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版“华子良”

白海鸥 · 发表于 2010-7-4 13:36:46

现代版“华子良”

——《折腾岁月小记》之三十五

   周五接到四妹电话：她们准备明天到老齐家，在旅顺购置的农家小院度周末，并传达了齐家对我们的邀请，最后嘱咐我带上画具为齐家老爷子画张象。
   老齐家是四妹乔迁新居的对门邻居，两口子正当中年，一天忙的很，儿子在上海读书，家中85岁的老爷子，就托付给退休在家的四妹关照，所谓关照也就是中午过去给热热饭，没事时接老爷子过来搓个麻将，妹夫倒班休息时，常带老爷子去洗洗澡。日子一长，齐老爷子就非要认四妹为干女儿，从此两家更亲如一家。
   齐家已于周五下午到达，听到汽车声，两口子急忙从院里迎了出来。过去就听说，齐家这套农家小院收拾的很不错，平日雇邻舍代管，耕种一些庭院作物，夏季他们经常来这里度假，今天一看果不其然，前后两个院子，后院是菜畦，前院长着几棵果树，还有一棵正在挂果的葡萄藤架，下面有一个大石桌，四周的墙根下摆放着各种盆栽花卉，蜂飞蝶舞……
   在葡萄架下的斑驳阳光中，齐家老爷子笑呵呵地向我们走来，右腿有点瘸，一看就是个豁达开朗的老人，虽已进耄耋之年但精神矍铄，敦实的个头，红颜鹤发的脸上堆满了惬意的笑容，听四妹说过老爷子的老伴去世后，就被他最小的姑娘从黑龙江接到大连居住，他嗓音极好，能唱一手好歌。
   寒暄过后，我让大家忙去，就开始给老爷子画像，在作画中，我越观察这张脸型越觉得很熟，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作完画后已近中午，大家就围坐在石桌周围，有说有笑的品尝起，这些地道的绿色农家菜肴，老爷子不喝啤酒，三盅白酒后在大家的掌声中开始引吭高歌，让我们感到特别惊讶的是，他专唱现代时尚的流行歌曲，什么《两只蝴蝶》《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特别是那首《遇到你是我的缘》里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我爱你。”高音部竟能拔上去，若只听声音根本想不到这是一位耄耋老者，还有那双手钩在一起放在胸前的姿势，更让我想起了什么……
   闲唠中我问老爷子，离休前是哪个单位的，他说:“我是齐分局物资处的。”“我是齐工业处的……”我的话音刚落，老爷子就抓过我的手：“怎么，在这里遇到老同志了？我叫齐宝山，想起没？”我愣愣地看着他，努力的在记忆的长河里搜寻着这个齐宝山……”最后摇摇头。“唉，咱老齐局哪有不认识我的……对了，那个齐魔障、（北方称疯子）齐傻子，认识不？”他最后这一提醒，立即将我前面的串串问号抻开了……
   文革期间，我们铁路一带有个著名的齐魔障，说他著名就是歌唱得极好，声誉响彻半个市区，虽然一身埋汰的蓝布衣服，前襟油光铮亮，一头长发向后披着，满脸胡须，但举止不讨厌人。在街上、在商店只要有人指着他说：“老齐头唱一段。”他就会傻傻的一笑，站下来两手在胸前一钩，双肩微端，旁若无人地开唱，诸如《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北京的金山上》等，特别在唱到结尾处的长音时，随着那颤音的飘逸，脑袋微摇，挺有风度的。
   据说这人是因揪“内人党”时被抓后，精神受到刺激，落下了这一毛病，除此之外他没有其它不良嗜好。得了这病人就算废了，所以单位给他办了病退，他也就整日浪迹街头，后来又发现他象棋下的挺好，但从不见与别人对弈，只是在一旁支招，到1971年“9·13林彪叛逃事件”后，他拒绝唱歌了，也不为别人下棋支招了，而是推着一辆童车，里面坐着他的小外孙子，整日在铁路局宅附件溜达，人们说孩子让一个疯老头看，这当爹妈的也够大心大肺的，再后来就看不到他了，听说是家中老伴卧床不起，他又在家伺候老伴了……
   没想到他乡遇熟人，我问道：“老爷子，你那病好利索了？”说着我冲她女儿指了指脑袋，“啥病，那是他装的。”他女儿神秘地笑道。这更引起我的兴趣，要求他说个究竟。老爷子又是当年那样傻傻的一笑：
   1967年11月，内蒙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滕海清，从北京带回江青“挖黑线”的讲话录音带，从此刮起了一股从文艺界开始，然后波及到党、政、军社会各界，并推向全区的“挖黑线”邪风。1968年2月4日，中央文革领导人接见滕海清时康生说：“内蒙地区苏修、蒙修、日本特务不少。“内人党”至今还有活动，开始可能揪的宽点，不要怕!”从此在他和谢富治的唆使下，由滕海清直接领导，在内蒙全境开展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挖肃”运动。这个“挖肃”运动的中心要害是，挖所谓乌兰夫的“暗班子”——“反党叛国”的“新内人党”，并扬言“挖到蒙古包里去，挖到羊群里去”。
