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文革文物，见证真实历史/关于文革的回顾与思考（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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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藏文革文物，见证真实历史


       按语：2006年，为纪念文化革命40周年，笔者根据收藏的“文物”资料，写出了《历史的见证——文革文物展示》初稿。试图通过“文物”展示、图片说明、讲述故事，使后人对文革有比较直观、系统的印象，感受红色魅力。同时也是对妖魔化文革者的回应。2006年7月，我带着拙作到北京请著名作家魏巍指教。86岁的魏老读后写了简短、深刻、凝重的文字——写给《历史的见证》：“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今已经40年了。随着历史风云的变化，这场大革命越发显出重大深远的意义和耀眼的光芒。尽管对它的评价依然存在着种种争议，甚至巨大争议，而且还会持续下去，但那种盲目的否定和轻率的否定，显然越来越难以立足了。我以为，只有从人民长远的利益出发，广泛收集历史资料，严肃地研究它，加深的理解它，找出什么是成功的地方，什么是不成功的地方，并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利于未来的实践，才是正确的路子。一丁是我的故乡人。她是那场革命的亲历者，又是有心人。近二十年来，她以并不宽裕的经济条件，怀着满腔挚诚，走南闯北，历尽辛苦，在各地旧书摊上收集文革文物，终于蔚为大观，简直成了文革文物的收藏家了。如《毛主席语录》她就收集了数十种大小不同的版本，国内外用五十多种语言文字发行的语录版本也有不少被收入囊中。此外还有多种《大字报选编》和数千种《红卫兵》小报、传单，文革中的照片、歌曲，文革中的中小学课本，各种纪念品和票证等等，真是五光十色，使人大开眼界。现在她把这一切材料，归纳整理，编成《历史的见证》一书。我想，这对推动文革历史的研究，无疑是一大贡献。书成之日，特书此数语，对她多年来的辛劳和挚诚表示敬意。”后来，由于图片太多，印刷费昂贵等原因，就搁置下来。现将该书的《自序》部分贴在网上，敬请网友批评指正。——一丁　　

收藏文革文物，见证真实历史   　　   　　

    1993年冬，我因身体不适等原因，提前退休。一天，在整理旧物时，从杂物室的角落里发现一个木箱子，掸去尘土，打开一看，原来是存放20多年的毛主席语录、诗词、著作、红卫兵证件、袖章、日记、信件、资料，还有一个装满毛主席像章的精美小盒子。我的心一下子被触动了。像神奇的鼠标点击到保存在内心深处的存储文档，思绪一下子回到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1966年夏，我正在读大学三年级。作为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祖祖辈辈的第一个大学生，我对毛泽东主席始终心存感激之情。当毛主席发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时，我毅然带上了红卫兵袖章，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像千千万万的青年学生一样，我经历了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大批判、大联合；经历了炮打司令部、造反有理、斗私批修、接受再教育……。这些物品就是那段火红青春的见证。后来，毛泽东去世，文革成了沉重的话题。许多亲历者沉寂在经济大潮中，文革物品或被烧毁，或被卖掉，或被遗忘在角落……。然而，文革这段经历在我心中的烙印实在太深太深，无论时隔多久，一旦触动它，内心就会久久不能平静。我很想为这段历史做点什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旧书市场闲逛，发现几乎每个摊位上都摆放有毛主席语录、诗词、像章、宣传画，甚至还有文革小报、传单、书籍等文革物品。当我看到这些物品和古玩字画一样被收藏者讨价还价的时候，我突然受到启发，情不自禁的加入到收藏文革文物的行列中。于是，无意中存放的这箱物品，就成了我最早的藏品。　　

