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圭阳：红卫兵报刊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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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圭阳　　

　红卫兵报刊是中国报业史上的一种独特产品，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同类型的报章。

　　红卫兵报刊始于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之后，终于1969年春季。在短短的两年多里，中国大陆各地的“革命群众组织”自办的报刊一起涌现，数量有多少，从来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一说达五千多种，一说达六千多种，仅北京一地就有近千种。

　　红卫兵报是当时对这类民众自发性刊行小报的通称，较正式的称谓是“革命群众组织报刊”。这类小报一般为八开四版，单色印刷，甚至有的只是油印。

　　1967年上海爆发工人向市政府夺权成功的行动后，许多官方报刊亦受到冲击，被迫停刊闹革命，而各式各类的群众组织，为了要宣扬自己的一套理念，争取群众支持，打击敌对派系，红卫兵报刊成了最有力的武器。

　　最早的一份红卫兵报，是早在1966年9月1日，由北京六中红卫兵所创办的《红卫兵报》，同日还有“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所创办的《红卫兵》。一些大学的小报如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派出版《东方红报》，北京大学出版《新北大》。《新北大》由于得到毛泽东亲笔题词，声名显赫，更成为造反派聂元梓的“个人机关报”。


　　红卫兵报刊内容可分为四类：一是“大批判”，连篇累牍刊登中央或本地“走资派”的罪行，对各级领导人更是点名攻击；二是刊登中央内部讲话和中央文件，此举旨在显示该报实力，能与中央有直线联系；三是刊登各地武斗消息，这当中也有不少是捕风捉影，夸大不实的内容，但是内容却难以一一考订；四是刊登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心得。

　　1968年7月，军队进驻各大学，号召学生上山下乡，才正式结束红卫兵运动。红卫兵报刊也就一下子消失了。
正是由于红卫兵报刊刊登了许多中央内部文件，又刊登了许多武斗的消息，遂成为了中国大陆以外了解国内最新事态的最好渠道。如《明报》的广西武斗独家消息，来自《柳州工总》小报，亦即是红卫兵报。1967年7月25日，《明报》报道了5月26日郑州万名工人围攻红卫兵经过，事件造成数十人死亡，千余人受伤，三百人下落不明的流血事件，消息也是取材自《河南二七报》。

　　《明报》在“文革”期间推出的副刊“乡土版”，更是大量采用红卫兵报的资料。金庸提醒读者，《红卫兵报》内容丰富，但因有派性，不可全信。

　　“本报近两年来搜罗……各地出版的小型报刊（一般称为《红卫兵报》）不遗余力，只要见到是有价值的资料，总是千方百计地觅来用作参考和发表。因为……官方的报章杂志受到严格的控制和审查，全版尽是官样文章，除了在字里行间勉强寻觅一些消息之外，并不可能见到什么有价值的新闻。那些《红卫兵报》却往往透露了许多内幕。为了存真，我们的乡土版总是不加更动地原文照登。因为我们认为，原始资料最足以取信，也最有价值。……”（1968年6月4日《明报》社评《读〈红卫兵报〉提高警觉》）

　　《明报》更把“文化大革命”的文件资料辑汇成书出版。金庸为该书作序，说明是“《明报》及《明报月刊》的广大读者赐寄，他们甘冒重大危险，从大陆携带这些珍贵的资料出来送给我们，这不但是出于对《明报》与《明报月刊》的爱护，更出于他们对中国民族的前途和中华文化宝贵传统的深切关怀……”
金庸：“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住下来了，不想走了。”

　　在各种红卫兵报刊涌现的热潮当中，香港也受了中国大陆的影响，也涌现了许多“红卫兵式”的“抗暴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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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高中学生谈得很投机，决定办一份铅印小报，《 中学文革报》 问世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青少年中首先发起了红卫兵运动。红卫兵最早于1966 年6 月出现于北京。8 月l 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造所谓‘牛鬼蛇神”的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党委，并造成群众之间的派别纠葛和纷争。红卫兵在1966 年8 月以后进行了大串联，毛泽东支持他们的串联活动。从8 月18 日到11 月26 日，毛泽东先后8 次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 万师生和红卫兵。全国停课、停产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9 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肯定了全国性的大串连。1967 年8 月，毛泽东号召“就地闹革命”，串联活动才基本上结束。
红卫兵运动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造成全国动乱的重要因素。中央文革小组已不能完全控制红卫兵这股力量。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了‘文革”中特有的文艺现象― 红卫兵文艺。红卫兵文艺运动的兴起是伴随着大大小小的‘小报”活跃起来的。1967 年春夏之间，在全国范围内各大专院校、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纷纷出版报纸。当时，中学生只要几个人凑在一起，把手表卖了凑儿百元，就能出一张报纸。


　　《中学文革报》 就是在这种情境下应运而生，并且迅速传播全国的。
　　1967 年初的一天，北京四中的牟志京在马路上看到《出身论》 ，觉得很好，文章上留的地址是北京六十五中的遇罗文。牟志京和同学王建复就去找遇罗文，他们谈得很投机，就想把这篇批判血统论的文章印出来，以扩大宣传。他们很快得出一个结论：办一份铅印小报。说干就干。这几位高中生迅速行动起来。王建复和牟志京从学校借出500 元钱。几天之内，他们买来了纸，联系好了印刷厂。几个人忙了几天几宿，1967 年1 月18日，《中学文革报》 和占3 版篇幅的《出身论》 终于问世了。
　　遇罗文、王建复和牟志京这几个高中生，又找来许多同学帮忙，包括他们的弟弟、同学，队伍里还有女生。卖报、运报、运纸这些事务性工作，常常由年龄小一些的初中生来干；他们这几个高中生，接待来客、编辑报纸、校对清样、筹措纸张、联系印刷；女生们负责处理大量的读者来信、兼管接待来访工作。遇罗文和王建复、牟志京分工也有侧重：牟喜欢网罗写作人才、建立兄弟报刊统一战线；王热衷于组织、财会工作，有时也写写社论和短文；遇罗文偏爱组织辩论会、卖报纸和蹬三轮车。三位高中生编排完稿件，干完那些非他们干不可的事以后，他们还会拉上女生一起去卖报，让女生感受一下读者的激情。


　　　　刊登《 出身论》 ，《 中学文革报》 一炮打响

　　第一期《中学文革报》 只印了3 万份，但立刻轰动了北京城。
　　这一期报纸的主打文章是《出身论》 ，像《出身论》 这样深刻、大胆、彻底地批判血统论的文章，人们还是头一次见到。人们佩服作者出众的文笔和材料的广泛，猜测着作者有多少人、都有些什么名人。有时在街上就能听到有人议论：“这是反右以来最敢说话的文章了。”
　　卖报的场面非常动人，热情的读者把几个卖报人团团围起来，形成人墙，维持秩序。为了卖得快、便于找钱和防门倒卖，他们不得不规定每人限买5 份。有时他们把报纸放在生铁铸的果皮箱上卖，狂热的人群把二三百斤重的果皮箱都挤倒了。买报的人排起长长的队伍，时常达到200 多人，卖到最后只剩下印坏了的也有人央求买走。小报、纪念章交易市场上，《中学文革报》 立刻成了价值最高的珍品，急于想得到它的人们只好花2元钱去买原本2 分一份的报纸。
　　《出身论》 何以受到人们如此的欢迎？原来，1966 年7 月29 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的干部子女贴出一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副对联被称为“鬼见愁”，它所标榜的社会种族主义，成为萦绕着一大批青年人命运的噩梦。8 月2 日，陈伯达在接见“鬼见愁”对联的辩论双方代表时指出，对联“不全面”，并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陈伯达讲话以后，使本来就承袭有封建血统论思想的学生以出身为标准，迅速分为两大派别。在清华、北大等学校，掀起了成立“贫协”的风潮。此后，更有人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当作“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要把它“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本本条条”。青年学生迅速分解为“红五类”、“黑五类”。
　　《出身论》 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写出来的。文章说：如果说地富反坏右分子占全国人口的5 % ，那么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还不算资本家、历史不清白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更没算上职员、富裕中农、中农阶层的子女）。不难设想，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怎样庞大的数字。由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解放前只有200 多万产业工人，所以真正出身于血统无产阶级家庭的并不多。这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因此，具体到个别单位，他们（非红五类’）就占了绝对优势。即使某人是‘红五类’, 他的亲朋好友也必然有‘非红五类’或‘黑七类’，所以对出身问题不关心的几乎没有。”
　　《出身论》 的基本要点是：一、社会影响远远大于家庭影响，况目家庭影响的好坏，也不依父母的政治地位而转移。二、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三、看一个人好坏，看他的表现就完全可以了，无须再看他的出身。四、长期以来，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最深重，已成为天生的“罪人”，形成新的种姓制度。号召受压抑最深的青年争取应有的平等权利。《出身论》 所以受到拥护，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人人关心的问题。



