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讨论会【转帖】

lrm2222

司马辕

三位当年的红卫兵，于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一年，邂逅北京，自然谈起了当年事。一个个都颇有感触，觉得损失太大了，常言道：有失必有得，那么“文革”的得在那里呢?  觉得这确是一个课题。于是决定每年春节的假期，举行一个小型的集会加以讨论，参加的除三位外，还有他们的夫人、儿女。并整理录音，以便在国家的政治形势允许的时候，加以公布，以谢世人。
这三位，一个叫司令，是谋事业单位的科长，另一个叫马帅在某大学的社会学研究室工作，第三位叫袁方仍在某军工厂里搞供应，学法律却从未派过用场。三个人的姓排起来叫司马袁（辕），是个赶车的，挺有意思。
1982年大年初二，他们开了第一次会议，讨论的题目是：

第一章  “文革”终于走来
讨论会由司令主持，他做了一个开场白。
司令：我们是关起门来开会，会议的内容不要对外公开。当然了，现在的民主的气氛很浓，但也没人说以后就不搞运动了，还是小心一点好。这次会议要开一天半，今天是初二
开一天，明天初三，半天。明天下午各回个的家，后天上班。首先要讨论的是：

文革的历史背景
袁方：整个“文革”运动都是违宪行为。“十六条”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
全会通过并发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十六条，文化大革命宣告开始 是个文革法，它宣布全国进入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和紧急状态，废止了宪法对国家机关和公民的保护。“十六条”是谁立的呢？是中共中央。但，中共中央不是国家的立法机关，他立的法自然不是合法的。
听众：既然是违宪，哪全国人大为什么听之任之不加干预呢？
袁方：全国人大是个名义上的立法者，用来自圆其说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人大，没有宪法就不成其为“共和”了，仅此而已！“文革”期间，所有的条令都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家联合发布。已经没有全国人大什么事了，足见全国人大不过是个“共和”的招牌和傀儡。
听众：那些人大委员都干什么去了？
袁方：都去坐“土飞机”，弯腰展臂挨整去了（笑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哪一个委员长和委员没有受到“文革”的冲击。其实，当时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也已支零破碎，自身难保；至于，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不过是毛泽东手中的工具，所以，在文革期间真正的立法者是毛泽东本人。
马帅：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刘少奇被中南海的造反派批斗，回到办公室他手持宪法大声抗议：“我是国家主席，我要维护国家主席的尊严；我也是个公民，公民权利不容侵犯，破坏宪法是要受到制裁的！”一个国家主席的抗诉竟是那样软弱无力，没有人去理会他。
袁方：这是为什么？因为，在中国只有一纸空文的宪法，并没有宪政，没有保障宪法正常运行的法律体系和相应的机构。
法院不过是个办理法律文书的地方，官方要判谁，法院就准备一纸判决书，仅此而已！被判刑的人往往不知道是谁告了他，证人是谁？又有那些证据。六十年代初，我在一个县城里搞社教，亲听过一个县法院的女院长的开庭审判，那简直是儿戏！
院长：“你被谁强奸了？”
原告指着被告说：“被他！”
院长：“你被他强奸过几次？”
原告：“一次”
院长：“就一次么，我看就算了”
原告急了：“不是一次，好多次了！”
院长：“都好多次了，还是什么强奸？！”原告还要争辩，院长把桌子一拍，“再无理取闹，我就判了你！你当我不知道，你个臊货！”
这样一场闹剧，一时间成了全县人茶余饭后的笑料，人们对女院长的机敏竟然赞不绝口。法律那里去了，却没有人去想、去问。
司令：军队起了很大的作用。
袁方：毛泽东之所以敢发动文化大革命，敢打破几乎是所有的国家机器的坛坛罐罐，就是因为手里握着军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毛泽东遭到彭德怀的抨击，其后的事实：浮夸、冒进、瓜菜代、饿死人，无处不在证明彭是对的，而毛并没有后退、辞职、倒台，相反确是扶摇直上，被无限崇拜起来。这一片权力和威望的蓝天，完全是靠军队撑起来的。
毛泽东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有自己的亲密战友林彪控制的军队，有军队的无限忠于，他就有恃无恐，就敢把他用枪杆子苦心建立起来的新政权打碎，再用军队按照他的意图重构起来。