    十几年来，无论严寒，还是酷暑，每到星期六，我就带上挎包去郑州旧书市场“淘金”。每当看到旧书摊上摆放的那些红彤彤的文革物品时，心里总是热乎乎的。就这样，年复一年，义无反顾。初时，郑州市还没有“古玩城”，旧书市场先是在郑州大学“金水河”段河沿，后搬到西郊工人文化宫院内，另外还有桃源路、建设路等小书摊。无论搬到那里，无论书摊大小，都留有我的足迹。其中有艰辛，有乐趣，有遗憾、有满足，真是体验人生百味，品尝苦辣酸甜。有时看中一本语录或一份小报，因价格不合适没有成交，等下次再去时已成别人囊中之物，心里会后悔难过好几天。有一次，我们买了几份文革小报合订本后，发现兜里的钱所剩无几，只好先留下公交车费，余下的买了两个烧饼充饥。当品相完好、价格适中、心仪已久的“文物”终于成为自己的藏品时，那份愉悦，那份得意，那份满足，真是溢于言表。除了逛旧书摊外，同志、朋友的馈赠也是我藏品的主要来源。有的同志搬家，我知道后，就去捡一捡“破烂”。久而久之，不少朋友知道我收集文革文物的事情，有的还主动提供线索或亲自送物上门。旧书摊位的“老板”跟我十分熟悉，有新东西就与我电话联系，我是召之即去。其实，卖旧书的人中，不少是收废品出身，他们在收废品的同时，把“文物”挑拣出来，攒到周六、周日到旧书市场摆摊卖。后来有的人也成了“收藏家”。他们十分看重套红文革小报和创刊号，价格比普通报纸高几倍甚至十几倍。而我看重的是小报的内容和史料价值。比如油印小报刊，资料性强，信息量大，也更原生态，价格又便宜，我就比较喜欢。有一次，文革中河南省最大的群众组织——“二七公社”的大批资料出现在旧书摊上，首批被我买了一编织袋，全是崭新的文革小报，全国各地都有，真是令我喜出望外。可是，下周再去时，另外几麻袋被另一藏友买走。这个藏友是“票证”收藏家，他把自己需要的信封、邮票、彩色报刊等“精品”挑选后，打电话让我去吃“二馍”。于是，我和老伴就到他家购买我们需要的小报品种，同时他把油印小报、传单、资料无偿送给了我们。就这样，在炎热的夏天，我们多次去他家挑选购买“文物”。其实，更想得到的是馈赠部分。　　

    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几年来，我节衣缩食，把收集文革文物当成唯一乐趣，藏品颇为可观。我的收藏品种多而杂，足以能办个“家庭文革文物博物馆”。现有文革小报3000余种，涉及面包括西藏在内的29个省市自治区，有铅印、油印、誊印等。其中几种报纸从创刊到终刊，几乎完整。例如：清华大学《井冈山》报、河南《二七公社报》、河南省委《井冈山》报等。还有的报纸比较珍贵。如一份《中学文革报》创刊号，登载有遇罗克的《出身论》，当时在全国影响很大，我是偶尔在古玩城一个书摊上发现的。还有一份文革中聋哑人办的报纸——《革命聋人报》，比较少见，是最近才和别人交换而来的。在我的小报藏品中，油印品有500余种之多。油印品一般是该群众组织受压时创办的，和铅印相比，印刷质量较差，视觉效果不好，但随着科技的发展，这种印刷方式本身已被淘汰，所以，这一品种仍很珍贵；藏品中有“红宝书”100多种。比较珍贵的有袖珍本的英、法、德、意大利、日、越南文、藏文、朝鲜文等；大小有16开、32开、64开、128开、256开；盲文版的《毛主席语录》，由于特殊文字特殊纸张，其大小为长30厘米，宽28厘米的大八开语录，由于发行量少，更是弥足珍贵；群众组织印制的语录更是品种繁多，如毛主席《论农业》、《论教育》、《论金融》、《论科学》、《论阶级与阶级斗争》等等；《毛主席诗词》也被我列入“红宝书”之列。文革中印制的《毛主席诗词》，集诗词、解释、手书、照片、诗词谱写的歌曲等为一书，大小一般为64开，也有少量128开，均配以红色塑料封面，十分精美；藏品中有一本手刻油印《毛主席诗词注释选编》，辑录了毛主席诗词的原著、手书、书信、原注、自注、注释、注解以及有关革命故事、题字、篆刻、地图、插图、尾花等，内容丰富、书写工整、手书逼真、插图精美，实为油印之精品；另一本《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篆刻》是山西大学艺术系王绍尊同志1972年篆刻、山西省测绘局内部印刷的，它把毛主席37首诗词全部篆刻出来，创意新颖、构思独特，功底深厚，没有对毛主席的满腔热情和精湛的篆刻艺术功底是绝对创作不出来的；毛主席像章我没有刻意收集，但本人藏有千余枚，材质有铝制、竹制、塑料，大小不等，形状各异，也算一种景观；文革中的各种证件，如“红卫兵证”、“毕业证”、“平反证”、“工作证”、“会议代表证”、“上山下乡光荣证”、“持枪证”、“出入证”、“结婚证”等，时代印记直观、鲜明，其中本人当年的“红卫兵证”和“二七公社工作证”，几经沧桑，十分珍贵。藏品中的信封、信盏、邮票、粮票、布票，数量很少，仅能作为品种代表展示一下；文革老照片有两种，一种是新闻照片，有300余幅；另一种是个人存放的老照片，有自己的，也有近年来朋友送的，照片中显现出文革时代人们的装束以及精神风貌，无遮无掩，真实可信；文革中的文艺作品，也是我比较看重的藏品。特别是样板戏，有剧本、剧照，还有部分唱片；美术作品有宣传画、漫画、文艺刊物等；老唱片有胶木和薄膜两种，内容有文革歌曲、毛主席语录歌、老三篇朗读片、配乐诗朗诵、相声，更多地是歌唱红太阳歌曲；歌本有正规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有群众组织自行编印的，还有精美的手刻油印本，共计50余本；中小学课本也是我的收藏内容。特别是河南省小学一年级的《毛泽东思想课》，体现了那个时代重视思想教育的程度；在我的藏品中，数量较多的是文革资料，现已按地区、种类、单位、专题进行数字化整理，其中不乏一些对文革研究有价值的资料，这里不再赘述。　　

