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哲：走向黑暗（自传）中

阿陀

          走向黑暗

           ——王希哲自传

                 (中)

               （十三）李一哲与批黄运动

   现在回头再叙述一下我自己。
   自美院形势好转，刘继发小字报发出之后，李一哲几人更频繁地聚集莲花井，研究下一步形势可能的发展。

这时，陈一阳已经常回穗。我带他到莲花井见过郭、李诸人。见后，他竟对我说：“以后还是少去李秀芳家吧！”我惊讶，问他为什么。他说：“寡妇门前是非多。”这很使我感到意外，想不到他还满脑子这么些世故，便说，“算了吧，你少来这么多毛病！”那时，只觉得他过于谨小慎微，但也只有在若干年后，才知道他在男女关系方面，有多么虚伪！
   我们分析了广东目前的局面，认为自王洪文“揭盖子”讲话后，全国可能很快就会动起来。广东自１９６８年以来，已潜伏着相当复杂的矛盾：
   军管当局在各地区制造的大量冤案，血案；
   军管当局为搞南方党，排挤地方干部而制造的大量冤案；
   军管当局把《批陶联》打成“５１６”，在当年的造反派和老干部中制造的大量冤案；
   大批的工人，市民在清队，备战和历次运动中受到的无端迫害等等。这些矛盾相当尖锐，只要一具备外部条件就可能爆发。目前，广东军方对林彪。黄永胜的保守态度显然令中央十分怀疑，赵紫阳也可能利用这一形势来重新树立自己在广东的地位。因此，李一哲应当站在运动的前面。必须看到，批孔运动是江青发动的，她的目标是周恩来，她不会允许广东运动长期脱离她的轨道。这样，能够给赵紫阳放手揭黄的时间必然是短暂的，我们李一哲必须抓紧这个时机，使广东人民在短暂的揭黄中，尽量多得到一点自己实际的利益。刘继发小字报后，原造反派头头也在动，特别是那些“在野”的头头。我们必须把对广东基层群众运动的影响权迅速抓在自己的手里而不能消极地把它让给那些头头，他们眼光狭隘，急功近利，他们的思维习性还没有摆脱中央文革的影响。这样，他们就会把群众运动引导到跟王洪文、江青走，这是很危险的！我建议大字报立即上街。
   正当我起草李一哲的第一张大字报《广东怎么办？》时，中央十一号文件下达，赵紫阳任省委第一书记。我正在锅炉旁写文章，炉火熊熊，气压上升，于是我在文章里也写道：“革命的气压迅速上升！”
   在这篇文章里，我以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蓝本，分析了文革以来广东的政治状况，指出了各种潜在的尖锐矛盾及其可能发展的趋势。为了鼓舞广东人民，我写道：“可以说，目前广东是布满了‘湿柴’。柴可以燃烧，但湿柴却难以燃烧。现在有‘北风’，有星火。‘北风’可以把柴吹干，星火可以蔓延并把更多的柴烤干”。
   “李正天在美院打破了‘围剿’并转入进攻，为各单位的革命群众向林黄路线挑战提供了经验。它说明无论各地林黄路线的实行者怎样气势汹汹，总不能不慑于整个社会的革命潮流的。李正天在美院能办到的事，各地区、各单位的革命群众也能办到。”
   我又以刘继发的小字报为例，告诉广东人民，一场批林揭黄的运动实际上已经展开了，广东人民应当为了自己的解放立即行动起来，投身到这场斗争中去。
   四月九日，由项明拍照并“保驾”，我和李正天、陈一阳三人上街，在中山五路贴出了《广东怎么办？》六日之内，中山五路北京路口人山人海，喇叭乱鸣，交通几为之中断。其中还发生了一起恶性流氓案，污辱少女的主犯之一卢金添，直至八年后我在怀集监狱见到此人，他向我讲述了怎样在拥挤的人群中将少女推倒，肆意污辱的过程。我发为之冲冠。
   那几天，全广州市到处都在问李一哲是什么人，他有什么背景？都在议论《广东怎么办？》
   果然，原造反派头头对我们的行动抢在了他们前面而大为光火。温仲其当面对我和李正天问罪：“你们算什么？你们有什么资格把你们和刘继发并列？你们有什么动机？”他气呼呼的。显然，是有人指使他来问罪的；黄意坚则抽着烟，干脆要我们把大字报撕下，说是因为我们已经干扰了朝里那些人的部署和计划。又说是我们的行动会使赵紫阳产生戒心，不敢再放手发动群众云云。
   对这些指责，我们当然拒绝。但四月十四日，也就是六日之后，大字报终于被刷去了。
   第二天，四月十五日，我们研究后，仍以王希哲和李正天署名给赵紫阳一信，承认街头大字报可能会对交通和群众的安全发生影响，要求开辟“大字报特区”。
   同时为了回答造反派头头的责难，打消赵紫阳的顾虑并竭力不使这场批林批黄带上派性斗争的性质，我又起草了一篇《现在谁最希望挑起派性》的文章，印成传单散发。
   五月十日，许世友、赵紫阳参加的省总工会十二万人批林揭黄大会召开。
   大会五天之后，五月十五日，赵紫阳同意了我和李正天及其他群众的意见，决定在市一工人文化宫、中央公园、海幢公园等七处设大字报区。
   但是大字报并不多，海幢公园几乎没有，大字报棚白搭了。人民疯狂的革命热情已经过去，他们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为旁观者。他们仍然非常关心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但要他们站出来，象１９６７年封《红卫报》，省革联夺权前后那样，已经不可能了。
   市一宫大字报集中一些，郑庆和在那里抛出了海南部分地区血案材料，又和马锦郁一起合写了《评反革命两面派黄永胜》；黄意坚发表了纪念炮轰黄永胜七周年的大字报和一评、二评“三军联委战报”的大字报；珠影何宏盛公布了孙效林在关押中受迫害惨死的材料；七所卢宗谟发表了论“批陶联”平反的大字报，还有揭发军区“３１办”的材料和各系统工人受迫害材料等。这些材料吸引了许多的市民。
   但几天后，风云突变，省委又突然宣布大字报不开放。这显然是赵紫阳受到了前述中央反群众运动力量的压力。大字报棚开始拆除。
   省委运动办负责人张作斌到美院会见李正天，要求我们执行省委的决定并作好他人的工作，使大字报不上街。
   我的意见是坚决抵制。我认为大字报是人民民主的重要武器，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未能牢牢掌握住大字报这个武器。一九六八年已经被剥夺了一次了，现在不能再随意剥夺，大字报一定要上街。这样，贴大字报与撕大字报之战便爆发了。
   我们提出了抗议。黄意坚、邓元贵、钱鉴、林凡、张志强、梁锦豪、樊大九等也都纷纷提出了抗议。
   在整整十多天里，我们和其他群众的大字报、大标语不断地写，官方则在市公安副局长张世杰的“前敌”指挥下不断地撕，后来更组织了撕大字报的专门队伍。半年后，在《民主与法制》贴上街头的序言里，我们这样追述了当时的这场斗争：
   “可是‘中国式的大字报’在中国却遭到了灾难，前几年不说，今年五月，广州市委组织的‘政治市容清扫队’已经装备好了的水龙和扫把，随时可以把任何大街小巷出现的大字报清除干净。如果说他们终于也没有清除干净，也只是因为前仆后继的大字报的不断涌现罢了……当被镇压下去了的群众从地下爬起来，企图继续运用这个武器去批判林彪路线并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斗争的时候，他们却首先要为自己本来应有的民主权利本身作一番苦战哩！”（写到这里，我几乎要流下泪来，因为我想起了在此六年后的一九八０年，李正天对大字报的态度。他是怎样向邓小平投降的。这是后话）。
   工人逐渐发动起来了。五月三十日夜。原红旗工人头头邓元贵在北京路储运公司三楼召开各大工厂头头会议，商议向赵紫阳请愿，递交备忘录。正在此时，中央十八号文件下达的消息传来了。毛泽东主张开放大字报，允许外国人阅览，拍照。一时间群情振奋。邓元贵要我们立即为会议起草一个声明，我马上草了出来：《旗帜鲜明，继续前进》，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的决定，批评赵紫阳叶公好龙。陈一阳和诗人李士非作了润色。然后由邓元贵、叶振光等领衔，与会二、三十余人全部签名，贴上了街头。同时我们发出了在中央公园召开演讲会的海报。
   这时，轻工系统的工人，在叶振光的带动下发动起来的特别多。六月一日的中央公园演讲会，整个会场的布置和保卫基本由他们负责。我演讲完后，便由缝纫机厂和保温瓶厂的工人李功生、朱文智等保护离开会场。李正天也作了演讲。演讲会相当成功，听讲的群众拥满了公园前的丁字广场。当我报名说“我就是李一哲”时赢得了一片热烈的鼓掌和欢呼。
   会后，各工业系统都邀我们去参加演讲会或动员会。，李正天和我碌碌奔忙。
