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 1949—1976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自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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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是一个常态社会中始终存在的现象，本身并不足为奇。但一个社会在相对集中的时期大量出现自杀现象，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自杀，这本身是不正常的，这种现象的发生，不是一个社会正常历史变化中出现的常态社会问题，比如由于遗传、环境、宗教、姓别和某种年龄阶段特定的现象。也就是说，本文观察自杀现象的视角，不是通常社会学意义上的，而是对一个时代政治文化精神的剖析。本文选择年限为1949――1976年，是为了突出毛泽东时代这样一个特点，实际统计主要案例，以1950年以后为主。本文所有材料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A、当事人已公开出版的回忆录和相关的回忆文章。

　　B、作者访问和朋友提供。

　　C、《内部参考》（此书为新华社内参，每日一期，1949年9月22日创刊，参考消息组编辑。供当时主要官员了解国内国际动态，以下所引本书资料直接注明年代、期号和页码，不再另注）

　　考察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自杀情况的意义，是因为这一期间中国知识分子自杀数量惊人，它与这个社会的制度和文化是相关的。由于中国大陆有关的档案尚未解密，有关这期间知识分子自杀的人数，不可能通过正常的挡案检索统计出来（在挡案开放的情况下，这并不难做到），所以本文只能根据有关回忆和少量访谈及调查选取一部分知识分子自杀情况，作为研究的基本材料。需要说明的是：1949――1976年间自杀的知识分子中多数是不知名的，但由于这部分资料极难收集，所以本文据以分析的知识分子自杀资料偏重于知名知识分子，包括如下几类人物：（1）作家。（2）学者。（3）名演员。（4）科学家。（5）大学生。等等

　　1、“反右”前的情况

　　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频繁的政治运动，在反右派运动开始以前，规模较大的政治运动就有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批判电影《武训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抗美授朝、“三反“和”五反”、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运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这些政治运动的主要对象虽然不同，运动本身激烈程度也稍有差别，但这些政治运动的一个基本特点却没有变化，这就是：整人。五十年代初期所有政治运动都是以毁灭个人尊严和人格为基本特证的。这些政治运动的基本取向是统一思想，消灭个性，因为方式和手段都极为残酷，所以在五十年代初期，整个国家是在一个恐怖氛围中。这样的生存环境，给人们，特别是给知识分子心理上带来极大压力。这是知识分子自杀现象开始大量出现的一个基本前提。

　　一位研究“三反”和“五反”运动的学者，曾在文章中这样描述过当时的情景：[1]

　　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恶噩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悬死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开火葬场，而亦时常客满。

　　其它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各处商阜，以及凡有工商业之全国大小市镇，无不有同样事，四月间有人自广州逃出，谓赶早车于晨五时经西关多宝路，见马路上横尸二具，血肉狼籍，迨坐上三轮车，乃不禁向车夫叹息而道，车夫遂四面瞻顾，见左右无人，乃低声凄然道：“两个算什么！我经过惠爱路时，怕不躺着有十几个？”

　　上海中共当局眼看自杀的人日益增多，为防止蔓延，影响其预定计划起见，乃采取紧急措施：一、公园及辟静之处，均派兵梭巡，不准行游之人逗留。二、黄浦江岸口偏辟之处，筑着竹芭，要冲之地，均有解放军站岗防守，黄昏以后即不准人行近江边。三、各马路高楼顶上均站岗防守，又因有从四层楼以上楼窗跳下者，乃严令三层以上楼窗均须装置木栏与铁丝网。四、凡以自杀逃避“五反“运动者之公司行号器物财产一律充公，丝毫不留，籍以胁迫其家属为之监视。除此，更加紧发动群众，鼓励员工，一面积极予以训练，一面督令严密防范，凡重要目标，派人跟随，寸步不离，虽寝食便溲，亦不放松。

　　上海工商界自杀的，以三月底四月初为最多，因为那时除“五反“之外，还要催逼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那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欠税。自杀也有一种风气，“五反”的自杀方式，以跳楼为最风行，服毒次之。像华成烟草公司姓沈的副总经理投井而死，究竟少数。跳楼所以风行，也是由于这种自杀方式较简单，而且不易被防范。上海流行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一个妇人牵着一个孩子打霞飞路经过，后面不知哪个熟人喊了她一声，她刚立定脚跟回过头来看时，离开她两步路外，楼上忽跌下一个人来。如果那个人不招呼她一声，她和她的小孩岂不都被压碎了吗？有一个时期，高楼大厦之下，经过的人确都有戒心。跳黄浦是最不聪明，不仅黄浦江边防备森严，就是有机会跳进，遇救的机会也比较多，而且尸首漂失了只以为失踪，家属还有帮助隐匿或纵逃的嫌疑。自杀一定要达到自杀的目的，万一不遂或遇救，那才受罪，因为你又加了一重罪名；就是“胆敢拿死来威胁政府和人民”！

　　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的特点，为了死后不要再给家属以任何的麻烦，总是痛骂自己一顿，然后再歌颂一番人民政府的德政。！

　　面对如此情景，有一次陈毅在广播里说：“我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2]他当然不知道像殷纪常这种人（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实际在金城银行的的作用是在徐国懋之上，周作民之下。）在金城大楼七楼穿著单的短衫裤，当严寒的初春时候，跪了五天五夜，受着职工疲劳的审问，单是生理上已是忍受不了。那样的人，不一定思想搞得通，但上海解放后，他是第一个把大西路那家他私有的，中国最大的脚踏车零件厂送出去“合营”的，在银行界，他也是最早去请范长江到行里向职工演讲的，这种人他自不想死，但终于受尽折磨还是不免跳楼一死。当时广州的五反高潮，较上海稍迟一点，四五月间最厉害，自杀的也最多。[3]1952年3月21日，北京大学图书馆职员赵竹君及其丈夫王利民（前北大图书馆馆员）在家中自杀身亡。

　　观察自杀现象的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深入了解五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同时也有利于认识新政权的本质。

　　五十多年以后，一位当时在上海目击过“三反”和“五反”的法官回记：反右和“三反”一样，也有自杀的人，如上海民盟中就有华丁夷同志，被批斗而自杀，此外还有一位市劳动局副局长，也在反右中自杀。估计他们可能过去自诩革命太过，一旦遇上反右，自己被斗，戴上右派帽子，好象从万丈高崖一下坠入万丈深渊，心理上实在承受不起，于是自毁生命，走向自杀。也有心灵脆弱，实在承受不起猛烈的冲击而致自杀的。总之是由于采取逼供信无理批斗所造成的恶果。“三反”时，在延安东路口，亲眼看到一人从高高的五楼纵身跃下，立时坠地身亡，死状之惨，目不忍睹。“三反”后听陈毅市长作报告，全市共自杀五百余人，反右自杀者有多少，则不得而知了。[4]

　　关于自杀规模的主要材料是受难者的叙述，据周鲸文《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貌》一书估计，在镇压反革命时期有五十万以上的人自杀，三反五反运动又有二十万人自杀。虽然这些数字可能是夸大的，但是根据官方材料，自杀显然是一个重要的现象。[5]

　　周鲸文在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此外还有一个动人的例子发生在北京钢铁学院。这个案件轰动了北京以及各处的学术界和文化界。可惜我忘却了主角的姓名。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学生平常很用功，但是拒绝加入青年团。因此党和团的积极分子就想以他为斗争的对象，而且是在大会上开始对他斗争。这个学生性情耿直，以为埋头读书，还闹成这个样子，人生有什么意味。而且自己也很自尊，受不了他们的污辱。他想这是没法活下去了，于是决定自杀。他的自杀方法新奇，所以也就轰动了远近。

　　他决定自杀之后，决以头颅抨击这个昏无天日的运动；他选择了学校汽炉的七八丈高的烟囱。事前他买好了一瓶酒、糖果，放在书包里，另外带了十几块碎石头。他就拿着这些东西向烟囱上爬，忽然被一个同学看见，要他不要上去。他说：'你近前来，我就用石头打你。’这个同学见势不好，就跑去告诉学校当局。不一会，院长、教授、和大批同学都围在烟囱底下。院长劝他下来，说：'一切都好办。’这个学生坐在烟囱上，把瓶饮酒，吃着糖果，用沉着语气回答：'你们不必想污辱我这活人了，我是清白的学生，我没有罪。我要以纯洁的学生身份，拿头颅鲜血，评判你们这无法无天的运动。……’接着又是饮酒。谁要上来，他就投石打，而且说逼他紧了，他就跳下。

　　在全校紧张观望他的时候，他饮完了酒，跃身一跳，他的脑血染红了灰色的洋灰地面。接着是同学们一阵哭泣的声音。”[6]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运动的残酷程度。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的大量自杀现象，也曾引起官方的注意，但并未得到制止。因为五十年代是一个恐怖时期，所有基层官员在执行上面政策时，一个基本思路是宁左勿右，这样就使自杀现象开始蔓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于自杀现象的大量出现，无论是上层官员还是基层官员都习以为常，从以下的材料中可以看出，虽然自杀现象已经大量发生，上层官员也在提醒基层注意这样的事，但从五十年代初即开始的大量自杀现象，并没有真正引起上层的特别关注，并严令制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在相当数量与自杀有关的报道中，看不到对自杀现象的特别关注，也看不到对死者的同情和关怀。以下是《内部参考》中相关的材料：

　　1952年11号79页，《西北区的单位在三反运动中宣传政策不够发生自杀事件》：西北区级机关为迅速展开三反运动，自本月七日起实行首长十日包干制以后，部分机关已发生简单急躁宣传政策不够的现象。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生铁炳坦已畏罪自杀，西北企业公司经理王德彪等五人自杀未死。”

　　1952年16号118页，《上海铁路管理局三反运动开展后高级技术人员贪污嫌疑分子自杀者已有三起》：该局直属单位三反运动深入后，至十七日已连续发生四件自杀案件。自杀的除一个是铁路公安部队的战士外，其余三个都是高级技术人员中的大贪污嫌疑犯。如上海铁路管理局材料处计划科科长陆逸智（曾留学美国），于一月十六日即表现情绪不安，领导上发现这一情况后即由该局政委谭光启、副局长吴良珂亲自找他谈话，鼓励他坦白，并向他说明不一定要在群众中坦白，可以找个别负责同志坦白。陆逸智当时很受感动，但回宿舍后又服DDT自杀，经急救后未死。中央铁道部材料局驻沪办事处采购组副组长吴培松被该处采购员涂耀南当众检举后，次日即投黄浦江自杀，临死前留了一个条子说：“我为涂耀南而死”。上海铁路管理局卫生处药济师王英才服吗啡自杀未死。这些高级技术人员大贪污犯的自杀事件，该局领导上很感棘手。