遇罗克


　　　　　遇罗克是《 中学文革报》 名副其实的主笔

　　写作《出身论》 的人，是遇罗文的哥哥遇罗克，这一年他24 岁，是北京市人民机器）的徒工。遇罗克出身在一个“黑五类”家庭，父亲1950 年被定成专政对象时，他才8 岁。他生得温和、宁静，眼神充满智慧。在学习生活中 ，他坚持不懈地要求政治进步，要求加入少先队、共青团，然而这些进步要求都因为他的出身而遭拒绝，政治上的失望使他在知识上猛下苦功，逐渐形成“思考的脑袋”。
　　在已出版的7 期《中学文革报》 上，遇罗克一个人写的文字将近占总数的四分之三，成了该报名副其实的主笔，但他却是一个隐名英雄。报纸每一期都有一篇“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撰写（以下简称小组）的大块文章，其实它的作者是遇罗克。遇罗克还以各种方式、不同的署名写了许多妙趣横生的作品，甚至在三言两语的参考消息”、‘读者来信”专栏，他也协助选些幽默而且寓意深刻的题材，比如：‘北京xxx 学院在运动初期破四旧’时曾有人规定：出身不好的同学不能改名，若非要改不可，只能改成‘混蛋’、‘狗崽子’，例如，姓郝，则叫‘郝混蛋’等等。”‘河北省易县某中学，有这样一个通令：出身好的进教室走前门，出身不好的走后门。那些出身不好不坏的人，又不敢走前门，也不愿走后门，只好由窗子进出了。”
　　北京师大女附中一些同学首先冲破‘出身”这个禁区，由非“红五类”组成了“东方红红卫兵”。它的出现立刻引起血统论者的震惊，咒骂围攻不绝于耳。围剿它的惟一理由是：组织不纯。遇罗克对她们的行动很赞赏，鼓励弟弟们在学校里组织红卫兵。其实他对“红卫兵”这个词很反感，认为它封建色彩太浓。他让弟弟们组织这样的组织，并不是想捍卫某个人，而是证明这样一个真理：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是平等的。
　　为了消除一些人的自卑感，遇罗克也以“小组”的名义写了《谈‘纯’》 。还以‘二十五中齐声唤战斗小组”名义写了《 〈出身论＞对话录：翻案篇》 ，惟妙惟肖地刻画出“常洞瑶”是如何摇摆不定。这在当时思想混乱的形势下不乏其人。遇罗克发表的一篇篇有哲理性的政治文章使人看起来津津有味，而且活跃了报纸的版面。
　　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 上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为笔名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是：第一期：《出身论》 ；第二期：《谈“纯”》 ；第三期：《 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 ；第四期：《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 ；第五期：《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 ；第六期：《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 。遇罗克不分日夜地给《中学文革报》 写稿，为写这些稿件，还要收集材料，采访当事人，与热心的读者通信，探讨更多的社会问题。他说要向戴高乐学习，每天亲自回复上百封信。他还要坚持完成自己原先制订的学习计划… … 尽管他总是忙得不可开交，但这时他的精神是最愉快的，他说：“我做了点有益于人类的事。”


　　《 中学文革报》 组织万人大会批判“血统论”　　

　　《中学文革报》 在北京四中设立了接待站，每天从早到晚接待非常多的来访读者。这些读者绝大部分是深受血统论的迫害，关心《出身论》 和《中学文革报》 的前途并控诉血统论的。也有一些青年不顾自身处境的危险，毅然前来投奔，一起办报。更多的，则是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往往每天多达几百封、上千封，以致邮局不愿送了。
　　由于社会上纸张奇缺，各印刷）都忙于印龟选》 ，联系报纸的印刷很困难，《中学文革报》 社的成员们只好打算出一期报纸就不再接着出了。可是，空前的反响，感人肺腑的鼓励，各方面的物质支持，使他们不得不办下去。在1967 年一二月间，一伙“老红卫兵”的头头脑脑又组织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它的成员必须是13 级以上的干部子弟，这也是惟一的条件。它的前身，是红卫兵东城、西城、海淀纠察队的成员。
　　在“联动”活动最高潮的时候，《中学文革报》 第三期头版头条刊发了一篇《 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 ，是第一个，也是惟一的通过公开的形式，系统地剖析“联动”的起因的文章。文章用大量事实进行了对比，最后总结道：正是生活上养尊处优，精神上自认为高人一等，再加上长时期口是心非的说教，使一些人的灵魂变得丑恶了，其中的一小撮，简直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特务一样的心灵，及至达到了灭绝天良的地步！北京六中红卫兵，“西纠”一小撮人，创造的种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刑法和刑具，即足以刻画他们的形象了… … 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 的这个论点：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经常接受社会的坏影响，一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 … 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
　　这篇文章的结尾这样说：“我们诚心诚意地劝告那些受反动的惟出身论蒙蔽的小家伙们，你们读了我们的文章，不要以为这是侮辱你们。实在说，我们对你们的怜悯胜过对你们的愤恨和厌恶… … 从泥坑中伸出你们的双手来吧，革命的同志是不会见死不救的！"
　　1967 年2 月17 日，一些学生组织邀请《中学文革报》 成员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一次万人大会。大会内容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学文革报》 成员决定以批判“血统论”为主，由遇罗文在会上代表《中学文革报》 讲话。因为知道消息太晚了，遇罗克、遇罗文和郝治连夜加班起草发言稿，一直到凌晨四五点钟。他们一起念、一起改，都认为没问题了，才每人抄一部分，凑出备份，交给牟志京去排版，争取尽快见报。待到一切全忙完，天己经大亮，遇罗文又看了两遍发言稿，以免讲的时候打磕巴。
　　上午9 点，大会准时开始了。容纳两万多人的体育馆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原来反对《出身论》 的组织得知了这次大会，也派了好多人混进会场，使大会大大超出顶定的人数。前两个发言都很简短，顺利通过。遇罗文一上台，会场就有点儿乱。念到一半的时候，会场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有些人开始往主席台这边拥。遇罗文加快了念的速度，坐在主席台上的郝治、王建复他们已经离开了座位去阻挡冲过来的人群。当遇罗文刚念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话筒立即被抢走了。他总算松了一日气，旋即被狂热的人流轰出了主席台，拥进了后边的“贵宾体息室”。
　　《中学文革报》 的几个成员被分开，又被团团围住，一片恐吓、吼叫、漫骂声让人分不出字眼，只觉得唾沫星子像下雨一样。按人数和势力说，他们稍有不慎，这种噪音和口水的攻击马上会变成拳脚相加，他们绝对招架不住，只好一言不发。郝治、王建复和遇罗文，被围得动弹不得，年龄小点儿的初中生们还能走动。
　　这次大会被维护血统论的人破坏了，但是《中学文革报》 也造成了轰动效应，而这正是《中学文革报》 成员们的目的。