   但我也注意到了一个苗头，就是工人头头们在对工人动员时，都要强调王洪文的讲话，给人的印象，广东的这场运动是直接紧跟王洪文和江青的。我感到这对运动的发展很危险，我们必须尽力地在群众中纠正广东运动是跟王洪文走的印象。某日，在沙河的一次农民动员会上，邓元贵又一次传达了王洪文讲话。这次会议很重要，原“红旗贫下中农”司令樊大九和广州北郊沙河、新市、人和等地的农民头头方容溪、刘世荣、江振洪、黎沛华等都参加了。农民与工人、学生不同，他们在他们的乡村有长期的稳定性。同时，他们的有影响力的头头，也就有相对长期的稳定性。我很注重这一点。我在发言时向他们介绍了九一三后，对林彪路线是极左还是右的争论。我强调李一哲认为林彪、黄永胜是在极左的旗号下镇压广东人民的。周总理是反极左的。“三月黑风”中周总理是解放了广东造反派的。“你们有什么冤案材料可以交给我们呈送给周总理。”其实，那时我们手中的材料一般也是交给省委运动办的，因为省运动办的负责人张作彬、肖洪达此时已与李一哲（通过李正天）建立了经常的联络。
   轰轰烈烈的群众发动过去后，便转入了各系统、单位揭发，批判阶段。一位侨属工人把他立新路４４２号的一套空置房无偿借给我们使用。此后，这里便成了李一哲的“据点”。号称“４４２”。住在邻近的民政系统工人陈锦禄作了这个据点“总管”。他是文革中芳村工业区的工人活动分子，是民政系统头头谭友林介绍来协助我们的。李功生、郑锦林、甘仲文等一些工人积极分子也成了“４４２”的义务工作人员。
   我们把“４４２”略布置了一下。我要李正天书写了一幅我十分喜爱的传闻是毛主席纪念鲁迅诗贴在屋厅（即会议室）首面的墙上。诗曰：
   “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时光如涛荡泥土，砥柱触天立中流。”
   李正天的字是有他的特点的，一眼看去，浑厚飞动，颇有气势，但笔划终嫌生硬，与其性格略合。
   来“４４２”的工人川流不息。他们大多是来索取我们编辑印刷的运动简讯资料的。也有来找我们谈话，寻求帮助，反映情况的。翟树言将一位香港同学赠送的一百元港币转给我，我们买了一台卷筒油印机，印刷资料。原工联最早期的头头叶振光也经常来，在“４４２”召开各系统工人会议。
   我们抓紧时机把《民主与法制》再刻印了出来，供工人们讨论，座谈。这篇东西，许多人听上面的头头说了，说是很反动，万勿与李一哲接近。他们没有看到，有些神秘。
   那时，上面的头头们，无论“在朝”的，“在野”的（叶振光除外），已经对李一哲很不耐烦。刘继发在许多的场合对李一哲影响着广州社会层面的运动表示了愤怒和憎恨。他们感到危险，他们害怕出现广东的“省无联”，他们非常担心李一哲会把运动引导到与江、张、姚作理论对抗的方向上去，从而干扰和破坏了他们的“大好时机”，“大好形势”。
   他们的“大好时机”是什么呢？就是“提升”，就是“补台”。
   王洪文在他对批林批孔作原始发动的“中央读书班讲话”里，就反复批驳了一个江西的所谓“老帅归位，小兵回营”的谣言，说是毛主席将它改为“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帅带路，小兵提升”，说这一改，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在干部问题上的革命路线”。
   刘继发等念念不忘这个“小兵提升”，一有机会他们就要重提这个问题。３月２８日提过一次后，６月８日刘继发又一次提醒赵紫阳：
   “紫阳同志最近在省革委常委扩大会上指出，要解决各级党委和革委领导班子中代表性不够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完全必要的。”
   于是赵紫阳也就承诺：
   “有些（机构）代表性不足的，也要作好充分准备，对他们进行考验，到运动后期进行补台”，“把他们放在领导岗位”。
   为此赵紫阳在越秀宾馆组织了省、市革委工农委员学习班，开办了“刘、孙办”（刘继发、孙亦武办公室）。但不幸运动后期对李一哲的大批判，果然“错过了时机”，使得这些“工农委员们”“提升补台”的希望大多成了泡影。
   他们继续等待机会。机会终于又来了。这是１９７６年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是江张姚王最得志的时期。这时他们紧跟江青、王洪文跑已不必再受到李一哲的牵制了。他们又一次提出了“提升，补台”的“组织路线”问题，最后是一网打尽，再也爬不起来了。刘继发郁郁而死，孙亦武潦倒廛尘。这是后话。
   刘继发等之外，还需要特别提到的是黄意坚领导的一群。７４年的批林批黄，他们也是一支很重要的批判力量。但他们是仇视《民主与法制》的。他们也竭力与李一哲划清界限。在《民主与法制》第一稿的辩论中，他们早已迫使李正天承认了错误，向他们表示“不再坚持《民主与法制》中的许多观点”（见黄意坚，李仁兴《射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毒箭》－－评李一哲的《民主与法制》）。李一哲把《民主与法制》加上序言抛上街头惹恼了他们，他们认定这是“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向社会主义制度，向无产阶级专政，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一次全面的猖狂进攻”，“为林彪反动路线开脱”，业已“破坏和干扰”了广东的批林批孔运动（同上）。因此，当赵紫阳发动的对李一哲的大围剿一开始，他们（包括广重谢遇安、珠影钱鉴等）立即响应，挥动板斧，也向李一哲恶狠狠地杀来！
   在英德茶场的那段对文革的反省时期里，我已朦胧地感到，所谓“造反派”，实际是最大的保皇派。现在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了！黄意坚是最典型，最忠诚，最坚决的造反派，而他也正是最顽固，最反动的保皇派－－他们造反，要保卫的就是“布尔什维斯大林－毛泽东”专制制度。他们和宣集文一样，敏感地发现了李一哲萌生的自由化民主思想，他们甚至是比官方更加不能容忍的。
   现在回到“４４２”来。
   这时，我们的工作重点，已逐渐转到了深入调查材料的阶段。由李正天主持，由我指派十七中原井岗山公社的老同学莫庆梁、陈慧珊、苏江等具体负责，抓住黄永胜孔石泉军管下最著名的“登峰南６０号案”（即所谓渣滓洞案），“沙河饭店案”开展了调查。
   在受害和知情群众的配合下，我们很快对两案有了调查的结果。我们在财厅前召开群众集会，请受害人上台控诉，然后游行至市委，由广钢工人头头商铭代表请愿群众将材料呈递给出来接见的运动办负责人。但此案的实际解决，仍是在三中全会召开，李一哲平反后了。
   同时，莫庆梁对军区“３１办”在粤北监狱迫害致死的饶彰风、林锵云案，也开展了调查。
   原来，广东在陶铸的把持下，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７年两次以“反地方主义”为名，对冯白驹的海南系干部和古大存的东江（西江）系干部进行过打击，牵连叶剑英和方方，造成了不少冤案。（包括所谓南方党的张发奎部“特支案”）文革中，１９６７年４月周恩来到广州，继续以毛泽东定了案为由，严厉警告和压制了“地方主义”的翻案企图。
   但这批被打成“右派”的“地方主义”干部正因为受压迫过深，始终不甘屈服。尹林平、林锵云、吴有恒等为代表，在毛泽东、周恩来那样直接的高压下一直没有停止过翻案伸张的努力。尤以吴有恒最为倔强，最为优秀。
   １９６８年夏季，广东军方大镇压后，这批“地方主义”干部更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批林批黄一开展，他们的家属通过关系找到“４４２”，请求我们为他们揭露真相，伸张正义。莫庆梁就着手了这方面的工作。但由于批黄运动的迅速降温，时间短促，调查尚未得到最后的结果便被迫停顿了下来。虽“李一哲集团”尽了自己的力量，但未有结果，终究遗憾。
   差可告慰的是，一九八一年最高法院对林彪集团的审判，在大量的证据面前，黄永胜不得不招供了对这批中共老干部令人发指的迫害罪行。饶彰风、林铿云等冤案，终得了昭雪。
   七月底，赵紫阳宣布盖子已经揭开，批黄运动“基本结束”不久，张作彬、肖洪达把我和李正天召到省委，要求我们立即撤去立新路４４２联络点。这是我们意料中事。赵紫阳的批黄是短命和不彻底的。但是，我们已经把握机会，尽可能地向前推动了运动，林彪、黄永胜血淋淋法西斯专制的真相已暴露于天下，没有人再敢否认它，这就是今后进一步前进的基础。（甚至连焦林义也承认了。他说，关于提出“全省杀害七千人问题”，“当时在省委会上我是反感的。随着运动的发展，特别是看到中央调查组对儋县海南调查的情况，确实是惊人的。光是这地区的杀人问题就超过这个数字。这个问题对我教育很大。”）现在，我们也可以见机而退，同意“基本结束”，但“４４２”联络点不能轻易退出，因为我们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
   回来，我起草了《论基本结束》，就运动的仓惶收摊，揶揄了赵紫阳一番。但我也没有掩饰这张大字报实际是李一哲向广州市民的告别，像《广东怎么办？》一样，李一哲表示坚信，既然广东的运动未能彻底，旧有的基本矛盾未解决，那么，下一次的革命高潮，就不可避免地会在某一个时机重新到来。