    尽管我的收藏比较丰富，并不是收藏家，充其量只是个收藏爱好者。在我所知道的文革品收藏家中，虽然品种单一，如“像章”、“票证”、“门券”、“红宝书”、“连环画”、“宣传画”、“文革小报”等，但由于资金集中，精力集中，藏品数量多而且精美。而我由于受年老体弱、家庭负担重，资金紧张等因素制约，活动范围基本限于郑州地区，很少到全国其它地方去，也很少参加各地举办的“文革藏品交易会”，所以不仅精品较少，相对数量也不算多。最近出版的一本《文革小报目录》，其中有文革小报4000余种，显然比我收藏的小报数量多。就文革资料而言，既不能和官方图书馆相比，也不一定是个人收藏最多者。因为全国还有很多深藏不露者。在一份署名“沈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三一邮电红旗”的传单中这样写道：“八三一编辑部专门收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革命造反派出版的一切刊物，作为珍贵的革命文献保存和供我总司战士阅览，请您大力协助。1967年10月30日（盖章）”，由此可见，文革中就有人留意收集资料。　　

    2001年7月，笔者购到一批署名“李怀通”的28本（8开）装订成册的文革资料，其中有：《红卫兵早期传单》、各个时期的《领导讲话》、《重要事记》、《战报集》以及由所在单位（河南省医药公司）文革中十几个群众组织（包括初期的战斗队）的成立宣言、宗旨、负责人、所办油印小报（共有13种之多）和该组织主要大字报为内容的集子，时间跨度是1966年6月至1969年。其中一份该单位的“群众组织演变示意图”，简直可以称为文革研究的“化石”。为了弄清这批“文物”的来龙去脉，笔者曾经找到李怀通同志，如今他是一位瓷器收藏家和藏书家。当问及这批资料的收集及为何又流落市场时，他道出了实情。原来由于他有收藏意识，文革初期就着手收集传单、小报等资料，通过不间断的收集，最后终于整理装订成这28本集子。1969年底，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向各单位征集文革资料时他无偿捐献了出来。他怎么也没有想到30年后这批资料成为我的藏品。　　

    收藏过程也是对文革的认识、思考、研究过程。二十多年来，对于“文革”这个话题，许多人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文革亲历者没有话语权；“文革研究”也只能在弱小的自由度内，在“强势语言的解释下”蹒跚而行，出现了“文革在中国，而文革学在中国之外”的扭曲现象。随着经济大潮的到来，人们关心的只是钱——“一切向钱看”！普通老百姓为住房、为结婚生孩子、为养家糊口、为孩子上学，找门路当苦力辛辛苦苦流血流汗去挣钱；当官者为得到权、再把权变成钱、再用钱去升官去挥霍去享受去潇洒走一回也是忙碌不堪。贫穷者想享乐，铤而走险去“坑、蒙、拐、骗、偷”，有钱有权者腐化堕落去“吃、喝、嫖、赌、抽”，“五毒”、“十恶”充斥社会……。面对现实，人们不得不去从新思考文革。老百姓对屡禁不止愈反愈烈的腐败现象开的处方竟是：“只有像文革那样，放手发动群众”；一些文革中受过冲击甚至遭受冤狱之苦、曾经对文革耿耿于怀的老同志也开始对“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进行理性的分析与思考；接受“正史”教育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中自发出现的文革研究者更是难能可贵。他们频频访问文革的当事人，因为每个当事者心中都会藏有一本“文革史”；他们脚踏实地进行调查研究，带着疑问听文革当事者讲故事：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泽东为什么写“我的一张大字报”？老舍等知识分子究竟是谁整死的？武斗的罪魁祸首是谁？文革既然是“浩劫”，为什么国营企业迅速发展、国家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国际地位空前高涨？如何看待毛泽东对文革的评价“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革成为互联网上的热门话题之一。　　