　　　“中央文革”宣布《 出身论》 是“大毒草”,
《 中学文革报》 被迫停刊


　　在《红旗》 杂志记者的鼓动下，〈中学文革报》 的一部分人提出改变办报方向，遭到多数人反对，结果退出了。绝大部分小报都开始了对《出身论》 的批判，原来支持〈中学文革报》 的两三家报纸也有的“反戈一击”或不再表态了。概括他们的论点，不外乎是：老的阶级敌人死光了，他们的下一代就是阶级敌人，《出身论》 否定这个，就是阶级斗争熄火论；出身不同的青年就是应该享受不平等的政治待遇，否则就是想让出身不好的青年重新骑到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家庭影响远远大于社会影响；“文革”前，旧领导优待出身不好的，迫害出身好的人。
　　批判《出身论》 的结果，反倒使《中学文革报》 名声越来越大了。无论什么滞销的刊物，只要借批判之名全文转载《出身论》 ，就立刻变得畅销。地质学院附中的郑晓丹（郑晓丹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形象地把它誉为东方的《人权宣言》 。她的家被抄了几十次，为保存《出身论》 ，一家人冒着各种危险，想出种种办法，最后用它当作花椒的包装纸而得以保存到今天。更多的人把精心收集到的几期〈中学文革报》 作了极好的包装珍藏起来，把它当作有价值的历史文物留给后人。
　　尽管当时的当权人物也口口声声反对血统论，但血统论毕竟是他们制造的并为他们所利用。所以在小报群剿无效后，1967 年4 月14 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给《出身论》 定了调子，公然宣布它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这么一来，各个小报、组织不仅仅限于文字的围剿了，原来零星的砸、抢变成了大规模的行动，谁越过分越显其“左”得“可爱”。许多参与〈中学文革报》 活动的人，囚为清楚报纸的印刷地点，为了表示“反戈一击”，更是手下不留情。许多暴徒直接到印刷厂去抄、砸，〈中学文革报》 被迫停刊了。
　　此时，坚持到最后参与〈中学文革报》 活动的有14 个人，他们是：郝治（轻工业学院）、牟志京、王建复、李金环、纪业琴（气象专利学校）、张富英、王玲、张君若（女四中）、遇罗勉、王嘉材（二十五中）、张丽君（女三中）、王世伟、张元琪（十三中 ）、张颖（女二中）。作为《中学文革报》 的主笔，遇罗克也于1968 年1 月5 日被捕。遇罗克入狱后，受尽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摧残和虐待。1970 年3 月5 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 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1979 年11 月21 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市判决：“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 … 宣告遇罗克无罪。”
　《中学文革报》 共发行7 期，累计发行量几十万份，各地翻印、转抄成“大字报”的不计其数。据此，有人说它是1949 年以来，中国大陆影响最大的民办报纸。



当年的“中学文革报”~~ - 路况信息 - 北京广播网论坛 北京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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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的兴起与衰亡首先，要给“文革”群众组织报刊下一个定义。根据我的研究，可以提出这样的几个标准：一、从时间上看，应该是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出给红卫兵的一封信，使“文革”群众组织公开化以后创刊的。“文革”前已经存在的各种机关团体报刊（取得登记资格的），无论其以后是否被夺权，一般不应包括在内（如《羊城晚报》改名《红卫报》）。但一些由“文革”群众组织独占、并改换名称的报刊可以视为阶段性的“文革”群众组织报刊（如“新北大公社”时期的《新北大》）。

　　二、从主办者看，必须是由“文革”群众组织而非合法机关团体主办的。各级革命委员会虽然有不少是由“文革”群众组织夺权产生，但是经上级单位批准后已不属于群众组织，并且革命委员会在1975年已被载入宪法成为国家地方权力机构，因此各级革命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的机关报不应属此类（如北京市工代会办的《北京工人》）。三、从出版看，必须是铅印、署明主办者、有出版期数、公开发行（一般均出售），否则应视为传单和内部资料。

　　根据上述标准的个人调查，最早创刊的“文革”群众组织报刊，是1966年9月1日由北京六中红卫兵创办的《红卫兵报》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创办的《红卫兵》2。北京六中红卫兵是北京最早的一批红卫兵之一，积极参加了“破四旧”等活动，由于采取了严重的打砸抢行动，一个多月后即遭到解散，只出版了十几期。“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又称“一司”，成立于8月27日，主要负责人为高干子女，因不久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被斥为“保皇派”，报纸出了二十几期即停刊。

　　9月中旬以后，随着对“工作组”和“反动路线”的批判，一批“造反派”红卫兵崛起，其报刊代表有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井冈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东方红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红旗》、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的《井冈山》，加上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的《新北大》（8月22日由原北大校刊改名），合称为北京地区红卫兵五大造反组织报纸。这些报纸的特点是，因为组织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在北京乃至全国有很大影响，发表的社论往往代表了中央文革的态度，有指导运动的作用。报纸的出版、印刷、发行比较正规，前期还通过邮局订阅，存在时间也很长，一般都延续到1969年。

　　1967年1月，由《文汇报》被夺权开始的上海“一月风暴”，使报纸成为各群众组织夺权的主要对象。1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地质学院“东方红”联合北京、上海出版系统的造反派组织发出的“紧急呼吁”，要求“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取出版大权”。此后，各地“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的兴办达到高潮。据目前不完全统计，种数最多的地区有：北京900多种，上海300多种，江苏、辽宁、四川都在300种以上，其多少基本上是取决于人口密度和文化地位。不仅跨行业的“文革”群众组织办，一派组织办有多种，甚至连一个小学的几个人组成的“文革”群众组织也能办报。例如1967年周恩来曾经询问四川重庆的解放军支左负责人，重庆“反到底”派有多少报纸？回答是有30多种。从报纸特色看，西藏地区虽然只有十几种，但却办有独具特色的藏文版《红色造反者》（据说是造反派夺了藏文版《西藏日报》权后出版的）。此外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还办有中英、中俄文版对照的《教育革命》等报刊。从办报人的职业看，由于造反浪潮涉及各个阶层，各色人物都有，以学生、教师、干部居多，工人其次，农民再次。一些军事院校“文革”组织也以军人身份办报。尤其有趣的是，还出现了聋哑人办的《聋人风暴》，甚至从监狱“平反”出来的囚犯也办有《红囚徒》，其混乱状况可见一端。


百度_读书吧_史料：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研究

[转帖] 红卫兵办报的潮起潮落

[转帖] 红卫兵办报的潮起潮落 文革期间，为了宣传群众，鼓动群众，为了各个派的利益，所有的人都在拼命进行宣传。舆论的力量之巨大，使许多人在“打、砸、抢”事件中，抢宣传工具和器材，抢夺白纸、油印机等。以《红卫兵》、《东方红》、《造反者》等命名的红卫兵报刊，铺天盖地而来。据初步估计，在1966年夏季至1969年春季，全国这类报纸大约有近5000种之多，成为中国报刊史上的乱世奇观。
　　风云乍起：

　　红卫兵报应运而生

　　1966年8月，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人民日报》第一次正式刊发了红卫兵的照片。红卫兵运动猛烈地开展起来，在“破四旧”和“大串连”运动中，传单、通令像雪片般地撒向街头。红卫兵迫切地需要代表自己心声的更强有力的宣传工具，于是，第一张红卫兵报应运而生。

　　9月1日，北京六中红卫兵创办了《红卫兵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创办了《红卫兵》，它们是最早的红卫兵报，均为八开四版。中旬以后，形势逆转，工作组遭批判，成为“反动路线”，一批造反派红卫兵起来了。北京地院“东方红”的《东方红报》，北航“红旗”的《红旗》，北师大“井冈山”、清华大学“井冈山”的《井冈山》报等相继诞生。由于其组织得到中央文革的首肯，这些报纸成为众多红卫兵报刊中的强有力者。北京大学的《新北大》初期是以校刊的形式出现，因得到毛泽东的亲笔题词而声名显赫一时，后来便成为“新北大公社”和聂元梓的代言人。通过这些报纸，人们认识了北京五大造反领袖。
　　红卫兵在那个年代怎么可能受到新闻专业训练呢，所以办的报纸内容贫乏空虚，“最最最”一类语言充斥于字里行间。但是，这些报纸错别字极少，原来，在那个绝对政治化的年代，版面上任何的错别字都有可能招致落个“反动”的罪名，使本派陷于灭顶之灾。所以，红卫兵们一面怀着极大的狂热搜索歌颂或咒骂的词汇，一面又战战兢兢地校对着每个字词，尤其是领袖人物的引文。