听众：这事要是放到美国该是什么样子？
袁方：不可思议。美国的军队是国家的军队，它的任务是保卫国家和抗灾救民。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虽然总统是最高统帅，但要打仗仍需议会的批准。想用军队来发动一场政治昏斗是违法的，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军队是党的，是党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工具。党的领袖是军队的统帅，领袖要用军队干什么，那就能干什么，不须经过任何批准。
听众：现在不还是老样子？
袁方：党指挥枪，军队介入政治，让许多老帅和将领吃尽了苦头甚至命丧黄泉。彭德怀、贺龙、陈毅元帅以及黄克诚、罗瑞卿、杨成武等一批将军，他们可能会想，如果他们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何致有灭顶之灾？可是，共产党的事要领袖说了算。可人一旦当上了领袖就希望有无限的权力，有军队保卫着他的权力，何乐不为？！
听众：不能改变吗？
袁方：盼着吧！我们真要成为一个“共和国”，军队国家化是必由之路。它标志着党已经没了一己之私，和国家的利益真的走到一起了。
马帅：社会主义阵营都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包括我们中国在内，苏俄、东欧、古巴以及朝鲜、越南，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本意是，社会主义是出自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之上的，它有这么几个条件：资本和生产力高度发达、民主制高度完善、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建成。
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社会主义偏偏是在最落后、最贫穷、最专制的国家建成。苏俄以及东欧各国，中国以及朝鲜、越南、蒙古还有古巴，都是这样的国家。
历史造就了两个伟人。在苏联有斯大林，在中国有毛泽东。他们以强力把社会拉长，越过了资本主义，拖进了公有制的社会。他们始终拽着，不敢松手，因为，一松手就会弹缩回去，回到原本的出发点。在那里，人们会自发地追求财富，走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路。
听众：那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不是白玩了吗？
袁方：是的，但肩负历史使命的伟人，是会中流砥柱，不能让革命白玩的。有研究成果表明，社会主义和镇压是共生的。不能指望会有社会主义民主。没有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靠镇压来维持的。不会有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公民投票，只能走社会主义。你想争辩，你就会遭到镇压。斯大林几乎暗杀了革命时期的半数以上的中央委员；毛泽东则要在中共的高层抓走资派，抓阶级敌人。
听众：那些当权派就俯首就擒，老老实实的等着毛泽东来抓？
马帅：事实是，非但是俯首就擒，而且是助纣为虐，把脖子伸出来，举手通过了戳杀他们自己的“十六条”，任毛来宰杀。
听众：他们不至于那么傻吧？他们可是一代精英啊？！
袁方：傻倒是不傻，有点愚倒是真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都在他们最危难的时候表白自己从来不反毛主席，希望主席审查，救他们于水火之中。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是君，他们自己是臣。他们对毛泽东有的只是忠臣的纳谏，绝无谋反之意。一旦误会解除，毛泽东会回心转意，他们也都准备好了，谢主席不杀之恩！
听众：这还不傻，死到临头，还不知是谁要杀他？！
袁方：“忠”和“傻”在封建的伦理中是很难说得清的。这时候你们可能明白了，那些中央委员们为什么会举手通过宰杀他们自己的“十六条”了！当然了，除了忠君之外还有随大溜的侥幸心理：挨整的总是少数，哪儿那么好，毛泽东就是要整我呢？解放初，整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1959年整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右倾机会主义，刚刚结束的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不都没我的事吗？我不是都安全度过了？我只管不失时机的去墙倒众人推就行了！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把他们统统赏给老百姓，自己不动手，由老百姓替他去宰杀！