   走向黑暗（十四）李一哲的宣言《民主与法制》
   这之后，我被水产局调去了“儒法斗争学习班”，再之后，又被调到北郊石井的农林水战线干校的“工人理论学习班”。在那里，我与其他的被培养的官方“工人理论家”一道，几乎成了专业的古籍研究者，认真地读了《左传》和《史记》，平静地度过了二个月。
   但是我忧虑地注意到，广东报纸批孔的矛头，已愈来愈具有向周恩来发难的性质；更严重的信号是，广州市委按王洪文的要求成立了广州民兵指挥部，焦林义在成立讲话中明确指出，广州民兵指挥部是“按上海的模式”建立的，它将“不折不扣”地按上海的经验来建设民兵。在我们看来这简直就是明白无误向江青一帮投靠的宣言了。
   十月中，中央下达了两个文件，一为贺龙平反，二为通知将在近期召开四届人大。郭鸿志把我叫了去，还没坐定，劈头就说：“小王，四届人大要开了，我们把《民主与法制》抛出去，你看怎么样，可能会有些用。”
   我没想到郭会有这样的建议，坐下来沉思良久，没有回答。
   李一哲与市民告别已两个多月了，现在再站出来，有这个必要吗？风险是非常大的。与五月份不同，那是批林揭黄，是打死老虎，是群众运动。而这一次，我们大字报的内容，决定了我们只能是四面受敌，孤军奋战。今年二月，虽说我们曾打破了美院围攻，但那是非常局部的，有着许多偶然的因素，但现在我们要把大字报贴上社会去，公开下战书，再次激怒他们，那就要准备面对全部政权机器和全社会的围攻，我们能顶得住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态度怎样？我们一直未能摸底。我和李正天曾专程去黄文育家打听，但也不得要领。这位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只是说，他个人不赞成我们对秦始皇的态度，我们的大字报确是会很使一些人害怕的哩……（我们万万没料到这次的拜访黄文俞，害他不浅，竟使他成了我们的“后台”而遭殃。）
   我问郭鸿志：你是怎样认为的，你觉得现在把大字报抛出去很有用，理由是什么呢？
   郭鸿志见我有些犹豫，便说：你可以和小李、陈一阳先商量一下。我看中央现在一起下这么两个文件不象是偶然的。贺龙一平反，一大批老干部也会跟着平反出来，四届人大就要安排他们，江、姚肯定不乐意，因为这样一来，周的地位反而更巩固了。所以这段时间，中央肯定有事。我们给老人家的信，去年没有公开，什么传说都有，干脆拿出来，让大家都清楚。
   老郭倒似乎没有多考虑风险问题。不过，我觉得老郭的分析还是正确的，四届人大前后，中央会有一场斗争爆发，李一哲应该鲜明地表白自己的态度。特别是当广东目前越来越趋向向上海靠拢，赵紫阳、焦林义越来越表现出向江、张、姚、王讨好，妥协的倾向时，李一哲应当让他们知道，广东人民并不都是好欺负的，并不都是只会看他们的眼色行事。他们不能一手遮尽天下人的耳目，掩尽天下人的嘴巴。个人风险性命可以不必多计，何况这一年来，李一哲在广东已小有影响，赵紫阳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
   我表示同意把这张大字报贴出去，但我说经过一年的运动，有些事已经向前发展了，有些事新发生了，可以加个序言把各个问题再说透一些，再扩展一些。另外，李正天写的那部分，我原来就不满意，最好让陈一阳和李正天商量一下，改写过，序言就我来写吧。
   我与陈一阳商量，陈毫不考虑就高兴地答应了。他因为顶着“李一哲”“一”的称谓，去年却未能在这篇文章里贡献一点自己的才华，颇感遗憾，现在有此机会，自然踊跃一试。
   不久，我把序言写好，拿给老郭过目，一周后，老郭回给我时，竟已成洋洋万言长文！这不禁吓我一跳：除了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外，我还没见过可以长过正文如此多倍的序言。我一气读下去，那个顺畅，那个美妙，那个幽默，那个精湛，真有千里江陵，奔流而还的痛快！特别是“我们是不畏虎的年轻人”那段，我讽诵再三，不忍释手，读过的人，都赞叹不已。直到批李一哲高潮起，不少人争睹李一哲风采，据他们（还有她们）说，就是冲着“脸上留着爪痕，不是漂亮人物”来的。
   恩格斯在评论《基督教的本质》一文时说“甚至这部书的缺点也加强了它一时的影响。美文学的，有时甚至是夸张的笔调赢得了广大的读者，无论如何，在抽象而费解的黑格尔主义的长期统治以后，它使人们的耳目为之一新。”郭鸿志美文学的序言先声夺人，为李一哲赢得了重要的一分。
   陈一阳也在吸收李正天原文关于健全，加强法制的思想的基础上，改好了第六部份。
   接着，便是统一的理顺和润色定稿。我们以为四届人大近在眉睫，大字报必须抢在它的前面上街。于是郭鸿志把他的两个小女儿移往他处，我们三人干脆吃住在郭家，通宵达旦地改稿。增补越来越多，稿子越积越厚，颇有些失控。我提出了“谁执笔谁定稿”的最后决定权原则，大家都同意。由于“李一哲”文章几乎全部由我执笔，（只有《革命死了，革命万岁！》全篇由陈一阳写成）我便当然有了最后决定权。（陈一阳对第六部分，郭鸿志对序言都只算作增补修改）。
   关于林彪体系的一节，陈一阳也写得相当漂亮，充分发挥了他文章声调高亢，恣肆汪洋的行笔风格。一九七九年李一哲平反，《中国青年报》发消息的同时选载了《民主与法制》，编辑青眼独钟，就是陈一阳的这一节。
   当然，更重要的不是它的美文学方面，而是它对统治中国政治、思想的那些牢笼的摧枯拉朽的冲击，震撼和挑战。
   我们第一次把“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介定为“维护封建礼治的神圣支柱”，主张必须打翻这条支柱。后来，广东省、市委为李一哲罗列的罪状，这是第一条。
   我们主张“恢复大字报的革命权威”，主张人民必须绝对地、无条件地牢牢掌握这个重要的人民民主的武器；
   我们主张宪法确认“光明正大的反对派”合法；
   我们主张，四届人大应明文规定，除了杀人放火，流氓盗窃等刑事犯和挑动武斗，组织阴谋集团等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外，应保障人民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这就是说－－宣集文也看出来了－－我们主张取消“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因为不取消“反革命宣传罪”就根本不可能有言论自由；
   我们主张反对腐败，限制特权，主张用法律保障工人、农民的物质利益；
   我们指斥“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理论家，你们的“研究儒法斗争”“到底想把火往哪里烧？”鲜明地亮出我们保卫周恩来的立场；
   我们呼吁参加四届人大的代表（包括赵紫阳、焦林义），不要跟江青走，不要忘记了庐山大笑话的教训。
   我们在中国，作为民间的反对派，第一次公开讴歌了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我们预言，“一个摧垮林彪体系的群众运动的高潮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到来”，这就引起了官方极度的敏感和恐慌，他们为李一哲制定的第二条罪状就是：“妄图煽起一个‘匈牙利事件’、‘波兰事件’”。他们说对了。大字报一年之后，这个中国的“匈牙利事件”终于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发生－－这就是伟大的四五运动。它使君临中国二十七年，以为十亿人民都是只会喊万岁的毛泽东在他临死之前领教了一次人民的打击。从此，挣脱了官方控制的中国人民的民主运动，就不顾任何的阻挠和镇压，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了！
   定稿在十一月七日。我决定把它署作第三稿。因我始终认为，《民主与法制》无论去年稿还是今年稿，都只是我一九七二年十二月的那篇对《南方日报》１２１８文章批评的延长和发展。为了表示对林彪垮台日的庆贺，我将初稿日期署为：“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但那时，我实际尚未认识郭鸿志，与李正天也是文革别后初见一面。
   我把稿交陈锦禄，由他组织人在“４４２”紧张抄写。按后来市委运动办统计“共六十七张白报纸，二万六千多字”。然后又交水产系统工人张家齐刻印。李正天书写标题。
   “４４２”的工人活动分子，大多读过《民主与法制》，现在听说要把它公布出来，都非常积极。张贴大字报的那一晚，“４４２”倾巢出动，建工局工人踩来了几辆三轮车，装载浆糊和梯子，人们一涌而上，浩浩荡荡开向北京路。李正天负责指挥张贴。很顺利，没有遇到什么阻拦。张贴完，已是凌晨。我回到“４４２”休息了一下，天一亮，便骑车回到了石井农林水干校。