　

　万旗争锋：

　　“文革铁拳头”出炉《首都红卫兵》
　　1967年夏季，全国红卫兵报刊的种类达到了顶峰，仅北京就有200多种，江苏、辽宁、四川等省也在300多种以上。周恩来曾询问四川重庆的支左负责人，重庆市仅“反到底”派有多少种报纸？回答是有30多种。西藏是全国红卫兵小报最少的地区，也有十几种，但出版了藏文红卫兵小报《红色造反报》，在全国堪称一绝。

　　在万旗争锋的红卫兵报刊中，影响最大的，当首推《首都红卫兵》，其创办者是响当当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自诩“中央文革的铁拳头”。 北京地质学院等20多所院校的红卫兵于1966年8月28日开始酝酿成立“三司”，9月6日正式成立“三司”，9月13日，“三司”报纸《首都红卫兵》就新鲜出炉了，它由“三司宣传部”主办，正式出版。

　　“三司”的主要领导者在“文革”初期都受到工作组的压制，一旦诞生，他们便把矛头对准了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各报中，《首都红卫兵》第一个在9月份刊出了批判工作组的文章，第一个在10月份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左派”的“夺权”口号，第一个在11月份发表《打垮新的反扑》文章，捍卫中央文革小组。

　　捕风捉影：

　　刊登“百丑图”丑化共产党

　　红卫兵报刊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大批判”。连篇累牍地刊登中央或本地的“走资派”的“罪行录”，上纲上线，人身攻击，无所不用其极。二是刊登内部讲话和文件。各家报纸为了显示自己能够“通天”，不断刊登通过抄家或接收得来的中央文件和党的领导人讲话。各报几乎都设有“动态组”，派出记者尾随中央文革成员参加活动，抢先发表他们接见群众组织的讲话。以致于中央文革有些新的部署，往往有意通过红卫兵报刊散布出去。三是刊登“文攻武卫”的武斗消息。由于各省都分裂成对立的几大派，各派报纸便不断地报道在“全国内战”中耸人听闻的“血案”、“惨案”，有些固然也真实地反映了“文革”造成的灾难，但也有不少是捕风捉影，添油加醋，制造火药味。他们报道武斗的消息大都采用战争年代打仗发急电的方法，就是“某某地告急、
　　有一次，毛泽东看到了一份载有“百丑图”的红卫兵小报。那上面，画了两顶轿子，刘少奇、邓小平坐在上面，下面抬轿子的，都是中央被诬陷打倒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共100人。画面上：谭震林双手沾满了鲜血，罗瑞卿口里叼着一把刀子，陶铸鸣锣开道……

　　这个“百丑图”是中央文革小组示意红卫兵搞出来的。

　　毛泽东认真地把“百丑图”展平，看着看着，他把烟按灭，气愤地说：“胡来！这是丑化共产党的！”他侧过身子，对秘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个‘百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秘书转身打电话去了，毛泽东才怒犹未息地转过身子。然而，那份诬陷中央领导人的“百丑图”早已随着清华《井冈山》等小报散向了全国，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在浩瀚如烟的红卫兵小报中，也有用自己生命写下耐人寻味文字的《中学文革报》，它浸透了作者的血和泪。《中学文革报》由“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主办。1967年1月创刊，先后刊载了“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撰写的文章《出身论》、《谈“纯”》、《论XXX烈士的生与死》等，对文革中的现象进行反思。第一期3万份立即一抢而空，重印6万份，又几天内售尽。《中学文革报》成为当时最热销的报纸。
　　《中学文革报》出刊后，招来了激烈的反对和咒骂，《兵团战报》等多数红卫兵小报以其为靶子，开展了大批判。中学红代会发表声明，勒令《中学文革报》停刊。

　　“消毒”发行：

　　“乔老爷卖报”风闻全国

　　红卫兵报刊的编辑出版，始终是各派组织内少数人的事。

　　红卫兵报刊初起时，还带有浓烈的自发性质，自筹经费、纸张、自行联系印刷、发行。高级一点的小报是铅印，更多的是油印。找一块誊写钢板加上一支铁笔，再扛上一令子白纸，最简陋的甚至没有油印机，只要有一个纱网，全齐活了，一个小小的印刷厂立刻就能开张。尽管在“自筹”中免不了要威逼、勒索，但毕竟还没有夺党和政府权的胆量。
　　“三司”的《首都红卫兵》也经历了一番“创业”，起初，编辑部只有三四个人。从收集稿件、编改文章、报社校对到采购运纸、分发报纸几乎都是这几个人干。第一期没人给印，几乎跑遍了北京各家报社，跑了6个印刷厂，最后才在《前进报》排版，在北京市印刷二厂印出。

　　红卫兵报刊的发行，一部分自行发售，一部分也通过邮局订阅。但后来种类骤增，邮局也分裂为几大派，通过邮局的便只剩下影响大的几家，多数都改为上街叫卖。在发行中，影响最大的是上海《红卫战报》事件。
　　1966年11月27日，上海“红革会”要求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代为发行批判中共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第9期《红卫战报》。并且要求将他们主办的《红卫战报》与上海市委的《解放日报》一道发行，声称“《解放日报》放毒到哪里，我们就消毒到哪里”。迫于内外压力，上海市委只得签字同意了“红革会”的要求。于是，便出现了每一份《解放日报》伴随一份红卫兵《红卫战报》“押解”而出售的奇闻。

　　北京的红卫兵造反派则直接驱赶“走资派”上街卖报。1967年夏，外语学院等单位的红卫兵组织勒令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姬鹏飞等人到王府井街头叫卖红卫兵小报，一时，“乔老爷卖报”的消息风闻全国，外国报刊还刊登了乔冠华等人卖报的照片，给我国的外事工作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违者取缔：

　　红卫兵报刊乱世奇观结束了

　　1967年9月8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发出布告，要求外地来京人员不许在北京各学校、各机关、各单位设立联络站，不许在北京出版报纸，违者由革命委员会进行取缔。

　　10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10月1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此后，多如牛毛的红卫兵群众组织有的合并，有的解体，红卫兵报刊的数量、种类也开始减少了。  
　　1968年7月，毛泽东对清华大学武力抵抗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感到不满，盛怒之下连夜召见“五大领袖”，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斥责。28日，工、军宣传队进驻各大学，结束了造反派红卫兵横行的时代。1968年底至1969年初，全国大多数红卫兵报刊都停止出版，红卫兵报刊“指点江山”的时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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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报》出版始末


   作者:张凤桐 来源:互连网      老北京网，讲述老北京的故事



     《红卫兵报》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特殊历史产物，是由北京市第六中学红卫兵主办的。北京六中地处西城区，位于天安门西侧。五、六十年代许多干部子弟就读于该校，在北京颇有名气。　　1966年5月29日，北京海淀区的几所中学的学生在圆明园聚会，宣布成立红卫兵组织。6月初，北京六中红卫兵组织成立，其组织以干部子弟为主。随后，西城区许多中学也纷纷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并由其中骨干组成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提起它，京城百姓没有不知道的。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公布之后，8月18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检阅了红卫兵。在此鼓舞下，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组织一起，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8月19日，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红卫兵同市委教育部文化革命小组，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批斗大会，对市、区、校三级领导干部13人进行批斗、殴打。此后，武斗之风遍及北京市各个学校。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9月1日，署名"北京六中红卫兵主办"的，四开四版铅印的《红卫兵报》问世，报头由毛泽东手写字体拼制而成。报社设在六中，报纸由北京当时一家中央级报社印刷厂承担印刷。在第二版发表了长篇社论《论形势》。《人民日报》随即发表了社论《向红卫兵致敬》。1966年，《红旗》杂志第12期"红卫兵文选"栏目中刊登了署名"北京市第六中学红卫兵"的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其内容与《红卫兵报》的文章基本相同。这似乎就是宣布了《红卫兵报》的合法性。而后，《红卫兵报》从第2期起，改由"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主办，以示扩大影响。　　随着红卫兵特别是中学红卫兵迅速走向社会，《红卫兵报》也同时面向社会发行。当时该报零售价为2分。1966年国庆节，《红卫兵报》出版了一期对外大报，售价4分。该报除零售之外，还可以集体订阅，要持"取报证"，到北京六中西小院编辑部领取。　用现在的话讲，当时小报卖得非常"火爆"。其原因有二：一则社会各界人士多数出于好奇，二则作为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动态和运动发展的参考。《红卫兵报》共出版15期，既无创刊号，也无停刊号。