听众：我们似乎听出了一些眉目：没有宪政、权力或者说人为造就的社会主义的镇压本性、军队被用来作为政治的工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封建意识都是“成就”文化大革命的土壤。但您还提到了一个原因，那就是不民主，只是说得很少。
司令：中国共产党就不民主，哪里会有国家的民主？
袁方：中国共产党原本是一个革命党，革命党是有崇高信仰，用高度机密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它不可能是公开、透明和民主的。遗憾的是，这种不民主、不公开在解放后被延续下来。
马帅：党是一个精英组织。领袖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者。谁要想改变占统治地位的方针、路线、政策谁就得当领袖。不是领袖的就要慢慢地向上爬，直到当上领袖或者把现有的领袖赶下台，由自己来当领袖。
这似乎是历史的定式。党的几次路线错误就是这样纠正的：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王明，后面的一个个把前面的赶下台。最后才回归到毛泽东的正确的路线上来。
斗争的形式也是异常残酷的，大革命时期杀了不少的AB团，延安整风说是和风细雨，其实不尽然，抢救运动也杀了不少人。
司令：我明白了，你是说毛泽东怕刘少奇们赶他下台，所以先发制人，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
袁方：如果那样说，就把文革的起因过于简单化了。而且也离开了我们讨论的题目。
司令：对，对。我们还是继续讨论党内民主问题。
马帅：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毛泽东重获军队的指挥权，但还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的总书记是张闻天，按照毛泽东“党指挥枪”的原则，毛泽东是在张闻天领导之下的。
随着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壮大，毛泽东的地位不断提高，有人在高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它是人民的大救星。……”时，刘少奇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好家伙，是大救星啊！又有和马列并列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地位如日升天。到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顺理成章当选了党的主席。毛泽东也不失时机地拉了刘少奇一把，谦虚地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
袁方：请各位注意，党的六次代表大会是1928年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则是1945 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召开的，中间相隔了十七年，而第八次代表大会是1956年召开的，中间隔了十一年，那第九次代表大会呢，是1969年，中间隔了十三年。为什么不按党章规定的时间召开代表大会（党章规定一届任期为三年）呢？是因为毛泽东总要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时机来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让自己十拿九稳的当选或连任党的主席，1945年是如此，1956年“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通过  也是如此。
按照党章的规定第九届代表大会应该在1961年举行，但61年正是全国挨饿死人的时候，饿死了3000万，凄惨的事实正在为彭德怀的正确作证，如果这时候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毛泽东就要下台，所以就不召开，无限期地推迟，这中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到了1969年召开了“九大”又一次当选了主席。
对于违反党章这样的大事，竟没人管，没人问，没人监督，在党内哪里还有民主可言呢？
司令：这也是文革应运而产的一个原因吧？
听众：我们听说过彭德怀，也听说过“瓜菜代”、饿死人，但究竟是怎么回事却不知道，能给我们讲讲吗？