   你们别笑，当时还真的挖到羊群里去了，很多牧场畜群被宣布为“内人党”的“叛国”羊群、牛群、马群，统被没收、赶走；几百万亩草原因垦荒变沙化；母畜被随意屠宰、出售和外流，著名的苏尼特右旗优良的纯种白马从此灭绝。
   先是电台广播，接着张贴《敦促内人党登记》一号通告、二号通告，勒令“内人党”成员三日之内，到各革命委员会登记，否则一概按敌我矛盾处理，没有人去登记就把疑似分子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反复宣读毛著里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再没有人交代就一个一个提到专案组刑讯逼供。并按照清理阶级队伍的作法深挖狠斗。后来听我外孙说，在内蒙古大学编录的《内蒙古自治区史》中记录，有27900余人被迫害致死，而非官方所说的16222人；还有12万多人被迫害致残；被株连诬陷的有70多万人（当时蒙族130万人）。
   啊，你问我什么叫“内人党”，那我就简单说说：“内人党”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简称。它成立于1925年，接受共产国际领导，解放前夕发表《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后来在乌兰夫的领导下，转入中国共产党，由民族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历史上的“内人党”到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就不存在了。而在文革的癫狂年代里，“内人党”却不幸成为了一场特大冤案的导火索，被诬为一个有计划、有纲领、里通外国、专搞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的反革命组织。
   从1968年11月到1969年3月，这五个月是对“内人党”打歼灭战的极为惨烈的时期。当时是拿民族成员作推论，我们原单位共有七名蒙族职工。于是派来三个战斗队，每组十人，分别负责抓人，抄家和审讯，是蒙族人就抓，他们的理念是：“你是蒙族人，能不是‘内人党’吗?”这样一来，在年龄范围内的任何蒙族人，都难以逃脱被挖抓的厄运。抓到后用不着审问，只令他交代罪行。专业战斗队人员昼夜三班倒，发加班费，个个积极争先，打出成绩火线入党。各个专案组天天搞车轮战严刑逼供，为迫索证据用刑日益翻新，敢下毒手是他们的共性，导致一个嫌疑人屈打成招，最多可以咬出近百人来。
   1960年我就从海拉尔分局调入齐局，但也被抓进去的同学咬出，说我是“内人党” 的变种组织“青年党”、东蒙第十二支部委员。1968年11月11日我被抓回海拉尔，当时我莫名其妙，不承认加入该党，专案组就开始严刑逼供，我这条受伤的右腿就是那时被打残的，酷刑再继续下去我也受不了啦，在诱供引导下，就开始绞尽脑汁地搜寻能记起的朋友、同事的名字，按发展的下线成员准备“交代”。
   正在这时的一天早晨，专案组喊我与另一个人去厕所，将一个受不了酷刑折磨而上吊自尽的难友，从吊着的木梁上解下，当时我一看到死者那吐出的长舌，和鼓出的双眼立即吓呆了，趁势就一下倒地，浑身假装发硬口吐沫液，想躲过这一差事，在被从厕所拉出时，听到专案组一个姓陈的人，报告军宣队领导说我被吓死了，我立马就屏住呼吸想装死，那个领导过来摸摸我的脉说：“净他妈胡说，这不还有脉吗？送医院！”路上我就寻摸，自己真傻，死能装的了吗？干脆我就顺坡下驴装疯吧，并把大小便全排在裤裆里，我下定决心，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学《红岩》里的华子良，装傻充愣，这样虽然遭罪，但总比受刑好，更主要的是那些我正要“交代”的九个人可免除一灾。
   起初他们不信我疯了，年底把我送到北安精神病院进行医疗鉴定，我很怕过不了这一关，但没想到这一关很轻易的就闯过去了，那时精神病的诊断没有什么仪器，医生所掌握的“工具”就是一套理论，一张用来交流的嘴，和一双用来观察的眼睛。最终下的鉴定是：“反应性精神病”入院治疗。
   住院后家属被通知来看望，我偷着告诉老伴事情原委，让她放心在这里我才能保住命，不要替我担心。她告诉我，我们亲属已有11人被抓，两人已死。听到这一消息令我惊愕，兴庆自己这一步走对了。