　　1952年19号143页，《沈阳三反运动中发生工人自杀事件数起》：沈阳在三反运动中发现几起工人自杀事件，其中沈阳市电车厂就有两个二十多年工龄的工人，因为自己有贪污行为，基于阶级的自觉，认为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而自杀。市委书记凯丰认为这一问题严重，他提出，在工人中不要搞坦白运动和相互检举（检举工厂领导和奸商在外），对工人应着重进行阶级教育，否则就会紊乱了斗争的阵营，模糊了斗争目标。

　　1952年35号125页，《上海市在打虎运动中强打硬仗老虎自杀、翻案现象十分严重》：华东区级机关亦发现老虎自杀翻案现象，如合作总社至十六日为止，已捉到大老虎十七只，但其中有八个人坦白后又重新翻案，其中有一个人坦白七次，翻案七次，有二人企图自杀未死。华东财委办公室主任蔡辉（一只很大的老虎）撤职查办后，于十一日卧轨自杀，影响到该重大贪污案已无法破获。

　　1952年35号130页，《私营轮船业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畏罪自杀》：我国最大私营轮船业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突于二月八日自杀身死。自杀原因尚待了解，外间揣测可能是：

　　（一）解放前卢与蒋匪勾结很紧，可能有政治问题，怕“三反”、“五反”运动中追出。

　　(二）民生公司盗窃国家财产很严重，害怕坦白和被检举，据说民生公司内部已有职工检举卢贪污事情。

　　（三）民生公司内部有派系斗争，近有轮船两艘被特务击沈，卢的周围也有特务，卢死的原因甚为可疑。

　　卢是国内航业巨头，在四川影响尤大，但死后却少见议论，主要是因为工商界进行“五反”甚紧，人们不便顾此，有的人也不敢发言或表示态度。记者与工商界人士谈话时，他们均故作镇静，但言语之间仍透露了他们的心意。上层人物如李仲平（重庆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认为卢死并不突然，甚至说：“死得其时”，意谓再活下去将来查出政治问题仍不得好死；中、小、工商业者则传说纷纷，揣测死因，表示惋惜。目前工商界消极情绪很浓，有的说“五反后我把产业卖了，不干了”。

　　民生公司内卢所培养提拨的高级职员曾号啕大哭，童少生也哭了，该公司附属的民生机器厂副厂长说：“卢作孚白手兴家（卢青年时候是一贫苦小职员，由于攀附得法，迅速变质为资本家，以后从掠夺性的原始资本积累，成为大资本家），平生也没有干过什么坏事，落得这般下场，有些可惜”。但在该厂工人中则确认为卢有政治问题，情绪未受影响。

　　1952年40号185页，《三反简讯》：在三反运动中，南京市自杀的贪污分子已有二十六人（其中有十二人未死），还有八个贪污分子的家属自杀。贪污分子用“自杀”吓人的手段抗拒运动以及在斗争大会自打自伤的现象也有。

　　1952年55号95页，《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问题严重相持二十多天还未打中老虎要害》：徐鹏飞（日本留学生、工程师）在打虎战斗开始不久投井自杀了。

　　1952年60号155页，《华东部分地区春荒严重有些地区已发生饿死、自杀现象》。

　　1952年82号133页，《重庆“五反”转入处理阶段以来自杀案件增多》：重庆市“五反”运动转入处理中小户，复查四、五类违法户以来，自杀案增多。截至九日止，自杀总数达一百二十多起，死者七十多人，未死者四十六人。其中除一部分为情节严重的大盗窃犯外，有一部分系中小工商业者，本身违法不大，有的才几十万元，有的还是职员。一般多是问题严重或与政治问题有联系的畏罪自杀；个别的是由于检查人员逼供；造成中小户自杀者多是由于检查人员工作方式简单，政策交代不够，未安定其情绪；有的摸不清罪情大小；有的被坏分子恐吓，造成自杀。二、三区均发现有中小户为“大虎”逼死的严重事件，群众影响极不好，对死者多表同情，坏分子并乘机造谣，情节恶劣的奸商甚至藉此反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集体自杀的现象出现。牙刷业有几个奸商被管制后，互相递条子商量自杀。大美绸布店股东之一的翟大庆四月八日晚与妻子、母亲一同自杀而死，原因尚未查明。对此问题有的单位已引起注意。

　　1952年287号444页，《上海二期失业登记中发生自杀事件四起》：有一个人是因为申请登记后害怕追查他们的历史，不登记又没有办法，最后只好自杀。

　　1952年231号67页，《甘肃武都专区在土地改革试办中干部宣传不够连续发生自杀事件》：甘肃省武都专区在试办土地改革中，先后发生自杀案件三十起，其中有中农十四人，地主九人。发生自杀事件的原因，一方面是有些恶霸和不法地主畏罪自杀。另方面是由于该专区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宣传政策不普遍，不深入，一般干部的政策思想很不明确，观点模糊在工作中存在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的现象。

　　1953年58号370页，《重庆因婚姻问题自杀者增多》：重庆市“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在上月下旬开始后，因婚姻问题自杀的案件骤然增多；仅据一、二、三、五等四个区不完全的统计，截至三月三日止，已发生自杀案三十六起，因领导机关先有布置。控制较严，全市自杀者只死了二人，其余获救未死。……上述自杀案大半是在二月下旬发生的，三月以来已减少了，如二、五两区已有五六天未发生此类事件，其原因是各区工作干部已经下去，根据中央补充指示进行了宣传纠正了急躁现象，同时各区负责同志都下去亲自指导，由专人掌握和照管可能自杀者，并分别情况进行了教育和处理，所以群众情绪已超稳定。

　　1953年66号573页，《西南各地大中学校连续发生学生自杀事件》：西南各地大中学校连续发生学生自杀事件。……学校中的青年团组织对所谓“反动”、“落后”的学生采取孤立和打击的态度。严重的如四川大学团委，仅一九五一年三月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到去年七月为止，被孤立的学生共达四百一十八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百分之十四以上。被“孤立”的学生，包括曾经参加过反动党团者，社会关系复杂者，个人历史复杂者，生活作风恶劣者，“有没落阶级情绪者”等等。“孤立”的办法是不让他们和同学们接近，常常被斗争和打击。……该校相继发生学生自杀事件。去年暑期，历史系四年级学生周彦能投河自杀（未死）；去年十二月，历史系二年级学生张可成坠楼自杀（伤）；同月，农学系三年级学生冯寿夫用剪刀割喉自杀（伤）。该校前后得神经病者三人，并有退团退学者。又如重庆高级工业学校团支部，于去年三月，将三十二个所谓有“反动思想”的学生进行集训，其中三人挨过打，两人挨过捆。“五一”游行、成渝路通车、以及“七一”、捷克文工团来渝都不准这些人参加。对这些学生的行动限制直到去年十月团市工委的检查组下去后才停止。

　　1953年132号183页，《山西省人民政府人事厅通报农村转业干部李文元自杀事件》：山西榆次区企业公司营造厂秘书李文元因工作不适应自杀。

　　1953年141号355页，《河南、湖北、湖南夏荒情况》；祁东、嘉乐、耒阳、临武等县已先后发现饥民因病饿自杀和自杀未遂的事件多起。

　　1953年168号316页，《贵州王家司选区审查选民资格时发生死人事件》：贵州都匀县纸坊乡王家司区在审查选民资格时发生偏向，致选民王继华自杀。主要原因是由于以往的历史问题，不给王继华选民资格。

　　1954年8号124页，《安徽省粮食统购中发生十五人自杀事件》：在粮食统购中，已发现十五人自杀。其中一个原因是：在与投机粮商斗争中，没有注意策略。望江县洒口区区委书记江良，在公审投机粮商徐树华的群众会上，用“打鸡骂狗”的办法，点了私商胡效祝（开屠宰店、南货店、兼营粮食生意）的名字，胡回家后，很畏惧，与妻一同自杀。

　　1954年76号33页，《辽西第二批基层普选中发生自杀事件十四起》：绥中县某村工作组因对政策交待的不全面，不清楚，该村一个富农因没有得到选民证上吊自杀了。

　　1954年131号174页，《河南省在第一季度内因家庭和婚姻问题死了六百人》中说：自杀者五百三十六人。

　　1955年163期219页，《河南省今年有二十五万初中、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学生的不满情绪日益表面化》中说：全省已发生自杀事件五起。

　　1955年25期43页，《旅大市在打击刑事犯罪工作中发生十起自杀事件》：旅大市在打击刑事犯罪中，由于调查方式不当和政策交代不明确，在不到一个月内，已发生十起自杀事件（其中六人自杀已死，四人自杀未遂）。……有不少报告员和宣传员对打击刑事犯罪的政策领会不深，在宣传中“信口开河”地乱讲，有的还歪曲了党的政策。金县十区山后村宣传员在群众大会上讲，“歪戴帽子、斜瞪眼、喝酒的、搞恋爱的都是流氓，都应检举。”已引起许多青年男女不安。金县六区河阿尔宾村农民侯忠良爱喝酒，有时酒醉骂大街，在一月六日晚召开打击刑事犯罪的宣传大会上，有人提到：“我们村里有喝酒骂人的，为什么不处理？”当时公安派出所的同志也未进行解释便散会。因而引起侯忠良不安，他回家后便上吊自杀。大连机车车辆制造工厂六十一岁的老工人邱馨齐，一月七日在工厂听报告，当听到“有偷窃行为的人自己说吧”的话后，表现惊慌，过了两天便投井自杀，并留有遣书一封，上写：“我拿了工厂一点钉子，东西虽少，很可耻。”

　　1955年37期213，《浙江省在粮食统购统销等工作中副死群众一百三十三人》：浙江省在粮食统购统销和发展互助合作组织等工作中，副死人命的情况严重。根据最近不完全的统计，全省自去秋粮食统购统销以来，群众被迫自杀已遂者达一百三十三人。嘉兴专区在土改扫尾、统销补课、发展互助合作组织以及这次统购统销等工作中，逼死了一百零九条人命。金华专区在粮食统购统销中，自杀74人。据省委办公厅在一月份的统计材料分析，自杀者除地主、富农外，贫农和中农要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嘉兴专区三个乡受逼害的二百二十四人中有地主十三人，富农十八人，雇、贫中农一百九十三人。据金华专区的了解，自杀和受逼害者，还有青年团员、村干部、劳动模范、互助组长、人民代表、转业军人和军属。

　　1955年237期231页，《北京市自杀事件增加》：据北京市公安局统计：一九五四年发生的自杀事件有一千零八十六起，死亡三百八十六人；一九五五年十个月有一千二百四十六起，死亡五百一十七人。

　　根据今年十个月发生的自杀事件分析，有如下情况：

　　（一）自杀者的身份和政治面貌：在工厂企业中有一百八十五人，在机关干部中有三百四十人，在家庭妇女中有三百二十六人，在学生中有七十五人，在军警中有十三人；临时散工、独立劳动者十九人；小商贩、资本家及老弱病残和无业者共一百七十九人；在农村的农民中有一百零九人。其中，党员四十七人，团员五十七人，群（二）自杀原因：