    文革不可能成为被封存的历史。许多亲历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理解愈来愈深刻。经受过千灾万难磨砺的“革命造反派”中，仍有视信仰如生命，视金钱如粪土者，他们不会永远沉默。笔者从一份资料中看到，因“造反罪”被判处20年徒刑的工人造反派领袖胡厚民（武汉“钢工总”二号服务员、湖北造船厂工人、共产党员）在法庭的被告席上竟然以两首《法庭吟》作为最后陈述的结尾：“肉躯刀可断，主义枪难灭。身首异处分，魂尤信马列”、“行至地狱入口处，当像游子返故居。入党当许献终身，捐躯岂能头反顾。一刀可将生命断，万枪难使真理屈。共产党人谁惜死，敢擎方寸照环宇。”这两首诗，折射出经过文革锻炼的一代工人坚信马列，面对坐牢、杀头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光辉。尽管他在90年代已死于狱中，但他的精神一定会点燃沉默者心中的火种，去回顾，去思考，去疾呼，用自身经历给后代讲述文革的真实故事。这段历史终究会掸去尘土，洗掉污垢，还其本来面目。　　

    文革开始距今已近四十年了。讨论、关注、研究文革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亲历者拿起笔来书写自己的“文革史”。一位作家曾经对文革研究说过这样的话：“首先必须对文革的过程和事件进行一种清理。文革像一头极其巨大的象，我们每个人都只摸到它的某个局部”。我想，假如每个文革亲历者都去触摸这头“大象”，那么局部就会变成全部。　　

    历史无情，岁月有痕。“文物”是历史剥落的碎片，是时代的印痕。对于浩瀚历史来说，它不过是沧海一粟，然而，却是历史真实的见证。文革时代是极其崇尚信仰的时代，这个信仰就是毛泽东思想。“头可断，血可流，主席思想不可丢”就是当时的誓言；文革时代是火红的时代，“红心红书红旗红袖章红卫兵一红到底”就是当时的写照。《历史的见证》一书，试图通过文物展示、图片说明、讲述文革故事，使后人对文革得到比较直观、系统的印象，感受红色魅力，从而启发他们去关注、分析、正视共和国的十年文革历史。而对于文革亲历者，则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唤起他们沉睡的记忆，去回忆、思考自己的经历，为文革研究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　　

                                                                      一丁 写于 2006年元旦　



二、霜叶集：关于文革的回顾与思考【作者：一丁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时间：2010-1-5】
　按语：作为一个文革亲历者和文革文物收藏者，十几年来，我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陆陆续续写了一些关于文革的文字，如《不再沉默》和《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两篇初稿写于1998年，后来曾贴在网上。2006年，为纪念文革40周年，我把这些文字整理成《霜叶集》贴在网上。网友玉岭把它制成电子书并加上了副标题“一位文革亲历者的思考”。2008年，步入老年的我常常感到记忆力衰退，做事力不从心。看看过去写的一些东西，大部分是还是半成品，一种紧迫感油然而生。因而产生了自费出版《霜叶集》的念头。可实施起来，困难还真不少。首先，重读这些文字，发现语句生涩、认识肤浅，甚至还有不少错字、别字，需要花一番功夫进行整理、修改、补充和校对。其次，家务缠身，时间紧缺。我和老伴原本照顾着两位90多岁的高龄老人，后来，已过而立之年想当丁克族的白领儿子屈服于传统观念压力，添了个宝贝女儿。于是，照看宝贝孙女的光荣任务义不容辞地落到我的肩上。其三，自费出书需要一笔不大不小的资金，可是我们是“罗锅上树——前（钱）缺！”老伴因“文革罪”坐牢，出狱后20多年没有工作，没有任何生活待遇。加之在狱中苦读马列，思想“僵化”，和当今社会格格不入，不会做生意赚钱，因而全家靠我一人的微薄工资生活。2007年7月，在众多“文革犯”层层上访不懈努力下，才得到每月440元生活费。尽管现实生活中有诸多困难，然而，贫穷而不潦倒，劳累并快乐着。在我和老伴的努力下，《霜叶集：关于文革的回顾与思考》已经基本定稿。现将《自序》部分贴在网上，敬请网友批评指正。     一丁（yiding1226@gmail.com）2010、1、4


