，这些名村间都有彼此的礼物拜年；一年一次它们有“名村论坛”的聚会；村庄人之间也有经常性的互动关系，如参观、互相帮忙、互相学习等等。这些由声誉联系起来的村庄网络的存在，正好印证了社会学的结构解释（理论命题二）。

　　其二，村庄声誉的“投资-回报”过程显出了与当年毛泽东时代主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间的明显渊源关系。社会主导的价值观念集体主义是村庄成员共有的价值观念，村庄人是在“大干社会主义”的集体行动中建构村庄声誉的。因而第三理论命题制度之说，在H 村声誉崛起的表现中亦有验证。但后毛泽东时代再分配经济制度让位于市场经济制度之后，这些因集体力量而闻名的村庄未曾放弃社会主义的集体取向，理论上它们的存在逻辑与社会主导的市场制度逻辑是完全相悖的。可事实是，H 村和南街村等村庄同是毛泽东时代得宠的村庄，在今天又同是市场经济过程的佼佼者。时代不同、制度不同却没有改变这些名村的村庄声誉，这是制度学派关于声誉观点无法预计和解释的方面。

　　笔者以为产生以上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某种已经深入村庄骨髓的精神元素，如族群荣誉感，往往不随外环境的变迁而迅速改变。在声誉的“投资-回报”经历中滋生和积累的村庄族群荣誉感，一旦建立就表现为村庄个体对集体的强烈心理认同。认同通常具有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是情感面向认同。就个体生命的必死性而言，生活世界的每个人都会有意无意地将自己对个人不朽的关注，投注到集体抑或家庭不朽的任务中。这是人类求生的策略之一（Bauman，1997），也是人类发展集体或家族主义精神的本质所在。假如投注等同于认同，认同便是成员个体不停选择生命情感依托对象的过程，从家庭、学校、所属群体到国家。尽管它可能是一种想象或一种实际，认同一旦发生，人总是将有限的自我延伸到某特定社会团体，在这个团体中体验共同体层次的情感生命。前述中，H 村人视村庄为家的奉献、集体成员共度贫困的经历、迄今为止村民无一例独自单干的事实，以及99.9%的村民“从未有过离开村庄的念头”的问卷调查结果等，都充分表明村庄人对集体具有强烈的认同情愫。这种出自理性的情愫，就村民个体层面上看，如果声誉就是村民心目中村集体的代名词，是“自然家园”的替代品，或是那个无论外面风寒雨冻，呆在里面都感觉温暖的家园替代品，那么，在面对迅速被私有化、全球化了的外部陌生世界时，村庄成员就会在期待寻找一个充满确定性与信赖的舒适而自信的庇护所——村集体——的同时，孜孜以求地维护业已建立的村庄声誉。

　　第二个面向是工具面向的认同。就个体具有追逐本位利益而言，认同除个人情感的依托之外，还有工具性（instrumentality ）的一面，即它可以促发集体行动以达成利益的撷取。最为标志性的集体凝合因子是“土地”利益。人们对土地的认同，有情感因素的一面，对农民来说更有土地利益的一面。通常土地的合与分直接同乡村集体的存与亡相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乡村土地归村一级集体所有。1978年推行的“家庭联产责任制”，将村土地作了家庭户的责任分割，村集体经济散去，以家庭户为单位的个体经营方式成为当时乃致现在诸多乡村农民的劳动现实。在这条路上生存的农民，虽然拥有一份属于他自己能够自主耕作和管理的土地，但这块有限的一分两亩田地，多半只能维持一个家庭的温饱生活。因为他们没有土地所有权，分到手的土地不能买卖，无法将这份规定为农耕的土地自由转为工业用地或任何它建设用地，土地资本基本不可能增殖。土地在手时他们每年需要向国家缴纳土地租金；土地被国家或开发商征用时他们只从中获得一笔一次性补偿金，金额大约为25000元人民币/亩（2002年11月1日访华士镇土地所所长GHT 时的访问纪录）。因而，这批农民的致富道路往往是进城或在当地企业打工。作为廉价的劳动力，他们构成城市的底层阶级（underclass）人口，或是中国农村的贫困群体。土地没有给他们带来太多实惠，相反却让他们失去了对村庄共同体的人身依附，在无助于自救的情况下，背负贫穷与自卑的双重困境。

