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义澄：司马璐谈中共党史及毛泽东

阿陀

（转贴）        中共党史的“活字典”——访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

                                                作者：周义澄
                    

五十多年前，年仅十八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的父亲江上青，是他最早接触马列主义的一个引路人；在延安，他听过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王明、张国焘的课；在重庆，他受命于周恩来、董必武；是陈云让他离开延安，躲开了杀身之祸；。。。。。他拥有大量中共党史的第一手资料，连当局都要出钱向他购买中共党史著作……这一位特殊人物，就是中共党史专家，现任《探索》杂志总编辑司马璐先生。

一个金风飒飒的秋日，我在司马璐先生纽约的寓所里拜访了他。


孰左孰右，读党史可知分晓

司马璐不赞成把陈云说成“左派”，把邓小平说成是反左的英雄。他说：“从我研究历史的观点来看，陈云在中共历史上是老右派，邓小平是左右反复过好几次的。在五十年代赫鲁晓夫上台不久，陈云在当时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理论性、报导性的杂志《和平与社会主义》月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大大地吹捧赫鲁晓夫。苏共二十一大后，该杂志编辑部‘请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活动家’就苏联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国际意义谈一些看法。陈当时以中共副主席的身分在该杂志的一九五九年第一期上，著文称赞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向全世界展示了苏联走向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所以，文革时中共称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依我看，陈云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您说邓小平左右反复过好几次，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我问道。

“在立三路线时期，邓小平是左派；罗明路线时，他又被称为右派，当时毛泽东也是右派，一起受周恩来、陈毅的整；肃反时，邓又被称为左派；抗战时，邓执行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路线，又被称为右派；五七年反右时邓很积极，毛泽东还表扬过他，他当然是左派；文革时，他是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四人帮’倒台时，他上书拥护华国锋，得以复出，其后又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发扬民主’，三个月后，他又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以，我认为，邓小平的历史，是时左时右的历史。时左时右，套用邓的‘猫’话来说，叫‘不管左派右派，抓得住共产党政权的就是‘实事求是派’，‘革命派’。”司马璐答道。


少年革命，***父亲指点读马列
（略）

开罪上司，见识许多头面人物

“您能说说您是怎样去延安的吗？”我问。

“那是一九三七年，在上海快要沦陷时，党组织让我们四个人去延安，在苏州又增加了一些人。十月到陕北，我先在云阳青训班学习了一个星期，那时冯文彬是青训班的主任，胡乔木是副主任。后来到延安，在抗大、党校都学习过，后来在抗大做图书馆的主任，因为我毕竟受过这方面的训练。那时我的实足年龄才十九岁。 “在抗大图书馆中，除了我以外全是女性。多数是高干家属，少数没有结婚的，也经常被干部找去谈话。有时一谈就是几个小时。那些女管理员向我请假，我不同意，说上班时间不能外出，这样也得罪了不少高级干部，有的还把我这个男青年当做了‘情敌’，给我种下了祸根。不过说实话，我那时年轻，对女同志确实也很感兴趣。不过后来他们把我这个‘情敌’变成了政敌。”

“听说您在延安结识了不少中共头面人物？”

“我见过毛泽东、周恩来、王明、张国焘、秦邦宪、张闻天、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康生、陈云、林彪、李维汉、李富春、王稼祥、董必武、林伯渠、高岗、潘汉年、柯庆施、邓小平，还有一些妇女领袖，象王明的妻子孟庆树，美丽大方，陈昌浩的妻子张琴秋，聪明能干。我在党校、抗大听过不少人的课，每个人的风格很不一样。”

“能不能举几个例子说说？”

“象朱德的讲话，有大兵味道，很通俗，大兵很喜欢听，跟冯玉祥一样。缺点是一般水平高的知识分子不要听。王明的讲话很有煽动性，年轻人很喜欢，他的讲话常常就地取材，即兴地把你我这些听众说进去。刘少奇讲话我不喜欢听，他的党八股味道太重，总是讲马克思怎么说，列宁怎么说。”

“您觉得毛泽东怎么样？”