　　《霜叶集：关于文革的回顾与思考》　　

　　自  序　　

　　十余年来，我分别用“霜叶”、“路石”、“草民·匹夫”、“一丁”、“鲁石”等名字，写了一些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字，有的曾贴在网上，有的从未露面。在文革四十多年后的今天，重读这些文字，不禁思绪万千。文革是我们这代人“激情燃烧的岁月”。当年的红卫兵如今已两鬓染霜，额头上的条条皱纹记述了历经的种种坎坷和磨难。然而，没有后悔，没有哀怨，血是热的，心是红的。十多年来，我呕心沥血，锲而不舍地收集文革文物和资料，这些文字就是我在整理资料过程中，触景生情时心灵深处迸发出的火花。火花汇集，便是火种。我想把这些文字整理成集，以便留存。然而，这些只能叫“文字”而不是“文章”的东西，大都是有感而发，语句生涩，认识肤浅，特别是一些资料的重复使用，汇集成册后给人以繁琐、累赘之嫌。比如反映文革结束后河南省“揭批查”运动的一些资料，就先后在两篇文字中出现。删除一篇，有点不舍；去掉一篇中的一些文字，又破坏了该文的完整性。斟酌再三，还是决定保留原样。集子定名为《霜叶集》，是因为我最早的几篇文字署名“霜叶”，取古诗“霜叶红于二月花”之意。　　

　　其实，作为文革的亲历者和冲锋陷阵者，真正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重大意义有较深刻的理解，还是失去领袖后中国的社会现状给予的启示和教育。文革被彻底否定后，造反派被批斗、关押、戴上“三种人”的帽子，在取消“阶级斗争”的幌子下，对他们进行着残酷的阶级专政。特别是在取消“四大”和“不争论”后，他们被剥夺了话语权。那些歪曲、丑化、谩骂文革的声音充斥在宣传舆论阵地的各个角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1996年文革30周年之际，从北京来了个学者叫徐友渔，想采访河南省文革学生“领袖”党言川，因故未见到，就被引见到我的家里。当时，我没有读过他的任何文章，对他一无所知。只是觉得有人能找我谈文革，就是天大的好事。我亲手做了红烧肉招待他。徐友渔给我的最初印象是温文尔雅、侃侃而谈。后来，我写了一篇《军营生活的回忆》登在他主编的《1966我们那代人的回忆》一书中。当时由于对文革这个话题心有余悸，只好写离开学校后到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时发生的事情。这本书出版发行后，我和老伴到北京办事，顺便拿到作为稿费的几十本书，并参加了徐友渔在清华大学召开的部分作者和文革研究者座谈会。记得有唐少杰（清华大学副教授，著有《一叶知秋——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印红标（北京大学副教授，著有《红卫兵运动中的两大潮流》）、碧峡（徐海亮，著有《东湖风云录》）等。后来，老友徐海亮给我买了香港中文大学1996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刘青峰主编）一书，读到徐友渔等人的文章后，才知道我和他们对文化革命的认识存在着根本分歧。尽管政治观点不同，但他们平易近人的态度和对我收集资料的鼓励、肯定，还是令我称道的。如清华大学唐少杰教授，虽然见面不多，但每次给我的印象都是谦逊有加、不摆架子。 2004年冬，听说他写的《一叶知秋》在香港出版了，我就打电话索要，他回答“以后再说”。没过几天，我竟收到他邮寄来的亲笔签名盖章的《一叶知秋》一书，当我打电话表示谢意时，他反而向我表示歉意说：那天接电话时正在睡觉，由于几年没有联系，竟没有反应过来。后来想到是您，就赶快寄去。当然，在原则问题上我还是不让步的。比如，有位旅美学者，曾想向我要河南《二七公社报》的复印件，我回绝了。“河南二七公社”是文革中全国有名的造反派组织之一，我的确收藏有从创刊到终刊全套的《二七公社报》，不愿意给的原因是，我对文革发生在中国，而大量的文革资料流失到国外这一现象始终耿耿于怀。　　

　　1998年，我以霜叶为笔名写出《不再沉默》和《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两篇初稿。当时的心境是：说是不再沉默，却不敢越雷池半步；说是抛砖引玉，却不敢轻易给别人看；说是一吐为快，却仍吞吞吐吐、犹抱琵琶。后来这两篇文章被朋友贴在网上，其中一篇署名改为“一丁”。我希望能得到志同道合者的鼓励和帮助，也希望和不同看法的人探讨。　　

　　2000年，在同志们的鼓励下，我整理出十余万字的《八年日记》。这是丈夫和我八年监狱内外生活的真实记录。它不仅记述了我艰难岁月的心路历程，同时也是“揭批查”这段历史的见证。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公开露面。我暂把《自序》和《后记》部分收集在《霜叶集》里。　　