　　在肃反运动中自杀的四百八十四人，其中大部分是因为不了解政策或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如特务分子陈立刚，一九五零年接受特务机关派遣由越南回国，混入我厦门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五一年混进公安干部学校任政治助教，进行反革命活动，在肃反运动中，被揭发以后，畏罪自杀。又如混入党内并篡夺村的党支部书记的普及佛教会分子袁永安，一九五零年参加道首集会，并且以党支部书记的职务掩护道匪活动，吊打群众，也在这次运动中畏罪自杀身死。另外，也有由于个别地区在肃反运动宣传中方式简单、对坦白材料处理不及时而自杀的。如景西矿区潘涧子村大华矿工人郭换景，曾向大台派出所交代出在日伪时期当过兵，参加过一贯道，卖过枪的事实。派出所收到坦白材料后积压一人多月没有处理，郭换景产生了顾虑而自杀身死。

　　1956年2103期231页，《江苏复员军人自杀事件逐年增多》：从1950年到1956年共有三百九十五起。

　　1956年2105期287页，《吉林的十所中学这一学期有七名学生因失学失业自杀身死》。

　　从1952年到1957年四月前发生有关自杀现象的通报中，可以看出，因正常生活出现障碍，如升学、婚姻、失业、饥饿、工作中压力等常态社会中出现的自杀现像是比较少的，只有少数几例。这些自杀现象中，绝大多数都与政治相关，特别是“三反”和“五反”运动中，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自杀达到了四九年以后自杀现象的第一个高峰。1956年，没有发生大的政治运动，从以上官方报道中，只发现两起，而且均是常态情况下的自杀现象。

　　2、“反右”期间的情况

　　1957年4月以后发生的“反右派”运动，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在这次运动中，自杀的知识分子达到了四九年以后的又一个高峰。这一时期被逼自杀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各文化单位、高等院校和中小学校比比皆是，中国许多知名作家和科学家即在这一时期自杀，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绝望的时代，除了自杀没有别的路可走。当时自杀现象相对集中在大城市。

　　汤非凡是中国著名生物学家，还是当时的学部委员，他在反右派后不久的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自杀了。[7]

　　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历史系主任丁则良，在鸣放期间正在苏联开会，自然没有反党言论。但他人还在外国，学校就造出了一个“余（瑞璜，物理学家）丁、徐（理治，数学家）反党集团”，把他定成右派。丁返国后回到北京大学拟继续编写教材的工作，可是东北人大却电话召其返校接受批判。他对国内来势凶猛的运动毫无思想准备，即投身北大校园内的未名湖自杀。

　　云南昆明的资本家、政协委员汤汝光，本以为自己听党的话，积极批判右派，党就会信任他。不料消息传出，他也可能被定为右派，于是痛不欲生，跳河自杀。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女学生江凤英，是该校第一份大字报《党委在干什么？》二十二位署名人中的第一位，因此成为全校在“斗臭斗垮斗倒”的头号目标。她被连续斗了三天，昏到在台上，喷几口冷水弄醒再斗，直到倒下后喷水不灵为止。她被抬回宿舍后，当晚就跳楼自杀。

　　云南大学中文系有四名同学，因为向系党总支的领导提了意见，一并被定为右派分子。因不堪批判斗争的侮辱，其中一位共产党员跳河自杀。[8]

　　著名电影演员石挥，反右时刚完成一部根据真事改编的电影《雾海夜航》。由于片中有一干部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算是“诬蔑党的干部”，他平时说的笑话（指管理制片的电影局的人为“警察局派来的警察”、“咱们拍镜头都要经过警察局批准”也拿来作为罪证。连续被批判、斗争两天之后，他登上自上海至宁波的轮船，在真正的雾海夜航中跳进吴淞口外的杨子江，年仅四十二岁。石挥的出走曾引起官方的注意，当时曾发过一则内参：《右派分子石挥不知去向》，其中说：“有人怀疑石挥是否会跳海自杀，但经查对上海码头售出的船票和宁波收回的船票数字相等，估计石挥已在宁波登岸，但目前尚未找到他。”[9]

　　胡适留在大陆的孩子胡思杜，也是无数不甘受辱的自杀者中的一员。胡是河北唐山铁道学院的讲师，《人民日报》在发文报道该校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及胡思杜两人“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时，特别注明是“胡适的儿子”，虽然他早在四九年初，已经公开宣布和“反动”的父亲划清了界线。

　　广东某县一位年轻的小学校长，在全区右派指标缺一个时，被补入名单凑了数。他被准许留校，撤职当教员，但不能教政治、历史、语文，只能教不涉意识形态的数学及做杂工。工资没有，每月仅得十五元生活费。他养不活妻子、小孩，还要忍受批斗及辱骂，终于寻了短见。死后，县广播站对全县宣布：“右派、特务、反革命XXX畏罪自杀，死于汽车轮下”。[10]

　　广州水利发电设计院女技术员黄倩，是黄金荣的堂侄孙女，哥哥又在台湾，只因为写了一份大字报，希望领导“对目前的知识青年的取舍、培养、使用和鉴定，不能再死死抱住其家庭出身，而应着重从他们具体的思想动态和工作表现去观察、鉴别和评价------”被定为右派。一连几天几晚的斗争，斗争之余又打扫厕所，这位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受不了，上吊自杀了。但第二天，设计院却挂出了横幅：“批判黄倩右派谬论大会”。在党委安排下，大会对死者批判道：“用死来软化群众博取同情，用死来威胁党，用死来否定党的反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用死来洗脱自己见不得人的丑恶------”。[11]

　　自杀并不见得是因为懦弱。有的人因为见到与自己背景相同的人被划为右派后受尽凌辱，为免自己受辱而预先寻了死。有人因为亲人被斗争，不愿与之“划清界线’而宁可玉碎。有一位中学生因为说“苏联并不是真正帮助中国，他们把中国的鸡蛋、苹果、好吃的东西都运到苏联去了”而被检举，当局便责令其父“揭发”。父亲不愿伤害儿子，卧轨自杀。[12]

　　也有母亲因为孩子成为右派而自杀的。鸣放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的秘书吉世林奉谢之命，写信给中国人民大学女学生林希翎，说谢欲在家中见她。后来接见时吉也在场陪同。林被定为“大右派”后，吉也受累落网。老婆离婚带走孩子，他被遣送老家农村监督劳动。老母亲见此，愤而上吊自杀。[13]

　　一九五七年，学者蒋维乔已八十多岁。一天，他的儿子回到家中，告诉他自己成了“右派”，他当即说“我不想活了”。转身上了练功的小楼。待他儿子醒悟上楼，他已安静地死去了。”[14]

　　新湖南报(包括湖南农民报)的五十四名右派分子中，最早自杀的是黄德瑜。在一次批斗他的斗争会之后，他只穿著短裤和拖鞋出走，从此就失踪了，当时曾有多方寻找都没有找到。……在农村监督劳动中自杀的，有欧阳楠。……李长恭在坪塘新生水泥厂服刑，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宣布是该厂的“三家村”成员，予以批斗，他很觉厌倦，就跳崖自杀了。……当年反右很起劲的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唐麟，此时却成为翻案的积极支持者了。……只是他此刻的支持起不了任何作用，翻案并未得手。而且他本人也自顾不暇，不久也就跳楼自杀了。[15]

　　声讨刘宾雁的右派罪行----刘宾雁的好友戚学毅，以跳楼表演了“士为知己者死”。[16]

　　早在十年动乱之前，就已经有不少牺牲者了。例如著名的电影导演史东山。还有曾经担任过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著名女散文家杨刚，中共中央党校秘书长，著名文学理论家周文，以及新闻工作者洛蔚，麦招汉等，都是用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7]

　　朱学逵是北大中文系的优秀的毕业生……他趁人们都去午餐，五楼上仅有看管他的一位女同志在，他借口请假上厕所，立即将新婚爱人送的手表从腕上取下放在窗台上，自己迅即从五楼跳下去。[18]

　　海燕书店的老板俞鸿模(他出版过许多七月派诗文）是自杀的。[19]

　　对于1957年“反右”时自杀的人，当时都以“畏罪自杀”而论，人们不敢公开表达对死者的同情。在“反右”初期，知识分子对于之前历次政治运动中自杀的人曾有过一些反映，但这些意见最后都没有得到重视。1957年，“鸣放”开始时，人民日报记者林钢写过一篇《冰心对我党整党的一些看法》，冰心在谈到肃反时曾说：“这太过了。许多做法是违反宪法的。有些人自杀了。这不是平常的损失，这是我们队伍，向科学进军的队伍中少了几个人。”[20]

　　民盟中央的陈新桂在《对过去几阵暴风雨的批评和建议》一文中，也谈到了对历次政治运动中自杀者的评价。他在第五条建议中说：“在运动中自杀的人，当时都被说成是'畏罪自杀’，这是很不公平的，应深入调查，如是畏罪，应指出罪在那里，如是畏逼、畏斗自杀的人，政府应恢复其名誉，照顾其家属生活。”[21]为此，陈新桂后来成了著名的右派。1957年自杀现象的大量出现，可以看做是一种无奈的抗议行为，这也是为什么不断出现自杀现象，但同样的事件却还在屡屡发生，这可能与中国知识分子“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有关，到了1966年的“文革”，这样的事件更达到了高峰。

　　以下是1957年官方内部通报过的二十九起自杀事件，发生的时间前后约两个月时间。需要说明的是，1957年发生的大量自杀事件是没有报道的，这些作为内参上报的案例，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在这二十九起自杀事件的报道中，因正常社会问题引起的只有两起，其余全部是因为政治运动所致。

　　1957年2214期13页，《清华大学学生“放”的劲头不足》：认为最近学生中陆续发生的六起自杀事件，作为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者的团组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57年2215期27页，《武汉医学院被迫停课情况》：对在运动中自杀身死的学生刘卓勋应做出结论，如是冤屈而死，应做好善后工作。

　　1957年2216期52页上的一篇报道中说：两百多个归国华侨学生，斗争了80％，已有一个归国的华侨跳楼自杀。

　　1957年2218期13页，《天津大学掀起了大字报风潮》；有一个叫周树仁的女学生在肃反中投河自杀了。

　　同期另外一篇文章中说：党员秘书丁猛一口咬定是某某公务员偷窃的，逼得那个公务员自杀，被救后变成了神经病。

　　1957年2219期12页，《天津大学许多学生贴出大字报追查于逢自杀事件》其中提到在肃反时：于逢先生的人格被污辱被损害了，……于先生终于被迫自杀了。

　　1957年2220期13页，《天津高等学校的“鸣”、“放”普遍活跃》，文章中提到河北师范学院也开始出现了活跃的情况：许多大字报提到了“李奎顺自杀事件”。

　　同期新华社记者李正杰的文章《南开大学“程京事件”基本平息天津大学继续在肃反问题上纠缠》，文章说到：鉴于天大揭发的肃反中几个事件的情况，南大党委顾虑因类似事件也会在南大引起波动（南大有两个教授、一个教师在肃反中自杀）。