红卫兵组织报纸记忆


要说1966年“文革”年代历史痕迹最重的报纸，应该是红卫兵报。红卫兵报来自民间，是最初由红卫兵组织编印的铅印型报纸，后来由纯红卫兵组织办报变成了各行各业的群众组织办报，种类和数量也急剧扩大，北京地区就有几百种。后来人们把红卫兵报又叫做“文革”小报。在正规报纸纷纷停刊的情况下，红卫兵报就成了群众获取信息的渠道之一，因而一时间出现了热读红卫兵报的局面，甚至连毛泽东主席也经常看红卫兵报，了解红卫兵造反动向。中国最早的红卫兵报是由北京六中红卫兵编辑出版的《红卫兵报》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一司)编辑出版的《红卫兵》，创刊日期都是1966年9月1日。《红卫兵报》地址在北京六中；《红卫兵》地址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这两份报纸的出版，开了群众组织办报的先河，由此也掀起了群众办报的热潮。
　　当时红卫兵报影响力较大的，除了最早的两种之外，还有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联络站(简称二司)主办的《东方红》、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主办的《首都红卫兵》、北京大学的《新北大》、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北京师范大学的《井冈山》、北京航空学院的《红旗》、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等。当年北京的三大商业区，前门是毛主席像章交换地，而王府井和西单路口则是红卫兵报的集中销售地。在王府井和西单的路边台阶上，卖红卫兵报的人一字排开，与现在卖报不同，当时每人只卖一种，因为卖报人只代表一个组织或派别。偶尔，因为派别观点不同，卖报人还会交起手来。笔者当时经常光顾这几处热闹地区，只要手里有点零钱，就要买几份红卫兵报看看。
　　除了买报，我还卖过一次《红卫兵报》。那是1966年国庆节，北京六中的《红卫兵报》出版了一期对开大型报纸，我从《红卫兵报》编辑部领了上百份，在中山公园保卫和平牌坊边的长廊内卖了起来，不一会儿卖得一干二净。当时红卫兵报的定价和正规报纸一样，对开的4分，四开的两分。报纸也大都由正规报社印刷厂承印，印刷质量很好。后来，一小部分红卫兵报还可以订阅，如北京六中的《红卫兵报》、清华大学《井冈山》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机关报《首都红卫兵》等都可以在编辑部或邮局订阅。1968年末，随着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开始，红卫兵报全面退出历史舞台。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世界风云涌动，中国“文革”爆发。买报者眼中看到的是，正规报纸岌岌可危，“文革”小报倏地登台。报纸在“文革”浪涛中，犹如一叶扁舟，摇摇晃晃，漂浮不定。也正是在这一片纷乱中，随着“文革”的结束，孕育并最终迎来了报纸改革的春天。
　　(摘录入自《北京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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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出版的六中红卫兵报
历史瞬间———全国第一张《红卫兵报》诞生记（一）                    

                              我的军旅生涯

                                     ——投笔从戎前的一段难忘的经历          于晋   兵心依旧网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展开。
       当时我正在北京六中高三（4）班紧张地准备高考。六月一日晚八点，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毛主席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一下子火就点起来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全国燃起。

      为了更大范围地发动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这一天在天安门上接见了革命群众，并第一次将红卫兵小将邀请上天安门。我有幸那一天也被邀请上天安门，这是我第一次登天安门。说到红卫兵，是清华附中的几名学生首先发起成立的，因为他们在学校里受到工作组的压制，成立这一组织是为了同工作组进行斗争。之所以称红卫兵，就是自称是毛主席的红卫士，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这以后红卫兵组织发展成为了文革中的中坚力量。“八一八”以后红卫兵运动席卷到全国。

      我们的热情被极大地激发出来。我们班的几名同学孙长泰、孙克亮、于晋、张尚英、白志成、李秀生、杨世杰、刘振、陆炜等，也积极行动起来，写大字报、写文章。为了扩大影响，还将文章打印成印刷品散发。在谋划运筹打印的过程中，我们对出版刊印发行产生浓厚兴趣。大家议论咱们为什么不能出版一份自己的报纸。动议一出，大家无不拍手称快。说干就干，当时分工：于晋负责报纸刊印，孙克亮、孙长泰负责报纸的文章、组稿，发刊词由孙克亮负责，出版发行由李秀生、白志成负责。分工定下后，大家分头去干。我先去了中国青年报，在东直门内北小街里。当时他们一听是红卫兵小将要印报纸，就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刊印问题解决了，于是我们就等着孙克亮的文章了。熬了一两天，克亮的发刊词及主社论《论形势》终于脱稿。一读大家非常满意。孙长泰、于晋、张尚英也写了文章，第一期的内容很快就排满了。当讨论这份报纸该叫什么名字时，大家一口同声地说，就叫红卫兵报。我们立即分头去找毛主席的手迹，不久就拼出“红卫兵报”几个字。我们立即将文稿送中国青年报社。

      通过办报，我们知道了出版一份报纸的全过程。首先按文章进行捡字，排版、拼板，然后打出大样进行校对，无误后签字，将清样作出纸型，然后浇筑铅膜，最后将铅膜上轮转机开印。一张张的报纸就被印出来。这些工作都是夜里干，清晨报纸就已经印出。如是全国性的报纸，就需将当天报纸的纸型空运到当地，再浇筑刊印。我们的红卫兵报虽是第一次出版刊印，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工序一道也不能少。还有一个插曲，排完稿后，编辑找到我们问：落款是什么？一下问住了我们。经考虑大家说就叫“红卫兵报编辑部”吧，地址就写我们六中的地址：北京六中，南长街大宴乐胡同十一号。 排报的第二天恰好是九月一日，于是这份报纸的诞生日也就成了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

      报纸如同我们的孩子出生了。

      随着轮转机的戛然而止，车间里突然静了下来。捧起报纸一股油墨的清香扑面而来，看着一行行、一排排的铅字及图形，一种异样的感觉涌上心头。刚才还是稿纸上的一行行钢笔字，现在却变成了铅字，真是不可思议。将报纸拉回学校，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说咱们上街卖去，北京晚报卖两分一份，咱们也卖两分。有人提出这行吗?我说怕什么。于是我们全体上街去卖报。我也去了。高声叫卖：“红卫兵报二分一份！”由于是新报，以前谁也没有见过，所以卖的非常快，不久报纸就销售一空。

      为了扩大报纸规模，我们向西城区红卫兵组织提出能给我们推荐几个办报的人员。不久其他学校的几个女同学刘铭、冯娟、谷雪红等来了。红卫兵报机构成立了。于晋为红卫兵报社社长；孙克亮为主编，孙长泰为副主编，张尚英、刘铭为编辑；白志成为财务组组长，组员有冯娟；李秀生为出版发行组组长，组员有杨世杰、刘振、陆炜等。

      真是有缘，以后张尚英与刘铭、白志成与冯娟还结为了夫妻。他们现在都有了孩子，幸福地生活着。

      当时我们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归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北京市委的一个什么组织管理。我们每期卖完报纸，都把卖报所得的钱上交到那里。

      我们的报纸一共出版了十四期。记得要出第十五期时，已接近到年关。为了纪念毛主席七十三岁诞辰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们计划出版一期以纪念毛主席为主要内容的报纸。我记得有一副毛主席在雪地里的照片，还有毛主席的沁园春——雪的词手迹。都是我去制的版。后由于种种原因，这期报纸没有出版，以后我们的红卫兵报纸再未出版。这两块版我曾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可惜现已不在了。

      记得在出第三期时，我们接到北京图书馆的电话，称据他们了解，我们的红卫兵报是全国第一份红卫兵报纸。他们提出让我们将一、二期及以后每期的报纸送一份给他们。我们照此办理了。

