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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鬼蛇神录
杨小凯 著
口述自传：我的一生
整理：肖瑞 李利明
我原名杨曦光，杨小凯是我的乳名，1978年以后重新起用的名字，1948年出生于吉林，从小在湖南长沙长大。我的祖父是个地主，在乡下开办学堂。他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清末的兴洋学运动中，他也进过洋学堂。我们的父辈从小也受过儒学教育，记得我上小学时，父亲就请姑爹在家里教我读《论语》。
我的父母都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我父亲原来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他在1959年因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反对大跃进、公共食堂，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是1959年秋天的事情。当时我还很小，有天爸爸把我抱到窗边，亲切地对我说：“干部在上面机关里时间长了，对下面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我看着窗外的一颗大枫树上的红叶，有点奇怪爸爸当时的态度为什么出人意外地温和。爸爸那些天情绪不好，常常和妈妈争论问题。三年后，我才知道爸爸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告诉我那年(1962年)为他平了反，承认他们1959年的观点是正确的。
《中国向何处去？》
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由于我父母都比较同情刘少奇的观点和彭德怀的观点，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文革中我们就成了黑鬼的家庭，非常受歧视。当时我是长沙一中高一的学生，因为受歧视不能参加红卫兵，就参加了反对红卫兵的造反派。我参加的组织叫做“夺军权战斗队”，属于“省无联”组织。当时在学校里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分歧就是红卫兵都是出身好的，造反派大多是出身不好的。所以在文革中我们就是支持造反派反对红卫兵，当时在高中的造反派主要反对的是“血统论”。在文革早期，群众可以自己组成组织，可以按自己的观点参加不同的组织。到了1967年，军方取缔群众组织，不准群众搞政治组织。1967年2月4日这一天，中央文革突然下令湖南省军区出动军队，镇压湖南的第一大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抓捕了上万人。这样造反派就和官方发生了冲突。当时我们的造反派组织“夺军权战斗队”也卷入了这场冲突，我被抓进了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关了两个多月。
那一次被释放出来以后，我陆陆续续写了很多大字报，包括《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1968年，我写了一篇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第二把手在看到了《中国向何处去？》以后，就连忙在当时的省级干部中打招呼，进行定性。很快，我的文章被报送到了中央文革。
1968年1月24日晚上九点，有些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的一个名为“省无联”的造反组织问题，做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示。在接见中，康生几次点到了“一中的杨曦光”与《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还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我)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江青说得更直接：“那个什么‘夺军权战斗队’，让它见鬼去吧！”几天以后我就被“钦点”抓进监狱，关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一年多，到了1969年秋天，我在10月份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不久，在11月一个晴朗的冬日，我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到岳阳洞庭湖边的建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初刑满释放。
十年铁窗
《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不光使我自己身陷囹圄，而且也给我的家庭带来巨大灾难。康生在1968年1月24日指示中说，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关于当前形势的决议》不是中学生写得出来的，也不是大学生写得出来的，后面一定有黑手操纵，要揪出这些学生后面摇鹅毛扇子的陈老师。我母亲正好也姓陈，在康生那个指示传到长沙后，她被多次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并被强迫跪着示众。涂黑的手象征着“黑手”。她受尽侮辱后，不堪羞辱而悬梁自缢。我母亲被逼自杀后，我两个妹妹就没有了家，我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区，另一个妹妹跑到山西去投靠亲戚，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去了。
在左家塘看守所关押的一年半时间里，我找了位教师学英文，找了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我还读《世界通史》，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一本叫《毛XX思想万岁》的书。我向同时被关押的一位陈老师借了《资本论》，这样我就在左家塘读完了厚厚的三卷《资本论》。《资本论》最初给我的印象相当好，学术味道浓得多。等我看完第一、二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分工论的发挥。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有了三个念头，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后来我在劳改队沿着这个思路写了一本经济学笔记。好多年后我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高明得多的理论了。把经济理论数学化的观点，我最早是在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上看到的。那时另一张刺激我的大字报是关于中国已形成特权阶层，需要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重新分析中国社会。那个刺激是我后来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起点。
坐牢以后，我的政治哲学已经和写《中国向何处去？》时非常不同。写那篇文章时，我有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我认为民主政体应该是民选的，而坐牢的时候我已完全没有理想主义了。我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以前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里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最坏的事也许就发生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
在监狱里我学了一些数学，想着用数学来重新想价值理论，想着把当时能够看到的一些马克思的和古典的关于分工的思想数学化，然后慢慢就有了一些想法。由于当时自己也不相信官方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所以比较自由，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新思想。在劳改队，我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每一块钱的边际效用相等)、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可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了！
我这十年的经历都写在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牛鬼蛇神录》一书中。
牛刀小试
1978年4月刑满释放以后，我回到了长沙，由于没有单位敢接收我这个《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我就在父亲的家里待了一年，这一年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的数学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右派教授安排的。这时候，我开始重用乳名杨小凯。后来，我就在邵阳的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做了半年的校对工人。
1979年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生，但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我又再次报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通过考试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了近两年。
从1979年到1982年，我很系统地学了新古典经济学，当时经常到一些大学去听课，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书，也参加过计量经济学的培训班，学一些系统论、信息论、控制理论、运筹学的东西，作一些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计算一些影子价格，翻译了一本经济控制论的教材，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大概是中级微观经济学的水平，当时还很新。后来我碰到很多人到国外去读书，都说当时他们在国内对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了解就是看我的这两本书。
到了1982年，我被武汉大学聘为讲师，在武汉大学工作了一年半，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课程。这一段时间我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同时我开始准备出国留学。由于我的这几本书中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引起当时在武汉大学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老师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帮助下，1983年我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出国的时候，由于我还没有被平反，出国政审通不过，这个时候还是靠邹志庄教授的帮助，他写信给领导人，希望得到帮助。后来这封信被转到了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刘道玉那里，请他办理。结果刘道玉校长批准了让我出国的手续。1983年我就到了普林斯顿大学。
同时，在有关领导“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的批示下，最高法院即责成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理我的“反革命”问题。到了1983年，湖南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一致认为：《中国向何处去？》“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椐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潜龙腾渊
我的劳动分工理论初步形成是在我坐监狱的时候，真正成熟还是在普林斯顿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读博士的时候，有两年的课程学习时间，这两年我就慢慢比较主流学派的思想和我的想法的差别。在北京的两年我基本上是把自己想的东西放在一边，去系统地学习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很多东西都是那两年学的。到普林斯顿以后，学习的一些课程我原来在国内都教过，因此就把新古典的思想和我的思想去比较，看看到底有没有差别，看看我想过的那些东西哪些有价值、哪些没有价值，比如我原来在监狱里用数学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理，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发现，一出监狱就发现在100年前人家就知道了。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我都在监狱里想过，在我的《经济控制论初步》中都把这些理论写了进去。我发觉有很多问题我想的不如人家，比如后来我就发现纳什创建的议价模型比我想的好多了，我就放弃了。不过这对我也有一个鼓励：别人想过的很多东西我也想得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读的书多了就发觉要有所创新很难。人都是很类似的，你能想到的别人也能想到。我刚去美国就是这种感觉。我是一个新想法比较多的人，以后看的东西比较多了，发现很多所谓新想法其实几百年前就有人想过。慢慢看过他们的东西，自己的想法原来一点都不新。不过我的运气还好，读了很多书以后，最后比较下来发现我想过的有些东西还没有被别人想到，这就是劳动分工理论的均衡模型，后来这就变成了我的博士论文。
1987年我的论文通过答辩，之后我去了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一年以后我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书。1989年升任高级讲师，1992年成为正教授，1993年当选为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2000年升任讲座教授。这些年来，虽然我一直在莫纳什大学教书，但是每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美国、香港、台湾作客座教授。从1998年开始回国的时间也比较多了，并担任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
“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始末
欧美的汉学家大多知道中国文化大革命中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于一九六八年被译成英文，在美国一些名牌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里，我发现过三个这篇文章的英文版本。有的版本中此文的作者署名“钢三一九‘夺军权’一兵”，有的署名是“省无联”。但是我碰见的几位汉学家都知道此文的作者是湖南省长沙一中的一位学生杨曦光。广州王希哲的著名大字报“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以及刘国凯的文章“文化革命简析”，全都自称受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影响。这三篇文章都有英文版本。比较而言，刘国凯的文章是三篇中水平最高但知名度最低的。“中国向何处去？”是三篇文章中水平最低，但却是最早形成全国甚至世界性影响的。
我写此文的背景情况
文化革命一开始，我就卷入了长沙一中反对工作组的活动。我的父母被当时的湖南省委批判和迫害，并由省委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我也受到工作组迫害并因父母的罪名受到红卫兵歧视。我自然而然参加了反对血统论，由出身不好的同学组成的造反派，与支持当局的保守的红卫兵对抗。一九六六年底，我积极参与了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造反派平反的活动，同情和支持湖南第一个跨部门的准政党造反派组织── “湘江风雷”。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军方在保守派支持下把大多数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时，我被军方关押了一个多月。出狱後，我在北京各地串联，接触到一些批判共产党社会中的特权阶层的“新思潮”。这些思潮在造反派大学生和北京批判血统论的中学四三派中有不少支持者。我回想到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中城市市民对共产党当局表达的强烈不满，来重新思考文革爆发的原因等问题。
我家里有个保姆，文革前看去似乎对我父母非常尊敬，文革後她参加了保姆造反派组织，宣称高干剥削了他们。我夜里与保姆深谈过几次，发现文革前市民对共产党干部的尊敬全是装出来的，大多数市民对共产党的专横早已是怀恨在心。我发觉这种社会矛盾并不能用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或“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来解释，于是决心从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中找答案，通过系统的社会调查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弄清促成文革中城市市民与共产党干部发生激烈冲突的真正原因。
为此我读了不少马克思的书，也在湖南农村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特别是调查了当时知识青年要求回城的运动和临时工会式组织提出经济要求的运动。我最後的答案是：中国已经形成了新的特权阶级，他们“压迫剥削”（纯马克思语言）人民。中国的政体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巴黎公社民主毫无共同之处。所以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暴力革命推翻特权阶级，重建以官员民选为基础的民主政体。这就是我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中的主要观点。
当时类似的思潮在武汉、上海、山东、北京的学生中都出现了。当局一直认为支持市民造反的政策会赢得对人们的思想的控制和引导的权力。想不到长沙的一位中学生和其他学生竟想独立于政府的意识形态自己找寻理论。中共的上层首脑特别是康生、毛泽东对这股造反派中摆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非常害怕，为此特别召开一次会议，取缔当时湖南激进造反派的联合组织“省无联”，并点明批判了杨曦光、张玉纲、周国辉等学生中的思想家和领袖人物。全国很多官方和当时群众组织的报纸都将“中国向何处去？”作为反面教材全文刊登以供批判。这就是为什么一张最初只印了八十份，只散发了不到二十份的油印传单造成全国性影响的原因。
“中国向何处去？”一九六八年通过香港传到海外，美国的“新左派”十分喜欢其中的观点，于是各种英文版本的“中国向何处去？”和其他省无联的文件在美国造成了相当的影响。
逃亡的“思考者”
一九六八年初我在湖南省湘乡县和宁乡县调查中国农村的社会情况，与很多农民交谈，得到很多中国农村社会情况的印象。这次旅行的动机写在我的一篇油印文章《关于组织毛泽东主义小组的想法》。这篇文章在当时激进的中学造反派中秘密流传，影响了很多学生。在这篇文章中，我主张重新组织政党萌芽式的马列主义小组，独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调查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用新的理论来解释文化革命中暴发的社会冲突。我认为官方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已不能解释文革中市民阶层与共产党干部的激烈冲突。
下乡之前我写了“中国向何处去？”，同时主张坐下来学习，调查社会，重新思考种种社会政治问题。所以我当时被中学的造反派称为他们的“精神支柱”，是个勤于思考，不长于行动的人。我的观点影响了不少长沙的学生，使他们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官方意识形态，试图自己独立地研究马列主义，调查中国社会，得出自己的看法。那次下乡调查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向何处去？》的油印稿已不慎外传到与激进的造反派对立的“正统的造反派”手中去了，长沙已有风声，当局要批判和迫害此文的作者。于是我一方面下乡躲避迫害，一边进行社会调查。
那次调查给了我很多新鲜和深刻的印象，我第一次发现，中国农民对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抱着相当普遍的敌视态度。湘乡的一位老贫农向我诉说一九五九年大跃进中，农民遭受的他们记忆中最痛苦的磨难。他津津乐道地回忆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时代农民的生活。他特别喜欢国民党政府实行的货币地税，“一亩地一年交一元光洋的税，然後什么也不用交了。”他告诉我在共产党的交公粮制度下（实物地税），统购统销加公粮实际上拿走了农民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收获。特别是一九五九年，由于干部放卫星（虚报产量），名义上公粮比例上升到收获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实际上所有收获交了公粮还不够。“这都是‘毛家大爹’作孽呀！”他无可奈何地表达他的愤恨，他说的“毛家大爹”是指当时的“红太阳”毛泽东。
这次旅行使我发觉看似垄断了整个社会舆论的官方意识形态，原来在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农民中几乎没有市场。农民们不喜欢共产党，他们把共产党当成一种别无选择的不得不接受的东西。我想起一位同学对我提倡独立思考搞社会调查的评论，“杨曦光，我们这样独立思考和进行社会调查的最後结论可能是证明刘少奇和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及右派的观点是对的。”我的回答是“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头脑里首先要没有任何权威才能发现真理。”几个星期的实地调查使我真的不再是个“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的学生，我的反体制倾向越来越强。
我带着对这个社会和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新印象回到长沙时是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一进入市区，我就听到高音喇叭在用一种严肃的声调广播“中央首长一•二四指示”。我开始还以为是某个单位的特别新闻，但走了一段路，听到所有单位的高音喇叭都在广播同样的内容，并且时不时地有口号“彻底砸烂反革命组织省无联”。省无联是当时在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没有代表职位的激进的造反派的联合组织，我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我发觉事情不妙，不敢再往城里走。我找到一间大学，借用一间办公室的电话，与我的朋友联系。天黑後，他来到我们约定的地点，他给我带来了一件皮大衣，一顶大棉帽，一个大口罩，一付平光眼镜，帮助我化装。他告诉我中共的领导人康生、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一月二十四日接见湖南各派政治组织代表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时批判了我写的“中国向何处去？”，并且宣布我的文章“实质是极右的”，我是“反革命”。康生还说这种文章不是中学生能写出来，也不是大学生能写出来的，後面有黑手。 从这天以後我就开始了一个月的逃亡生活。我白天在家里看书，夜里带着眼镜、大口罩、大帽子、穿着一件大衣在街上用手电照着看大字报。由于长沙市民对省无联的同情，我在长沙近一个月，一直很安全。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估计半年後，文化革命可能会波动回来，那时候省无联也许会平反。因为一九六七年初（一年前）“湘江风雷”也曾被中共中央打成“反革命”，而半年後，毛泽东却支持这个造反派的准政党组织平反翻案。于是我决定离开湖南几个月。我认为离开湖南，外省人对省无联不够了解，我也许更安全。但与我估计的正好相反，由于外省人不了解省无联，他们只相信中央政府镇压省无联的命令，再没有人极力窝藏我。于是我很快在武汉被人检举，由当时的长沙市公安局军管会派人把我押回湖南。
在左家塘看守所
我被戴着手铐运上火车，一到长沙，一辆吉普车正等在车站，两位全副武装的士兵象押送要犯一样坐在我的两旁。上汽车後我被用毛巾蒙上了眼睛，使我无法判断自己被押往哪里。我被解开蒙眼睛的毛巾时已是在一间灯光昏暗的小屋内。押送我的人向另一位陌生人交代“这就是杨曦光”。我面前是一个表情严肃但气质厚道的五十岁左右的狱吏。他穿着已褪色的绿色上衣，蓝色裤子的制服。他叫押送我的人给我松了手铐，让我坐在一条长椅子上。他自己坐在一张小桌子後，开始向我提问题。他问我的姓名、籍贯、年龄、单位。最後问我“你犯了什么事？”我相当生硬地回答“我没犯什么事。”但他却在一个表格的“案由”一栏写上“省无联坏头头”。
接着他要求我把随身带的东西都交出来，我把衣裤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放在桌上。他问“你有手表吗？”我又把手表取下来。他把我的现金、手表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写上我的名字和一个番号，然後告诉我，我的代号（这个代号以後从来没用过，所以我根本不记得它）。他的语气听来一点也不刺耳，“这些金钱和贵重物品不允许带进‘号子’，由‘干部’代为保管，你出去时我们再退给你。”我後来才知道“号子”是看守所的监房，而“干部”是要求人犯称呼他们的头衔。他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不象押送我的人那样把我视为敌人。“这是公安机关的看守所，订有监规，你要好好遵守，不要在号子里与其他人犯互通案情，不要用外语交谈，不要在号子里打扑克、下象棋和打闹，这是个池浅王八多，庙小妖风大的地方，象一个大染缸，说不定白的进来，黑的出去。”“人犯”一词在我听来很别扭，後来才知道，人犯是处于“预审”阶段，还未最後定罪的人，有别于“犯人”。文革中人犯与犯人的待遇早已没有区别，但这位老狱吏慎重其事地称“人犯”大概显示了他对司法秩序的尊重。
很多天後我才知道他姓刘，是这个看守所的所长。他把我带出这间房子，我看到一张大铁门，门上有个小木门。刘所长将我引进这个小木门，门又厚又沉，上面有个拳头大的小圆窗。窗上有个木盖，可以从外面由人开关。一位全副武装的士兵正在号子前的走廊里巡逻，他不时打开小圆窗的盖子，察视号子内的情形，然後再将盖子用一个铁钩关死。每个号子门的两边有两个比一个人还高的窄窗，窗上是二指粗的铁栏。我走进大院时马上有人蹲在或站在二层床的上铺上从铁窗张望我这新来的“客人”。我当时的感觉就象走进动物园时看到铁栏後的动物都站起来一样。 我被带到一个门上写着九号的号子前，狱吏打开一把又大又重的锁，我走进了九号监房。一股浓烈的气味扑鼻而来，夹杂着陈年棉絮，人身上的怪味和各种人体排泄物的味道。这是一间大约六米长三米宽的房间，除了一个小角落外，全被六张双层床挤满了。
我站在号子中间，号子里很拥挤，十二个铺位上大多数每个都有两个人。大家用陌生、探究和防备的目光看着我。一个头发略见稀疏的、剑眉、小白脸的年轻人摸着自己的下巴，在地上踱着来回。他问：“你叫什么名字？”“杨曦光。”有人从床上跳下来：“你就是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杨曦光？”“当然是，还有谁用这个古怪难认的‘曦’字做名字”，一个瘦小的二流子样的人代我回答。号子里的不少人的脸色渐渐消除了戒备和陌生感。最初问我的那位小白脸（後来我知道他的名字叫肖福祥）却仍旧是一副不无讥讽的脸色。这时坐在靠後窗的上铺的一个年轻人邀请我：“和我睡一个铺吧，已经没有空铺了。”他穿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旧工作服，上面已有不少补巴。他的脸色和身上给人一种清新、健康、没有任何怪气味的感觉。我十分情愿地接受了他的邀请。这位小青年神情庄重，不象其他人那样对我的名字故作惊讶之感。从他脸上看不出他对“杨曦光”这个代表某种偏激的政治倾向的名字的好恶。後来我才知道这位叫毛火兵的青年学徒工是与造反派对立的保守派中一个最极端的组织“红色怒火”的成员。
那天晚上，我才知道，这就是有名的“左家塘”看守所，它因大门外的一口水塘而得名，由长沙市公安局直接管辖，长沙市最大的关押未定罪的人犯的看守所之一。它位于长沙市东南郊区东塘广场附近。我坐牢之前，从来未想到那个地区有这样一个关着这数百人的地方。
铁窗生涯
第二天我醒来时不敢相信自己是关在一个动物园笼子式的地方。完全清醒後，我确认了这一点，心中马上被一种沉重的感觉所压迫。向往一般人行动自由的感觉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每天早上醒来时那种心上压着石板一样的感觉越来越令人痛苦，这种痛苦一直到四五个月後才慢慢稳定下来。但犯人被叫去审讯时，开门的铁锁声使人重新意识到铁笼的存在，使心里痛苦不已。但被关久了,牢房的寂静也使人感到悲凉,开门的铁锁声这时又会使人兴奋不已，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中有人可以离开这个笼子出去走一走。
两个星期後，饥饿渐渐代替自由成为我的最大问题。号子里每天吃三餐，一餐三两米饭、每月吃一顿肉，平时是数量不多，很少油水的蔬菜。每顿饭由已判刑的劳改犯人从伙房送到号子门口。饭是用铝钵子蒸好，三两一钵，用一辆板车拖来的。菜盛在水桶式的桶里，由他们挑到号子门口。文革前，当局允许家属给犯人送食物，文革以来，食物被禁止送入，而每餐这点饭菜还不够维持人所需要的起码热量。所以大多数人会常常感到饥饿造成的头晕、心慌。除了增加睡眠外，犯人常用“精神会餐”的办法来解馋。
一些熟悉长沙的各种饭店的人会回忆“杨裕兴”面馆有名的三鲜面，牛肉面；“奇珍阁”的烤鸭；“德园”的包子；“和济”的米粉；“火宫殿”的臭豆腐。我这才记起长沙有那么多好吃的食物。有的人会仔细叙说怎样做虎皮肘子可做出焦黄的肘子皮，怎样用猪肉皮炸出假鱼肚。这种精神会餐常常会使人越听越馋，越听越饿，最後大家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决心，那就是一出看守所，第一件大事是遍尝所有这些好吃的东西。
九号里各人有各人排遣的办法。一位姓文的中年政治犯从头到尾默写“唐诗三百首”。那时社会上已买不到这类书籍，它们都属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毒素”。一位姓唐的年老的文质彬彬的“历史反革命”犯（过去是国民党的官员）在默写诸葛亮的“出师表”和范仲淹的赋“岳阳楼记”。差不多每天夜里都有人讲故事、笑话或猜谜语。一位叫文少甫的技校生（也是位政治犯）最喜欢与我玩智力游戏，他记得不少数学游戏和中学数学竞赛中的难题，我俩经常成天沉浸在这些游戏中。大家有时会为一些知识或新闻争吵起来。有一次为了搞清从中国向东飞经过更日线时日历是要减少或是增加一天，全九号的人差不多都卷入了争论；有一次为了四季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大家也争论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有的人会讲笑话，有的人喜欢猜谜语，还有的人喜欢对对联。最热闹的游戏是年轻人象小孩子一样捉迷藏。他们跑得比小孩子快，上铺下铺上窜下跳，把九号搞得天翻地覆。
当然女人始终是这群男人的一个话题，有人津津有味地回忆自己第一次性经验，有人知道女人的长相、皮肤色泽、气质和性欲特征的关系，也有人能把女性阴部特征归纳出几类来。最开始，我连听到大家讨论女孩子的衣着都会产生反感，听到人们讲到性，脸会发烧。但渐渐地我开始“久闻不知其臭”，甚至为自己没有性经验而害羞。
从进九号开始我就从中国社会的上层进入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湖南省委大院内的小洋房和一切上层优裕的环境不再与我有缘。我在九号住了将近两年，直到一九六九年底我被逮捕和判刑。
选自《中国之春》第九十一期（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号）
圣人君子
革命总是把社会上的一切事物颠倒过来，这本是人们发明革命的目的。共产党的革命，不管是一九四九年的革命还是文化革命，都使社会的大量精华成了政治犯。一九六零年代末的左家塘就是这样一个精华(政治犯)和渣滓(普通犯)混合的地方。来自一个我认为是对社会负责任的家庭，我刚进看守所时曾期望政治犯(通常被称为反革命犯)的道德品质会比刑事犯好得多。但事实上却不一定。九号的人们生活在一种物质极端缺乏的环境中，社会下层的普通犯人早就习惯了这种生活。象向土匪一样，他们知道怎样依靠直接的互助生存。而象卢瞎子之类的政治犯多半来自社会的中上层，他们习惯于独立的生活。他们很少与他人分享自己的食物及其它稀缺物质。可能是因为我还年轻，我在左家塘却慢慢习惯了下层社会中那种“同甘共苦”的文化，虽然我明白这种文化按照精英社会的道德标准而言是不正常的。大概是因为这种上层社会的道德准则与下层社会的道德准则的差别，在罗钢一类扒手看来，政治犯中的“怪味码子”实在不多。但李安祥和陈老师却是两个例外。
虽然大家都叫他李牧师，李安祥并不是牧师。但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三十岁年纪，信了二十年教。他过去去的教堂是北区的一个天主教堂，现在已成了长沙市立第二医院。我小时候曾去那个医院看过病。有次我在那里看病时看到一个图片宣传栏，这个宣传栏宣称北区的天主教堂和附属的医院是美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据点，一九五四年肃反运动中，神父被逮捕入狱，其中美国神父后来被驱逐出境，而中国神父一直被关押着。教会的医院被收归国有，成了市立第二医院。 李安祥自幼随其母亲去那个教堂，教堂被封闭后，他就在自己家里供奉上帝，每到周末还到亲戚朋友或邻居家去“传播上帝的声音”。文革时的中国，信教的人就象妖怪一样稀少。公开的教徒自然成了稀世珍物。我自己认识的人没有一个信教的，而李安祥成了我认识的第一位“上帝的使者”。
我第一次看到他早上做祷告时还以为他是精神病患者。左家塘有很多“疯子”，九号隔壁的十号狱中就关着两个疯子。徐络腮说他们是装疯卖傻的反革命。如果他们真是装疯卖傻的话，他们装得非常象。我可以时常听到他们吵闹和杀猪般的尖叫声。由于反革命分子中有不少“疯子”，我看到李安祥跪在他床边的铁栏杆旁祈祷时，一点也没怀疑他又是一个疯子。
吃饭前在胸前划十字，早晚做祷告，那时在我看来非常荒诞的行为，但我不久就发现李安祥一点也不疯。他每天都争着做倒便桶，打水的脏活、重活。有天他一个人细细摸摸准备了一大把抹布，然后走到每个围在地中木桶边打牌的人身边，请他们坐在床上去。他在对一个靠近我的打牌的人说话时，我隐约听见他说“今天是洗地的日子。”罗钢轻声对我说，李安祥每个星期要抹一次地板。我走过去问他：“我帮你的忙?”他和蔼地说：“你们都坐到床上去，我一个人就够了，有上帝助我。”我坐到床上后，罗钢小声说，“他是信教的，每次有人要帮忙，劝他别对自己太苛刻，他总是说‘上帝要我来吃尽人间苦，拯救我的灵魂。’”
牢房的地是用三合土(沙、泥、石灰)做成的，洗起来很不方便。李安祥先用水冲一遍，然后用抹布一点点把水吸起来拧在空便桶里。然后再用干净水冲，再用抹布吸干，把脏水拧在马桶里。他这样重复三遍后，黑糊糊的地就变成红亮干躁的地了。李安祥蹲在地上干一两小时后，整个房子里似乎都亮了很多，空气也好了一些。当时的中国，大家对环境都没有高要求，李安祥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保持着对尽善尽美的追求的人。我虽然对宗教还没有敬意，但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上帝的影响。
抱着对宗教的好奇，我开始与李安祥攀谈。“你是什么案子进来的?”我坐在他床上看他正在为罗钢补衣服。
他瘦瘦的脸上露出微笑，很高兴有这样的问题来打扰他。“上帝派白马将军下凡让我贴一张大字报，告诉众人，文化革命象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一样，将来会在历史上遗臭万年。”
“上帝怎么对中国的儒学这么好感呢?他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吗?”我好生奇怪，这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上帝怎么会连在一起呢?
“当然，当然，我父亲告诉我，最早来中国传播上帝福音的西方人，都学习儒学。有的对孔夫子的学问非常崇拜。孔夫子历来是包容并蓄，‘仁者爱人’，跟上帝的仁爱是一脉相通的”。
渐渐地我知道李安祥有个幸福的家，一个可爱的女儿。他是长沙汽车电气厂的车工，只是因为贴了一张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就被抓进了监狱。
为了帮助缺少衣物的同伴，李安祥发明了一种原始的纺纱机，这是用一块小木板垂直钉着的木棍做成。李安祥从不要的旧棉被中捻出一根纱，然后缠在小木棍上并固定在木棍的顶端。纺纱时右手抓住一团棉花，把它与棍上的纱捻在一块。李安祥用左手转动木棍，然后放手让木棍旋转，右手同时慢慢从棉团捻出纱来，于是纱在木棍旋转的带动下，越捻越长。到了近一人长时，将木棍顶端的纱结揭开，把纺好的纱缠在木棍上，然后再结上，继续纺。这样积累很多天，可以纺出很多“绽”纱。李安祥把这些纱搓成绳子，再用绳子织成一块块大毛巾，可以用来缝成衣服。李安祥用这种办法做成第一条毯子后，大家都纷纷模仿他纺纱织巾。李安祥离开九号后，这种纺纱织巾还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
一个早春的日子，一大早李安祥做过祷告后，告诉我们，“昨晚上帝又派白马将军下凡，他告诉我上帝要遣我去最艰苦的地方，真正尝遍人间的艰苦，以救众生。”稍停片刻，他象是要去迎接神圣的使命一样，“白马将军告诉我，‘这一去就是十数年，你要担当得起重任’。”
罗钢挖苦道：“白马将军是西式打扮还是关公式的打扮?”
李安祥一点也不在意罗钢语气中的讥笑。他认真地解释道，“白马将军白盔、白甲、骑白马，手持上帝的谕诣，来无踪，去无影，是上帝亲自所派。”
几天后李安祥果然被宣判十年劳改徒刑。临离开九号那天，他打点好行装，站在门外面向九号的朋友们闭目划过十字，口中念道，“此行一定不负上帝的期望，我当尽心尝遍人间艰辛，以我血肉之躯赎罪。”站在他身后的干部大声喝道，“还在这里搞迷信宣传，赶快给我背起行李滚。”
自那天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李安祥的消息。
陈老师名叫陈光第，他是另一类“道德君子”。他不信神，但却看重精神和道德。虽然我在左家塘前不认识他，但因他与我同案，省无联案子，我对他就特别关注。陈老师住在四号，与我隔着四个号子。但是通过进进出出的人犯，全左家塘的人都知道陈老师是位令人尊敬的君子。不论是政治犯，扒手，还是管犯人的干部，都非常尊敬他。
我对陈老师的政治观点一直不清楚，直到一次涉及他的提讯。那天两位自称省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的人提讯我。人民保卫组简称“人保组”，是文革中由康生负责组织的政治警察，有点象苏联一九一七年革命后的“契卡”，其主要任务是迫害当局的政敌。我的案子就是由省革委会人保组的省无联专案组中的杨曦光专案小组处理。但那天来提讯的两个人我从未见过，显然与我的案件没有关系。
审讯室是看守所旁边的一排平房。每间房间里有一张简陋的桌子，桌子旁边有几张供审讯人员坐的椅子。桌子对面有一张没有靠背的条凳，给人犯坐。审讯者从不通报姓名，单位，使被审讯者很久都不知道在与谁打交道。
他们一人问话，一人记录，首先问过我的名字，年龄，被拘留前所在的单位。发问的是位脸色枯黄，看似十分老练面善的人。他从公文夹中取出一件油印的文件，看我一眼，然后盯着文件用训话的口气说，“你大概已知道康生同志(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对省无联的指示。今天我再给你念一遍，你要按照这个指示交代问题。康生同志在‘一、二四’(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指示中说，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关于当前形势的决议》不是中学生写得出来的，也不是大学生写得出来的，后面一定有黑手操纵。要揪出这些学生后面摇鹅毛扇子的陈老师。你要按这个指示精神回答我们的问题。”
接着他开始问我，“中国向何处去”一文是怎样写成的，这篇文章写作过程中有谁参予过讨论，提供过意见，我写这篇文章受过谁的思想影响。于是我重复了我讲过不知多少遍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告诉他们没有任何其他人插手过这篇文章的写作。
审讯者突然猛击桌面，吼道，“你不老实，你不承认有黑手操纵你?!”我以沉默回答，心中想，“我母亲就是被你们说成是操纵我写‘中国向何处去’的黑手而被逼自杀的，我还没找你们算帐呢，你们反来找我了!”我母亲正好也姓陈，在康生那个指示传到长沙后，她被多次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并被强迫跪着示众。涂黑的手象征着“黑手”。她受尽侮辱后，不堪羞辱而悬梁自缢。
长时间沉默后，审讯者又转用缓和的口气问道：
“你认不认识河南大学的老师?”
“不认识。”
“你认不认识湖大数学系的教师?”
“不认识。”
我这时知道他们在问陈老师，但我已有一些对付他们的经验，对他们能说不的就尽量说不，一说是，就会有数不尽的罗嗦和麻烦。我是到左家塘以后才知道陈老师的，以前我的确不知道他，现在自然不必提我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个人。
接着又是拍桌子：“不老实，你不知道与高校风雷混在一起的陈光第?”稍停片刻，“你和周国辉关系那么密切，你认识洪兰，怎么能不知道陈光第，他们是经常在一起的。”
我仍沉默，等着他们慢慢把他们的目的和他们希望我提供的信息讲出来。这样拍过几回桌子后，我终于明白，陈老师是因为康生一句揪黑手的指示而被怀疑为暗中支持了持反对当局激进观点的大学生组织高校风雷。从他们的语气，陈老师可能是相当重要的黑手。
我好不容易等到黄脸审讯者转变了题目。“你认不认识一个断了右手的人?”
“不认识。”
“杨曦光，你今天是要抗拒到底吗?”又是声色俱厉。
我反问他，“谁是这位断手人?”
较年轻的记录员提醒我，“你不认识刘凤祥?被人称为‘舵手’，极会写文章的。”
黄脸又厉声道，“没有刘凤祥，你能写出‘中国向何处去’?”
他们又这样盘问了好多遍，从他们的口气中，我听出刘凤祥是一个比陈老师更神奇、危险和重要的政治人物。我心中有种被人小看的不舒服，难道“中国向何处去?”一定要有这位断手的刘凤祥才写得出来?但我心底里对这个神秘的“舵手”产生了好奇。
回到九号，我通过八号、七号、六号、五号将提讯的消息传给了陈老师。我对他有特别的好感，因为一个从四号转到九号来的扒手告诉我陈老师每天还在钻研英文和数学。当时左家塘里学问和陈老师一样高的人不少，但只有他还在钻研学问。他有四卷毛泽东选集英文版，他每天都在用英文朗读毛选，他还在钻研他的本行数学。这位扒手告诉我陈老师还有三卷《资本论》。我曾经几次要妹妹送《资本论》给我，都没成功。看守所当局拒绝接收《资本论》，理由是省无联的头头善于用马克思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所以不能让他们看见马克思的书，“读毛主席著作就够了!”妹妹的明信片上复述当局的话道。
我通过左家塘复杂的“电话系统”向陈老师借《资本论》，不久，三卷《资本论》就通过送饭的犯人之手转来了九号，因此我有机会在左家塘读完了厚厚的三卷资本论，卢瞎子也有机会细读第三卷中他感兴趣的那些劳资法律纠纷的案例。资本论最初给我的印象相当好，比起毛主席著作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论学术味道浓得多。等我看完第一、二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毫无道理，它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分工论的发挥。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有了三个念头，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揉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后来我在劳改队沿着这个思路写了一本经济学笔记。好多年后我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高明得多的理论了。把经济理论数学化的观点，我最早是在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上看到的。那时另一张刺激我的大字报是关于中国已形成特权阶层，需要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重新分析中国社会。那个刺激是我后来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起点。陈老师借给我的资本论后来一直跟着我到了劳改队。
一九六九年秋天，毛泽东视察湖南时对省无联问题作了指示。我于十月份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由省革委会人保组省无联专案组向我和其他省无联案子的人犯宣布的逮捕令。我正在纳闷这一发展有什么政治背景时，收到大妹妹杨晖一张宝贵的明信片。明信片说：“毛主席视察湖南时宣判了省无联的死刑，他看来已读过‘中国向何处去’，他指出‘省无联的群众是好的，其头头思想是反动的’。”
不久我们就被判处了徒刑。其中最重的是省无联下属的一个工人组织，湘江风雷金猴战团的头头陈本望。他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罪名是反革命杀人犯，被指控为指使下属杀死了一位公检法的干部。其他人判了五年到二十年的徒刑，我被判刑十年。
判刑前我们被转到二十三号，在那里等候被集中押送到劳改农场或监狱去。那是个阴冷的冬天，对我们这些造反派来说，也是毛泽东最后下决心与保守派周恩来联合起来镇压所有造反派的时候。左家塘的有线广播经常广播中共中央的布告，这些布告都是以与苏联发生边界冲突为理由，命令所有造反派的政治组织解散。否则就当作反革命组织加以镇压。我当时感觉毛泽东利用造反派的准政党组织反对共产党官僚的这出戏已经结束，我已丢掉了对毛泽东的任何幻想。
陈老师也到了二十三号。他的处罚相对于我和其他人而言是轻的。他被判五年强制劳动改造，简称“强劳”。强劳比劳教(劳动教养)处罚重，但比劳改(劳动改造)处罚要轻。
陈老师三十岁左右，戴付度数不深的眼镜。他的眼睛很大，清秀的面目，是那种中国人所说的“小白脸”。他看去非常善良和极具同情心，说话细声细气，温和而谦恭。但我们相处久了，我才发现他的内心比他的外表强硬得多。他对现政权极端不满，特别喜欢用他在大学里教学的经验去批判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
那时所有官方的宣传工具都在批判“智育第一，专家路线，白专道路”，要求知识分子参加劳动，向工农学习。大多数人都只能接受这些东西，不敢批评，甚至不敢怀疑。而陈老师在二十三号每天都要向我发表他对这些官方宣传的批评。
“现在拼命强调实践，把基础训练看成没用的，这怎么能培养出好学生呢?”他的普通话江浙口音很重，讲话不动情绪，但看得出来他是那种动脑筋的人，对任何事都有自己的看法，绝不会轻信官方的宣传。“知识积累的窍门就在于专业化，专业化才能提高效率，所以我只数数学，不数物理和中文。毛主席要学生要同时学工、学农、学军、学商，反对专业化，这不是要退到原始社会去吗?”
慢慢我了解到陈老师的意识形态是非常右的，他反对当时毛泽东对文化教育的一切思想和政策。但他却支持他的学生中的激进分子，他自称他的思想倾向是造反派的。
我有天好奇地问他，“你的判决书上说你是操纵省无联的黑手，他们抓到什么证据没有?”
“你知道，高校风雷是湘江风雷的成员组织，我与高校风雷中的我很多学生关系很好。但我从未正式参加过任何组织。我被抓只是因为我姓陈，正好与康生说的陈老师相合。当时我认为自己并没有做任何不合法的事，就向审讯我的干部坦白地讲了我的许多观点。我告诉他们我反对文革中很多对教育和文化的政策。我曾经告诉我的学生，他们是造反派──你们应该造当局的反，来争取推行更理性的政策，但现在并不是造反派的最好时机。最后当权派总会在这次文革中把你们镇压下去。你们应该积蓄力量，准备在下次文化革命时进行成功的造反，把这些不合理的政策改变。谁知道，我自己告诉审讯员的这些话却成了我判刑的根据。他们说我是‘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企图在下次文化革命中推翻无产阶级专政’。”陈老师说完，苦笑了一下，似乎在说“我把当局想得太好了。”
几天后，我才从周国辉那里知道，陈老师被判刑前还是共产党员，湖南大学的“模范教师”，在数学研究方面很有成就。这可能是陈老师把当局想象得太好的原因。陈老师后来后悔地对我说“如果我不告诉审讯员我的观点，他们没有任何判我五年强牢的证据。”
但是陈老师对自己的安危并不是最关心的。他仍非常关心国家的命运，他告诉我，要改变这个非理性的政权，我们一是需要理论，二是需要组织。我看着他眼睛中闪烁着的光彩，知道他并没有放弃等待下一次机会改变中国的非理性的政治的希望。
陈老师在二十三号还在读英文和钻研他的数学。我告诉他我已下决心在两年内学完大学微积分的课程，请他介绍一些最好的微积分教材。他向我推荐了樊映川编写的《数学分析》。
正如人们传说的一样，陈老师是位非常贤良的人。他每天清晨起来洗冷水澡，然后打扫号子里的地板。端饭端水等工作，他都争着干。他在坐牢后还练出缝补衣服的本事，谁的衣服破了，他都帮着缝补。看着他善意的微笑，我在问自己“共产党为什么连这样一位善良的文弱书生都不肯放过。”
一个月后，陈老师被押送到长沙河西郊区的一个新生水泥厂去了。据一位叫刘乐扬的一九五七年被判刑为坏分子的人说，新生水泥厂是个强劳单位，专门生产石灰石和水泥。刘乐扬因政治问题被判为坏分子后曾在那里劳教。他在文革中支持省无联，又被当成黑手判了刑。
我一直再没听到陈老师的消息，直到一九七八年我刑满回到长沙碰到章雨刚时才知道他以后的事。章雨刚也因省无联案件被判刑。他文革前夕在社教运动中被省委驻大学的工作组划为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内控右派”。文革中这些“内控右派学生”参加了造反派，并从党委的档案中抄出了这些划内控右派的黑材料，把它们当众烧毁了。章雨刚因参加省无联被判刑的判决书上，“烧毁文革前的内控右派材料”是一条主要“反革命罪”。
章雨刚刑满后在长沙五一路新华书店的外文部碰到过陈老师，那时陈老师已刑满，湖南大学不准他回大学，他被强迫在新生水泥厂就业，当一名看门人。他每个星期天都来五一路新华书店外文部看一些最新的英文数学期刊和著作。陈老师告诉章雨刚，他正在译一本英文数学教科书，并且开始写一本数学著作。
但是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垮台后，陈老师却突然失踪了。章雨刚向五一路新华书店外文部的店员打听过陈老师的下落，那里的店员都知道陈老师，因为陈老师以前每周都按时来外文部，风雨无阻。但自从四人帮垮台后，陈老师就再也没来过新华书店了。一直到七八年，一位新生水泥厂的政治犯出狱后，人们才从他嘴里知道陈老师从新生水泥厂失踪的背景。四人帮倒台前，陈老师曾告诉过这个政治犯，他预见毛泽东一死，江青等激进派会与共产党内的保守派官僚发生冲突。如果激进派成功，中国可能有机会彻底改变共产党制度，甚至暴发革命。如果共产党里的保守派占上风，中国又会回到苏联体制，长时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机会。
根据这个消息，我和章雨刚判断，陈老师可能一直将彻底改变共产党制度的希望寄托在江青这些激进派身上，江青一倒，他认为中国大变没有希望了，于是逃出新生水泥厂，企图越境出国或是在社会上流浪。在这个过程中他遭到不测而不幸身亡。否则在一九七八年的形势下他应该会回来的。一九七八年冬天，我和章雨刚去湖南大学参加校方给陈老师举行的平反大会时碰到了陈老师的妹妹。这是位漂亮端庄的少妇。她长得很象他哥哥。她仔细地向我们叙述她幼年时心目中的哥哥。她说她之所以选择数学专业，成了上海一所大学的数学教师，完全是受了哥哥的影响。哥哥是位坚韧不拔的人。五十年代初他得过肺结核，有三分之一的肺在手术中被切除，但他在重病中仍然在学习。病好后马上考上了复旦大学数学系。他始终是妹妹最崇敬的人。这位妹妹按照我们的线索又花了很多时间去寻找陈老师的踪影以及他的数学手稿。但一直到一九八三年我离开中国，没有人知道陈老师的下落。他的失踪就象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一样神秘莫测。也许人们永远不会确切地知道他最后的故事，就象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那个时代的很多秘密一样。
粟异邦
我认识两个粟异邦，他们的名字完全一样。一个粟异邦是我在长沙一中的同学，他是我们学校有名的怪人。由于我与他一样是喜欢异端邪说的人，所以我一直对他十分关切。有天我在寝室的走廊上碰到他，他正长跑完去洗澡。我问他为什么天天花那么多时间锻炼身体，他回答说“我们这代人至少会有十年的大难，我这是早作准备。”我写“中国向何处去”前的两个月，他写了一张“打倒林彪”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直接点名攻击林彪、江青、陈伯达。自然，他很快被关到了左家塘。我进左家塘时，他正好被叛十年徒刑离开了左家塘，他的罪名是恶毒攻击林付主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我一直不能忘记他那瘦削高挑的身影。他总是在想问题，在学校时，常有同学围着他与他辩论。他回答别人问题时总是使人觉得高深莫测。有次一群学生围住他，他们知道他对江青持批判的态度，故意问他：“江青是什么人?”他会说：“吕太后!”知道吕太后的人马上会叫“不准攻击江青同志!”他马上又会说：“江青是毛主席的爱人。”
十年后，我又碰到了这个在我印象中十分机智、很有思想的同学。那时我已从劳改队回到长沙。他母亲带着他来看我。那时的粟异邦已变得眼神呆滞，说话牛头不对马嘴。他妈妈说：“这孩子在劳改队被干部打坏了神经系统。”粟异邦在旁插话道：“干部对我真好，看我伤了，不再要我出工。”他说话时，眼睛直朝上翻。他妈妈难过地看他一眼，告诉我，“他现在没有正式工作，在城建局做临时工，种树植草。他的罪名现在已不成立了，但一个好端端的人完全给毁掉了。”她忍不住取出手绢，擦着红了的眼角。
我看着这个已失去灵魂的粟异邦，不但想起十年前那个聪明敏感的粟异邦，另一个血肉模糊的粟异邦也浮现在我眼前。
那个粟异邦是我在九号的邻居。他住在八号。我刚进九号时，他就敲墙壁叫杨曦光。我靠到前窗去接他的“电话”。“杨曦光，你好!我叫粟异邦，久闻你的大名，对你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非常景仰!”“谢谢你!”我一点都不了解他，只好客气地谢谢他的夸奖。
我们号子里有个粟异邦的同案犯，我和粟异邦“通电话”时，他站在我身后。那天晚上他和我谈起粟异邦的案子。粟异邦的父亲是国民党时代的高官，一九四九年镇反运动中被共产党杀害。听到粟异邦的身世，我想起一九五四年时我家曾住过的一所前国民党官员的公馆。那个公馆前院后院占地共约两三百平方米。进大门有个花园，前厅是个很大的舞厅式的房间，灯都是藏在天花板下墙上的暗道中。我后来从来没见过共产党新修的高干楼房有那么奢华的。我可以想象粟异邦幼年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多么优裕的环境中。
粟异邦自然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他初中毕业的五十年代虽然入学不大看阶级成分，但是属于四类人的子女是不能进大学的。这四类人是被共产党杀掉的，被共产党关押的，被共产党管制的，及逃亡海外的国民党人士，简称“杀、关、管、逃”。所以粟异邦念完初中就进工厂当了学徒工。他人很聪明，一年多就掌握了他应该在三年内掌握的车工技术。但按当时的制度，所有学徒工三年以后才出师。一九五七年共产党号召“大鸣大放”，他提了一条意见，认为学徒期限应该灵活规定，只要达到了出师的条件，应该允许不到三年就出师。反右派运动中，他这条意见成了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罪名，他被打成坏分子，送农场劳动教养。他到农场后不久就来了三年苦日子(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整个中国饥民遍野。粟异邦和他在劳教农场的几位朋友经常在一起秘密集会，成立了一个小组织，叫“民主党”。这个组织在文化革命前夕被共产党破获，粟异邦和他的三个朋友进了左家塘。
我还没有完全听完粟异邦的故事，“民主党”一案就被判决了。一天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左家塘的牢门锁大响，我们都扒在窗前观看动静。七八名公安局军管会的军人和荷枪的士兵打开了八号的号子门，一个军官凶狠地大声喊道“粟异邦!”整个左家塘那时静得掉根针在地上都听得到，所有号子前窗上都趴满了人。粟异邦被军人带到两排号子之间靠西边的一间办公室里。一个穿军官服的人拿出一迭文件放在桌上，他从中取出一件，大声向粟异邦道：“反革命分子粟异邦，我今天代表长沙市公检法军管会宣布对你的判决。”我们不是离办公室最近的号子，但也大致能听清判决书的声音。
“反革命组织首犯粟异邦，其父被我人民政府镇压，本人一九五七年因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被劳动教养。粟异邦对我党和人民刻骨仇恨，在劳教期间，组织反革命组织‘民主党’，自任首领，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安六条，对反革命组织首犯粟异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稍停，他厉声道：“粟异邦，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粟异邦的回答使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我反共产党，却不反人民，反共产党是为了人民，人民反对你们!”