1957年2223期19页，《山东师范学院“鸣放”情况》：化学系在肃反时有一教授自杀――崔永福，崔永福不是肃反对象，是被吓自杀的。 　　1957年2224期13页，《南京高等学校“鸣”“放”情况》，提到江苏医学院的情况时说；陈少伯教授为何自杀？ 　　1957年2149期180页，《上海电机制造学校因追查反动标语引起一学员跳楼自杀》：1月25日，上海电机制造学校因追查反动标语，旨起师资训练班学员陈君豪跳楼自杀。（未死）原因是怀疑陈厕所里写了“打倒共产党”“消灭共集团”的反动标语。 　　1957年2150期208页，《内蒙古复员军人中发生多起自杀、被杀和烈属、军属被奸案》。 　　1957年2252期26页，《重庆市反右派中连续发和自杀逃跑事件》：重庆反右派中，最近连续出现自杀或伪装自杀及逃跑、躲藏事件》其中提到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派在四川人民艺术剧院“鸣”、“放”的党员干部胡汉忏2日晚八时三刻左右在该院自杀身死，自杀行为发生在他参加市委宣传部召开的一个布置反右派斗争会议后的两个小时内。根据重庆市公安局检验证明，胡系用自备小型洋刀在颈项左右动脉戮了五刀后死的。……胡本人有问题未彻底交代可能是自杀的原因，而反右派斗争的压力则促成了这次自杀。文章还提到：西南农学院的右派分子李友霖6月底曾嘱其妻准备后事，表示要自杀。 　　1957年2254期11页，《武汉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中发生自杀事件》：武汉高等学校在反右派斗争的第一个高潮中有一人自杀，一人自杀未遂。……自杀的是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二年级学生彭先赞。彭是共青团员，湖南人，二十三岁。他看到反右派斗争声势较大，就在7月1日投江自杀。这一情况该院已向湖北省委书记汇报了，省委书记许道琦指示该院不能因此影响反右派斗争的进行。院方已将此事向全院宣布，并进一步揭露彭的右派言论，团委会还宣布了开除彭的团藉。据说学生中反映还好。 　　1957年2256期28页，《上海外国语学院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两人自杀、两人逃跑》：上海外国语学院在7月5日至8日四天中，有两人自杀，两人逃跑。 　　该院一年级七班学生陆立时（女，二十一岁）于8日中午自杀身死。经过情形是这样的：当天上午班里开会批判其右派言论，因陆态度强硬，激起了同学们的愤怒，曾高呼“只有老实交代才有出路，继续抗拒只有自绝于人民”等口号，这时陆承认有反党言论，并表示愿在下午交代。会议结束后，校方为防止发生意外，曾派两名女同学注意她的行动，吃饭时那两个女同学没有留神，陆即奔宿舍，写了一封简短的绝命书，随即用剪刀剪断喉管自杀，发现后，经校医急救无效，死亡。另一个自杀的是工友施永丰（未死）。 　　1957年2256期31页，《湖南各地中等学校酝酿闹事》：最近，有些地方由于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没有跟上去，已发生学生自杀或企图自杀事件。 　　1957年2263期29页，《安徽省右派分子吕荫南畏罪自杀》：安徽省右派分子、民革安徽省委常委兼组织处处长、省文史馆员吕荫南畏罪自杀。原因是他不承认对他的批判，7月12日夜服安眠药自杀。 　　1957年2274期7页，《最近陆续发现有右派分子逃避斗争、自杀和逃跑现象》：截止7月20日，安徽一个专区发生自杀自死一起，死者为淮北公路运输分局姜福海。他在第一次斗争会议被提名为右派分子并责令继续交代以后，当晚即投淮河自杀。文章分析原因说：但从思想领导上检查，主要是缺乏警惕，没有注意掌握右派分子的思想动态，有的已表现了紧张情绪亦未引起足够注意；同时对右派分子只一味强调斗争，而没有进行启发诱导等劝降工作，亦未交待政策。 　　1957年2281期11页，《湖南中小学毕业生发生自杀失踪事件七起》。 　　1957年2281期15页，《重庆市反右派斗争中发生自杀事件六起》：重庆反右派斗争期间先后发生自杀事件六起，死六人，未遂二起，伤二人。 　　死者除一人系小孩被父母自杀前杀死外，有党员四人，共青团员一人。论职别：处长一，科长一，一般工作人员三。自杀未遂之二人，一为一般工作人员，一为学生。 　　自杀者一般都有政治历史问题。如东林煤矿生产科长王彬1939年参加过国民党，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平时他有一系列的反动言论，大“鸣”大“放”期间，他又竭力为肃反对象“鸣冤”；其妻有杀父这仇，因此他们以全家三口自杀表示“不与共产党同处一世界”。文章不这说：“据了解，自杀事件大部分发生于反右派斗争初期，可能是因来不及全面交待政策所致。 　　1957年2289期15页，《北京市有些未考上学校的中、小学毕业生思想波动很大》文章说：“目前已发现未考取学校的的学生自杀的有三起。 　　1957年2304期55页，《河南省农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畏罪自杀案件多起》：河南省农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地主、富农分子畏罪自杀事件多起。据初步了解已有18人自杀身死。如信阳专区发生自杀事件六起，死五人。其中属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者四人，农民二人。 　　1957年2307期18页，《吴县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三起自杀事件》：吴县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普遍提高，发扬了正气，压倒了邪气，但有部分基层干部和群众却随之产生了偏激情绪，以致在运动中出现了乱扣政治帽子、查粮、抄家、打人、绑人等情况，最严重的是在8月中旬，六天内竟因此先后发生了三起自杀身死事件。 　　本期还有一篇文章，《山东省农村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连续发生自杀事件》：山东省农村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个另地区发生重点批判面过宽、乱点名、乱斗争、翻粮食。乃至打人、捆人、罚跪、游街等现象，有的因此造成了自杀的严重事件。截至9月5日的统计，已发生自杀事件57起（内未遂9起） 　　1957年2320期9页，《青海农业区在大辩论中十二天内有十一人自杀身死》：青海省农业区在大辩论中，从本月12日到25日已有十一人自杀身死，其中藏民二人，汉民九人，地主一人，上中农八人，下中农一人，贫农一人。死者大多数是思想落后，没有破坏活动；少数有破坏活动，也不够法办程度。”文章分析原因：“总的来说是对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打击斗争和对富裕中农资本主义思想的说理批判没有严格分清，工作方式简单粗暴，把土改时斗争地主的方式用于社会主义大辩论。 　　1957年2322期9页，《武汉高等学校在反右斗争中一周内发生自杀、逃跑事件十五起》：近一周来武汉各高等学校在反右派斗争中发生自杀、逃跑事件十五起，其中自杀的有五人（一人得救未死）。文章分析原因说：“经过开学前的批判右倾思想后，开学后的反右派斗争声势很大，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到压力很大，惊慌不安。如华中工学院死了的一学生，原来是划做中右，他在大鸣大放时只偷偷地写过一张大字报，反右派斗争开展后也没有跟任何人谈，开学后思想斗争很激烈，一时转不过弯来就自杀了。武汉大学物理系教授毕长林是一般右派分子，上学期未点他的名，暑假中他还和李达校长等一同去庐山休养，回来后也还未动他。上星期有一天晚上物理系一个教师到他家闲谈，谈到物理系开会时对他意见颇多。毕长林听了后惶惶不安，晚上八时谈的，十时即上吊死了。 　　1957年2324期14页，《辽宁省各民主党派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有些右派以死威胁。如吴润芝（民进大连市委秘书长）表示“活着没意思”。姜陟庭（民建辽阳市工商联主委）已经服毒自杀。 　　1957年2332期11页，《河北省农村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发生许多自杀事件》：河北省各地农村在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中，发生许多自杀事件。据不完全统计，五十三个县发生105起，死95人。据79起自杀事件统计，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五人；顽伪人员一人；富裕中农四人；中、贫农十九人；军属二人；村、社干部三人。”文章说：这其中“畏罪自杀的十二起。另外：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对党的政策宣传不够深透，使一些有问题的人，摸不着底，恐慌自杀的三十八起。还一个原因是：由于斗争方法简单生硬，甚至采用打、拉等办法，使被斗对象感到无路可走，造成自杀的十四起。 　　1957年2361期3页，《党内右派分子、大众日报总编辑刘建畏罪自杀》：党内极右派分子、原中共山东省委时候补委员、大众日报总编辑刘建已于10月28日夜畏罪自杀身死。刘建死时，年龄仅三十九岁。在刘建死后，山东省委认为：刘是畏罪而死，其中也有自愧的成份。目前，大众日报根据省委指示已经和正在召开各种会议，并通过大字报，声讨刘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肃清刘的影响。 　　1957年2371期13页，《山东省秋粮征购、定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定销方面，由于摸底不清，安排迟缓，个别地区民发生闹粮、外逃和自杀现象。 　　3、“文革”期间的情况 　　1966年“文革”期间发生的知识分子自杀现象，达到了四九年以后的最高峰，此前政治运动中发生的大量自杀现象，经过几年的停止后，开始集中出现。湖南南道县在1967年8月到10月之间，被迫自杀的人数即达三百二十六人，文革期间，零陵地区自杀人数就有一千三百九十七人，新凤霞在《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感受》一文中说：“不知道哪里又传来被关着的一个人自杀的消息，对我们又加紧看管了。夜里被叫起来，审问有什么想法。我回答：''我什么想法也没有，只盼着运动过去，我还要上台唱戏。’”可见当时的恐怖景象。 　　有人曾这样回忆当时自杀者的情况：[24] 　　田间说：“大约是1967年夏天，他和远千里被造反派监管在一所房子里。有天早晨，远千里迟迟不起床，田间有点纳闷，掀开他的蚊帐，那眼前的一幕使他差点憋过气去；原来远千里用须刀割断了血管动脉，身上和蚊帐上都溅满了鲜血-------。他赶紧去找领导，远千里的夫人、作家于雁军闻讯赶来，面对如此悲恸的场面，她没有哭…… 　　又岂止是邓拓、陈笑语，还有现代新闻出版界的先驱范长江和金仲华两位前辈，以及多年来双栖于新闻界和文学界的杨朔和政论家姚溱两位先生，都曾有过邓拓、陈笑语类似的思想轨迹，勇敢地结束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后来又传来诗人闻捷的死讯。他的夫人杜芳梅先走一步，跳了楼。 　　那时的自杀，还有个奇而且怪的特点，即，有为数不少的夫妻结伴走上黄泉路。我住的大院里“文革”一开始就死了好几对。来自延安，拍摄“开国大典”的著名摄影记者陈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是走得最早的一对。 　　我看到一个材料上说，单就北京大学一所高校来说，在“文革”初期和工宣队进驻期间，称得上权威的著名教授，如翦伯赞、饶毓泰先生等，自杀的就有二十四名。……北大有人告诉我，在这之前，当北大出现了那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后，全校被关被斗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多达五百多人，有一个时期燕园天天都有跳楼和上吊的，有的教学楼女学生晚上都不敢近前。 　　岂止是北大，作家叶永烈在记述贺绿汀老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说，就在傅雷夫妇自杀的那些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单上海音乐学院系主任一级的教授，自杀的就有五位。他们是：指挥系主任杨嘉仁（妻子程卓如副教授同行）；钢琴系主任李翠贞教授；管弦系系主任陈又新；民族音乐理论系系主任沈知白教授。 　　还有著名评剧演员小白玉霜。还有河北梆子青衣泰斗韩俊卿，------她小时候多受苦难且不幸缠足，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造反派当众逼她脱下鞋袜，露出“小脚”，又逼她走在煤碴路上-------韩俊卿回家就喝了敌敌畏，她唯恐死不快，死不了，又加上一大包火柴头！ 　　