“说实话，毛泽东的讲话是我最喜欢听的，他的口才也是他后来成功的一个条件，对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承认。他的讲话往往由浅入深，开始时跟你拉家常，在讲话中引用中国的旧小说很多，象《三国志》、《水浒传》、《红楼梦》。毛的讲演能做到低级的人听得懂，高级的知识分子也爱听，在延安，好象只有他能做到这一点。而且，他还能在讲话中维持一个接一个的高潮，一直到讲话的结束。不过，毛泽东的讲话中粗话很多，象‘丢他妈’，‘操你个娘’，当然在后来正式发表的文字中，这些粗话都没有了。记得当时在延安，党组织还表扬毛的这些粗话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语言’，不是小资产阶级。那时我也喜欢听，认为这里的工农感情很足。毛的这类口语一直有，非常粗，在庐山会议上他也这样骂过彭德怀。”

“司马璐先生，听说您在延安还见到过江青？”我继续问道。

“我生平见过许多人，但很少记得哪一天跟他认识。唯有江青，我清楚地记得见到她的那一天。为什么呢？因为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是日本人进攻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的日子，那一天在延安有一个纪念晚会，会上有一个话剧演出。这个话剧的主角是孙维世，江青做配角。”

“孙维世就是后来做周恩来的养女的是吗？”

“是的，江青后来恨孙维世恨得不得了，一直到文化革命把孙整死。”

“还记得那天演得是什么话剧吗？”

“一位日本学者后来根据我的文章进行了考证，说司马璐提到的那次演的话剧叫什么名字，是关于抗战的。那晚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人告诉我，这个演员叫蓝苹，是上海的电影明星，现在叫江青。那时在延安，晚会很多，我年轻，常常通过关系弄到票子，我注意到前面的几排位子经常空着，有时毛泽东与江青一起来，坐在前排空位上。大家鼓掌，毛与大家招招手，江青也与大家招手。那时从国民党统治区有钱人家来到延安的女干部，一般总把那些漂亮衣服脱了，换上八路军军服，而江青与众不同，仍然穿原来的衣服，象海虎绒大衣，照样穿，也惹人注意。还有，那时延安没有小汽车，只有一辆中型的，象小巴士一样的，可以坐十几个人。这个车上还写了几个字：‘海外华侨献给英勇的八路军’，是华侨捐的，没有给军队用而是给毛泽东用了。后来我就注意到，这辆车停在什么地方，毛泽东就在附近。有一次，我还看到毛泽东与江青一起拍电影。”


“这倒没有听说过，他们两人一起演什么电影？”

“什么电影我没弄清楚，我只看到他们在拍。记得袁牧之是中国最早搞电影的一个，他搞到一套拍电影的设备。有一次就在延安南校场，那里有一个台子，毛和江在台上做一些动作，袁就把他们的动作拍下来。拍的时候我在旁边看，这个电影派什么用我不知道。那天我看了一会就走了，在路上碰到任白戈，他是抗大一个分校的教育长，后来做过重庆市委书记。他问我在干什么，我说看毛主席、江青演电影，他听了摇摇头，没说什么。”


小开魄力，潘汉年保护过关

“您说在延安接受审查，是怎么一回事？”

“我在延安被审查，其中的一个内容就是查我被捕时有没有写悔过书或自首，我说没有。的确是没有，原因是一方面我的年龄太小，只有十几岁，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所服务的图书馆是一个国民党的人办的，他到警察局去说情，把我弄了出来，只关了一个月。
“还有一个内容是审查我在延安有没有参加过一个小组织，叫‘新哲学研究会’，只不过是一个学术团体。

“我被整的时候是潘汉年保我出来的。潘汉年这个人很了不起，在中共里是被称为年轻人中的天才的，因为他出身富家，许多中共领导人称他为‘小开’。潘不到二十岁就做上海左联的党委书记，在江西苏维埃被称为外交部长，蒋介石有一本书，叫《苏俄在中国》，其中也提到了潘，说陈立夫告诉他，潘有密码可以同莫斯科直接联系。在延安，潘的地位仅次于康生，那时延安权力最大的，一个是组织部，一个是敌区工作委员会，一切地下工作都属于这一系统。敌区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康生，副主任委员是潘汉年，他直接主持共产党在敌后的一切工作，权力很大。在中共领导人当中，潘汉年是我所最喜欢的两个人之一，另外一个是董必武。后来潘汉年挨毛泽东的整，整得很惨，原因很多，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与苏联的关系。毛泽东在历史上其实是很讨好苏联的，但苏联人，尤其是斯大林不喜欢他。毛这个人只允许自己与苏联人打交道，哪怕卖国都可以，但是他不允许别人直接与苏联联系，谁要与苏联有联系，谁就要倒霉，高岗是这样，潘汉年也是这样。