      这些事情发生在几十年前，回想起来还是十分有意义的。我们也过了一把办报的瘾！

   
  这真是：
                 文化革命起九州，红卫小将歌不休。
                 毕生活字今又现，火铸印刷我为首。                                       

                                         二00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我们出版的六中红卫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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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红卫兵报》1966年9月28日的一篇评论


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灯市口中学红卫兵战士 滕久昕

　　最近，有一小撮资产阶级狗崽子叫嚣什么要：炮轰一切司令部，要打倒一切当权派， ……这是十足的反动口号。

　　我们的最高统帅、最高司令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林副统帅也教导我们：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注意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我们革命的青少年一定要牢记毛主席和林副统帅的教导，既要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同时还应具有辨别真假、分清是非的能力。同广大工农兵群众一起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

　　我们说：炮轰资产阶级的司令部而绝不是说：炮轰一切司令部。我们说：要打倒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资产阶级保皇派。而绝不是说打倒一切当权派。一小撮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狗崽子们，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混蛋们，你们想用炮轰一切司令部、打倒一切当权派这两个抽象的反动口号来迷惑革命群众，告诉你们，这是白日梦、妄想！

　　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资产阶级混蛋们，你们胆敢乱说乱动，我们立即镇压。

　　我们是毛主席最最忠实的红小兵，毛主席是我们最高的红司令。我们要用鲜血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


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灯市口中学红卫兵战士 滕久昕
　　（原载《红卫兵报》1966年9月28日）


中国宣讲家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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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红卫兵报》创刊号1966年9月1日的一篇


（原载《红卫兵报》1966年9月1日，第3版，刊载时未注日期）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宣告成立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
1966.08.25

毛主席语录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支持广大红卫兵造资产阶级的反，为了更好地完成党中央毛主席和广大工农兵群众赋予我们的光荣职责，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宣告成立。
这个决定是八月二十五日，西城区三十一个学校的红卫兵讨论通过的。
纠察队是红卫兵自己的组织，他的成员是红卫兵的优秀分子，中坚力量。
纠察队是革命的造反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的亲密战友。
纠察队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的成立是我们全体红卫兵的大喜事，它再一次表明我们的红卫兵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的红色革命组织。既是敢想，敢说，敢革命，敢造反的先锋队，又是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战斗队。
我们的职责和权力：
1．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忠实执行毛泽东思想，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
2．坚决地协助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
3．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
4．有权撤销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品和禁令。
5．有权检查各学校，各机关，各工厂，各单位的红组织。
6．有权扣押假红卫兵和流氓。
7．在其他各区纠察队未成立之前，一些重要国家机关和主要街道，暂由西城分队代行保卫职权。
此令八月二十六日十时实行。
我们要求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各地区公安机关协助我们工作。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北京三中红卫兵
红大附中（北京女一中）红卫兵
北京四中红卫兵
北京女三中红卫兵
北京六中红卫兵
北京女六中红卫兵
北京七中红卫兵
北京女八中红卫兵
北京八中红卫兵
红色要武中学（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东方红中学（北京二十八中）红卫兵红旗
北京女十中红卫兵
北京二十九中红卫兵八？一八红卫兵
东方红四中（华嘉寺中学）“七一”赤卫队
北京三十中红卫兵、八？一八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北京三十一中红卫兵
红二七中学（铁三中）红卫兵
北京三十三中红卫兵
空军红鹰红卫兵
北京三十五中红卫兵
北京建筑工程学校红卫兵
北京三十九中红卫兵、二七战斗队
抗大附中（北京十三中）红卫兵
抗大四中 二龙路中学 月坛中学 抗大战校（北京四十一中学）红卫兵
抗大附中（北京三十四中）红卫兵
太平桥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北京四十中红卫兵
首都井冈山中学（北京九十八中）红卫兵
北京一百一十中学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原载《红卫兵报》1966年9月1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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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谓“红卫兵小报”　

　据统计，在1966年夏季至1969年春季，全国“红卫兵”丶“造反派”等群众组织的“红卫兵报”大约有5000种之多，其中，光北京就有二百多种，江苏丶辽宁丶四川等省都在三百多种以上，而且，每个专区丶县市几派都有自己的报纸。全国最少的地区是西藏，也有十几种。西藏红卫兵的藏文红卫兵小报《红色造反报》，堪称“全国一绝”。那么，何谓红卫兵?又何谓红卫兵小报?
　　在报刊言论的鼓动下，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
　　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性的以大丶中学校的青年学生为主的群众性组织。1966年5月下旬最早在北京出现，并首先在首都的青少年中发起了红卫兵运动。1966年7月底北京石油附中等校的学生贴出了一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鬼见愁”的对联，立刻引起轩然大波。红卫兵们挥舞着皮带，在社会上迅速地分出了“红五类”(革命干部丶革命军人丶革命烈士丶工人丶农民)丶“黑五类”(地丶富丶反丶坏丶右)丶“红外围”(其他劳动人民)等家庭出身不同的阵营，形成以出身为唯一标志的全社会的重新分化组合。祖辈丶父辈的成分，被当做革命与反革命的唯一划分标准。红卫兵组织走过了一段兴起丶壮大和蜕变的历程。
　　1966年的5月底，一群青年学生秘密聚集在北京圆明园遗址，兴奋地议论从父母那里听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内容，以红卫兵的名义呼出了“造反有理”的口号。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奉毛泽东之命全文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第二天(6月2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的大标题刊登这张大字报，同时，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起来“造反”，打倒反革命“黑帮”。对此，“全国反响强烈”，北京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带头“造反”，各大丶中学校贴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毛泽东认为青年学生是推动“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展的突击力量，于8月1日写了致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热烈支持他们起来“造反”。红卫兵的名声迅速在北京各大中学校传播。8月18日，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丶臂佩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首次检阅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再次表示支持红卫兵运动。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上可谓人山人海，口号声惊天动地。林彪在大会的讲话中，别有用心地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敢闯丶敢干丶敢造反的“革命精神”，鼓动红卫兵“打倒一切”，于是，红卫兵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迅猛地发展。
　　“8•18”之后，毛泽东又分别于8月31日丶9月15日丶10月1日丶10月18日丶11月3日丶11月10日丶11月26日七次接见红卫兵，先后八次共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一百多万红卫兵。“每次接见，广播电视现场直播，报纸大标题套红报道，声势巨大。林彪的‘高举’丶‘天才’等言论，在新闻媒体上不断重复出现”。
　　在全国报刊言论的鼓动下，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红卫兵开始走到街上“破四旧”，进行抄家活动，在全国掀起“大串联”的狂潮，并为了争夺对革命的领导权，观点不同的各派组织之间以革命的名义，互相窃听丶残杀丶倾轧丶复仇，到处一片“红色恐怖”，破坏了社会的起码安定，搞乱了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是“文化大革命”中造成全国大动乱的重要因素。
　　红卫兵小报应运而生，内容贫乏空虚
　　随着红卫兵名声的扩大，红卫兵的传单丶通令像雪片般地撒向大街。代表红卫兵心声的更强有力的宣传工具——红卫兵报也便应运而生了。
　　目前我们看到的最早出现的红卫兵报，是1966年9月1日北京六中红卫兵创办的《红卫兵报》及同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的《红卫兵》，均为八开四版。
　　9月中旬以后，随着对工作组和“反动路线”的批判，北京地院“东方红”的《东方红报》，北航“红旗”的《红旗》，北师大“井冈山”丶清华大学“井冈山”的《井冈山》报等相继诞生。由于其组织得到“中央文革”的首肯，这些报纸成为众多红卫兵报中的强有力者。北京大学的《新北大》因得到毛泽东的亲笔题词而声名显赫一时，后来便成为“新北大公社”和聂元梓的独家代言人。
　　这些红卫兵小报“派性突出，言辞偏激，小道消息多”，这些未受过新闻专业训练的人办的业余报纸内容贫乏空虚，“最最最”一类语言充斥于字里行间，但必须承认，就整体来说，错别字极少。原来，在那个绝对政治化的时代，任何版面上的错别字都有可能招致灭顶之灾。所以，办报者一面怀着极大的狂热搜索歌颂或咒骂的词汇，一面又战战兢兢地校对着每个字词，尤其是领袖人物的引文。诚惶诚恐之态，常令人哭笑不得。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些小报对运动在基层的广泛开展起了重要的鼓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与普通群众丶群众组织与群众组织之间的联系和沟通，扩大了群众组织的社会影响，成为“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独特的新闻媒介。但是，随着毛泽东和中央对小报和群众组织政策的改变，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工丶军宣传队进驻大专院校，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以及红卫兵报一起退出了历史舞台。
摘录于中文天下网读书文摘http://news.zwsky.com/n/200803/18/218110.shtml