“文革”将收场时，天津一位中医老大夫告诉我，天津的自杀有一阵子成了风，……市委副书记王亢之带头的。接着他对我谈到他亲自目睹的一些事。1966年八九月间，在红色风暴刚刮起来的日子，这位老大夫常常去市区海河上的解放桥，经常看见有尸体从河面上漂过，如果站立的时间长一些，还会见到两具三具。 　　作家白辛，在1966年9月的一天，看到别人被批斗，受蹂躏的惨景，虽然当时还没有冲击到他身上，但想到自己曾因创作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已被江青点名之后，便对身旁的朋友说：“我可不能让他们这么折磨我，我决不受这份罪。”第二天，他带上一瓶酒，一听罐头，一瓶敌敌畏，来到松花江上一个无名小岛，壮烈而潇洒地走了。 　　季羡林在回忆“文革”时，对于发生在这个时期的自杀现象曾有特别的感慨，他说：“我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北大自杀的教授和干部。第一个就是历史系教授汪某人。''文化大革命’开始没有几天，革命小将大概找上门去，问了他若干问题，不知道是否动手动脚了。我猜想，这还不大可能。因为''造反’经验是逐步总结、完善起来的。折磨人的手段也是逐步''去粗取精’地''完善’起来的。我总得印象是，开始是''革命者’的思想还没有完全开放，一般是比较温和的。然而我们这一位汪教授脸皮太薄，太遵守''士可杀，不可辱’的教条，连温和的手段也不能忍受，服安眠药，离开人间了。他一死就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打倒''反革命分子汪某’的大标语，赫然贴在大饭厅的东墙上，引起了极大震惊和震动。汪教授我是非常熟悉的。他在解放前夕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了地下党，为人治学都是好的。然而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我实在不理解。但是我同情他。 　　第三个我想到的人是中文系总支书记程贤策。对他我也是非常熟悉的。他是解放前夕地下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后来担任过北大学生会的主席。年纪虽不大，也算是一个老革命了。然而他也自杀了。他的罪名按逻辑推断应该是''走资派’，他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这个杠杠。他挨过批斗，六一八斗''鬼’时当过''鬼’，在校园里颈悬木牌劳动也有他的份。大概所有这些''待遇’他实在无法忍受，一时想不开，听说是带着一瓶白酒和一瓶敌敌畏，离家到了西山一个树林子里。恐怕是先喝了白酒，麻痹了一下自己的神智，然后再把敌敌畏灌下去，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我想到他喝了毒药以后，胃内像火烧一般，一定是满地乱滚的情况，浑身就汗毛直竖，不寒而栗。 　　我还想到了一些别的人，他们有的从很高的楼上跳下来，粉身碎骨而死；有的到铁道上去卧轨，身首异处而死。这都是听说的，没有亲眼见到。类似的事情还听到不少，人数太多，我无法一一想到了。每个人在自杀前，都会有极其剧烈的思想斗争，这是血淋淋的思想斗争，我无法想下去了。 　　我的思绪在时间上又转了回去。我想到了很多年前的五十年代，当时两位教授投未名湖自尽。湖水是并不深的。他们是怎样淹死的呢？现在想来，莫非是他们志在必死，在水深只达到腰部的水中，把自己的头硬埋入水里生生地憋死的吗？差不多同时，一位哲学系姓方的教授用刮胡刀切断了自己的动脉，血流如注，无论怎能样抢救也无济于事，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慢慢地痛苦地死去。-------我从来没研究过自杀学，可现在非考虑不行了。我原以为离开自己很远很远、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现在就出现在自己眼前了。我决无意于创建一门新的''边缘科学’，自杀学或比较自杀学。现在是箭在弦上，非创建不行了。凡是一门新兴学科，必有自己的理论基础。我在别的方面理论水平也很低，对于这一门新的比较自杀学，我更没有高深的理论。但是想法当然是有一点的。我不敢敝帚自珍，现在就公开出来。[25] 　　“文革”中自杀现象的一个特点是极大的普遍性，在一个时期内，它具有弥漫性。以下是一些具体的事例： 　　“田保生是我在国民党外交部同事多年的老友。…….不幸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十年浩劫初期，又遭受严重的冲击，1966年8月28日，他因不堪''造反派’的百般凌辱，与夫人双双含冤而死。”[26] 　　“李克俊，是总编室的一个职工。……..1955年6月下旬出版社迁景山东街之后不到十天，他自杀了，据说是出了什么问题，可能是胡风问题吧。……...刘佛谛，上通县师范，他是第十班，我是第十二班，…….....因为他于1969年初寻了短见，……..喝敌敌畏，中毒而死…….“[27] 　　“说起这事还要提到我的早已去世的老友郑伯彬。他和徐盈在1957年遭受同样的命运。徐的回答据说是一言不发，郑的回答是九年后，1966年，自己结束了生命。”[28] 　　“父亲在遭受了一帮军内造反派的一顿毒打后，一个人狼狈不堪地回到家里。……..进门后，他一头冲进厕所里，好半天没有开门。开门后，我的妹妹闻到了一股敌敌畏的味道。…….他一个人走了。”[29] 　　“1967年夏天，母亲写信告诉我，说梅萍自杀了。”[30] 　　“北师大围剿''五一六’之时，王德一受到诬陷，被逼自杀。这是钱瑗一生中所受最大打击。”[31] 　　傅洛焕是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教授。他是清史专家，当时还任历史系副系主任。在遭到大字报和“斗争会”的攻击后，1966年6月，他在北京陶然亭跳湖自杀。中央民族学院去收尸的人说，他们看到，傅洛焕的尸体在湖上浮起时，面朝下，是趴着的。后来，在北京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投水自杀的人，尸体浮起时，女的仰着，男的趴着。傅洛焕的例子符合这一说法。这是否真是普遍现象或有什么原因，无从得知。但是在文革期间，是因为在大规模的迫害中，自杀的人很多，看到的案例多了，所以人们才有了这类经验，总结出这么一个说法。比如，在故宫旁边的筒子河里，常常有尸体浮出。作家老舍在1966年23日，遭到残酷的“批斗”。第二天，1966年8月24日，老舍在北京西城区太平湖投湖自杀。据说在老舍死后，太平湖还自杀了很多人。但是无从得知他们的姓名。[32] 　　在北京第八中学，在1966年夏天，历史老师申先哲被殴打后自杀。两年以后，在新一轮的迫害名叫“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历史老师梁希孔，北京第六中学的历史老师焦庭训，都在那一时期自杀。[33] 　　吴晗的女儿吴小彦，在这样的迫害下，1973年神经错乱，1975秋天，“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吴小彦又被逮捕入狱。1976年9月23日自杀。[34] 　　北京第三中学的语文老师石之宗，1966年夏天在北京龙潭湖投水自杀。[35] 　　吴伟能１９５３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因病未毕业，当历史系共青团总支书记，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办公室主任。文革中他曾经是“左派”，担任了历史系文革委员会主任。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４日晚上，吴伟能悄悄离开了“学习班”。他在圆明园东北角投水自杀。他死后的第二天，北大历史系开了他的批判会，他被扣上“反革命”“叛党”（指自杀）等六顶帽子。虽然他已经身死，不能前来与会。吴伟能的的尸体被发现时，圆明园的那个池塘里还有三具尸体，其中有一对夫妇是北京地质学院的，有一个是清华大学的老师。[36] 　　“此校开学未久，有一天我被通知明日去校报到，说明要我交待问题。校设香港路，到后在楼梯口碰见老朋友李春佑（后来自杀），他见四周无人，暗对我说：''要斗你了，当心。’”[37] 　　王达仁自杀。[38]黄操良自杀。[39] 　　经济学家沈志远自杀。[40] 　　李琪，北京市委宣传部长。1966年7月10日自杀。 　　吴天石（江苏省教育厅厅长）。 　　俞大因，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1966年8月26日自杀。 　　余心清，全国人大副秘书长。1966年9月4日自杀（切断动脉）。 　　沈乃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66年10月6日自杀（服毒）。“凌晨，哲学系教授沈乃璋在家服毒自杀身亡。生前，沈曾被点名批判、抄家。[41] 　　1966年3月17日，北京大学中文系62级学生沈达力自杀。沈生前被打成“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动学生。[42] 　　1966年10月18日，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自身杀身亡。[43] 　　1966年12月12日，北京大学：“宣传队上报的《演示文稿》说：''自清理阶级队伍以来，北大自杀了十七人。’”[44] 　　1966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原北大常委、教务长，校文革常委、斗批改委员会负责人，中共新北大领导小组负责人崔雄昆于16日晚从清队集中地28楼出走，今日晨，发现他死在校内红湖游泳池内。工宣队的演示文稿说：“经法医检查，是投水炸肺自杀身亡。”[45] 　　1966年9月14日北大经济系学生杨复明，遭批判并被剥夺选举权后自杀。[46] 　　马连良，著名京剧演员。1966年12月16日自杀。 　　周小舟，湖南省委书记。1966年12月26日服安眠药自杀。 　　陈同庆，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1968年8月28日自杀（服毒）。 　　马寒冰，作家。服毒自杀。 　　李劫夫，作曲家。1976年自杀。 　　郭世英，1968年4月22日跳楼自杀。同日，张琴秋（纺织部副部长，茅盾弟媳，沈泽民遗孀）跳楼自杀。 　　郭民英，1968年自杀。 　　顾圣婴（钢琴家）生于1937年，“想起顾圣婴，是一个极偶然的机遇。那天参加局里组织的新春联欢会，地点在湖南路上海交响乐团的排练厅。嗑着瓜子，喝着清茶，伴着一片欢声笑语，我猛然想起了31年前，同样的1月份，同样的地点，发生了一场当时司空见惯的批斗。 　　批斗的对象正是顾圣婴！这是一段时间以来对她的揭发、批判的一个新高潮。她被勒令跪下''认罪’，她又被一精壮男子狠狠抽了一个耳光------不堪凌辱的少女顾圣婴当晚就与母亲、弟弟一起开煤气自杀了。”[47] 　　良卿法师，文革中自杀。[48] 　　薜寿虎（1937——1967）男，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可能是1959届，在校时成为学生右派，其父也是右派。，但因其态度较好，且右派言论不重，仍然分在上海，不能教语文，只能教体育。薜长得很英俊，也很有才华，美术很好，学校的宣传画、美术字常常由他包办。他太太是上海护士学校毕业（中专），分到贵州，不习惯当地生活，回到上海一直没有工作。与薜结婚后，生了两个儿子，都天真可爱，长得也很漂亮。马鞍山煤矿到上海招工，薜妻愿意去，薜也愿去，报名是隐瞒了右派身份。薜妻到马鞍山工作后，在办薜的调动时，马鞍山知道薜是右派，连他妻子一并退回，薜只好仍在北郊中学教体育。于是薜家仅靠他56元工资生活，他身体很好，爱人小孩也没有病，夫妻感情甚笃，其家族也无自杀病例。1967年下半年，薜寿虎被工宣队大会点名，说他至今还没有一张大字报，上窜下跳，是扒手式人物。薜自知难逃批斗，上午点名后，中午回家，即在家中厨房（两家合用，但别一家是单身汉不常用），用毯子堵好门缝，开煤气自杀，其妻与两个儿子（4岁、6岁）一起自杀，从现场看他是最后死的。他自杀后单位认定，属自绝于人民，还在校内开了批判会。据说薜成为右派与其父是右派有关系，因此他要让两个儿子一起死，以免以后也成为右派。[49] 　　1966年8月刘克林自杀。“《大公报》中左右两派记者中，到了五七年、六六年，大多难逃厄运。其中自杀者不乏其人，都以无论左、右派身份归于''大同’了。其中范长江、杨刚、孟秋江------最后是刘克林，都是一个下场。”[50] 　　施济美自杀。“再以后就听说她在文革中自缢”[51] 　　姜永宁，乒乓球运动员。“队员们出操去了，姜永宁把造反派勒令他们打扫的厕所擦得干干净净，便独自走到四楼的一个房间里，人们回来发现姜永宁失踪了，便到各个房间去寻找，他的朋友王锡添看见他站在窗口，以为他要跳楼，便含泪隔着门大喊：''姜永宁，你不要想不开，不要做胡涂事。’但姜永宁仍纹丝不动。