“我在抗大出了问题，潘汉年却把我的案子接了过去，找我谈话，问得很详细。他还问我以前作过什么工作，与那些人接触过。后来他说给我另外安排工作，让我到一个新的单位去。实际上这个单位刚刚设立，叫《新华日报》驻延安办事处，这个时候《新华日报》在汉口，我当办事处主任，就我一个人，又写稿又发稿，把延安的消息发给汉口《新华日报》，还发给延安的《新中华报》、《每日新闻》。这个办事处后来又增加了几个人，其中有两个是潘的亲信。”



八块大洋，陈云送出延安

“您在延安就与陈云有接触？”

“是的。这里说一下陈云，要说派别，他是个老右派。这个人在中共党内有一个特殊的身分，他是工人出身，这个背景对他来说很重要，帮助很大，因为共产党号称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在共产党的干部队伍中，工人很少。陈云原来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人，还不是正式工人而是个学徒，但是他有一个长处，就是脑子很灵，肯苦学，做排字的学徒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接触很多文字的东西，后来他参加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做地下工作，又到苏联共产国际去了。

“此时陈云在延安管组织，当组织部长。他对我说，你的事情还没有完全定案，要我接受党的考验，到白区去工作。他跟我说，每一个革命同志都要接受考验的，真金不怕火来烧。如果你真的没有问题，总会回到组织的怀抱里来的。他说我的任务是‘开关’，去开辟另外一个天地。陈云还讲了几句训导和鼓励的话，给了我八块大洋，让我走路。这是一九三九年，我离开了延安。 “现在想想，我得感谢陈云，要不是他让我离开延安，在后来的一个个‘抓特务’运动、‘抢救’运动、‘整风’运动中我总难逃一死，可能象王实味一样。”


重返中共，周恩来交待特殊任务

“陈云让你上那里去呢？”

“他开始叫我先去西安，。。。。后来我就回到了重庆。”

“到重庆您就在周恩来手下工作了？”

“这里还有一段故事。在重庆，我遇到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对中共的关系很大，叫朝鲜义勇队。初期北朝鲜的领导班底，就是这个义勇队。本来义勇队的经费、配备是由国民党支持的，这个队伍有三百多人，都是青年。我在里面的中文编辑委员会里工作，这个时候，中共组织主动找到了我，等于我恢复了与共产党的直接联系。周恩来找我谈话，布置工作，经常与我保持联系的则是陈家康，后来他做过外交部的副部长，文革中被谁搞死一直没有弄清。一直到皖南事变周离开重庆，才由董必武和我联系。

“周恩来跟我说了很多为什么要做朝鲜义勇军工作的原因。那时我的工作主要是把义勇军的人搞到华北，去配合八路军抗日。周恩来要我做义勇军队长金若山的工作。金若山就是金元凤，后来是北朝鲜劳动党的中央委员，内阁劳动相。当时我还担任了金的秘书，写了一些关于朝鲜问题的文章在《新华日报》、《群众》杂志上发表。周恩来交给我的任务是说服金若山答应把手下的人员转移到华北。而这支军队原来是国民党支持的，所以我算是立了功，也因此恢复了共产党的党籍。”


“可以说说您对周恩来的印象吗？”

“我对周的印象不太好。周的讲话知识分子听得进，话讲得很漂亮，有点中国旧式官僚的味道，那些官场的话，知识分子喜欢听。在重庆期间，我主要与周和董必武接触，把这两个人作一比较，我感到两个人的性格很不同，董这个人方正、稳健，周这个人比较圆滑，有时虚伪，也很冲动。在中共高级领导人中，我最不喜欢的两个人就是周恩来与高岗。