　　相比之下，H 村村民从来没有被集体放弃，因为，一方面属于村庄的0.96平方公里的土地从来就是一个未曾切割过的整体；另一方面，土地利益既构成村民认同集体的基础，也是族群荣誉滋长和维护的重要物质条件之一。所有权、经营权在宪法的保护下都一向在村集体手中，村民人人享有土地赋予他们的集体资源。不仅成员个体无需向国家缴纳土地租金，而且村集体代表成员个体占有和使用土地之后，却用每年每亩1500元人民币的现金，补贴成员个体对集体的土地出让，并保证全体村民在村企业内部的充分就业。村里人既享受企业的工资奖金待遇，又享受来自土地的一份福利津贴。相比那些交地租，还不能保障就业的分田农民来说，H 村人无疑属于富庶阶层。其实，这个村庄能够用集体的名义雇用外来打工者，其本身就显示出被纳入这块土地的村庄共同体成员的集体优势。这种优势最初最直接也最客观的因素就在于，他们共同拥有一块严整的能够再生产价值的土地。实际上，个体无需缴纳土地租金反而获得土地补偿，在村民的总收入里只占屈屈小数。靠土地凝聚在这里的村民，他们超前的共同富裕更多得自土地资本的迅速增殖。相比合资独资和民营企业需要征用土地做基本建设而言，H村企业有自己无需征用、无需缴纳地租的集体土地；相比分田后不能自作改变的土地耕作的个体来说，H 村在宪法规定土地由村集体所有的制度保证下，只需通过省级土地规划局文字同意，以每亩28000元人民币1的作价就可自行将农田转变为建设田，获得自由支配土地的使用形式（GHT ，2002年11月提供）。因而，村集体早在分田风潮实行的80年代初，就已经完成了多数土地的工业转向，真正用于农耕的可分土地人均小于0.5亩，而那时候村企业工业产值已经占总产值的80%以上，分田的客观意义或实际价值不大。1992年起村庄以往的农业用地全部转为工业基建用地和必要的住宅用地，1994年H 村正式成为没有耕地的行政上依然为“村”的乡镇企业集团。自此，0.96平方公里的土地在村集体手里实现工业转型之后，迅速获得了以往农耕土地无法比拟的资本增殖。正如GHT 所言：

　　·其它的个体、民营等招商引资用地实行一次性买断的最底土地价格在80000元/亩。（华士镇土地所提供）农业用田和工业建设用田差别很大。农田只解决吃饭问题，转为建设用地后土地效益就完全两样了。打比方说，农民如果光种粮食即使每亩产1000斤粮，最好的所得毛利大约在800元人民币左右，除去投入的化肥、农药、土地税等30%的投入，这片土地的单季效益只在500元左右，双季为1000元。可是土地质量、土地的脆弱等不确定性因素都会使土地收益和农民的收入大打折扣。相反转换为工业用地，发展了整个村庄的经济，农民每年在这块土地上获得的收入远大于他们种田的收益。？？不仅H 村人不留恋种田的生活，而且各地农民都希望自己的土地被征用。道理就是在土地利益的差别太大，是吃饭与发展的差别，现在发展才是硬道理。（2002年11月1日访华士镇土地所所长GHT 纪录）

　　土地，从农田转换为工业用地，其中存在的比较收益差在资本涵义上即为土地资本差异。对比以下两组数据（表2）我们看到：在村集体层面上，H 村集体经济的总产值在1994年村庄完全工业化时从建村的5.9万元一跃为15亿，将平均每年的产值增量等同于土地资本增量（其实逐年不同）是4600万元；到2003年当完全工业化以后产值达109.9亿元，相应的年平均土地增量又攀升为94711万元。在村民个体的人均纯收入层面，从建村时的57元到全面工业社区的5780元再到2003年的15800元，增长之快，全通过土地转型实现。



　　如此，从土地租金、土地资本两个客观的经济层面去解读H 村民的集体认同和认同基础上的族群荣誉感时，他们好像有了不能背弃集体的充分理由，这就是，土地无条件地拴牢了他们的心，给了他们坚守集体经济的最本源的物质动因。将土地利益作为认同的原初动力，它所焕发的集体凝聚无疑是最客观、最实际的。

　　H 村人集体占据在这块属于他们的土地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国家与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中，很类似一个开发商，类似一个买断一片土地，自作炒卖，自由经营，又自负盈亏的开发商。相对于国家，搞集体经济建设的H 村现在已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自控小社区。除了必须向国家缴纳必要的工业税金之外，仍以行政村为名的H 村无需向国家缴纳地租却能够独立经营土地，享有土地的全部资源和收益。H 村的整体富裕，某种意义上同一位开发商依靠土地资本的陡然增殖而成为富人的情形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相对于村庄的外来打工者来说，土地无疑是他们与本村人之间横亘的一道无法跨越的界限（boundary）。占有土地的本村人与没有这份土地资格的外来者形成严格的劳动分工和收入分配上的区别对待：集体共享的与市场取向的。

　　因此，在打工者眼里，H 本村人是他们的雇主、老板。而在村庄内部，土地上的村里人在体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中，充分就业、充分享用土地资本赋予他们的区别他者的优厚物质待遇。从农业的解决生存、到工业的利益诱惑、再到富裕后报酬结构的差序变动，土地一应满足了村庄人的种种利益需求，为村庄不同阶段的整合默默付出了奉献。

　　土地的分与合向来受人的支配。当国家政策允许乡村作土地的家庭户分割时，当学界的声音在讨伐人民公社集体化道路时，当苏南集体经济模式纷纷改制时，为什么H 村能依然故我地选择走集体化发展道路？其中的道理就在于，一方面，情感依附和土地利益构成的两种认同深深扎根于村庄，强力支撑与维护着村庄人心中饱有的集体声誉抑或族群荣誉感；另一方面，当村民记忆深处持续呈现的“村庄荣誉”、“名村情怀”不断被触发，业已形成的族群荣誉感持续被强化，就很不容易使其成员对集体的认同发生流动。认同不发生流动意味社会共同体能够继续给其成员带来更好的自我延伸，赋予其依托的想像和利益。H 村某种意义上正是在声誉的“投资2回报”过程付诸这一承诺的实践者。换句话说，在声誉的“投资2回报”过程里，我们才真正读懂H 村人在转型经济条件下持之以恒地选择集体经济制度时的慷慨和果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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