“闭住你的狗嘴，上死镣!”办公室传来叮叮当当的铁镣声。接着是锤子钉铆钉的声音，声音是如此清脆，深重，划破寂静的夜空，惊心动魄。
粟异邦从办公室出来时步履艰难，手上戴着铐子，脚上戴着沉重的死镣，我们看不清他的脸色，但刚才他那镇静的声音使我可以想象出他的脸色。罗钢在我耳边轻声说：“这该死的脚镣不到执行死刑上死绑时不会取掉。”我没想到这死镣套在粟异邦的脚上竟有一年多。
我在九号还听到过两次类似的死刑判决，被判处死刑的都是反革命组织首犯。似乎只有死刑判决才在监房内宣判，其它判决都是在监房外的预审室宣布。这些宣判中，粟异邦的表现是非常特别的。另外那两个中，一个一直在大叫大嚷否认有个反革命组织，另一个则否认自己是另一个地下政治组织的头头。粟异邦是我碰到的第一位在死刑判决面前不作自我辩护，反而进行攻击的人。
粟异邦离开八号的前一天夜里，又给我打了次“电话”。他的语调没有一点悲伤。“杨曦光，再见了!你要多多保重!”他没有被马上处死，而是被转到省公安厅模范监狱去了。肖福祥猜测，共产党大概要把死刑犯集中在某次政治运动中处死，以便“杀鸡给猴子看”。
有天我坐在前窗，忽然注意到对面号子里有人站在上铺的窗子边向我这边打“长途电话”。他在空中慢慢划着字，我留意看，他写的是“小--凯--我--是--学--孟”。学孟是我的堂兄，小凯是我的乳名，他是在给我打“电话”!我们就开始用“长途电话”交谈起来。他告诉我他已被判十五年徒刑，罪名是组织“大同党”。不久登有对他的判决的布告就分发到九号来了。那张布告上共有一二十个判决，他的判词是“杨犯学孟，一九六一年趁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困难，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大同党’，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我专政机关破获¨¨”后来据学孟自己告诉我，没有判死刑的原因是，这个大同党一九六三年经济局势好转后就散了，也没有任何活动，直到文化革命时才被人查出来。
学孟的父亲是位中学数学教师。我这位叔叔有七个儿女，学孟是长子，在银行做事。学孟和我的祖父是个地主，且在乡下开办学堂。他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清末的兴洋学运动中，他也进过洋学堂。我们的父辈从小也受过儒学教育，记得我来上小学时，父亲就请姑爹在家里教我读“论语”。这种儒家教育传统肯定对学孟有很深的影响，这大概是他的组织叫“大同党”的原因。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学孟是非常老实厚道的人，想不到他也有组织政党的野心。
一年多以后我快被判刑时，粟异邦又被转回左家塘看守所，住在与九号斜对面的一个号子里。一天，刺耳的脚镣声使所有窗口的人犯都朝粟异邦的号字看去。那是个暖和的冬日，一个左家塘放风的日子。随着脚镣的响声，一个看去象十四五岁孩子的瘦小个从号子里走出来。“粟异邦!”罗钢小声道。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这个人比我一年前看到的粟异邦矮小得多，脸象掉了一圈肉，与我知道的粟异邦很少有共同之处。要不是我早知道粟异邦在那个号子里，我绝对不会相信罗钢的判断。他的棉衣露出棉花，好象破了一样。待我仔细看后，才发觉棉衣已被剪成几块，用绳子系在身上。大概是因为手脚被铐着，棉衣不能直接穿上或脱下。他目光炯炯有神，面色苍白带暗黑色。象其它犯人一样，他在院子里来回走动了一会儿，由于戴着脚镣，他走得比别人慢得多。我发觉他的嘴在神经质似地动，他在说话，尽管我们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但他周围的人应该听得见。没有人理会他的演说。从他的视线中，我觉得他有点不同常人，他的目光没有固定的目的，思想似乎完全集中在他的言语中。但他看去绝对没有神经失常，他的目光并不呆滞，他的表情并不麻目。但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突然想起了赫鲁晓夫批斯大林时传到中国来的一个词：“被迫害狂”。粟异邦并没有神经病，但也明显地不同于正常人，这大概就是所谓“被迫害狂”的状态。我文化革命前听到过很多共产党关于“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宣传，电影“白毛女”大概是个典型的例子。但我却亲眼看见共产党把粟异邦这样高贵的人变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精灵，与白毛女的故事比起来，粟异邦的故事不知要令人心寒多少倍。
徐络腮站在一边监视着放风的犯人，有人在做操，有人在散步，有人在扯野草。不到放风完，徐络腮就走到粟异邦身边，恶狠狠地把他提前赶进了号子。粟异邦慢慢拖着脚镣回到号子的背影是我看到的他的最后的形象。
我被判刑后，被转到了集中去劳改队的犯人的二十三号。在那里我碰到了与我同一个案子判刑的宋少文，他是从粟异邦那个号子转来的。我向他问起粟异邦的情况，“这真是人间奇迹!”一提起粟异邦，他就忍不住惊叹。“他现在已经瘦得和一个十几岁小孩一样重了。所有人都嫌饭少了，他却每天把自己的饭分一半给别人。他吃得这么少，却精神十足，每天要演说几个小时，不停地骂共产党。大家都知道他是要死的人了，瘦得谁都能轻易把他举起来，没有人打断他的话，任他攻击。”“他攻击些什么呀?”我轻轻问。“说现在是法西斯暴政。听到广播里讲中苏边境冲突，就大骂共产党又在煽动战争歇斯底里。报上讲什么，他攻击什么。”他满脸不愿细说的样子，我也不好再问。他看我不再问，连忙补一句：“真是不可思议，他一定是精灵变的。”
我离开左家塘前不久，粟异邦就被执行了死刑，但他临死前的一些细节我是到建新农场后从一个当时在场姓杜的犯人那里才知道的。“那天真是牛上马笼── 乱了套，”他语气里和眼睛里还有一丝恐怖，“粟异邦的举动令所有人感到意外。他那天还不等宣判完毕，就在东风广场十几万人面前突然大呼‘打倒共产党!’‘打倒毛泽东!’。我们对发生的事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只见粮子们都朝他跑去。我在他的身边，渐渐看清了那场景。他被上了死绑，头很难抬起来，但是他却拼命昂起头来呼喊。这时几个粮子用枪托打他的头，他的声音还没有停止，有个粮子用枪刺朝他口里扎，顿时鲜血直喷，但他还在奋力挣扎。这时另一枝枪刺插入他的嘴中，金属在牙齿和肉中直绞的声音使我全身发麻，还不到宣判大会结束，他已死在血泊中。”
我觉得那天的天气特别惨黄，全身被这故事刺激得起了鸡皮疙瘩。“这成了那天长沙市民中的新闻，参加东风广场宣判大会的十几万人都知道有人喊反动口号被当兵的当场刺死。”小杜神色悲伤地结束了他的讲述。
一九七四年四月间，我正和其他犯人在建新农场三大队的一块旱地上劳动，天突然下起雨来。我和小杜跑到附近的一个鸡场的屋檐下躲雨。鸡棚里，一位老头子犯人正在给鸡喂食。小杜问我：“你知道这老头是什么人吗?”我摇摇头。“他是个戴反它的家伙”。戴反它是犯人中对共产党派到犯人中的特务的称呼。“粟异邦就是死在他的手上。”我大吃一惊，忙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小杜小声说：“在劳教农场时，干部发现粟异邦与其他几个政治犯关系密切，就有意把他们安排到同一个小组，并让这个老家伙与他们一个组。这老家伙私下里表现得比粟异邦更‘反动’，积极参与粟异邦及他的同志们的交谈，大家都把他当成‘内河子’，鬼才晓得他是公安局派来专门戴反它的。他也是劳改犯，但干部向他保证，如果他协助破获了这个反革命组织，至少会被提前两年释放。”我可以想象以后的故事，公安局通过这个所谓特情(特别情报)人员，把粟异邦的秘密民主党的情况完全掌握了。但我还有些事不理解，“为什么这个老家伙现在还在劳改呢?”小杜笑道：“恶有恶报!他向干部汇报粟异邦等人的政治观点时讲得既具体又详细，加上他本来就是因为有类似的政治观点坐的牢，使干部怀疑他心底里完全赞同粟异邦的观点，黄泥巴掉在裤裆里── 不是屎也是屎!粟异邦的组织被破获后，这个组织的人都一口咬定这个老家伙是真正参加了他们的民主党。干部不但没有给他奖励，反面给他加了五年徒刑。其实当初干部正是要他不择手段地骗取粟异邦的信任，但是再没有人提起当初干部的空头支票。本来也是的，三年苦日子，饿死那么多人，谁都会同意粟异邦的观点，这来老家伙心里可能也是真的同意粟异邦的观点，而干部也是哑巴吃黄莲，知道这些政治犯没有一个不恨共产党的。”小杜口气中又有了一点对那老家伙同情。
直到今天，我并不真正了解粟异邦的政治观点，我并不知道他的民主党的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但他那血肉模糊的身影却给我留下了比对第一个粟异邦更深的印象，特别是他与我“打电话”时诚恳镇静的声音与他临死前那令人难以置信的举动形成如此强烈的对照。可悲的是，世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他的民主党的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了。
余总工程师
一天下午，我正在地上做俯卧撑，才做到第二下，宾师傅小声说：“有人来了!”哐啷一声锁响，卢所长将一个矮矮胖胖的人关进了号。他抱着一大堆被子和行李，放在床上後又转过身敲门，原来他还有一箱书放在门外。卢所长让他把书搬进来後重重地关上了厚实的门。
新牢友看去很象电影中的资本家，白白胖胖的，上唇留着一撮胡子，肚子大得翘起来，走起路来象只大企鹅。但他的目光炯炯有神，样子十分精明。那时的中国，一般老百姓中很少能看见他那样的胖子，大多数人都瘦得很，尤其是在牢房里，更看不到他那样的胖子。祗有高干和有特权有地位的人才可能如此胖。我和宾师傅都不由自主地对他产生了几分敬畏。他的胖说明了他身份的不凡，他一定是那类老百姓称之为大脑壳的有地位的人。
他从一包行李中取出几个瓶子问我道：“我靠墙睡好不好?”意思是靠墙方便放他那些瓶子和书。他的声音听去十分温和、浑厚，地道的长沙城里话。好几天後我才知道，那些瓶子里装着他家里人送来的猪油、葡萄糖和蜂王浆。我们也知道了他的名字-—余裕一。
老余是那种长於言谈的人。他每天都有一些故事告诉我们。有一次，他讲了自己的一个故事。
“过苦日子时(老百姓都将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称为过苦日子)，头发夹子，胶鞋，茶缸都买不到，买什么都要排队，一碗放了几粒米和糖精的甜开水都要卖一角五。我们虽算是高级知识分子，有高薪，但有钱买不到东西也要挨饿呀。每次发了工资，我就给我儿子和女儿一些钱，让他们在上学放学的路上看到排队就去排上买些东西回来。他们有时买回一个茶缸，几斤水果糖。有天我儿子回来给我一叠火车票，我问他这是给谁的。他说‘好长的队呀，我排了两个小时才给我们家一人买了一张票’。我生气道‘我们又不要出差，买火车票干什么?’‘您不是说不管什么，看见长队就去排，能买多少就买多少，把手上的钱用光为止。我今天把您给我的一百元钱都用光了呀!’”
老余的故事还没讲完，我们都笑得前仰後合。後来我听这类笑话多了，发觉老余的笑话都是政治笑话，笑完後，听者能慢慢体会他对共产党社会的讽刺。後来我发觉，这类政治笑话不一定是真人真事，而是老余根据当时的社会现象编出来的。
比如他告诉我们，共产党刚接管长沙时，听说交通规则是行人，汽车全部靠右，一位高干大怒道，这怎么行，行人都靠右了，那左边谁走呢?”旁边有懂交通规则的告诉你，对面来的人靠右对我们来说就是靠左。这位“大脑壳”好不容易明白了“行人靠右”意味着两边都有人走，但还是怒气冲天，“共产党是左派，怎么能让人们全靠右走呢?不行!要改过来，行人全靠左!
我听了老余这些故事，一边笑一边想，他坐牢一定与讲这类政治笑话太多有关系。但是後来我才发觉，老余坐牢的原因比这复杂多了。老余告诉我，他是四十年代中在美国耶鲁大学拿的土木工程硕士。他回国时正当抗战结束，大家都想干一番大事。程潜与蒋介石竞选总统失败後，回到湖南，决心干一番大事。他成立了建设厅，从美国和国内的名牌大学罗致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准备在湖南建设公路、水利工程和工业企业。老余就是这批知识份子中的一个。
老余对程潜十分尊敬，他告诉我程潜回湖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三七减租，使地主收的地租从百分之五十降到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二十五。老余说，程潜比蒋介石更器重知识份子，重视建设事业。新成立的建设厅完全由留美回国的年青人掌握，程潜对他们委以重任。“那时的省政府祗有四个厅：教育厅、建设厅、警察厅、税务厅。哪象现在一百多个厅局。程潜时代的省政府的规模不到现在省政府规模的百分之一!”老余告诉我们，程潜是位有魄力的人，他要扩建和整直长沙市的马路，特别是把八角亭商业中心的麻石路都改成柏油路，这需要搬迁一些商号，触及一些商人的利益。很多受到影响的商人给程潜偷偷送去金条。程潜一律拒收，到一九四九年前终於完成了一些重要道路的整修。
程潜是国民党时代的最後一任湖南省主席，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兵临城下时宣布起义，帮助共产党和平夺取了湖南。他手下的建设厅和老余这批知识分子也跟着他进入了共产党省政府的“水利电力厅”。五十年代湖南的很多大型水利工程和电力工程都是由这批人设计的。文化革命中，林彪宣称“湖南和平解放不和平，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在湖南有深厚的基础。”因此程潜及其部属成了文革打击的一个目标。我碰到老余前，程潜在我心目中是个老朽无能的国民党官僚。从老余那里我才知道程潜是位对地方建设极有贡献的政治家。
老余有很多水利工程和土木工程方面的书籍。我告诉他，我希望修完高中的数学。他很高兴，马上和我一起订了个学习计划，从对数开始，每天学两小时，直到我们分手。
老余很强调逻辑思维的重要性，记得第一堂课他给我讲的故事是工字梁的来由。他告诉我工字梁是由一个少年最先想到的。他在纸上画下一根受力的横梁，发觉一根横梁受力时，这根梁的上部被挤压，而下部受到拉力，但在中间的条线上梁不受任何力的影响。所以去掉梁的中部不会减少梁的受力能力，但却能减少梁的自重。老余强调工字粮的发明完全是一张纸，一支笔和逻辑思维的结果，後来的实验祗是验证了这个逻辑思维而已。他强调逻辑思维的重要性主要是因为他不喜欢毛泽东的“实践论”。那个时代，毛泽东的实践论是所有学生和知识分子必须遵从的哲学原则。老余告诉我，有天他在一个学校教物理课时，一位成绩极差的学生知道他不会骑自行车，站起来为难他：“你讲力矩、力臂，平衡讲得玄乎其玄，你能不能在自行车上示范一个平衡给我们看看，毛主席说的实践出真知嘛!”老余说，“我就告诉他，理论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能预见不能实践的事。比如没有人能举起地球，但我却能用杠杆原理证明，只要有足够长的力臂，任何小孩都能用一个杠杆举起地球。我也告诉他工字梁的发明过程，发明工字梁的人没有做过实验，他祗是用一支笔一张纸进行逻辑推演。”
老余当时还在计算各种输送液体的渠道横断面在不同经流变数下的最佳形状。那是我第一次明白微积分用来求极值在工程技术中的效用。文革中，大家都忘掉了数理化的功用，一心只考虑政治，而且所有学校都在批判文革前的口号“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从老余的工作，我渐渐明白了数理化的巨大价值。老余经常拿出一个又大又厚的本子来看，有时还在那本子上写些东西。在我再三追问下，他告诉我，那是他文革前就开始写作的一本书，是一种固体比重仪的设计。老余在另一个号子里时完成了这本著作。老余的固体比重仪是一个形状象对数曲线的容器，其中盛着液体。人们只要将被测的固体投入这个容器，就能立刻从刻度上读出它的比重来。就象人们用液体比重仪测液体的比重一样。从老余对那本书的态度，看得出他在上面花了不少心血，并对其抱以厚望。当时，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统治了所有人的活动，当局的政治目标成为主宰一切日常生活琐事的准则，所以老余讲起他的业务来，总少不了涉及政治。一天他向我详细讲解“经流系数”的定义，他举例说，“全国农业的模范，大寨大队三次休坝蓄水，但每次他们都不测量周围山坡的经流系数，不计算最大经流量，结果一下大雨，坝就被山洪冲垮，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还要全国人民学习他们这种不科学的蛮干方法。”
我正在认真听老余的讲解，门琐大响，那响声是如此突然，在此之前，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动静。往常开门前，总有一些脚步声。一位军人大声呵斥道：“出来，快，不准拿任何东西!”两排监房间的走廊里是其它号子里的犯人，他们也被同时赶出号子。每个号子门口都是军人，走廊的一头是荷枪实弹的军人。我们站在走廊里，军人们走进号子，接着是一片噼哩啪啦的声音，原来军人在突击搜查号子。後来我才知道，每一年或两年，有一次这样的搜查，主要目的是搜查违禁物品，对政治犯主要是企图发现反对当局的文字，以作为罪证。近一个小时後，我们回到号子，号子里就象遭了一次抢劫一样，衣服被子被丢在地上，所有的角落都被搜查过，老余那些装猪油的瓶子不见了。後来我们听说一打三反运动後，六栋里加强对犯人的管理。猪油也不准家属送了。
“我的书呢?”一听老余的那凄惨声音，我知道一定是他那本著作不见了。老余马上开始用双拳捶门。一个军人走过来怒声喝道：“什么事?”
“我的一本著作手稿不见了。那是我辛辛苦苦几年来的心血呀，那是本技术书，除了水利工程专业，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呀!”
那军人冷笑一声：“你还想搞‘技术第一’，走‘白专道路’呀?死了这条心，老老实实改造你的反动世界观吧!你所有时间都应该学习毛主席著作，反省自己的反动思想，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东西对你，对社会毫无用处!”
他啪地一声扣上了号子门的小园孔上的木盖。宾师傅小声说：“秀才撞上兵，有理讲不清!”老余却扒在门上嚎啕大哭起来。
宾师傅和老余都从来不知道劳改队是什么样子，所以很喜欢听我讲在建新农场三个月的经历。我告诉他们建新农场是什么样子，多少犯人，犯人每天做什么工作，吃什么。我又告诉他们，我在劳改队碰到的不少老犯人都留恋刘少奇，文革前刘少奇当政的时代，犯人的日子好过得多。那时犯人的零用钱是二元而不是文革中的一元五角。每个大队有小卖部，犯人可以自己买东西。而现在却只能通过干部买东西，小卖部也撤销了。
使我感到意外的是，老余却很不以为然，他说，“刘少奇有什么好的，一九五七年他打右派也是急先锋。根本就不懂管理国家，他居然还说机械化不适合中国的农业，但如果让私人管理，机械化一定适合中国大多数农村。”
我忙问他：“你一九五七年也受过波及吗?”
“是呀!我一九五七年被划成极右分子。原因就是我关心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在国民党开代表大会时，托我在海外的朋友发过贺电。”他告诉我，自一九五七年以後，他根本不敢向人提名台湾，一听到有人在讲与台湾和国民党有关的事，马上走开躲得远远的。
有天晚上老余和我讲起，他们几位从美国回来的同学，抗战胜利後一起议论时局。他们都对二次大战後共产党阵营的发展深感忧虑。“我告诉我的同学，当年如果日本人与德国人密切配合进攻苏联而不进攻中国，德国人也向东打，而不向西打，那苏联就会被消灭，整个世界就再不会受共产党威胁了!”他的口气使我大吃一惊，因为从他的话听得出，他是宁愿希特勒称霸世界，也不愿看到共产主义发展。老余象是自言自语地说：“几十年前，好多人都在说共产党赤祸可怕，今天看起来，实在比当年想象的还可怕!”他停一停，“哪怕按斯大林的意思，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共产党以长江为界，各治半边天下，我们也不会象今天这么惨!”
老余有时也学究气得有点过分。他会为“蚊子是否能闻到人肉的气味而追寻人的踪迹”而想半天。经过好多天的观察，他终於得出结论，“蚊子是能闻到人的肉香气而跟踪而至的。”当他大声将他的研究结果告诉我和宾师傅时，我们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但老余也很会讲爱情故事，他花了三个晚上给我们讲他在北边一大号里从一个判死刑的政治犯口里听来的隔壁新生绸厂(劳改工厂)的爱情故事。
这个故事里的男主人公叫刘家进，他是一个地下政党“中国民主党”的成员，被判处二十年徒刑。被抓以前他是个机械技工，判刑後被送到新生绸厂做纺织机的保全工，专门负责修理，保养和改进纺织机器。女主人公叫王白兰，是五十年代长沙一个“黑社会”圈子的歌手。这个圈子里的人大多是国民党时代上层社会人士的子女。一九四九年後，长沙很少有一九四九年前的文化娱乐生活，这些年轻人在五十年代初经常聚会，有时跳舞，有时唱歌，很多舞蹈(例如伦巴、探戈)和歌曲(如“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都是当局禁止的。所以这个娱乐沙龙不久就被当局指为“黑社会圈子”，参予的年青人很多都被判刑，王白兰也被判五年，在新生绸厂织布。
新生绸厂是个女犯集中的地方，刘家进这样的男犯人极少。他这样潇洒的男子汉，自然成了女犯们注意的焦点。那是五十年代中期，共产党在监狱里实行一种所谓“牢头制”。少数被当局认为表现好的犯人被任命为“牢头”，牢头直接管理小组的犯人，而干部只管理“牢头”。王白兰这个组的牢头是个与奸夫一块谋杀亲夫的女人。她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後被减为二十年徒刑。她姓孙，大家都叫她孙二娘。这个组的女人们在吃饭，睡觉前都要议论刘家进一番，有的骂他“郁实鬼”(意为对女人的调情没有反应的笨男人)，有的在嘟哝，“别看他小白脸，真的上床可不一定行!”祗有两个人在这种议论中一声不响，一个人是白兰，她真的爱上了家进，当然不会附和这些议论。另一个是孙二娘，她是牢头，自然是一本正经，不参予这类议论。
那时新生绸厂的粮食定量不高，男犯们都吃不饱肚子。白兰注意到家进每次中午吃饭时，饭盒总是吃得一粒不剩，於是每天总是留下一点饭包在纸里，趁人不注意放进家进的工具包。家进吃了好多天这种饭，终於发觉“狐狸精”是白兰。白兰有次生病，两天没出工，家进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被孙二娘看在眼里。第二天孙二娘把家进叫到一边，告诉他“白兰是为你得的病，你要不要去看看她?”家进着急道：“我怎么能去她的监房呢?”孙二娘盯着他，十分关怀地说：“我明天让白兰在我的号子里呆一个小时，你可以去那里看她。”原来牢头属於“自由犯”，一个人有一间小号房子，住得离车间较近。
第二天家进假装检查机器游走到孙二娘的小号子里，推门进去，果然白兰在那里。两人大喜，抱作一团。自此以後，白兰每月总要“病一次”。
他们俩发生第一次肉体关系後的第二天，白兰没有出工，家进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不敢问。快吃中午饭时，孙二娘走过来对他耳语道(牢头那时是不做体力活的，她的任务就是监视其他犯人的工作)，今天下午两点钟到我小号子去，白兰在那里等着。家进左思右想，想不出出了什么毛病，中饭都不知道是什么味道。还不到两点，家进就游走到孙二娘的小号子边。推门进去，不见白兰，却见孙二娘面带红润笑吟吟地坐在那里。家进忙问出了什么事。孙二娘笑道，什么事也没有，只要你陪我玩一会儿，说完抱住家进就要脱衣服。家进反抗道：“这怎么行?”“怎么不行，你与白兰行，为什么与我不行?你不要声张，声张出去可没你的好处!你不应付我，你下次就不能在这里会白兰了!”家进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好强打精神满足了孙二娘。从此之後家进几乎每月要与两个女人各幽会一次。他心里充满对白兰的负疚，但又无可奈何，也不敢把真象告诉白兰。
家进困在这进退两难的境地，心中十分痛苦。终於，有天白兰告诉他她已怀孕时，他把孙二娘的诡计也告诉了白兰。他问白兰怎么办。他愿意做任何白兰要他做的事。白兰前思後想，也找不到摆脱羞辱的办法。白兰最後告诉家进，三天後再告诉他，她要他做什么。三天後，家进收到白兰的一个字条，要他与她及他们的孩子一块去死。那是个凄风苦雨的日子，人们发现新生绸厂围墙的电网上挂着两具尸体，後来的消息告诉人们女尸中还有一个不满月的胎儿。
老余讲完他的故事，我忙问这是真事，还是人们编出来的，他说：“我不知道，我也问过那位被判死刑的政治犯，他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反正这个故事已在新生绸厂流传了很久。
我离开六栋里回建新农场时，老余还在那里。我後来一直没有见过他，不知道他是被判刑了还是被释放了。他被关在六栋里的直接原因，对我来说也一直是个谜。但是他教给我的对工程技术价值的理解能力，至今使我受惠，他那浑厚、温和的长沙话，他那许许多多的故事，及他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在好多年後还时常浮现在我脑海里。
“联动份子”
有个“二十问”的游戏，对九号的所有人都是新鲜的，程德明告诉我们这是他从在北京的联动朋友那里学来的。 我发现玩这种游戏的决窍是找到适当的方法将世界名人不断地分成相等的两部份。我和张九龙是九号最会玩这种猜名人的游戏的人。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总是“外国人”?如果回答是“是”，则我会将中国人排除在外。第二个问题常常是“死了的人?”如果回答是否，我就会把所有死人排除在外。一般我能用十七个问题从对方的“是”或“否”的回答判断出他心中默想的一个名人。我的问题不能超过二十个，他必须在我提问前将他默想的人秘密告诉游戏的裁判。我猜出来我胜，否则他胜。
我从来没有输给程德明，但是他也知道我屡玩屡赢的诀窍。他告诉我，按照商农的信息论，只有当问题设计得把剩下要猜的名人分成相等的两类时，我能从“是”或“否”的回答中得到最大的信息量。这对我来说很合理，因为死人与活人或外国人与中国人的可能性大概都在一半左右。
程德明心中默想的人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
“外国人?”我开始了第一个问题。
“否”
“死人?”“否。”
“男人?”“是。”
现在我要用点脑筋了，“一九四九年后成名的人?”“是。”
“南方人?”“是。”
“文革前成名的?”“否。”
“湖广地区的人?”“是。” “两湖人?”“是。”
“湖北人?”“否。”
“仍在当官?”“否。”
“保守派?”“否。”
“大学生?”“否。”
“现在还自由?”“否。”
“被公安机关关押?”“是。”
“在省看守所?”“否。”
“在左家塘看守所?”“是。”
现在范围已缩得很小了。这里关的有名点的学生有周国辉──但他是大学生;张玉钢──也是大学生；黄杏英──女人……这家伙真鬼，有八成我们在谈论我自己。
我还可以提几个问题以更加确定我的判断，例如问他“在北边号子里?”“在九号?”但我算一算，我还有四个问题可提，而左家塘满足已知条件的候选人不可能多过四个，于是我问“杨曦光?”
“是!” 又是十七个问题问出来了。但是我不高兴道“杨曦光算什么名人，一个科学家或政治家才能算名人。”
“怎么不算名人?我进九号前看到过几个批判杨曦光的材料都将你的思想作为文化革命中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典型。有人说‘中国向何处去?’已被译成英文，通过香港传到了世界各地，你这还不算有名的‘反动人物?’”
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但我心里还是不舒服，难道我在历史上就成了一个“有名的反动人物”?
象栗异邦一样，程德明在长沙一中算是有名的思想家，他并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但大多数人都知道他的思想与极端保守的“联动观点”非常接近。联动的全名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其前身是北京最早的“老红卫兵”。成员大都是高干子弟，他们歧视和迫害出身不好的反动组织。长沙一中的学生们谣传程德明是个“联动份子”。
尽管他是保守派的思想家，我是造反派的思想家，我却喜欢他这类头脑里没有权威的人，我猜他喜欢我这种头脑里充满着异端邪说的人，因为他进九号的那天，我们俩互相认出对方时都高兴得不得了。那天我一边帮他安顿行李，一边急着问他自从我离开后长沙一中的情况。他匆匆叙述着各所学校里的各种事。现在学校完全在军宣队和工宣队的控制之下，学生中的两派不再有任何权力。大家都讨厌军宣队和工宣队，他们比文革初的工作组还要糟糕，因为这些工人和军人比工作组的干部对教育和学生更不了解。学生们被迫上山下乡，他们逐渐失去了对政治的兴趣。男同学热衷于用电焊制造自己的半导体收音机，女同学热衷于编织各种毛衣。大家都说现在是“男焊女织”的年代。
过去最正经和专注于严肃的政治问题的学生，现在也在爱情的海洋里游泳了。好多起桃色新闻在同学们中流传。
“你记得吧?”程德明问我，“文革前一年，有个男同学与女同学有了麻烦──怀孕了，我们大家都为他们害羞，学校动员所有墙报批评他们，而且开除了他们的学籍。现在没有人对这类桃色事件持那种态度了。”他犹豫一下，问我“哦，你有个女朋友吗?”
我摇头。
“同学们中流传着一些关于你的故事。有人说你在看守所领头抗议军人打犯人，还有人说有个女孩经常到左家塘看守所要求见你，但她拿不出她是你亲属的证据，总是被拒绝。”后一条新闻我自己都不知道。想了半天，我记起曾经收到过不认识的人送来的日用品。但我实在想不起认识这么一个女孩子。程德明不相信我，但也不追问，只是会意一笑，好象在说，我不会捅破你的秘密。他接着又问“你在这里已经快一年了，怎么熬过这么长的日子的?”
我告诉他，我找了位教师学英文，找了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我还要读《世界通史》，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一本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书。最后这本书中收集了一九四九年后未公开发表的毛的内部讲话及批示。这里还有人能全部背诵唐诗三百首，能把三国演义的每章的细节都讲给你听。如果你对词赋有兴趣，有人能背诵诸葛亮的出师表和苏东坡的岳阳楼记。我转过头去看着号子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又说“我正在找数学老师，文革时没有时间坐下来读书，现在正是读书的机会。”
程德明与我臭味相投，马上要看我所有的书。他把我床头的书翻了翻，挑了那本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笔记，一边说“我早就想好好研究一下毛泽东的极左思想是怎样形成的。”他加重“极左”二字，并笑起来。他的话在那个时候实在是对权威的极大胆的挑战。
程德明很快就订出了他的学习计划。他与我一块学英语和电机工程。但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毛泽东思想”。
学习的第一件是需要一张桌子。过去我需要一块木板放在木桶上做椅子，用下铺的床沿做桌子。后来我发现我无法与打牌的人争这种椅子。我只好盘腿坐在床上，把一块木板放在腿上做桌子。程德明也找到了一块木板，有了他自己的桌子，开始在床上做功课。
找老师在左家塘不是难事，因为不少工程师、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那个时期都被关在那里。我们的电机工程老师是一位电机工程师，他右眼白内障，说话时有点口吃，一口地道的长沙话。他告诉我们他的家庭一九四九年前非常富裕，他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去劳动教养。劳教回来后，他失业在家一段时间，后来自己与街道居民委员会合作开办了一个专门修理潜水泵的小工厂。那时湖南没有人能修潜水泵，所以这个厂的生意极好。虽然他的技术是工厂生意的根本，但他因为是个右派，每月也只能拿五十元薪水。他得到的唯一优惠是他们两个儿子被接受为工厂的工人。他悄悄地告诉我他是因为攻击江青，说“一个好端端的中国被这个太后搞得污七八糟”而被抓的，他的右派前科使他的案子更加麻烦和复杂。朱老师讲话慢条斯理，鼻子大大的，厚厚的嘴唇，讲话很重的卷舌音，显得十分诚实和稳重。我和程德明都很喜欢他。
我们背景如此不同，因而在我们的电机课中，师生间常会有些意料不到的插曲。有天朱老师告诉我们中国有两套电机铭牌和工业标准系统，一个是英美系统，另一个是苏联系统，两个系统对马力、频率、相位都有不同的标准和符号。“解放后，所有大学的英文教授都要学俄语，教俄语，而所有的工业标准都从英美制转换成苏联制，我们被这种转换搞得头昏脑胀，非常不习惯。”“哪个制好些呢?”程德明是“苏联修正主义”的支持者，他总是问这类敏感的问题。“当、当、当然是英美制好些。”朱老师的回答根本不是程德明喜欢的。
第二天，朱老师悄悄问我“小程是为什么进来的?”
“象你一样，攻击新慈禧太后把个好端端的中国搞得一蹋糊涂。”
朱老师笑起来。程德明走过来，不知我们为什么事好笑。朱老师问他：“你知道为什么慈禧太后决定支持义和团吗?”
“不知道。”程德明回答，有点迷惑。
朱老师抬起他那有白内障的眼睛，很知情似地向我们引述这段历史。“光绪改革失败被慈禧太后废掉后，慈禧知道自己重新垂帘听政‘名不正言不顺’，就准备立一个新皇帝，当时叫大阿哥，就是后来的溥仪。消息一传出，国内国外议论纷纷。西方各国的驻华使节都同情光绪的改革，很多谣传说他们反对另立皇帝。这时天津北京等地的农民会党组织义和团经常与外国人发生冲突，而慈禧太后听说他们有种种神功，刀枪不入，扶清灭洋，起了利用他们之心。而这种动机的背景当然就是另立大阿哥造成的她的心、心、心病。
“一天，南方一位总督截获一封外国驻华使节之间的信件，信中声称如果慈禧太后强行立大阿哥，外国可能会进行干涉，支持光绪皇帝复辟。这个消息传到慈禧耳里，正着她的心、心病，她感到理亏和孤立，渐渐失去理性，大发脾气。在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下，召集群臣，下令支持义和团攻打各西方国家驻华公使馆。这就酿成了八国联军进京的庚子之乱。”
“毛泽东支持红卫兵时大概也象慈禧太后一样失去理智，只不过他的心病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吴晗批评大跃进大概是刺激他的直接原因，”程德明打断朱老师的故事。
“你不、不、不能讲、讲这种话呀!这、这讲不得的呀!杀、杀头的呀!”尽管他们的声音低得只有我能听清，但朱老师脸色都吓得变白了，好象全左家塘都听见了这能导致杀头罪的话一样。
程德明除了做英文和电机功课外，其它时间都在抄写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文革中毛泽东的书是最容易送进看守所的。那时红卫兵将很多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后的内部讲话和批示印成书大量发行，这些材料文革前是只有高干可以看到的内部文件，不少还是毛泽东羞于让人看见的被历史证明错误和可笑的东西。因此这些材料成了我们这些对文化革命的真正历史背景有兴趣的人急于要研究的东西。我写信请妹妹杨晖送各种书籍给我，不少马克思的书和其它书籍都被禁止送给我，只有毛泽东的这些内部讲话编成的书却没受到阻拦。
毛泽东的读书笔记是他一九五九年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写的，这个笔记可以代表他的主要经济政策方面的思想。程德明一边抄这个笔记，一边对我发表评论。
“技术第一，政治呢?专家路线，群众呢?”程德明大声读着，“我看他根本不懂经济学，”他又轻声评论道，“你看这里，他甚至反对计件工资制和物质刺激。我不相信他的政治鼓励真能提高生产效率。”
我告诉他，这个读书笔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使我认识到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到处墙上写的标语并不是下面人的创造，而完全是从毛泽东这类读书笔记上抄下来的，例如“政治挂帅”，“钢铁元帅升帐”，“全国一盘棋”，“超英赶美”，全都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东西。我小时侯看到这些标语时还以为是共产党基层组织或地方政府想出来的东西。
程德明抄完这个读书笔记，又开始读收集在一本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后的内部讲话。我们对这本书的注意重点不同──他专门注意毛泽东左的经济文化政策方面的思想是怎样形成的，而我却注意那些能用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在文革会下令共产党停止组织活动和支持被共产党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我们俩都找到了不少自己感兴趣的材料。比如我发现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前期毛泽东的很多观点都是想避免斯大林道路，想摸索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式。看起来他那时的观点真的想搞自由化，而不是像后来他说的只是“放长线钓大鱼。”“放长线钓大鱼”与其说是毛泽东的阴谋不如说是他的新的自由化试验没有得到党内大多数实力派的支持及他发现知识分子的多数并不真正喜欢共产党后的一种自我解嘲的说法。一九五九年毛泽东曾提到中国形成了高薪阶层，一九六三年又提到中国形成了“官僚主义者阶层”，一九六四年又提出农民对干部的不满是当时农村社会中的“主要矛盾”等等。我注意毛泽东的这类观点是为了支持我的一个判断：“毛泽东文化革命中支持对干部阶层不满的老百姓来造当局的反是一九五六年苏联反斯大林的一个间接后果。如果没有斯大林运动，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很可能发动一个类似斯大林肃反的运动来反对他的政敌，而不会利用老百姓来反对共产党的干部了。”
我和程德明读毛泽东的书注意的重点的不同自然与我们一个是造反派一个是保守派有关。作为造反派，我总是在找支持造反派的根据，而作为一个保守派思想家，程德明总是千方百计寻找毛泽东经济文化政策的不合理性。
但是我们在一点上却非常一致，我们都在耻笑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吹的那些牛皮。程德明指给我看毛泽东鼓励放亩产几万斤麦子“卫星”的话，忍不住笑出声来。我告诉他，毛泽东比这吹得更大的牛皮多的是。最糟糕的是，明明是他在那里胡说八道，他却恶狠狠地骂批评他的彭德怀为“资产阶级的猪狗们”。
程德明告诉我，他认为一九五九年毛泽东犯的错误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大崩溃，他不肯认错，这是他发动文化革命整肃批评他一九五九年政策的人的原因。我很喜欢程德明的这个观点，一方面是因为这个观点与官方对文革的解释不同。官方当时的宣传是，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斗争。程德明对文革的解释比官方的解释令人心服得多。另一方面，我对文革的解释虽然也与官方的解释完全不一样，但角度与程德明的解释也完全不一样，他这种与我不同的观察问题的角度使人感到刺激。但我还是想与程德明辩论。“毛泽东一九五九年肯定是错了，但是他在文革中期支持被当局打成反革命的老百姓造反，为他们平反，这一招却赢得了人心。”我停一停，补充道：“假如现在当局把你打成反革命，毛泽东支持你造反，为你平反，你会站在为你平反的人一边呢还是会站在把你打成反革命的人一边?”
“但是我不是反革命呀!”
“没有一个被当局和保守派打成反革命的人会认为他是真的反革命。所以造反派会支持为他们平反的毛泽东”。
程德明终于默认了我的观点。“当然”，他一边在床间的空地走来走去，一边看着他足前的地面说，“老百姓造反总不会是没有原因。”
我们对文化革命与大跃进关系的讨论使我回想起一九五九年的很多事情。那年秋天我还很小，有天爸爸把我抱到窗边，亲切地对我说：“干部在上面机关里时间长了，对下面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我看着窗外的一颗大枫树上的红叶，有点奇怪爸爸当时的态度为什么出人意外地温和。爸爸那些天情绪不好，常常和妈妈争论问题。三年后，我才知道爸爸一九五九年因为反对毛泽东一九五九年的政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告诉我那年(一九六二年)党中央为他平了反，毛主席向他们道了歉，承认他们一九五九年的观点是正确的。
一九六零年和一九六一年对我们家和大多数中国人是非常黑暗的日子。爸爸下乡后，我们家从省委大院搬出来，住到妈妈机关里去了。环境自然差了许多。我们和周围的所有的人一样受到饥饿的威胁。很久吃不到肉，我每天上午到第三节课就饿得不得了。街上除了水果糖什么食物都买不到。很多人都因饥饿而一身浮肿。机关学校由于所有人都缺乏能量而减少了工作学习时间。所有人家的窗台上都放满玻璃缸，里面养着一种藻类植物。很多人就靠这种藻类植物作补充的食物。我们住的机关院子里，人们用大部分时间把空地里的瓦石用筛子筛出来，种菜蔬。所有机关里的抽水马桶都被封闭，人们修起了简陋的厕所，为的是把粪便收集起来用来种菜。机关的食堂里生产一种“双蒸饭”和“人造肉”。“双蒸饭”是把米加水蒸两次，二两米的饭吸收了大量水变得象一斤米饭那么多。人造肉是用上面所说的藻类植物加上糠枇做成的，吃起来卡喉咙。这些东西当然没有能真正的抗拒饥饿的力量。 我建议程德明看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在文革中第一次被群众组织公开。因为一九六二年我父亲向我多次提到这次会议，所以我对毛泽东这个讲话印象特别深。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承认一九五九年大跃进时共产党中央犯了错误，当时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的观点是正确的。程德明看到这个讲话后如获至宝，他说：“你看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刚承认错误，马上又在同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翻案，直到文革，他都在企图依靠各种政治运动来否定一九六二年中央工作会议。”对毛泽东这个讲话的看法大概是我们俩观点最一致的地方。
有时张九龙也会参加我们的讨论。有天程德明在读毛泽东与他侄儿毛远新的谈话，他越读越气愤。我知道他为什么生气。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大肆骂教师，说教师都是不懂什么的人，只会吓唬学生，把学生当敌人，用突然袭击，出偏题、怪题的考试方式整学生。我和程德明都是文革前的尖子学生，我们对老师都满怀敬意。可以理解，程德明看了毛泽东贬低教师的话忍不住要发火。张九龙正好坐在他旁边，连忙把书要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值得程德明这样生气。张九龙看完后不以为然道，“毛泽东的批评也有有道理的地方。”
“难道取消闭卷考试，号召学生拿三分也合理?”
张九龙慢条斯理地说，“学校教育需要一定的强制来保证基本训练的质量，不考试，攻击教师当然会误人子弟。但是文革前的苏联式的教育制度给学生的自由也太少了，学生不能自己选课，学俄文还是学英文都由学校指定。老师课讲得不好也不能退出教室，连跳级都不允许。我看毛泽东允许跳级还是有点道理，我在高中就跳过级。”
程德明最不喜欢张九龙批评苏联制度，他马上反驳道，“象文革中那样让学生自由选择，学生们就选择不上课，学生们一听复课就头痛，这有什么好?”程德明的眼色和口气好像在说“你这样的人即使讲更多支持毛泽东的话，人家也知道你是从右边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张九龙每次碰到别人的声音稍高一点就停止争辩，沉默下来。他用手指敲着床沿，好象要把自己的情绪敲下去一样。
程德明是我们学校最早反对省委派的工作组的学生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他是最早造反的人之一。他后来的观点转向极端保守的“联动”观点。我属于造反派中的异端邪说派，同学们都讥笑我，说我是“最喜欢听头脑里没有权威的人的观点。”程德明在我心目中是位杰出的右翼思想家，虽然学校里的同学都觉得他的观点太危险，但他接受联动思想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个极有意思的谜。
有天我告诉程德明，我有不少表兄妹，堂兄妹在北京，他们都是高干子弟，文革中都参加了“联动”。接着我问他“你是怎么接受联动观点的呢?”
“说来话长，”他那不大的嘴巴动的速度不快，充满着自信的样子，“象朱成昭接受联动观点与叶向真有关一样，我是从我的女朋友那里接受联动观点的。”朱成昭是北京最大的大学生造反组织“第三司令部”的头头。但他在与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接触后却接受了联动观点，并且系统地向外界阐述他的保守观点，最后被中央文革送进监狱。
“我是在从长沙去北京的一列货车上认识红鹰的。那是一九六六年冬天。所有的客车都挤满了红卫兵。车到站时，只有在车上熟人的帮助下，才有从窗口爬上列车的希望。我只好到长沙北站找了和我们一个观点的造反派组织(那时我还是个造反派)，上了一列货车的手车。手车很小，挂在货车的后面，里面是两排各可坐三人的座位。平时由一位列车员在那里从手车的前窗监视整列货车，以防止路途上爬车盗窃等事故。
“天快黑下来时，列车员带着一位高个子女孩子上来了，手车里没有灯，我看不清她的面貌。听声音，这女孩子是北京人，一口地道的北京腔。嘴巴老不停地在讲话，是那种典型的外向型北方女孩子。火车开动后，我才发现，坐手车是种苦差事。手车吊在长长的货车后，摇摆幅度特别大，由于没有隔音装置，躁声大得吓人，要附在别人耳朵上大声叫喊才能让他听清你的话。我们无法聊天，只好早早睡觉。我躺在一条椅子上。列车员坐在另一条椅子的一头监视着列车，那女孩子半坐半躺在另一头。
“大约半夜十分，我睡得迷迷糊糊，觉得有人在推我。刚爬起来，就发觉那位女孩子已坐在我身边。
‘你是哪个学校的?’她把嘴靠近我耳边问。我闻到她鬓发的气味，心中一动。她听我告诉她校名，又问我的名字，她的态度十分令我奇怪，也许这就是那些开放型的北方女孩子的风格吧。
“‘外面的月光真好，你不要去看看吗?’她邀我。我答应着，随她走到手车后部的露天车桥上，看着往后迅速退去的铁轨。我们大声交换着自己学校里反工作组的故事，到下一站时，我们发现互相有很多共同语言。我和红鹰已经成了好朋友。她提议离开手车去找一节货车厢坐。离开手车走了好一段路，她轻轻告诉我，那个列车员半夜爬到她身上乱摸，‘那家伙不是好东西!’我这才明白她半夜推醒我的原因。
“在站台的灯光下，她的面目令我暗暗吃惊，她很漂亮，气质高贵。她说她是老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前一段北京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老红卫兵在北京失势，于是她和朋友们走上了大串联的路。‘与臭虫谈心，与扒手为伍，天上的云是黑的，地上的泥是浑的，’她这句话代表着她当时的心情。
“但最近她在北京的朋友来信，说是老红卫兵正在筹备组织一个新的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要与造反派‘首都三司’决一死战。她决定提前独自一人返回北京。
“我们停车处是一个大货车站，越过蛛网般的铁轨，在红、绿、黄信号灯照耀下，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空货车厢，我们爬进去时，却见里面已有人，一男一女学生模样的人睡在一张大毛毯下。车开动后，我才发觉那毛毯下面不平常，毛毯总在波动，有时突然激烈地一动。我感到和一位女孩子一块看到这种奇怪的事令人十分窘迫。我不知如何是好，而红鹰却靠近我，一只手把我的手抓得紧紧的，渐渐我感到她的另一只手已上了我的肩膀。我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什么事情发生了。我想她也不明白，也许我们靠近一点使自己觉得在这个奇怪的世界里会更安全。
“我们俩就这样成了不一般的好朋友。一到北京，她邀请我住到她家去，那是一座古京城的四合院，院内有十几间平房。后来我才慢慢知道这是部长级干部才能住上的房子。最令我吃惊的是他们家门口还保留着那个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联是‘鬼见愁’。
“在北京的那些天，我认识了很多红鹰的朋友和同辈亲戚，红鹰是个大忙人。那些天正是‘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红卫兵东城区纠察队’，和‘红卫兵海淀区纠察队’正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时候。红鹰带我参加了他们的几次集会，我逐渐了解了他们的政治观点。他们最著名的一个政治口号是‘拥护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他们最仇恨造反派，认为造反派是一群对共产党不满的地主资本家的‘狗崽子’。他们认为造反派都是右派，反革命。他们的另一个著名口号是‘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红鹰的一次发言最令我感动，她说：‘文化革命继续下去将会有二十年政治后遗症，经济文化的发展会受到不可挽回的影响，我们父辈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不能就这样让江青、蒯大富这些家伙断送掉，这个国家是我们的国家，这个天下是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能看着她被这些奸臣乱贼断送掉’。”蒯大富是继朱成昭之后的首都三司的头头。
“在他们这个圈子里，对毛泽东已很不尊敬，称老毛为老头子，而不称毛主席。他们对江青更是恨之入骨。联动一成立就上天安门贴大字报，炮轰江青和陈伯达。有人在贴大字报时被公安部拘留。
“我也参加了一次砸首都三司的行动。我最深的印象是联动的纪律之严，可说是我看到的群众组织中纪律最严格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残酷，他们的纪律是共产党式的纪律，对‘阶级敌人’是绝不留情的。砸首都三司时，他们发现一个造反派学生的父母是地主，马上用皮带抽打这个‘狗崽子’，有个联动份子朝地上吐一口唾沫，命令这位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用舌头把痰舔干净。她没有服从，马上有人跑上去用手按着她的头去舔地上的痰。但是他们在砸首都三司时公私财产分明，没有人往自己腰包里装东西，有令就行，有禁就止，组织纪律非常好。
“我在红鹰家经常听他们讲打人的经验。有次红鹰告诉我，用皮带抽人时，‘用皮带的侧面打最痛且没有声音，用皮带的正面打则响而不痛，可以起吓唬作用’。有次‘西纠’(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一位高干子弟不经意地提到，打死那些黑鬼的好办法不是用棍子打，而是用开水烫，活活烫死，却没有痕迹。‘我在西纠劳改营就烫死一个三代地主的老家伙’。他一脸得意的神色，周围的高干子女们都显出一种欣赏的神态，没有人同情那位死者。
“不久我已完全接受了联动观点，唯一感到别扭的就是红鹰社交圈子里的人全是高干子弟，他们对我这样一个外地技术工人的儿子居高临下，极为傲慢。我看得出来，他们不愿意理睬我，顶多看在红鹰的面上对我应付一下。他们那种优越感使我十分难受。
“不久就发生了联动五冲公安部事件，联动成员前仆后继英勇无畏列队冲进天安门广场一侧的公安部，要求释放因围攻江青、陈伯达、林彪而被捕的同志。他们高呼‘打倒公安部’，‘打倒三司’，‘打倒江青’，‘刘少奇万岁!’前面的人被捕了，后面的人又冲上去。
“我离开北京时，曾与红鹰深谈一次，我们都为国家的前途忧虑，红鹰告诉我五冲公安部的详情。她气愤地说‘一个好端端的中国就这样叫老毛和江青搅得一塌糊涂，十六条明文规定不整学生，这次却抓了不少学生。’我告诉她我明天就要离开北京，这是在北京的最后一夜了。‘我可不可以吻你?’我小心地问，心扑通扑通直跳。她脸红了，声音虽轻，但对我却是如雷贯耳：‘别这样，我们还是做个普通的好朋友吧!’”