　　1998年5月，我参加了《中流》杂志河南发行站的发行工作。《中流》杂志是林默涵、魏巍主编的中宣部正式批准发行的刊物。它是1989 年苏联解体后，中央一些老同志（如王震、邓力群等）在对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反思中，倡导兴办起来的。当时的说法是“给老同志留一个说话的地方”。《中流》杂志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办刊方针，很快受到许多老同志的拥戴。然而，《中流》杂志没有像其它刊物那样进行广告宣传和疏通发行渠道，发行量很小。后来，在老同志的建议下，河南省率先成立了《中流》杂志发行站。接着，全国一些省市也相继成立。1999年12月，我有幸参加了《中流》杂志十周年座谈会，聆听了邓力群、马宾、郑天翔、吴冷西、魏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讲话。他们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关心和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现实的思考、分析、担忧、疾呼，令我由衷地感动和敬佩。这次座谈会的意外收获是认识并访问了寒春阳早夫妇。作为外国人，他们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和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理解，深深地打动了我。从《中流》杂志的文章和老同志言谈话语中总是会流露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甚理解。令人欣喜的是，这些在文革中受过冲击的老同志已经开始抛弃个人恩怨，对“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进行理性思考，并主动听取不同意见。2001年3月，河南几位同志根据北京一位老同志的建议，敞开心扉地分别谈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霜叶集》中《关于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看法》一文，就是综合几位老同志的意见写出的。　　

　　2001年春，《毛泽东论坛》网站设立“三年自然灾害馆”，征集有关我国59年—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事件真相，这使我想到河南省在1960年前后发生的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和老伴到北京找到原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的妻子李瑞英同志，她给我们详细谈了亲身经历的“信阳事件”，并把张树藩的遗作《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给了我们，我以“路石”为名写了《按语》，并查阅资料摘出毛泽东对当时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批评，一并贴在《毛泽东论坛》网站上。后来，张树藩同志的这篇文章和我写的按语被西安社科院的张宏志研究员作为附录登在他所著的《还清白于毛泽东》一书中。也许张宏志同志至今还不知道“路石”是谁，但是，能为还毛泽东清白做点事，令我十分欣慰。　　

　　学会应用电脑，使我的文革资料整理工作更上一层楼。早在1993年夏，我和老伴就给上高二的儿子买了一台286联想电脑。当时，家庭买电脑的比较少，我们何以如此超前呢？这得从儿子小时候说起。儿子从两岁起，就经历了父亲坐牢、被母亲背着、扯着探监八年的艰辛日子。有一次，在探监回来路上，儿子用迷茫的眼神问我：“爸爸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说：“你爸爸是好人。”“那为什么解放军（应是武警）管着他？”我无言以对。儿子怎么会理解呢？然而，幼小心灵遭到的创伤，使他逐渐变得性格内向，不愿和别人交流。那时候没钱买玩具，假期里儿子跟我到朋友家串门，就把人家的旧玩具拿回家摆弄、拼凑，养成了爱动脑筋的习惯。为了培养儿子的兴趣爱好，弥补对儿子的愧疚，所以我家较早拥有了电脑。1995年，儿子考上了大学后，自己组装了一台586电脑——我家的第二代电脑，这台电脑在儿子大学毕业后归我所用。于是，1999年，我正式开始学习电脑。由于我小时候学的汉语拼音不是用英文字母，高中到大学又都是学俄语，所以，只能像幼儿园小孩一样，从英文字母和汉语拼音学起。我在电脑上打出的第一行字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一定要学会电脑”。神奇的电脑常常使我感慨不已，在我的宣传鼓动下，几个好友也相继买了电脑。　　

　　天有不测风云。网络带给我快乐，也给我带来了麻烦。2001年，江总发表了著名的“七一讲话”。《讲话》中提出要“私营企业主入党”问题，引起一些老同志的强烈反对。大概在8月12日前后，我在当时的《毛泽东论坛》上看到了邓力群、马宾、魏巍等十六位老同志给江总的“上书”信，既激动又惊讶。这些老同志，大部分在文化革命中都受到过冲击，有的还坐过牢。文革被否定后，大部分拥护邓小平的主张。现在他们站在党性的立场上，敢于直抒己见，确实令人肃然起敬。大家都知道，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如果资本家能入党（当然不排除经过思想改造后实践证明已经达到共产党员条件的资本家），那不成了“全民党”了吗?当时，我刚刚学会在网上转发文章，没料到鼠标就这么轻轻的一点，竟然让我这个初涉网络者吃尽了苦头：8月14日傍晚，公安人员突然闯进我家，搬走电脑主机、显示器、键盘，还有打字机、扫描仪等，并对我进行了传讯。虽然此事后来不了了之，然而，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从此，我再也没有直接在网上发文章和跟贴，全身心投入文革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　　