人们打破玻璃跳了进去，姜永宁吊在窗口，已经断了气，那绳子真像他说的是勒在耳后，舌头没有吐出来，样子一点也不难看”。[52] 　　“当爱妻陈素（时任省总工会副主席、1938年参加革命）被迫自杀后，当17岁的儿子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十年后，他那愿供祭坛的牺牲精神才''消失’了。”[53] 　　陈传纲（复旦大学副校长）1966年自杀。方式：服大量安眠药。[54] 　　“而敬业育人的蒋荫恩先生则在''文革’期间上吊惨死”。[55] 　　阎简弼，学者。“当年从燕京转来清华，曾与我在一个教室里听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后来院系调整到东北去，听说在劳动中撂下铁锨钻进了一辆正开始中的大卡车的轮底。”[56] 　　“我说我想去拜望一下顾炎武研究者黄少荃，徐惨然地说，不久前他刚刚悬梁自尽，你已见不到这个人了。”[57] 　　“校内运动同大字报、大辩论开始，升温为武打式的斗争会，许多人经受不起这种身心交加的摧残和侮辱，纷纷自杀或逃亡，江隆基校长就在这种形势下自杀身亡”。[58] 　　顾准的妻子汪璧“在家中吞服了大量消毒用''来沙尔’药水，顿时倾倒在地上。由于''来沙尔’剧毒，她的死状极惨------晚上高梁回家，敲不开门，从邻居家爬进自己家里的窗户，这才发现他们亲爱的妈妈已经气启绝身亡。书桌上留有她笔迹颤抖的遗书：''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59] 　　“说实话，我当个公安部长也并不安全，也是朝不保夕的。我曾亲眼目睹前任部长李震，自杀在一个防空洞里，而两个副部长同时在我眼前被中央警卫部队逮捕------”[60] 　　“他们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佟霭成，反而''找’回来两大挂包的野菜和山韭菜。几天后，二队的推土机在那土地上推平场地盖房子，才发现佟霭成是用自己的裤腰带，把自己吊在一棵小树上，结束了他那悲惨的人生旅程。”[61] 　　“一位难友，是独身回来报效新中国的归国华侨。在饿得毫无办法时，他给在英国的老父亲写了信，这位老父亲从伦敦给他寄来了几桶奶粉。队长和指导员就说他''丧失了国格’''破坏了新中国的政治影响’，对他开了''批判会’。他觉得这是对他的莫大凌辱，而''士可杀不可辱’，遂在黑夜中投井而亡……[62] 　　“听她谈到一个志在科技且极富才华的友人，因出身而被分到了不相干的大学，一次郊游中，水性极好的这年轻人，竟头也不回地向滇池深处游去。此后亲友将他葬在高压线路下，高压线路即其时所能找到的''科技’象征。这故事让我脊背发凉，悚然于那''头也不回’的冷静决绝。但细细一想，这自杀也不免奢侈。更多的同类甚至不能得到这样的自杀的理由。”[63] 　　孙笑林，珠江电影制片厂编剧，1964年大学毕业，1967年上吊。[64] 　　黄玉中，珠江电影厂演员，归国华侨，1968年跳楼。[65] 　　杨端六，武汉大学教授，1966年自杀。 　　“田汝康受到严重迫害，割静脉自杀，幸而被及时发现才保住性命。”[66] 　　郭仁杰复旦大学哲学系总支副书记。1967年“上次''解放’的主持者郭仁杰已被关押审查，正在度过他自杀前的最后几个月。”[67] 　　“匡医生，她是上海瑞金医院的内科主任医生。-----1966年的春天，她也被批斗了。因为忍受不了这样的侮辱，回家以后，在自己的血管里注射了一针空心针，自杀身亡。去世的时候，还不到五十岁。”[68] 　　“虽然父亲在文革初期就因难忍非人之凌辱而自弃于世了。”[69] 　　“1966年10月，杨兆龙之妻沙溯因不堪忍受长期的委屈与压抑，含冤自杀。”[70] 　　“谈到他们的许多''一二·九’老同学，早年牺牲的黄诚、王文斌、纪毓秀，还有''文革’中被逼自杀的孙兰（韦毓梅）——那个被母亲称为''我们的阿平’的敌占区红衣女县长。”[71] 　　“在场的历史学家刘子健，其两位兄长已在运动中双双夫妇自杀了”。“钟敬文女弟子朱家玉是蹈了渤海-----”[72] 　　吴恕求，男，1925年12月出生。1948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1955—1957年在苏联莫斯科大学。南开大学外语系教授。1966年7月9日服毒自杀。[73] 　　陈天池，男，1918年7月4日出生。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49年获美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博士。南开大学化学系三级教授。1968年12月20日自缢身亡。[74] 　　孙兆禄，男，1919年出生。1946年毕业于成都燕京大学，1951年毕业于南开经济研究所（研究生）。南开大学经济系讲师。1969年1月24日跳楼自杀。[75] 　　孙凤池，男，1929年11月29日出生。1956年月日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南开大学数学系讲师。1971年4月25日自缢身亡。[76] 　　在吴兴华工作的北京大学西语系，1968年，吴兴华自杀两年以后，在新的整人高潮“清理阶级队伍”中，这个系又有三位老师在被整后自杀。他们是德语专业的徐月如和程远，西班牙语专业的蒙复地[77] 　　李大申，男，上海市北郊中学68级高中学生。因向“中央文革”写信表达对“文革”的异议，以“反革命罪”被判8年徒刑。1975年刑满出狱。因“反革命分子”和“刑满释放分子”背景，被再次诬陷偷窃，于同年跳楼自杀。年仅26岁。[78] 　　“我那天就选了乍浦路桥过河。河面不宽。我骑车，已经在下桥，突然听到一声响声。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发现身边前前后后的人，都往前冲。我马上下了车。前面是原曙光新闻电影院（后来的外贸会场），在七层楼的底层。只听见人们在说，跳楼了！有人跳楼了！ 　　文革中上海跳楼自杀很普遍，这栋乍浦大楼也是自杀者经常去的地方，主要是1966年。1975年底自杀已经很少了。[79] 　　这时候，王祖德他还不知道，因为这样一句议论毛泽东健康的话，使他们一家已经和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王祖德的小妹妹王祖华，当时是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因此被牵连，被说成是“反动学生”，受到“批斗”。她不能忍受人格的污辱，对着疾驰的汽车撞上去，自杀了。 王祖德的母亲张启行，当时58岁，同济大学的红卫兵到她家里打她，逼她。她无法承受这样的伤害：她的大儿子被“隔离”，她的丈夫被“隔离”，她的二儿子是“反动学生”，她的小女儿已经自杀。张启行终于在东昌路家中的阁楼上服毒自杀。因为家中无人，被发现的时候，她已经离世几天了。 　　王祖德的父亲王熊飞，当时60岁，他在同济大学儿子的“隔离室”中被关了一段时间，又被带回他所服务的卫生院继续被“隔离”。他与外界隔绝，始终没有他所惦记的家人的消息。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并不认识他的人，告诉了他东昌路一家人的悲惨故事，也就是他自己家的故事，他这才知道自己日夜思念的妻子和小女儿已经自杀，大儿子被逮捕，于是，在自己的“隔离室”中，他上吊自杀了。那是1969年。 　　在上海，在1968到1969的这一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根据一份”内部“的统计材料，这样在饱受侮辱和折磨后自杀的人，有一万多个。 　　胡山源在1974年5月2日写周瘦鹃时提到：“以后我一直没有和他通信。我回江阴长住后，听说他已投井自杀，最近，又听说他的长子自缢，我只有长叹，说不出什么。”1974年8月25日写金仲华时说：“三五年前，忽然听说他自杀了。为了什么，我一点不知道。”[79] 　　谢蔚明在回忆“文革”中的文汇报时说：“上海文汇报划右的二十余人，包括当年跳楼自杀的梅焕藻、江显良均获改正”。[80] 　　小说《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1967年上吊自杀。 　　“终于，在一九六六年的一天，不堪受辱的平妮母亲，丁晓，在一次公开的批斗会结束后，回到家中，割腕自尽，……平妮母亲的自尽，只是''文革’中千万个''自绝于人民’的惨剧之一。”[81] 　　肖光琰，留美博士，“十年浩劫中，他一家三口终于被迫相继自杀身亡。”1950年11月，肖光琰向他久居的美国告别，回到了中国。……但在他回国不到九个月的时候，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了。他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当人们以严肃的目光追问他回国的动机是什么时，他茫然了。是什么呢？难道他回国前后的所作所为还不能说明他回国是想来做什么吗？由于事态突然，思绪很乱，他只能呆呆地忍受了思想反动、有卖国思想，带回资料是为了向上爬，十足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他伤心极了，只能向亲人倾诉：“我爱党冒险回国，谁知党不爱我，把我关在门外……对新中国，我有''失恋’的感觉，感到生活失去了重心和平衡。我感到前途悲观。”从此他患了严重的失眠症，长期不能工作。[82] 　　1968年2月天津市委副书记王亢之自杀。 　　熊十力1968年5月24日自杀。 　　高仰云，南开大学党委书记，1966年跳河自杀。 　　哲学家李达，1966年8月24日自杀。 　　电影剧作家海默，1967年自杀。 　　电影艺术家应云卫，1967年1月26日自杀。 　　复旦大学教授周予同，“文革”中自杀。 　　华东师大教授姚启钧，1966年8月4日自杀。 　　电影演员舒绣文，1968年在监狱中自杀。 　　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绍紘，1966年8月自杀。 　　物理学家赵九章，1967年自杀。 　　作家孔厥，1966年在北京陶然亭自杀。 　　名演员赵慧深，1967年12月自杀。 　　徐冰，中共统战部长，1968年自杀。 　　阎红彦，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69年1月7日服安眠药自杀。 　　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颜毓蘅、杨佩铭；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李绂、罗绮夫妇；武汉大学教授逢彬，都是在反右和文革前后自杀的。[83] 　　二、分析与评价 　　在已收集到的1949――1976年间的自杀者中，以知识分子自杀者最引人注意。由于资料的来源比较分散，我在此基础上选择部分知名知识分子的情况作一个简单的分析，这些名单与上面提供的自杀名单原则上不重复，但在具体分析时，可能结合不在这个名单中的情况。 　　姓名生年毕业大学留学国家自杀所在单位自杀年龄自杀方式自杀时间 　　翦伯赞１８９８武昌商专美国北京大学七十未详１９６８ 　　傅雷１９０８上海持志法国上海文联五十八自缢１９６６ 　　老舍１８９９北京师范英国北京文联六十七跳湖１９６６ 　　储安平１９０９光华大学英国九三学社五十七跳河１９６６ 　　李广田１９０６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六十二跳池１９６８ 　　陈梦家１９１１燕京大学美国中科院考古所五十五自缢１９６６ 　　邓拓１９１２光华大学北京市委五十四自缢１９６６ 　　范长江１９０９北京大学新华社六十一跳井１９７０ 　　许政扬１９２６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四十一跳河１９６７ 　　汪钱（竹）１９１６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五十不详１９６６ 　　赵宗复１９１５燕京大学太原工大五十一跳楼１９６６ 　　姚溱１９２１大同大学XX部四十五自缢１９６６ 　　李平心１９０７上海大学华东师大五十九不详１９６６ 　　杨刚１９０５燕京大学美国人民日报五十二自缢１９５７ 　　闻捷１９２３上海作协四十八煤气１９７１ 　　田家英１９２２中央办公厅四十四自缢１９６６ 　　张宗燧１９１５西南联大中科院物理所五十二自缢１９６９ 　　张宗颖１９１７西南联大中科院社会所四十自缢１９５７ 　　陈笑雨１９１７人民日报四十九跳河１９６６ 　　饶毓泰１８９１中国公学美国南开大学七十七自缢１９６８ 　　谢家荣１８９８美国中科院地质所六十不详１９６６ 　　卢作孚１８９３四川政协六十九不详１９５２ 　　言慧殊１９１９上海戏校四十七自缢１９６６ 　　上官云珠１９２０上影四十八跳楼１９６８ 　　叶以群１９２０日本上海文联五十五跳楼１９６６ 　　郑思群１９12日本重庆大学五十四割腕１９６6 　　杨朔１９１３新华社五十五不详１９６８ 　　刘盼遂１８９６山西大学北师大七十不详１９６６ 　　田羽翔１９００北京大学山西大学五十七自缢１９５７ 　　王重民１９０３北京图书馆七十三自缢１９７５ 　　顾而已１９１５上影五十五自缢１９７０ 　　刘绶松１９１２西南联大武汉大学五十七自缢１９６９ 　　陈琏１９１９西南联大华东局宣传部四十八跳楼１９６７ 　　张若名１９０２天津女子师范法国云南大学五十六投河１９５８ 　　方书春１９１６中山大学美国北京大学四十三自缢１９５７ 　　罗广斌１９２４西南联大四川文联四十三跳楼１９６７ 　　周文１９０７中央党校四十五不详１９５２ 　　周瘦鹃１８９４苏州博物馆六十七跳井１９６８ 　　冯大海１９２７北京大学中国作协四十跳河１９６７ 　　孟秋江１９１０天津统战部五十七不详１９６７ 　　爱米尔·杜尔凯姆(EmileDurkheim)曾对自杀现象做过系统的研究，他从对宗教活动、婚姻家庭以及政治、民族群体的研究中，将自杀的类型分为三种，即利己型(egoistic)，这种类型自杀的根源在于个人没有同社会融为一体。