在那时的中国，接吻是求爱的方式。“我看得出来她拒绝我的求爱，是因为她的社交圈子与我的家庭地位相差太远。有次我听到她弟弟问她‘他老爸是坐吉司还是吉姆的?’红鹰很难堪的样子，连忙把话转到别的事上去了。我几天后才知道吉司、吉姆是苏制高级轿车，副总理级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坐吉司，副部长级以上的才有资格坐吉姆。想起这件事，我就为自己的愚蠢后悔，红鹰的环境实在是与我的家庭地位格格不入的。我甚至能感到我这个客人在这个四合院里并不是十分受人欢迎的。”
我看得出程德明的伤感，最令人伤心处恐怕是程德明已完全拜倒在他所爱的人的政治思想面前，除了不喜欢她的血统论观点以外。但是他却终因不是高干子弟(虽然是红五类家庭出身)而进不了他爱恋的人的社交圈子。不过我心里还是替他庆幸，他有这样一个理由来解释他的失恋。程德明不是那种英俊的男子，个子也不高大，如果不能用这种地位差距来解释，作为一个男子汉，对那令人倾倒的女子没有吸引力是个更令人伤心的解释。
由于我的父辈包括姑妈、姑爹、叔叔全是高干，我非常熟悉程德明所说的那种优越感，但我从来看不起这种优越感。保守派红卫兵成立时，我的父母已经被湖南省委打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中学生辩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时，我站在反对对联的造反派一边。听到保守派红卫兵成立的消息时，我的感觉就象犹太人听到褐衫党成立一样。这种被当权派和红卫兵歧视和迫害的悲愤感正是我参加造反派的原因。
程德明以后与红鹰保持了一段通讯联系。一九六七年二月底红鹰兴奋地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告诉他毛主席命令江青和公安部把关押的联动份子全部释放，还说允许他们自己出版报纸，条件是各地的公检法机关把所有二月初关押起来的造反派学生全部释放，保证他们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程德明转述红鹰的话说，“‘江青阿姨’(注意带引号)在接见被释放的联动份子时要求他们改变反动观点，而我们的同志的回答却是齐声唱起歌曲‘蝶恋花’，把我们‘敬爱的江青阿姨’气得吐不过气来!”
蝶恋花是毛泽东怀念他的前妻杨开慧的一首诗，这首诗在文革中被谱成歌曲，也是一首江青最忌恨的歌曲。
程德明通过这封信成为我们学校第一个知道造反派学生马上会被释放的消息。那年二月初湖南有约十万人被当局和保守派红卫兵以参加造反派组织的罪名抓进了监狱。市民群情激愤，以各种形式抗议当局，上北京告状，要求当局放人。与北京不同的是，地方当局只抓造反派，不抓保守派，与联动政治倾向相同的保守派带着军队和公安局的人去抓造反派。那时只有北京才有保守派坐牢的事。
到二月底三月初，造反派学生就被全部放出，我那时也因为参加造反派被关在牢里，三月初也被莫名其妙地释放了。
后来程德明又收到了红鹰寄来的他们联动份子办的一份铅印小报，报纸的名字是“湘江评论”，与一九二零年代毛泽东在长沙办的一份报纸名字相同(一九二零年代毛泽东的妻子是杨开慧而不是江青)。这份小报经常登一些间接攻击江青的文章。一九六七年初夏江青号召造反派武装起来对付保守派的武装攻击时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号召，这份小报上指出这个口号意味着“用武力来回答文攻”。这份小报还提出了有名的拼命哲学：“活着干，死了算!”
程德明告诉我，可惜的是，由于联动坚持血统论的观点，认为只有他们的老红卫兵是正统的革命组织，后来的造反派都是反革命，所以他们在市民中越来越孤立。联动刚成立时还有能力组织游行和集会，但几个月后，它就几乎完全没有政治影响力了，虽然它可以有合法的政治组织和自己的出版物。
九号中的多数人犯都知道文化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中有一条不准以任何理由迫害学生，并且要“保护少数”，所以九号的人都相信不管是程德明这种保守派学生还是我这种造反派学生，迟早都会被释放的。
不久一位新进九号的人犯果然带来了与此相关的消息。他姓赵，以前是一个小饮食店的党支部书记(那时小吃店都由党直接控制)，所以大家都叫他赵书记。赵书记矮矮胖胖，讲一口有点京腔的长沙话，一听就是个干部。赵书记告诉我们，现在中央下达了一个文件，所有造反派，保守派学生犯全部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办法认错悔过，然后释放。“你们这些学生都有希望了!”他不无羡慕地说。
开始我们都对这位赵书记非常提防，因为这种人往往是喜欢当KGB的。但不久我们就失去了提防心。赵书记是个十分诚恳坦白的人。他坐牢就是因为太坦白了。他是因为攻击共产党支援北越的政策而坐牢的。他虽是个共产党员，但却老是用他那与共产主义不合的人情世故来评论共产党的政策。他有天说起他的推理逻辑，“小杨呀，你可不知道，给人无偿援助，给人荫庇，都是要以臣服为报答的。你看苏联五十年代给中国‘无私援助’，说是无私，实际上要的报偿才高呢，这报答就是你得听他的，否则关系就会破裂。你看吧，中国对越南的‘无私援助’又会是同样的结果。何苦搞这种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的事呢?让他们南越北越互相牵制，中国在旁边不是更有利可图吗?”
我心里十分喜欢这位有独到政见的赵书记，但口里却劝他“古书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不说话，人家不会说你是哑巴，何苦要去管那些我们管不了的事呢?”赵书记呵呵大笑：“你真是学乖了，不再关心‘中国向何处去’了?”
赵书记的预见后来果然在程德明身上实现了。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程德明的预审员，一位年轻的军官和徐络腮一块开九号的牢门。九号大部分人都不由自主地移到床沿，注意力都集中在门口上。片刻的静寂特别令人激动。“程德明下来!”他的预审员叫道，其他人都松了口气。“带上你的衣服、被子。”程德明激动得手忙脚乱，取茶缸时把它掉在地上。大家都知道这是放人了。不经逮捕就卷铺盖，十有八九是释放，何况大家都知道程德明的政治观点与公检法的一致(公检法也是反对江青的保守派)，他一定会得到保护的。但是以学生身份为由，保护造反派的中央文件却一直没有贯彻下来，直到我被判刑。
程德明一直相信我会和他一样被释放。他一出监狱马上就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他是被“教育释放”。出去后，他在长沙街上游了两天，觉得象在天堂一样新奇和兴奋。但是他却忘记了在九号时发的誓：“一出监狱要吃遍长沙所有的名饭馆。”一旦摆脱了饥饿，他再没有那个欲望了。
按照他的诺言，他给我寄来了好些当时出版的群众组织报纸，那上面有不少重要的非官方新闻。他还给我送过一支牙膏──左家糖牙膏里面全是猪油。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出监后一两个月，我就被判刑了。我收到的他的最后一张明信片充满了友情和对我出狱的期望。他说他保持着与我家的联系，一有消息他就会和我家里人一起来接我出狱。“你要安心学习，锻炼好身体。”他写道，“我们相信你不久就会回到人民的怀抱。”“回到人民的怀抱”是当时官方语言中对犯错误或被关押的人得到当局谅解或被释放的说法。
向土匪
向土匪不是一般的扒手。尽管他的两个手指被人砍掉了，他的右手甩动起来角度不对，他“捉鱼”时没有跑脱的证据。对于他的“钳工”职业而言，他是太严肃和诚恳的人。他一点也没有土匪气，憨厚后面有一点不讨人厌的狡猾。
他比起本来就矮的一般湖南人还矮一点，圆圆的脸上印刻着动荡生活留下的痕迹。他的眼睛小，和鼻子挤在一堆，给人一种古怪的感觉。大概是因为早年农村中的劳累，他被扁担压得有点驮背。
那时他不会大于二十一岁。由于他是湘西土家族人，来自一个过去土匪很多的地区，因此他得了个“向土匪”这个小名。他的原名“向远义”在我看来比他的小名更准确地代表了他的气质。
“这回可是成了砧板上的肉，横切竖切只由得他了。”向土匪刚进九号时叹口气向我说。“唉，如果我当初第六根肠子不快活那一下，我不去看那一眼，我今天也不会虎落平原了。”他讲一口很重的湘西语口音的长沙话，令人忍不住发笑。“这回我可是真信服了，”他认真地继续道，“看见男人和女人在‘工作’，是会倒大楣的，这真不是迷信，我当初要是不破这个禁忌，我现在一定是在长沙街上抖葱!”“抖葱”是他们扒手的语言，抖威风的意思;“工作”在他们的词典中是做爱的意思。几天后我才知道，那被向土匪看见在“工作”的是他过去的同寝室的同事和朋友，李良，现在他也被关在左家塘，正在我们隔壁的十号。
我不会相信这个圆圆脸的、穿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卡其布工作服的人是因为犯了看见他人性交的禁忌才进了九号。他的案子在当时的长沙是尽人皆知的重大事件--用高射机枪发射燃烧弹，烧毁了市中心的湘绣大楼。
多数扒手喜欢穿得“抖葱”，也有些故意穿得很朴素，装得象诚实的学生模样。九号每有一个这样的扒手进来，我都能一眼看出他们是扒手，因为他们的态度使人感觉出他们的不诚实，他们白白净净故作真诚的脸上显露出太多的欲望，过分的自我表现，混和着太多的狡黠。但向土匪却没有给我这种印象，在我与他相处的日子，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诚实。
一九五九年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发生时，向土匪才十多岁左右。他那个村庄里二十多个身体最强壮的劳力由于食量最大，经不住饥饿而死了。向土匪的父亲也只剩下一口气，他对身边的妻儿留下的最后的话惨不忍闻：“我死后，把我身上的肉砍下来，不要让孩子饿死了。”那些日子，向土匪告诉我，世界好象到了末日一般，每天都有人饿死，人们心中唯一的念头是不择手段地活到第二天。向土匪和他妈妈果真煮了他父亲腿上的肉吃了。
那以后，向土匪的妈妈送他上了逃荒的路，她自己嫁给了一个管食堂的干部。“三年饥荒饿不死伙头军”，那个干部是少数不挨饿的人之一。向土匪到了长沙，碰到了一些象他一样的逃荒的小扒手。他学会了“钳工”活，开始了他的扒手生涯。很多小扒手都称他为“义贼”，因为他每次扒窃后都会把钱包里的工作证或其他重要的东西给失主寄回去。
他被抓过很多次，每次都被教育释放。最后一次他被罚以“行政处分”，未经任何法律程序被送到长桥农场去劳动教育三年。三年期满后，他没有地方可去，于是留在长桥农场就业，二十五元人民币一月的工资。自然捉鱼还是他少不了的副业，长桥农场离长沙城只有二、三十里路，星期天或假日一天就能打来回。
在劳教农场肚子虽不再是空的，但也总是不够吃，日子并不好过。所有在劳教农场的人被划为四个等级。最上层是管向土匪和其他犯人的干部，第二层是劳教期满就业人员，第三层是劳教人员，最底层是劳改犯。向土匪说劳教人员与劳改犯的差别并不大，他们的伙食、劳动都是一样的，只是劳教人员过年时经干部批准可以请假回家。
长桥农场生产棉花和其它农付产品。每年农场会在犯人和干部中分配几次他们生产的产品。干部总是分到质量最好的产品，其他人员只能得到质量最差的产品，余下的交售给政府收购机关。虽然干部和其他人得到的产品的质量相差悬殊，但是价钱却完全一样。向土匪喜欢讲他在长桥农场的生活及文化革命中他的经历，他甩着他那只角度不对的右手，在九号走来走去，边走边讲，我们躺着或坐着，听得津津有味。他讲过一个叫三毛伢子的扒手在长桥农场挨打的故事。三毛伢子有天得了病，早上不能起床。那时已是一九六五年，任何物质刺激的制度都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所以干部缺乏经济手段刺激人们工作，装病拒不出工的事越来越多。这回干部又认为三毛伢子是装病不出工，于是硬逼他出工，言语无效，干部开始用木棍子打他。三毛伢子一怒之下将木棍夺过来，反过来还击那打他的干部。这时众多干部跑过来，把三毛伢子绑起来，丢到夏天的烈日下。三毛伢子大喊大叫“总有一天你会掉到我手里的，我会十倍地要你还这债，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我的厉害的。”三毛伢子在烈日暴晒下晕了过去，手上、臂上被麻绳勒出很多永不会消失的印痕。
三毛伢子文革中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一九六七年春夏，长桥农场的劳教就业人员组织了一个政治组织，叫做“长沙青年”，参加造反派的造反运动。他们的一个目标是向那些多年来迫害他们的公安局干部报复。长桥农场的干部参加了支持保守派的政治组织“公(公安局)、检(检察院)、法(法院)”，他们自然认为造反的劳教就业人员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
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时，“长沙青年”是第一个带头冲击军区、抢夺军队枪枝的造反派组织。那次抢枪是发生在军队支持保守派、用民兵武装装备保守派之后。由于江青和毛泽东支持造反派抢枪，“长沙青年”的抢劫行动导致了后来湖南所有造反派在七八月间的抢枪运动。那次抢枪后，长沙的造反派占了上风，保守派向湘潭逃跑。长沙青年趁机抓到了几个长桥农场的干部，其中包括当年迫害三毛伢子的那个干部。三毛伢子把这个干部弄到长沙青年的办公室，开始自己“审讯”他。这个干部进办公室后，被命令坐在三毛伢子的办公桌前。他坐下去时突然冲到办公桌前，抢夺办公桌上的一支手枪。旁边几个人马上一拥而上，把这个干部按倒在地。第二天早晨，三毛伢子一个人到关押这个干部的房间，把他的一只眼睛挖掉了!
向土匪的故事使我震惊和不安，因为我一直认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政治冲突是由政治观点的冲突引起;虽然我比别人更注意这种政治冲突背后的社会矛盾，但我不会想到，对于向土匪的小团体而言，这种根深蒂固的阶级仇恨和互相迫害却不需要任何政治意识形态，它是赤裸裸的互相迫害和报复。我有时用“双城记”中的故事安慰自己，造反运动中民众的暴力都是由革命前社会上层阶级对下层民众的系统暴力迫害引起的，正象法国大革命的残暴的一面是由当年贵族的残暴引起的一样。这位长沙话都讲不好的扒手使我了解到革命中黑暗和无理性的一面，使自己那些看上去高雅的政治意识形态黯然失色。
从此后，我很注意听向土匪讲的各种故事。他与一般的扒手的确不一样，他谈政治、谈经济、却很少谈扒窃。向土匪参加过不少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武装冲突，知道很多细节。九号的人都知道长沙有名的易家湾战斗，向土匪有天偶然提到他参加过易家湾战斗，大家都兴奋起来，连连催促他给我们讲他在那次战斗中的经历。
一九六七年夏天，保守派从长沙逃到湘潭之后，长沙的造反派决定向湘潭进军。“长沙青年”在各次武斗中总是造反派的先锋，进军湘潭也不例外。那次行动中，“长沙青年”的指挥官是李良，他出身于旧时代的名门望族，六十年代初是位大学生。由于大跃进后对共产党政权的反感，他几次试图越境逃往香港，被抓获后劳教三年,三年期满被强迫就业。他是“长沙青年”中文化最高的人，也是“长沙青年”的大脑和灵魂。
当时的湘潭有几座大军火工厂，生产飞机，坦克和其他军械。大军工厂的工人都支持当局，是因既得利益而持保守政治立场的一个明显例子。长沙的工人大多则是反对当局的造反派。他们进攻湘潭时，湘潭长沙交界处的小镇易家湾成了必经之道。
“那正是暑气逼人的时节，热得我恨不得扒下自己的皮”，向土匪来回走动，向我们讲叙“易家湾战斗”：“我们全副武装爬上了几辆卡车，大家都是一副要去当战斗英雄的样子。大多数人都争着五.六式的半自动步枪或自动步枪。每辆车上有一挺机枪，卡车开动了，总共有八辆。最前面的四辆是青年进卫军和长沙青年的车。”“青年进卫军”是工厂学徒工的造反派组织，也是造反派中最亡命的家伙。“最后四辆是红旗军的车，他们甚至带了几门八二迫击炮。”“红旗军”是复员军人的造反派组织，是由有战争经验和专业训练的退伍复员军人组成。由于当局极害怕他们的军事能力，所以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就由周恩来定性为“反动组织”。
“卡车快开到易家湾时，突然响起一声沉闷的爆炸声。我在第二辆卡车中，从驾驶室顶的帐篷隙中我看到远处公路上有几个黑点，变得越来越大。有人在叫：我的天，大河里浮菩萨--来刹了神。坦克，坦克!我从未见过坦克，电影中的坦克总是大而笨重，人们可以追上它爬到它的顶上去。但我那天看到的那些是黑点，移动起来如此快速，比汽车还快。
“我听到另一声炸弹爆炸的声音，接着又一声，似乎就在我头顶上爆炸。有人在叫：坦克在向我们打炮!我感到恐惧，天空惨黄的，我心里直战抖，没有一点英雄的感觉，只觉得手足无措，分不清东西南北。小刚，一个五分钟前还英雄气概十足的男孩，把他的头钻到驾驶室后的帆布里，他的枪对着天空。他还不是最糟糕的,因为我听见他的枪还在射击。他的样子象赖蛤蟆垫床脚，又要硬撑，却直颤直抖，撑不起。”向土匪喜欢把他学来的长沙歇后语混在自己的故事中，但他的发音总是不准，会把“蛤蟆”说成“隔膜”，引起我们发笑。但他却从不在乎。
“等我们从卡车里逃出来找到地方躲藏时，我完全忘掉了为什么我们到这里来，我搞不清周围的情况，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呆呆地伏在地里。小刚已经被吓得连对空的枪也不打了。一会儿后，我们才看清两辆坦克绕过一辆正在燃烧的卡车朝长沙方向开去。
“突然我们听到另一种炮弹的爆炸声，好一会我才想到，这是朝坦克打的炮，因为坦克周围有爆炸的烟尘。战斗过去后，我才想起这大概是红旗军的人用八二迫击炮从山上打来的，他们真正不愧为有实战经验的人。
“坦克和八二迫击炮对射一阵后，坦克开始向湘潭方向退去，这时小刚已因害怕把裤子都尿湿了。”我们都笑起来。向土匪又故作神秘道，“有人说易家湾战斗后，台湾特务把地上坦克履带印复制了下来，他们第一次证实湘潭有一个生产大型坦克的军工厂。那个工厂的名字与军事工业毫无关系：江麓机器厂。”
一九六七年九月，造反派内部发生分裂，在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有席位的形成了支持新当局的“工联派”，而没有席位的在野派形成了“湘派”。“长沙青年”成了湘派的成员。
湘派与工联派发生过几次武装冲突，向土匪就是在这些冲突中之一：五一路湘绣大楼事件中验证了他犯禁忌的后果的。当时长沙青年占据了湘绣大楼对面的建筑物，而六层的湘绣大楼却被工联派占据。两派公开分裂后，两个大楼里的武装人员开始互相射击。向土匪在所占据的大楼顶上架起一挺高射机枪，装上燃烧弹和穿甲弹，向湘绣大楼扫射，几轮射击后，湘绣大楼着火，整个大楼完全被这场大火毁掉。
向土匪相信他闯下的大祸是因他两次违反了不能看别人性交的禁忌引起的。湘绣大楼事件前不久一天，李良从长沙回长桥农场时,碰到一位非常诱人的女子,他便把她带去长桥农场向土匪与他共住的寝室。
那一周向土匪一直在长沙。但那天夜里，他赶回长桥去取衣服和其他东西。他来到房间外时听到女人的声音，他迟疑了一下，但终于抵抗不住好奇心，忍不住从窗户朝室内看去。在黑暗中，他可以看到两个正在做爱的人影，女人坐在李良身上，是那种所谓的“伞把流水”的方式。这可是倒大楣的象征，向土匪看了性交后，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担心。
这件倒楣事之后不久，向土匪又碰到一件倒楣事。那是夏秋之间，“长沙青年”在长沙的总部办公室里，有人提议到烈士公园去抓乱搞男女关系的人。烈士公园遍地是花草，是长沙环境最好的公共场所之一。中国人住房紧张，那些有婚外情的恋人往往在春夏或秋夏之交时来到这里寻欢作乐。“这正是在室外‘工作’的好天气，为什么我们不能去查一查烈士公园的树丛后面过瘾的家伙?”不少声音应和道“走，去调查调查，那一定是使所有肠子都会快活得直跳直蹦的事!”
向土匪怕又看见做爱的场面，拒绝随众人去烈士公园。半夜前，这些家伙回到了长沙青年总部，向土匪听到外面人声沸腾，走出他所在的房间，看到一大群人进了一间会议室。他跟进这间会议室，发现一男一女一丝不挂地被长沙青年的家伙们围着。有人告诉向土匪，这对男女正在灌木树后的草地上做爱时，被他们抓住了。在这群粗野的男人的目光下，这对男女窘迫不堪。
有人叫道：“给我们再表演一次!”有人附和:“趁这一夜还没过，再‘洗次槽子’给我们看看!要不然明天天塌了也不让你们走。”另一个怪声音道：“你们再搞一次，我们就不把你们交给你们的单位。”
这最后一句话打中了要害。那一对男女互相对视一眼，女的开始搂男的，但几分钟后，男的反应不起来。指着那女人，一个旁观者嚷道：“你帮他搓一搓!”又有人附和“对!赶快搓，赶快搓!”向土匪不忍看下去，离开了那间挤满人的会议室。
“这就是我坐牢的原因，”向土匪靡痨的样子，讲完了他的故事，“我真是不走运，这种打破禁忌的事走也走不脱。”
向土匪后来被以反革命纵火犯判处七年徒刑。他接到判决书时十分高兴。他向我们解释，判决比他预期的轻大概是因为当局认为他只是执行者，而下命令的是长沙青年的灵魂李良。我猜向土匪那付与世无争不讨人厌的样子和态度可能也给判他刑的人留下了好印象。
李良的命运却悲惨多了，他象张九龙一样被判处死刑缓刑二年执行。向土匪知道对李良的判决后，好几天都在为李良抱不平。用他那不地道的长沙话，他忍不住会骂起来：“这些公检法的家伙真是一帮畜生，他们中很多人要不是李良制止长沙青年的人乱打乱杀，早就没有命了。他们今天得了势，不但不念李良的救命恩，反而认为他有文化，有头脑，政治上危险，不杀他不安心。这些家伙只吃三毛伢子那一套!”
象张九龙一样，在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运动中，李良被拉出去杀掉了，因为李良也是“政治隐患”。与向土匪被判刑的同时，三毛伢子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执行枪决的那天早晨他拖着他的死镣从九号门前走过，朝向土匪喊道：“向土匪，我到阎王老子那里先占个位子，明日你来时，一定不会亏待你，”边说边笑，“十八年之后又会是条好汉!”他相信来世又会投胎，成为一条好汉。听到三毛伢子那轻松的语调，我们才觉得心里稍为好过一点。
红色怒火一兵
我和毛火兵同床。“毛火兵”不是原名，是文革中改的名字，意思是“红色怒火一兵”。红色怒火是当时长沙保守派中最极端的专门从事武斗的组织。他与我这个造反派中最激进的思想家睡一个床这件事本身就充满着对文革中政派冲突的讽刺意味。
刚进九号时，我们互相很少交谈;我那时没有情绪聊天，而他好象生性就不是那种话多的人。我们的床是后面窗子边的上铺，床正对窗口。夜幕降临时，他喜欢坐在铁窗边对着空荡荡的后院唱他喜欢的电影歌曲。这些歌曲有五十年代的电影“乘风破浪”中的歌曲，六十年代“冰山上来客”中的歌曲，“马儿你慢些走”以及“婚礼曲”。这些歌曲在一九六四年就成了被批判的“修正主义歌曲”，社会上已有好些年听不到了。每当这时，九号的年青人都会静静地侧耳倾听他的歌声，伴着黄昏景色带来的伤感，想各人的心事。
好多天后，他才告诉我他的名字的意思，“我是红色怒火的成员”，他停一停，又微微一笑，“杀人凶手”。
长沙的造反派市民中流传着各种有关红色怒火的恐怖主义和残忍的故事，而我面前的毛火兵有张圆圆的脸，诚实本份的样子，使我很难将他与恐怖主义联在一起。他真诚地邀我同床的态度显示了他对我的好感，这种好感显然与我俩政治倾向的绝对对立不相容。但后来他总是象兄弟一样向我提醒那些扒手们的诡计和恶作剧，我才发觉他大概将我这种学生出身、来自高干家庭的人与那些社会下层的人相区别。我觉得他的态度很好笑，我对那些黑社会的人充满着同情了解他们的好奇心，但他却与他们保持严格的距离。这大概也是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区别。他们保守派在破四旧的“红色恐怖”的日子里，迫害甚至残杀了无数黑七类(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被迫害的人中大多数都成了后来的造反派。可以理解他们保守派当然永远将自己与黑七类相区别，而我这种激进的造反派却会与黑七类认同。
毛火兵告诉我，他被批斗游街示众时看到过一幅批判我的漫画，画中我的父亲象个魔鬼，绿面孔，长牙齿，用一支盛满黑色毒汁的奶瓶喂一个象小妖怪的杨曦光。这幅画告诉人们，杨曦光是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父母当作修正主义的苗子培养大的。毛火兵看我一眼，问道：“你小时候真的每天都喝牛奶吗?”当时我心里正在担心这幅画会使毛火兵对我的政治思想背景造成什么印象，但他对我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多少兴趣，而更关心我的家庭生活方式的细节。我哼哼哈哈，试图改变话题。我第一次从他的语言和目光中发觉在普通人眼里，在那个时候每天有牛奶喝是种多么令人羡慕的事情。与我担心的正好相反，那幅丑化我父母的漫画并没有改变毛火兵这类保守派对我父母那样的高干的尊敬态度;他看来从不区别高干中有实权的人与无实权的人，也不看重他们之间的冲突，只要是共产党的高干，总是值得保守派尊敬的。我猜想，在他心目中，我大概是这个号子里最接近他的政治颜色(红)的人，这也大概是他邀请我与他同床的原因。
我也喜欢他。他诚实、本份，看去比他的年龄老成得多。相处不久，我们这两个造反派和保守派中的极端分子就成了好朋友。毛火兵是长沙一间有名的大矿山机械厂的学徒工，共青团员。他的阶级成分是红而纯洁的：父兄都是产业工人，父亲还是劳动模范。这种大工厂的工人福利待遇好，在共产党社会里政治地位高，是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阶层。
象当时全中国的产业工人一样，这个工厂的工人分成了保守派和造反派。保守派成员大多是党团员和靠近共产党的“积极分子”，象毛火兵这类家庭的人。而造反派成员大都是与领导关系不好，受政治歧视的人。九号关的大多是与造反派有关系的人，毛火兵有时私下向我评论他们时，总是把所有造反的人都说成是想趁文化革命之机反对共产党的坏人。但他有时会加一句，“你们学生不一样，你们很单纯，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文化革命。”
有天他谈起他参加红色怒火时的情景。“我们厂有三个人参加了红色怒火”，他满腔怀旧的情绪，“一辆卡车在厂外等我们，很多厂里的同事和家属来送行。杨曦光，你想象不出那场面有多动人，很多人都流泪了，和电影‘董存瑞’中人民送自己的子弟参军的场面一样。”董存瑞的故事五十年代被拍成电影，电影中有一个农民欢送子弟参加人民解放军的镜头。
那天毛火兵的妈妈对他说，“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现在这些右派要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反，要推翻共产党，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得逞。你安心去打仗，我们全力支持你。”毛火兵学着他母亲的话，就象模仿电影中的表演一样。我感到肉麻，但他却似乎对这些话充满激情。毛火兵所在车间的主任向他们三个青年人致了欢送词，致词的末尾是口号，“誓死保卫红色政权!”
毛火兵这类保守派在左家塘是绝对的少数派。造反派与保守派在号子里也会发生冲突，要知道那个时代所有人和所有事都染上了政治色彩。毛火兵为了避免冲突，尽量不与他人谈论任何与政治有关的话题。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打扑克和玩骨牌上，他是打牌的好手。
有天放风的时候，毛火兵和罗钢在院子里带回号了一些野花和泥土，他们各自找到一些破烂容器把两颗野花栽活了。每天早晨他们给自己的植物浇水，看着它们长大。比起罗钢的，毛火兵的植物长得越来越高，罗钢也越来越不高兴。罗钢附在我耳边说“三杆枪比着我，也不能让保皇派胜过造反派。”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保皇派”的花垂下了叶子，几天后，那颗“造反派”的野花就超过了“保皇派”的。罗钢神秘地对我说：“我半夜起来给保皇派的花撒了一泡尿!”象向土匪一样，毛火兵参加了易家湾战斗，当然他们那时是你死我活的敌人。与易家湾战斗有关的“八.八祭坟”对毛火兵来说类似向土匪的湘绣大楼事件。向土匪给我们讲易家湾战斗后不久，毛火兵也给我一个人讲过这个故事的另一面。他不喜欢向其他人讲，因为他从听众对向土匪故事的反应可以看出古家塘的多数派(造反派)对红色怒火的敌意。
“我们红色怒火和八一火团的人坐在卡车上跟随着江麓机器厂工人的坦克。坦克出击第一辆造反派的汽车后，造反派后面汽车上的人纷纷跳下车来。八一兵团的人告诉我，‘我们碰到红旗军了，你听枪声都是三八式步枪’八一兵团的人也都是用三八式步枪，他们嫌新式的半自动步枪射程太近。”八一兵团是保守派的复员转业军人组织，战斗力与红旗军不相上下。
“我们看到红旗军的人往路边的山上跑，也跟着往山上去。我身边几个红色怒火的人在几声枪响中应声倒下。我一看昏了头，不知道枪弹是从哪里来的，也看不清敌人在哪里。唯一我能做的事是紧紧尾随着八一兵团的人，他们做什么我做什么，他们往哪里去，我跟着往哪去。
“接着几声炮响，坦克周围滚起烟尘，八一兵团的人在叫“迫击炮，迫击炮”。我们只得收拾好尸体向湘潭方向撤退。天快黑时，我们在一个小镇上休息，大家觉得今天的战斗实在不能令人满意，好象在红旗军向前丢了脸。有人提议摸黑杀回易家湾，抓几个红旗军来证明我们的厉害。同声附和，于是又上了卡车往易家湾方向去。
“我们到易家湾时天已很晚了，车停在镇边上，我们扯掉手臂上的袖章走进镇去找茶馆吃晚饭。这里已是湘江疯狗的地方。
“走进一家茶馆，我们看到几位穿着象转业军人的家伙，决定相机行事。坐定后，我们自称是湘江疯狗某支队的人，与他们聊起来。他们果然是红旗军。这些造反派居然没有怀疑我们身份，向我们吹起牛来，说他们今天打中了坦克，消灭了好多红色怒火和八一兵团的敌人!”