　　网络使我的眼界骤然开阔起来。2000年，一些左派网站十分活跃。如：“毛泽东论坛”、“中国与世界”、“上海红旗”等。这些网站上有许多讨论毛泽东和文革的文章令我激动和振奋。当然，也有一些令人气愤的文章。2000年10月，我在网上读到于光远老先生的一篇文章《读了余秋雨两篇自白之后》，文中关于中央清理“三种人”工作开展得不彻底、致使不少“三种人”漏了网的论调，令我不能苟同。于是，我和老伴以草民、匹夫为网名，斗胆写了一篇《读了于光远一篇文章以后》贴在天涯网站上。众所周知，于光远是很有名气的大人物，草民所以敢和他理论，正是由于网络这块神奇而广阔的阵地。这篇文章也收录《霜叶集》中。　　

　　2003年10月，我根据资料，整理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中活动简记（1965.11—1969.10）》一文，曾被朋友贴在网上。这次收录到《霜叶集》中，试图为读者开启一扇了解毛泽东文革活动的视窗，为文革研究者提供一份较系统的资料。　　

　　2004年春，我和打工诗人梁彦选合编了一本《打工诗选》。小梁找来打工诗作，我负责选编并输入电脑，还自不量力地写了序——《让更多的人了解打工诗作》。自费印刷500本，赠送给朋友们。很快，军旅作家魏巍给我来了信，信中说：“你寄来的《打工诗选》已收到。也看了一部分，感到你的工作很有意义。这些诗集中表现了当前千百万打工仔真实生活和真情实感，使人心痛、心酸、泪下。……”后来，在魏老的推荐下，《诗刊》推出了“《打工诗选》作品选辑”，发表了21首打工诗作。　　

　　《往事漫忆》是我对亲身经历的几件事情的回忆。有《文革中我是怎样当上造反派的？》、《我所经历的一次武斗》、《纪登奎被“抢”记》等。其中《父亲写春联的故事》是1984年春节前夕，为纪念去世的父亲而作的。我的父亲于1982年10月7日去世。当时正是丈夫因“文革罪”含冤坐牢，我只身带着三个孩子又工作又奔波的极其艰难困苦的岁月。在父亲得了脑血栓住院期间，家里一直瞒着我，直到父亲停止了呼吸，才电话通知了我。当回到老家，看到僵直在床上再也不能和我说话的父亲时，我的心碎了！作为唯一的女儿，我没有在父亲病床前侍奉过一天。当听说父亲临终前还在喊着囹圄中女婿的名字时，我禁不住痛哭失声。自古以来，忠孝不能两全。为了工作，为了孩子，为了狱中的丈夫，我没有尽到做女儿的孝心，父亲会理解的。这篇文章是我对父亲的永久纪念。　　

　　2004年8月，我和老伴开始收集“活资料”，即对文革当事人进行录像采访。例如，对聂元梓的采访，着重谈“全国第一张大字报”贴出的前后经过；采访曾被毛泽东称为“学生领袖”的原西安交大学生李世英，谈了“六·六”事件的经过以及自杀（未遂）时的思想状态；采访西安地区工人领袖张培信，对文革中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另外，还请山东、河南等十几位同志谈了个人的文革经历。这一工作，可以说是在“抢救”资料。因为这些人大都年逾花甲，有的体弱多病，有的接受采访后不久就离开人世。比如，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关金生同志，因“文革罪”含冤坐牢十年，身体受损严重，2004年底已是肝癌晚期，为了接受录像采访，他注射超量的“杜冷丁”来抑制肝部的疼痛，虽然不久他就去世，而宝贵的音像资料却留给了历史。　　

　　2005年底，由于奔波劳累，我得了一场大病，致使录像采访工作暂时搁浅。在家休息的两年中，我根据收藏的“文物”资料，写出了《历史的见证——文革文物展示》初稿。企图通过“文物”展示、图片说明、讲述故事，使后人对文革得到比较直观、系统的印象，感受红色魅力，同时也是对妖魔化文革者的回应。2006年7月，我带着拙作到北京请著名作家魏巍指教。86岁的魏老读后给我写了简短、深刻、凝重的文字——写给《历史的见证》：“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今已经40年了。随着历史风云的变化，这场大革命越发显出重大深远的意义和耀眼的光芒。尽管对它的评价依然存在着种种争议，甚至巨大争议，而且还会持续下去，但那种盲目的否定和轻率的否定，显然越来越难以立足了。我以为，只有从人民长远的利益出发，广泛收集历史资料，严肃地研究它，加深的理解它，找出什么是成功的地方，什么是不成功的地方，并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利于未来的实践，才是正确的路子。鲁石是我的故乡人。她是那场革命的亲历者，又是有心人。近二十年来，她以并不宽裕的经济条件，怀着满腔挚诚，走南闯北，历尽辛苦，在各地旧书摊上收集文革文物，终于蔚为大观，简直成了文革文物的收藏家了。如《毛主席语录》她就收集了数十种大小不同的版本，国内外用五十多种语言文字发行的语录版本也有不少被收入囊中。此外还有多种《大字报选编》和数千种《红卫兵》小报、传单，文革中的照片、歌曲，文革中的中小学课本，各种纪念品和票证等等，真是五光十色，使人大开眼界。现在她把这一切材料，归纳整理，编成《历史的见证》一书。我想，这对推动文革历史的研究，无疑是一大贡献。书成之日，特书此数语，对她多年来的辛劳和挚诚表示敬意。”魏老对拙作的评价是对我的鞭策和鼓励。这里，将该书的《自序》部分收集在《霜叶集》中。　　