司令：“瓜菜代”的事后面再说。
马帅：三年指的是换届，党的代表大会按照党章每年都是要召开的，八届只召开过二次会议，以后就只开中央全会，政治局会议。
说党员有选举权，其实党的各级领导人都是上级任命的，说党员有批评各级领导人的权利，你真的批评了就说你反党，破坏民主集中制，不给你扣上一顶右派帽子都算便宜了你！
袁方：但是，作为党的主席却是可以和党的政治路线对着干。明明“八大”政治决议上说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过去那种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可以集中力量解决“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也就是说可以放手大搞经济建设了。
毛泽东却认为，那不过是有意地缓和一下，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毛泽东讲话《作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还是要坚持搞阶级斗争。如此一条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政治路线一直延续到打倒“四人帮”。
毛并不以为他是在反党，他并不认为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在他的潜意识里，他就是党，只有反对他才是反党。
马帅：民主集中制说到底是集中制，压根就没有什么民主。举个例子，在党内有三种表决方式：投票、举手和鼓掌。预先颞骨好了，有十分把握的用投票，如候选人与当选人等额的选举，是跑不了的事；没有把握的用举手，谁反对一眼就能看出来，也就没人敢反对；
最荒唐的是鼓掌，不分掌声多少，只要听到掌声就算通过了。四清运动的“法律”性文件“二十三条”就是用鼓掌表决通过的。
马帅：民主集中制说到底是集中制，压根就没有什么民主。举个例子，在党内有三种表决方式：投票、举手和鼓掌。预先颞骨好了，有十分把握的用投票，如候选人与当选人等额的选举，是跑不了的事；没有把握的用举手，谁反对一眼就能看出来，也就没人敢反对；
最荒唐的是鼓掌，不分掌声多少，只要听到掌声就算通过了。四清运动的“法律”性文件“二十三条”就是用鼓掌表决通过的。


毛氏狂想曲
司令：我觉得毛泽东在开国大典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个如何建设国家的蓝图，但是他并不和盘托出，亮给人看。他不时来一个大动作，让人摸不着头脑，又不得不跟着他走。等到接进了他的预期目标，人们才恍然大悟，但是，要反对却来不及了，只好默认既定的事实。不知二位怎么看？
马帅：是的。战争年代，有些传奇式的将军喜欢把他的指挥部设在前沿阵地，恨不能自己冲上去，而他麾下的指挥官，只好亲自带着他的部下往前冲，虽冒死，却鼓舞了士气，每每得手，高奏凯歌。当然，毛泽东本人没有这样的经历，他作为战略家，指挥的是元帅和将军。但是，解放以后他把这样的经验随手拈来，用在了实现他的社会主义大业上。
社会主义，在刚解放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就是让刚刚分到土地的农民，还没来得及高兴，还没在手里捂热乎，就要共产，就要把土地交出去，交给农业合作社；让刚刚摆脱外国资本挤兑的民族资本家，还没得到一个显身手的机会，来一个大发展，就要把工厂、矿山、商店交给共产党。这样的事——完成从私有制过渡到公有制，不管怎么说，不管从观念还是从具体操作，都是困难的。
当时，党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1954年宪法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经济上公有制和私有制共存，政治上工人、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处。至于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过渡则要慢慢来。包括毛泽东都认为要用十五到十八年的时间。
刘少奇和党的农村工作部按照这样的全党共识来部署农业合作化。刘少奇提出要“确立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是完全合宪的。并多方准备：培训干部、进行试点、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反对冒进，坚决砍掉那些不合格的合作社。
毛泽东却另起炉灶，甩掉了党的机关，甩掉了各级政府，赤膊上阵，发动了一场农业合作化运动。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你砍我上的拉锯战。