                   走向黑暗（十五）迎战数百万人的围剿

   第二天，农林水干校就听说了北京路出现了一张很轰动的大字报的消息，人们纷纷议论，并不知道我就是肇事者之一。但大多其实还没有看过，只是从听来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题目中想像它的内容。众口一辞地说：“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嘛！”
   不久，水产局政治处的负责人专程来找我，他是来告知我，李一哲大字报已被省、市委认定为反动大字报，即将开展对我们的批判。他问我的想法。我现成地问答说：“好，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嘛！”他倒笑了，说：“现在不是跟你们争呜的问题而是批判的问题了！”看来，他以为我尚不了解事情的严重性质。但是，他不了解王希哲。对王希哲来说，这等的批判早已是置之度外了。在决定把大字报抛出去的前夕，在莲花井的一次讨论后，陈一阳问我：“你有坐牢的思想准备吗？”我答：“布朗基能够为法国革命坐３８年牢，难道我们连这点精神也没有吗？”陈一阳听后便说：“是这样，我就放心了！”
   不但王希哲如此，也许是经过了半年批黄运动的锻炼吧，李一哲核心分子以及团结在它周围的“４４２”工人，面临即将到来的压力和风暴，每一个人都显得那样从容和自信。他们到筲箕窝游泳，他们到植物园怡情，谈笑风生，没有一丝的恐慌情绪。
   不但如此，意料之外的是，李一哲团体还因批判迅速地扩张了。
   李一哲大字报贴出后，除了署名“梁断元”的批判文章外，周围贴满了密密麻麻的支持小字报和纸条，批满了各色要求的字句。群众急切希望得到文章的油印本。但是我们没有经费，没有纸张，我们只得贴出布告，呼吁捐献，“多多益善，少少不拘”。捐献地点和人物为美术学院李正天。我们不能让“４４２”过于张扬，刺激省、市委早对他下手。这样，李正天便成了李一哲对外的公开联络人。
   李正天美院宿舍每天门庭若市（他的第一位女朋友张果娃便是此时相识），雪片般的书信也向美院寄来。李正天把这些信件都送给我过目。我选其中有知识有见地的信件要李正天给他们复信，并邀请他们某时到烈士陵园中朝血谊亭召开讨论会。他们大多来了，相熟以后并经常向我们提供消息和参加讨论，结果在省委３２办（李一哲审查办）的眼里，他们也变成了所谓“李一哲反革命集团”分子。雄鹰糖果厂女工龚小夏就是这样来到我们中间的一位优秀的女孩子，时未满二十岁。今天她是哈佛大学博士学者，著名人权活动家。
   杨万翔也参加了讨论会，他怀疑我们对１８号文件的评价过于乐观。在我们的大字报里，似乎毛泽东批示了１８号文件后，大字报这个武器在人民手里便必定成为了绝对的、永远不可剥夺的了。杨万翔说，这是不可能的。既然这个权力是共产党给你的，那末它就随时还可以收回去。这是真知灼见。我也并非不理解，但那样写是为了在贴－－撕大字报拉锯战的关头，尽量夸张１８号文件的地位，助我声势，借以打鬼。
   杨万翔有幸言中。六年后，修改宪法，最彻底、最干净地剥夺了人民手中贴大字报权利的，倒不是被咒为反民主的封建法西斯专制分子的林彪、四人帮，倒是号称为开明改革派的邓小平。
   杨先生今天是广东省著名作家。
   另外，还有许多今天不便指名的优秀的“李一哲分子”，他们今天都各自在共产党肯定的或否定的国内外社会岗位上，为祖国民主、光明的未来，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虽然大批的纸张已经送到李一哲的手里（特别需要感谢的是员村工业区工人头头黄铭新、张志强等），但现在已经用不着油印了。李一哲梦寐求之而不可得的成千上万册李一哲大字报已经漂漂亮亮地印刷了出来，伴随着省委宣传部化名“宣集文”的批判文章，下发到了全省全市的各机关、工厂、商店、学校、街道和农村生产大队。广州市委的批林批孔办公室不甘于后，也加了按语大量印刷，下发到基层。的人们的记忆里，这般规模印刷小册子下发基层，除了１９６６年的《毛主席语录》便只有此了！广东省、市委的“批林批孔办公室”一夜之间成了“批李一哲办公室”了！
   言犹在耳，口唾未干，赵紫阳不是刚说过：批林批孔要掌握斗争大方向，“矛头始终对准林彪、孔老二么”？究竟周恩来是“孔老二”抑或李一哲是“孔老二”？
   一九七九年二月，广东省委为李一哲平反时，某些人为自己辩解说，那时因为四人帮正利用批林批孔大乱全国，“决定批判李一哲是为了稳住广东局势”。
   好一个“稳住广东局势”，那我要问，李一哲大字报“出笼”之前，批判之后，广东局势你们自然是稳住的了。但在这“稳住了”的广东局势下，你们究竟干了些什么？特别是广州市委焦林义们干了些什么？你们在你们控制的《广州日报》上向四人帮作了多少“反革命的呼应”（用你们喜欢用的词汇）？
   李一哲大字报揭露四人帮的“反复辟”、“反回潮”，第一条证据就是；
   “今年三月，《广州日报》头版头条大吹特吹的市一医院的那张所谓‘反潮流’大字报里甚至把一九七一年前说成是”热血沸腾，火红的年代，而一九七二年后便几乎进入‘复辟的年代了！”
   然后，四人帮树了个黄帅，你们就亦步亦趋树了个辛若愚，“大乱”广东教育；
   四人帮批“黑画”，你们也跟着批“黑画”；“大乱”广东文艺；
   四人帮树了个“反潮流”的钟志民，你们也跟着树了个要求上山下乡的王东，“大乱”……；
   四人帮吹捧武则天，你们也在报上大捧武则天，鼓吹女人当皇帝，“大乱”……
   四人帮批孔影射周恩来，你们也影射周恩来；最后，王洪文搞第二武装，成立上海民兵指挥部，你们也声言以上海为模式成立广州民兵指挥部，你们跟得好紧！
   李一哲不准你们“大乱”广东，揭露了你们，警告你们不要跟四人帮走，你们恼羞成怒，为了向四人帮表忠，你们才按照他们的指令，花了那么大的气力，发动了那样大的规模来批李一哲。所以，我们说，如果赵紫阳的转向批李一哲是为了向四人帮搪塞交帐，焦林义的批李一哲则完全是为了向四人帮的表忠和献媚。在批李一哲过程中，我们切身感受到，凡来自市委系统的批判，都特别凶狠，都带着报复式的咬牙切齿的仇恨。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赵紫阳一离开广东，甚至在四人帮垮台之后，焦林义就要与那个同样被李一哲痛斥过的广西屠伯韦国清勾结，把李一哲打成“反革命集团”投入监狱了。
   铺天盖地的批李狂潮终于迎面压过来了。从一九七五年一月至三月，广州的各机关、工厂、街道、学校，甚至从红色的宾馆到黑色的殡仪馆，都气势汹汹地拉开了批李的架势，到处可见批判《民主与法制》的墙报。“民主与法制”本身似乎成了“反动”、“复辟”的同义语。面对几个孤立无援的青年，宣集文在他的《再批判》一文中欢呼道：“‘李一哲’今天受到广大人民理所当然的反击，几十万、几百万人民起来批判李一哲的反动大字报，就是好得很！”
   先是李正天，然后是陈一阳，被上百次押送到各大厂、各大学、各机关进行批斗、“辩论”。赵紫阳下令允许他们讲话，允许他们反驳；下令大学驳不倒李一哲不许毕业，－－“辩不过李一哲不要紧，输了好好读书，再辩，再读书。”于是，武斗殴打倒不多见，多见的是批斗前一次又一次的彩排，一次又一次地闹笑话。
   部队也参加了批斗，但却拒绝呼喊“打倒李一哲”的口号。因此，凡有部队参加的批斗会，气氛便不甚激烈。这可能曲折反映了许世友的态度。
   奇怪的是，王希哲却被放了过去。除了本系统的几次小规模批判会外，只是办“学习班”。这是因为赵紫阳发了话：“对王希哲小会帮助”。广东省委对李一哲组织批判的一个机密的策略指示，被热心人送到了他们手上：省委要求对受李一哲蒙蔽的群众，要尽力争取（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对李一哲核心人物也要尽量分化。王希哲便是分化对象，因为王希哲的成分是工人，工人介入了李一哲的核心，在他们想象很可能是被裹胁的，受蒙蔽的。
   省委错误地判断了王希哲在李一哲中的地位，制定了一条注定碰壁的错误的方针。也许是它的情报部门的失误，也许是它根本不相信王希哲这样一个锅炉工人会在李一哲中处于决定性的领袖地位（后来习仲勋又一次犯了这个错误，他以为抓住了李正天就抓住了李一哲），无论王希哲怎样向省委声明，自己应首先向大字报负责，省委都不改既定方针。后来，王希哲企图以大字报声明的方式，公布自己应对大字报负首要责任，受到了陈一阳的劝阻。他认为王希哲保留下来也好，可以有充裕的时间起草反批判文章。我只好在第二线不停地挥动我的笔作战。
   宣集文的文章一出现，我便起草了《反挑战书》，表示应战。
   一开始，我打算以中共对苏“九评”的方式来进行全面作战。它可以抓住一个个主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我写了一评《吓人战术》，利用毛泽东引用的鲁迅的话“辱骂恐吓决不是战斗”，先声夺人，剥去了宣集文可以依靠政治权势压人的优势，在人民面前迫使他与我们进行平等的论战，否则便是“辱骂恐吓”。此法大有奇效。果然，宣集文的“再批”，“三批”，政治帽子便大为减少，理论驳难显著增加。这为我们争取到了主动。
   然后，我起草了二评《请君入瓮》，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让他们也尝尝“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滋味。因为“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共产党员的头脑中”和“中国出现一个特权阶层”是毛泽东说的话，一个出自《井岗山的斗争》，一个出自与斯诺谈话。宣集文和市委批林批孔办可能没有看过，可能看过忘了，竟批判为“胡说”和“恶毒攻击’，被我捉住。这是为下篇文章作铺垫。第三评，也是最重要的一评叫《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吗？》回答的就是李一哲大字报的头条大罪：把“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介定为封建性的礼教原则和维护林彪体系的神圣支柱。
   第四评《杜冈的把戏》揭露宣集文先歪曲我们的论点再加以“批判”的伎俩。
   第五评《论无产阶级中的特权阶层》，阐述了“社会主义”国家中，特权阶层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
   上述几评之后，各处传来了信息，得知省、市委很快就要采取进一步措施，不让我们再讲话，再发布反驳文章了。那时，我正在沙面医药工业局办学习班，（鱼肝油厂划归为医药局），为了赶时间，抢在“封口”的前面，我只得一面“办班”一面赶写《二十五个问答》，作一揽子的打算。这些问题，都是李正天、陈一阳开完批判会后，回来把会上提的问题交给我和郭鸿志，过滤后，择其要者作答的。
   主持学习班的是局党委书记方扬和厂政办主任潘宏连。应该说，潘主任心里对我是同情的。他从来没有表示赞成过我，但也从未压迫过我。即使奉旨办事，将台湾赞赏我们大字报的报道拿给我看，作我的“感化”工作，（那时我才知道，外界把我们视作林希翎的继承者）也并不强迫我表态。他发现我一面“办班”，一面写反驳文章，也只是摇头笑笑，开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已。他后来曾告诉我说，自“九一三事件”后，他便什么也不再相信，只相信他自己了！
   《二十五个问答》，我全面回答了宣集文和大批判的责难，我还坚决回击了对李正天个人品德的发难。
   原来李正天大批斗里忙里偷闲竟携张果娃去街上“拍拖”，地颇偏僻，是否确有亲昵表现，各有说法。不料被尾随人员拘入派出所。宣集文时已伎穷，闻之大喜，即造谣，说是李正天的“流氓行为”事件，企图从人格上涂污李一哲。我愤怒地反击道：
   “李正天与一位女同志在街上走，你们若不是孔孟贤孙，又为什么说不可以呢？国民党特务喑杀了李公朴，造谣说是‘桃色事件’；你们绑架了李正天，也造谣说是‘流氓行为’你们不喜欢国民党，但你们为什么总要学国民党特务呢？”
   从各处传来的批判会的消息，大多反映良好，但也有不少朋友的评价，说是很不好，李正天、陈一阳常在一些枝节问题上扯皮，有时迹近无聊。只是人民群众同情弱者，同情被压迫者的天性，才总在传说中为他们增添上胜利的光环。我很着急，每当碰头都劝他们不要纠缠枝节问题，什么坐凳问题、喝水问题，什么“五谷是哪几谷”的问题，沾沾自喜，而是要抓住还能说话的机会，把理论问题展开去，就象我们的那些反批判文章一样，这样才能真正赢得人心，李正天较能接受意见，陈一阳则很困难。这时我逐渐发现，陈一阳我看错人了。他并不是一个坚定无畏的战士，而是一个痞气很重的人；李正天虽然坚定，但由于《民主与法制》毕竟不是他本人思想逻辑的产物，故也难以应付裕如，滔滔雄辩。我几次潜伏进会场（如中大、党校）企图伺机跳上台亲自答辩，却都不幸被人认出，押出会场去。
   但无论怎么说，广东省、市委发动的对李一哲数百万人的围剿还是以失败告终了。它不但没有屈服李一哲，相反，随着这一围剿，李一哲大字报在南粤各专区（包括海南）、县都张贴，流传了开来，并很快传遍了全国。它不但鼓舞了人民与四人帮斗争到底的勇气，甚至，它的序言加正文的格式，也成了后来许多志士仁人向党中央、毛主席上书的写作范本了。
   七月中旬，省委发布了对李一哲的处理决定：李正天发配粤北石人嶂钨矿接受工人再教育，陈一阳发配九佛农场接受再教育，王希哲留本厂劳动，接受工人监督教育。就此，中外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半年之内，政府率数百万人挟万钧雷霆之力与三、二个小人物论战的奇观，降下了帷幕。
   四年后，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在李一哲、宣集文双方都到场的一次座谈会上对宣集文主笔林江说：“你们宣集文打不过李一哲！”