毛火兵讲到激动处，忘了我是个造反派的极端分子，各种骂造反派的话脱口而出。“湘江疯狗”是保守派对湘江风雷的鄙称，“造饭派”是他们骂造反派的话。这是我俩在一起以来，对造反派的敌意第一次让我感到不舒服，这提醒我，我们之间有一条政治鸿沟。他大概也注意到我脸色的变化，开始把腔调变得中性些。
“他们正吹得高兴，我们的头头用手势下了命令，这几个不知死活的造反派马上被解除了武装，捆了起来。我们后来又抓了几个湘江风雷的人，总共八个造反派被我们押回湘潭。
“不久长沙传来消息，长沙青年和青年近卫军的人在埋葬他们在战斗中死去的战友时，把抓起来的保守派活活垫了棺。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时，悲愤得忍不住几乎喊：“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这八个被抓的造反派在埋葬死去的几个保守派时成了祭坟的牺牲品。毛火兵参加了死刑执行。那是枪决;枪声响过后,参加祭坟的人中有人抽泣，当然不是为刚死的造反派，而是为了被垫棺的那几位保守派。毛火兵接着执行命令去检查尸体，对没有死的人补火。他发现有两个被枪击的人还没有死，枪伤处在不时涌出鲜血，但头还在摆动。
“那两个家伙还不想死，直动弹，我一人给他们两枪，直到他们最后去了西天。”毛火兵的口气是如此自信，好象他是在做一件非常正当的事，他不能感觉我心中的不安和愤怒。“八八坟祭”是毛火兵“杀人犯”罪名的主要根据。
造反派完全控制了湖南省以后，红色怒火的人逃出湖南，在江西及其他邻省躲藏了一些时候，终于被抓回了长沙。那时新的当局主持的“正统造反派”--工联，在中共中央支持下，成立了“治安指挥部”，与军队一起负责地方的治安。治安指挥部由工人控制,他们随意抓人、打人、审讯,比公检法更糟糕。两派的极端分子，象红色怒火的人和我们省无联的头头，都被他们当成政敌抓去进行迫害。那时也没有了任何法律观念。毛火兵比我不走运，他在进左家塘之前，在治安指挥部关了很多天，经常被吊起来拷打。大多数时间都是脚镣手铐。他的手上还有手铐嵌进肉里留下的永不消失的伤痕，身上也是遍体伤痕。直到他被转到左家塘看守所后，他才逃脱了这种拷打。“一进左家塘看守所”，他心有余悸地说。“我才深深松口气。公检法是我们一派的，他们会尽量保护我们的。”毛火兵明白秩序迟早会报复，这个天下还是共产党的天下，他们这些忠于共产党的保守派最后总会被保护，至少是被原谅。
所以毛火兵相当安心左家塘的生活，虽然他在扒手和其他反革命和刑事犯中保持着不安全感和对他们的敌意。他在左家塘的日子里，最能令他高兴的大概是十三号的高建军。
十三号是左家塘唯一的女犯号子，关着暗娼，政治极端份子，与奸夫一起杀死亲夫的女人，“台湾特务”，和贪污犯。毫无疑问，十三号的人犯是其它号子里的人们最关心的。不少左家塘的“客”有他公开的或秘密的十三号的心上人。每次十三号的人出去提讯，所有窗上都会有很多目光送出迎进。
三个妇女引起男人们的特别注意。一个是黄杏英，她是我在长沙一中的同学。像我一样，她是因为省无联问题坐牢的，她的政治观点太异端，超过了当局能容忍的限度。第二位是个长沙黑社会中有名的妓女，叫刘曼曼。她是那种南方少有的丰满的性感女人，皮肤白嫩。扒手们最爱谈论她，似乎对她熟悉得不得了。有个造反派的泥工告诉我，他曾经在长沙火车站等处花很多时间找妓女，那时的价格是五块人民币一夜。他自称与刘曼曼睡过觉，为了证明他了解刘曼曼，他告诉我们，刘曼曼虽然跟无数人睡过觉，但她心里有个真正的爱人，她甚至听从那心上人的命令，用她的身体去还过他的债。罗钢为了证明自己了解刘曼曼，一口咬定她在治安指挥部时用她的身体买通看守，得过一些特别的待遇。
第三位明星就是毛火兵最喜爱的高建军。她是长沙二十四中的高中学生，父母是军队干部。她是那种典型的北方女孩，高高的个子，圆圆的脸，非常可爱(那时左家塘的男人眼里女性大概都很可爱)。高建军也是红色怒火的成员，也是杀人犯的罪名。高建军与毛火兵一块在八八祭坟时对受害者补过火。在一次战斗中，高建军与另一个女孩子曾用机枪掩护长沙高司的人从二十四中撤退。“别以为她是那种娇弱的女子，”毛火兵一脸为高建军骄傲的样子，“她在战斗中比男子汉还要凶”。她曾经和毛火兵一块儿在湘潭大桥上处死一个造反派。他俩把这个造反派捆住，装在麻袋里，从大桥上扔下去，把他活活淹死了。那个倒楣的家伙死在这么个漂亮女孩子手里，做了鬼大概也不会安心的。
我猜想，高建军一定象毛火兵一样，认为杀死这些造无产阶级专政反的家伙是保卫红色江山的神圣事业。他们看了太多的这类将迫害和杀害政敌描写成神圣的阶级斗争的电影。她头脑里一定是塞满了革命回忆录和电影中神话共产党对“阶级敌人”迫害的故事。我小时候也看过不少这类宣传，要不是文革中我父母和我自己被当局打成反革命加以迫害，我很可能会变成高建军那样的人。
我也可以看出毛火兵坐了这么久牢后，已经没有以前那样天真和狂热，他有时也会显出对变幻无常的政治的困惑。毕竟，他们这些为保卫红色江山不惜牺牲的人今天是坐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牢里，现实的政治比他头脑里黑白分明的图像实在复杂得多。
高建军和毛火兵比所有造反派中杀了人的人都幸运得多，他们一直没被判刑。正如毛火兵所料，随着秩序的恢复，他们的处境越来越好。我离开左家塘前夕，在二十三号等待去劳改农场时，他们所有红色怒火的人都被转到一个条件好得多的地方去了。
我和毛火兵的友谊也许比私人交情更多一点。我们对文化革命都有幻灭感，他誓死保卫红色江山，却坐了红色江山的牢，他们保守派的理想主义无疑早已破灭;而这场曾经是人民的“盛大节日”的革命造反从来没有给人带来任何好东西，我的激进的理想主义也早就幻灭。这大概是我们的友谊的真正基础。
“舵 手”
那是个阴冷的冬日，我抱着我的背包和行李踏出九号的牢门就踩在那看似寒彻入骨的走廊的水泥地上。走进二十三号那厚厚的牢门，我仍感到南方那带有潮气的清冷。徐络腮把门重重地关上，随着哐啷一声落锁的声音，我的眼睛慢慢重新适应了号子里的昏暗。我发觉与我同案的“省无联”的其他头头已在这里。他们中有高校风雷的领袖周国辉，红旗军的头头毕健，湘江风雷的头头张家政，文艺界的宋绍文。
“省无联”全称“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是二十几个各行各业长沙的在野的造反派，即新成立的革委会筹备小组中没有官位的造反派组织的联合。“高校风雷”(大学生中的造反派)，“红旗军”(复员军人的造反派)，“红中会”(中学生的造反派)，“文艺界红色造反团”(文学家、艺术家的造反派组织)，“教师联合会”(中小学教师的造反派组织)都参加了“省无联”。
张家政这时看去象个驯服的小人物，每天忙于各种精细的工艺活。他帮宋绍文装订、裱糊一个精致的本子，里面收集了宋绍文在看守所的书法练习。他还常被徐络腮叫出去绘制各种歌颂毛泽东的油画和用石膏制作各种毛泽东像。这在看守所是一种特殊的待遇，因为出号子去工作不但能有更多食物吃，而且享比有号子里大得多的行动自由。张家政这时的目光看去驯服而没有任何政治野心，只是个千方百计谋生计的艺人。大家这才记起他文革前是“大众”电影院的画家，专门绘制各种电影广告。但是文革中，他成了位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一九六七年夏天“湘江风雷”刚平反时。张家政文革初被当局打成“反革命”，主要原因是其父亲是共产党于一九五一年镇反运动中杀害的国民党官员。他与其他被打成“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一起组成了一个准政党型的跨行业政治组织“湘江风雷”，要求当局为他们平反。一九六七年初在当局发动的镇压造反派的运动中，“湘江风雷”被当局定为“反革命组织”。张家政被捕入狱。后来这个运动被造反派称为“二月逆流”。一九六七年夏天，毛泽东支持“湘江风雷”平反，张家政被释放，并马上参加指挥造反派与保守派(红卫兵)的武装冲突。那个夏天，我有天偶然在长沙市靠湘江边的海员俱乐部看到他与湘江风雷的其他负责人在一起策划战事。一位湖南医学院的女学生告诉我，张家政一出监狱就和她谈到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政治冲突，他声称他手中有周恩来反对毛泽东的证据。到一九六八年二月当局镇压“省无联”时，张家政又被拘留。这次他的罪名不但有“指挥武斗”，还有“反对周恩来”。
周国辉是湖南大学的学生，这时他看去与张家政截然相反，他还保持着他那在野政治家的风度，绝不向政治迫害屈服。他仍在评论时局，批评当局。而张家政早与政治话题绝了缘。
一个温暖的冬日，我到二十三号的第三天，号子门不断地开关，好几个样子看去奇奇怪怪的人被送进这个号子。一个矮矮胖胖姓周的小学教员，一进号子就告诉我们，他是被当成“省无联”的“黑手”抓进来的。他参加了“教师联合会”，加上他一九五七年曾被打成右派，因而遇到了麻烦。我问他“你因为什么事被打成右派?”他顿时来了精神：“我一九五七年就批判刘少奇，结果被刘少奇的死党打成了右派。”另一位瘦长而有对三角眼的陈三才也是右派，也是参加省无联要求当局为他平反而被捕的。还有位七十多岁老得满嘴牙齿都掉了的张伯伦(他的名字听去与英国二次大战时的首相的完全相同)。他被指责与国民党有关系，因利用省无联为他自己过去的罪名翻案而成为“操纵省无联的黑手”。
周国辉看着这些怪模怪样的人轻声对我说：“这些人都是些政治背景有问题的人。当局有意将这些政治上不干净的人与省无联联系起来，以便证明我们有罪。” 一位穿着中式对襟棉衣，没有右手的新来者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肤色黑黑的，嘴唇厚厚的，说一口岳阳腔很重夹着长沙腔的普通话。他的名字“刘凤祥”听去有点耳熟。他一进二十三号就与其他右派朋友交换消息。显然他也是右派。一位叫肖乾的右派记者在我们号子里呆了三个多小时，又被转到别的号子去了。肖乾一进二十三号，刘凤祥就迎上去与他轻声交换外界的消息。刘凤祥的一句问话“军队的情况怎么样?”飘进了我的耳朵，使我暗吃一惊。
第二天我才想起来，人保组的人审讯我时曾专门问及这个刘凤祥。他们问话中的刘凤祥简直是个神通广大的传奇人物，但我眼前的刘凤祥却其貌不扬。我问他的手是怎样断的。他告诉我他一九五七年在湖南日报任主编时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工厂劳动改造时，右手在一次事故中被机器切断的。又是一个右派。我问他什么原因被打成的右派，他告诉我：“我们可是最早的造反派，早在一九五七年我们就批判旧省委的走资派，这就是我被打成右派的原因。”
到了二十三号不久，我们开始意识到，这批与省无联案有关的人员集中在一块，马上会有一次对省无联一案的判决了。我们互相交换消息证实，所有转到二十三号来的人都在前不久由“拘留”的的状况转为正式被省“人民保卫组”逮捕。尽管“大难当头”，二十三号的人们仍旧迅速重建了他们的娱乐。我们又用纸片和饭粒制作了象棋和朴克。我的棋友经常是刘凤祥。
刘凤祥下棋时告诉我他“拜读过”我的“中国向何处去”，非常欣赏。我告诉他，我目前的政治哲学已与写“中国向何处去”时非常不同。写那篇文章时，我有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我认为民主整体应该是民选的，如果不是民选的，就应该改变。而现在我已完全没有理想主义了。我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我告诉刘凤祥，过去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应该怎样”。今天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最坏的事，最黑暗的历史也许就发生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
晚饭后，人们有的在下棋，有的在打朴克，有的在谈天。刘凤祥坐到我的床边轻言细语地对我说，“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实在是非常残酷，很多知识分子因此信奉一种纯客观主义，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真正的是非善恶，认为这种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文化革命是一种真正的罪恶，这在历史上一定会成为公认的定论，这是客观真理，不是随意性的主观判断所能改变的。”我非常吃惊。他的口气象一位传道者，那么自信，那么认真，与谈天的口气那么不同。尤其是他的政治观点，与他在众人面前所表露出来的完全相反。我当着众人问他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时，他把自己打扮成反对走资派，支持“文革”的“老造反派”，而私下里，他却对文革持彻底否定的态度。
我俩的交谈自那天以后越来越多，偶尔周国辉也参加我们的交谈，但毕健、宋绍文、张家政由于对“右派”怀有戒心，从不参予我们的交谈。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即使到了监狱里也与那些右派分子和“真正的搞反对共产党的政治组织的反革命分子”不同。但我在感情上已仇恨这个社会，我相信在持与当局不同政见和仇恨他们这一点上，我与共产党词典中的“反革命”没有什么两样。刘凤祥也有意保持与张家政的距离。他告诉我，他在劳改、劳教单位已生活过多年，对其中的复杂和黑暗的人事关系已有丰富的经验。他可以根据一个人为人处世的性格，气质及他的背景来判断他是否会成为一个向“干部”密告自己的人。据他分析，张家政一定是会做这种事的人。因为张家政处事时很能理解别人的喜好，很能强制自己去迎合别人。“我早在一九六七年夏天对当时的政治明星就有过一个广泛的评价，我对张家政的评价是‘没有真正的政治头脑，却很能玩弄小小的权术’，刘凤祥用一种政治评论家式的口气说，“你看得出来，他很会在生存竞争中适应环境，这在他体会“干部”迫切需要犯人情报的愿望和克服自己在向当局告密的人格障碍方面都不会有问题。”
十一月一个晴朗的冬日，所有二十三号的人被押上卡车到长沙的东风广场开宣判大会。我们被铐上手铐。被判处死刑的湘江风雷的头头陈本望被上了脚镣(他被关在另一个号子，被控为文革武斗中打死了人)。每人胸前挂了一块大牌子，从牌子上我们可以看到加于自己的罪名和被判刑的刑期，我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十年徒刑”。张家政、周国辉的罪名与我相同，但张的刑期是二十年，周国辉是七年。刘凤祥和其他“省无联”的黑手们除了“现行反革命”罪名外，还有“右派份子”或“国民党残渣余孽”等罪名。他的刑期是十五年。
东风广场是文革中各派政治组织集会的地方，也是当局宣判犯人和组织集会的地方。那次宣判大会，由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织，很多省无联敌对政派的人都去参加了。会场大约有五万多人。我们三十几个被判刑的人被荷枪实弹的军人押着，跪在会场前的一个大台前面，两个军人用手按着一个犯人的头，稍有动弹，军人的枪托，脚就朝我们头上、身上飞来。
我听到对自己的宣判词，除了指陈我写“中国向何处去”一文外，竟指陈“其父于一九五九年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兄、其舅于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其母于文革中‘畏罪自杀’。”作为我从来就仇恨共产党的证据。那天的宣判使我失去了对这个社会的任何信任，这真是一个充满仇恨，歧视，迫害，没有任何公正而言的社会。刘凤祥的判词指陈他插手省无联，鼓吹“走省无联”的道路，并游说省无联头头“上山为匪，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条加诸于他的罪名是在全国串联，组织右派闹翻案。
宣判大会后，我们被军人押解着分乘几辆卡车在长沙全城“游街”。那是文革中判刑的例行程序。市民对省无联充满着同情，不时可以听到人们在为我叹息“真年轻。”，“十年刑，遭孽呢!”更有甚者，几个我过去的同学一直跟着汽车走遍长沙城，表示同情和支持。
回到二十三号，我一心开始盘算自己的未来。我对判刑的第一个反应是希望有机会参加一个反对共产党的政治组织，推翻这个可恶的政权。等我冷静下来，我开始盘算怎样在劳改队越狱逃跑。我心中暗想，如果要逃跑成功，也许我必须下决心学会扒窃的本事。那天夜里，我将自己的心思告诉了刘凤祥。意外的是，他竟反对我的打算。他温和地对我说，“我这是第二次被判刑，一九五七年第一次受到打击时，我的反应与你一样激烈。但是逃跑和刑期对于政治犯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如果政治局势不变，你跑出监狱或满了刑，你的处境一点也不会变好。就象我们三年劳教刑期满了一样，政治迫害和歧视一点也不会比以前少。但是如果政治形势变了，二十年刑期一夜之间就会烟消云散。”深思熟虑的话语不紧不慢地从他那厚厚的嘴唇出来，那沉闷的音调本身对我都有莫大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他顿一顿，继续道，“你这种反应也许反映了你对政治局势的一种绝望。你知道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时的一些动人场面吗?好多知识分子发狂地支持赫鲁晓夫的批斯大林运动，特别是那些三十年代被迫害的人。我相信中国一定会有这一天的，你不相信吗?如果你有这个信心，就用不着策划逃跑了。”
从那天晚上，我对刘凤祥有了一种崇敬，我从心底里爱他。那天我从他口里知道了与他的判词有关的一些事。一九六七年十月，他的确在全国串联组织右派闹翻案。他到北京去找一些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造反派，弄到了一些共产党一九五七年迫害右派的党内文件。他与他的右派朋友们把这些文件抄成大字报，印成传单，到处散发，并动员所有右派起来闹翻案。他们认为省无联是政治倾向与他们最接近的政治组织，于是决定支持省无联。他曾与省无联的头头张玉纲谈过多次，宣传他的政治观点，并提醒张玉纲注意武装斗争的可能性。(这就是判刑中的煽动“上山为匪”)。为了让市民知道右派的观点，他还让右派朋友们把彭德怀一九五九年批评毛泽东的“万言书”抄成大字报，以“反面教材”的名义贴在大街上。一九六七年下半年那段时间，他的很多右派朋友控制了造反派出版的非官方的小报，并利用这些小报为右派翻案。省无联的教师联合会的报纸为长沙有名的右派杨美南翻案就是一个例子。
第二天夜里，我们互相都觉得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深谈到半夜。那是我永世难忘的一堂现代中国政治历史课。刘凤祥从反右运动开始，用他沉着的男低音向我和盘托出他的政见。
“中国现代史上的很多悲剧起源于一九五七年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一九五六年苏联的反斯大林运动揭露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黑暗面，因此由赫鲁晓夫发起了一个社会主义民主的运动。他不但平反了三十年代肃反运动中的冤案，而且在苏联搞了个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希望能避免斯大林肃反的重演。作为国际共运一份子的中国共产党也在中国搞起了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运动，这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运动。毛泽东为发动这个运动作了一个内部报告，这就是后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但是公开发表的文本与最初的内部报告强调的重点完全相反，内容根本不同。听过毛泽东这个报告录音的人都知道这个报告的重点是提倡社会主义民主，企图试一试某种‘自由化’的政策，以此来避免斯大林肃反的重演，毛泽东的初始意图的确是真诚的，并不象他自己后来说的那样：‘放长线钓大鱼’。但他在发起这个大鸣大放运动时错误地估计了一九四九年后的形势和民心。
“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功，使国内出现了安全和繁荣的景象，到处是共产党万岁的声音。但是这是一种表面现象，老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用政治运动治国的方式，对肃反等运动中侵犯人权，对共产党用官僚制度管理学校都很不满。不过这些不满在共产党的强权的压制下没有机会发泄。而毛泽东却以为全国人民是真心拥护他，以为知识分子是真心拥护共产党和这种新制度，根本忘记了自己的威望和权力是建立在一个血腥镇压的暴力基础上。基于这种错误的估计，毛泽东真正想让知识分子来批判共产党和参予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讨论。据说毛泽东决定发起这个运动时，赫鲁晓夫就反对，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搞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化，完全让知识分子自由批评政治一定会出乱子的。毛泽东不听他的劝告，还是搞了大鸣大放。结果不出赫鲁晓夫所料，大鸣大放开始不久，毛泽东发现知识分子根本不是真正拥护他，而且根本就看不起他。这时毛泽东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准备进行镇压。那时赫鲁晓夫又表示过反对，认为既然已经放开让人鸣放，就不能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压制。毛泽东又没有理睬赫鲁晓夫的意见，来了个反右派运动。这个运动使人们再也不敢讲不同意见，这就造成了大跃进中的局面，对一些极其荒谬的事，大家都指鹿为马。象《皇帝的新装》中一样，明明看见皇帝光着屁股，众人却连声称赞皇帝的华丽新装。”
刘凤祥用一种自信的口气象批评一个劣迹的小孩一样批判当时任何人都不敢怀疑的毛泽东。他的态度，更是他的语气，如此动听，我被他深深感动了。他娓娓继续道：
“一九五九年毛泽东的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危机已经表面化，彭德怀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上书毛泽东，举了很多具体的调查材料，希望毛泽东能认识大跃进的错误，结果反被毛泽东打成反党集团。这就使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危机愈演愈烈，最后终于造成一九六零年和一九六一年的大崩溃。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不得不承认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工作中犯了错误，这时过去曾经积极支持过毛泽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倒向赞同彭德怀的观点。毛泽东口头上虽已认错，实际上却对刘少奇等人的倒戈怀恨在心，千方百计企图改变被动局面。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后来又搞学习解放军运动，革命化运动，和社教运动，都是企图削弱和打击在毛彭之争中倒戈和右倾的刘少奇、邓小平。文化革命正是这一努力的继续。”
夜已深，众人已入睡，只有我和刘凤祥坐在床上墙角，他的声音低得只有我听得见。我象在黑夜里看见了光明，聚精会神地听他。在周围充满着无知的政治狂热和被迫害者的麻木和心智脊薄的一九六九年，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危及每个中国人的安全的时代，刘凤祥的这段历史深使我感到一种精神享受。我体会到为什么右派朋友们在称呼他时都故意把“断手”发成“舵手”。特别是他的很多观点与我和程德明的讨论不谋而合，更使人有种人心所向的信心。
我与宋绍文，毕建，张家政已没有什么政治话题可谈，他们虽然是文革中的政治风云人物，但与刘凤祥比较，他们只是糊糊涂涂卷入了一场政治斗争。他们并不懂文革这场变动为什么发生。他们都在忙于准备去劳改队的行装。只有张家政将去监狱，因为他的刑期超过了十五年，这是去劳改队的最长年限。他们看去已完全失去了政治灵魂，变得麻木不仁。
另外一件大家都关注的事是临去劳改队之前与家人的一次见面。我们被关押都已近两年，两年来被禁止与家人见面，但在被判刑后，有一次机会与家人见面。宋绍文的老母将来看他，他再三嘱咐母亲给他带一只做好的熟鸡来吃。两年的拘留已使他从一个有大肚子的胖子变成一个瘦得眼睛陷进去的人。他文革前是位拿高薪的剧作家，文革初被打成反革命，于是参加造反派要求当局给他平反，最后卷入“省无联”。他母亲来的那天带来了一锅鸡，但被徐络腮拒绝，宋绍文只能看着她把一锅香喷喷的鸡又带回去。更糟糕的是他母亲告诉他一个令人伤心的消息，他的美丽的爱妻梁契已提出与他离婚，并将他一辈子的上万元存款全部取走。梁契是长沙文艺界演员中有名的美女，毛泽东来长沙时都专门要她陪舞。宋绍文造反时，梁契一直与他在一起。这次宋绍文被判十五年刑，她终于与他反目。他觉得离婚可以理解，但将他的存款全部占有，却使他大感意外。那个时期，社会是不会保护“反革命份子”的财产的，政府不但鼓励反革命份子的配偶与之离婚，而且鼓励家属、子女从政治经济上与反革命“划清界限”。每天家属见面都有一些类似的伤心事，不少人红着眼圈，流着泪回到号子里。
我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不能来看我。刘凤祥知道我父亲，他支持我父亲一九五九年对大跃进的批评。我告诉他，我在文化革命中与父母的政治观点不相同。我在六七年初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冲击共产党官僚时亲自经历了市民对省委官僚的冲击。我发觉市民对包括我父母在内的党官僚的不满是由于文革前他们对平民的压迫造成的。我家的保姆文革前对我父母很尊敬，但文革中，他们却造了父母的反。我曾经向她了解她对父母的看法，她表示了对造反的支持，一点也不同情我父母的处境。那天我和刘凤祥坐在他的床角一边下棋一边谈着我的父母。他用一种武断的口气说：“儿子绝不会真正反对父亲的。”我问他“这是你对中国人父子关系的看法，还是适用于全世界?”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停止了走棋，全神注视我说：“问题是你父亲的政治观点是对的，你参加造反也是对的，微妙就在这儿。”我大惑不解。他慢慢解释道：“毛泽东在文革中很巧妙地利用了‘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走资派’，及平民之间的冲突。一九六六年十月毛泽东、林彪提出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后，支持出身不好和政治背景不好的平民和受过当局迫害的人起来造刘少奇、邓小平派的官僚的反。很多‘右派’，‘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都打着批刘少奇、邓小平路线的招牌起来造反。而当时在朝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派的保守派为了表示自己的正统，都采取压制迫害这些‘右派’，‘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和知识分子的态度。这就形成了在朝的右派和在野的右派之间的激烈冲突。前者打着毛泽东反对右派的招牌迫害在野的右派，而后者打着改造走资派的招牌反对在朝的右派，毛泽东在文革中重新将政治权力从党内保守派手中夺来就利用了这个在朝右派与在野右派之间的‘历史误会’。”
刘凤祥曾在农场、工厂劳教。他入狱前在长沙一间劳改工厂“新生开关厂”当图书管理员。他劳动教养三年期满后就一直留在那个工厂。他告诉我，在他的右派朋友之间，文化革命开始后就在争论应该支持造反派还是应该支持保守派。从经济文化政策方面而言，他们喜欢周恩来，但从对当权派迫害右派的态度而言，他们喜欢造反派。最后大多数右派份子在文化革命中多是站在造反派的立场上闹翻案和反对当权的官僚。
“我和我的朋友从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到一九六七年中一直没有直接卷入文革。直到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份，我们认为军队介入文革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冲突逐步转为林彪与周恩来的冲突。特别是刘少奇垮台后，毛泽东与林彪的利益冲突。周恩来这人的个性是绝不会搞政变的，他象中国历史上周朝的周公旦，即使有政变的机会，他也不会夺毛泽东的权。但林彪的性格却相反，他是个喜欢出奇制胜的人。刘少奇倒了后，所谓‘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毛泽东树林彪是为了打击刘少奇，刘少奇一垮，毛泽东的主要危险就是林彪了。”
我听他这么一说，大感诧异。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这已写在中共九大的党章中，全国人手一本的毛语录中全有林彪的前言，毛泽东与林彪公开破裂实在是常人当时难以想象的事。但是刘凤祥那自信的语调使我完全信服了他的判断。他继续道：“正是估计到林彪毛泽东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我判断文革可能导致重大政治变动，我们才决定卷入文化革命，支持造反派。”
我们被判刑后一个月，长沙又开了一次宣判大会。那天早上我们从前窗看到左家塘看守所中间的空坪中站着将被判刑的人。他们被押出看守所后，判刑的布告由徐络腮分发到所有号子。陈三才接过布告在那里大声念判词。我凑过去看，头条竟是张九龙的判决书。张被以反革命集团罪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与他同案的有将近十人被判了刑，其中毛治安和王士坤的名字我已从张九龙的口中听熟了。
刘凤祥听说我认识张九龙，马上问我张的案情，看似他对“反革命集团”案极有兴趣。我尽我所知将张九龙的情况告诉了他，他非常有兴趣地问及一些细节，特别是张九龙对古巴人格瓦拉式的游击战争的观点，以及张九龙对秘密政治组织的经验。看得出来，刘凤祥对地下政党活动极有兴趣，并已经对这类事情想过很多次了。
又一次棋局，我俩都没把心思放在下棋上，他在自言自语似地谈地下政治活动的可能性。“用我这样的效率向你讲解我的政治观点，我十年内顶多能说服一千人。用这种效率来反对共产党实在是太低。而共产党控制着所有电台，报纸，印刷出版机构，如果没有文革中造反派自己掌握一些宣传工具的机会，要想将足够的群众卷入我们的政治活动实在是不可能。”
我问他，“那武装反抗现政权可行吗?”
“如果毛林不发生冲突，”刘凤祥沉着自信的样子，听去象一个精于算计的赌徒正准备下大赌注一样，“任何武装斗争都不可能。这是因为在铁路运兵和公路运兵的条件下，当局能在短时期内集中大量兵力。正象一九六二年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时，共产党依靠铁路在极短时间内在福建沿海集中了大量兵力。这种迅速集中兵力的能力使武昌起义式的武装暴力根本不可能成功。”
“那张九龙这类地下政治活动会有机会成功吗?”我背靠着墙。我那时对积极的政治反抗极为神往。“孤苦无告，树党树诉”代表了我当时的心态。
刘凤祥慢慢把一个过河卒向左边移动一步，“在目前中国的条件下要搞地下政党活动而不被破获，几乎是不可能的。”
有人坐过来看我们下棋，我们这种有杀头危险的谈话就此中止了。想不到我们在左家塘再没有机会深谈这个题目，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被押送到岳阳洞庭湖中的一个小岛上去了。
建新农场
过了元旦，我们一共三十多犯人就被一位狱吏和一个班的士兵押送到离长沙二三百里的岳阳建新劳改农场。两个人共戴一付手铐，每人的一只手铐在铐子的一端。我们背着自己的行李由军人押着步行半个多小时到达火车站。沿途人们都用好奇和鄙视的目光盯着看这群光头、瘦削、苍白和穿着破烂的犯人。那种人格受辱、遭受迫害的感觉真使人伤感不已。特别是那些漂亮的姑娘们用鄙视的目光看我们这些正当恋爱年龄的男人，更使人伤心不已。周围的人穿着漂亮(尽管与八十年代相比是太单调了)，肤色健康。外界的景观与我们看了近两年的监房相比真是天堂与地狱的对照，我当时那种对不被社会所容的处境的悲愤感，真是不能用笔墨形容。
我和刘凤祥共一付手铐。我们被押上普通客车时，刘凤祥看着同行的犯人，轻声对我说：“革命死了，革命万岁!”我记起这是马克思在“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一文中对法国巴黎公社失败的一句评论。我心中想，刘凤祥心目中的文化革命中的造反运动与官方的文化革命是多么不相同啊。他要把这个造反引向反对毛泽东的路线，而且他对这个“革命”仍寄于深厚的期望。
客车到岳阳后，我们被押到轮船码头。等船时，押送我们的士兵闲得无聊，向我们扔石子取乐。他们看着哪个犯人不顺眼，就从地上拣起一个石子扔过来，有的正打在犯人的头上，他们就开心地笑了，并厉声道：“老实点，别乱动。”所有的犯人都敢怒不敢言。刘凤祥轻声对我说：“骄兵必败”。这是“孙子兵法”上的一句名言。但我感觉到刘凤祥在说这话时似乎已对武装斗争的可能性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一路上，我都在情不自禁地观察逃跑的可能性，尽管刘凤祥向我发表他对逃跑问题的看法后，我已放弃了逃跑的打算。
我们到达建新农场十大队时，正是春节前的隆冬时节。建新农场是洞庭湖中的一条湖洲，四面都是一望无际的湖水。我们踏上这片湖洲后不久就开始看到零散的劳改犯人，衣服破烂。湖洲上一片荒芜景象，没有任何永久性建筑。我们三十多人被押解在那荒原上走了十来分钟，刘凤祥又在轻声对我说：“毛泽东在把我们带向死亡!”我知道他不是在说这次旅行，他是在谈政治。他的话音淹没在沙沙的脚步声和叮啷的手铐声中。
我们终于看到了目的地。那是一排临时用圆木和芦苇搭起的大棚。大棚里几乎没有人，犯人们出工修堤去了。但有少数犯人在棚里，他们背上印着黄色油漆字“劳改”，裤子前膝也印着同样的大字。一位脚着雨靴，手持木棍的干部接受了我们这批犯人，他看去目光凶狠，用傲慢和敌意的眼神逐个审视我们。我的第一印象是到了书上所说的“奴隶社会”。人们的穿着、态度、周围的环境是如此不同于我们曾经生活过的那个社会。
我们到达十大队时，是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十队下面分为三个中队，每个中队住在一个长约三十米的大工棚里，用粗木头和芦苇搭成。里面用木料做成两排两层通铺，我们被指定了通铺中的一块地方作为安宿之处。通铺中间是犯人的行李、箱子。没有窗子，光线只能从几个开着的门中射入。我和周国辉、毕健、刘凤祥、宋绍文被分在一个组。那天傍晚，我们看到犯人下工回来，荒凉的湖滩上，犯人的队伍，远看去象一条灰色的长龙。远处突然一群野鸭飞起，只听到扑啦扑啦的声音，天马上暗下来，头上是一片黑压压的野鸭，煽翅膀的声音使对面说话都听不见。犯人们疲惫不堪，棉衣棉裤上都露出破口，棉花显露在外面。蓝色、灰色的衣服上印满了劳改字样。犯人旁边跟着手执木棍的干部，一个个神气凶狠。远处有个干部扬手用手中的棍子在敲打一个犯人。
这天夜里我们才知道，这里是建新农场的外湖，夏天这里是一片湖水，冬天水退去成了一片湖洲。这个农场在春天湖水淹没这片湖洲前修筑起大堤，把这片湖洲开垦成八、九、十三个新的大队，共能容纳五六千犯人(一个队一、二千人)。我们右边驻着另外九个大队参加修堤的犯人。全农场的精壮劳力都集中在这里。
第二天早晨四点半，一截铁轨做成的“钟”就被敲响，周围还是一片黑暗。这是命令犯人起床的钟声。工棚里的煤气灯被点亮了。在那昏暗的灯光下，只见奇形怪状的人影在晃动。互不相识、操着湖南几十个县的不同口音的人在争抢洗脸水和饭菜。每个中队由十几个组组成，每个组二十多人，每天一组有一个人负责到犯人的伙房挑水担饭。饭用铝制的盆子放在蒸笼中蒸好，菜用一个大水桶装着。饭菜从伙房挑回小组后，犯人们各人拿出自备的菜盆，放在地上，让值日的犯人分配菜。不时从邻组传来犯人的菜分得不匀而发生的争吵。
“娘卖麻匹的!老子今天走狗屎运。又偷到我头上来了。”一阵叫骂声从伙房那边传来。这叫骂声混在盆碗的碰撞声，尖锐刺耳。我问一位老犯人发生了什么事。一个衡阳腔的声音说：“天天早上都有‘要不得的下家’，在伙房门口趁天黑把刚从伙房发出的箩筐里偷走一钵饭”。
说话间，值班犯人弄来了桶热水，犯人一涌而上争抢热水，我们新犯人动作稍慢点，桶中的热水已被抢光。我们只好用干毛巾抹脸。周围响着湖南九十几个县的方音，菜盆丢在地上的哐啷声，叫骂声，特别是混合着低级草烟味和汗臭的气味，使我特别难受。我真觉得是到了奴隶社会。刘凤祥好象看出了我的困惑，轻声对我说：“你以前没在社会下层生活过，一九五九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整个中国的农村社会都是这个样子，甚至更糟糕。”他的话提醒了我，我只会将我过去生活的那个优裕的上层社会与劳改队比较，却不会将中国其它社会角落与劳改队比较。
天亮之前，犯人们就都已吃好饭，排成长长的队伍上堤了。我们开始劳动后天才蒙蒙亮，一望无际的湖滩上在这隆冬已看不到一点水。遥远的湖水对面据说就是洞庭湖的对岸，我们可以依稀看见对面围湖堤坝的影子。头上不时响起大雁和野鸭的凄凉叫声。我们的工作是用簸箕将泥土从一百米外的地方肩挑到新划好的堤基，随堤的升高，向堤脚移近取土处。每把堤面抬高一公尺左右，就用履带拖拉机压一遍。每个中队的小组分成甲、乙、丙三个等级，甲等组平均每人每天要挑运四个土方，乙等组每天的定额是三立方米，丙等组是老弱组，平均每天要完成二方。我们因为刚从看守所出来，体质虚弱，被分配在丙等组。
这个中队的一个矮个带班的干部，拄着木棍老站在我们这几个新犯人旁边。他认出刘凤祥和几位右派，看来看去，然后问刘凤祥：“你这是二进宫吧?”他的目光阴森，语气冰冷而得意，使人不由得毛骨悚然。我猜刘凤祥、陈三才等右派一九五七年劳教时，大概就曾经在这位干部的管制下。据刘凤祥告诉我，一九五七年公检法对右派是公事公办，没有很多个人的利害冲突。但是文化革命中很多右派都参加了造反派，与公检法发生过正面冲突，特别一九六七年夏天保守派失势，造反派得势时，右派中不少人找公检法“算过帐”，批判他们并要求他们为右派平反。因此公检法与右派在文革中结成世仇。很多人对对方有直接的个人仇恨。
刘凤祥是个残废人，右手齐根没有了。这个带班干部向他怒喝道：“不要象指路牌一样站在那里，给我去挑土!”刘凤祥摇摇空洞的右袖管，表示无法服从他的命令。这个干部走过来扬起手中的木棍就朝刘凤祥劈头打下来。刘凤祥用左手护着头仍然一动不动。这个干部命令旁边一位犯人用锄头装满一担土，然后亲自动手，将这担土往刘凤祥肩上放。刘凤祥让他将扁担放在他肩上，然后顺势让扁担从肩上滑下来。周围是生荒土地的气息，人与人的关系是如此野蛮残酷，头上是荒凉的大雁叫声，使人真象回到了远古秦始皇修长城的年代。在刘凤祥的坚决拒绝下，干部终于让步了，命令他“滚”去修理破烂簸箕。
完不成任务的小组被处罚加班到天黑。在这种惩罚的威胁下，所有犯人都努力争取提早完成任务，很多组都在下午四点钟左右完成任务回工棚去了。
回工棚的路上，我才看清了这片湖洲。地上(夏天是湖底)是一片丝茅草，犯人的足迹踏出两条土路。我已把老刘视为可敬的导师，我们在回工棚的路上，他教我分析中国的经济形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点主要在大型工业全套设备的投资建设方面，所以你看这类经济时，首先要看大型工业项目完成的情况。第一个五年计划，一百五十六项主要工业项目按期建成投产，这就很快打下了基础。一九五八年后，大量工业工程项目半途而废，不能完工投产，这就造成了很大的危机。”我们每天能看到一两天前的湖南日报，报纸上当局的政策宣传往往成为刘凤祥攻击的目标。那天的报纸正在鼓吹工程建设中要“土法上马，边设计，边建设，边生产，反对‘大、洋、全’”。老刘(我那时这样称呼他)就告诉我，“毛泽东的这种政策使很多工程设计质量差，施工后发现必须重新设计，返工。技术设备也非常落后，规模小，成本高，浪费很多人力物力。”
他极力批评毛泽东当时所鼓吹的：各省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每省甚至每县都自己建造供应本地的化肥厂，钢铁厂，机械厂。他说：“苏联计划经济的长处之一就是全面计划区域的专业化，设计一些大规模的专业化定点企业，向全国供应专业化产品，毛泽东的这种政策完全是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思想。”
那天晚上，全大队召开批判逃跑犯的大会。一个前两天逃跑被抓回的犯人戴着脚镣受批判。那次会后我才知道，这里平均每周都有人逃跑，偶尔也有成功地逃走的人。大多数被抓回的逃犯都被戴上脚镣，仍被强迫劳动。我这才明白，早上的嘈杂声中那热闹的叮啷声是逃犯脚上的铁镣声。
第二天下午，我们正在挑土。一排排挑着盛满泥土的簸箕的犯人从一条临时修成的吐露上往堤上爬，肩上挑着空簸箕的犯人从土路两侧走回盛土的地方。用锄头将土装进簸箕是较轻松的工作，犯人们轮流做这个工作。忽然远处响起铜锣声，我抬眼望去，一个被五花大绑的犯人背上插着一个长牌子，牌子上写着“逃跑犯XXX”。
一个干部和另一个值班犯人牵着他敲着锣在大堤上游行。周围的犯人小声说，“又是一个背时鬼”。我们的小组长说：“他是中午回伙房挑饭时逃跑的。”
我们中饭在大堤上吃，寒风刺骨的露天里吃中饭，真不是滋味。但中午回伙房挑饭的犯人却多了一个逃跑的机会。
这天收工回工棚的路上，刘凤祥告诉我，一九五七年赫鲁晓夫“社会主义民主化”的风刮到中国时，劳改、劳教农场开始取削剃光头、在犯人衣服上写“劳改”字样的做法，犯人开始有每月两元零用钱。文革中两元零用钱被减到一元五角，剃光头、写“劳改”字和打人的做法又恢复了。我说，怪不得有些老犯人都说文革前刘少奇当政时，劳改犯人的日子好过得多。那是一位原来是渔业专家的老犯人对我说的，文革前他去劳改队，仍在干他的渔业专行，管理几个大渔池，文革后他也被送来干修堤的苦力活。老刘不以为然道：“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是左得可爱的人物。他们那时号召每个共产党做党的驯服工具，那种窒息人的创造性的味道，甚至不如文革中毛泽东鼓励人们造反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毛泽东文革中做的坏事比刘少奇更多，所以人们两害择其轻，大家现代都同情刘少奇”。
老刘的这段话令我十分吃惊，因为他所有对毛泽东的批评都象是对刘少奇观点的间接支持。他也曾表现出对周恩来、邓小平的好感。然而我那天才发觉，他对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的好感却是有极大保留的(“两害择其轻”)。
那天我们刚回到工棚，值班犯人就把刘凤祥叫去，说干部找他有事。
晚饭时，刘凤祥带着一大包东西回到工棚。坐在我们那个通铺的角落，他把他的妻子张铁军带给他的一些罐头食品拿出来与我们这几个“省无联”案子的朋友分享。那天晚上，老刘给我讲了他的妻子的故事。
刘凤祥是在国民党时代受的高等教育。共产党军队打败国民党军队后，接管大片国民党区的政权需要很多知识分子，共产党采取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很多青年学生参加共产党，马上做了县长、局长。刘凤祥就在那时参加了共产党，一九五零年才二十来岁就当上了浏阳县县长，当地建设报的总编辑。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后在工厂劳动教养，一次工伤事故中右肢被机器截断。在医院治疗时，为他治病的女医生张铁军被刘凤祥在治疗中表现的刚强坚毅的男子汉气所吸引。张铁军完全接受了刘凤祥的政治观点，为他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智慧所感动。文化革命开始后，张铁军被当权派打成黑鬼，受到批判。她一度丧失人身自由。刘凤祥支持张铁军的同事上北京告状。这位同事在北京将张铁军的申诉材料交给中央文革。
这些材料被转到陈伯达(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族长)手中，陈伯达当时正执行毛泽东的新政策，支持被当权派打成反革命的群众起来造反。陈伯达亲自在张铁军的申诉材料上批示要求地方官僚为她平反。这个批示给长沙被当权派打成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很大鼓舞。张铁军恢复自由后，成了刘凤祥政治活动的助手。刘凤祥组织右派闹事翻案和鼓动造反派反对当局的活动被公检法注意后，刘凤祥告诉张铁军他随时可能被拘留。张铁军马上要求刘凤祥与她办理结婚登记，否则，刘凤祥入狱后，她无法与他合法地保持联络。他们就在刘凤祥被拘留前夕结了婚。刘凤祥被拘留在公安厅看守所的近两年中，张铁军以妻子的身份每月送东西和通讯。一听说刘凤祥被判刑，她就搬到离劳改农场较近的刘凤祥的母亲家，并买了大批物资，赶到建新农场来看他。
听了她的故事，我不由得想起宋绍文和很多人的妻子一听到丈夫判刑的消息马上离婚的故事。如果妻子不离婚，子女不与“反革命父亲”划清界限，他们就会受到当局和社会的政治歧视，找工作，升学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刘凤祥妻子的故事成了犯人中的珍世奇闻。尤其在政治犯人中，她成了一位备受崇敬的圣人。
刘凤祥还告诉我，他告诉张铁军“杨曦光与我们在一块”，张铁军听了后很高兴，要他向我问好。从刘凤祥告诉我这个消息的话语，我感觉到，他很喜欢我，他把我当成一位在我们这代人中有影响有思想的政治人物来看待。
每天晚上，我都累得不想干任何事。据刘凤祥说，劳改队的干部最喜欢用沉重的劳动来折磨犯人，这样政治犯就再没有精力来想政治问题。所以每年冬天农闲季节，他们都要找类似修堤的工作来让犯人做。但是，我在十队的一个月却和刘凤祥讨论了不少政治问题，我们的讨论大多是在收工和出工的路上。老刘告诉我，我们很快就会分手，农场当局不会让这些同案的政治犯在一个大队，那一定是当局有意安插了特务在其中，好利用同案犯之间的交流收集他们需要的情报。文化革命使劳改的管理比以前混乱，所以我们这些同案犯才有机会平安地在一块呆一两个月。
正如刘凤祥所料，一个月后，我被调到内湖三大队去了。其他省无联一案的犯人也先后被分散到各个大队。周国辉去了一大队，毕健去了五大队，刘凤祥仍在十大队。
三月份，建新农场开了一次宣判大会，是在三大队附近的大堤的闸口上开的。这个闸口是经常宣判处死在劳改队继续反抗的犯人的地方。那个宣判大会上，干部们宣布中共“一打三反”运动的决定，要“严厉打击反革命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和其他刑事犯罪活动”。林彪下令杀一批反革命，林彪的“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的指示也被当做标语贴在会场上。那次宣判大会当场枪杀了五个犯人，其中有多次逃跑的犯人，有在劳改队继续攻击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政治犯。政治犯看到这几个案例都恐怖万分，因为被处死的罪名都是针对思想言论，而非任何具体行动。
四月初的一个晴朗的早晨，我被干部叫出去。两个军人在三大队的办公室等我，他们自称是省革命委员会人保组的人，要把我押回长沙，因为“一打三反运动”需要重新调查省无联的“罪行”。我感觉到这次运动是针对各种当局的政敌的，我这次回去“凶多吉少”。
我们坐船来到岳阳，在岳阳停留了一个晚上。我被关进岳阳市公安局看守所。从船码头到看守所的路上，我就看到街上贴满了强烈要求当局镇压“民愤极大的反革命份子”的标语。突然我看清了标语上列有这样几个“反革命份子”的名字“雷特超、刘凤祥”。我不由得大吃一惊，我知道雷特超是和刘凤祥一块被打成右派的原省公安厅的一个干部，他们一块劳改，又一块在文革中被逮捕。
我怀着紧张和充满疑问的心情进了岳阳市看守所，我急切希望知道刘凤祥出了什么事。我被关进一个四五米长，三米宽的房子，挤着三十多人，地板上夜里扑满了床垫，人们躺下后，再没有插足之处。很多人是刚被判处徒刑等待押送到监狱或劳改队去。一个满脸沮丧和愤愤不满的青年告诉我，这次大规模镇压是保守派与军人联合起来向造反派的报复。他是个拖平板车的工人，家庭出身不好，文化革命中造了街道派出所的反，因为派出所总是歧视他的家庭。这次一打三反运动，这些共产党的骨干(他们文革都是保守派)兴高采烈，一夜之间就把他“攻击诬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罪行”的材料整好，与公安局军管会一起一天之内完成了逮捕判刑的整个程序。他被判处二十年徒刑。保守派抓人判刑效率之高，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他告诉我，批准杀人的权力已从中央最高法院下放到省级公检法军管会和人保组，很多人已被处死，很多文革中的造反派都被判了十几、二十年的重刑。
我听到那些消息，发觉自己正在经历一次重要的政变，有点象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清洗所有激进派一样。看样子毛泽东和林彪已从支持造反派转为支持保守派，彻底镇压造反的市民了。我向周围的人打听雷特超、刘凤祥的情况。一位中年人告诉我，雷特超、刘凤祥等四人已被以组织反革命组织的罪名被执行死刑。我忙问判决书有什么内容。有人告诉我，布告上说雷特超、刘凤祥为首组织反革命组织“中国劳动党”，煽动上山为匪，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对我无异于听到一声晴天霹雳，一阵悲痛从我心中涌起，我问苍天，为什么这么优秀的政治家，这么正直的人却被残酷地杀害?最可悲的是，当局象是在干一件暗杀的勾当，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刘凤祥的政治观点，甚至不知道他是谁。
另一件使我震惊的事是，我和刘凤祥在一块相处时，我从未听到他讲过“中国劳动党”，但我又隐约感到我们之间有种强烈的冲动，总考虑地下反对政党的可能性。但我从他嘴中得到的信息是冲突的，有时他看去已在考虑地下政党活动的现实性，但有时他又对这种政党活动的可行性持完全否定的看法。记得有次他告诉我，共产党的组织可以利用人类更迭来消灭政敌在历史上的痕迹。例如，即使在国共两党冲突中是共产党无理，但对国民党从不了解的年青人从小就根本没有国民党的教育，年轻一辈长大后，他们之间的人事关系就根本没有国民党的根基了。同样的道理，即使右派一九五七年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是新起的一代从小受反右派的教育，将来他们也可能完全否定右派。所以将来政治变动的希望完全是在共产党上层内部的冲突。从刘凤祥这些观点，我不能判断究竟是他早已从事政党活动，只是瞒着我，还是对他的判决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政治迫害。如果是前一种情形，我和刘凤祥相处的两个月中，我已开始卷入这个“中国劳动党”的活动，说不定刘凤祥正在把我发展为这个反对党的成员。我感到一种接触到一个可怕的杀头罪的边缘的紧张和恐惧。我下定决心，在后半生中，我一定要搞清刘凤祥被杀这件事的真相。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刘凤祥象张九龙(他也是在这个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杀的)一样，是他们那一代右派知识分子的精华和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代表了这一代人中积极反抗共产党政治迫害的努力，他们的死给这种积极的努力打了个句号。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页，他们不能消失在黑暗中。
另一个我脑中的疑问是，如果刘凤祥真的组织了地下政党，那是谁出卖的刘凤祥?这个问题自然与刘凤祥讲过多次的共产党政权下地下政党发展的可行性问题有关。我看到和听到至少有数百件被共产党判处死刑的反革命组织(地下政党)案件，但刘凤祥案件是我最靠近，几乎是卷入其中的一个，我爱刘凤祥，把他当成我的父、兄。 那天夜里，我彻夜难眠，泪珠在眼睛里滚动。我想起我的哥哥、我的舅舅、我的父亲、母亲。我哥哥与刘凤祥同时被打成右派，他是因为与一个大资本家的女儿恋爱，受到共产党组织的干涉。他那时是位共青团员，而共青团员在五十年代恋爱是要团组织批准的。他所在的天津医学院的党组织不准他与资本家的女儿恋爱，因此他在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中贴了张大字报，说共产党社会没有恋爱自由。自然他很快成了右派。我的舅舅与刘凤祥一样，曾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与刘凤祥同时被划为右派。他与刘凤祥曾一起劳教。一九六一年，他劳教期满后曾来过我家。当时他与我母亲谈到一九五九年，一口咬定共产党一九五九年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我想到我父亲，一九五七年曾反对我舅舅的观点，五九年他自己也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反对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那时我妈妈劝我父亲改变观点，但到了一九六二年，我母亲已经完全赞同我父亲的观点，认为共产党一九五九年犯了左倾的错误。到了文革，我母亲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遭到批判。国家的情况却一天比一天糟糕。想起刘凤祥那句话：“毛泽东把我们带向死亡!”这真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更重要的是，刘凤祥让我理解了我母亲、我父亲、我舅舅和我哥哥。也使我理解了自己在文革中造反与他们遭殃的关系。刘凤祥在我心目中真是联接这几代人的一个关键人物。
我在去长沙的火车上禁不住在想刘凤祥，我不敢想象他临死前是怎样面对共产党的枪口的，我不敢想象他的母亲，他的爱妻张铁军是怎样收埋他的尸体的。
一到长沙，一辆吉普车把我押到长沙东北郊火车北站附近的六栋里，那是省公安厅看守所，国民党时代的模范监狱。旁边有一个劳改工厂—新生绸厂，专门纺织绸布和印刷粮票。我在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时期，因为支持湘江风雷，被关押在这里一个多月。这次“二进宫”，我心中特别凄凉。
我到达六栋里后的第三天，省人保组专案组的陈苓梅和其他两个干部提审我。陈苓梅厉声对我说，“这次把你叫回来，是让你交代问题，彻底交代你们一伙在文革中的罪行。你知道刘凤祥吧?他是操纵省无联的反革命黑手，我们把他杀了!”他特别加重了“杀了”这两个字的语气。
我看着他那杀气腾腾的脸神，感到一种极端的仇恨。我在心理说，“就是你杀了他!如果这个世界还有正义，还有真理，总有一天，你会为此受到审判的!”苍天似乎有眼，几年后，陈苓梅，这个省无联专案组的主要负责人不等正义来审判他，就得癌症，在痛苦中死去了。我是从周国辉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那天我们在建新农场三大队的外湖相遇，他在一大队劳改。我们匆匆交换了各自知道的一些新消息，在刺骨的寒风中交换了围巾留作纪念。
宾师傅
我差一点杀死宾师傅，我后来的好朋友。
我从建新农场被“人保组”押回湖南省公安厅看守所后，与宾兰庭师傅同住一个号子。文革“二月逆流”时我因支持湘江风雷被保守派抓起来坐过牢，正好就是关在这个公安厅看守所。四年后重进这个看守所，心情特别凄凉。四年前，我和被关的造反派的朋友相信不久就会平反，我们在监狱里绝食抗议，要求与当局谈判，不到一个半月，我们就被释放了。
而这次，我是被毛泽东、康生、江青、周恩来等人亲自点名以反革命罪被判十年徒刑的囚犯。我回长沙的路上，看到到处都贴着林彪的口号：“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到处都是判死刑立即执行的布告，上面名字划满了代表己执行死刑的红叉叉。刘凤祥已被杀害，而党团员还贴出了“强烈要求人民政府镇压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杨曦光、张家政”的标语。我坐在送我去公安厅看守所的车上看到这幅标语时，第一次感到死的恐怖。我想起了一九五零年代初的镇反运动，那时很多国民党的地方官员和地方绅士就是当局根据这类呼吁，以“民愤极大”为由，不经任何法律程序而执行死刑的。
一走进阴森可怖的“模范监狱”，我就听到死刑镣“叮铛叮铛”的响声。那响声时时提醒周围的人，有同类正在清醒地、不可抗拒地等待着自己的死亡。
我一走进十三号，就看到靠窗的木床上一位白发老人坐在被窝里。这个木床占了整个房间的一半，大概可躺三、四个人的面积。后来我知道他叫宾兰庭。我对他的第一个反映，是想到他可能是当局派来监视我的。因为我当时怀疑自己也会马上被判死刑，在人世间的日子已不久了。而监狱当局总是把死刑犯与其他犯人隔绝开来，并派一个他们较信任的犯人去监督他，以免他自杀或出其他意外。
宾兰庭从床上爬起来给我让铺位时，我才发现他个子矮小。他脸型长，看去很古怪，是那种比较难看的中国人。他脸上是那种典型的世故中国人有意装出的麻木表情，看去似乎呆滞，实际上却使人感到脸后有脸，后面的脸一定是一种复杂、警觉和提防的表情。他的穿着不象工人，不象干部，而象闹市区的市民，这类人的背景最为复杂。我由于有种“临死前的偏见”，对周围一切安排都会猜疑为与自己的死刑有关，所以对宾兰庭没一点好印象。
安顿好铺盖后，我躺在床上回想起自己短短的一生，少年时代一些美好的景象，甚至歌声、气味都浮现在我脑海中，在死亡的威胁面前，我产生一种对世界的美好印象，我强烈地希望活下去。人间的一切，哪怕是痛苦都那么值得留恋。 第二天，人保组那个最可恨的陈苓梅杀气腾腾地告诉我：“我们把你调回长沙是要你进一步交代你和你的同伙的罪行。今后你不能与家属直接通讯，你需要什么，告诉我们，由我们转告你的家属。”
我深感自己处境的危险，以前，每月家属都能给我送一次东西，我每月可给家里写次信。到劳改农场后，我被告知，家属每年可与我见一次面。我基本上每月都收到家里的一封信。但到此地后，这种通讯完全被切断了。而且我被与其他犯人隔绝，只受一人监视，看来把他们所要的信息都拿到手后，我就会被处死。我已碰到很多”罪行”比我轻的人被处死，开始懂得对于中国的政治罪而言，真是“提起千斤，放下四两”。同样的案子，可判刑也可释放，完全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如果政治局势不稳，当局要借政治犯的人头来“杀鸡儆猴”，那我这种大胆向现政局和官方意识形态挑战的人完全够资格判死刑。
回到监房，我开始认真考虑如何对付将临的灾难。第一个念头就是趁未钉死镣前越狱逃跑。我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设想逃跑的计划，利用每次提审的机会仔细考察环境。我曾设想弄弯或锉断后墙铁窗上的铁栏杆，但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工具。最后我决定从天花板上破洞逃跑。我相信我能从号子后墙的铁窗上爬上天花板，然后通过屋顶爬到院子里，再设法越过院墙。这个计划最大的障碍自然是宾兰庭。最好是有麻醉药能使他有几个小时不能干预我。如果真要打死他，声响可能就会惊动看守的士兵。我想到有的塑料有毒性，是否能用弄碎的塑料对他下毒。
局势的急剧变化才使我这些可怕的念头消逝。长沙当局开了两次大的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包括我最好的朋友刘凤祥)。四月的一天我又听到广播，通知市民第二天在东风广场开审判大会，这个大会将判处六十多名反革命分子(政治犯)死刑。模范监狱处于长沙北部郊区，旁边有汽车电气厂、体育馆、东风广场、长沙铁路货运北站，以及一个生产绸缎和印刷粮票的劳改工厂(名为“新生绸厂”)。当时每个单位都有高音喇叭，我们经常能听到这些单位高音喇叭中通知的一些重要事项的有线广播。国民党时代，这里是郊区，四九年以后才变成城区。四人帮垮台后，这个监狱被改为居民居住区，大概是当局认为此处太靠近闹市区，监禁不太安全的缘故。
但是第二天一早，我没有听到死镣的声音，一切都有点反常。往常，宣判大会那天清早五点钟，看守所就是一片死镣声。看守们忙着把“死镣”换成“死绑”，准备执行死刑。将近九点钟，外面的有线广播突然宣布，宣判大会被取消了。不久，一个与刘凤祥同案、那天早上将被执行的“劳动党”成员从后窗“打电话”给我，他的死刑被改为十五年徒刑。中共中央一打三反运动中将批准死刑的权限下放到省一级，所以很短时间内地方的保守派与地方当局配合，利用这个机会迅速行动，杀了很多政治犯。但在那次后来被取消的宣判大会的前夜，中共中央突然把杀人审批权收回北京。这样大批政治犯才免于一死。我想可能中共中央发觉地方当局已迅速将杀人面扩大到他们发动的“杀人游戏”不需要的程度。
这时我才松了口气，至少肯定死的危险已暂时过去了。那时我与宾兰庭的深厚友谊已开始发展起来，渐渐地我作出判断，他并不是当局派来监视我的人，而是偶然与我关在一起而已。
宾兰庭有很多我们年轻人看不惯的怪癖。他每天总要打十几次嗝，每天要做一次功，做气功时也要打嗝。他的嗝长而粗，像要把整个胃都吐出来一样。嗝首先从胃到嘴，嘴慢慢鼓起，很久嘴巴才张开，长长地吐出一口胃气。我真不懂这究竟是气功的一部分还是一种胃病。
大概是因为年近六十的缘故，他的屁极多，而且每次打屁，他要轻轻抬起屁股，让那个大大的屁从屁眼冲出来。
每天我和他都做两次操，我是做新式的体操，他做老式的气功。早上一次，午睡后一次。
我教他怎样用纸和饭做象棋，于是下棋成了我们的经常娱乐。他很少下赢我，但他极有耐心，很少输气。他发脾气时，眉头微皱，保持着说理的语调，像个小有脾气的孩子。
他对历史极有研究，看了很多明清两代的野史和正史。他也喜欢讲春秋战国的历史。有天他给我讲“急流勇退”的故事。这是战国时期秦国客卿蒯撤的故事。秦国当时是中国西南部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但国王很谦虚，经常用外国长于治国的布衣为相(即所谓客卿)。有天秦王请外国人蒯撤进宫，听他讲治国之道，蒯撤开始给他讲王道(用仁义之道治国)的道理，教他如何爱护人民，“君轻，民贵”，“社稷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国王听不进，听着听着打起磕睡来。蒯撤看秦王打磕睡了心中暗喜，改讲“霸道”，中国的“霸道”很象欧洲名著“君王论”中的理论。这套理论强调普遍人民不懂治国兴邦的权术，公众舆论往往喜欢对治国兴邦不利的政策，所以国王必须不择手段地玩弄权术，会讲假话，耍阴谋，对小民要“威之以法(这里的法是指对不服从当局施以严苛的处罚)，法行则知恩”。秦王听后大喜，马上重用蒯撤为宰相。
蒯撤为相后，一天一个他养的外国食客来看他，告诉他他离死期不远，他听后大惊，问为什么他会死，此人问蒯撤，秦国历史上客卿宰相都是怎么死的，蒯撤一一回答。这些客卿宰相都是在改革成功时得罪了贵族保守派，国王一去世，新国王在保守派的压力下就将他们处死。蒯撤回答完这些问题，不寒而栗。忙问食客，他应该怎么办，食客告诉他，应该“急流勇退”。在他推行新政最成功、权势最大时，就应该退出政治，将自己的权位让给一个可以执行自己的政策的人，而自己去过悠闲的享乐生活。蒯撤采纳了他的意见，在其权势最盛时，向秦王推荐这位食客接其位，自己退出政治去过他的安乐日子了。
“汉朝开国功臣韩信是不懂急流勇退而遭杀身之祸的例子”，宾兰庭在号子里背着手来回走动，背诵着韩信临死时留下的警句：“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当时正是林彪权势最盛的时候，而也是林彪离死期不远的时候，我看着宾兰庭念这个警句的神态，心中忍不住说，“好个聪明的老头儿!”他从不直接谈论政治，但中国人在专制政治下历来喜欢“借古讽今”，稍有头脑的人都会知道，他所讲的历史故事都与当今的政治有关。
我至今不知道宾兰庭具体是因为什么事坐牢的。但从他讲的故事，我猜想，他一定是因为被指控为“借古讽今”，攻击“朝政”之类的罪名而坐牢的。
宾兰庭实在是位政治斗争的观众，他并未直接参与政治，顶多只是当一个客观的评论员而已。宾兰庭经常说，“文化革命这场戏真是精彩，只是对我们当观众的来说，‘票价’实在是太贵。”。
宾兰庭有天透露了自己为什么对政治产生了观察的兴趣。他告诉我一九四九年前他在长沙闹市区开一间修表店。他的顾客们都从他的柜台前消失了。不久他看到各种各样的布告，才知道他的很多顾客(其中有些也是他的私人朋友)在镇反运动中被共产党杀害了。宾兰庭讲到这里脸上还透出一种使人心寒的恐怖，尽管事过境迁将近二十年了。“布告上没有任何罪证和犯罪事实，只有被判死刑者在国民党时代的官衔，真是太可怕了。有时一天几十张布告，上面全是执行死刑的红叉叉。这就是改朝换代呀!这就是改朝换代呀!”