第二种为利他型自杀(altruistic)，即自杀者出于高尚的信念，如为宗教信仰或义无反顾的政治忠诚而贡献自己的生命；第三种为动乱型自杀(anomic)，它的产生是由于个人缺乏社会约束的调节，个人需求和欲望的实现受到了社会的制约。杜尔凯姆将自杀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因素的思路，给人们很大的启发，他认为自杀与社会环境有关，正是从自杀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才能找到某个人自杀的根源和背景。 　　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杀状况，恰好能从它们发生的社会环境中找出根源。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知识分子自杀现象和杜尔凯姆的研究是不相吻合的，或者说杜尔凯姆作为社会学家，他所描述的是常态社会中自杀现象的一般规律，而我在本文中所考察的是一个非常态社会中知识分子自杀的奇异现象，在这种现象面前，杜尔凯姆有关自杀的理论，常常难以说明整体状况，而只在具体到某一自杀个体时，才显示出它的意义。比如在1949-1976年间集中自杀的大批著名知识分子，和他们所处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般的紧张和冲突，而是这个环境从根本上出现了有意识地强加给知识分子的压力，这种压力在1952年、1957年1966年达到了高峰，知识分子自杀情况和这两个年头发生的政治运动完全成正比例。这就是说，这期间出现的知识分子自杀现象完全带有突发性和传染性，个别自杀者的结局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显示某种暗示性，使许多面临同样压力的知识分子能在恐惧中感到那种结局也是适宜于自己的。比如1966年9月3日傅雷夫妇自杀后，仅过了三天，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和夫人程卓如副教授于9月6日也自杀死去，又隔了三天，9月9日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李翠贞教授也自杀身亡，李翠贞与傅雷生前是好友。85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理论家沈知白、管弦系主任陈又新都是前后自杀的。 　　从1949-1976年间知识分子自杀的人数上看，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有这么多知识分子选择自杀的道路是令人吃惊的。它至少说明了几种情况： 　　A、这个时代的整个气氛，对于知识分子已构成极大的威胁，这个时代的政治和文化制度没有给知识分子留下缓冲的机会。从以上的统计中可以发现，在自杀的知识分子中以早年信奉自由主义理想，并有留学和在外国生活背景的知识分子为多。因为这些知识分子曾经感受过自由社会的生活，突然改变生存环境，特别是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是导致他们精神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当年从香港回到中国的三个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姜永宁、容国团和傅其芳，最后全部选择了自杀的道路。还有就是那些在1949年之际，本来可以选择在外生活，由于对新政权抱有幻想，而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选择有一种追悔莫及之感，多数也走上了自杀之路。那些五十年代初期，受到不同程度欺骗而从美国和欧洲返回中国的留学生、华侨学生当中，自杀的人数也占相当比例。个人对自己早年选择的反悔性和受骗后的复杂感情无法找到寻宿。 　　B、五十年代初期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已成为一种政治文化，而且因为持续时间特别长，形成整个社会心理的普遍厌世之感，也是这一时期自杀现象大量出现的重要原因。 　　C、政治运动超越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这个社会当中充满阶级对立，而极少人情，个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身心都极其脆弱。当时正常的社会人际关系已经受到很大破坏，个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没有任何渠道可以释放。人际关系的普遍恶化，使正常的家庭、亲戚、朋友甚至长幼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个人道德和人格无法对抗整个社会的无道德化，人人都有孤立无援之感。 　　D、五十年代以降，因为政治生活已取代了日常生活，特别是人为地制造阶级对立，使整个社会普遍缺少人道主义精神，由于取消了教会，使一切与教会相关的博爱观念都淡化了，人在这样的社会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恐惧，人人都自顾不暇。社会普遍失去了人类应有的同情。从已看到的自杀案例，可以发现，在一个人自杀以后，他们所在的单位并没有放弃了对他们的批判，他们多数是在“畏罪自杀的”名义下，而被罪加一等的。巴金曾说过：“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词攻击死者。”高层对自杀现象缺少起码的人道关怀，也是加剧自杀现象激增的原因。毛泽东曾对李志绥说过这样轻松的话：“这次恐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 　　在已知的自杀案例中，几个相对集中的自杀群体是：大学教授（学者）；作家；大学生；名演员。 　　西方和亚洲的日本作家自杀的情况比较为人熟知，有研究表明，西方和日本作家有自杀的传统，而中国作家自杀的传统是不常见的。陈丹晨在一篇比较中西作家自杀现象的文章中认为：“在古代历史上，这种社会动乱，政治黑暗，专制迫害等等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诗人作家处境十分艰难，一般却并不选择自尽方法，而寻找了另一出路。“[87] 　　陈丹晨认为，这与中国文人的生死观有关。“中国传统文人中，包括儒、佛、道各家在生死问题上有一点绝对相似的是重生轻死。”[88]可见中国作家本无自杀的传统，但为什么到了某一历史时期却集中出现一个自杀的高峰呢？这个原因只能从那一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去寻找。 　　这一时期除了政治上的高压之外，对知识分子而言，生存的空间是极其狭窄的，在这时期，受到政治迫害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处境既不同于帝俄时代的流放，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谪贬。在那样的时代里，在皇权之外还有民间社会，被正统贬斥，并不意味着在民间无法生存。而1949-1976年间，民间社会的根本消失，使一个知识分子在受到政治迫害之后，根本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知识分子是以传播思想文化为职业的，但1949年后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权利完全消失了，这些权利的消失，使知识分子只能依赖体制生存，而一旦被体制排斥，他们只能去从事体力劳动，而对知识分子来说，失去了以上两种自由，他们的生存能力是很低的，多数知识分子受迫害后的绝望也是由此而生的。这种严酷的生存环境，是导致这一期间知识分子自杀现象急剧上升的根本原因。 　　另外，当时对知识分子的处理方式通常是两种，一种是将其下放到最为贫困的地区，另一种是将其遣返回乡。改变生存条件是在肉体和物质上折磨知识分子，因为常年在一种环境下生活的人，突然改变生存环境，并不是精神上能否承受的问题，而是生活习惯就无法忍受，当年大批出生在江南的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北中国的新疆、青海、山西、北大荒最偏僻的乡间，使多数知识分子在身体上受到极大摧残。 　　遣返故乡的打击则是双重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成名的知识分子，多从中国乡间来，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荣归故里，衣锦还乡，但当时对知识分子的遣返，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却选择了赶回老家去的办法，让一个好不容易才从乡间挣扎出去的读书人，(他们多数出生在富有家庭)，回到农村，回到贫下中农面前，戴上右派、历史反革命、特嫌、阶级异己分子等帽子，回到从小生长的环境里，让故乡的前辈、亲戚、孩提时代的朋友，都知道自己的罪行，这对一向爱面子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打击是很严酷的。在1949年后的很长时间中，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打击方式，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里，无形中对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时的最终出路产生了影响。 　　从上表所统计的情况可以看出，在已知的自杀时间中，以1952年，1957年和1966年为三次高峰，知识分子自杀高峰的出现，和1952年的几次政治运动以及1957年的“反右”和1966年的“文革”完全重合，恰好揭示了这些政治运动的实质。 　　我曾按如下的思路对自杀者情况进行过调查： 　　1.自杀的具体时间、地点。 　　2.自杀的方式(跳河、楼、烟囱、海、井、粪坑；自缢；打开煤气；服过量安眠药；触电；切断动脉；卧轨等等)。 　　3.自杀的直接动机。 　　4.自杀时所在的具体单位。 　　5.自杀时的经济状况(主要指收入)。 　　6.自杀前的身体状况(是否患有疾病)。 　　7.自杀时的婚姻状况(主要指是否与配偶不和)。 　　8.自杀时与子女的关系。 　　9.自杀时的具体年龄。 　　10.自杀后单位的结论。 　　11.自杀者家族有无自杀病历。 　　12.其它特殊情况。 　　三、最后的结论 　　1949－1976年间，中国出现大批知识分子自杀现像是人类的耻辱，对这一现象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一时期其它阶层的生活状况，同时也有助于深入分析，毛泽东时代给一个民族带来的灾难。知识分子大量自杀现象，作为个体，可能有其特殊原因，但就整体看，大量知识分子自杀现象的发生，是这一时期政治文化必然带来的结果。在一个没有自杀传统的国家里，突然出现奇异的自杀高峰，从反面证明，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确实具有改变传统的能力，这一事实也提醒我们，在研究1949后以后的中国文化时，对新政权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的能力要给予特别注意；知识分子自杀现象的集中出现，说明民间社会的彻底消失，对一个社会的正常发展影响巨大。 　　自杀现象对整个社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会在很短时间内消失，特别对那些与自杀现象有直接关系的人来说，他们对社会的信任程度会有所保留。因为1949年――1976年间自杀的知识分子多数是这个社会的精英，他们在相关领域中已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突然中断，这在很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相关知识领域进展，由于精英自杀造成的空白，自然会由二三流人才来添充，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许多知识领域后来的发展水平。