                走向黑暗（十六）沉默中的期待

   李一哲被处理前夕，“４４２”便被警察查封。六月，陈锦禄遭到了拘捕。他是“李一哲集团”第一位被难者。
   “４４２”对李一哲大字报的贡献是巨大的。有了它，李一哲才可能联络各方面的工人。干部，取得他们的帮助。并扩展自己的影响。陈锦禄从头至尾负责“４４２”的全部事务，首先选择从他下手，显然，政府企图以他为突破口掌握李一哲更多的“内幕材料”。
   当然，我们并不害怕，我们的全部活动是光明正大的。我们不是说要做“光明正大的反对派”吗？但问题不在于你是否光明正大，问题在于，只要共产党的审查机关认为有必要，他们总能从他们的猎物口中按照他们的意志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除非这个猎物是一位极其少有的非常坚强的人士。我后来那样赞赏香港刘山青先生，也是因为如此。
   陈锦禄就是这样一位坚强的工人。我们能够感受这一点，因为李一哲无论在狱外、狱内的那几年里，从未受到过来自陈锦禄的假口供的压力。但我们无力营救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刚动完肾结石大手术的朋友，遭受炼狱的折磨。这一年的四月，苏江终于从惠阳山村招工回到了广州。自一九六八年六月，我与她在红花冈建立爱情后，旋即流亡武汉，七年过去了，流离颠沛，终得以聚首。虽然，苏江曾利用回广州度假，短暂介入过李一哲的专案调查活动，但在农村，则是保密的。不料，批李一哲浪潮刮到了这个贫穷、偏远的山村。她的老同学，同食同住七年的好友甄某被迫交待了她本人，特别是苏江与我的关系。结果，朋友反目，苏江也留至最后一人才回到了广州。
   李大姐建议我们“把婚事张罗了”。陈一阳从九佛逃亡隐匿北京，行前也留下信，祝我们幸福。但我们无法结婚，因为没有自己的窝。那是一个住房空前紧缺的年代。珠影曾盖了二幢新楼，但那时正在批李一哲高潮中。我父亲对我说，“儿子没地方住”这个问题，他甚至连提都不敢提出来。不过，他还是很热心于我结婚。在他看来，我成了家后，也许便可以“安定团结”一些了吧。他愿意出钱帮我们买一套房子。但广州之大，哪里有房子可买？我们在河南、东山、西关都看了几处，都是贫民窟似的旧屋，肮脏不堪。此事只好搁置下来。直至１９７５年底我们结婚，仍是无房。
   这一年的中旬，以电影《创业》编者张天民给毛主席信肇其端，中共中央发生了调整与反调整文艺政策的争论。跟踵而来电影《海霞》又起风波。导演钱江不堪忍受江青的欺侮，愤而南下广州，以到从化疗养为名避难。
   钱江夫妇到了广州，住进了珠影招待所，吃则在我家。
   钱江和他的姐姐黎莉莉与我父亲虽是远亲，但在三、四十代，因共同的电影事业和共同的艰苦生活，早已结成了兄弟姐妹般的亲密关系。他们的下一代，都互称对方为干爹妈。我儿时亦称钱江干爹。１９６６年到京，因久不见，不甚习惯，改称钱伯伯。此次他们来广州，自应住进我家，但以我家之蜗，哪里有他们住的地方，只好移尊招待所。
   钱江沉默寡言，不善多谈。戴一顶呢干部帽，耐心坐着，等待吃饭。他的夫人，延安老干部史平则滔滔不绝，多所教诲。我父亲已与他们谈过我的事，故史平是开门见山：
   “我们早听说过你的事了。……造反精神还是应该有的，你钱伯伯就有造反精神。他认为江青同志对《海霞》批评不对，一封信就写到毛主席那里去了。江青同志说他没良心。怎么没良心？八个样板戏搬上银幕，一大半都是你钱伯伯拍的。想了多少办法来拍好它！……不过，要有个界限，这是党内问题。你可能没有掌握这个界限，有点越了界！是不是？以后要多注意一点哩！”
   我乖乖听着史平阿姨的话，没有作一点声。他（她）们是长辈，我不能太唐突了他们。在长辈面前，我永远是个孩子。何况他们也自有他们的道理，不妨虚心听听。

广州几天后，他们便去了从化。之后，北京不断地有人来催他们去。回去的目的自然是接受批判，二人不肯，就这么拖着。
   1976年４月，由南京发轫迅速向上海、北京蔓延的一场伟大的四五运动发生了。官方称之为“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
   《海霞》原来的支持者是周恩来和邓小平。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垮台，原来的平衡被打破，北京方面对钱江的态度严厉了起来，催他回去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北影厂长汪洋与珠影领导数次找到我父亲，要求他去动员钱江回京，说是钱江就听他的。我父亲没有主意，回家问我怎么办。我说：“他们催钱江回去，把底交给你了没有？”父答“没有”。我说，“那好，你就装糊涂，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先答应下来，张罗钱江回去。到真该回去的时候，就跟医生打个招呼，说钱江病又重了，动不了。反正钱江的事，医生多少知道，会同情的。然后，你又去跟汪洋求情，推说医生说病重就行了。”
   我父亲果然照办。就这么又拖了三、二个月，直到汪洋在电影局严令下，带着医疗人员，配备氧气袋，亲自把钱江夫妇押上飞机送回北京为止。他走后，留在我家里的，还有他在从化搜集制作的根雕和他告诉我准备送给“小海霞”的礼物。
   钱江夫妇的遭遇，更加深了我对江青一伙的憎恨。他的儿子八一来广州探望父亲和他的干爹，我把我的床让给他睡。他向我谈起了周总理的死和焚化，说起了江青的跋扈以及北京人民的悲哀和愤怒。他向我讲述了许多我所不知道的天安门事件的故事。他说的许多故事我后来都淡忘了，但有一句话我一直都记住了，他说：“你看着吧，快了，快了，很快就要变了！”这震撼人心的期盼我知道并不是八一一个人的，它代表北京人民的盼望，全国人民的盼望！
   但是，这期盼只能如岩浆，在地下运行。地面上，仍是一片白色恐怖。天安门事件后，“打倒邓小平”，“愤怒声讨反革命”的声浪甚嚣尘上，全国各大、中城市上亿人次连日示威游行，拥护四月七日中央的两个文件。焦林义的“上海”民兵游行之外，荷枪实弹，巡逻警戒，严防着“阶级敌人”的动向；报纸、电台、文艺演出，中共控制的一切宣传机器都在呼喊镇压。我最能记得的是姚锡娟、陶令昌在电台的一首对口朗诵，愤慨激昂，高音大喇叭把它送进了每个工人、市民的耳里，大意是：
   “快，快，快集合起来，拿起棍棒，我们奔向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是毛主席检阅亿万革命大军的地方，岂容一小撮暴徒逞凶狂！……”
   姚锡娟不说它，陶令昌是一九六八年庇护、资助我北上避难的恩人。他的这段朗诵，格外令我痛心，就象那棍棒，棒棒都打在我的头上。
   厂子里也加强了对我的控制，我不时地被叫到政办问话，告诫我“认清形势”。批李运动中，他们早已了解我拥周反江的政治态度。一次，又把我叫去，问我是否看到过“总理遗嘱”？
   我说：“看过”。
   他们紧张了，问：“在哪里看到的？”
   “在越秀山上”。我答。
   “越秀山上？怎么看到的？”又问。
   “中山纪念碑上刻着的。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
   李一哲已被遣散，“４４２”工人也已星散。我无处发泄自己的愤懑，更无法发出任何抗议，举目四望，到处是随波逐流的人群。但是，地火毕竟是在运行。这时，有一个人给了我惊心动魄的鼓舞。此人无论寒暑，每天大清早，都背心短裤，在新港路上长跑。他叫刘国凯，原红卫兵广州兵团司令刘国旋的哥哥。一天，他忽然在我面前停了下来对我说：“改良是没有用的了！要学孙、黄，不要作康、梁！记住！”他不待我作答，便又远远地跑去了。
   －－“不要作康、梁。李一哲是康、梁么？孙、黄又怎么作？跟共产党搞武装斗争？可能么？”
   但那时，因天安门暴力镇压引起的心理抗拒，在一些青年秘密小团体中，确实流行起了一种以暴抗暴的情绪。珠影老导演蒋锐的儿子蒋学峰带我习武，说是现在民兵警察手持棍棒是随时可以打人了，“官府在远，拳头在近”不能不习武相抗。他介绍我认识一位青年功夫教头于某，于和我交谈，很赞同用暴力来推翻毛泽东。
   我觉得他们是一些极右的团体，与我不合。但学点防身术，确有必要。便拜师于某学拳。
   于的家门是“北少林”。他教我说：“拳是两道门，全靠脚打人。”他摆好架势让我扑上来，然后飞起一脚踢中我的腹部，我哎哟一声，半天不能站起来。他一般带我在越秀山“总理读书处”和流花公园练拳。同时，他还经常带他的一群群徒弟、徒孙与其他家门的团体下了注在兰圃清真墓比武，戴上自制的护甲和手套，常打得牙齿脱落，满脸是血。打赢了，得了钱便大吃一顿。而他的“北少林”是经常赢的。我过去的学“龙形”、“白眉”的朋友听说后不服，来约于某较量，却都为他轻易击倒。