回想从建新农场回长沙时一路看见的死刑布告和那些要求当局将我和其他人判死刑立即执行的标语，我完全理解他的恐怖心理。回想文革前，我心目中的一九四九年的革命是那么美好和神圣，那时我的父母和家庭是这场革命的受益者，我们全家人都充满着征服胜利的自豪感，今天我才看到了革命的另一面，多么残酷，多么没有人性、没有理性，这是千万人的生命和鲜血堆砌起来的一场灾难啊!
秋天时节，窗外淅淅沥沥下起雨来，这是最容易引人愁丝万缕，伤感满怀的时候，这种情绪往往激起万千回忆。宾师傅(自从我知道他是修表的“小业主”之后，我就称他宾师傅)在这种时候往往回忆起四九年前的生活。他父亲是乡下的绅士。他在长沙读中学时，每年回去，乡下的宗族祠堂总是一桌酒席替他“洗尘”，地方上的绅士、族长和长辈都会来。宾师傅对这种乡村地方的宗族祠堂及绅士势力极有好感。他说，“中国历史上这种宗族祠堂和绅士结构往往把政府的权力隔开，使地方相对于政府有一定独立性。”他话不再往下讲，但我能理解，他要说的另一半是：“共产党把地方绅士和祠堂宗族势力完全消灭，把地方完全置于政府的政治控制之下，使人民完全没有独立于政府的地位。”宾师傅喜欢回忆地方祠堂礼节的细节，那种津津乐道反映出他对共产党社会不讲礼仪的状况十分不满，尽管他从不直接表示这种不满。
有两次他直接表示了对共产党社会的不满和对国民党社会的留恋。一次是他看到湖南日报(这是当时当局给我们的唯一阅读物)上说湖南东部盛产茶油的农村茶油丰收的消息时说，“我们家乡解放前每年产茶油八十万斤，而解放后年产量不到解放前的三分之一。谁都知道把茶油分给私人就会增产，但谁都不敢这么说，说了也没用。”另一次他看到湖南日报报道赤脚医生的消息，忍不住说，“这还不是把以前的地方中医都打成土豪劣绅，赶的赶，关的关，杀的杀。结果乡下缺医少药，又来搞赤脚医生。”他对国民党军队的印象比对共产党军队的好。他经常说起他中学时代在家乡碰到的一个国民党军队的营长。那营长能讲一口极好的英语，十分有礼貌。而后来他碰到的共产党的军官连中国字都不太认识。
他倒是经常正面赞叹毛泽东的能力。他和我讲起明史时说，明太祖朱元璋开国时把前朝的地方绅士势力完全消灭，从下到上完全换人，这种朝代是最稳定和寿命长的，而国民党的朝代是极不稳定的。我问：“为什么?”他轻声细语道：“国民党把旧朝代的基层组织和绅士阶层完全保留下来，没有象共产党那样彻底改朝换代。毛主席是了不起，他就把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完全消灭了，从上到下完全换人。”他不再往下说，但我可以体会到，他的这一套改朝换代理论是想说明，共产党朝代的稳固不是因为它的开明，而是因为它的残酷。
尽管对共产党朝代的残酷心寒，但宾师傅却有一种中国老一辈人中相当普遍的犬儒主义。他总爱说：“只要一个国家不打仗，有几十年总会发展起来的。中国人对改朝换代的灾难印象太深，大家都说‘宁为太平犬，不为战乱人’。”
他对毛泽东政治的批评相当间接，有次我告诉他，我在劳改农场碰到很多因为批评毛泽东而被判刑的人。他说，“当家三年狗都嫌。”他镜片后的眼睛正盯着他手里的一枝笔，仔细端详，就象他在修支复杂的表一样。
宾师傅虽是个政治的旁观者，有些观察却很象是个局内人。他有天在看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时，样子象在设法修理他的顾客的手表一样，自言自语道：“没有三五年，刘少奇这条线的人怕是拣也拣不清，加上还有文革中新出现的反对势力。”他的口气听来象是他正在毛泽东的位置，运筹帷幄，把政治当作他的专业技术问题一样。
那段时间，报纸上天天在吹捧林彪，把他说成是毛泽东的当然接班人。一天宾师傅看着湖南日报上林彪和毛泽东的照片，若有所思地问我：“你知道康熙皇帝传位的故事吗?康熙有几个儿子，他最喜欢十四王子。十四王子为人厚道，胸怀经世之才。康熙也很喜欢四王子，四王子很懂韬晦之计，人也很聪明，但就是心地尖刻，所以康熙对他不放心。”宾师傅那对轻易流露感情的眼睛在他那老花眼镜后眨动着，一付与世无争的神色。
“康熙皇帝留下遗嘱‘传位十四王子’。他驾崩后，人们打开遗嘱，却看到‘传位于四王子’，“十”字被人偷偷改成“于”。四王子接过王位，马上把其他王子监禁，一个个把他们弄死。他就是清史中的雍正皇帝。”我听得懂他的借古喻今的潜台词：“你应该明白毛泽东传位给林彪是怎么回事了吧?”
我和宾师傅在一块住了十个月，第二年开春前，一打三反运动已经过去，我也被押回建新农场，离开时，我们已成了无话不说的知己。一九七八年我出监狱后在长沙他所在的钟表修理行看到他，我还请他到我们家来做过一次客。他没有被判刑，林彪事件后他就释放了。他是高级钟表技师，钟表行需要他，他又回钟表行重操旧业。他到我家来做客时还保持着国民党时代的礼仪，见了我父亲毕恭毕敬地行了个鞠躬礼。
宾师傅的修表作坊于一九五六年被强迫公私合营，他的私人房产第一层被政府强占开了一个书画店，第二层他一直保持着私产权，作住房用。那是长沙繁华的五一路上的一幢临街房子，我去那里做过客。做客时，宾师傅告诉我，和他情况类似的一个小产业主，后来一直坚持开一家私人童装店，文革中政府没收了他的房产，说他抗拒社会主义，把他赶到大街上，露宿街头。后来这个小业主不明不白地死在大街上。
我一九八零年最后一次见到宾师傅时，共产党正在退回私房。我问他：“您是否有兴趣再自己开店呢?楼下的临街铺面是做生意的黄金地皮呢。”宾师傅摇摇头，他说他已经决定从五一路搬走，把这幢楼的二层也让给政府，条件是政府分给他两个单元郊区的公寓房子。他的儿子马上要结婚，需要一套独立的房子。这真使我感到意外。宾师傅是那种工于心计，精于计算，看重财产、技术和事业的人，结果在共产党执行开明政策的时候却对财产和事业完全失去了信心。我想起宾师傅在六栋里给我讲韩信的故事时的神态，我知道这种决定不是轻易做出的，他一定借古鉴今，对中共这个朝代的演进想了很多，他的举动说明了他对这个政权已完全没有信心，但又无可奈何。
逃跑犯
内湖三大队
我在外湖十大队挑了近一个月的土，就被押送到内湖三大队去了。
那是个暖和的冬日的早晨，懒洋洋的太阳照在这荒凉的湖州上，远处的工棚和衣着破烂的犯人给人一种置身于远古奴隶社会的感觉。一位陌生的劳改干部押送我乘一辆敞蓬汽车往北边走。车开了大约四十分钟，一路都是泥土砂石做成的简陋的公路。我们的目的地是一个乡间小镇，这里可以看到不少砖木结构的永久性建筑，使人感觉从一个远古的社会回到现代中国的乡间。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是建新农场场部的所在地，它有一个使人感到荒凉的名字“茅丝铺”。
这些天在十大队与刘凤祥相处的日子，听了那么多对毛泽东激进和极左的经济文化政策的批评，也听了很多他对刘少奇和周恩来右的政策的好感，我心里渐渐生出一种怪怪的感觉，一方面寄厚望于当时还是总理的周恩来，觉得他是唯一有权而又有理性的人，另一方面从奴隶社会式的外湖到了这内湖的茅私铺，好象冥冥中有个能支配我的命运且有理性的人在安排着这转变。这个看不见而又权力极大的人在我心中竟是周恩来。我知道这是幻觉，是种不能支配自己命运又渴望理性的温暖的幻觉。但我却不能抑制这种幻觉。
我被交给场部一位干部。他好奇地打量我，问道：“你就是杨曦光?”看样子他熟知这个名字，但却不相信我就是其人。
他确认我就是杨曦光后，温和地对我说，“一个省只能少数人当领导，你们这么多组织要当领导，这怎么行呢?”他的口气象是在教训我，但又好象是在对自己解释为什么会有文化革命中这么多政治组织之间的冲突，以及为什么要把一些政治组织打成反革命。
我心中很不舒服，因为按他的解释，政治冲突全是因为争取权力引起的。而我那时却相信自己是为了政见和理想而与当局发生冲突的。当然我不能说这些。但我心里又感到安慰，他的解释与官方宣判我为反革命的理由很不一样，他似乎是在试图平心静气地理解政治，不是站在我的敌对面，而是象一位旁观的长者。我想起周国辉在十大队听到一些消息。这些消息是从老犯人中传来的。文革中，建新农场的干部也分成两大派，一派是支持“公检法”的，另一派是支持湘江风雷的，而湘江风雷是与省无联同一个观点的。建新农场的不少干部支持湘江风雷，原因是这里的干部地位极低，他们同情向当局造反的一派。看得出来这些卷入过文革中政治派别冲突的人对我这类政治案件有些特别的理解。
走近三大队时，一个庞大的围墙慢慢露出它的轮廓。围墙大约有两人高，上面是缠绕得象荆棘一样的铁丝网。围墙的一角是一个高高的岗楼，有荷枪的军人在那里。
我被转交给三大队三中队的稽队长时，是中午时分。这位稽队长个子矬小，一脸凶狠阴冷的样子，说话好象是咬着牙从鼻子里哼出来的似的，一口北京腔。他不报姓名(我后来从犯人口中知道他姓稽)，第一件事是要我把现金交出来，要我将行李打开检查。接着他要我将“判决书代执行书”交给他，并问我：“你是犯什么罪?”我说“省无联问题。”很不情愿承认自己犯了罪。他把脸一沉，厉声道：“你没犯罪?到这里要老老实实认罪服法。你们就是不老实嘛，不满意自己的地位，个人主义膨胀，要造无产阶级的反。文化革命的造反派都象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一样，就是对共产党不满嘛!”我不敢反驳他。他的看法与刚才那位场部干部的看法是如此不同。这位稽队长将我的“判决书代执行书”拿走了，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这个文件。这大概是当时劳改队拿到的关于我的判词的唯一官方文件。
当时，三大队的大部分犯人都到外湖修筑堤坝去了，每个中队都只留下一个老弱组。我被分到三中队的老弱组，这个组加上我共有七个人。围墙内那时有两排监房。我们住在北边监房中的一个房子里。监房之间有一个大操坪，是每天出工前犯人集合的地方。靠南边是伙房和一个礼堂。那是干部召集犯人开会的地方。
傅子庚
我们这个组有两个组长，一个学习组长负责每天夜里组织政治学习和向干部报告其他犯人的思想行为。另一个生产组长负责组织劳动。学习组长姓吴，在国民党时代当过官，一九四九年在地方上教书。一九五九年中国农村因为“大跃进”造成饥荒时，他的学生决定组织政党从事推翻共产党的活动，曾上门向他请教，他引用鲁迅的一句话鼓励他们“世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个政治组织后来被共产党破获，这位支持他们的老师被当成“反革命黑手”判处十五年徒刑。吴老头长着几根山羊胡子，一口衡阳腔，反应并不灵敏，须发都已花白，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对人无恶意的书呆子。我是直接从吴老头口中听到他的故事的。但第二天早晨我却因为打听吴老头的案情倒了楣。
那天早晨，稽队长背着手走进监房，站在已列成队的三中队犯人前，用眼角扫视一遍我们，怒声道：“有些家伙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一到劳改队就打听别人的案情，你想干什么?这要搞反革命活动?你到了这里，是龙给我趴下，是虎给我跪下。”他用眼睛盯我一下，从鼻子里哼道：“给我老实一点，你这种角色我见得多啦。国民党的将军，江湖大盗，长沙的流子，到了我这里都只能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我知道被人打了小报告。但第一次这样被人当面辱骂，我心里感到受了极大侮辱。看看周围的老犯人们，他们一个个低着头，真是“是龙也趴下，是虎也跪下”的劲头。从那以后，我再不敢轻易打听别人的案情。
组里使我最感到安慰的是傅子庚。他园园的脸，还象个孩子，不会大于二十岁，个子矮矮的。他和我是这个组不属于“老、弱”的犯人。傅子庚在这个组的原因是他脚上那付镣铐。他戴着一付铁镣，走路时钉铛作响。他告诉我，他逃跑时被抓获，目前仍然是“有逃跑思想”的人，所以要放在老弱组。我猜这大概是因为干部比较容易控制老弱组的人，我已经领教了这种控制的厉害。
有天我和傅子庚以及另一个叫刘橄悌的老人在一块剥黄麻皮，傅子庚告诉我很多这个组的故事。他告诉我劳改队的政策是利用刑事犯监视政治犯，利用“历史反革命”监视“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是指一九四九年前反对共产党的人，“现行反革命”是指一九四九年后反对共产党的人。他告诉我这个组的生产组长和学习组长经常向稽队长打报告。每天晚上政治学习前和早上出工前干部进监房时都是他们向干部递报告的好机会。傅子庚指着刘橄悌悄悄对我说：“吴老头经常非常谦虚地向这位刘老头请教对政治形势的看法。刘老头对他的诚意毫不怀疑，就告诉吴老头，中国政治局势如此糟，共产党的朝代可能会翻边，一边说一边把手掌翻过来，意思是共产党可能垮台。不久吴老头就把这些话全报告了稽队长。好在刘老头不在意，他从不隐瞒他对共产党的批评。”
我一边听一边打量着刘老头。他穿得格外破烂，长年用一块破麻布巾围着前腰。戴一付深度近视眼镜，眼镜框上贴满了胶布，不知是什么时候被打破的。他说话细声细气，地道的长沙腔，弱不禁风的样子，但却保持着一种清高的风度，从不主动答理人家。后来我找机会与他搭话才知道他在国民党时代当过县长。做过蒋介石的秘书。一九四九年后他一直坚持反共的观点。但他只当面向共产党的官员讲自己的观点，没有什么其它反抗行动。他的儿子受了很高的教育，在北京的共产党政府中当不小的官，但这个儿子与老子在一九六四年的“四清”政治运动中划清界限，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与他不再来往，可怜他孤苦伶仃一个人只能靠共产党发给的每月八元救济金过日子，他买了米都背不回来。文革中他还是批评共产党的政治，这次公安局在他七十多岁时以“思想顽固罪”判他七年徒刑。从他身上我看到历史书上所说的“前朝遗老”的形象。
傅子庚还告诉我这个组那位叫袁胜的呆头呆脑的衡阳人过去是修鞋匠，整日劳累，养不活家口，听说劳改队有每月四十斤大米的稳定供应，就写了张打倒共产党的标语，自己送到公安局，结果被判了五年徒刑。袁胜经常是夜里政治学习时被批判的对象，因为他总是说他是因为生活过不下去才写那张标语的。学习组长吴老头就批判他不认罪服法，因为他认为犯罪不是因为他自己坏，而是因为这个社会没有给他活路。
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傅子庚如此信任我。他告诉我，与他一块越狱逃跑的另一位犯人知道我的大名，他们都把我看成一位敢于向当局挑战的英雄。我慢慢从傅子庚口里知道了一些他自己的故事。傅子庚是一九五九年后大饥荒时从农村逃到城市里开始他的扒窃生涯的。他被判了五年徒刑，逃跑过两次，都未成功，被加刑到十年。第三次逃跑就发生在我来三大队之前不久。那时傅子庚被关在“小号子”里。我看见过那个小号子，那是在围墙内一排监房的东头。我们住的监房门是敞开的，大约有十八平方米，两排通铺，能住十几个人。小监房只能住一个人，每天锁着门，条件比看守所还差，食物也比看守所还少。凡是犯了监规的人就被关进小号子，以示惩罪。傅子庚被关在小号子半年。他的一位朋友利用送饭的机会给他送进去一把小铁锨。他利用这把铁锨用三个月时间挖成一个地洞。这个地洞直通四公尺外的围墙外面。一天半夜，傅子庚终于挖通了这个地洞，他没法估计准确时间，就在离天亮不久时逃离三大队。第二天一早，看守军人发现了这个地洞，马上乘车追踪，在建新农场北面抓获了他。傅子庚在讲这段故事时面带笑容，他万万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次他向这个世界上的人讲述他逃跑的经验。
告密者和越狱者
我虽然早就放弃了逃跑的企图，还是时常情不自禁地考虑逃跑的可能性。这可能是由于判刑对我的打击太大，劳改队的生活条件出人意外地差。有天我们在种水稻的水田里清理排水沟，冬末春初，水田里的水已全部放干，田里种的紫云英正在慢慢地长起来，显现出一片新绿。我们站在沟边的田埂上用铁锨将排水沟两边的草铲到沟底，然后站在沟底将杂物铲到田埂上，并把沟加深。
劳动中间，有抽一支烟的休息时间。吴老头招呼大家抽根烟。我坐在离吴老头不远的田埂上，问他建新农场三大队北边是什么地方，他告诉我是二大队，二大队过去是一大队。“再过去呢?”“是钱粮湖农场。”
“钱粮湖农场离我们多远?”
“那可就不清楚了。”
远处的主干路上有一辆牛拉的木轮车在慢慢移动，我从来没见过这种运输工具，也忍不住问吴老头，“那牛拉的车是做什么用的?”
吴老头看去有点不耐烦：“那是运肥料的牛车，赶车的是‘自由犯’”。
“什么是自由犯?”
“就是那些可以单独劳动，不要干部监督的犯人。他们多半是快满刑的人，案子不重，又表现好的。”
“我们不是也没有干部监督吗?”
“我们这是老弱组，都是跑不动的人，所以没有干部跟着。等大队人马修堤回来后，你会回到强劳力组，这些组天天都有干部跟着，早一年甚至还有武装持枪的监督犯人劳动。”他的语气好象是说：“你能和我们在一起没有干部监督，真是天大的福份!”
我忽然听到汽车引擎的声音，循声看去，有一条砂石铺成的公路穿过三大队的田地。我又忍不住问：“这条公路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
“从华容县来到岳阳县去”。
汽车的声音消失在它扬起的尘土中，我想着卡车车厢的样子，又在运神，如果我能趁司机不注意爬上了那车厢，并用什么东西把自己掩藏起来，我不就有机会逃出去吗?
第二天早晨出工前集合时，稽队长站在犯人队列前，狠狠盯我一眼，厉声说：“有些家伙逃跑思想不死，成天打听如何逃跑的路线。我警告这些企图逃跑的反革命份子，傅子庚脚上的铁镣就是你逃跑的下场!”
我大吃一惊，显然我昨天与吴老头的对话已被一字不漏地报告到稽队长那里去了。从此我发觉我受到特别的监视，我成了一位有逃跑思想的危险犯人。有次我被人从劳动工地叫回三大队办公室接受长沙来的人保组的人讯问有关文革中的事情，讯问完后，稽队长命令值班犯人押送我回劳动场所，我不能单独行走，因为我有逃跑思想。
修堤任务完成后，一个早春二月天，傅子庚又被关进了小号子。那时三大队所有犯人都从外湖回来了。我几次到伙房去挑饭或打热水时，经过小号子门口，他都在门上的园孔里与我打招呼。他小声说，“这回小号子里全是水泥地了。”
不久，农场在三大队附近的大堤“闸口”外的湖滩上开了一次“宣判大会”。那是个充满春天气息的日子，田里的绿肥(紫云英草和油等)差不多盖住了棕色的土地，天气十分潮湿，到处是那种南方乡下春天的气息。闸口是建新农场西边围住洞庭湖的大堤上的一个大闸门。灌溉内湖七个大队的水就是由这个闸门调节。二月底三月初，堤外的湖洲还没被水淹没，宣判大会就在那渐渐变绿的湖洲上召开。老犯人告诉我每年的宣判大会都在这里开，每次宣判会都在春耕生产大忙季节前开一次，总要杀一两个犯人，以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用当时的话来说是“抓革命，促生产”。但那年春天与往常不同的是，会场上临时搭起的木台上贴满了一个新的被称为“一打三反”运动的标语。
内湖七个大队的一万多犯人黑压压地坐在湖洲上，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十米远有一挺机枪直指人群。看着各个大队的干部站在队列的后方，用仇视的目光扫视犯人，心中在猜想谁是今天被加刑的倒楣蛋。我还在想，当我舅舅，我哥哥及刘凤祥被打成右派后，第一次参加这类劳改队的宣判大会时，他们对自己政治犯的身份和对自己的政治观点会有什么感想。
出人意外地，当农场军管会干部宣布将死刑犯押上来时，其中一个竟是傅子庚。傅子庚与另一个稍微比他年长的年轻人各被两个军人拖上台，他们都被上了死绑。傅子庚背上插的罪名标牌是“反革命逃跑犯”，另一位的是“反革命重新犯罪”。我从未听过“反革命逃跑犯”的罪名。从那军人宣读的判词我才知道，傅子庚指控三次越狱潜逃，并且在监房内“散布反革命言论”，攻击共产党。另一位被指控为攻击毛主席和共产党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又一次看到如此熟悉的人被死刑，而且罪名主要与思想言论有关，我不由得感到一阵恐怖。看得出来，对傅子庚判死刑是特别针对劳改队那段时期频繁的逃跑事件。特别是大部份犯人从外湖回来后，三大队的围墙里脚镣声不断，那都是逃跑失败被抓回来的犯人的脚镣响声。有位老犯人告诉我，当时三中队就有十个犯人“在逃”，他们是成功的逃跑者。
傅子庚那天脸色灰白，看得出，他也被这一反常规的判词吓得魂不附体了。文革前从未听说只因逃跑而被加刑的。一般逃跑被抓回来的人只是补足刑期而已，只有在逃出去后重新作案的才会经过法院加刑。
那次宣判大会后，我被分到强劳力组。这个组都是身强力壮的汉子。到那个组的第二天早上出工前，稽队长把一位犯人叫出队列，他阴沉着脸，从鼻子里哼道：“给我跪下!”那个犯人争辩道：“我没犯事呀!”稽队长吼道：“你什么意思?你企图组织逃跑，以为我不知道，给我捆起来!”几个组长马上找来绳子，把那可怜的犯人按倒在地捆起来。接着稽队长下令把这个犯人的被子衣服全写上大大的劳改字样。
一打三反
“一打三反”运动在建新农场开展起来了。每天夜里的政治学习我都听到各个监房里犯人批判犯人的吼叫声和被批判者挨打的声音。墙上贴满了标语：“彻底交待逃跑思想”，“彻底交待余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认罪服法，重作新人”。
动员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全大队大会上，一位姓刘的教导员作了一个动员报告，他说：“你们中有些家伙对亡国共产不甘心，对无产阶级专政恨之入骨，日夜盼望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复辟。还有些家伙贼心不死，企图逃跑，以回到社会上兴风作浪。你们中还有些家伙有不少余罪没有彻底交待。在这次运动中，你们要彻底交待三盼思想，逃跑思想，彻底交待余罪……”
我所在的新组的批斗对象有两位，一位是个十六七岁的农村孩子，他听到他的父母和爷爷(都是“贫下中农”)说国民党时代农民的日子比共产党时代好得多。他自己又有一九五九年挨饿的悲惨经历，所以对国民党产生了极大的好感。他用小刀在木柱上刻了不少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徽。这些手刻的图样被人发觉后，他被判了十年徒刑，判刑时他才十五六岁。到了劳改队他旧习不改，还是在木柱上刻着青天白日徽章图像，被干部视为“反改造份子”，成了第一个被批斗的对象。
第二个批斗对象是个叫刘桂农的高个子，他三十岁不到的样子，讲一口湖南茶陵话。象传统的乡下农民那样，在光头上缠着一条毛巾，很少说话。他看去是那种非常老实、本份、反映迟钝的农民。但是批判他的小组会后，我才知道，他曾经成功地逃跑出去，是那种“大智若愚”，做事扎实的“老实人”。
我们的学习组长是邵阳的一个中学的教员，因组织反对共产党的政治组织，被判处十五年徒刑。他那段时间正在争取得到干部的信任，经常向干部打小报告，斗争其他犯人不遗余力。那天晚上政治学习开始后，稽队长站在我们小组的监房门口，阴沉沉地说，“刘桂农前年逃跑出去七个多月，重新犯罪被抓获后，一直不彻底交待他的新罪行，态度极不老实，你们组以前对他的批斗太温和了，是不是有人同情他呀!”稽队长说完就到别的组检查去了。剩下的批斗会由学习组长主持。大家都知道稽队长的话意味着，今天要对刘桂农动武。
学习组长向刘桂农吼道：“刘桂龙站出来，给我跪在地上，你今天如果不交待你的罪行，我们绝不让你过关!”刘桂龙并不反抗，跪在地上慢慢述说，他去年逃跑出去后扒了一百二十元钱，四十七斤粮票的过程。周围的监房已响起用扁担打犯人的声音。我们小组也有人站出来叫道：“刘桂农，这些事我们早就知道了，你还用它们来对付我们呀!”学习组长站起来，“今天我们不给他一点颜色看，他是不会彻底交待的。”刘桂农仍一声不响。学习组长找来一捆绳子，一边动手捆他，一边唠叨：“你今天是不见棺材不流泪，要顽抗到底了!我让你知道什么是吊半边猪的味道”。不到十分钟，刘桂农的一只手一只脚被吊在监房内的梁上，学习组长和生产组长把绳子扯紧，刘桂农另一只脚和手也离了地，疼得他象被杀的猪一样大叫。才几分钟，刘桂农就嚷“我交待，我交待!”那一夜，刘桂农交待的扒窃的金额上升到近一千元，粮票上升到数百斤。
第二天，稽队长指令他留在监房里写交待，他哭丧着脸说，“我不识字”。我被指定替他记录。后来我才知道，刘桂农根本不是文盲，他假装不识字是一种不留下亲笔招供的手法。我听他讲了一天他的故事，一边听一边记录。他原来是乡下一个农民，后来替生产队出外做生意，学会了伪造提货单到国营工厂冒领商品。后来又学会了扒窃。两年前他被判十年徒刑来到三大队。他劳动十分卖力，从不多说话，受到干部的信任，还当了生产组长。前年秋季摘棉花季节，他趁棉树长得最高的时候从棉田里逃走了。由于他每天摘棉的产量最高，质量最好，还是生产组长，没有人怀疑他会逃跑，都以为他回监房了。直到天黑时，大家才肯定他已逃跑，但那时也追不上了。他告诉我，他逃跑出去后的半年都是靠扒窃为生。他一件件讲他扒窃的过程，其中一件特别使我吃惊。有天他在火车站找“鱼”，看到一位年轻的妇女带着一个大包袱在等火车。他趁机扒了她的钱包。他在厕所里将钱点了一下数，出来时见那妇人已发现丢了钱，正在到处寻找，尤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不禁起了恻隐之心，走过去问她出了什么麻烦。他又假装帮她找了一阵，然后慷慨“解囊”，将扒来的钱的大部分假装赠送给她。他假装与她同路，又在一块坐了一天火车，到了目的地城市后，他俩已如胶似漆。同居了两夜后，他们才恋恋不舍地分手。刘桂农奉行“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原则，每次有了很多钱都要回家一趟，送给周围的朋友熟人不少礼物，所以家乡的干部群众对他都十分好感，他也从未在家乡出过麻烦。
几天后，我才体会到刘桂农不但扒窃和逃跑是“做事扎实的老实人”，而且还很有政治手腕。刘桂农被学习组长“吊半边猪”后不久的一天早晨，稽队长就在集合出工前把这位学习组长叫出队列，把他臭骂一通，“你这个反革命份子，人不知自丑，马不知脸长，以为可以轻易骗取我们的信任，你才当了几天学习组长，又在反改造了。”接着当场撤销了他的小组长头衔。后来一位同犯告诉我，肯定是刘桂农打了他的小报告，说他抱怨肚子吃不饱。这位“反革命”以后再没有那样积极批判“同犯”了。而刘桂农还是那样从不说话，对人仍然十分厚道。但做出来的事却扎实得很。
刘震宇
一天初夏的早上，犯人列队出工时，三中队的管教向犯人们宣布：“被念了名字的人今天不出工，留下来有事情。”他念了七个人的名字，其中一个是我。这正是插完早稻的中耕季节，农活不是很紧张，我对田间劳动毫无兴趣，尤其受不了耕作的劳苦，有幸不出工自然是件好事。其他犯人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们这些留下来的人。其他犯人走了之后，我发现每个中队都留下来六七个人。
一位姓杨的管教对集拢来的二十几个犯人宣布道：“从今天起，政府组织你们办五天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叫作认罪服法学习班。你们中间多数人不认罪服法，有的还在不断地申诉，不承认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政府不惜代价，让你们不出工，集中五天时间来教育你们，说明政府对你们仁至义尽，也体现了政府劳动改造犯人，让你们成为新人的政策。”
杨管教命令我们拿个人自己的小凳子，我们二十几个人被带到了一间空屋子里。杨管教坐在一张很简陋的办公桌后面，让值班的人给我们每个人分配了几张写字纸，然后让我们写自己犯罪的事实和对自己罪恶的认识。我对这种认罪服法学习班的程序感到模糊，我不太明白我应该做什么。凭自己的直觉，我们是政治犯，我是在文革中向当局挑战，批判现行体制而被判刑的。他们大概希望我改变这种反对的态度。于是，我在写我的犯罪事实时反复强调自己是在共产党教育下长大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忘记了党的教育，个人主义膨胀，走上犯罪道路。这是大多数中国人熟悉的接受批判争取过关的一般方法：说明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虽然因为个人主义犯了错误，但是愿意悔改，同时应该得到谅解。
杨管教坐在那里读我们写的“认罪服法书”。他读了我的之后，把两页纸往桌上一扔，厉声道：“杨曦光，你还是死不认罪!你哪里是一点个人主义，你是有政治野心，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你不承认这一点，怎么可以承认你的反革命罪行呢?你必须承认你仇恨无产阶级专政，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本性。”他的话使我大吃一惊，原来认罪服法不是争取求得谅解，而是要承认自己本性凶恶，不可谅解，所以判刑是应该的，我们只能服从这种惩罚。我本能地不能接受这种认罪服法的洗脑，但也明白，当局是会尽可能施加压力来迫使我们认罪服法的。
杨管教又在读另外一份认罪服法书。那是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小学教员的认罪书。他讲话细声细气，样子非常驯服。杨管教对他厉声喝道：“你写反动标语是因为手发抖写错了字吗?根本不是嘛!你仇恨共产党毛主席，你这种反革命本性迟早要暴露出来的。可能你那天有病，但病是外因，你仇恨共产党毛主席是内因，外因没有内因是不会起作用的，这是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你要再反复读毛主席的《矛盾论》，好好理解内因与外因的关系。”
这天夜里，二十几个犯人又坐在那间房间里。按照杨管教对每个人认罪书的批评，重新检查自己的认罪态度。那位小学教员在昏暗的灯光下发言，承认自己对共产党毛主席的刻骨仇恨，因为他五七年曾被打成右派。正是他这种反革命本性使他在写毛主席诗词时把“国民党反动派”六个字写成“共产党反动派”，犯下滔天反革命罪行。所以，党和人民判他七年徒刑是完全正确的。而他自己是罪有应得。他的认罪服法发言被杨管教认可，他成了我们之间第一个过了认罪服法关的犯人。
第二天，我们改在礼堂学习。上午由杨管教主持学习会，让一个叫刘震宇的犯人交代他的罪恶。刘震宇是一个小个子年近五十岁的人。五月的天气还穿着对襟棉衣。劳改队发两次服装，一次是秋末冬初，发一套蓝棉布的棉衣棉裤，里面是次等棉花，衣服背上和裤子的两膝都用黄油漆印着“劳改”字样。所有家里不能提供衣服的犯人，只有两种衣服穿：棉衣和衬衣。所以他们春天和秋天都穿棉衣，夏天穿衬衣。刘震宇五月份还穿着棉衣，说明他属于家中无人，或者有人也不向他提供衣服的那类人。
他的劳改棉衣很旧，但是很整洁，还有几块补丁，说明他与一般的劳改油子不同。一般劳改油子从不补衣服，而且故意把棉衣弄破，然后每年秋天都可以得到新棉衣，因为干部一般都是根据需要发衣服，看谁的衣服破得不能再穿了，就发新的。刘震宇下巴上有几根稀稀拉拉的胡子，讲一口常德腔的长沙话。他平时在三大队是一个从不与干部对抗，也从不引人注目的人。既不因对抗政府而引人注目，也不因靠拢政府而引人注目。但我听一些犯人说，他经常向法院写申诉，要求复查他的案件。这大概是当局选择他作为不认罪典型的原因。
刘震宇开始交代他的“罪行”，他讲话轻声慢气，有时拉着“嗯”“啊”的长音，很像一般干部讲话时打的官腔。我想他大概是一位共产党政府的干部。“我的主要问题(注意：不是罪行)，嗯，是一九五七年的右派问题，我的右派问题，嗯，主要是我的一些错误言论，这些言论问题在五七年就由组织上作了结论。嗯，文化革命中，我的一本私人日记，嗯，被红卫兵抄出来了，成了我的罪状……” “你又在胡说八道!”杨管教打断他的话，将随身带的一叠材料打开，厉声道：“你的右派言论不是一般的问题，你的反革命日记也不是一般的私人日记。让我来念两段你的日记，看你这个日记都记了什么私人的事情。
“一九五七年一月。今天看到《内部参考》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摘要。这个报告真是大快人心。暴露了迫害狂和暴君斯大林的残忍，社会主义政治黑暗的一面，中国也要像苏联一样，铲除斯大林产生的土壤。
“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刘震宇你知不知道这一点，你攻击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迫害狂和暴君，认为中国也有产生斯大林的土壤，你是不是含沙射影，攻击毛主席?你攻击社会主义政治黑暗，你是不是名目张胆地反对社会主义?”
杨管教越讲越激动，越气愤，脸皮绷紧，脸色极为严肃，一支手抓起那堆材料在空中摇动。“这就是你的私人日记，这哪里是私人日记?这明明是你站在极端反动的立场上对世界大事，对国家大事发表你的极右观点。你这样的极右派，党和人民应不应该批判你?应不应该将你清除出革命队伍?你的反革命日记一九五七年没有被人民发觉，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被红卫兵抄家抄出来，这是你反革命罪行的彻底暴露，你这样的极右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反动分子应不应该判十五年徒刑?”
刘震宇低垂着头，撅着嘴。杨管教又翻阅那叠材料，用嘲笑的口气说：“你刘震宇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你不要把自己打扮得那么漂亮，看看你自己的日记你就知道，你的灵魂多么肮脏。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日，这已是出差在外的第二个星期了。我真不明白，人类为什么要遵守一些虚伪的道德规范。如果夫妻长期分居两地工作，妻子有了新的男朋友，丈夫有了新的女朋友，他们怎么不能各自作乐一番呢?这并不妨碍夫妻团聚后仍是好的夫妻。
“你看看，你看看，刘震宇你多么无耻!”