毛泽东鼓励记者到农村去，广泛报道农村合作社的组建过程，他在后面打气，亲自为报道写编者按，一共写了一百四十几篇。号召“书记动手，全党办社”这里的“书记”指的是基层党的书记。用这样的方法，到1956年全国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演绎了一场元帅带领士兵冲锋陷阵的大胜利。不管那些高级农业合作社是不是合格，是不是夹生饭，刘少奇们也只能望社兴叹。用同样的方法，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好！”又在1958年在全国范围内把乡变成了全民所有的超级合作社。这样一个把农业的私有制过渡到半公有制的合作社，再由半公有制的合作社过渡到全公有制的人民公社仅用了六、七年的时间。可谓神速！
袁方：高压态势是毛泽东又一个军事化的办事风格。抗日战争，八路军只是小打小闹，真憋气，真不过瘾。到了解放战争，一个又一个的大兵压境，让敌人就范，三大战役毛泽东过足了胜利的隐。和资本家的战斗，缴资本家的枪，毛泽东也是这么干的。
马帅：当刘少奇热衷于和资本家交朋友，向资本家学习，鼓励资本家剥削以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秩序，在他和资产阶级度蜜月的时候，即1951年，毛泽东抄了刘少奇的后路，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三反”是指：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五反”是指：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件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前三反是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后五反就是对资本家的。那些资本家“老虎”被看管起来，车轮大战要他们交待问题，像熬鹰一样不让睡觉。问题交待以后接着就是罚款，直落得倾家荡产，案情重的、与朝鲜战争挂上钩的则判了刑。据统计受到经济制裁的企业有45万家占企业总数的76％之多。
侥幸逃过一劫的资本家都战战兢兢，暗地里发牢骚，说共产党手腕高，比起国民党来是铁的多了。到1955年党的公私合营的赎买政策一出台，便纷纷走上街头，敲锣打鼓庆祝公私合营，把买卖交给共产党，有定息可拿，倒落个轻松。到1958年，知道吃定息也是剥削，又纷纷要求把公私合营的牌子摘下来，换成国营。于是，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转眼之间在所有制方面，就进入了社会主义。
司令：公私合营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六十岁了。他着急，什么都要快，是不是在他的设计的蓝图上，标注着在他的有生之年要完成社会主义呢？
马帅：我想，从他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应该是。很明显，他要扫除他前进道路上的一切绊脚石。这个绊脚石不是别人，共产党好指挥，老百姓好运动，唯一不好对付的就是知识分子。
在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政治敏感，有参政意识，而且软硬不吃，又不好愚弄。所以一遇到批判知识分子的机会，他总是一马当先，决不错过。批判武训，批判梁漱溟，批判俞平伯，他亲自组织力量写批判文章、并代替编辑添加按语。
据说，那篇批判梁漱溟的文章就是一篇即兴讲话。那是在1953年9月的一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会议上，讨论农民问题。梁漱溟发言抨击粮食统购统销，取消粮食市场由国家垄断，为农民诉苦。毛泽东越听越来气，走上台去，一把把麦克风枪过来，大骂梁漱溟是用笔杀人的反动派。毛选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1977年人民出版社
对于胡风就越加发狠。胡风，上海左翼作家，鲁迅的学生，文艺评论家，新中国仅存的自由主义者。解放后，给毛泽东上三十万言书《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要本该属于他的创作自由、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建议取消政治对文艺的管制。对于党控制舆论，控制思想，颇有微词。毛密令公安查抄胡及其学生的私人信件，并以信件中发牢骚、讲黑话、抨击时弊为证据，定胡风及其追随者是反革命集团，抓监入狱。受株连的“胡风分子”达数2000人之众。
袁方：毛泽东不可能让舆论自由。舆论自由了，决策就要民主化，他怎么能受的了？他的一套，不就被民主夭折了？