如著名化学家高崇熙自杀以后，无机化学这一门学科学没有带头人了。这样的情况，在其它学科也不同程度存在。 　　注释： 　　1、2、3华明《三反五反的剖析》页66、68、70（友联出版社，1952年11月，香港） 　　4何济翔《沪上法治梦》页3（北京出版社，2001年2月，北京）岳骞在《我亲见的土改镇反杀人》中也说过：所谓反对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阜算起，谁也无力还债，于是纷纷跳楼自杀。当时上海马路上无人敢行走，担心突然自空中飞下一人将自己压死。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听完汇报悠闲的问：“今天又有多少降落伞部队？”即是指跳楼商人。（金钟主编《共产中国五十年》17页，开放杂志社，1999年10月；香港） 　　5《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页9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北京） 　　6周鲸文《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貌》页224、225、235、258，259（时代批评社出版，中华民国五51年6月，香港）周鲸文在书中曾提到，在“三反”“五反”时期，北京东四一个区，在运动高潮时，就有二十六个老板自杀。天津中国实业银行副经理就是自己吃安眠药自杀的。当时自杀者不下二三十万人，在北京什刹海解冻之后，一个冰孔处就捞起十几具尸体。天津矿业学院的一位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受不了人格污辱，在自己的卧室里悬梁自杀了。北京大学1952年“五月上旬，工学院两名职员自杀身亡。被解除隔离的工程科一名职员和其妻子（总办事处职员）投什刹海自杀身亡。校医室一名医生在家中自杀身亡。（《北京大学纪事》上册页45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北京）巫宁坤《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提到：因为一位资深的教授受不了运动的压力，在图书馆前的水塘中自沉。（《共产中国五十年》页72）1949年以后，对各种政治运动中发生的自杀事件，通常是不报道的，这也是延安的传统。1942年4月以后，延安《解放日报》在整风运动的高潮中，分别报道了中央党校一男学员自杀和延安大学一女学员自杀的消息，此事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他说：“有些消息如党校学生自杀是不应该登的”。（转引自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页37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香港） 　　7李真真《中国科学院学部的筹备与建立》，（《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年4期页46，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北京） 　　8、10、11、12、13、14转引自丁抒《阳谋——“反右”前后》页350——353，（九十年代杂志社，1995年4月，香港） 　　9《内部参考》页16，（新华社编，1957年2372期，北京） 　　15朱正《新湖南报社的反右斗争》（《二十一世纪》1997年4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香港） 　　16从维熙《走向混沌》页6，（作家出版社，1989年5月，北京） 　　17黄秋耘《风雨年华》页16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5月，北京） 　　18涂光群《中国三代作家纪实》页399，（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6月，北京） 　　19黄成勇《访冀汸》（《博览群书》1997年2期，光明日报社，北京） 　　20《内部参考》页24，（1957年2212期） 　　21《内部参考》页58，（1957年2225期） 　　22《疯狂岁月——“文革”酷刑实录》，（转引自《大时代文摘》1997年7月10日8版，广州）丁抒认为，“文革”初期自杀者约有二十万人。他提供了几个具体的数字：湖南大学在“文革”中的清队中，自杀的有十八人。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有四人自杀，包括从美国回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九人自杀获救未死。国防科委第九研究院自杀的达五十九人。上海南汇县在清查“五一六分子”和“一打三反”中有四十一人自杀。青海贵德县“一打三反”中有十四人自杀。陕西安康县“一打三反”中的二十人自杀。（金钟主编《共产中国五十年》页216、222、223、225，开放杂志社，1999年10月，香港）。1968年当时北农大在很短的时间内，前后共有３６个人自杀。（点滴《1968年北京农业大学的自杀风》《华夏文摘》242期，美国）目前关于“文革”中自杀人数的估计，都是不准确的，因为官方不开放相关的挡案。 　　231998年12月12日8版《文汇读书周报》（上海文汇报社，上海） 　　24赵淮青《“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风骨》，（2000年第1期《炎黄春秋》12页，炎 　　黄文化研究会主办，北京） 　　25、89季羡林《牛棚杂忆》页74、7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4月，北京） 　　26凌其翰《我的外交官生涯》页202、20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4月，北京） 　　27张中行《流年碎影》页401、52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5月，北京） 　　28金克木《徐盈的未刊小说》，（《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3月22日3版，文汇报社，上海） 　　29艾晓明《血统》页351，（花城出版社，1994年4月，广州） 　　30程念著、苏帆译《上海生死劫》，（中国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10月，北京） 　　31章廷桦《同窗钱瑗》，（《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9月6日，文汇报社，上海） 　　32、33、34、35、36来源于王友琴主编“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页。 　　37孔令朋《今生今世》页245，（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9月，北京） 　　38《吴宓日记》第9册页464，（三联书店，1998年，北京） 　　39蓝翎《龙卷风》页121、124，（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上海） 　　40《徐铸成回忆录》页303，（三联书店，1999年，） 　　41、42、43、44、45、46、《北京大学纪事》下册页652、658、675、676）。 　　47顾训中《想起了顾圣婴》）（1998年3月23日《文汇报·笔会》第8版，上海） 　　48《良卿法师自杀之谜》），（1997年4月18日《作家文摘》15版，北京） 　　49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袁进先生提供。 　　50刘自立《父亲——“堂堂之鼓，正正之旗”：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幻灭》，（《北京文学》1999年6期，北京文学杂志社，北京） 　　51黄世瑜《记忆中的施济美先生》，（1998年4月13日《文汇报·笔会》12版，上海） 　　52者永年主编《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远方出版社1998年，转引自1998年11月14日《文汇读书周报》6版，上海） 　　53向继东《历史是不能欺骗的——读杨第甫先生的两本书》，（1998年12期《博览群书》，光明日报社，北京） 　　54陈四益《传纲之死》，（1999年2期《随笔》杂志页80，花城出版社，广州） 　　55唐振常《旧稿旧事——忆往事之二》）（1999年4月24日《文汇读书周报》3版，上海） 　　56、57、58赵俪生《篱槿堂自叙》页157、24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上海） 　　59、60高建国《顾准全传》页588，724（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上海） 　　61、62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页193，247（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8月，北京） 　　63赵园《另类》，（《天涯》杂志2000年1期页80，海南作家协会，海口） 　　64、6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刘纳女士提供。 　　66、67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基骧后传》页17、1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2月，上海） 　　68彭小莲《他们的岁月》页11，（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上海） 　　69卢叔宁《劫灰残编》页6，（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2月，北京） 　　70《杨兆龙法学文选》页502，（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2月，北京） 　　71杨团《我的父亲母亲与〈思痛录〉》，（《老照片》第14辑页44，山东画报出版社，济南） 　　72散木《丁则良先生》），（《博览群书》2000年7期页52，光明日报社，北京） 　　73、74、75、76南开大学教授张汉如先生提供。 　　77、78、79来源于“文革受难者纪念园”。 　　79胡山源《文坛管窥——和我有过来往的文人》页127，17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上海） 　　80谢蔚明《早期的〈文汇月刊〉和他的作者们》，（《山西文学》2001年2期页52，山西省作家协会，太原） 　　81陈劲松《魏京生传》页63，（太平洋国际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5月，香港） 　　82华民《中国大逆转――“反右运动史”》页31、32，（明镜出版社，1996年12月，香港） 　　83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宁宗一先生、中国作协陈丹晨先生提供。 　　84、爱米尔·杜尔凯姆《自杀论》（中译本）页128、174、200，（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杭州） 　　85、87、88陈丹晨《在历史的边缘》页23、27、29（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8月，北京） 　　86转自《共产中国五十年》页216，丁抒文章。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日于香港 　　本文作者二零零一年二月五日至四月五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做访问研究期间完成此文。对于该中心熊景明女士和其它工作人员所给予的热情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来源:共识网谢泳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