我听了这两段日记，心里暗暗吃惊，想不到看上去毫无思想，在劳改队十分驯服的刘震宇还是个有如此思想的人。刘震宇当时穿的那身劳改服，加上他那几根山羊胡子和他那低眉顺眼的样子，看上去就像个无知驯服的老农民，没有人会把那日记的作者和他联系在一块。特别使人吃惊的是，日记中的政治观点和七十年代社会上流行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如此格格不入。当时有很多与刘震宇观点相同的人被判处二十年甚至更长的徒刑，有的人甚至被处决。按当时判刑的一般标准，刘震宇被判十五年徒刑并不是最重的。但是看得出来，刘震宇不服判决也有理由，这毕竟是一九五七年写的，而不是一九六七年写的。一九五七年的这种观点可能就不像一九六七年与官方的意识形态冲突得如此尖锐。
杨管教看见刘震宇满脸不服气的样子，就宣布：“刘震宇，我们总有办法让你服法的。今天夜里，全大队开会批判斗争你，你好好考虑你的罪恶，老实接受批斗。”
我不明白杨管教为什么会在二十几个人中选择刘震宇作为重点批判对象。刘震宇也许是遵守监规最好的犯人之一，他唯一的问题就是不断地向法院申诉，要求复查他的案件。也许劳改队当局不喜欢这种犯人，要将他作为批斗的重点。
那天下午，我仍在礼堂学习。这次是由一个叫高志明的年轻人交待罪行。高志明瘦瘦高高，大大的眼睛，讲一口岳阳话：“我在高中读书时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我那时不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却花了很多时间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我们几个同学在一起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由于我的思想反动，我写了一篇文章试图论证列宁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思想反动使我发现列宁的著作与马克思的著作不相容。”
杨管教打断了高志明的话：“你不要在这里继续放毒，散布你的反动思想。不要讲你的反动观点，你要深挖你的反革命罪恶的根源。”尽管高志明说话细声细气，一付自卑的样子，杨管教还是打着官腔批判他：“你们就是有反革命野心嘛!马克思主义还要你研究干什么?共产党毛主席早就把马克思主义研究好了，你只要遵照执行就行了，学习就是了。还要研究什么?你要研究，就是不相信党，不相信毛主席，想另搞一套。你们用马克思反对列宁，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列宁主义的核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你就是仇恨无产阶级专政嘛!高志明，你出身于反动地主阶级家庭，从小就仇恨无产阶级专政对你父母的压迫，这就是你犯罪的根源。”
我听杨管教的这番批判，心中暗暗好笑，看他那付得意洋洋的样子，似乎自认为政治水平很高呢!由这种人来批判有头脑的知识分子，除了戴帽子压服之外，大概不会有任何正面的效果。
那天晚上在礼堂召开全大队八百犯人的大会，批判不认罪服法的刘震宇。可怜的刘震宇缩着脖子低着头站在台上显得更矮了。照例是值班犯人带头念毛主席语录：“刘震宇(原文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几百人跟着呼喊，把个可怜的刘震宇吓得直哆嗦。接着就是几个犯人发言批判他，两三个小时的批判大会，刘震宇已经满头虚汗，脸色苍白了。
这次批判大会一个星期之后，大队又开过一个动员“双抢”(抢收早稻，抢插晚稻)的大会。大会上，大队长表扬刘震宇有很大进步，刘早已表示认罪服法，不再上诉。接着，刘震宇就被派去守瓜棚，当“自由犯”去了。自由犯有的守菜棚，有的守瓜棚，他们都独自住在监房外田野上的草棚内。没有干部监视他们，行动相当自由。够资格当自由犯的都是干部信任的人，干部相信他们不会逃跑，不会搞当局不喜欢的活动。所以刘震宇得到自由犯的身份，说明当局已经十分信任他了。
我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产生了两种猜测，也可能刘震宇从来没有逃跑的思想，也十分遵守监规，他只想遵守合法的程序申诉，所以干部批判他不认罪，但并不妨碍信任他当政治犯；另一种可能是，刘震宇本来就当过共产党干部(一九五七年之前)，也许劳改局对当过共产党干部的人从来就比较信任，不管什么原因，总之，刘震宇当了自由犯，这是当时劳改队犯人中最高的地位。他的行为比以前更加驯服，经过那次批斗大会之后，他见人就低下目光，一付顺从和自卑的样子。他再也没有申诉过，直到一九八七年中共为所有的右派分子平反。这大概是劳改当局改造政治思想犯最成功的例子之一了。
黄眼镜
黄启龙是位中等个子的中年人，戴一付深度近视眼睛，上唇和下巴留着不加修饰的稀稀拉拉的胡子，看上去有五十多岁的年纪。人们都称他为黄眼镜。他面部表情似乎呆滞，嘴经常半张着，唾沫不时从嘴里掉出来。黄眼镜是那种犯人们喜欢的人，看去与世无争，不食人间烟火，对劳改队的事似乎置身事外。犯人们为分派工作任务的定额，为争好工具，为饭菜争得面红耳赤时，他都似乎对这些世俗利害毫无兴趣。有的犯人的心靠拢政府，只想减刑，另一些犯人的心跟政府捣蛋，与那些靠拢政府的人为难，而黄眼镜对此却向个清静寡欲的道士，从不卷入。
监狱里的写作狂
黄眼镜不是对一切事都清静寡欲，他对写作有种狂热的嗜好，几乎已经成了精神病。他经常装病，拒绝出工劳动。我有次被留下来外调时，我看到了他疯狂写作的味道。那时犯人们都出工去了，他坐在他的床上，把脸凑近稿纸，奋笔疾书，旁若无人。黄眼镜同组的人告诉我，他每天都要写几页，有时几乎通霄写作，不写作就不舒服。
黄眼镜的小说极受犯人欢迎，喜欢他的小说的犯人，把他的小说抄下来，因此他的一本小说往往有两三个版本在三大队犯人中流传。我看到他的第一本小说是关於一个西南联大学生和一位妓女恋爱的故事。那个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叙述细微感人。这部小说味道很象张恨水鸳鸯蝴蝶派。我只看到这本小说的前八章，黄眼镜的所有手稿及其抄本就被干部抄走了。他写小说时废寝忘食，好象世界上只有他小说中的那些角色，自然极易被干部发觉。干部没收黄眼镜的手稿後，在犯人大会上批评了他。那天大队杨管教说：“有些家伙在监内继续写黄色小说。”但是黄眼镜没有被批斗，大概是因为他的小说没有任何政治色彩。
黄眼镜第一本在劳改队写的小说被干部没收後，使他伤心不止，这激起他极大狂热，希望重新把这本书写出来，他於是又熬夜写作，不到三个月，他把这本书又写了一个版本。这时干部知道他是个“写作狂”，相信他神经不正常，加上他的小说没有什么政治倾向，所以也就睁一支眼闭一支眼，不太管他的写作。
黄眼镜也写电影文学剧本，他的电影文学剧本与小说味道完全不同，我看过他的三个电影文学剧本。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浪漫主义的中国文学作品。从小学二年级我就养成了读小说的嗜好，但所看的全是现实主义作品。直到中学我才偶尔读到莎士比亚的浪漫主义作品。但因阅世不深，总觉得莎氏作品中的那些微言大义的对话太不现实。黄眼镜的电影文学剧本大多是一些虚构的二次大战前後发生在北欧的故事，味道极象莎氏剧本，充满着微言大义的对话，喜笑怒骂，荒诞不经，看去极不现实。但我在阅历了人间沧桑，看尽了生离死别之後，开始能理解这些看似浪漫、荒诞和朦胧，但却比现实更真实的东西。有时，我会忍不住动手摘下“人啊，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这类的句子。
黄眼镜的零用钱全买了纸笔。他的热心的读者帮助他将练习纸装订成漂亮的象本书样的本子。黄眼镜的作品就写在这些本子上，在犯人中流传。
黄眼镜据说是因为发神经时触犯了政治禁忌到劳改队来的。我并不知道他发神经的神情。他看起来十分正常，他可以控制自己绝对不谈政治，他所写的文学作品也不涉及任何政治问题。但是我终於看到了他的精神病发作的情形。那真是如山洪暴发，来势凶猛，不可阻挡。
黄眼镜要杀毛泽东
那时一九七一年十月份，林彪事件发生後一个月。劳改干部召集了犯人大会，传达了上面关於林彪事件的指示。我们被告知林彪企图谋害毛主席，失败後逃亡苏联时机毁人亡。大会上干部布置，所有犯人停止一天的工作，留在监房内清理所有毛主席语录和著作以及一切文字材料，把有关林彪的内容都销毁掉。
劳改队关着很多因反毛泽东林彪而被判刑的人。这些犯人拿着裁决书，要求干部澄清判词中关於“反对林副统帅”的字句。这些犯人往往被干部大骂一通，“你们的罪恶是反毛主席，反共产党，你休想利用林彪事件为自己翻案！”很多犯人都为林彪垮台暗暗高兴。而黄眼镜却有不同的感想。他恨死了毛泽东，他为林彪勇於谋刺毛泽东而振奋，为这次谋杀失败而惋惜。
一天早晨出工时，犯人们分三个中队集结在监房内的空坪上。犯人从一个窄小的监房门鱼贯而出。出来一个犯人，就向站在门外的值班干部报个数，轮到黄眼镜出门时，他不报数，一走出监房门就狂奔，见到犯人就大叫：“你看林彪起来杀毛泽东了，我们要造反起来响应呀，此时不响应，还等到何时呀！赶快起来配合林彪，杀死毛泽东呀！”
劳改干部惊慌失色，马上命令其他犯人把黄眼镜捆起来。几个“靠拢”政府的犯人马上拿来绳子把黄眼镜捆到监房外的一根旗杆上。这根旗杆上有面红色小铁皮作成的旗子，每到收工时刻旗子升上去，通知散布在农田里的犯人收工回监吃饭。捆他的时候，黄眼镜对干部大骂不止：“你们这些毛泽东的爪牙，不要执迷不悟，不要再为毛泽东卖命了，你们看，林彪都起来造反了，你们快快醒悟，不要再为毛泽东蒙蔽了！”
黄眼镜被捆在旗杆上一上午，整个上午他几乎都在不停地破口大骂毛泽东，共产党。一有犯人从旁经过，他就呼吁他们起来造反，响应林彪谋杀毛泽东。一有干部走近，他就大骂这些“毛泽东的走狗。”中饭前，黄眼镜逐渐清醒，恢复正常，并安静下来。
干部让犯人王医生检查黄眼镜的病情。这位王医生是位好心人，他冒着“为反革命辩护”的罪名的危险，一口咬定黄眼镜是精神病发作。“他不能控制自己的言语，行动。”他说。干部们平时对黄眼镜那付呆头呆脑的样子颇无恶感，加上他们自己对林彪事件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所以对黄眼镜这次精神病发作没有作任何处分。
一九七一年前共产党涉及“反动”政治言论的精神病人一律作反革命处理，即使医生极力证明这类人发表与政治有关的言论时是精神病发作，但当时的公检法革委会总是一口咬定这是反革命分子装疯卖傻。所以这类精神病人总是被判处重刑。
黄眼镜的“野心”
我被宋少文检举批斗後，戴着手铐在号子里“反省”。黄眼镜有天在犯人都出去後，到我的号子里来看我。他一口衡阳腔的长沙话，嘴角流露出难得的笑意。他坐到我床上，一反平常呆滞寡言的样子，表情丰富地与我聊起天来。
“杨曦光，你不晓得我的野心有多大，我心目中的我自己是个象曹雪芹那样在世时穷困潦倒，身後才成大名的人。”黄眼镜第一次向人透露他的“野心”，看来是因为对我的批斗和我手上的铐子使他确信与我交谈的安全。
“你不要看我这付潦倒样子，”他好象怕我不相信，又补充道：“我父辈、祖辈也是清末民国初年的名门望族呢？”
“杨曦光，我看过你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也看到过大街上批判你的父母和家庭的大字报和漫画，你的家庭的故事是本小说的好素材，你有空应该动手写点东西。”
听了黄眼镜的话，他那留着山羊胡子，目光呆滞的脸在我看来突然变得聪敏起来。我摇摇手铐，说：“等这该死的玩意儿弄掉了，我是会写些东西的。你看到过参考消息上登的有关日夫可夫医生和左拉格群岛的消息吗。等到中国的赫鲁晓夫时代来临时，中国也会有我们的《日夫可夫医生》和中国的《左拉格群岛》。而今天对我们来说，最重要是象你一样保持着创作欲望。”
黄眼镜用手抹一把他那从嘴角流下的口水，他神情专注时就会流口水，给我讲起他的身世。
“我这个人什么都做过，做过工厂的采购员，做过列车的乘务员，做过各种杂活。我喜欢这些工作，因为使我可以仔细观察社会。但我的真正工作还是写作，一九五九年我出版过一本驻厂生活的小说，一九六五年我写完了一部描写良家妇女堕为娼妓故事的小说，交给出版社已列入出版计划。文革一开始，我的书不但不能出版，我也成了‘小邓拓’和‘文艺黑线人物’。
“人家说我，作品就是命，命就是水，这话一点也不假。听到出版计划被取消的消息，真象听到晴天霹雳。我没日没夜地思考这突发的政治事件，得了精神分裂症。
“我後来从预审我的过程中才知道我发神经时发生的一些事。有天我在街上看大字报时，突然对周围的人群高喊：‘你们晓得吗？毛泽东会是千古罪人，毛泽东是秦始皇，比秦始皇还恶，毛泽东会死了，毛泽东快点死呀！
“我马上被送进了公安局。後来造反派得势时，造反派为所有文革初期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我也被平了反。我从看守所一出来就参加了造反派，造反派失势时，我又被逮捕，判了十五年刑。”
我想起我初中的一位患精神分裂症的同学，这种精神分裂症自一九六四年以来就相当普遍。我表哥告诉我一些军队里一九六四年贯彻阶级路线时，一位出身中农的士兵得了精神分裂症，枪杀了他的排长的故事。工厂里也有过类似的事情。我初三时的一个同学叫谌守达，他的家庭是小资产阶级。他成绩很好，对升入高中上大学抱着很高期望。一九六四年高中、大学招生强调阶级出身好，他发觉自己没有希望上大学，精神压力极大。有天早晨他的鼻子突然肿大，说话开始颠三倒四，後来他被送到医院，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一年後才完全康复。
“文化革命中，他又因为出身不好被保守派红卫兵打得遍体鳞伤。那时造反派出现了，他也有了勇气反抗，他带着血衣跑到北京向中央文革小组接待站告状，接待站的人给他批了个条子，支持他批判血统论，并责成地方政府赔偿他受迫害的损失。”
黄眼镜若有所思。我又补充道：
“一九六四年以来中国因政治原因引起精神分裂症的案例一定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後的水肿病一样普遍。”
“我看到毛主席语录中毛的画像，我突然想到，现在我理解为什么当年人们如此仇恨列宁，”黄眼镜总是象在若有所思，不太注意别人讲的话。
老孙头
他的话使我记起我的邻组的老孙头，老孙头过去是京剧团唱黑头的演员，文革前属於高级艺人，每月两百元的薪水，他讲一口北京话，园园的脸，高高的额头，一脸福相。傍晚饭後，他常应大家的要求，唱几曲林冲，或武松的片段。
“你晓得我们邻组的老孙头吗？”我问黄眼镜。“嗯”。
“有次卢国安好奇地问他：‘你好端端几百元薪水的日子不安心过，哪根肠子快活要到劳改队来寻开心呀？’老孙头拉着京剧道白的腔道：‘说来话长！，我们早就没有舒服日子过了，文化革命後期下放到农村，工资减了事小，戏也不准唱了，每天背着锄头修理地球。’卢国安打断他‘那也比坐牢好呀。’老孙头回答‘我恨不过呀，张口就骂起毛主席他老人家来。一打三反运动一开始，军宣队的负责人把我找去问我怎么攻击毛主席的，我也是竹筒倒豆子，痛痛快快地告诉他，如果我碰到了毛主席，我要这样──’，他边说边咬着牙，伸着双手勾着手指头，象要抓什么东西一样，声音也变得狠狠地：‘我就把他的双眼挖出来！’当时我、卢国安和另一个在场的犯人都忍不住笑起来。”
黄眼镜也笑起来。那时的中国，对毛泽东的这种仇恨心情大概是非常普遍的，看看劳改队那么多因为“恶毒攻击毛主席”而判七八上十年刑的人就知道这种仇恨心情的普遍性了。象我这种文革前上层社会的人，这时候对毛泽东也是有着刻骨的仇恨。我的母亲被逼得自杀，父亲和自己都被关起来了，哥哥被开除公职，弄到乡下劳改，妹妹被下放到边远的山村。我们真是家破人亡。整个中国被毛泽东和共产党搞得生灵涂炭。每次我看到毛泽东的像，就象看到一个杀人魔王的像。他那大而高的额头在我眼中成了妖怪的特征，他的脸色充满着一股杀气，显得十分阴暗而凶狠。其实毛的画像本身与这些印象完全不沾边，但政治迫害却使我们这些政治犯心目中的毛泽东画像成了一切罪恶的来源及仇恨的对象。我完全能理解为什么那些受迫害的黑七类的子女都用侮辱毛画像的方式来发泄对他的仇恨。自一九七零年以来，毛泽东就完全改变文革中支持出身不好的人的造反的立场，他重新与周恩来联合，强调阶级路线，迫害出身不好的人。
黄眼镜的“茶花女”故事
我的被批斗，使我和黄眼镜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
劳改犯人最喜欢的季节是农闲时的雨雪天。冬天农闲季节如果下雨下雪，则农场没有活可干。冬闲时农场干部总是命令犯人修堤坝，这种工作遇下雨，因泥土稀烂无法进行。每逢这种时候，犯人们就可以捞到休息。南方春节前後是雨季，在这段时间，犯人有时可以一连在监房内休息三四天。这种休息天，除了半天政治学习外，犯人们无所事事，很多人在补衣服，打扑克，下象棋，看书。还有两项最受欢迎的活动，那就是听讲书和写自传。
有两类读书人，一种是不识字但过去在茶馆听过很多书的人。他们讲的多半是封神榜，西游记、三侠五义、火烧红莲寺等等。另一种是一些墨水喝得多的人讲现代中国和西方的小说。黄眼镜是後一种说书人。他喜欢讲张恨水的小说，讲《茶花女》，《笑面人》、《九三年》等等。
有天黄眼镜在基建组讲茶花女，他坐在通铺下层中间靠墙的地方，五六个犯人有的靠墙坐着，有的平躺在床上听他讲书。我还是一九六二年刚上中学时看过茶花女的话剧，但从未看过原作。那个话剧上演不久，《人民日报》就登出文章批判那个话剧，说是资产阶级毒草，宣扬“爱情至上”。我那天兴致勃勃地坐在黄眼镜旁边，听他的茶花女版本。
“在中世纪的法国有位外省贵族的儿子在巴黎读书，他每年都要代表父亲出席国王举办的一个大型宴会。有次宴会上一位大贵族将当时巴黎有名的高级妓女茶花女带来了，很多人给茶花女送去盛开的茶花。这位公子马上跑出去买来茶花献给茶花女。他们就此结识了。”
黄眼镜讲书时胡子一颤一颤的，不时取下眼镜来擦一擦。他的故事与我从话剧中看到的很不一样，想必是他加上了自己的创造。但我喜欢黄眼镜的茶花女更甚於我看到的那个话剧。下面就是黄眼镜讲的茶花女故事。
这位贵族公子与茶花女坠入情海後，同居了一段时间，两人如胶似漆，对天发誓：“不能同生，但愿同死。”由於沉溺於爱情，这位贵公子的学业荒废了，他父亲从外省赶到巴黎茶花女的豪华住宅，要求见自己的儿子，被茶花女拒绝。这位老贵族多次约见茶花女，不见不走，终於用他爱子之心感动了茶花女。茶花女答应帮助他逼迫儿子会学校发愤读书了。
茶花女断绝了与贵族公子的关系，为了迫使这公子下决心集中心思念书，她正式宣布接受一个追求她多年的大贵族的求婚，将与她公开举行婚礼。那位贵公子听到这个消息後，悲愤欲绝，於是带着一支手枪去参加婚礼。他在婚礼高潮时开枪打死了新郎後，又朝自己开了一枪。茶花女看到自己的爱人倒在血泊之中後，马上匆匆回到家里，决定履行她与贵公子“不能同生，但愿同死”的誓言，服毒药自杀并留下绝命书，说明自己一直深爱着贵公子，与大贵族结婚是为了迫公子专心读书，不料公子自杀身亡，所以她也自杀以实现但愿同死的誓约。
谁知公子只是受了重伤，并没死去，他被送到乡下父亲家去养伤，几年後回到巴黎，知道了茶花女的绝命书，於是找到茶花女的坟墓，写下请人将其与茶花女葬在一起的遗书，然後开枪自杀，死在茶花女的墓前。
最後一部小说
受黄眼镜的作品的启发，也因为《日夫可夫医生》和《左拉格群岛》的政治影响，使我觉得文学是在中国搞政治的一个手段。
一九七四年我开始写一个名叫“同时代人”的电影文学剧本。黄眼镜很喜欢这个剧本。我们俩交流作品，渐渐成了莫逆之交。我是黄眼镜小说的忠实读者。我看到的他的最後一本小说有点象後来的伤痕文学。他的小说都是现实主义的，而他的电影文学剧本都是浪漫主义的。这本小说又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写的是两位出身不同的青年的恋爱悲剧。
男主人公五十年代中期是湖南省军区的青年军官，他结识了一位高中女学生，与她陷入了情网。这位叫王军的军官出身於革命干部的家庭，正受到上级的器重，前程无量。他的顶头上司知道王军与地方女学生恋爱的事後，通过当地党组织调出这位叫玉珍的女孩子的档案来看，发觉她父亲是位仍在劳改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马上制止王军与玉珍接触，并替王军找了一位共产党女朋友。王军在上级软硬兼施的压力下与这位女共产党员结了婚。玉珍因成分不好，考不上大学，失业在家，只好嫁了一位他不喜欢的街道干部。为的是使後代有个好成分不至於象她一样永无出头之日。
一九五九年王军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的爪牙，受到政治处分并被复员回山东老家。他倒霉後，他的党员妻子马上与他离婚，他带着他的儿子即将离开长沙。在长沙街头上他碰巧碰到了他昔日的女友。他们互相了解了对方的情况後，无限伤感。当晚玉珍希望王军把他的儿子留在她家住一夜。第二天玉珍送王军父子上火车，上车前她将一件通宵织成的毛背心送给王军。火车开动後，王军让儿子说声“阿姨再见”，儿子坚决不说。等车开动後，父亲问儿子为何如此固执，儿子说“她不让我叫她阿姨。”“那叫什么？”王军大惑吃惊。“她让我叫她妈妈”。儿子说着拿出一个信封，说是“她让我开车後交给你，”信封里装着一迭现金和一迭粮票。当时正是大饥荒来临的时刻，这些钱粮对一个被解职还乡的人来说真是雪里送碳。王军手里拿着这些钱粮，望着远去女友的身影不禁潜然泪下。他问儿子“你叫了妈妈吗？”“叫了”。
“她说什么了？”
“她抱着我哭了，说我是个好孩子，”然後把我亲了又亲。
王军看着儿子酷象自己的脸庞，忍不住抱着他，在他那印满玉珍亲吻的脸上亲吻起来。
这本小说感情写得十分细腻，情调极其伤感、灰暗。我那时还从未看过一九四九年後出版的色彩如此灰暗的小说。看完我已是满脸是泪了。
黄启龙应该是一九八三年满刑。但毛泽东死後，他於一九七八年下半年被释放回家。那时卢国安在长沙到我家来聊天时告诉我的。他说黄眼镜的改判书上说他的确有罪，但量刑过重，所以提前释放。後来我又听人说黄启龙一直在要求当局为他平反，恢复他原来的职位，但一直没有结果。
黄文哲之死
一九七一年夏忙季节过后，是犯人们望眼欲穿的一个短暂的农闲季节。炎夏的余热还未完全散去，水稻田里的水温中午时分还有点烫脚。刚插下的水稻渐渐加深了绿色。一天早晨我所在中队的汤指导员走进监房的铁门吹响集合哨后宣布今天不出工，“政府今天对犯人进行分编分管。”
分编分管：犯人换环境
很多天后，我才明白所谓分编分管是将反革命犯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分开来管理。七大队新调来我所在的三大队的姚宝，他的全名叫姚希贤，告诉我，三大队现在成了现行反革命的大队，专关现行反革命份子，一大队和二大队成了专关历史反革命的大队。四、五两个大队也是专关现行反革命的大队。七大队的反革命犯大多转到我们三大队来了，而三大队的刑事犯也转到七大队去了。一位老犯人告诉我，分编分管是文化革命前劳改队的规矩，文化革命后，这个规矩就被搞乱了。
从七大队转到三大队我这个小组来的现行反革命犯有三位，姚宝是一个，另外两个叫戴雷和曹国。一两周后，我逐渐知道了他们三个人的一些情况。姚宝是一位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三姨太的儿子，他操机械流子的职业，在江湖上游荡，精通焊工和钳工技术，经常接地下私人企业的机械活做，或承包一些国营工厂内朋友转包给他的机械活。他的罪名是“反革命攻击污蔑”。戴雷的小名叫“驴子”，这不但因为他个子矮小，而且因为他体力极好。往往能象驴子一样挑起二百多斤的担子。曹国正好相反，个子高大，但却从不做重活。他从不说话，冬天干部发给他白棉衣棉被他拒绝接受，丢在一边，而且拒绝干活。大概是因为他罪名本来不重，加上他从不说话，行为反常，干部在推搡他几次强迫他干活失败后，终于听之任之。他高兴时干点轻活，不高兴时蹲在一边看别人看活。戴雷最了解曹国，总是不声不响地关照他。他们两人都是犯写反革命标语罪。
姚宝是个棋迷，他有一付塑料象棋，每天晚饭后，政治学习前总要找人下棋。他们对手之一是我们小组隔壁的另一个小组的黄文哲。黄文哲也是从七队来的“现行反革命”。高高瘦瘦，看去十分老练。
那些天，汤指导员在中队犯人大会上训话时，鼓着他那对大眼珠说：“这次分编分管后，很多犯人换了环境，这是你们改过自新的新起点。不管你以前表现多么坏，现在都可以重新做起，靠拢政府，立功赎罪，争取减刑。”
不少犯人“递条子”
近一年的劳改经验告诉我，所谓“靠拢政府”就是向干部打“小报告”。犯人们给这种行为取了很多名字，如“KGB”、“递条子”、“滔老倌”等等。但由于干部对犯人的情报有极大的需求，所以不少犯人暗中从事这类克格勃的活动。其主要方式就是“递条子”。我开始根本不知道“递条子”是怎么回事。在一些老犯人指点下，我慢慢发现每天干部进监房和监视犯人劳动时，总有人趁其他人不注意靠近干部“递条子”，即送交情报。其他犯人了解“条子”的内容和唯一途径是通过干部。当干部批判某个犯人并指控他犯了监规时，被批判者才会知道，他被人“递了条子”。
汤指导员在十月份的另一次犯人大会上，果然有了新的斩获。他对着话筒恶声恶气道：“五组黄文哲所在的组，有些家伙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有个顽固不化的反革命份子至今还在盼修〔苏联修正主义〕，盼蒋〔蒋介石〕，盼美〔美帝国主义〕的复辟。有人宣扬封〔封建主义〕、资〔资本主义〕、修〔修正主义〕的毒素。在犯人中讲“封神榜”、“西游记”，把个五组搞得乌烟瘴气。五组组长李早平也与反改造份子同流合污，把伙房多发给他们的一钵犯私下分吃了，好大的狗胆!”
坐在四中队监房大坪里的犯人们鸦雀无声地听着训话。我心中暗骂，这又是哪个想减刑的家伙递了条子。
第二天晚上，我们就听到隔壁五组开斗争会的喧闹声。被斗争的是一个叫杨国昌的犯人，罪名是他有“三盼思想”。斗争会由学习组长李早平主持，我们听到隔壁李早平闷声闷气的“今天晚上斗争反改造份子杨国昌，杨国昌你站出来!”我想起杨国昌那圆圆的脸，他不到三十岁，是那种心直口快的人。那天晚上我们六组是在学习湖南日报批判林彪的文章。透过敞开的前门，我可以隐约听到隔壁的斗争会开得不顺利。被批斗的杨国昌死不承认有“三盼言论”。坐在五组监房门口的汤指导员阴阳怪气地说道：“杨国昌今晚反改造气焰如此嚣张，怎么没有人出来压压他的气焰？靠拢政府的人都到哪里去了。”这是通常干部示意应该动武打被批判者的口气。汤指导原象往常一样，说过此话后就故意离开五组，那意思是说，你们可以动手放肆打，我只当没看见。隔壁响起了拳打脚踢的声音，有人在叫“跪下”。但听得出来，打得并不厉害，杨国昌是个不讨犯人厌的人。
黄文哲靠拢政府
第二天，一中队的犯人中就流传着一个消息：“黄文哲是这次递条子的克格勃。”
我这才注意到，黄文哲有好多天没与姚宝下象棋了。我悄悄问姚宝，黄文哲是个什么样的人。姚宝说：“他是个好人，在七队时从不‘滔老倌’，还是七大队有名的‘反改造份子’，经常挨批斗的，冰冻的豆腐不进油的角色。”“那他怎么现在成了‘滔老倌’了？”“天晓得共产党又把他改造成什么‘新人’了。共产党真有本事，可以把人变成最亲近的人都不认识的”姚宝皱着眉头，用手抓着后脑皮，若有所思。“他是什么事进来的？”我问。“他是一个叫‘民主党’的地下组织的成员，被判了十年刑。也许他认为要改变他的政治策略了。”
这些天，我们经常听到干部在会上表扬黄文哲，说他劳动积极，捡棉花质量好，产量高，说他一改在七队的恶习，靠拢政府重新做人。五组的犯人们却把他恨之入骨。那正是干开始收摘棉花的季节。洞庭湖上这块湖洲土地肥沃，棉花树长得近一人高。摘棉花是可紧可松的活，如果每天要摘七八十、上百斤棉花，又要保持棉花中没有叶子，那就非得用两只手同时快捷和细心地摘，而且双脚要走得很快，不怕棉枝挂破皮肤和衣服。这样一天下来，人非常疲劳。但要慢慢捡却要舒服得多。我在捡棉花时，碰到几次黄文哲，他正是那种每天摘七八十斤棉花的姿态。好远就听到他碰撞棉枝的声音。他双手摘棉，走得极快，不久就消失在棉枝中。每天收工时到晒坪称棉花，黄文哲的产量总是在前三名以内，质量也总是二、三级。
收棉花的季节里，三大队的三个中队合起来开过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报告大会。那天晚上由黄文哲向全大队几百犯人们介绍他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反动世界观的经验。
大会开始时天已全黑下来了。犯人们拿着自己的小木凳列队后在大操坪里坐下来。黄文哲就着马灯灯光看着他的发言稿，向我们讲述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一九六二年印度反动派在中印边境挑起武装冲突，蒋匪邦在台湾叫嚣反攻大陆，苏联修正主义背信弃义，撕毁条约，从中国撤走专家，停止援助。我出于反革命本能，认为这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大好时机，于是参加反革命组织，利用三年自然灾害给党和人民带来的困难，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这是那种我不熟悉的“认罪服法”的态度。如此自然地把对现政权的敌视和颠覆它的阴谋向公众宣讲也使我感到意外，我不明白当局是如何使姚宝称之为有政治头脑的人如此大胆地把他心中最隐秘的东西向他的敌人和盘托出，而且是用这种“认罪服法”的态度。
黄文哲被打得头破血流
不久，五组传出风声，李早平向干部提出不愿干组长了，理由是，全组所有人都是“反改造”，只有黄文哲一人是靠拢政府的。他没法管理这个组。李早平是华容县一个农民，也是“攻击污蔑”罪进来的。当时的政治气氛，发牢骚讲文革前的小说故事，念唐诗都可以算“反改造”，黄文哲把五组所有人的重要言行都报告给干部，当然只有不说话的人才不是“反改造”。接着李早平告诉我，五组的大多数人都向干部“递条子”，指控黄文哲思想反动。黄文哲在五组完全孤立了。当时正是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正在利用大多数共产党员对文革的不满，把文革的罪责往林彪身上推。
不久，一次一中队犯人大会上，汤指导员批评黄文哲。“有个反革命家伙把五组搞得乌烟瘴气，指责别人都是反改造，只有他一个人是好的，其实呀，他是最大的反改造!”第二天夜里，五组又开会批斗黄文哲。这次没有任何干部示意打人，杨国昌就带头动手打黄文哲。周围被黄文哲打过小报告的人一拥而上，把个黄文哲打得头破血流。
接下去的几天，我们都看到黄文哲又变了个样子，出工掉在最后面，做事懒洋洋，不洗脸，不刷牙，一身又脏又乱。看得出他已有点精神失常。干部问他“怎么啦，黄文哲？”半天没有回答，问几次后，他才懒懒地答道：“我想不通!”
精神失常以后杀人
黄文哲被批斗后的第四天深夜。我突然听到一声惊悸的叫声，好一段时间后，隔壁有人大叫“打死人了呀!打死人了呀!”我和六组的人围到五组门口，看见杨国昌床上一片血迹，头被打开一个窟窿，脑浆和血混在一块。
第二天一早干部进监房，从床底下取出一把十字镐。黄文哲马上被关入“小号子”。“小号子”座落在三队监房大院的东北角，那里有一个很高的岗哨楼，共有六间极小的监房，没有窗子，六面都是水泥。小号子专门用来惩罚不顺从的犯人或所谓“重新犯罪”的犯人。每天的口粮标准极低，八两米饭，蔬菜也极少。特别是在黑暗、潮湿、狭小的小号子中的单身囚禁，正常人也会精神失常。
姚宝以前是黄文哲的好朋友，看到它这样倒霉，十分难过。一天他接口给黄文哲去送些他要的衣物，和一位送饭的犯人一起到小号子门口去看黄文哲。姚宝回来后告诉我，黄文哲又变得与在七队一样，见人就骂共产党。姚宝再三劝他小心点，他也毫不在乎。
黄文哲很认真地告诉姚宝“共产党政权险象丛生，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日子不多了，姚宝，你耐心等着吧!”姚宝看着他瘦削下去的脸和叮铛作响的脚镣，心中觉得好凄惨，再三告诫他“你要好好保重自己呀!”
黄文哲被判死刑
一个月后，汤指导员在大会上宣布，“黄文哲在小号子里在被子衣服上书写反动标语，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共产党，这小子活得不耐烦了，他马上就要到闸口去啃草皮了!”
黄文哲是在每年两度的全农场宣判大会上被判处死刑的。处死时，它被武装士兵拖上台，全身死绑，背后插着一个又长又窄的白色标牌，上面的黑字是“反革命杀人犯黄文哲”。“黄文哲”三个字上有一个大大的红叉。一位胖胖的干部宣布了判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最后这两句响亮而威武。黄文哲马上被拖下台。我看到他被拖到台右边后方的一个草坪上已挖好的洞前。它被按下跪在洞前，面朝洞，两声沉闷的枪声响起，是由一个士兵站在他身后用手枪射击的。他应声栽倒在洞里。我再看不下去，黄文哲在大会上介绍学毛主席著作经验时那聪明理智的神志和他被批斗后那付丧魂落魄的样子轮番在我眼前转，还有那倒霉的杨国昌的尸体，我在问自己：谁应该对这些悲惨的事情负责呢？
复旧和斩草除根
一九七二年的春天
1972年的春天卷着紫云英和油菜花香悄悄来临了。中国南方的春天象突然上演的话剧，充满着勃勃生机。无穷的能量通过潮湿扑鼻的绿叶香味使人心醉神怡。我根本记不起1970年春天的美丽了。我只记得那个春天到处响着“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的口号，到处都是判处死刑的布告，天在我心目中总是惨黄而阴暗，泥泞的地似乎到处躲藏着死亡，尽管我知道1970年的春天不会比1972年的春天更多雨。
1972年的春天虽使人感觉社会已恢复了秩序，但是到处是“阶级斗争”，“专政”的口号，我感觉不到那个春天扑鼻绿叶香味的沁人心脾，却记得那个春天的湿冷。
1972年的春天给我的印象却十分美好。林彪于去年九月份死于蒙古，中国政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很多老干部复职了，以前被视为走资派的陈毅(前外交部长)也在报上恢复了名誉。劳改队犯人的零用钱恢复到文化革命前的每月两元，三大队的图书室也恢复了。图书室有一个报刊杂志目录，从这个目录可以看到，有几十份期刊，杂志将复刊，犯人被允许用自己的钱订这些杂志。
我订了三份杂志，《国外科技动态》，《中国科学》，和《学习与批判》。当然用我父亲邮汇给我的钱(劳改队的零用钱只够买手纸，牙刷，牙膏)。从报上可以看到周恩来越来越活跃，而江青、张春桥这些左派却很少露面，我想起刘凤祥的一句预言：“文化革命与其说是毛泽东的胜利，不如说是周恩来的胜利，随着社会秩序的恢复，周恩来会越来越主动，而毛泽东会越来越被动。”
新来的关教导员
这种微妙的政治变化给我们三大队带来了一位复职的老干部“关教导员。”原来那个恶狠狠的刘教导员被调走了。而这位新来的关教导员，据说是文革中的“走资派”。他讲一口地道的东北话，一听就知道是1949年南下的干部。这些干部比那些只会讲本地话的1949年以后当上干部的人显然资格老得多。关教导员经常向犯人保证改善伙食，每月，杀次猪吃次肉，看一次电影，用这些犯人喜欢的事鼓励犯人安心工作。这在文革中是被批判为“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路线。犯人们最大的物质要求大概就是每个月多吃几餐肉，多看几场电影。特别是自从1960年以来，劳改队有好几年没有电影了(社会上，那段时间也没有电影)，1972年一些老影片又在劳改队放映，每个月放一次。每次放电影前后，电影片成为犯人们的一个主要话题。放映前的几天，不少犯人真是“望眼欲穿”。人们不但感到秩序的恢复，也感到理性的恢复。这种微妙的变化特别集中表现在报纸的宣传上。报纸上文章的语调十分象1962年一样，总是有两个意义相反的句子联在一起，比如“我们应该突出政治，但是也要把业务工作做好，”“我们应该走群众路线，但是也要发挥专家的作用，”“我们应该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但是也要重视教育质量”，等等。看得出，“但是”后面的句子在作者心目中比“但是”前面的句子更重要。他真正要强调的是“但是”后面的句子，“但是”前面的句子只是一句不得不接受的口号。一九六二年是我从小学毕业考入初中的那年。那时中国正在从大跃进后的混乱和饥恶中恢复过来，一切都在“向右转”，农村在搞“包产到户”，工厂里，在推行“工业60条”，强调“利润挂帅”，“业务第一”，“物质刺激”，“专家路线”。教育界在改变招生政策，以前入学要看“家庭成分”，出生不好的人不能进好学校，1962年改为以考试成绩为唯一的录取标准。长沙一中成了全国的重点中学，很多右派都被请回一中以提高教学质量。省委大院中我的同龄少年那年都因为成绩不好没有考上一中。我是极少数考上一中的高干子女之一。我的班上没有一个高干子女，我的同学大多是工程师，医师和教师的孩子。后来有两个高干子弟从高班留级到我们班，我才有了两个高干子弟同学。比我们高一年级的学生进中学的录取标准完全是看家庭出生而不看考试成绩。那年我的数学老师，生物老师，外语老师都是右派分子。他们刚被学校当局从劳教营请出来。记得第一天上课，我们的班主任告诉我们，大跃进以来的教育质量比50年代初低得多，而50年代的教育质量又比1949前低得多。所以学校要重新重视教育质量，恢复长沙一中大跃进前百分之九十七的升学率。
想起了一九六二年
1972年的春天，周围发生的变化是我想起1962年的一切，1962年的气味，1962年的天堂，1962年我们家住的省委“榕园”旁那百花齐放的花园和漂亮的房子。不同的是，1962年我从来不认为那种环境是多么美好，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我刚坐牢时，我还觉得那么舒适的生活环境让人感到物质的满足导致精神上的空虚和缺乏刺激。十年前的我从来不知道中国社会的下层是什么样子，总是幻想有一天能象小说中在社会上闯荡的主人公一样，经历社会底层富于刺激的生活。十年后的1972年，那美丽的花园，榕园边的洋房，安静的校园对我来说已是可望不可及的人间天堂了。现在周围全是穿着破烂棉衣，衣上印着“劳改”字样，光着头的劳改犯人，黑洞洞的牢房，里面是十几人共睡的大统床。充满着汗臭和低级劣等烟草的刺激味。在经历过革命的骚动，有过被剥夺社会地位的痛苦经历，受尽侮辱和羞耻后，秩序和理性的恢复对我来说象是雨后的阳光。我象所有参加过革命的旧日贵族一样，在秩序和理性恢复时，感到深深的欠疚──为我过去革命的狂热，但又为自己父母和家族的在革命中被颠覆的身分而悲愤。这场革命没给任何人带来好处，但却使我家破人亡：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母亲被逼自杀，兄妹被赶到农村劳动。
有两件事特别激起这种对革命颠覆我的家庭的身分的悲愤。一件事是第一次恢复放电影“英雄儿女”，那是一部关于朝鲜战争的电影，有不少颂扬共产党干部家庭的情节。这类电影和作品是多年来没看到了。自文革以来，共产党的干部在文艺作品中往往是走资派的反面形象。另一件事是我从一位犯人朋友手中得到几本莎士比亚的剧本，除了“哈姆雷德”外，我最喜欢的竟是“麦克佩斯”，其中有一段描写王子在“麦克佩斯”政变后被颠覆身分的悲愤感。
新来的关教导员助长了我的这种情绪。关教导员对我特别关照。他来三大队不久就把我掉出了强劳力组，让我去做些稍微轻松的工作(例如去种棉花而不是去种水稻)。后来又把我调到基建组，不但工作可以轻松一些，而且可以学习建筑，设计房屋的技术，但是我毕竟不再是文革前充满优越感的高干子弟，而成了一个造反的思想家，或者按我的罪名来说，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我从来不认为我与其他反革命有什么本质的差别。我不喜欢关教导员的“阶级路线”。关教导员对那些出身好的犯人明显地比那些出身不好的犯人好得多。这不是关教导员的脾气。而是当时得势的周恩来派的政策。不少犯人都因周的右的政策而得益。那个春天，我们组有两个犯人被释放了。他们都是犯了“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罪”。而且都是出身好的人。其中一个小名叫周流子。他进劳改队前是个乡下的初中学生。他不喜欢他村里的“造反派”。“什么造反派，全是些造饭派，平时都是些好吃懒做的家伙，专门跟生产队长过不去，文化革命中，捣乱成了好事，他们也成了英雄。把我们公社的社长，党委书记又斗又打，还下放到我们村来。但管起生产来，还是这些老干部行!”周流子给我举过很多例子，证明老干部比那些文革中爬上去的新干部正派，能干。我这个“造反派”听了他的话虽然感到不舒服，但也不得不承认，农民支持保守派可能并不完全是盲从，而是有他们的政治倾向性。周流子是因为骂毛泽东，林彪，和江青而被叛刑六年的。他一直不服，经常与劳改队的干部吵架，也被当做“反改造分子”斗争过几次。1972年春天，当干部把他叫出去，大家都以为干部又要找他的麻烦了。想不到他回来就清理行李，告诉我们，他被无罪释放了。他是个出身好的人。三代都是贫下中农。
雷大炮的仇恨
在大多数犯人眼中，关教导员是个心肠好的干部，他经常在吃饭时间进监房来，看犯人们对饭菜有什么意见和要求。但有一次我却看到他的凶恶的一面。那是一天夜里雷大炮又在放炮的时候。雷大炮姓雷，但原名不是大炮。因为他成天咒骂共产党，所以犯人都叫他雷大炮。久而久之，连他本来的名字也忘了。雷大炮个子矮小。讲一口我不大容易听懂的方言。我第一次注意他是早晨官方的有线广播时。雷大炮站在广播对面的走廊上，指着喇叭在说什么。喇叭里正在广播通过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培养教育干部的消息。我一边吃饭，一边注意听雷大炮的评论。“你吹什么牛，你们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全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数一数你们共产党高级干部中有文化的人，谁不是国民党的大学、中学培养出来的!”他的口音在我听来十分不动听。但是他的思路似乎非常清楚。他的神态有点神经质，旁若无人的样子，根本不理他人的反应。他用手指着广播喇叭，声音时高时低：“你就是会搞殖民主义，你建的劳改队就是殖民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也是殖民主义。你把整个中国变成了殖民地。中国现在就是一所大监房，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坐牢。”他的声音低下去，我听不清他下面的话。
每天早晨，雷大炮都在对着播音喇叭咒骂。骂的内容一般都与广播中的内容有关。有天夜里，雷大炮又在大骂共产党，声音大得岗楼上值班的士兵听见了。不久关教导员进来了。他怒目园睁，与平时和蔼的样子决然相反，一开了监房的铁门上的销，马上大声命令：“值班犯人，拿绳子来。”两个犯人把绳子拿来，关教导员命令道：“把他给我捆起来!”接着他亲自动手，把雷大炮上“死绑”。雷大炮毫不反抗，嘴里却还在咒骂：”共产党杀人不眨眼，屠杀无辜。”关教导员把绳子结两个套，套在雷大炮的两个手腕上，用力把他一推，他象小鸡一样跪倒在地上。关教导员顺势把雷大炮的双手反在他背后，然后把两根绳子穿在吊在脖子后面的一个绳套里，他死命拉紧绳子，把雷大炮的双手从后面往他的后脖子拉，关教导员满脸仇恨，脸因而变了形。我心里万分难过，看到雷大炮毫无反抗的身体慢慢因不支倒在地上，咒骂的声音也突然停止了。我看着关教导员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心中真为他难过和替他害羞，我实在不理解他为什么如此仇视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人。我甚至怀疑他的仇恨是故意装出来以显示他的“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但从他眼睛中可怕的恨火，我不得不承认这是种我不能理解的真正的仇恨。
接着有几天，雷大炮没有出工，干部把他留在号子里进行审讯。一两个有病留在监房的犯人告诉我们，整个审讯过程中，雷大炮从头到尾骂不绝口。从他的咒骂一个病号犯人听出来，雷大炮的父亲是国民党时代的官员，1950年代初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共产党镇压。文化革命中彬州的造反派为了防止出身不好的人造共产党的反，成立“贫下中农法庭”，把出身不好的人统统用活埋，枪杀等办法杀害，雷大炮的哥哥为了抵制这场大屠杀，把出身不好的年青人组织起来，互相通风报讯，四处逃亡。文革后，秩序恢复时，他哥哥被当局逮捕，以“反革命组织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听到他哥哥的死讯后，沉默寡言的雷大炮突然开始不停地攻击和批评共产党。于是他被判刑十五年，到了劳改队。
几天后，建新农场开宣判大会，这又是一个以杀人威吓犯人在春耕农忙季节拼命工作的大会。雷大炮这次已被真正上了死绑，他的脸上没有任何畏惧，嘴巴还在不停的动，一定还是在继续攻击共产党。死刑判决书果然证实了雷大炮的家世。宣读判决书的干部满脸杀气地念道：“其父是国民党的反动官员，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我人民政府镇压，其兄在文化革命中因组织反革命组织被我人民政府镇压。他对我党和人民政府有杀父杀兄之仇。”这张判决书等于是公开表明了要把这些仇恨共产党的被杀害者的后代“斩草除根”。这种无人性的屠杀政策等，使我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与仇恨。我第一次感到可以理解雷大炮对共产党的仇恨。
道县事件的活证人
雷大炮和他哥哥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的那场大屠杀在中共官方文件中被称为“彬州道县事件”。三大队有四五位道县事件的活证人。一位是我同一组的姓何的农民。他平时极其老实，对人总是低眉顺眼，笑脸相迎，对上司的命令总是绝对服从，从不反抗，象一个顺从的奴隶。但他象没有魂，行为呆板，所以大家都叫他“何傻子”。了解他的犯人告诉我，他的父母，兄妹在道县事件中全被“贫下中农法庭”杀害。杀害的手段极其残酷。民兵用枪逼着他父亲亲手活埋了他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最小的只有五岁。然后命令他父亲给自己挖洞，跳下去，再由民兵活埋他。何呆子的祖父是小地主，所以他全家都成了“阶级敌人”。城里造反派把共产党组织冲垮后，很多支持共产党的“保守派”就跑到乡下，动员支持共产党的人组织了“贫下中农法庭”，屠杀“阶级敌人”，以防止他们与城里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这个“道县事件”发生在1967年8、9月保守派在城里失势的时候。据官方的统计，大约有两三千“阶级敌人”在这场大屠杀中丧命。何呆子是他家族中唯一躲过这场大屠杀的。由于受了极大刺激，何呆子每隔一两个月会发一次疯。有天夜里，我上厕所时，突然听到有人在厕所大声吟唱，象和尚作道场时念佛经。我定睛看看，何呆子手持一根木棍在那里上下舞动，口中念念有词，接着又转过背前后走动，边走边挥舞木棍，念经的声音时高时低：“大道，苍天，不杀，不负。神天有眼，道行道归。”我走过去轻声道：“何呆子，你该去睡觉了。”他一反平常对人和顺的态度，根本不理睬我，直管念他的经。舞他的。我断定他在发疯，只好回监房去向其他人求助。了解他的人都说，这是因为他被大屠杀吓疯了，每个月总要发几次疯，没办法治，让他去。过两个小时他自然会恢复的。第二天早晨，我一醒来就注意何呆子的床，他已经起来了，表情和平时一样，和顺与谦卑，脸上再也没有昨夜的杀气。我猜想，何呆子一定是在发疯时讲了什么当局认为是“反革命”的话而做牢的。
另外一位“道县事件”的证人是这次事件中的一个杀人凶手。他的小名叫邱宝，看上去只有二十几岁的样子。邱宝健壮得象头小牛。有天在监房外边的养猪场劳动时，看到公猪和母猪正在交配，来了“神”，裤子都勃起来，他站着不好意思，只好蹲下去，周围的犯人都大笑起来，向他起哄：“邱宝，站起来呀，又不是大便，蹲着干什么呀？”“邱宝，又不是要你配种，你来什么神呀？”邱宝三代贫农出身，道县事件前，爱上了同村的一家地主的女儿。这女孩子一家受尽了出身好的人们对他们的歧视和欺压，发誓，长大以后绝不嫁给出身好的人，只嫁给地主的儿子。女孩子长到十八岁，如花似玉，周围不少贫下中农的儿子都来求婚，全被拒绝，并被告知非地主的儿子不嫁。道县事件时，几个过去求婚被拒的贫农的儿子冲到这个地主家，当着女孩父母的面，轮奸了这个女孩，然后把全家杀死。文革后秩序恢复后，这几个杀人犯被逮捕，判了三至五年的徒刑。邱宝就是被判刑的一个。如果轮奸的不是地主子女，一定会被叛无期徒刑或死刑。我和几位老者听完一位与道县事件有关的犯人讲完这个故事后都不停地叹气。一位地主出身的犯人忍不住小声说：“这就是共产党法律的阶级性，法律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呀!”
一九七二年的复旧给我的印象是如此复杂，既是秩序和理性的恢复，又是共产党无理性的野蛮政治迫害和阶级歧视，阶级压迫的恢复，那个春天既充满着温暖和明媚的阳光，又充满着“斩草除根”和屠杀的血腥味。正因为我有了从社会上层到最下层的经验，我懂得了“复旧”和秩序的价值，我不再象1962年“复旧”时那样不懂得珍惜复旧的价值。但也正因为这从上层到社会最下层的经验，我也更明白了这秩序的残酷与黑暗的一面，懂得这“理性”的野蛮的一面，我在珍爱复旧的价值的同时，却更加仇恨这残酷的“秩序”。
宋导演
宋绍文是一九七二年政治犯和刑事分编分管后从十大队调到三大队来的。这次分编分管后，一至五个大队专关反革命犯（政治犯），六至十共五个大队专关刑事犯。通常同案犯是不能在一个大队的，但是可能因为可容纳政治犯的大队从十个减为五个，我们这两个“同案犯”被关到了同一个大队。老宋（我这样称呼他）比三年前我在左家塘看到他时更象一个劳改犯了，讲话不再完全是那种上层社会的书生腔，语言中夹杂着一些下层社会的俚语。他原来肤色白嫩，现在已经变得又黑又粗，加上那身劳改服，没有人可以从他的外表看出他过去是那种拿高薪的高级知识分子。他过去是剧作家，也当过导演和话剧演员，每月工资三百来元，相当于一位省委书记的工资水平。加上住房，用汽车等方面与他的等级相应的无形收入，他过去属于中国的特权阶层。不少犯人因为他过去的职业而称他为宋导演。
我第一次看到宋绍文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他那时被湖南省话剧团的当权派和保守派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受过无数次批斗。而他一直支持和同情造反派。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中造反派占了上风，他就从省话剧团的软禁室逃出来，在造反派朋友中躲藏。有天夜里，他躲到长沙一中造反派学生的一间办公室，我正好也在那里，因此碰到了他。他那时穿的一身很考究的衣服，讲话有时热情而激昂，声音却细声细气，一看就是那种很有地位的人。他爱人梁器芝也坐在旁边，她看去很漂亮，但我那时并不知道她是话剧团有名的女演员，长沙上层社会有名的美人。宋绍文正在向一中的五六个造反派朋友讲叙他被打成黑鬼的故事，一口地道的长沙话。
“我被打成黑鬼是因为我所在的湖南省话剧团的国民党背景。省话剧团的前身是国民党文化部的演剧大队。我抗日战争时参加过国民党青年军，到滇缅边界参加过远征，演剧大队一成立，我又参加了演剧六队，专门为抗日军人演出，鼓舞士气。演剧六队有不少人参加了地下共产党，所以解放后整个演剧六队很快就成了共产党的湖南省话剧团。文化革命一开始，省话剧团的领导、名演员、名导演全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上的人物，我也成了黑鬼，被批斗过无数次，失去了行动自由，被软禁在机关里。
“去年（一九六六年）十月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支持被当权派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后，话剧团被迫害的人组成了省文艺界红色造反团，支持湘江风雷，为‘黑鬼’平反。造反派逐渐得势后，我就从机关里逃出来，机关里的保守派到处追捕我，我是两三天就搬一个地方，在造反派朋友家里躲藏。”
宋绍文那天夜里告诉我们，他预见保守派马上会利用军队的支持对造反派进行报复，重新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我当时正和一些造反派学生张贴大字报，提醒人们军队与保守派观点相同。
他们卷入文化革命后（当时毛泽东正命令军队卷入文化革命），保守派在军队支持下重新大规模迫害造反派的局势马上会出现。由于我对政局的看法与宋绍文非常一致，他留给我很好的印象。那天与宋绍文交换观点的中学生都很尊敬他，象尊敬老师一样。宋绍文当时是被保守派“通缉”的“反革命”，那晚的见面也是在一种紧张、秘密的气氛中渡过的，在场的学生都在出主意怎样帮助他找到可靠的秘密地点，躲过保守派的搜捕。
几天以后，全国性的大规模镇压就开始了。每个省有名的主要造反派组织都被打成“反革命组织”，湖南的湘江风雷被打成反革命组织，保守派带着军队抓人，长沙有几万人被逮捕，象我和宋绍文这种支持湘江风雷，但并不是湘江风雷成员的学生和知识分子都被关进了监狱。那是我第一次坐监狱。我和宋绍文都被关在省公安厅看守所──“模范监狱”，但不在一个号子。我们于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被关进去，三中月，我和所有学生都被释放，宋绍文大概是六、七月份，毛泽东支持所有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后才被放出来。我后来碰到了一个曾与他关在一个号子的中学教员说，宋绍文非常勇敢，在号子里绝食了三天，抗议军队的无理逮捕。他后来被士兵强行灌食物，最后脚上钉了镣，手上戴了手铐。一九六七年夏天，宋绍文出了监狱后，又支持造反派中的激进学生贴大字报反对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是二
月份直接指挥军队逮捕造反派，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的主要保守派首领。宋绍文虽然不是省无联的领导人，但因为他所在的“文艺界造反团”参加了“省无联”，他自己又直接参加了省无联反对周恩来的活动，所以他被以“反革命黑手”的罪名判了十五年刑。
由于我对宋绍文的这点了解，我相信他是有自己头脑的人，虽然听到他那个中队的犯人（我们在同一个大队但不在一个中队）说他是个“积极份子”，我总认为他的“积极”是表面上的，他这种人心里总不会真正认罪。
从小组长传来的消息也说明当局并不信任他。这消息是由一个小组长告诉他的好朋友，而他又告诉他的好朋友，最后传到我耳里来的。宋绍文所在的二中队中队长召集过一个二中队所有犯人学习组长的会议，会议上中队长特别问宋绍文所在的小组长：“宋绍文最近讲了些什么？”小组长想了半天说：“宋绍文摘棉花时指着叶子都掉光了的棉杆说，‘这些棉花杆都成了光杆司令!’”二中队队长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他可能是对共产党把他这造反派的‘司令’变成‘光杆司令’不满吧!”