话说红卫兵刊物


作者：胡松涛


　　2007 年 5月, 国家图书馆举办“期刊在中国”展览, 回顾期刊在中国走过的百年历程。这个展览, 还是下了一些工夫的。但是对于“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派组织自办的数以千计的群众刊物只字不提, 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本文说的红卫兵刊物, 是指红卫兵造反派编印的名称固定、装订成册、按期发行的出版物, 不含报纸。 本文所说的红卫兵包括狭义的红卫兵(大专院校和中学红卫兵)和广义的红卫兵(包括工人、农民中造反派)。

　　红卫兵刊物出现的历史背景

　　红卫兵造反派刊物的出现，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奇特而有趣的现象。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大陆的刊物都是官方主办，没有私家刊物。进入1960年代中期，这些官办的刊物引起党的主席毛泽东的不满。

　　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发动文革的“5.16通知”，严肃指出“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曲、美术、音乐、舞蹈等等”。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刊物严厉指责。“文革”一开始，大多数刊物就在劫难逃了。1966年5月，北京市委决定，市委主办的理论刊物《前线》停刊。这是“文革”开始后第一个停办的刊物。仿佛碰倒了第一枚多米诺骨牌，众多期刊哗啦啦纷纷停刊。到1969年，中国大陆只剩下《红旗》杂志等区区二十种正式期刊，为中国百年期刊出版史上之最低点。

　　红卫兵刊物的喷涌

　　与国家正式出版物的凋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66年下半年到1969年间，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各类群众（民间）组织大量涌现，“报禁”解除，红卫兵造反派报刊开始出现。特别是随着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不断发展壮大，难以计数的红卫兵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一时间，从油印传单到小报小刊，出版手段呈现民间化的特点——这是中国报刊史上的一个奇观。

　　红卫兵造反派报刊的雏形是红卫兵散发的传单、大字报。后来发展为自办小报、刊物。1966年8月22日，毛泽东题写刊头的《新北大》创刊，这是最早的红卫兵小报。1966年11月北京大学主办的《文化革命通讯》出版，这是最早的红卫兵造反派刊物之一。北京著名的“五大高校”学生组织都有自己的刊物，如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的《文艺批判》、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井冈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东方红》、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北航红旗》、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战斗团的《教育革命》等。

　　红卫兵造反派刊物都是自行编辑印刷的，不到出版管理部门批准备案，无须刊号和准印证（1968年后，各地开始建立群众刊物的报批制度），稿件也不需要主管部门审查，印刷出来之后，有的无偿赠送，有的用于交换，有的定价出售，有的甚至可以通过邮局发行。

　　红卫兵造反派报刊的大量出现与中央领导的支持分不开。毛泽东题词的北大校刊《新北大》创刊，对红卫兵造反派创办报刊起到了示范引导作用。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曾多次动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组织创办刊物。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在“革命”、“造反”的旗帜下，斗争激烈的各派组织纷纷创办报刊，建立自己的舆论阵地，“爱造反派之所爱，恨造反派之所恨，想造反派之所想，急造反派之所急！为革命造反派直接提供用兵的战场！”（见开封师院“八•二四”1967年11月《战地黄花》创刊号），各地红卫兵造反派创办的报刊呈现万马奔腾的局面。

　　红卫兵刊物的特征

　　红卫兵造反派刊物的特征可以从刊物名称、刊物封面、刊物内容三个方面看出来。

　　刊物名称具有鲜明的“革命”和“造反”特征。你看：《烈火》、《准备》、《点火》、《上天》、《大喊大叫》、《钢二司》等，尽管名字千奇百怪，但皆有出处。有的是从毛泽东的诗词和文章中找出的现成词语，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万山红遍》；有的是使用“文革”流行语言，如《斗私批修》、《大破大立》、《教育革命》；有的是以自己组织的名称作为刊物的名称，如《井冈山》、《钢二司》，《八•二五》；有的是本行业的名称与革命词语相结合，如《红色电影》、《外语红旗》、《美术风雷》；有的是直接说明自己杂志的主题，如《批翦战报》、《批彭战报》、《红卫兵文艺》等。

　　红卫兵刊物的封面多是红色基调，主要构图是毛泽东等革命导师形象、毛主席语录及诗词手迹以及高大的工农兵形象。封面总体上给人以大喊大叫、剑拔弩张的感觉。

　　红卫兵造反派刊物刊登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刊登毛泽东的文章、语录，特别是刊登了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早期文稿、毛泽东最新指示等。有的编写了毛主席文艺语录、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语录，有的还刊登了一些民间抄传的毛主席诗词等。

　　二是刊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指导“文革”的通知、通告。

　　三是刊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这些讲话是研究“文革”的珍贵档案资料。

　　四是刊登大批判文章。刊登中央或地方及本单位“走资派”的“罪行录”，以及批判所谓“黑头目”、“黑作品”、“黑理论”的文章。这些大字报式的文章无限上纲、捕风捉影，从论点到论据皆无可取之处。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以“供批判用”的“黑讲话”、“黑理论”，为我们保留了大量老一辈革命家的讲话。

　　五是刊登派性斗争和武斗的消息、文章。小报小刊既是各派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宣传自己主张的阵地，又是攻击对方的工具。

　　六是刊登“路线斗争”的历史资料。那时，几乎每个行业都编写了本行业的“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这些大事记一般长达数万字，多是通过自己编印的刊物发表的。

　　七是刊登本派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首长讲话、中央文件的心得体会，分析讨论形势的意见。

　　八是刊登文艺、美术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样板戏、红卫兵编写的大型歌舞史诗、电影剧本、歌曲、版画、政治漫画等等。比如北京大学造反派编印的《文化批判》曾在1968年9月出版了增刊《抗大的道路》（革命歌舞剧）；中央戏剧学院红旗文艺兵团编印的《红旗文艺》创刊号上刊登了歌舞朗诵剧《红卫兵战歌》。这些刊物是我们了解、认识和评价红卫兵文艺的主要渠道。

　　九是刊登照片，既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照片，也有反映工农兵生活的照片，还有批斗大会现场及批斗对象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坐喷气式的照片。像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主办的《文革风云》就刊登了批斗陈毅大会的照片，包括陈毅“低头认罪”的照片。

　　十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其他一些情况。

　　红卫兵刊物的印刷与发行

　　红卫兵造反派的刊物有油印的，也有铅印的。

　　红卫兵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他们出版的刊物用的是公家的经费。一般地说，一个单位都有两个派别以上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掌权的一派，可以名正言顺地用公款出版自己的印刷品；没有夺得权的，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要与对立面论战，要在社会上制造自己一派的影响，必须印刷自己的宣传品，尽管他们也能从单位得到一些纸张、油墨和油印机，甚至少量经费，但更多的需要自筹资金、自己想办法。

　　红卫兵造反派刊物的发行渠道，不外乎赠送、交换、组织人员外卖等，有的还通过邮局发行。笔者收藏的红卫兵刊物中，有的封面上盖着“交换”、“赠送”字样的印章。

　　为了扩大销量和影响，一些报刊往往要求本单位＂牛鬼蛇神＂上街卖报。如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姬鹏飞都曾被勒令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前广场卖报。

　　由于群众组织的报刊较多，一些城市的街头出现了固定的材料交易点，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在此交换自己的报刊和小册子。