   这之后，我的一些“李一哲”朋友徐向东、郑锦林等，甚至我的一些工友也跟着我向于某学起拳来。我们利用渔轮厂的钢板，也自制了护甲。这一来，工人中流传起了笑话，说是“李一哲转向武装斗争了”。我一听，心知不妙，官方的秘密警察是决不会把它当笑话的。赶紧离开了于某。徐向东等则继续跟他学拳。后来，于某去香港开了武馆。蒋学峰、徐向东则去了加拿大开了武馆。
   这一年的七月二十五日，我的儿子船船降生了。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追查反革命谣言”还在紧张进行。我为船船取名“怀舟”，取怀周之意。父亲得知，赶忙压低声音嘱咐：“千万不要说出去，千万不要说出去！”但这个名字，我儿子后来似乎并不喜欢，因为我也没有料到，四人帮垮台后，特别是天安门事件平反后，一夜之间，咸与怀周，这个名字便颇显直白和通俗了。于是我答应：“你高兴改什么名字你就改吧。”
                走向黑暗（十七）转折的牺牲品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骄横颟顸的四人帮终于走完了他们的末路。但他们那样轻而易举地被叶剑英收拾了，使我意外。毛泽东临死前说，“恐怕要在血雨腥风中交班了”，他把拥护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了；四人帮也对自己估计过高了。他们恐怕作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竟会在一夜之间被叶剑英一锅端。事实表明，他们的“武装上海民兵”“与走资派斗争到底”不过都是虚张声势，适足为他们的敌人提供把柄，证明其后发制人罢了。
   不过，人民对四人帮的垮台是高兴的。欢呼的大标语、大字报立即布满了全城，郭沫若的《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四处传抄。许世友挥着小纸旗，摇摇晃晃，快快乐乐地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虽说游行仍是官方组织的，但人们内心的兴高采烈则是无可置疑。即使在“坚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下，暗示为邓小平不平甚至为李一哲说话的大字报，也渐渐地出现在街头。
   莲花井又一次热闹起来。虽然郭鸿志、李秀芳随省电台工作队已去了增城搞社教，但李老太太在。她并不妨碍我、龚小夏、杨万翔、张家齐、莫庆梁等又经常地在这里聚首了。陈一阳也从九佛回到广州。我们考虑在目前形势下，李一哲是否应站出来，对去年广州的批李运动作一个评价。
   新“李一哲分子”都很兴奋，希望站出来。我也倾向站出来。我认为，华国锋虽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解决了四人帮，但他的地位是不稳的。他的地位的唯一合法性的依据是毛主席写给他的“你办事，我放心”。但是四五以后，人民对毛主席本身都不放心了，又怎么能根据这一点对他放心呢？因此，华国锋势必要在宣传自己正统性的同时，竭力扩大支持自己的力量。这就必须要放弃批邓。批邓和批四人帮南辕北辙，势如冰炭，根本不可能同时进行。但放弃批邓，又要使他冒放弃“按既定方针办”的风险，这又势必影响他的正统地位，两者权衡，他可能还是会逐渐放弃批邓。李一哲若站出来，就应该声明我们的立场，坚决主张为邓小平翻案，以推动形势的发展。
   我的分析很得杨万翔的赞同。陈一阳则不太同意，他认为现在是一个国家政治形势急剧转折时期，历史上任何一个转折时期都是要杀人的。我们现在对华国锋了解不够。他到底对邓小平是什么态度？他可能更看重毛主席的“遗诏”对他的保障作用。他可能正要找主张为邓小平翻案的人开刀以证明他粉碎四人帮并不会动摇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故我们现在不宜轻举妄动，而应再观察一段时间，千万不要在这个关头，作了转折的牺牲品。
   他的话令人毛骨悚然，但也不无道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中共确在毛逝世后一段时间里，下达所谓《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对大批优秀的批毛人士进行了屠杀，著名烈士有王申酉、史云峰、苏选禄等人）故我也同意先观察一段再说。
   我与他去了一趟增城，见到了郭、李。郭听了我的意见后，提醒我们还要多注意叶剑英对华国锋的影响。他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评价叶剑英是“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吕端这个人年纪大了，老眼昏花，太宗死了后，他把真宗扶上龙床，还要左右再看二遍，看清楚没错了，才走下龙庭磕头。所以现在对待这个批邓问题，叶剑英肯定是很谨慎的，也赞成我们先看看。
   他又建议我们去看看李正天，现在形势松动了一些，大概去一下也没什么问题，不会遭到拒绝。
   李正天自去年七月送去石人嶂后，在批斗中被打得很厉害，到年底，简直失控了，他感到生命没有了保障，便深夜逃出，翻山越岭回到广州，直奔新河浦省委书记李坚真家，反映了被打情况，要求省委人身保护。李坚真闻知后说：“怎么能这样打人？省委三令五申不准打人嘛！何况李一哲省委并没有定性是反革命嘛！”她即打电话给该矿党委书记林松，禁止矿里再打人，要他们派车将李正天接回去。
   李正天这次潜回广州，又是黄铭新收藏了他。黄号称员村工人“及时雨”，名不虚传的。
   李正天这次回去后，批斗从此便结束了。
   莫庆梁恰好要去韶关探亲，便与我和陈一阳结伴而行。我们到了韶关，看到新闻，华国锋为毛主席纪念堂奠基。我们乘车到了始兴，却没有车去钨矿了，只好步行，跋涉二十多公里，黄昏时分到达石人嶂。
   向矿上的人打听，得知李正天正住在医院。我们到达医院时，李正天正在吃晚饭，旁边一煲穿山甲。李正天见到我们，喜出望外，连忙招呼我们吃饭。我们随便弄点吃了，没有吃他的穿山甲。知道这是他的营养补品。
   他没有向我们谈这一年来，特别是去年他被斗、被打的苦况，这些对我们来说已是无需多谈的了。他特别感慨的倒是这里矿工劳动条件的险恶，劳动保护的落后和生命没有保障。“经常死人”，他说，“掉到井里摔死的，被石头砸死的。我都好几次差点死，好在还是工人保护了我”。他又说：“去年我跑回广州，李坚真不是让矿上派人来接我吗？就是来接我的那个叶培提，他是矿里专门负责管我的党委委员，回来不久就被矿里掉下来的大石头砸死了。我都在场。”我和陈一阳都倒抽一口冷气，这些是我们没有想像到的。
   他又兴奋地说，李坚真说了话后回来，矿里的干部、工人都对他好了。四人帮垮台后，工人就对他更好了，简直就好像他已经平反了。他来这里住院，是医院朱院长主动要他来疗养的，朱院长也是矿党委委员，一直很保护他。这些穿山甲，也是医院的工人送来，帮他煮好的。“你们吃吧，吃吧！”他说。
   看来，这里的干部、工人能够理解我们，这一年来，李正天与他们已经建立了信任的感情，我们也十分高兴。
   朱院长听说我们来了，热情地为我们安排住处，邀请我们去聊聊。朱院长说，他能理解我们的大字报。现在矿里很信任李正天，已经不让他下矿，专门安排他做一些宣传工作了，现在就准备让他画一幅巨幅的毛主席油画肖像，开大会用的。过去一直没有人能画，李正天来了也不敢让他画。现在可以让他画了。
   我们感谢了他对李正天的保护，他十分客气。
   第二天一早，我们向朱院长和李正天告别。我们也告诉李正天，我们已与老郭商量过了，决定再看一看形势的发展，暂不采取什么动作。他没有意见。
   我的厂里，也处处显现出“平反”的气氛。现在不但工人，连干部也开始从正面来理解“李一哲大字报”。潘主任告诉我，厂党委对我毛主席逝世以来的表现是肯定的。九月九日，全厂大会收听中共中央“告全国人民书”，是我带头起立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致哀。厂党委认为我对毛主席是有无产阶级感情的。鉴于我过去早有入党申请的要求，他再次建议我参加党课学习。
   我的头脑开始不清醒了。在北京路一张不知名群众为李一哲伸张的大字报旁，我用小纸条批道：“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李一哲”