马帅：到了1957年反右的时候，知识分子在高压政策之下已经不敢说话了。各级党组织动员民主党派，科技人员，思想有问题的党员给党整风，给党的领导提意见。毛泽东保证“知无不言，言者无罪”，指示报纸多登反面意见。
民主党派要分得新政权的一杯羹，要民主、要参政，于是按捺不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眼睁睁看着丢了家产，心怀不满，有话要说按捺不住；一般的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对基层党的领导人的霸道作风有意见要提，按捺不住；肃反被扩大化了的 在1951年镇压反革命之后，又搞了一个肃反运动，被肃的有一百三十万人之多，真正定案只有一万三千人  ，要讨个说法，一些有头脑的党员，要求党内民主，要按照组织程序提意见按捺不住。他们都要“言者无罪”，报纸也大登其言论，人们都惊叹共产党的大度。
这时，毛泽东说话了，“事情正在起变化”，“言者无罪对他们这些人不适用”，不经审判，各级党委争先恐后，一下子打了五十万“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彻底老实了。不再有人忧国忧民，就是中国的天坍塌下来自有毛泽东顶着，再没人理睬了。
袁方：很明显是欲擒故纵。毛泽东自己也说是引蛇出洞。一场本来是共产党自己整风，请外人来提意见的事，变成了一个诱捕不同政见者的圈套。这是多不仗义呀！
司令：于是迎来了大跃进。其实，大跃进是在毛泽东计划之中的事。生产关系进入社会主义了，他还要生产力也进入社会主义。
马帅：事的。毛泽东认为条件已经成熟了。不仅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右派失去了话语权，一般的知识分子也都闭上了嘴，对毛泽东推行他的大跃进来说是扫清了一个巨大的障碍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制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要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要求：中央和地方、工业与农业、大中小型、土法上马与洋法上马同时并举。但是，还有两个不大不小的障碍，一个是苏联专家，另一个是各级的官僚机构。在当时，几乎是所有的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都有苏联专家，一切技术和管理问题都是苏联专家说了算。对专家的话几乎是言听计从。有的技术人员就是因为反对苏联专家当了右派。你不通过专家搞跃进，怎么可能呢？你不通过各级政府的主管工业，主管农业的部门，把钢产量翻一翻，把粮食产量翻一翻，怎么可能呢？
袁方：毛泽东最烦的就是官僚机构，一有机会就精兵简政。毛泽东很少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不是敷衍就是反对。唯独听了一位开明绅士关于精兵简政的意见，那就是《为人民服务》里提到的李鼎铭先生，因为他的意见正中了毛的下怀。
马帅：毛泽东把机关干部都打发到炼钢和深翻土地的一线去劳动，尤其是知识分子一类的干部，毛泽东说他们是资产阶级，通过劳动来接受劳动人民对他们的思想改造。
一个个炼钢和翻地的会战在打响，担任指挥的是“会战指挥部”，“会战指挥部”里的总指挥是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的书记，副指挥则是那个城市或地区的物资局长、交通局长、财政局长等等，统一调配人力、财力、物资、车辆等等。完全打乱了原来的行政建制和组织社会生产的系统。苏联专家自然地靠边站了，没人再理会他们了！
司令：又是元帅带领士兵的战斗。大元帅是毛，由毛督战各地的党委书记率领群众赤膊上阵。
马帅：毛泽东最熟悉的就是战争。他把中国的经济腾飞也看成是一场战争。他要用战争的方法来进行经济建设，他已经有了这样的条件，如果说封建帝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还是一种向往，而在新中国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毛泽东可以指挥到任何一个村妇，因为她是社员；可以无偿调拨任何单位的任何资产，因为那是国有财产。他可以集中所有社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打一场人民的经济建设的战争。
有九千万人大炼钢铁，是营、连、排的民兵建制；有一亿人深翻土地也是营、连、排的建制。毛泽东津津乐道的是他已经把全中国变成了一个大兵营！
人们排着队上下班，吃饭一律进食堂，几天一次的会餐即吃得好又不要钱，那些机灵小子，整天找着去会餐，看哪个食堂人多，摆好了桌子一道、一道地上菜，就大摇大摆的坐下，狼吞虎咽的吃，吃饱了摸摸嘴就走人，白吃，没人管。
听众：如果想回家吃，行吗？