　　1967年12月，上海的红卫兵要求把自己的《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中一起发行，遭到拒绝。造反派一怒之下，造了《解放日报》的反，逼迫《解放日报》发行《红卫战报》。此后，邮局开始发行红卫兵造反派的报纸和刊物。

　　有名的红卫兵刊物

　　红卫兵造反派刊物具体有多少种，从来没有准确的统计。1968年5月4日，谢富治在一次讲话中说：“北京有五十几种小报，期刊四十几种，总共九十九种，快到一百，估计还有没统计的。”他说的是“1968年5月”的数字。在此前后，红卫兵造反派的报刊不断地创刊、停刊，走马灯似的。笔者收集到的北京造反派的刊物就达两百多种。我估计全国的红卫兵造反派刊物有几千种。这里列举几个有名的红卫兵刊物，以窥斑见豹。

　　《文化革命通讯》。由北京大学《文化革命通讯》编辑部编印——它是“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的第一作者、处于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首的聂元梓“执政”“新北大”时创办的刊物。编辑部的地址在聂元梓起家的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本杂志1966年11月创刊，是全国创刊最早的红卫兵造反派刊物之一。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北京大学、北京乃至全国“造反”的重大事件。何时停刊、共出版多少期，没有资料可查。我手头有一至十六期杂志。

　　《文革风云》。它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创办的刊物。十六开本，每期三十多页。刊物通讯地址：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学楼一百三十九号。我保存有第一至十四期杂志。何时停刊、共出版多少期，没有资料可查。《文革风云》的内容像众多红卫兵刊物一样，刊登的多是大字报式的批判文章。较为突出的特点是，这本杂志比较全面、系统地记录了外交系统的红卫兵批判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的全过程，也让我们从另一个方面看到陈毅与造反派进行斗争的顽强风采。

　　《外语教育革命》。首都外语教育革命联络站《外语教育革命》编辑部编，月刊，十六开本。这是“文革”中比较少见的中、英、俄文对照的红卫兵刊物。这本杂志的特色是，用中、英、俄三种语言对照刊登毛泽东的一些文章和当时中国流行的政治口号。

　　《革命参考文献》。上海东方红编辑部编印，1967年3月创刊，不定期出版。我手头有第一至十八集刊物。这个刊物的封面、封底样式基本固定，每期都有几个画页，刊登数幅彩色及黑白美术作品，其中的宣传画、漫画很有特色。它属于文摘类刊物，每期围绕一两个主题，将当时全国流行的批判文章、大字报一网打尽，基本反映了红卫兵、造反派的批判指向和动态。笔者粗略地统计，这十八期杂志中，共收录四百余篇文章，指名道姓地批判一百多名政界、文艺界知名人士。

　　《美术风雷》。红卫兵美术运动、毛主席语录歌和革命样板戏，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文革”艺术的“三大神话”。刊登红卫兵美术作品的红卫兵报刊为我们欣赏和研究红卫兵美术提供了最直接、最便利的条件。我收藏齐全的第一套红卫兵刊物恰恰是一套美术刊物——《美术风雷》。《美术风雷》的主办单位有中央美术学院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等十家之多，编辑部地址：北京东城反帝医院前街中央美术学院内——协和医院被红卫兵改名为反帝医院。《美术风雷》杂志1967年6月创刊，1967年9月下旬停刊，一共出五期，它主要刊登批判美术界权威的文章，显示了红卫兵文艺造反、决绝、颠覆的特征。

　　《红卫兵文艺》。由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主办, 社址在北京交道口棉花胡同的中央戏曲学院内。《红卫兵文艺》的前身是《大破大立》, 从第三期改名《红卫兵文艺》。它主要刊登小说、回忆录、散文、诗歌、曲艺、歌曲及美术作品等。《红卫兵文艺》是最具红卫兵特色的杂志之一。它第一个鲜明地打出 “红卫兵文艺”的旗帜, 发起“红卫兵征文”, 发表了大量的红卫兵诗歌、报告文学、小演唱等, 杂志中还有许多插图, 让我们看到了红卫兵“文艺”的模样。《红卫兵文艺》的另一大“贡献”是发起并编辑出版了《在火红的战旗上———中国红卫兵诗选》, 这是“文革”中出版的最著名的红卫兵诗歌选, 是红卫兵诗歌运动的总结。如今这本书在旧书市场上难得一见。

　　红卫兵报刊受到中央的关注

　　对于红卫兵造反派的小报小刊管理失控问题, 中央高度关注。

　　1967年5 月 14日, 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的报刊的宣传的意见》, 一方面肯定说: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革命群众编印的各种报刊、传单, 在宣传战线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 指出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 提出以下意见:

　　一、应该严格按照中央指示和社论进行宣传。

　　二、毛泽东、林彪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批示, 中央内部文件、内部谈话, 一律不要擅自刊登、编印流传。

　　三、报刊上不得发表反对解放军的文章和报道。

　　四、必须严守党和国家的机密。目前群众组织报刊泄密相当严重, 透露了国防工程、设施、部队调动情况、备战计划、措施及经济、外交、机要方面的重要机密, 必须迅速制止。

　　五、不要搞“黄色新闻”及其他庸俗、低级的东西。

　　六、对国际重大问题的宣传, 要按中央方针进行。

　　七、不要传播“马路新闻”、政治谣言。

　　事实上, 在“天下大乱”的情况下, 红卫兵造反派报刊出版中的混乱情况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的。1967年 11月 18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中央关于严禁在书刊、传单上泄密问题的通知》, 点名批判中国科技大学东方红主办的刊物《科技革命》。这个刊物擅自刊登了中央负责同志对驻京国防科研单位的报告及有关批示, 造成泄密。

　　1967年12 月 23日, 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勒令福州〈北京〉刊物停刊的通报》, 指出: “福州发行的名为《北京》的刊物上, 擅自大量刊登没有公开发表的未经核实的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和中共中央文件。中央认为, 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此刊物应立即停刊, 并把过去已出版的二十九期送十套交中央文革审查。”

　　红卫兵刊物的停刊

　　进入1968 年, 红卫兵造反派文斗武斗, 动枪动炮, 各地流血事件不断。 7月28 日凌晨, 毛泽东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谈话, 对武斗现象进行严厉批评。随后, “工宣队”进驻并接管大专院校,解散红卫兵组织。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红卫兵刊物有的停刊, 有的由“工宣队”或“革命委员会”接管。民间组织争相创办报刊的局面结束。

　　目前, 笔者还没有见到中央对红卫兵造反派报刊停刊的具体指示, 但有些省革命委员会曾有过明确要求。比如,1969 年 3月,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第三次全会(扩大)会议的决议, 提出群众组织办的各类报纸、刊物均应停办; 5月 26日, 浙江省省革命委员会又作出《关于群众组织的报纸、刊物一律停办的决定》。

　　到了1970年, 已经基本看不到红卫兵造反派创办的报刊。

　　红卫兵刊物的收藏与研究

　　十年文革梦醒, 大地烟消云散。“造反有理”的喧嚣已被岁月的风尘淹没, 存世的红卫兵造反派刊物已经不多见了。尽管在“文革”进程中, 一些新闻单位、图书馆和博物馆不失时机地展开了对“文革”文物的收藏, 但由于时局的动荡、人员的沉浮,加上“文革”后对“文革”宣传品的销毁, 红卫兵报刊如今存留在世的并不多见。我从网上查到, 目前世界上收藏红卫兵资料最多的四家单位是: 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美国“中国研究资料中心”。

　　现在, 国内外除了一些人收藏红卫兵造反派小报外, 几乎不大理睬红卫兵造反派期刊, 藏书和读书界也很少有人专门去收集研究红卫兵造反派刊物。当2000年 3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期刊大词典》(上下卷), 共收录中国出现刊物以来的期刊三万三千零三十六种, 是介绍中国期刊最全面的工具书, 可它对文革出版的众多群众刊物只字不提。

　　我手头千余种红卫兵造反派刊物, 是近年从各地旧书市场上一本一本攒来的。红卫兵刊物是文革的语言事实和文字现场,是“活标本”, 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收藏并研究这些刊物, 对于研究红卫兵、研究造反派、研究“文革”, 或许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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