                                          走向黑暗（十八）黄华监狱的囚徒

       陈一阳的预言是对的。华国锋在他转折的关头确是需要牺牲品。但我们都没料到，我们那样沉着，那样不动声色仍不能逃脱“牺牲品”的命运。一九七七年三月二日夜，我们三人，另郭鸿志也未能免，分别于各处遭到了逮捕。
       我是回厂上中班时被捕的。有人来通知我，白厂长要我到厂部去。我上楼刚拐进大厅，埋伏门后的便衣警察猛扑上来，喝一声：“不许动！”将我按在地下，扣上了手铐。我第一次戴上这个著名的玩艺儿，一九六八年的那次，还没有领教过它，所以在等待他们搜查的时候，便很奇怪地欣赏它。它是不锈钢的。棘条的锯齿有如狼牙一般，可以一级一级收紧。当紧得我感到有点痛时，侍立一旁的制服警察笑了，说：“太紧了吧，要不要我给你松一下？”他很客气。我也对他笑笑说：“谢谢，不必了。”
       搜查完毕，我被夤夜送到了广州北郊的槎头看守所。
       我珠影的家也遭到了搜查。甚至，我岳母的家也遭到了搜查。因为苏江生了船船后，珠影根本不可能住下，只好回娘家坐月哺乳。船船这时仅八个月，见到熟人，便咧嘴嘻笑，小手脚乱舞。苏江一家疼爱异常，特别是小姨。这小姨生性内向，讷言寡语，因王哥哥事遭此惊变，又继之以迫害，恐怖不已，遂致疯颠，这是后话。
       关在槎头几天，没有人来问过话。静悄悄的整座大楼死一般沉寂。偶尔会传来“哐啷”一声响，那是上楼的铁门开了，有人来了。屏息听听，他会走到哪个仓口？即使不是自己的仓也好，因为总算听到了一点人声。孤独地关押在这囚牢中的人，是多么盼望听到一点人声啊！不但人声，哪怕窗外飞来只小鸟，瞪眼望着你，喳喳叫一叫，然后飞去，也是多么高兴！
       他们究竟为什么要抓我呢？肯定是李一哲的事无疑。但又为什么不来提问我呢？难道是为了灭口，要让我永远地消失在这监狱中么？李正天呢？陈一阳呢？他们也抓了么？还有郭鸿志。
       家里人都怎么样了呢？父亲急病了么？还有苏江，她多么苦哇，还带着船船。船船学说话了么……
       天黑了下去。第二天又亮了起来。
       我究竟为了什么呢？为什么不可以早点看破红尘，象别人那样，作个消遥派，去谋求个人的发展呢？是的，刚投身运动的时候，我很天真，不惜一腔热血，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但是，现在看看，这个江山变不变色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何苦为它奋斗？何苦为它牺牲？算了，向他们投降了吧！写个投降书……但是，怎么写呢？
       另一个王希哲起来反驳了。
       怎么，你软弱了么？动摇了么？你要投降？你不是从英德茶场起，就认清了中国应走的道路－－民主的道路，并决心为一个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么？这个民主的中国干“红色江山”什么事？你后来的反对林彪，反对四人帮，已不是因为什么“红色江山”而是因为人民的疾苦，是因为你看到了他们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极左口号和政策下，受到的那样残酷的压迫和痛苦。为人民奋斗，为人民牺牲，为人民解除痛苦，难道不值得么？历史上多少志士仁人都能作这样牺牲，你就作不起了么？你才关了几天？如果你也投降了，消遥起来，对得起那曾跟随你投身文化大革命而死去的七位同学么？你怎么向他们交代？用什么告慰他们的亡灵？他们会咀咒老天太不公平，为什么不安排你去死让他们活下去？你就当作你早已死去了吧！当自己死去了，现在活着已是多余的，就一切无所谓了……
       十二天后，一辆吉普车把我带到了黄华路看守所。我被关进二楼的第８９仓。
       和仓边路看守所一样，黄华看守所也是一座国民党遗留下来的老监狱。共产党接管后可能略事修整，但仍显得沉重、古老、黑暗。它座落在省公安厅的后面，西面是我的母校十七中，街对面则是著名的八一中学。
       八一中学最严重的一次武斗发生在１９６８年初春。那天，一位梳短辫的外校女同学喘着气匆匆跑上井岗山大楼来找我。她叫王勇，也是“革命钢杆”的，原名苏穗英，公安厅原副厅长苏汉华的女儿。她说，她校的造反派已被主义兵包围了，正在攻楼，十分危急，她是突围冲出求救兵来的，要我赶紧派人去解围。说完便“腾腾”地跑回去了。我即令“文工团”（即所谓“飞虎队”）骑上单车赶去，大队随后到。但这却是我见她的最后一面。仅二十分钟后，我们赶到时，主义兵已撤走，留下的只是她的尸体。在她翻墙冲回学校时，被凶手从后背插了致命的一刀（此人据说参军后被逮捕）。看着她浮肿的遗容，我深悔当时没有劝她随单车队出发。我立即派人把正在演出《红卫兵战歌》的乐队“劫持”过来，为她致悼送葬。那几天，我一直很悲伤，她生前最后一刻的影子老在我的眼前浮现。“飞虎队”的人甚至怀疑我是否爱上了她。也许，存在着这样一种潜意识吧。
       但这已经是九年前的事了，我现在面对的是苏汉华下属的审讯。
       二个审讯员，一高一矮，一个方脸一个尖脸。姓甚名谁我至今都不知道。他们很热心地向我交待政策。“你还很年轻嘛！三十还未出头吧？小孩还小嘛！早点把问题讲清楚争取早点出去”。“讲清楚了，没什么问题了，就可以出去了嘛！”。
       但后来我才知道，“问题”是永远讲不清楚的，材料是永远也写不完的。
       当我不耐烦甚至略加抵制的时候，他们就会变过脸来：
       “怎么，想顽抗？想把牢底坐穿？我知道，你是想学布朗基，坐三十八年牢是不是？”
       嗯，这是谁交待的？是李正天，还是陈一阳？交待是什么意思，是想说明我们早已义无反顾了呢，还是想把我抛出去，说明我的顽固以邀功？
       接着，又有一段政治“私房话”被抛出来，而这是只有陈一阳才知道的。我明白了。我对他们说，我早已交待清楚了，李一哲大字报从头到尾，负主要责任的是我。请你们从严处理我，宽大了陈一阳、李正天吧！
       他们问，为什么你不把这些情况早告诉省委。我说，“我早告诉了，他们不信，有什么办法。你们搜了我最近的日记。但过去的日记，从英德茶场以来的，你们没有吧？在苏江那里，你去问她要好了。我写一张纸条给你们。”
       仓里每天早上有广播听，中央台的新闻。也有报纸，《人民日报》、《南方日报》二种。
       从报纸上，我注意到，在我们入狱之后广州已经掀起一场更大规模的批“那几个人”运动。即官方所谓的“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的运动。“那几个人”报上一直没有点名。但我知道，那显然是梁锦棠、刘继发、孙亦武、周炎。赵卓云等人无疑。
       这两派原势如水火的头头在一九七四年五月许世友、赵紫阳接见之后，便开始合流了。梁锦棠、孙亦武眼见王洪文以造反派出身升任副主席；批林批黄，许世友、赵紫阳的态度又特别倚重曾受军管压制的刘继发、莫竟伟等，深知原依靠的军管势力大势已去，孙亦武便声言，自己是“原东风派中的造反派”，要求与刘继发等“摒弃前嫌”。赵紫阳顺势为他们开办了“刘、孙办”。“在野”的头头们也有联合的想法，他们在人民桥南洞天酒家吃饭，号称“洞天会议”，实现了沟通。这一行动，也确实保障了广东７４年的批林批黄没有爆发派性的争斗。
       这场清查运动从三月中旬开始，到七月中旬二次百万人大会达到高潮。从报纸的报道和连续的署名评论文章看到，这次清查有几个特征：
       一，这次清查完全没有涉及李一哲，没有提到李一哲在一九七四年批林批黄运动中的表现。说明他们很清楚，李一哲不属于他们，即所谓“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只是到了年底的十二月二十一日，焦林义在广东省革委工作报告上方把他们与李一哲绑在了一起，说“他们还同现行反革命分子狼狈为奸”，“他们中有些人同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早有勾结”。“他们在省委、省革委捣乱，李一哲就在社会上兴风作浪”等等。这样，李一哲性质是反革命，他们不过是帮派分子，与李一哲“勾结”本身成了他们的罪状。
       二，清查“那几个人”“大乱广东”的行为都发生在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前后，而不是发生在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而全国各地帮派头头“大乱”某地，首当其冲便是一九七四年。原因就在于广东一九七四年批林批黄社会层面的运动，实际上被李一哲控制着，不允许跟江反周。这才引来了焦林义的妒恨。而一九七六年，李一哲已被打击得星散，无法对上层头头的错误施加影响了。
       三，从整个清查看来，“那几个人”从来没有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的言行，也没有特别卖力批邓，他们不过是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趁势而起，企图在省委、省革委中多捞几个位置，巩固一下自己本来不太巩固的地位罢了。
       但是，焦林义又干了些什么呢？前面我已历数，他在一九七四年亦步亦趋地紧跟四人帮，他在一九七六年又是发起游行示威，（许世友拒不参加）又是大会讲话，卖力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更是“大乱了”广东。可是在他的报告里只轻描淡写地说一句“省委领导七六年的斗争也有缺点和错误”。一九七四年的反周错误呢？不提了！他为自己辩解说，他的小错误，是因为“四人帮控制了舆论工具”。但是“那几个人”犯错误，不同样因为“四人帮控制了舆论工具”么？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只许他焦林义向四人帮献媚争宠，不许他人趁势向他争权，正如他批判别人那样，焦林义也不过是个“看风使舵”，“灵魂肮脏”的机会主义官僚罢了。
       饿，饿极了。饿得想吞蚂蚁，想啃石头，想把一切可能压制住肚肠呜叫的东西，都塞进口里。有几次，一转身，馒头不翼而飞。到哪里去了呢？仔细想，才怀疑很可能已吃下肚里去了！没有书读，每天就盼着那两张报纸，只有报纸来了，才能略为忘记饥饿的难捱。
       李正天也许跟我一样。经常地都能听见他打门：“报告管教开广播”或者“报告管教发报纸！”他在第８５仓。
       傍晚，天渐昏黄，还没有开灯，我喜欢踱步，拉开嗓门一字一顿地朗诵：
       “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奈何笑容难为久，春来反凋残。残固不堪残，何须自寻烦，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
       李正天也常以陆游咏梅词大声相和。出狱后，他赠我一首诗曰：
       “久与君相共，同仇斗玉龙，开怀天下事，明辩九洲风。宁舍新婚美，岂容老牝凶，咏梅发腑肺，会意有亲朋。”
       郭鸿志和陈一阳则很乖顺，从不发出任何声息。但我知道他们关在哪里，从他们的脚步声，我可以知道他们的提堂和回仓。
       时间月复一月地过去，审讯仍在不厌其烦地进行，而且牵连的人越来越多。一位花白头发，中等身材的人常来审讯室压阵。他姓关，被称为领导。究竟是什么领导，始终不得而知。我问他，你们已经审查那么久了，问题应该是清楚的了，我们究竟在哪里犯了法？他答：“你们是在和共产党作合法斗争。”
       这个回答很意外，也给了我很大刺激。过去，我们总是想，我们是在和林彪作斗争，和四人帮作斗争，从来也想不到我们会和共产党作斗争。我们是在和共产党作斗争么？共产党有缺点，有错误，出了坏人，人民就只能听天由命，不能和它作斗争了么？共产党过去骂国民党，不就是说国民党连人民的“合法斗争”也不允许，所以才是法西斯么？
       但我没有用上面的想法来驳他，我还不敢。我问：“既然我们是合法斗争，你又凭什么来抓我们呢？”
       他们哑然无语。
       报纸上，新出版的《毛选》第五卷正在热热闹闹地宣传，我极力要求得到一本，终于如愿。
       那时，出版毛选是华国锋地位正统的象征。毛选五卷在华国锋的鼓吹下又一次恢复了“红宝书”的地位。“英明领袖华主席”送来的纸版一到广州，郭荣昌、肖洪达便像藏民捧佛龛一般，在人群的簇拥下，从白云机场一直捧到了红旗印刷厂。
       好了，这下我有书看了。但是不看还好，一看，毛泽东仍保留在我心中的伟大地位，便轰然坍塌。
       毛泽东对胡风案的专横，对梁漱溟的跋扈，对“右派”用计的阴险，都是令我震惊，令我难以置信的。我总以为毛泽东私心是一个崇尚民主的人，而文革以来把他神圣化、绝对化，把他变成一个不受批评的人，则完全是林彪和其他党内肖小的过错。虽然一九七五年底，对刘冰信件的批示已经引起我的怀疑，因为这是我看到的毛第一次公开宣告，他本人是不可侵犯的。但我仅认为，这是他晚年走向衰老后的难以避免的昏。现在我明白了，此人一登紫宸之后，便已是予智予雄，人莫予毒的了。固然，毛泽东思想也自有他的精华。他的精华几乎全在他的１９３５－１９４０年的文章中。那是他刚刚长征到达陕北，外尚立足未稳，内尚未最终确立自己党内的地位之时。他此时的文章多为论辩性的，是与人平等，充分讲理的。国内国外，条分缕析，非如此，他不能驳倒实力雄厚的党内反对派，不能赢得全党同志的信服而跟他走。此时毛泽东的文章，既已达到了它成熟的顶点，又没有一九四五年后的领袖气，更没有一九四九年后的霸道气和帝王气。
       的确，“权力是能腐蚀人”的，它甚至连毛泽东的文风都腐蚀了。但是，为什么权力不能腐蚀华盛顿，不能腐蚀孙中山，却偏能腐蚀斯大林，腐蚀毛泽东呢？
       四月八日，我略为注意到了《南方日报》上的一则消息：在国家领导层中消失了近二十年的习仲勋复出，担任了广东省委的第二书记。我没有过多地设想此事可能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因为除了知道他曾与彭德怀一起领导过西北野战军外，其他就太陌生了。
       但五月的阳光已在悄悄地照射进来。