“周恩来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实在太重要了。就我所知道的，中共在大的方面分成两个大的系统。一个叫作‘国际派’，一个叫‘土生派’，毛泽东是‘土生派’，当然他也不能代表所有的‘土生派’，有一批以搞城市工作为主的‘土生派’，以何孟雄为代表，就是反四中全会反王明的，而毛泽东是代表搞农村工作的‘土生派’，要把邓小平与毛分开来很难分。王明的国际派路线统治中共有很长时间，那时曾经打击过罗明路线，而毛与邓就是罗明路线的代表。周恩来是执行王明路线的，是斯大林派，但中共当局长期掩盖党史，作假，硬要把周恩来与毛的名字连在一起，实际上，周与毛是长期的斗争，可以说这是中共党内斗争的主要内容。中共后来批判王明路线，实际上是在批判周。中共有许多文件中在人名上打了XX，指的就是‘伍豪’或‘恩来’。周和毛都看到中国的斗争要靠武装斗争，共产国际最早培养的军事领导人就是周，他是中共最早的军事部长或军委主席，他最早整的对象也是毛，因为毛在农村有实力，周曾派陈毅去整顿毛的第四军。在毛与周的斗争中国民党的两次剿共间接地帮助了毛。一次是长征中把红四方面军，西路军搞垮了，排除了张国焘这个最大的实力派对毛的权力的挑战；另一次是皖南事变，把新四军搞垮了，而新四军基本上是周的实力基地。皖南事变之后，毛就认为时机已到，然后就是延安整风，一直到中共七大，毛的权力地位才完全确立。周后来自己也说过，他是在延安整风后才真正高举毛思想的大旗的。张国焘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披露，他离开延安前周曾劝他不要离开，周对张说：‘老毛确实胡来，但是我们只有在党内，才能使他不胡来，否则，我们都跑了，他不是更胡来了吗？”

“说得有意思，您和张国焘的关系怎样？”我接着问道。

“我与张国焘是后来在香港真正认识的。在陕北见面是在一九三七年底，梁漱溟访问延安时由张国焘主持的欢迎会上。此外，我还听过张国焘的课。张国焘的吃亏的地方是他的江西土生派话太重，听不懂。他对政治经济学很有研究，听课时听得出来。他是北大的学生，有书生味道。张闻天也是书生味道很重的人。”


“您觉得章伯钧怎么样？”

“我很喜欢章伯钧，这个人不错，很爽快，我相信，当时的民主同盟中也有不少人怀有远大的理想，想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寻找中国的出路。章伯钧曾对我说过，中国搞政治的人都是流氓，蒋介石是城市流氓，毛泽东是农村的流氓。



明码实价，中共出钱买“党史”

“中共有关方面后来出版了您的党史著作，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很想了解这件事。

“根据我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其中有许多虚假、伪造的东西。文化革命中，大陆又毁掉了很多党史资料。文革后期，中共当局设法从国外、党外‘引进’党史资料。他们也派人与我联络，向我收买党史资料，其中包括我所编著的《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十二大册。我当然是明码实价。中共都是经由中国银行付款。‘四人帮’垮台后，中国银行一度不认‘四人帮’时期向我买书的账，我就在《展望》杂志上写文章向华国锋讨债，不久他们也把欠账给清了。

“几十年间，我保存了不少中共的原始资料，也通过自己的研究、查证纠正了不少原先党史史实上的错误。我最早研究的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一九六二年，我出版了《瞿秋白传》，肯定了他。中共原先对瞿秋白的评价一直有争议，后来也为他彻底平反了。又如，原来大陆一致公认在中国最早介绍社会主义的出版物是在一九零五年，一九四八年华北大学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也这样说。后来，我找到了在一九零二年(即清朝光绪二十六年)出版的一套木刻版的三本书。这一套书我从旧书店买来才五毛港币，后来它的拷贝件一份就卖一百港元。文革期间，中共打倒刘少奇，我就编了一本《刘少奇语录》，这本语录的外文版权就卖了不少钱。”

“您是早期的中共党员，又是老资格的中共党史研究学者，这双重身份使得您对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可以有一种比较公正和切实的看法，您能不能简略地谈一谈？”这是我提的最后一个问题。

“我觉得，在早期的共产党人中确实有一批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是值得尊敬的。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可以研究，但是，。。。。。一种巫教式的邪教，把领袖作为神，。。。。造成的灾难变成了全国性的。

“五十五年前，‘青梅竹马’时代的我与戈扬—那时她叫树佩华，作为小同乡一起参加了左派读书会，五十五年以后，斑斑白发的我们，带着共产党对自己的整肃和迫害的经历重逢于美国纽约。回想当年，我们加入共产党时，做的其实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之梦，今天，我们仍然在做着这个不倦的梦。”

在深深的感慨中，司马璐先生结束了与我的谈话，我向他表示衷心的谢意。

yangharrylg

有个错误，一二八事件是发生在1932年，而不是在193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