一九七三年，复旧正是高潮时，我在一个下雨的休息日子去宋绍文的号子去看过他一次。他睡上铺，我爬到他床上，上铺只有他一个人，其他犯人都在下面下棋，打扑克和做别的事情。
“老宋，你注意没有，江青最近灰溜溜的，而批判‘极左’，周恩来却是‘众望所归’，得意得很呀!”我压低声音，用只有我俩听见的声音问他。老宋的反应比我预期的要迟钝得多，“嗯”了一声，眼睛里没有过去那种分析政治形势时的敏锐。我又轻声说：“我最近看完了范文澜写的《中国通史》。毛泽东现在玩的权术很象历史上帝王在‘后党’和‘朝官党’之间玩平衡术的手腕。”我看看老宋的反应，他眨眨眼，眼神里似乎有了一点火花。我想他一定明白“后党”是指江青、姚文元、张春桥这帮原来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而“朝官党”是指周恩来派。看到老宋眼里有了点火花，我又解释：“毛泽东在后党与朝官党之间见风使舵，看见后党太强就抬朝官党，而看见朝官党势太盛就抬后党。目前朝官党势太盛，毛泽东很可能会支持后党反击朝官党。”我知道老宋在文革中是支持毛泽东，反周恩来的，我这样直呼“毛泽东”，对毛泽东算是很不尊敬了，老宋能接受吗？但我一转念，他也是有
知识懂历史的人，我的讨论是不带褒贬的客观分析，他应该能懂吧。老宋向我靠了靠，面色由麻木转活跃，十分有兴趣的样子：“那江青他们可能反击吗？”我马上解释：“以往的经验，凡是江青太活跃，很少公开露面的时候，她一定是在策划什么大行动。这次我看她和毛泽东最好打的政治牌就是清查五一六问题。周恩来清查五一六时那么活跃，林彪垮了以后，他把清查五一六运动推得更远，好多造反派因此受了打击和迫害。”“是的，去年外调我的人多得不得了，都是查造反派与五一六的关系”。老宋看来在一九七二年与我一样有很多外调的经验。我轻轻叹气，心里感到沉重，不知如何解释对江青正在策划的阴谋一半是喜一半是忧的心情。我知道自己已不是当年的造反派，经过复旧的秩序，读过很多世界历史后，我已是一个政治上对一切革命反感，而懂得保守派的价值的人。但我很怀疑老宋也能理解我这种心情。我试着用他能理解的造反派的感情向他解释，“这两派由于卷入了为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的问题，因此与历史上的后党，朝官党又不同，平反问题与人权问题有关，造反派也很象法国革命时的第三等级，英国革命后的‘辉格党’，而周恩来支持的保守派就很象英国革命后的圆颅党，这两党要能共存政局才会稳定下来，一派压一派总会留下动乱的祸根。”老宋看去对历史没有兴趣，对我的评论没有多少反应。他打断我的话，问我家里的情况。我告诉他，我母亲在文革中被逼自杀后，我两个妹妹就没有了家，我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区去了，另一个妹妹跑到山西去投靠亲戚去了，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去了。老宋告诉我，梁器芝与他离婚后不久，他老母亲就因为又气又急而去世。他的儿女有一个女儿被法院判给他，其他都属于梁器芝。这个女儿最近
有了男朋友，女儿曾来农场看过他。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我发觉有什么事情不对头，干部看我的眼色似乎比以前严厉，特别是对我非常关照的关教导员，见了我，眼色也变得十分严厉。我凭自己劳改的经验，感觉到这一定是因为有人打了我的小报告。这会是谁呢？思前想后，很可能是宋绍文。事态的迅速发展终于证明了我的判断。两天后的一个夜间，中队长把我叫到监房内的值班室，我走进值班室内，关教导员已经坐在那里，阴沉着脸。关教导员以审讯的口气问：“杨曦光，你最近有什么反改造行为要向政府交代呀？”我回应道：“我天天出工，没有反改造呀!”关教导员把脸一沉，“杨曦光你不老实，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在犯人中散布反革命言论，以古讽今，攻击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毛主席。”我身上冒了冷汗，看样子宋绍文把我与他的谈话一字不漏地报告了当局。我心里直骂：“这个该死的宋绍文想不到你是个这样的家伙!”这种罪名要加刑真是容易得很。很多人比我讲的话温和得多，都被判了七年、十年的徒刑。我也知道，只有宋绍文一个人听到我的话，如果他们找不到另一个证人，我又一口咬定没有讲过这类话，他们也不容易加我的刑。我于是一口咬定我从未讲过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毛主席的话，心里却恨死了这个宋绍文。关教导员看起来声色俱厉，但却不象要找证据加我的刑。他恶狠狠地把我训了一个多小时，然后由中队长给我上了一付土铐子，宣布我被“戴铐反省”。这是属于比戴脚镣和关小号子轻一点的处罚。戴铐反省有两种，一种是双手反铐在身后，另一种是双手铐在身前。前者比后者更令人痛苦，因为无法自己吃饭，睡觉时也极不舒服。而后者的麻烦却是大便时要人帮忙擦屁股。戴铐反省无疑是种精神上的羞辱和打击。对我们这些对迫害和歧视非常敏感的犯人来说，一付手铐已足以使很多劳改朋友用惊惧的目光看我，文化革命中我被关在左家塘时，被抓出去批斗游街过无数次，但精神上并没有感到这次戴铐反省的压力，因为文化革命中那么多人被批斗，使人不觉得孤独。而这次戴铐反省是在秩序恢复，当局似乎越来越理性的时候，很少有人受到这种惩罚，因此一旦一个人受到这种惩罚，一定会感到比文革中挨批斗更大的压力。
幸好同组的犯人都十分同情我，早上洗脸，每餐吃饭时，以及大便时都有人来帮忙。“戴铐反省”的第三天，全大队犯人被召集开大会批判斗争我。批斗大会开始时，由大队杨管教宣布我的罪行，他首先列举我的阶级背景：“反革命份子杨曦光出身于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其父是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其母在文化革命中畏罪自杀，其兄其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反革命份子杨曦光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恶毒攻击和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书写反动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重新建党，重新建国，重新建军。……”
我一边听杨管教的宣布，心中涌起仇恨。我开始懂得为什么“雷大炮”和“沈子英”如此仇恨这个政权。我戴着手铐站在操坪的前台，看看黑压压的犯人是如何反应，他们象历次批判会一样，面色麻木，但每当他们跟着值班犯人的呼喊举起手来附和“打倒反革命份子杨曦光”时，我却感到这种麻木也是对被批斗者的一种压力。值班犯人看我头还抬起，就走过来狠狠地把我的头压下去。在羞辱感最严重时，我心中有过那样的念头，如果我有一支枪在手中，我会开枪把主持批斗我的人打死的。
很多人经过这样的批斗会后，精神发生错乱，黄文哲就是一个例子，但我的经受能力，比黄文哲强得多。特别是一两周后犯人们知道我被批斗的原因后，都改变了批斗我时的麻木态度。我的手铐被取下后，很多犯人对我都比以前热情得多。大家都相信我不是KGB，因此有更多的犯人向我讲他们的真正观点。我因而不后悔自己待人的诚恳和坦率，我为此付出了代价，但也得到大量收获，象宋绍文那种人是不可能象我一样了解到各种各样犯人的想法和故事的。这些故事只会讲给我这种坦诚的人听。
宋绍文检举我后不久就被干部“任命”为二中队的值班犯人，他每天不用出工，而是在监房里监督生病未出工的犯人，以及帮助干部在干部不在时监督犯人。宋绍文把他当年在国民党青年军和文化革命中造反的热情都发挥到值班上，他严格贯彻干部的意图，对犯人中违犯监规的事严厉督察。劳改队伙食差，吃不饱是个普通的问题，因此很多犯人都自己自制了煤油炉子，自己向老百姓买些蛋或肉，没钱的犯人偷一些农场生产的蔬菜回到监房后趁干部不在时炒菜吃。有些油滑的值班犯人对这种“违反监规”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宋绍文却是严格执行监规，对这类活动“毫不留情”。他把所有犯人的煤油炉子都搜查出来交给干部，弄得二中队的犯人叫苦不迭。大家都称他为法家。因为那是一九七四年，报上正在批判儒家，歌颂“法家”，犯人就把这种严格执行监规的人称为“该死的法家”。一个二中队的犯人见了我只摇头：“宋绍文真是演戏的本色不改，总有点‘职业病’”。他是讥讽宋绍文在装“假积极”，但我却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是他的个人气质，他有一种要“热情、积极”的个性倾向，不管这种积极是当年热血沸腾抗日也好，还是文化革命中轰轰烈烈造反也好，还是值日时不折不扣的积极也好，宋绍文有种要轰轰烈烈，全力以赴，充当英雄的本能的冲动，也许人类社会中的革命和各种极端的社会运动都与这种人的本性有关。
宋绍文不久就因这种积极被建新农场给以减刑两年的奖励。但是他没有红多久就遇到了麻烦。由于他得罪了太多的犯人，二中队的犯人联合起来检举他阳奉阴违，干部们不愿触犯众怒，于是将他牺牲，首先撤掉了他值班犯人的职位，接着召开批斗大会批判过他一次。批斗大会是在二中队召开的，我们其他中队的犯人没有参加。但据二中队的犯人说，批判宋绍文，犯人们高兴，所以犯人不是应付，而是十分“积极”。批判大会后宋绍文日子很不好过，因为犯人和干部都不喜欢他。
我一直再没有与宋绍文打过交道，很多年后我听说他在四人帮垮台后被释放，因为整个“演出六队”平了反，他文化革命初被打成黑鬼的事也平了反。但是令我奇怪的是，一九七九年中国的民主运动中，他又卷入了长沙学生的民主运动。长沙的学生运动领袖梁恒后来在纽约告诉我，长沙大学生为他们选举人民代表的权利示威和绝食时，宋绍文曾找过他，向他建议一些与政府斗争的策略。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更加肯定我对宋绍文的判断：他是有某种追求轰轰烈烈和英雄主义的精神病，正象偷窃狂和露阴嗜是精神病一样。
我在建新农场碰到过因患偷窃狂和露阴嗜病而被判刑的犯人。当局从不把他们的毛病当精神病，而将他们当做刑事犯。有个有露阴嗜的犯人，平时工作、生活都非常正常，道德品质也极好，只是见了女人就要脱裤子。因此被判刑二十年。由于工作努力，被减刑五年，从监狱转到建新农场来了。在牢里由于没有见过女人，他一切正常，一满刑见到女人又脱裤子，又被关起来。直到他儿子也出现同样症状，也被判刑，当局仍没认识到这是种精神病。
何老师
──《牛鬼蛇神录》第二十三章
【编者按】从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号起，《中国之春》曾连载了杨小凯所著狱中回忆《牛鬼蛇神录》的二十余章。根据作者的意愿，本刊自本期起继续连载。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湖南人，出身于高干家庭。上高中时参加了“文革”造反派的活动。一九六八年撰写了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主张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引起轰动，并因此被中共当局以“反革命”罪判处十年徒刑。一九七八年出狱，先当工人，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并在武汉大学任教。一九八三年经邹至庄教授推荐，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读书，一九八八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高级讲师。著有多部英文经济学专著。
《牛鬼蛇神录》中文本完成于一九八八年。与中文本有相当大区别的英文本 Captive Spirits (直译是《囹圄中的精灵》)也已由杨小凯和苏珊•秦完成，将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杨小凯打算待英文本《囹圄中的精灵》出版后，再安排中文本《牛鬼蛇神录》的出书事宜。
何敏和是三大队墨水喝得最多的人。一九七零年代的劳改队墨水喝得多是件坏事。劳改队的干部墨水喝得不多，都不喜欢墨水喝得多的人。用李指导的话来说，“读书读得越多，就越蠢，思想越反动。”他大概是因为文化高的犯人喜欢引经据典与劳改干部辩论形成的这个印象。
这种读书越多越蠢的观点在文化低的犯人中还很有市场，因为不少人都认为中国的读书人只会动嘴讲究理论，所以全都把自己的文化水平压低。小学毕业生自称“一字不识”，中学毕业生自称“只念过小学”，大学毕业生自称“只念过中学”。可是何敏和却没办法降低自己的文化程度，因为他有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这副眼镜片中有好几层圆圈，何敏和的眼睛在镜片中变成了象老鼠眼的一双黑点。再不识字的人也知道，要不是读了太多的书，绝不会变成这样的四眼狗(象那种两个眉毛象眼睛的狗)。所以大家都叫他何眼镜。
除了这付眼镜外，何敏和一点都不象个读书太多的人，他出工时赤着脚，印着劳改字的衣服已破旧得变了色，腰间用草绳捆着一块破麻布片。他在田里做起农活来一点也不示弱，虽然效率不是最高的，但也不会落在最后。特别在吃饭问题上，他已没有一点读书人的架子，他可以吃任何能塞肚子的东西，我看见他吃过生的活泥鳅，吃春天里的油菜梗子。每天饭后，他总是争着去倒洗碗的桶里的水，他小心地把水倒掉，用一块纱布把桶底的饭菜渣子接住，然后吃掉。洗澡的时候，何敏和露出了他松松的肚皮，看得出，他以前是那种大肚子的上层人物，现在肚皮下的脂肪都消失了，只剩下一层松松的皮。他一定是以前肚量很大，才会显得如此饥饿。 何敏和还保存着一些不接受下层社会小人物的上层社会的习惯。比如他从不与他人分享家里给他送来的食物。他比那些习惯于下层社会困苦生活的人更不能掩饰饥饿造成的强烈食欲。我们大队有不少扒手和农民出身的人，他们往往更能控制自己，饥饿时不会去捞碗里的饭渣。自己有了特别的食物往往与同伴分享。奇怪的是我的一个扒手朋友用他的零用钱买香皂，而何敏和却用他的所有钱买食物。下层小人物与上层人物在劳改队好象互相换了位，下等人变得比上等人更讲究文明。很多下等人出身的犯人不喜欢何敏和，据说是与他这种不顾面子，不关照他人的作风有关。
但是我喜欢何敏和，我知道他有一肚子“真墨水”。我刚到劳改队来时写信给家人，请他们给我买了一套高等数学教材。我用晚饭后，政治学习前的时间及雨天休息的时间读这套书。一年后我已读完了一册。我试着做书后的练习，但却不能真正解题。我发觉数学是没法自学的，必须找老师。自然我看上了何敏和。他是一九四八年从中山大学毕业的，一九四九年后一直在当工程师。
记得我第一次拿着高等数学课本去找他，称他为“何老师”，他高兴得合不拢嘴。周围的人(包括干部和不少犯人)都不喜欢他这种“臭知识分子”，他因为自己有知识受了不少气，受了不少歧视，象我这样因为他的知识而尊重他的人实在不多。他接过那本数学教科书，连忙扔掉手里的烟蒂，一页页仔细翻看着，象是一个老猎人多年不摸猎枪后突然看到一枝好枪一样。我们就这样建立了师生关系。我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到他的号子去上课，并认真做所有能找到的习题。我们的数学课与一般的教学不同，我经常提问，特别喜欢问关于一些数学概念和定理产生的背景和首创者的动机形成过程。他肚子里有不少这样的知识，这些知识使我懂得了不少抽象数学概念和定理后面的思想方法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微分和导数是这门课的一个难点，做题目时，我总是把微分概念误解成平均变化率概念。何敏和通过改正我的作业使我看出了这种误解。他又近一步用牛顿和伽利略发现重力加速度的例子生动地说明微积分概念是怎样被“发明”和建立起来的。经过反复练习和他的指点，我终于建立起微分概念。
何敏和一九四九年前受的是非常正规的英美式教育，一九四九年后，新政府为了改造这些“旧知识分子”，要求他们学习俄语，重新学习苏联的专业教材。何敏和因大学受过一年这样的“再教育”，他对俄语和苏联的教育也相当熟悉。我们用的高等数学教材是苏联式教育系统的教材。上课时，我有次问起何老师对苏联式教育与英美教育差别的感觉，他马上作了详细回答。看起来他也一直非常注意这种差别。他那广东腔的普通话是那种典型的工程师味道，充满着没有价值判断的实证味道。“苏联的教材非常统一，词语、概念标准化，老师容易教，学生容易记。全国的标准教材都由一个统一机构审定。工程技术也有一套全国统一的标准，因此零部件的互换性，相容性很好，但这套教材缺乏灵活性和创新性。而英美的系统，则正好相反，标准化很差，各个教授自有一套独特的东西，工程技术也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系统，零部件互换性，相容性差，但灵活性，创造性却好得多。”何老师从眼镜上面看我一眼，似乎是在审查我会不会告密，然后加一句：“苏联教育制度只培养专家──有一技之长却没有思想，而欧美教育制度培养的是学者──有独立思想所需要的全部知识。”这是何老师最有思想的一句话。他大多数时候极少发表带有价值观点的看法，而只是客观地陈述事实。但看得出来，他比余裕一更了解苏联的文化教育系统。他可以讲出苏联工程技术系统的一些真正优点，而且从来不批评社会主义制度，更不用说反共。有次他特别提到解放后，共产党大兴水利工程，使他们这些工程师大有用武之地。而解放前国家很少组织大型水利工程，土木工程师无用武之地。何老师有次告诉我他在洞庭湖和长江交接的荆江分洪工程的工地见到过邓子恢(一九五零年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五六年被毛泽东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何老师的眼神看去对邓子恢十分好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共产党中央的高级干部，他穿得非常朴实，没有一点架子，对工程技术问题十分有兴趣，似乎也相当内行。”从何老师谈到共产党高干的口气，我听得出，他是那种对共产党右倾派有好感的人，他一点也不象余裕一那样有反共情绪。我比何老师年轻二十岁，自然更能适应下层社会的生活。我学会了一口江湖黑话，知道“粮子”是当兵的，“小叶子”是指粮票，“大叶子”是指钞票，“江都神少拐”是三、四、五、六、七，我懂得在饥饿时克制自己，别在人群中显得食欲太盛。每次我家里送来食物，我总是与周围的犯人同时分享。日常生活也故作放荡不羁，因为我知道下层社会的朋友们买这一套账。牢友们最佩服我在最寒冷时用雪洗澡的本领。我经常与人打赌，如果我能赤身裸体在雪地里洗澡并呆足够长的时间，对方就替我值日一次(负责给全组的犯人打饭、打开水)，否则我就替他值日一次。每次打这种赌我总是赢。劳友们不知道我在上高中时就养成了冬泳的习惯。凭着这点故意装出来的放荡不羁，我赢得了年轻好友的好感，我也常利用这点“本钱”为不受欢迎的何老师帮忙。
有次，我用家里寄来的钱向过路的老百姓买了一块肉，正好第二天何老师休病假，我请他帮我把肉切碎炒好，我们下工后吃。下工后我们吃肉时，卢国安叫道，“这肉一点没有油味，是不是死猪肉呀！”外面一个老犯人不阴不阳地说，“何眼镜”把油煎出来都装到自己的油瓶里去了。卢国安一听大怒，挽起手上的袖子，就要打何敏和，我心里虽不高兴何敏和的举动，但却一把拦住卢国安，大声说：“是我叫他留下猪油，下次炒菜用得上。”卢国安还不甘休：“那也不能装到自己的油瓶里去呀？”我怒声道：“爷做爱还要你儿子来教呀？老何做你的爸爸都够格了，还要你来教训他吗？”年轻的朋友都把我看成绿林好汉，看我一心护着何敏和，也就没人再追究了。
我与何老师的感情越来越深，我从不指责他的一些不和群的行为，我总认为这是这个社会的特别歧视，欺负知识份子造成的后果。记得有次何敏和在插秧，大队刘教导员得意地在他旁边看这位“大知识份子”怎样做这种下贱劳动。他站在田埂上，一边吃西瓜，一边对烈日下站在烫脚的水田中的何敏和说：“何敏和，你现在知道劳动的艰辛了吧。过去你过着饭来张口茶来伸手的寄生虫生活，要不是共产党把你送到这里来改造，你一辈子也不会知道碗里的饭是怎么生产出来的！”何敏和气鼓鼓的样子，还是埋头插秧。几分钟后，他冷冷地回应道：“我在设计室工作一天对社会的贡献可能比我在这里插一个月秧还大呢！”刘指导员听了脸一沉，把手里的西瓜皮往田埂上一扔，怒声道：“你这臭知识份子，狗改不了吃屎，又在胡说八道，攻击我们的劳改政策。”我听到他们的对话，心里为何老师受的侮辱难过，也担忧他又会在晚上的政治学习中挨批斗。万幸的是，刘指导员不久就被调走，使何老师免了一场批斗。
我与何敏和的亲密关系却使不少人不高兴。首先是干部怀疑我们俩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我几次出工回来后，发现我的床被干部抄过，我的数学练习，笔记，教科书被人翻得乱七八糟。但这样翻过几次后，什么再也没有发生，大概是因为这些枯燥的数学既与政治无关，也与其它的犯罪可能无关。但是倒霉的是我的英文作业，全部被干部抄走。我在学习高等数学时，也在学英文。我的英文老师是一位当过英文教员的犯人，我父亲给我寄来一些英文的毛主席语录，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以及英汉辞典。我自己也托就业队的一位右派工程师给我订了一份北京周报。就业队就是些刑满后无家可归或被当局强迫留在劳改单位就业的刑满犯人。因为监规明文规定监房内不准使用外语，所以犯人不能直接订哪怕是共产党官方的英文刊物，所以我只好请有更多自由的“刑满就业犯”替我直接从邮局订。自从干部发现我在学英文后，我的床和被就被定期抄查，每次都把我的所有英文材料拿走。我向大队刘队长抗议，得到的回答是：“你一个劳改犯用中文舞文弄墨的机会都不多，还学外文干什么。”我说：“这都是毛主席语录，政府的出版物，这只会帮我改造思想！”刘大队长讲一口岳阳官腔，不识几个字，我喜欢他那种不讲大道理的直通通的态度。他讥笑道：“我一辈子不识一个英文，现在也比你过得好，你学再多英文，也是个劳改犯。我一辈子都没跟外国人讲过话，你一个劳改犯还想有机会跟洋人甩洋腔呀？”我气得顶撞他：“跟墙壁讲话都比跟你讲话有意思！”刘大队长也发了火：“杨曦光，你一个反革命份子，你嚣张什么！你不老实，刑满后，我还给你戴顶反革命份子的帽子，你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不说讲洋话，中国话都没你讲的份！”
我那天受了这个气，就留意找机会去找建新农场的场长。场部靠近三大队，只有十来分钟的步行距离。有次我在建筑房子时，李场长到三大队来检查工作，我看到一个周围没有其他干部的机会，走过去：“报告场长，我有个事想不通！”李场长看去比他的下级干部要和善一些，问我有什么事。我把三大队干部总是没收我的毛主席语录、北京周报的事讲了一通。李场长反问我：“监规不是不准用外语交谈吗？”“但我没有与任何人交谈，我只是自己看这些政府的出版物呀！”李场长沉思片刻后警告我：“你以后要保证不与他人用外语交谈！”这次告状后，再没有人来搜查我的英文材料了。
犯人们也不懂我为什么要化这么多的时间学数学和英文。我的泥工师傅王金国和师弟卢国安就非常不以为然。他们的休息时间都用来打扑克，下象棋。王金国看到我把一块木板垫在盘坐的腿上在昏暗的电灯下作数学作业，抄写英文单词，朝我喊道，“书呆子，下床来下棋打牌呀，坐牢本来就是脚鱼吊在壁上──四脚无靠，又痛又苦，你何必还要自己找更多的苦呢，一把刀子挂在壁上不好，你却要把它挂在自己的脖子上──没事找苦吃！来，下来与我们一起叫化子搞屁眼──快活一番！”我时常听到这类风凉话，听多了也有点不舒服。特别是我跟王金国学建筑技术，我是他的学徒，他是我的师傅，他总是利用机会证明我的高等数学不如他的实际技术有用。他和另一个泥工师傅杨自力一块设计了一座房子，不用任何图纸，整个房子全在他们脑子里。他们自己负责施工，他带着卢国安几个学徒用几个月时间建成。王金国到了告诉我技术关键时总是忘不了提醒我，“我不懂一点数学、‘学数’，你看我一样设计房子，施工建筑。”那座给干部住的房子完工后，我基本懂得了他们的设计和施工方法。他们也计算斜率，但方法极为原始，他们称斜率为水，遇到边角的互相转换，既不会用三角函数公式，也不会查表，更不用说用微积分计算应力的最佳分布了。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证明我的学习价值的机会。三大队有不少灌溉渠道和桥梁。杨自力和王金国师傅总是用圆弧曲线来设计渠道或桥梁的形状。我从高等数学知道，悬链曲线是比圆弧曲线受力状态好得多的曲线。而悬链曲线不能用圆规画出来，适合一定跨度和重量的悬链线只能用微分方程来计算。我用这些知识帮助两位师傅设计了一些渠道和桥梁，他们才开始承认知识的价值。以后我又告诉他们各种计算“水”和其他三角函数的方法。从此以后，同伴们都变得非常支持我学习数学了，尽管他们有时侯还是不明白学习英语有什么用。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后，四人帮不久就被华国锋联合较保守的军人逮捕了。这个事件后，整个国家的政治气氛每天都在变化。大学入学考试制度恢复了。(一九七七年以前，大学入学凭“成分”，由“单位”推荐政治上与单位好的人进大学。)一天，场部的一位干部找我谈话，通知我场部的领导要调我到场部的干部子弟中学教高中的数学。这位干部告诉我，建新农场的高中缺少数学教师，李场长为了提高干部子女考上大学的比率，决定调数学好的犯人去教毕业班的数学。他还说，农场有几十个已高中毕业的干部子女，现在正在农场劳动，找不到工作，李场长决定由场部出钱，把他们组织起来办一个补习班，帮助他们考大学。我将是帮助他们准备数学的人。这位干部还问我，“你用你的数学知识设计过一些很好的拱桥和渡槽(悬空的渠道)吧？”我点点头，心想，大概李场长从这些拱桥知道我的数学不错。
这位干部要我把行李背到场部招待所。到了那里，我才知道补习班就设在场部招待所，我和学生都住在那里。招待所有一排两层楼房，一排一层的房子。我被安排在一间有两张床的房间里。房间非常清洁(可能是我把它与我的监房相比)，被子散发着清新刚洗过的气味。躺在综绳编织的绷子床上与监房里睡木板床的感觉比起来有如天壤之别。我放下行李，躺在床上，仔细观察粉刷得精致的天花板，心里感慨万千。有好多年没有睡过这种床，没有一个人住过一间房子了。朝走廊的窗子很大，房子里显得十分明亮。我的感觉就好象做梦一样，犯人──这种象奴隶一样的身份，怎么会一个人在没有监视的情况下躺在这窗明几净的地方呢？我马上写信，请我大妹妹杨晖给我寄几件没有劳改字的新衣服来。第二天我走进教室看到学生们时，才明白，我的劳改身份并不一定与衣服上的字有关，而是深深印在人们的心里。我走进教室时，学生们都端坐着一动不动，用奇怪的眼神打量着我。这无疑是大声提醒我记住我的“半奴半主”的身份。我知道，中学生、小学生在老师进课堂时要全体起立，向老师齐声说“老师好！”但对我这个劳改犯老师，他们都端坐不动。看起来这是当局已经向他们交代过了。学生们都了解我的劳改身份，并被要求与我保持距离。两天后，有同学来问功课，我才发觉他们全称我“杨先生”而不称“杨老师”。那时的中国，先生、太太、小姐的称呼一律不用，大家互称同志，学生称教师为老师。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周恩来曾下令释放被作为“历史反革命”关在监狱里的国民党旅长以上的官员。这些人释放后，不再是犯人，但官方也不愿称他们为同志，于是就称他们为先生，意思是法律上不再是犯人，但政治上仍不是同志，而是敌人。我想年幼的学生是不会想到用这个政治意味微妙的称呼叫我的，当然是当局挖空心思想出来的主意。他们既要利用我的知识来帮他们的孩子考大学，又要孩子们明白我的身份。
我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不再与犯人一块吃饭，我每天可以到场部的干部食堂吃饭，那里的伙食极便宜，质量却很好。同样质量的菜，价格大概是茅丝铺饭馆里的五分之一。这自然是因为所有原料供应都来自犯人的产品，而产品的价格却由干部任意决定。
那时场部中学的学生人数正在扩张，大概因为干部的孩子们都渐渐长大，所以教室不够用。离学校半里路远的招待所将一间小礼堂让出来给学校做教室。我教的两个班中，有一个班就在这个小礼堂上课。这个班的班主任叫赵晋湘，从她的名字看出，她父亲是从山西(晋)南下的干部，她母亲是本地的妇女。她长得象个洋娃娃，留着两条不长不短的辫子。她的办公室就在招待所小礼堂边。校长第一次把我带到她的办公室把我介绍给她时说，“这是新来的数学老师杨先生”，又向我介绍她，“这是你教的高二一班的班主任赵晋湘同志。”这个“先生”对照“同志”的介绍在我听来是如此刺耳，特别是在这位漂亮的女同志面前使我很不舒服。
但是赵晋湘满面笑容，没有一点隔阂的样子。她连忙拉过一张椅子，向我让座。她告诉我她教两个班英语，她的声音如此好听，使我有点不知所措，大概是我自一九六八年以来，从没有陌生的女孩子如此热情友好地与我面对面地交谈的缘故。
第二天上课时，她看去对学生很厉害，大概是因为她年纪轻，想用装出来的威严来树立在学生面前的威信，但使我感动的是，她正式向她的学生介绍了我──杨先生。在其他班，没有人向学生介绍我是谁。我只是悄悄地来了。但我知道，详细的介绍早在我来之前已作过了。我从不在乎他们怎样在背后怎样向学生介绍我──一个反革命份子，劳改犯人。我心里在说，“你们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你呢！我靠本事吃饭，高级文化总会溶化或征服低级文化！”但赵晋湘简短地向她的班级介绍了教数学的“杨先生”后，我心里却十分难过，不知道当局是如何向这位漂亮的姑娘介绍我的“反革命”罪行的。
我教了一个星期的数学后，学生们逐渐喜欢我。我也发现在他们心目中，我有三重身份：既是个写过出名的反动文章“中国向何处去？”的反革命份子，又是个长沙来的见过世面的高干子女，还是个教书很受学生欢迎、反应灵敏的有本事的人。
我发觉这个学校也缺少高中物理老师。不久李场长把何敏和调来补这个缺。老何那时已满刑，被强迫在农场就业。即使是刑满就业人员来教书也是非常不合常规的安排，因为那个时候，教书属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工作，有极重要的政治地位。大概只有李场长这种土皇帝才有权力作出这种不合常规的安排。老何与我睡一个房间，教毕业班的物理加辅导考大学补习班五十个青年的物理。
赵晋湘的班远离中学，所以上课下课的时间都由她看表掌握。我和何敏和都没有表，所以我们在赵晋湘班上上课时，她总是会按时从她的办公室出来通知我们下课。
有天赵晋湘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十分信赖地说：“杨曦光，”──这个称呼使我感到意外，因为听起来比“杨先生”舒服多了，但也使人仍有一点别扭，如果我不是个反革命份子，她一定会称我为小杨或杨老师──“我把手表留给你，你自己掌握这个班上下课的时间，我明天要去岳阳进修。”
她的态度是如此的真诚，使我感到她对我已没有歧视。那时侯手表对大多数中国人仍是奢侈品，把自己的表借给别人是极少有的事。那天以后，我感觉我与赵晋湘的关系有了一点变化，于是我常在夜里邀老何一道去她的办公室。我们有时去要她给我们放英语唱片，她看来十分热心为我们服务，借来了许多英语唱片，在她那紧靠招待所小礼堂的办公室里为我们放。
她是个文革后完成学业的女孩子，在她念中学和师范的时候，书店里没有任何象样的文学作品。毛泽东死后，各种文学作品开始重新出现。她如饥似渴地读《人民文学》和其他的一些能看到的新出版的旧小说。她非常喜欢我们去她的办公室讨论各种小说。她喜欢听我讲“双城记”，“红与黑”，“牛虻”。她更喜欢听老何讲雨果，托尔斯泰的作品。老何读过许多英国、法国的著名小说，也读过不少俄国的现实主义作品。赵晋湘从来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多有名的小说，兴致勃勃地听老何讲。看得出我们的文化水平是按年龄排列的，不论理工科或文化知识，老何第一，我第二，而赵晋湘却是最末。
那是个充满骚动和希望的时期，广播里每天都会出现些在文革中被批判为毒草的柔情歌曲，每天都有“新事物”──其实是五十年代的旧事物，在文革中被批判禁止的──一出现。倒退和停滞了多年的社会，突然又重新恢复了理性。我的刑期也快满了，傍晚时分我常与老何在招待所附近散步；我们回忆着这三十年，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一九五九年大跃进、大饥荒，一九六二年复旧，到文化大革命，一九七二年的复旧，一九七四年的造反派平反，直到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最令我俩激动的是我妹妹杨晖的一封来信，信上告诉我，现在党内有人主张为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和一九五九年右倾平反。收到那封信的一整夜，我们俩激动得不能入睡。老何自从一九五七年被打为右派，这二十年受尽了凌辱和欺压。他那夜仔细告诉我一九五七年他被划为右派的经过。他其实并不是余裕一那种真正的右派。但他单位在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要完成向党提意见的任务。领导亲自动员他向党提意见，他挖空心思，提了几点：一、单位党支部书记总是自称代表党组织，有人有与他不同的意见，就说是不服从党的领导，这是不是霸道作风；二、希特勒当年也提倡国家社会主义，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与他们国家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同。反右运动一开始，每个单位都要完成打右派的指标，当然他也就成了右派。文化革命时，有人发现他开会时在报纸上划划写写，会后此人检查了这张报纸，他写的是“反动”二字，而背后正好有张毛主席像。于是他成为“攻击毛主席为反动”的反革命分子，加上他有被划为右派的“前科”，他在一九六九年被判处七年徒刑。我以前从没听老何讲起他的罪名，这次才知道他实际上没犯任何事而真正被冤枉的。
一天下午，赵晋湘象只高兴的小鸟一样蹦到我面前，她告诉我借到了一套英语九百句教材和唱片，要我去她办公室听。我进了她的办公室后，只有我和她，她脸上透着青春的红晕，有一种诱人的青春气息和笑靥。
我们听完一张唱片后，赵晋湘说可以将英语九百句教材借给我。临走时她问我：“你怎么老是跟何敏和在一起呢？你应该与他保持距离，他们老右派与你们文化大革命中坐牢的不一样呀！”
我心里大吃一惊。离开她的办公室后，她这两句话总是离不开我的脑际。它们传递了太多的信息。第一，她对我们犯人的背景知道得相当清楚，可能她对我们的档案比我们自己还知道得多。表面上对老何相当客气，但她对他从心底是歧视的。想到她对我的友善，可能也是表面的客气，她心底里也可能与我这样的“反革命”划清界线，我心里顿时感到沮丧。我不得不承认，我悄悄爱上了她，我希望看见她，与她在一起，但却深深地害怕她对我的歧视。我从坐牢以来，从没有这种对歧视的恐惧，我知道这是那种可怕的“爱”带来的。但我回头一想，一个犯人，怎么这么不自量，怎么可能去爱那压迫你的人的女儿，爱那歧视你的人们。我尤其不能接受赵晋湘当着我的面歧视老何。我极了解这些“老右派”，我爱他们。可悲的是，正因为他的文化高于我，我的文化高于赵晋湘，而我们的社会地位却按相反的方向排列，赵晋湘的地位高于我，而我这个所谓文化革命中坐牢的“新反革命”比“老右派”又有稍高的“地位”。我心里骂赵晋湘一句“政治白痴”用这种对她的轻蔑安抚我刚才被爱和对歧视的恐惧弄乱了的心。终于我“真正”相信，我其实根本没有爱过她！当然，我更不可能忘了她，我更注意她的身影和声音。但是我更经常地与老何在一块，与他一块散步，讨论政治和数学，我也显得更高兴和他在一块，让她去捉摸我们的奇怪的想法吧，让她去理解我为什么歧视政治歧视吧！
另一件事也使我被这次交谈刺伤的心得到平衡。三大队的犯人朋友两年前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在建新农场机修厂服务的犯人刘成宇。他文革时是新华印刷厂的造反派，文化革命时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他开的车压死了三个人。他为此被判刑十年。由于他的判刑完全是因事故，既与政治无关又与故意犯罪无关，所以他被安排在建新农场的机修厂负责管理工厂。他是个非常聪明的经理人才，在他管理下，这个工厂一两年内就发展到既修理制造农业机械，也修理汽车。岳阳的汽车修理厂也无法与它竞争，人们都爱到这个厂来修车。刘成宇也是个长得很帅的小伙子，高高的个子，高高的鼻子，一对聪明机灵的眼睛，讲话声音低沉深厚，是那种特别能打动女人的声音。他处世精明，但处人却放荡不羁，非常随便。
一天夜里，我还在自己房里改学生的作业，突然走进来一个女孩子(我的门总是开着，因为经常有补习班的学生来问题目)，她问我：“你叫杨曦光吧？”我抬头一看，感觉眼前一亮，象看见了仙女一般。这是位有着使人震惊的美貌的女孩子，大概只有十八九岁的年纪。她见我点头后，就在我的床上坐下来，告诉我：“我是刘成宇的女朋友，小刘被他们关到小号子里去了，他托人带信出来，要我来找你帮忙。”我忙问发生了什么事？这位自称为建妹子的女孩匆匆向我叙说了她和刘宇成的故事。
建妹子是一个刑满后就业人员的女儿。她父亲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官，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劳改，刑满后在机械厂就业。建妹子也在机械厂做临时工，建妹子非常崇拜刘成宇，不但因为他人品出众，而且因为他来自大城市长沙，而她是个连岳阳都很少有机会去的人。他们有过很多次约会，终于建妹子发现自己怀孕了。刘成宇经常要出去检验修好的车，以及到岳阳去买零配件。他每次出去总是穿着那种破烂得“开了花”的工作服，衣服上满是油污，又黑又脏。他利用一次去岳阳的机会，开着车把建妹子送到岳阳的医院流了产。但是回来后却被人发现，于是以私自逃离劳改队为由关到“小号子”里去了。场部和机械厂都没有小号子，刘成宇是被关在三大队的小号子里。几天后，岳阳法院来人调查他与建妹子的关系，建妹子从来人的口气，觉得小刘可能被起诉加刑。建妹子边说，边抽泣起来，看来她真在为自己的爱人担忧。我问她：“你真喜欢她吗？”她重重地点头。“还没变？”她边点头边“嗯”一声，好象怕我误解了。我告诉她，“只要在调查时咬定是你自己要和刘成宇好，是你主动，就有可能使小刘加不了刑。”我这样安慰她，但自己其实没有一点信心。因为类似事情被判刑的多得是。我们中队有个小伙子父亲早死，从小随母亲长大。母亲一直没改嫁，守寡带大这个孩子。孩子长到十六岁时，母亲起了勾引儿子的心，夜里一丝不挂睡在儿子身旁，终于母子有了多次“乱伦”。邻居发现后报告公安局，儿子被逮捕，母亲多次去公安局证明，“乱伦”完全是她主动，她的责任，但儿子还是被以“破坏社会道德风尚罪”判处七年徒刑。这是个在与性有关的法律问题上歧视男人、袒护妇女的社会，我其实根本不能肯定小刘会不会加刑，但我看着这位美丽的泪人，只能这样鼓励她试一试。
几天后，我下课从学校回到场部，看到一群妇女围着一个人在叫骂，走过去一看，被包围者竟是建妹子。她的美丽黑发被人扯散披在肩上。这群妇女看样子是劳改干部的太太们。她们大多是农村长得漂亮的妇女。有个妇女向地上吐口痰骂道：“臭不要脸的婊子，自己承认主动去勾引一个臭劳改，你知不知道这有多羞耻！”建妹子一点也不退缩，她轻声但坚硬地回应：“不管你骂什么都没关系，只要刘成宇不认为我是臭婊子。”
我听了这句话，两眼一热，眼泪忍不住流出来。我不忍看下去，马上朝招待所走。迎面碰到赵晋湘。她的出现使我大吃一惊，我下意识地认为她一定是鄙视建妹子的，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原来是两个敌对营垒的人，我们有绝然相反的感情。
一天后我才知道，由于建妹子坚称她与刘成宇的性关系完全是她的责任，刘成宇昨天被放出来。没有经验的建妹子一听到消息就去看他，但他两早已被监视，两人见面拥到一块，就被赶来的劳改干部抓住，刘成宇五花大绑又送进了小号子。
这件事使我开始嘲笑自己对赵晋湘有过的“爱”。我终于肯定，其实我并没有真正爱过这个在与我敌对阵营中的人。
但是现实却无情地嘲弄了我。我刑满离开劳改队后，却又发觉，我其实忘不了她，我们又开始了热烈的通讯，那种“象”情人一样的通讯。我在信上告诉她我爱她，她在信上也告诉我她从一开始就无意中留意与我有关的每个消息。是的，我敏感到她对我的好感并不是我的过敏感，她承认她爱我，为我有几夜无法入睡。可是她却引用“流浪者”的故事(那时正是重放一九五零年代出产的电影“流浪者”的时侯)，她说“我没有勇气做丽达，你知道劳改农场的人会怎样看待与劳改犯恋爱的人。”我们一直通信了一两年，她是文革的受惠者，她在信中总是抱怨不理解人们对毛泽东的批评，她不喜欢北京的民主墙运动，不理解为右派平反。而我却用很多页信纸解释为什么右派和右倾的观点是对的，而毛泽东一九五七、一九五九年的观点却是错的。我每次写完这种信就害怕，如果我告诉她我至今认为造反派反迫害的观点是对的，在支持造反派这一观点上我喜欢毛泽东而不喜欢邓小平，那她会把我又看成“反革命”吗？她与我的政治距离太大，她是我第一个不知不觉真正爱上的人，也是政治上与我完全敌对的人，我珍藏着她的信，将之视为这种敌人之间爱情的美感的记录。后来，我很高兴地收到她一封信，她居然跑到何敏和家去看他了。他那时已被摘掉了右派反革命的帽子，恢复了名誉，重新当上了工程师(当然也离开了建新农场)。我心中暗暗祝愿，但愿赵晋湘心地里再没有对老何的歧视。她后来又来过信，说她到长沙找过我，但我那时已离开长沙，父亲也搬了家，她十分惋惜没有见到我。
自离开劳改队我再未见过她。记得离开农场的那天，接我的妹妹和我一块在场部汽车站等公共汽车，赵晋湘象是偶然地经过车站，用目光向我打招呼。但当有干部走过来时，马上又有意识避开去，那是我俩最后一次见面。
令人伤心的是，建妹子与刘成宇的爱情比我和赵晋湘的故事要糟糕得多。刘成宇满刑出狱后回了长沙。他后来没有被加刑，大概是因为法律制度比以前健全了的缘故。建妹子的父亲是刑满强迫就业的人，只有农村户口，没有资格移居城市。建妹子也没有资格移居城市。这种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身份差别不但一代人内不能逾越，而且子女身份跟随母亲，下一代人也不能逾越。而没有城市户口的人永远得不到粮食、棉花及其他基本物资的配给，在这种等级身份制的压力下，刘成宇终于抛弃了建妹子，而与另一位长沙姑娘结了婚。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眼前显现出建妹子那夜坐在我床上哭泣的泪眼，以及她倔强地对那些侮辱她的妇女们说“不管你骂什么都没关系，只要刘成宇不认为我是臭婊子”的神态。
想不到这样一位美丽的让众多男子害相思病的人却没有得到她为之奋斗的爱，不是因为政治的冲突，而是因为那个可怕的城市、农村户口制度。
王师傅和卢师弟
──《牛鬼蛇神录》第二十四章
王金国和杨自力是基建组的两位主要泥工师傅。杨自力是是四级泥工有丰富的独立施工经验。王金国是二级泥工，工作起来没有杨自力敏捷麻利，也没有杨自力那么多独立施工的经验。泥工共有八级，由于自一九六四年突出政治运动以来，评级提级就停止了，所以他们的级别还是上十年前的级别。
我一九七二年到基建组后跟王金国学徒。杨自力有个叫卢国安的徒弟，我们互称师兄弟。王金国个子不高，样子长得很帅，但是左眼却自幼就瞎了。所以犯人们有时称他独眼龙。王师傅为人非常随便，大概是因为年轻，不到三十岁的年纪，习惯脾气象那种不罗嗦、不斤斤计较、办事干脆的青年哥哥。他讲话做事不紧不慢，十分沉着老练的样子。
王师傅文革时是湘江风雷红旗战团的司令。这个战团的战员都是建筑工人。一九六八年军管当局宣布解散所有非官方的政治组织，湘江风雷红旗战团拒不服从，与军管当局发生冲突，他这个司令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十五年徒刑。杨自力那时是红旗战团下面一个支队长，因为在那场冲突中与军管会的代表互相拳打脚踢，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十年徒刑。王师傅和杨师傅都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他们自认为是与“真正的反革命”和“右派分子”不同的犯人，因此他们与其他因组织反共组织的反革命犯人及右派分子保持距离。他们向我详细介绍他们的案情，是因为他们把我视作与他们类似的造反派，也认为我与“真正的反革命”不同。王师傅还几次提醒我，不要与那些老右派和“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关系太密。我不喜欢王师傅和杨师傅这种歧视其他政治犯的态度，但他们是我的师傅，我也从不当面反驳他们的劝导。我自己理解他们这种态度可能并不仅仅是一种犬儒主义的态度，而可能是种下意识的政治策略，用这种方法否认对他们判决的合法性，而尽量把自己的地位打扮成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容，具有一定的正统性。
我觉得改变他们这种态度的唯一办法是让他们懂得更多政治历史。我当时正在看世界通史，我试着把英国大革命前后及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历史讲给王师傅听。他读过初中，应该比杨师傅能接受新知识。杨师傅是个只有小学文化的人，而且对人宣称他是文盲，从不看书写字。王师傅对英国大革命后复辟时期辉格党和圆颅党互相迫害，政治反反复复的故事十分有兴趣。他听我读这一段历史给他听时羡慕地说：“英国复辟时期后还有光荣革命，被迫害的造反派还有机会与保守派形成合法的党，互相斗争，中国可不会有这种事，他们保守派现在是把我们彻底镇压下去了，我们再没有机会翻身了！再也硬不起来了！”我反问他：“中国的造反派怎么不可能有辉格党当年那样的机会呢？政治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变了，局面就会变，今天的敌人会成为明天的朋友，今天的朋友也可能是明天的敌人。”王师傅直摇头：“中国与外国不一样，共产党厉害呀！”我总觉得他对政治历史了解太少，才会对自己的短视深信不疑。“假设明天有人给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你会怎么样反应呢？”王师傅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早就看穿了，共产党就是耍我们造反派的猴把戏，不管他再搞什么平反或其他讨好我们的把戏，我再也不会上当了。只要他把我从牢里放掉，不管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我都会上山当和尚去，与世隔绝，再不问政治。”
我理解王师傅当初造反时的心情。记得毛泽东公开支持第一个非官方的学生组织时，长沙的学生也组织起他们自己的组织到长沙市委去示威，他们的标语是“打倒‘三相信’(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他们反对共产党对学生的控制，要求市委允许非官方学生组织注册。那是一九六六年夏天，共产党组织还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我怀着同情而无望的心情看着这些大学生造反，我不相信他们会成功。长沙市委马上把共产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们组成了“工人赤卫队”和“红色政权保卫军”，赶到市委门口，把示威的学生包围起来，批斗和殴打学生。我当时亲眼看到了那场冲突，心里充满着不满和恐惧(我那时已被省委派到学校的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很多学生被保守派工人打伤。直到傍晚时分，去市委的大街上突然出现了一支庞大的游行示威队伍。这支队伍由工人组成，无声无息。工人抬着横幅和标语上写着“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造反行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打倒三相信！”“罢孔安民(市委书记)的官！”“改组市委！”那时，大多数市民都对市委组织保守派镇压学生的行动敢怒不敢言，看到工人自发组织起来，游行支持学生造反，好多人都热泪盈眶。没有人会想到毛泽东不久就命令《人民日报》公开支持造反的工人和学生，打击支持保守派的各级共产党组织。以后造反和保守派之间的冲突又有过很多次反复，保守派占上风时总是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而造反派的最大政治要求往往是为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