马帅：回家吃？怎么吃！锅都砸了，拿什么做饭？家庭妇女都炼钢去了，谁来做饭？食堂的饭好坏都得吃。不但在城市，而且在农村人民公社也办了食堂，吃饭不要钱，实行了半供给制。
妇女们都乐了，男女平等了，再也不围着锅台转了！孩子们都乐了，学也不上了，挨家挨户收钢铁，大到锅铲菜刀，小到门环锁吊，只要是铁的就收，不给不行。然后送到炼钢炉上去。晚上工人还要上“红专大学”学技术，或者到文化室吟诗作画，歌颂大跃进、歌颂人民公社，歌颂总路线。
牛皮一个一个吹上天，小麦亩产八千五百公斤，玉米亩产两万五千斤，早稻亩产三万斤，中稻亩产六万斤，棉花亩产五万三千斤。还有更大的亩产十三万斤的中稻。详见《人民日报》1958年九月二十二日，八月三十一日，八月十三日，九月五日、《中国青年报》十一月二日和《人民日报》八月二十五日，1959年九月十二日《广西日报》。每吹一次就是一次卫星上天，要敲锣打鼓游行庆祝。
听众：我们觉着那时候的人都傻，明明是说瞎话，还都相信。
袁方：不是傻，是不敢不信。毛曾用人民战争的方法：集中优势兵力，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小日本、打败了蒋界石，打败了美国佬。这一回他要用同样的方法，人海战术，土高炉，土钢炉、土技术拿下1070万吨钢；人海战术，肩扛、人挑、洋镐、铁锹来兴修水利，深翻土地拿下7500万担粮食。
农民出身的毛泽东肯定知道一亩地该打多少粮食，一千斤都打不了，何况是几万斤！他就是要人们吹牛，他要的是一种态势，要气可鼓不可泄，要的就是轰轰烈烈。他决心已下，不惜用铁腕政策，不惜押上他的威望，扫除一切绊脚石，争取最后的胜利。
那是一场严峻的战争。战争么，就是非常时期，就是紧急状态。那个年代，一切个人和单位的财产不再受保护，一切个人的权利都被迫放弃，不允许任何人说三道四，只有无条件地服从命令。你吹了牛，是好样的，给你插一面红旗，以你为榜样；你说了实话，讲了真话，戳破了吹牛的西洋景，就要拔你的白旗，辩论辩论你，对你进行批判、斗争！
听众：刘少奇呢？他是什么态度呢？
袁方：有了前两次（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被毛泽东耍弄的教训，刘少奇也学乖了，不但不反对，还表示拥护。在八大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里，说“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到来了”，视察时说“众人拾柴火焰高么！”对人民战争大加赞扬。
马帅：当时，卫星上天的不只是粮食亩产，还有养猪，一天长十四斤肉。一个土炼钢炉，一天炼十七吨钢，三分半钟就炼一炉详见《人民日报》1958年八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1958年十月四日。只是报道的不如粮食多，对炼钢的知识，人们大多不了解，所以不像粮食那样引起轰动。
司令：我小的时候见过那些土炼钢炉，有的连风机都没有，用人拉木风匣，比人还高的巨大的风匣，几个人轮换着拉。我一直怀疑，那行吗？
马帅： 技术上应该没有问题，中国古代就会炼钢，有上千年的历史，还不都是土法？但是，越是土法就越难掌握，工艺的控制全凭人的感觉，那是手艺，不是人人都能学会，都能干好的。所以，土钢的质量是很难保证的。
袁方：什么很难保证，根本就没有保证。毛泽东嘴上说要多、快、好、省，刀切豆腐四面光。哪有那种事！实际上，毛要的是放卫星，要数量、要多、要快，早把好、把省放在一边去了。到了1959年那些派不上用场的土钢堆积如山，到处可见。可惜没有留到现在，要是能留到现在，也是一个历史的见证，太有教育意义了。
司令: 我们再看看公社的大食堂。
马帅：中国的农民自古以来不知大食堂为何物，只知道吃绝户，吃大户随便吃不花钱。
今天可以吃共产党，随便吃不花钱，无不欢呼雀跃，敞开肚皮吃，精米白面、猪肉粉条，好吃的全吃完了，就吃高粱米、棒子面，白菜、豆腐，棒子面也不多了就掺点糠，最后糠也不多了，就吃树皮、野菜？…… 这个过程只有两年多。
其实，1958年是一个丰收年，庄稼长得特好，为什么很快就没得吃了呢？彭德怀的诗道出了事情的真相：“谷撒地，薯干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
入冬深翻土地的时候，把发了芽的玉米粒，冻烂了的红薯翻进了土里，人们说五八年是丰产不丰收。深翻，把表层的千百年苦心经营的长庄稼的肥土，都翻到了地下的深层，板结的阴土都翻到了上层，到了1959年庄稼就不长了，小麦才长一尺多高，人们坐在地上拔麦子，产量不过百十斤。亩产万斤的泡沫蹦了，爆了，蒸发了，消失了，再也不见了。
党的高层就此撕破了脸，真枪真刀的路线斗争也就此开始。


文章提交者：gyh2006996 加帖在 史海钩沉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文革讨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