　　《霜叶集》中的一首诗，是为纪念毛泽东主席逝世29周年而作。虽然粗浅、直白，但感情真挚，表达了我对领袖无比怀念的心情。　　

　　2006年5月，适逢文革四十周年，我突然有一种想写一点纪念文字的冲动。于是，就临时将初稿《历史的见证——文革文物展示》中的前几部分整理出来，取名为《四十周年话文革》，被朋友贴在网上。虽然《历史的见证》已经基本完稿，但出版还遥遥无期。一来对文革这个话题，出版界仍如履薄冰；二来书中有大量彩色插图，昂贵的印刷费非个人财力所能及。所以，将《四十周年话文革》先置于《霜叶集》之中。　　

　　《军营生活的回忆》、《郑州大学文革概述》、《文革事件钩沉（选登）》是最近修改整理《霜叶集》时增选的。　　

　　回顾十几年来走过的路，最大的收获是颇丰的“红色收藏”和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朋友。最大的遗憾是由于身体欠佳、家务繁重、经济拮据等原因，致使收藏、整理工作进展缓慢。如今，我和老伴都已年逾花甲，还要伺候和赡养两位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欣慰的是，孩子们都已长大工作，十分孝顺。我不羡慕万贯家产的荣耀，不羡慕麻将桌前的消遣，不羡慕歌厅酒店的沉醉，不羡慕国外观光、国内旅游的雅兴。做我想做的事——收集整理文革文物，就是我最大的乐趣。　　

　　文革影响了我们的一生，我将为研究文革奉献余生。　　

　　《霜叶集：关于文革的回顾与思考》是我首次把文字变为“作品”的尝试。由于本人理论水平、认识高度、写作能力所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到这些文字的同志、朋友，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一丁　　　   2008年12月　　



来源：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0/201001/123485.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ab3e270100gcd3.html) - 文革专题三：收藏文革文物，见证真实历史_仁山智水_新浪博客

白若宏

引用楼主lrm2222于2010-07-03 15:13发表的 收藏文革文物，见证真实历史 / 关于文革的回顾与思考   （转帖） :
一、收藏文革文物，见证真实历史


       按语：2006年，为纪念文化革命40周年，笔者根据收藏的“文物”资料，写出了《历史的见证——文革文物展示》初稿。试图通过“文物”展示、图片说明、讲述故事，使后人对文革有比较直观、系统的印象，感受红色魅力。同时也是对妖魔化文革者的回应。2006年7月，我带着拙作到北京请著名作家魏巍指教。86岁的魏老读后写了简短、深刻、凝重的文字——写给《历史的见证》：“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今已经40年了。随着历史风云的变化，这场大革命越发显出重大深远的意义和耀眼的光芒。尽管对它的评价依然存在着种种争议，甚至巨大争议，而且还会持续下去，但那种盲目的否定和轻率的否定，显然越来越难以立足了。我以为，只有从人民长远的利益出发，广泛收集历史资料，严肃地研究它，加深的理解它，找出什么是成功的地方，什么是不成功的地方，并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利于未来的实践，才是正确的路子。一丁是我的故乡人。她是那场革命的亲历者，又是有心人。近二十年来，她以并不宽裕的经济条件，怀着满腔挚诚，走南闯北，历尽辛苦，在各地旧书摊上收集文革文物，终于蔚为大观，简直成了文革文物的收藏家了。如《毛主席语录》她就收集了数十种大小不同的版本，国内外用五十多种语言文字发行的语录版本也有不少被收入囊中。此外还有多种《大字报选编》和数千种《红卫兵》小报、传单，文革中的照片、歌曲，文革中的中小学课本，各种纪念品和票证等等，真是五光十色，使人大开眼界。现在她把这一切材料，归纳整理，编成《历史的见证》一书。我想，这对推动文革历史的研究，无疑是一大贡献。书成之日，特书此数语，对她多年来的辛劳和挚诚表示敬意。”后来，由于图片太多，印刷费昂贵等原因，就搁置下来。现将该书的《自序》部分贴在网上，敬请网友批评指正。——一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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