                                   走向黑暗（十九）冰川下的春潮

       五月十三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了党内改革派向凡是派斗争的第一步。从文章的矛头所向，我能够感受到它的份量。它是一九七二年以来，在中共的宣传阵地上，改革派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发起的第二次冲击。李一哲的《民主与法制》曾经欢呼过一九七二年的那次冲击。无论如何，这一次新的冲击，其结果，必然对李一哲有利。
       六月初的一天，变化开始发生了。我被通知收拾行李转移他处。
       吉普车沿麓湖路转今天的广源路向沙河方向驶去。一年多没有见过这外部的世界了，啊，多么美丽－－那山、那水、那草、那树！还有那左顾右盼，准备横过马路的姑娘，她们飘曳的裙裾，高耸的前胸，能使一个长年不见异性的囚人多么心醉！
       车过了植物园，又过了龙洞，直到群山深处的一座监狱门前停了下来。这是柯木朗的广东省看守所。一九七四年批林揭黄时我就听说过它，受审查的高干就关在这里。
       这里的仓房比黄华大得多，仓里还有一个水泥砌的浴池，这是黄华没有的。但蚊子也比黄华凶恶得多。大院和周围种满了各色蔬菜。整个看守所似乎没有关几个人。这从开饭小车停下的次数可以判断出来。院里有几个人在耕作，大概是留场劳动的“福头”。
       当天我便知道了李正天也来到了这里，就关在我的左近。我估计郭、陈也必然来到了，只是他们仍不发出什么声音。
       七月七日，王宁来柯木朗找我谈话。他是老资格的公安厅长。文革时，叶振光出任省革联接管公安厅的代表。他便是从王宁手里夺的权。那之后，砸烂“公、检、法”，黄华路随处可见“揪出王宁”的大标语，今日才得以识荆。他很胖，估计会有高血压，戴一副银边眼镜。
       “怎么样？这里还可以吧？……嗯，总比黄华路那边好些。我也在这里关过呢！哈哈！”他说。
       他在这里被关过我不知道。但他在被关的时候，饿得偷甘蔗头吃，我是听说过的。但是你在这里关过，难道我们也得在这里关一关么？
       “王宁同志，我们被搞到这里来，也不审讯了，是干什么呢？审查那么久了，应该有个结论了吧？”我试探地问。
       “让你们来这里好好学习一下。生活也改善一下。我让他们给你们增加点伙食费。有报纸看吧？亮亮的文章看了吗？”他指的是前二日报上发表的陶斯亮的文章，《一封终于发出去的信》。
       “看了。陶铸同志死得太冤枉了。其实，广东人民对陶铸同志的印象还是不错的。”
       “党中央已经决定为陶铸同志平反了，还有彭德怀同志。”
       “哦！”我颇为诧异。因为就在前不久，我还读到罗瑞卿的大块文章，说是长征到会理的时候，林彪曾打电话“勾结彭德怀”向毛主席夺权，遭到了他和聂荣臻的当面抵制。“这形势发展得真快！”我想。那么，王宁为什么要向我提到陶斯亮的文章呢？是否一种对我们也将平反的暗示？我说：
       “王宁同志，关于我们李一哲的问题，我想向你简单谈一谈，”
       “好吧，谈谈吧。”他说。
       回来，我反复思索这次王宁会见的意义。是谁派他来的？看来，象是习仲勋在进行干预了。但是，焦林义的势力是强大的，他不会那么容易让步，善罢甘休。我们还是要作最坏的打算，作长期的准备。学习？好吧，我早就想读《资本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读《资本论》算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写信给苏江，要她即为我送一套《资本论》来。
       关某为落实组织我们学习的指示，第三天把我召到了办公室。跟着，满脸胡子的李正天也进来了。我们高兴地握手，拥抱，互道问候。石人嶂一别，倏乎两年了，真有说不完的话。我们没有特别注意一位骨瘦如柴的老人也走了进来，戴着的眼镜片用细绳子绑着，裤子也很拖沓。他脸无表情，木然地在我们身边坐下。我有点奇怪，这是谁呢？怎么也来这里？也许是个关了很久的老犯人吧？
       陈一阳也进来了，又是握手，问候。
       关某说话了。“前天，王宁同志找你们每个人都谈了话，要求组织你们学习。以后，你们可以经常出来一起学习一下，还打算适当安排一下你们的活动……”
       他的话使我敏感起来：怎么，这个骨瘦如柴的老头就是郭鸿志？那个肥胖得不亚于王宁的老郭到哪里去了？我愕然地死盯着这老头，辩认着。老头忍俊不禁竟“噗”一声笑出声来。这一笑露出了本相－－他习惯地又用手虚掩了嘴，眼里闪出狡黠的光亮。
       “老郭！”我激动地喊一声，捉住了他的双手。
       陈一阳大惊失色，骇然站起：“啊？啊？你就是老郭呀！”
       李正天则惊奇得说不出话来。
       倒是关某，若无其事地抽烟，注视着这场奇妙的“会师”。自那次数百万人的围剿后，这四人是第一次的会聚。
       下午以后，形势就不同了。我们纷纷向关某提出了立即平反，释放的要求。李正天更激烈，声言若再长期关押，就会绝食抗议。
       关某显然见这样“学习”容易出事，汇报上去了。从此，便没有再组织“学习”。
       但就在那天下午，郭鸿志偷偷向我的裤兜里塞进了一张纸条，我至今珍藏完好－－
       “（我对韦国清提出申诉）上书、上街，出于对主席信赖，对广东存在的反周、叶黑线，至今怀疑”；
       “五年来，我谈本是因多方面反了四人帮而受打击、迫害的案件”；
       “看来，一直焦（林义）把持，变成一根搅屎棍。在省委内并非集体解决，而在市委则是一言堂”；
       “现在可能是习干预的第一个步骤，……焦不脱手不会彻底解决，平反，最后难定，可大可小……”
       他的分析和对前途的估计，与我还是不谋而合的。问题是习仲勋的背后还有没有什么人？习仲勋沦陷二十年后初到广州一、二个月，就敢过问、处理李一哲案，是否他南下时，胡耀邦或邓小平对他有过什么交待？（此事到现在我仍不大清楚）
       最后，他附了几首诗，最好的是一首古体：
       民主法制似幽灵，飞出岭南回荡行。万象纷纷归辩证，眼前风景当年梦。势不两立广州帮，横拼一煲烹五羊，瓦碎却飘贝叶香。
       但是，当我正在大声讽诵“民主法制似幽灵，飞出岭南回荡行”的时候，一个简直难以置信的消息被中央广播电台广播并登载在各大报上了。这就是七月十三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民主和法制》。
       这篇文章批评了文革中法律虚无主义的错误，抨击了四人帮把专政指向人民的罪行。
       这些年来，“民主法制”已经成了李一哲的识别符号，成了“反动”、“反革命”的同义语。但一夜之间，它成了正面的、革命的口号，成了中国人民理应争取之的理想！阴霾很快会被扫除了，正义很快会被伸张了。我想。
       李正天按捺不住，宣布绝食，要求立即释放。四天后，他才在郭鸿志的劝说下复食。陈一阳则莫名其妙地疯狂起来，每天在仓内大喊大叫，胡言乱语。不久，被送去了槎头犯人医院治疗。
       兴奋的消息继续传来。中山纪念堂召开因反四人帮入狱工人庄辛辛平反大会。李坚真接见了他，并正如我们所估计的，李坚真透露说，庄的平反遇到了极大阻力，直到“省委主要负责人亲自过问”，才得到了解决。
       果然是习仲勋！
       大局已定，我反而感到太紧迫了。因为我要求自己务必在出狱前，读完四卷《资本论》。我全身心地埋下头去读这本书。
       伟大的马克思。这部书对我的影响是“划时代”的，它是我从“光明”走向“黑暗”的分水岭。如果说过去我还是被共产党驱迫着走的话，那末在此之后，我则是自觉地向黑暗走去了。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我在“中国之春”民主运动中所写的那些文章：《民主的方向》、《无产阶级专政是人道的专政》、《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等，实际上，不过是我这段时间读《资本论》的笔记罢了。
       决定我思想变化的主要几点是：
       一，“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它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这个自然的过程。因此，无论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抑或中国的社会主义，无论建立它的动机多么崇高，试验多么伟大，在自然的经济运动规律面前，它们都是要最终失败的。
       二，“一国社会主义”或“数国社会主义”能不能取得成功，根本不是所谓国际资本的锁链能不能在其薄弱环节被打破的问题，而是一个国际市场问题，一个决定于现代国际化大生产的世界贸易网的问题。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生产（除非它坚持小生产）不可能脱离世界市场。斯大林设想的二个平行的不同经济体系的世界市场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是根本不能长期存在的。强大的自然的高效率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要把行政强制的“社会主义市场”吸引过去，淹没过去，迫使它按自己的面貌来组织生产和交换，并进而使它不得不按自己的面貌来改造它国内的经济和政治的关系。这样，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社会主义国家的“复辟”，就是命中注定的了！
       三，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专政职能的基础是经济管理的职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个职能由组织生产的资产阶级来执行。共产党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官僚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共产党官僚是这个国家生产的计划者和组织者，它就当然掌握了专政的职能。这个专政之所以不可能是民主的，只能是专制的，秘密在于它必须强制地去组织生产和分配。而它之所以必须强制地去组织生产和分配，就在于它一开始就是用强制才建立了这个违背自然规律的经济制度。如果不改变这个制度，哪怕一个真心希望民主的“开明的”共产党领袖，也是无能为力的。而正因为他越开明，他的结局也就越悲惨！
       监狱外面，冰川已开始消解，春潮已日渐澎湃。李一哲捕后，被官方认作“李一哲分子”的成百上千的人士受到了牵连。他们或“办班交待”，或隔离审查，或拘押逮捕。习仲勋主粤后，特别是庄辛辛平反后，李一哲骨干分子们又开始在莲花井聚合起来，他们上书习仲勋呜冤，甚至再次把大字报贴上街头。但这已经是浪花了。真正的春潮发生在北京，发生在离中南海不远的一个叫“西单墙”的地方。
       西单民主墙运动是四五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延续和发展，它的骨干大多经受了一九七六年白色恐怖的考验，成熟而坚强。现在，为打倒凡是派和争取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他们又站立了起来，以一个完全独立的人民民主运动的姿态，不屈不挠地站在了中国共产党政府的面前，从此，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她消灭了。啊，我当时要是跟他们在一起多么好啊！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我终于走出了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