   虽说这里安全了，但毕竟是疯子聚集的地方，那日子真难熬。首先是每天要服大把大把的神精药物，刚开始我硬挺着服药，但受不了那种难耐的折磨，后来就将药裹在舌头下，没人时再吐出来，有次被大夫发现，他们将我按到强行灌药，我只好在服完药后，再到厕所用手抠嗓子干哕呕吐出来，有时将嗓子都抠破了，药片伴着血丝吐出来；另外每天还要面临被病友攻击的威胁，与我同在一个病区的患者还不是那种狂躁型的，但也时有意外发生，最重的一次是正在食堂吃午饭，突然被后面一个病友，用满满一碗面汤扣在脑袋上，幸亏医院对我们的饭食温度有要求，否则我这颗脑袋就成熟透的菜花了，这里最可怜，也最可怕的是那些失去自知力的重症患者，经常肇事肇祸，防不胜防；那年月得这种病的人特多，进来后通过他们的狂言噪语就知道，这些人的病因都与当时的运动有关，不久就人满为患了，此时的卫生条件糟透了，病房里的气味自不用说，每天大家都在低头忙于抓衣服上的虱子，领子、袖口里的则要用牙咬......
   时间长了，我发现凡是患者有打哈欠的，都被视为病情好转，可以转入另一个病区，每天要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这里比其他病区条件好些，很快我也来到这里。
   后来听老伴说在大批受害人及家属拖儿带女，到北京不断上访的压力下，在1969年五月《中央5·22指示》文件下达了，文件指出：内蒙古挖“内人党”、打“叛国集团”的“挖肃”运动扩大化了，要求“对于误伤的好人要彻底平反，被关押人员中，除少数有重大嫌疑的要继续审查外，其余立即释放。”听到这个消息我认为形势在好转，所以就表现的病情明显趋好，在家属要求下我就出院了，算算整整住了151天疯人院。
   回家后我不敢马上过正常人的生活，因形势又有变化，当时虽然在文件上有毛主席批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古已经扩大化了。”，因为这个“扩大化”是个模糊概念，没扩大化的范围是多大？没有界定，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毛主席更没有明确说这是个严重错误，特别在后来毛主席又说“挖内人党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在这个背景下，军管领导人仅仅是放了一小部分伤残者，仍坚持毛主席批的是“扩大化”，而不是“错误”拒绝彻底平反、放人、落实政策。为此大女儿去海拉尔原单位找过多次，最后被告知：“你父亲是“新内人党”的支部委员，按政策支部委员以上的骨干分子均按反革命分子论处，不属平反对象，若不是因病早就在大狱里呆着了。”这使我甚感头上悬着的那把利剑更加寒光闪闪，惶惶不可终日。
   但广大受害者与亲属，则以《中央5·22指示》为尚方宝剑，说：“毛主席要解放我们，他们不执行，我们只好自己解放自己了。”于是大家组织起来从“保滕派”手里往外抢人；围攻批判滕海清；并组团再度进京上访，滕海清索性躲起来，不主持工作了。结果挖的和被挖的形成两大对立派，民族对立情绪日见突出，局势严重失控。对于内蒙古出现的混乱局面，康生说：“内蒙古平反一风吹了，犯了第二个扩大化错误”；黄永胜则说：“内蒙古批判滕海清，以错反错，搞乱了局势。”，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的抚恤、医疗、生活困难补助等项工作，全都停顿下来了，一些重点人，又再次被抓回去继续审查。对此我不敢怠慢，只好仍穿戴邋遢的到处闲逛，以唱歌为掩护打探事态进展情况。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驾鹤西去，当天下午我也随大伙到单位俱乐部去开追悼会，沉侵在呜呜咽咽的悲痛氛围中。哭着哭着，我就泣不可仰，自禁不得了，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变成涕泗滂沱的嚎啕大哭……你们想想八年了，把一个正常人逼得去装疯卖傻，有爱不敢表，有情不许发，有恨不让泄；一条腿被打残，身背这么个大冤案，平日连哭的权利都被剥夺；再说他老人家甩手走了，怎么就留下这么个不伦不类的“最高指示”，我们这案子到底咋算呀？今天利用这个合法机遇，把心里的郁闷都倒出来，痛快淋漓的大哭一场。等散会时我已站不起来了，人软得象一摊烂泥，多少人都拉不起我，同志们说：“让魔障哭个够吧，看不出他对主席的感情这样深。”
   打倒四人帮后的1978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报告，作出彻底推倒所谓“新内人党”的历史错案的批示。终使这场“发了一阵疯，扑了一个空，做了一场梦”，的闹剧落下帷幕。我也摘掉了疯癫十年的华子良面具。
   行文至此，我掩卷沉思，想起近日刚看过的，在有限范围内开放的《林彪工作札记》，逐渐一个概念清晰起来——读不懂文革就读不懂毛泽东。

                                                                                          2010-07-04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