我希望从王金国那里了解这些工人造反的经济和社会原因。夜里睡觉前，我们总是喜欢躺在床上聊天。从这些聊天，我得知，王师傅和杨师傅的建筑公司一九六四年成立了政治处，这是毛泽东为了限制刘少奇的权力而玩的一个鬼。很多军队干部被调到地方负责掌管政治处。政治处设立后要求建筑工人每周组织政治学习，并下令取消计件工资，取消奖金，工人们的收入因此突然减少了三分之一至一半。生产率也下降。建筑公司的工人恨死了这些政治处的干部，一九六六年底，他们成立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红旗战团后，第一个攻击目标就是这些政治处干部。他们把政治处干部“揪”出来批斗，把他们抓去游街。
王师傅向我保证永远再不介入政治后的三个月，中国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报纸上出现了“批林(彪)批孔(夫子)”的口号，长沙的造反派领袖人物的文章又出现在《湖南日报》上。那几夜我难以入眠，文化大革命前后发生的一幕幕又在我脑海里浮现。这次我政治上已比文革时成熟得多，我知道毛泽东在秩序恢复过程中在党内再度陷入孤立，又要打造反派这张牌来反对他的保守政敌──周恩来了。我不再对造反有盲目的激情，也知道造反的后果又会是秩序的崩溃和经济的停滞，但我却为被迫害的造反派有机会反对政治迫害而暗自高兴。我知道这场冲突的后果会是灾难性的，悲叹为什么两个敌对的派别不能在一种民主制度下共存和平等竞争。吃过晚饭后，我无心去何敏和那里上课，我在走廊里走来走去，脑海里思潮翻滚。最后得出的结论竟是：两派要最后能共存而形成多党制的唯一途径可能是两派互相迫害同样厉害，然后才能下决心禁止一切政治迫害！我左思右想，觉得我对政治的看法应该用文字的形式记下来，于是决心写一个电影文学剧本。那时我的师弟卢国安正在向我学习一些基本的几何和三角函数知识(他已经从我设计桥梁的经验得知这些知识的用处)。我与他讨论了这个计划，他非常支持。他给我做了个小台灯，于是我在监房熄灯睡觉后，用这个台灯写作。我给这个剧本取的名字是《同时代人》。这个剧本是关于一家人的故事，主人的叔叔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当时主人的父亲也参加了迫害右派的活动，因为他认为党是正确的。一九五九年，主人公的父亲发现右派的观点是对的，并批评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他又被划为右倾。而主人公的母亲当时认为她丈夫的观点是错误的，支持党组织对她丈夫的批判。到一九六二年她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完全支持丈夫一九五九年的观点，他丈夫也在刘少奇支持下平了反，恢复了名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剧本的主人公还是个学生，他一点也不懂他叔叔、父母的观点的意义，只是出于对学校当局迫害学生运动的反抗以及对保守派和当局迫害出身不好的人的不满而参加造反的。他后来在一月革命中亲眼看到人民如何痛恨共产党干部的特权，如何把所有高干的特权地位剥夺(让所有高干靠边站)，终于接受了“极左派”的观点，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特权阶层，需要重新革命。而剧中主人的情人却参加了保守派，不但为保守的经济、文化政策辩护，而且为特权阶级的利益而反对造反派，歧视和迫害他们。这个剧本通过主人公与他的情人之间的爱情悲剧想向人们说明保守派和造反派都有其理性和荒谬的一面，而他们之间的斗争无意义，有意义深远。处于一种反叛心理，我在写这个剧本时特别把刘少奇和彭德怀对毛泽东路线批评的积极意义刻意描写，因为一九七三年底，一九七四年初，正是左派又开始抬头，大肆批判“复旧”和右倾的时侯。剧中主人公文革前有写日记的习惯，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一九六四年学校里的“革命化运动”、“突出政治运动”和“贯彻阶级路线运动”中的感想。他在这些运动中开始认识到一九六二年他的很多想法都是“资产阶级思想”。一九六二年他埋头功课，专心学好数学、物理、化学，一心要考上全国最好的大学，这是“业务第一，智育第一，忽视无产阶级政治”，“追求升学率”的“修正主义路线”。他妈妈也有读儿子日记的习惯，她看了这些日记后，表示不能同意其中的观点。妈妈与儿子讨论了很多次，她用她一九五九年错误地批评她丈夫的经验告诫儿子，提醒他一九六二年的很多所谓“右”的观点是对的，而一九六四年很多“左”的观点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她为了说服儿子冷静地独立思考，劝导他说：“我一九五九年的经验告诉我，对是非问题不要轻易下结论，多看多想，不轻易下结论总会有帮助的。”
我的这个剧本写完后，被犯人们传阅，有的犯人把剧本完全抄下来。所以不久三大队犯人中就有了三个这个电影剧本的手抄本。卢国安非常喜欢这个剧本，每次我写完几页后，他就帮助我把稿纸藏在屋顶的木板后面。
一九七四年的夏天，又是一个充满动荡不安的春天，外面造反派的声势越来越大，路过建新农场的汽车上都贴满了造反派的标语“打倒杨大易(湖南省委书记，军区司令)”。报纸上登出很多造反派批判杨大易的文章。一篇文章说杨大易反对文化革命，极力主张复旧。杨大易在批判造反派，鼓励恢复“走资派”名誉时说：“凤是凤，鸡是鸡，凤凰脱毛不如鸡，有朝一日毛复起，凤还是凤，鸡还是鸡！”这里的凤凰显然是指共产党的老干部，而鸡却是指文化革命中叱咤风云的造反派。不少登在报上的造反派的文章集中批判杨大易在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运动和一九七二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把很多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这种政治气氛对我这个剧本非常不利，因为剧中有很多保守派批评左派和毛泽东本人的内容。一旦这个剧本落到干部手中，我完全可能被加刑。卢国安又帮助我把几个手抄本收集起来带到监房外自由犯曾爱斌那里藏起来。卢国安做完这件事不久，干部们果然风闻到这个剧本，他们组织了一次大搜查，我们的行李和监房都被彻底搜查一遍，但是他们一无所获。
不久杨师傅的妻子(也是个造反派)利用探亲看望他的机会在三大队住了一天。除他们在干部监视下见了两次面外，他妻子还通过自由犯曾爱武转给杨师傅很多造反派的小报。一九七四年春夏，造反派又有了自己出版报纸的权利。那是一份名为“工联”的报纸，大约每月出版四期，每期都刊登着为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的消息。特别是很多造反派工人和学生赶到监狱门口去迎接刚平反的“战友”。还有一些文章详细描述了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和一九七三年“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各地军管当局和保守派迫害造反派的事实。我从这些报道才知道，一九七三年“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成千上万的人被逼自杀，被活活打死。还有一篇文章是报道周恩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作检讨，承认一九七二年清查五一六运动打死和逼死这么多人他要负责任。
我们看到这些报纸后不久，王师傅和杨师傅的原来单位(一个建筑公司)就派人开着小汽车来接他们了，他们获得彻底平反，无罪释放。由于建新农场远离长沙，没有大队的造反派来迎接他们。但那时的中国，小汽车是只有高级干部才能坐的，“他们是被小汽车接走的”这个消息本身就使所有的犯人和干部十分震惊了。这种事大概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
劳改干部们再也不逼我们认罪伏法了，他们显出迷惑的神色，不知道政治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反革命份子，居然带着红花，坐着这些下层干部没有机会坐的小汽车趾高气扬地走了。那一段，犯人们感到轻松了许多，因为干部们没有太多精力和兴趣找我们的麻烦。
王师傅根本没有履行他对我的誓言，他一平反出去了，马上就卷入了政治，他成了他的公司中批林批孔办公室负责人，专门负责复查和平反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的案子。我为自己的预见的准确感到可悲：平反是种任何被迫害者无法抗拒的诱惑，毛泽东又把造反派捆在他的战车上向比较理性的保守的经济文化政策开刀了。可悲的是毛泽东的非理性却是与平凡和反迫害的理性结合在一起的。
卢国安虽然也为师傅的平反感到高兴，但他更多的是不高兴。他不高兴的是这个运动一来，使他失去了更多的参加演出的机会。原来前一段时期，复旧的气氛占上风时，关教导员在三大队组织了一个文艺组。犯人中多的是艺术人才，有会各种乐器的人，有会唱、会编剧、会演戏的人，还有会玩杂技的人。卢国安的笛子吹得极好，还能打一手好鼓，曾爱斌会玩杂技，他们俩都是这个文艺组的成员。这个文艺组不但在三大队给犯人演出，而且到其他大队和场部去演出过。一九七三年中国人民已经有四、五年从未看过除样板戏之外的演出，因此这个文艺组的节目很受犯人、干部和周围老百姓的欢迎。在场部演出的那天，很多农场周围的老百姓都走十几里路来看。卢国安是个长得特别帅的男孩子，进牢门时才十五岁，那时也才二十多岁，皮肤白白的，圆圆的眼睛，深深的双眼皮，笑时露出一排整整齐齐、细细密密的雪白的牙齿。每次演出，他化了妆后在台上特别引女孩子们的注目。卢国安是个向女孩子“射媚眼”的“专家”。每次有女孩子从犯人们身边走过(这是犯人极少碰到的事)，卢国安总是不知不觉之间向她猛射一通媚眼，等女孩子走远了，他可以告诉我们她的面容的每个细部，她的每个细小的举止。当然，他演出时，女孩子对他的注意，他一定都一一录在他的眼睛里，绝不会放过的。
那次场部演出后不久，卢国安突然病了，一般病人都要犯人李医生开一个条子证明确有病才能在家里休息。卢国安也没有病假条，他就是躺在床上不出工。中队的何指导员在监房里查号子时，看到他躺在床上，厉声问道：“卢国安，有没有病假条？怎么躺在床上不起来呀？”“报告何指导员，我没有病假条，我就是病了，你拿三杆枪指着我，我也不能出工。”卢国安躺在床上翻了个身。何指导员把眼一瞪：“你又跟我来横的呀！”他知道卢国安顶撞干部是有名的，但他也知道卢国安劳动效率极高，所以何指导员嘴巴虽硬。但看得出还是喜欢卢国安。“何指导员你今天就是把我剁成肉饼，骨头磨成粉，我也出不了工！”何指导员搬出一张凳子，慢慢点燃一只烟，摆出一付慢慢与卢国安讲理的架势，似乎卢国安不出工，他就坐下来陪到底。卢国安这下反而慌了神，但嘴巴还在硬“你把我捆起来拖到田里去，我不做事，你打天也没有用！”何指导员最后终于让了步，让卢国安在家休息一天。何指导员刚出监房门，卢国安就找到李医生，要在李医生去场部医院取药时与他一块去场部。自从这次病假后，卢国安每隔一两个星期就要请一次病假。他是个从不生病的人，身体结实健壮，杨师傅有几次早上最早起来开玩笑，掀开我们几个年轻人的被子检查谁的鸡巴最硬最大，每次都是卢国安第一(早上男人憋着尿，阴茎常常是硬的)。两个月后，一天夜里，卢国安神秘地爬到我的床上，低声说：“师兄，你师弟今天有困难，你一定帮个忙。”我忙问什么事，卢国安从贴胸的里衣口带里拿出一张小心地用布包着的纸，递给我：“这是我一个女朋友的信，我得写封回信，我实在是喝少了墨水，写不出好情书，真是隔着玻璃亲嘴──润不出味，你墨水喝得多，驼子作揖──起手不难，非得帮这个忙！”我不客气道：“那你可得把你和她的故事一点不漏详详细细告诉我，我才写得出你的真情实意呀！”卢国安不好意思地眨着眼睛，脸也红了。但还是低声告诉我这段故事。原来卢国安去场部演出后，场部医院药房的一个护士(自然是劳改干部的女儿)被他那美妙的笛子演奏和令她神魂颠倒的面貌迷住了。卢国安归三大队后的第二天，就收到一封由李医生转来的信，信上说她被他那美妙的笛声迷住了，她正在学习小提琴，希望跟他交个朋友。可想而知，卢国安被这封信刺激得兴奋了几夜，于是他就老是“生病”老是要到场部医院“看病”，当然只有药房的那位小姐才能治好他的病。卢国安也不能老生病，老去场部，那天他想他心上人儿想得急了，只好请我帮他写情书。
这样书信往来加“非法”的约会，终于被干部发觉了这“反革命犯腐蚀勾引革命接班人的事件”。卢国安有几天没出工，被留在监房里接受干部的审问和调查。干部能发现的物证只是卢国安手里的那个女孩子的信，终于没有给卢国安的任何惩罚。只是在大会上，卢国安被点名批判，被当成继续腐蚀勾引革命接班人的反革命份子。卢国安和我非常感谢那位女孩子，如果她把由我执笔的那封情书交出去。那我们可就大倒霉了。少则带铐反省，多则要坐小号子。
一九七五年底，劳改队呈现一片升平景象，旅以上的国民党官员(历史反革命)都被释放了，邓小平当副总理推行比较右的政策，使人感到政府的理性正在恢复。社会上出版的可读之书越来越多。我和卢国安商量，跑到建新农场外的广仙洲新华书店去买些好书。卢国安自从坐牢以来有六七年没有照过像了，他进牢时才十五岁，现在已经二十一、二岁了。所以他想去广仙洲照相馆照个像寄回去。于是我们与生产组长钟师傅讲好，我们用一个上午的时间到广仙洲去，如果有干部来了，就说我们去解手去了。钟师傅是个“懂味”的反革命份子，与我们关系极好，基建组由他带着单独修造一座仓库。没有干部跟着我们，干部只是偶尔来看一看。这大概是因为我们都是快满刑的人，干部认为我们没有逃跑的思想。广仙洲是个比茅丝铺大得多的小镇，离建新农场场部有二十里远。有些犯人逃跑就是先跑到广仙洲，再没法从广仙洲乘船逃离这个洞庭湖中狭长的岛。我们都戴上帽子，遮住劳改犯特有的光头，脱掉劳改棉衣、棉裤，剩下里面早准备好的没有劳改字的衣服，急急忙忙上了路。从农场走进小镇，那种多年没有看到的城镇景象使我感触很深。商店密集的街道，老百姓的穿着，甚至街道本身(要知道，我在建新农场六七年没有看见过这种较宽敞的街道了)都使我感到城市文明与荒远的农村的强烈对比。刚走进小镇时，街上政府的有线广播使我们记起即使这里已不是劳改队，但仍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喇叭里正在广播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我们感觉得到又一个政治动乱的时期来临了。我们在新华书店匆匆挑选了一本《各国概论》(一本介绍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地理情况的书)，北大编辑的新版《世界通史》和几本上海出的《译丛》，又到照相馆拍了两人的合照，写明家里的地址，请他们寄到长沙卢国安家里。我们得在吃中午饭前赶回劳改队，于是马上又一路小跑地朝建新农场走去。回到三大队我们工作的地方，还没出任何事，除了钟师傅，没有人知道我们跑出建新农场了。
在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卢国安没有逃脱戴铐反省的惩罚。报上批判邓小平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劳改农场每天夜里政治学习时间，犯人都要表态、批判邓小平。我和卢国安都拒绝发言，我总是坐在角落里看我的书。
有天，我和卢国安加班修一个水泥坪，回来迟了，监房门关了。我们跑到干部的办公室去要干部开门。值班干部半天不理睬我们。卢国安发火了，大声喊起来：“这里的人都死了呀！”那值班干部忽的一下站起来，凶狠狠地说“你怕是要响应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为邓小平翻案，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我们后来才知道，那天早晨中共的报纸和广播把在天安门纪念周恩来逝世的群众说成是“反革命暴徒”，抓了很多人)。卢国安本来就肚子饿得咕咕叫，哪里能接受这项“反革命示威”的帽子，他反应道：“以前说我们是帝修反(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邓小平在台上时，说我们是造反派一伙的，邓小平下台，又说我们是邓小平的黑爪牙，林彪在台上说我们是刘少奇的社会基础，林彪垮台了又说我们是林彪的别动队，你们也太抬高我们的身份了，我有资格与邓小平为伍，就不会在这里饿着肚子求你们开牢门了。”那位干部虽给我们开了门，但是第二天晚上，全大队开会批判卢国安，宣布他戴手铐反省，罪名是“与天安门反革命事件遥相呼应，为走资派邓小平扬幡招魂，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那次大会前趁我们出工时，搜查了卢国安的床，发现他从报纸上摘抄了许多被批判的邓小平的话，例如“白猫黑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现在是积重难返”，“有些没有本事的干部，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等等。卢国安没有上完小学，所以他一直在我帮助下学识字、写字，这些抄录的邓小平的话一方面是他写字的练习，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喜欢邓小平那些右的观点。当时大概稍有理性和良心的人都会觉得邓小平这些观点比江青、毛泽东的那些大话空话平实得多。而这些卢国安抄录的“邓小平语录”却成了他支持“右倾翻案风”、为邓小平“扬幡招魂”的证据。卢国安戴铐反省的日子里，我成了帮助他吃饭，解手的人。他的嗓子很好，最喜欢“伏尔加船夫曲”、“鸽子”。
卢国安一个星期后被取掉了铐子。不久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传来，干部中很多人都痛哭流涕，犯人们却暗自高兴。记得毛泽东死后的第二天，钟师傅与卢国安一块跑进我们号子，轻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特大喜讯’毛老头死了！”号子里的反革命犯们都喜形于色。接着不久四人帮垮台的消息传来，这次我们这些反革命在干部们的讲话中成了“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卢国安听刘大队长作报告时气得直咬牙，轻声对我说：“昨天我们还是邓小平的社会基础，今天又变成了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了，反正是他们欺负我们，压迫我们永远是对的。”
四人帮一垮台，造反派又倒了楣，王师傅和杨师傅一派的大头头又被抓进了监狱，我们都在为王师傅和杨师傅祝福，希望他们不要再进行劳改队。
卢国安刑期快满时被无罪释放了，他是因为在人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时呼喊“毛主席万臭无香”而以反革命罪判十年刑的。四人帮垮台后，他的罪名终于不再成立。我后来在长沙见过他好多次，他成了一个技术高明能独立施工的泥工师傅，修造了不少房屋。他后来有了个儿子，取名“近曦”，意思是鼓励他儿子向我学习。
王医生
──《牛鬼蛇神录》第二十五章
犯人医生属于劳改队的特权阶层。犯人医生不但不要参加繁重的劳动，而且有特别的机会接近干部及其家属。三大队的两届犯人医生都是因为与干部家属发生性关系而被解职。干部家属经常请犯人医生看病，因为犯人医生的医术比干部医生一般要高超。
一位姓樊的犯人医生就是在看病的过程中与一位干部的妻子有过多次性关系。这位妇女对他的丈夫不满，大概是因为他不能满足她的性要求。这对情人之间的关系被人发觉后，樊医生被下放到我们所在的小组劳动。其他大队的干部妻子听到这个桃色新闻后都跑到三大队来看这位犯人医生。
我们在棉花地中耕锄草时，不时有漂亮的官太太跑过来。他们中有人远远地指着樊医生“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从她们的神态，我们知道这都是来看官太太的“野男人”的。她们的眼神和口气好象是说，“这就是那个能勾引上漂亮的干部太太的樊医生。”
这对卢国安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大饱眼福，把那些官太太们看了个够，向她们大射了一通眉眼。劳改农场的干部由于处在干部阶层的最底层，很难找到城里的漂亮女子做太太。但是由于他们是吃“国家粮”的，不是农村户口，有各种国家配给的基本工资，所以农村没有城市户口的女孩子都愿意嫁给他们。因此他们往往挑选最漂亮的农村女孩子做妻子。我们三大队两位大队长，两位中队长的太太都是绝色女子。但犯人中却流传着各种这些漂亮妻子不喜欢她们的丈夫的故事。
犯人医生最大的特权是给犯人开病假条，有了病假条，犯人就可以不工作，在家休息。如果犯人医生证明某犯人有严重的疾病，这个犯人还能被安排做轻松的工作。所以很多犯人想尽办法对犯人医生行贿，把自己家里送来的食物或从地里偷来的农副产品送给犯人医生，换取病假条。樊医生之后的周医生利用开病假条的特权从犯人那里得到很多贿赂。他最后也因为接受过多的贿赂及与一位干部的妻子发生性关系而被解职。接替他的是我们都称为小王的一位新犯人。他大约只有二十岁出头，圆圆的脸，有时穿件褪色的旧军装，使人知道他过去是位军医。小王“升官”之前和我们同一个组劳动，经常做我或卢国安的副工。
夜里睡觉前，我们最喜欢听他讲故事。他年纪不大，却有关于女人的极丰富的经验。这对我们这类“从不知道女人的阴道是竖的还是横的”人来说，实在是最刺激的消遣之一。他有很多关于女人的肤色、脸形与阴道特点的关系的“理论”，都是来自他自己的经验。但我和卢国安都理解他这种过度的放荡是有原因的。 监房里十点钟就熄了灯，电灯是由武装看守用一个总开关控制的。熄灯后，我们经常还要聊一阵才能睡觉，特别是在劳动不太累的农闲时期。小王来我们组后的那几天夜里，我和卢国安总是在听他低声地给我们讲故事。
“我三岁时，爹爹妈妈就指腹为婚为我订了婚。对象是还没生下来的大队党支书的孩子。大人们说好，生下来如果是女孩，她就是我的妻子。”小王讲一口湖南口音很重的长沙话。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九四九年以后还有指腹为婚的事情，有点不相信。“这样包办不是违反婚姻法吗？”我打断他道。“我们那深山老林中，根本没有人管婚姻法不婚姻法，很多人结婚从来不去办结婚证。”小王继续他的故事。
“但是我还不到十六岁，未来的岳老子就仗着他的权势，给我和他的女儿办了结婚证。大概是我的样子还不错，他怕事久多变，走了这锅汤。”小王的确是那种长得帅的男人，个子虽不十分高，但脸上那对大大的眼睛有一对细细的双眼皮，小小的鼻子，眉毛又粗又黑，高高的颧骨与瘦削的下巴对衬，给人男子气十足的印象。卢国安打断他道：“快告诉我们她长得怎么样？”
“你看了她连早饭都会呕出来，现在想起来，我情愿自杀都不愿娶她。但是我那时不敢违抗父母之命，可怜我一个从未去过县城的乡下孩子，每个月都要遵从父命去她家看望，向未来的丈人和丈母娘问候。按照当地的习俗，我十七岁时，那丑婆娘应该正式过门，我一想起和她睡在一起就不高兴。我终于发现一个机会，躲掉婚礼。那年我假报年龄参了军，临离开家乡时，我答应三年服役期满回家后，再完婚。
“我真是走狗屎运，一到部队就被分到军医学院学医。两年学业快完成后，我们这个班的学生被分派到农村的不同地区去实习。我和同班一位被人称为小李的同学分派在同一个医务所。我每天一想起复员后要与那个女人生活一辈子，头就发麻，我那时还没有下决心违抗父命，却又不甘心这样安排。想来想去，不如趁结婚前与女孩子玩一玩。
“医务所是一间不大的房间，一张芦席把这个房间分成两半，前一半是办公室加我的睡房，后一半是药房加我那位女同学的卧房。有天夜里，天气很冷，外面北风呼号，我们很早就各自睡了。我翻来复去睡不着，就轻轻叫小李：‘小李，好冷呀，你冷不冷？’
“‘嗯。’过了一会，我又叫：‘这实在冷得不能睡，我们把被子合起来，可能会好得多！’
“‘你坏！’她回答道。
“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搂起被子推开芦席上的小门就往小李的床上爬。小李叫起来，‘走开，还不走开，我就会大叫了！’
“我央求她，‘别叫，别叫，我不会做坏事，我们各睡各的被子，我不碰你，我们俩一起就会暖和得多了！’
“她不做声了。我挤到她床上，各盖各的被子睡了十分钟，我又开始翻来复去，咕咕哝哝‘还是冷！’小李轻声骂‘你又要使坏！”
“‘干嘛不把被子合起来呢？我保证不碰你！’她一个劲地骂‘你坏，你坏！’我也不管她咒骂，直往她被子里钻，她没有任何反抗行动。我当然不可能遵守‘不碰她’的诺言，第二天我两已经如胶似漆，不能分离了。
“小李经常大白天忍不住和我亲昵起来，有两次被来看病的老乡撞见，他们都以为我们是一对夫妻，也没有人来打搅我们的好事。不久军医学校的领导下来检查学生的实习情况，向当地人问路，当地人都说‘啊，那小俩口呀，他们住在……。’我们同居的事就这样吹了泡。我们马上被调回部队，学校里开了批斗大会，把我们两批斗了一通，批斗会后我就被开除军籍复员回到老家。”
小王的故事一夜讲不完，第二夜继续给我和卢国安讲他回乡后的风流艳史。 “我回乡后被分配到公社卫生院当医生，虽然是偏远乡村，但这却比农业活好得多。我在外面见了两年世面，又尝了与女孩子玩的味道，胆子越来越大。我暗暗对自己说，杀了我，也不与那女子结婚。我父母一块来卫生院几次，有次两位老人给我下跪，求我不要毁婚约。我爸爸老泪纵横地说：‘人家女方的父亲有权有势，如果你真的毁婚约，他会把我们家的成分从下中农改为富农。亲家已经多次告诉我，我们家土改时就是够划富农的，是他一手遮天，给我们划了个下中农。最近他听到风声，知道你有意毁婚约，就又向我提起这事，意思是如果你真的毁约，他也不会客气的。’我听了只好让步，但却要父亲告诉岳老子，我要再等两年才能完婚。我也有我的理由，说是政府正提倡晚婚。
“从此后，我抓住一切机会找女朋友，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我们都相信他的话，他已经给我们介绍过他从这些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理论了。
“我坐牢前的最后一个女朋友是公社饮食店的一位女服务员，她是位性欲极强的人。一天夜里我们已经搞了两次名堂，她还不满足。已是下半夜了，我劝她穿好衣服，以便趁天亮前没人看见时离开我的办公室加睡房。她就是不依，还要再来一次。我两正在纠缠，房门突然响起来，有人在高叫：‘快开门，小王的岳老子在这里！’
“我大惊失色，马上叫她穿上衣服，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门被撞开，我的岳父母和那未过门的妻子冲了进来，站在赤身裸体的我们面前。跟着进来的还有四五个荷枪实弹的民兵。我们第二天一早就被民兵押着在乡里游行，我头上戴着高帽子，上面写着‘反革命流氓’。我的女朋友戴的高帽子上写着‘女流氓’。她被民兵强迫敲一面锣，一边敲，一面被迫叫喊‘我是有妇之夫王某某的野老婆’，‘铛铛！’
“我受了这羞辱，再不愿完婚。不久就有人检举我有‘反革命言论’，加上我在军队和离开军队后的男女关系问题，我被以反革命加破坏军婚罪判了七年刑。自然这一切都是有权有势的岳父老子安排的，在宣判大会上，我才从判决书知道，我的家庭成分已从下中农变成了富农。我最大的罪是攻击毛主席。乡下人在一起谈天时，常会嘲笑、挖苦毛家大爹，我有时也忍不住凑几句热闹。这一般并不会有麻烦，但我得罪了有权有势的干部，这自然成了麻烦。”
我在劳改队碰到过不少犯“破坏军婚罪”的犯人，但他们的情人都是已与现役军人订婚或结婚的妇女，这种“罪”可判二至五年徒刑。但小李的情况却完全不一样，没有人与他的未婚妻乱搞，而只是他这个复员军人不愿履行婚约。显然，他过去的岳老子玩弄了共产党的法律。
小王也给我们讲过他在军队服役时的其他见闻。他是在四川省服役，在他的军医学校附近有一所全国重点监狱，人们都称之为第一监狱。这所监狱专门关押重要的判重刑的政治犯。犯人们从事生产机床的劳动。小王告诉我们，一九七零年那里的政治犯自制了一些枪枝，发动了一次暴动，暴动失败后，所有参与的犯人都被处死。而有几名判死刑的犯人被送到小王所在的军医学校当做解剖用的活标本。这几个犯人是由军医学校杀死后，做解剖实验用的。
小王在军队时亲眼看见过一次死刑判决和执行。被处死者不是监狱的犯人，而是一位解放军士兵。那时部队里正是突出政治、抓阶级斗争非常时髦的时侯。有位连长选了他的一位喜欢顶撞干部的调皮战士做阶级斗争的活靶子，经常点名批判他。他对连长积下了仇恨。一天夜里，他取出他的枪，冲进连长的房里，打死了连长，后来又打死二十个来追捕的军人。他最后被打伤逮捕，不久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他的伤完全治好后才执行的死刑。执行死刑前全军开了宣判大会，开会时，坦克排在会场外，杀气腾腾，好象被判死刑的是一个师的敌人。这个士兵是被用步枪从他背后击中脑部而死的，死后有人用手枪补火，查实他确已死亡。
小王当了医生后，我们不再称他为小王，而叫王医生。他搬到医务室去睡了。我们少了一个会讲故事的伙伴。他倒讲点交情，在我们的要求下，也会给我们几张病假条。小王比前两任犯人医生要收敛得多。他接受贿赂不象前两任那么放肆，有时也假装正经地去地里干一两个小时活，所以一直没有听到他出过什么大事。但时间久了，他的特权地位越来越明显，他越来越自然地接受犯人们对他的“尊敬”和给他的贿赂。
我最后一次听他讲故事是在他送我去农场场部医院化验血吸虫的路上。那天只有我俩同行，路上王医生找个话题解闷，他问我，“你看没有看过报上关于铁道兵‘开路英雄’战胜严重塌方的事？”我想了半天，记起几个月前报上有过一条轰动一时的新闻，于是反问他，“是不是有位民兵营长和二十多个铁姑娘被困在塌方的隧道里？”
“对呀，报道说这些人在死亡的威胁面前，学习毛主席语录，终于以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精神坚持到人们救出他们。”他神秘地对我一笑，“其实这是牛裤里扯到马裤里，真故事与这报道根本不是一回事。”我连忙请他告诉我真相。
“发生塌方后，这个民兵营长正与二十来个‘铁姑娘’在隧洞里工作，”王医生的长沙话十分动听，语调象是个阅历丰富的人，“他们被困在一个没有塌下来的山洞里。这位营长凭他的经验估计，外面的人要挖到这个山洞至少要二十天，而他们身边的食物只够吃两天多。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后，女孩子们都呜呜地哭起来。哭了一个多小时后，一位年长点的女孩子说，‘不要二十天我们的骨头都打得鼓响了，我来到这个世上还没结过婚，还没尝过结婚的味道就要死，我不甘心呀！’静了很久，另一个年长的女孩子说，‘我们这里有两个男人，趁还有食物的时侯，让他们两轮流与我们搞，我们死也甘心呀！’马上有人赞同。于是那位民兵营长和另一位男民兵开始轮流与这些女孩子搞名堂，只有两位年纪最轻的女孩子拒绝参加，她俩蹲在一个角落里，用手捂住脸咕咕哝哝‘我不参加你们，我不要乱搞！’”
我笑着打断他：“我不相信有这种事。”王医生生气的样子，连忙说，“鬼才骗你，我是听参加调查这件事的人亲口说的。”
“那后来怎么他们都成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英雄啦？”我再问道。
“你不要着急嘛。一个星期后，外面的人把隧道挖通了，把这些饿得气息奄奄的人救了出来。那位营长开始带头扯谎，接着报社记者也来了，把他的谎言越吹越大，于是报纸上发表了头版头条的长篇报道，说他们在被困时天天学习毛主席语录，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精神与岩石作斗争。民兵营长和三位女民兵的代表还到北京去参加了铁道兵总部颁发嘉奖令和奖品的大会。”我记起了那张他们领奖的照片，铁道兵总部首长正在授奖旗给那位民兵营长，他满脸虔诚，没有人会想到他是个如此走桃花运的家伙。
“后来，那两位没有参加乱搞的女孩子看到报上的报道后，向领导告发了事实真相，人们才知道塌方后发生的那些事情。”场部医院离三大队有两三里路远，经过场部学校和场部办公楼，我们快看到医院时，这个离奇的故事正好讲完。
王医生是那种不动声色的色鬼，除了与我们这些好朋友外，他从不显露他搞女人的本事。大多数人都相信他是那种正经人，所以直到我离开三大队时，他仍是犯人医生，从未听到过有关他的桃色新闻。但是我相信，他在干部家属中一定有情人──他是那种“做扎实事”的“老实人”。
三大队不少有性经验的犯人都爱吹嘘他们的经验。有的向我吹嘘他一夜能来四五次神，有的更是吹嘘一夜干过十七次。但王医生总是提醒我，吹得最厉害的可能是最不行的，真厉害的就不会吹。
三大队也有真厉害但从不吹的。有天半夜，我们突然被闹哄哄的声音吵起，我爬起来后看到天快亮的院子里有很多犯人，他们都在朝岗哨楼下的空坪走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跟着走过去。岗哨楼底下有两个犯人背靠背捆在一起，我向周围的人打听，有人说“他们搞鸡奸。”周围的政治犯对这两个据说是在搞同性恋做爱时被发现的人表示非常鄙视的神情。有个人在骂“不是人，是畜生！”马上有犯人附和“畜生！”“禽兽不如！”
中国的政治犯都是自认为道德高尚的人，他们对同性恋这类“有伤风化”的事往往表示出比当局更不能容忍。但是三大队还是经常有这类事发生。记得政治犯与刑事犯分编分管以前，这类事更加多，因为刑事犯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同性恋而被判罪的。在当时的中国，男子同性恋被称为鸡奸，鸡奸罪可判五至七年徒刑。但从我的观察，不管是因同性恋被判刑的案例或是在劳改队发生的同性恋事件，大多不是因为当事人对同性恋的爱好，而是因为异性恋爱受到限制。三大队曾有两个“败坏社会风俗犯”，他们是因为与牛与猪性交而被判刑的。这两个人长得又丑又粗俗，样子又蠢又笨，显然是找不到性伙伴而找猪、牛发泄的。与这些人相比，王医生真是令人羡慕“走桃花运”的人了。但少数同性恋者可能的确有对同性恋的爱好，我曾听到有人说“三个黄花女顶不上一个紧屁眼”，说这话的人显然有对同性恋的爱好。
也有极少数卷入同性恋的人是因为某种宗教原因。我们组有个老犯人与年轻男孩厮混，去吃没有结婚的男孩子的精子。他相信吃了一百个未婚男孩子的精子后，就可以长生不老。他是因为信这种宗教并实践这种信仰而被判刑的。在劳改队他还向人介绍他关于精液的知识，他自称可以从精液的颜色看出男人的体质和气质。
“反革命组织犯”
──《牛鬼蛇神录》第二十六章
三大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政治犯是属于被王师傅称为真正的反革命的犯人。与王师傅所称相反，这些犯人都是因主张以地下政党活动方式发动新的革命推翻共产党而被判刑的。我认识的这类犯人有的属于劳动党，有的属于民主党，有的属于反共救国军。劳动党的意识形态是亲苏联而反对中共的左的路线。我的劳改朋友中除了刘凤祥、侯湘风、郭中柱等人与劳动党有关外，还有位叫小马的湘潭水泥厂的工人也是劳动党的。从与他的交谈我知道这个劳动党与刘凤祥的那个沙龙毫无关系，似乎也与其他因劳动党问题判刑的人无关系。一位叫张必成的因劳动党被判刑的劳改朋友向我证实，他的劳动党也与小马的劳动党无关系。但这些劳动党却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的头头大多是右派份子，他们相信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比毛式的社会主义好。
我的一些劳改朋友属于不同的民主党，看来这些民主党之间也没有什么直接组织联系，但他们的意识形态却是反对社会主义，主张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我认识的两个民主党的成员都是出身地主或国民党官员家庭的青年学生，因为出身不好升不上大学，成为社会下层的工人或小职员。其中有位叫邓祥生的，与我是很好的私人朋友。他是一个乡下小镇上商店的职员。我从未听他讲过对民主制度的理解，倒是听他讲过不少怀念刘少奇的政策，批评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的看法。
另一位民主党的成员叫李辅仁，他与我交换过作品，很喜欢我的电影文学剧本“同时代人”。在与这些民主党朋友交谈中，我发现他们的思想深度都不如张九龙。李辅仁曾对我说：“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使人信服的主义，才能号召人心。”看得出，他们的出发点是对当时加在他们头上的政治迫害不满，要反对当局，而意识形态对他们而言，只是一种革命的工具。
李辅仁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官，他从小就是在歧视和迫害中长大，特别是文革中，他的父亲和他自己总是在各次政治运动中被批斗，被无缘无故地当众羞辱。他们家养的猪和其它私人财产在几次政治运动中都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没收。可以理解，他自然会产生孤苦无告，树党强诉的倾向。李辅仁告诉我，他父亲之所以一九四九年没有去台湾是经过一番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作出的判断。中国历次改朝换代，对商人一般是不会动的。他父亲说“哪个朝代都要商人，共产党朝代总不会迫害商人。”他一九四九年后弃政从商，希望在新朝代过个安稳日子。但他的估计完全错了，共产党不但迫害商人，共了所有商人的产，而且对李辅仁父亲这种有国民党背景的人在每次运动中都施以残酷迫害。他最后在文化革命初上吊自杀了。
三大队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政治犯是属于“反革命集团案”。这种罪名与反革命组织的区别是：前者不是正式的政党，而只是沙龙，而后者是正式的政党组织。我认识一个岳阳乡下的小学教员，他的家乡一九五九年大跃进时，县委强迫农民修一个名叫“青山”的水库。在水库工地上，干部拿着木棍子，强迫人们在冬天脱光上衣挑土，为的是强使人们拼命劳动以保持身体温暖。连妇女也被迫脱光上衣挑土。违抗的人就遭到毒打，有几十人就是这样被干部用棍子活活打死。老百姓后来都称青山水库为“血山水库”。这位小学教师对这种共产党的政策极为不满，就与他的朋友经常在一块批评、议论共产党的各种不受人欢迎的政策。他在文化革命中被以反革命纠合集团首犯罪名判处十五年徒刑。
另一位姓周叫裕德的“反革命集团”首犯是岳阳临乡一个矿山的工人。他自从一九五九年共产党的大跃进政策失败后就开始与一些朋友定期聚会，批评共产党的政策。他们预计共产党朝代一定会有大的政治动乱发生。文化革命后，他们认为自己的预见正确。但这个“集团”的多数人不相信共产党以外的力量可以推翻共产党，却相信共产党上层的“阴谋份子”可以代表对现政权不满的人的利益。这位周同犯在劳改队表现非常驯服，很听从干部的命令。所以他被指定为一个小组的学习组长。有天我们俩工作休息时正巧在一块，他笑眯眯地走过来与我聊天。周围没有别人，他问我：“曦光，你看现在政治形势如何呀？共产党政权稳不稳呀？”周在犯人中颇得好感，很多“反革命份子”都知道他是“假积极”，对于“反革命组织犯”的一些反对共产党的言论从不向干部汇报。所以我向他抒直己见：“如果没有国与国的大规模战争──象二次世界大战一样──共产党朝代总是稳的，不管它内部有多少动乱。共产党朝代象明朝，开国时是彻底的改朝换代，把旧社会有地位的人全部彻底搞臭搞垮，大部分关到牢里以及杀掉。象一九五八年共产党搞了一个划坏份子和极右份子的运动，把与国民党有关系的人全部划成坏份子、极右份子，判的判、管的管，这种彻底改朝换代的朝代总有二三百年的寿命，极难垮的，不是因为它政策开明，而是因为它对反对派镇压残酷。”周一边听一边点头。但他插嘴一句：“不过象江青这样的人会从里边造反的。我一九六九年就预计林彪会从里边造反，后来果然不错。”他的话还没完，干部就在吹哨子。这意味着十五分钟的工间休息已结束，我们又要开始劳动了。
一九七五年，三大队的反革命犯们都在把中国发生大政治变化的希望寄托在毛泽东的死亡上。我不止一次听到人们持有与宾兰庭同样的看法，对付毛泽东的最好办法就是与他比寿命，象当年司马懿对付诸葛亮一样。我自己却认为周恩来与毛泽东谁先死是毛死后中国政局的一个关键。如果毛泽东先死，则很可能会有一个类似赫鲁晓夫改革的非毛时代，如果周恩来先死，则一切改革都不会采用非毛化的形式。后来事情的发展正好在这二者之间，虽然周恩来于一九七六年先于毛泽东死去，但半年后毛泽东也跟着死去。江青还没来得及在毛泽东支持下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江青的“四人帮”垮台的消息最早是由自由犯从场部贴出的大标语上得到证实的。三大队的反革命犯们兴高采烈，觉得应该是比较右的政策出现的时侯了。三大队的干部也显得高兴，他们把“四人帮”看成向当局挑战的造反派的象征，“四人帮”的垮台意味着共产党正统派的胜利，当然也是共产党官僚机器中最保守的部分──公检法的胜利。干部们当天夜里就敲锣打鼓庆祝“四人帮”垮台。何指导员告诉我们，五十年代的政策和很多做法都会恢复。只有一个反革命犯公开表示他的不快，他就是这位周裕德。他听到江青倒台的消息后就得了精神病拒绝出工，顶撞干部，讲话颠三倒四。他本来见人总是笑眯眯的，很少说话，对干部绝对顺从。我有天在家休病假，跑到他号子里看他出了什么问题。他见我走进来就起狠狠地叫道：“你们高兴什么，江青垮了，改变共产党的江山就是死路一条了。你们高兴什么！？”我连忙笑脸相迎，轻声说：“老周你好好休息，养好病再想别的事。”“我没有病，只有你们才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死到临头还兴高采烈。”我无法与他辩论只好匆匆离开。
三大队还有几十个人是因为支持台湾的“反共救国军”而被判刑的。象其他“反革命”组织一样，这些人都是参加不同的“反共救国军”，他们之间似乎没有直接的联系。他们的共同点是通过接收台湾的广播，接受了台湾的“反共救国”的意识形态。我认识几个“反共救国军”的人，其中几个年轻的是文化革命后收听台湾广播，自己组织的反共救国军。另一些年纪三十岁左右的是一九六零年代初开始收听台湾的广播，组织反共救国军的。这些年纪较大的人中有一位是我的好朋友。他就是三大队的木匠曾爱斌。象所有他这一类“反革命犯”一样，曾爱斌对当局显得非常驯服。但有政治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中国历史上失败的政治野心家常用的韬晦之计。很多人开玩笑地叫他做曾司令，这个名字大概是那些知道他自命为反共救国军司令的人叫出来的。
春节后春雨连绵的季节里，犯人不出工时，很多人在讲书或听书，而曾爱斌却喜欢讲过苦日子的故事。我和黄启龙都认为将来会有文艺重新复兴的日子，而中国的赫鲁晓夫否定文化革命也会以文艺的方式开路，就象苏联的赫鲁晓夫以《日夫科夫》等文艺作品为反斯大林开路一样。我认为保持创作冲动，注意收集素材是种为未来变动作准备的重要工作。所以我和黄启龙请曾爱斌讲过很多过苦日子的故事，把它们当作素材记了下来。
曾爱斌的家是在湘乡县农村。他的村庄有位妇女主任，人非常厚道。一九五九年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强制推行时，所有农民不分男女老少都被强迫在公共食堂吃饭，不能自己做饭吃。饥荒开始时，公共食堂实行定量制度，人们按劳力强壮程度分成不同的等级，按等级把定量的米用竹筒打在饭钵中然后上水蒸成饭。这位妇女主任事事积极，总是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她有两个孩子，正在长身体的年龄，每餐吃饭时，妈妈看到儿子饥饿的眼神总是心如刀绞。她每餐都把自己的饭分一些给孩子。那时人们每天要工作十来个小时，这位妇女主任渐渐身体不支，得了水肿病，全身浮肿。这种病完全是因饥饿引起，只要吃几顿饱饭或几斤黄豆就能治好。有天她实在饿得心口发慌，晚上偷偷去食堂，趁人不注意，偷了一钵饭。回家的路上她就把这钵饭狼吞虎咽了。两三天后她又偷了一次。如此偷了三次，在第四次时被食堂伙夫发现，当场抓住。第二天全大队开批斗大会，把她定为“坏份子”，那夜里她回家后就跳进一口池塘自杀了。
曾爱斌村里很多人后来都去逃荒了，有一对夫妇逃出去后，丈夫假称是妻子哥哥，把妻子卖掉，换了三十斤米才维持了自己和一个孩子的生命。曾爱斌那时年纪太小，与父亲留在家里，没有出去逃荒。每天夜里，他们都出去到地里找一切可以吃的东西。有次他们在地里挖萝卜吃，被大队干部发现，曾爱斌的父亲年纪大了跑不动被干部抓住，打得遍体鳞伤，第二天天快亮才爬回家里，两天后就死去了。
那以后曾爱斌只好逃离家乡四处流浪。他什么事都做过，跟马戏班子做过帮工(所以他能演不少马戏节目)，做过农忙季节的零工，最后学了木匠手艺。
有天黄眼镜、邓祥生和我都在听曾爱斌讲过苦日子的故事，我打断他问道：“事情怎么会变得那么遭呢？”邓祥生插嘴道：“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年都是极好的年成，风调雨顺，根本不象政府说的有严重自然灾害。但是公社干部按照毛主席的命令强迫所有的强劳力都去炼钢铁，把所有农民的铁锅和其它铁器都丢在柴火中烧，这种土法炼钢把乡村里的树木都烧光了，生产出来的只是一堆废铁。毛主席要求农民密植水稻，株行距只有一寸，结果收割时，所有谷子都是空壳。有的生产队秋天收割时干脆点火把禾都烧掉，还因收割的高效率得了表扬。”曾爱斌点头说，各地都差不多，大好的年成，但收获却极差。干部们把十几亩田的禾扯起来放在一亩地里，然后当众收割，过秤，记录是亩产几千斤上万斤。然后把夸大几百倍的产量报上去，上面就把农业税提高到百分之五十。虚报的产量加提高的农业税，结果所有产品都交给政府还不够，农民自然没有一点粮食可吃。邓祥生说，湖南从湘中到湘北，从湘东到湘西，每个村庄都有二十几个青壮年饿死，从老人们口头传下来的历史中，人们从未见过这样的惨祸，抗日战争都不曾死过这么多人。邓祥生越讲越激动。曾爱斌提醒他低声点。邓祥生又压低声音说：“我们村庄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一年至少有两年，大多数妇女连月经都停了。老人们都说，这是共产党朝代气数已尽了，妇女不来月经的事，没有人听说过。”我看着邓祥生那激动的样子，心想，他十五年徒刑一定是因为向人讲类似的话而招致的。
我渐渐发觉，“反革命组织犯”和“反革命集团犯”都多少与一九五九年的大饥荒有关。但是奇怪的是这些地下反政府活动都是在文化革命中才被政府破获。曾爱斌的木工房在监房大门外，是犯人收工等着进监房休息的好地方。有次我在那里休息时，问正在做一张椅子的曾爱斌：“你也参加了文化革命吗？”他没有直接回答我，却说：“我们文化革命前就相信中国会大乱，后来果然如此。”我又问：“你是什么时侯被抓的？”“一九六九年。”我知道人们都不愿详谈过去的失败。但我猜得出，曾爱斌一定是文化革命乱的时侯，有过一些反政府的活动。等共产党重新控制住社会，发动清理阶级队伍(一九六八年)和“大打网”(一九六九年)运动时，这些地下反对党活动自然就被政府发觉，正象张九龙和刘凤祥的情况一样。我想起张九龙关于文革有利于共产党政权稳固的判断，心里想文化革命使共产党破获了很多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年发展起来的地下政党活动，的确使反对当局的政治势力受了致命的打击。
因为对“三年苦日子”(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不满而进行地下反政府活动的另一股势力叫做“一贯道”。我碰到几个一贯道的成员。他们都是不大识字的乡下农民，在劳改队都十分驯服，对干部恭敬顺从。但背地里却有不少牢骚。一位姓林的同犯有次问我：“你知不知道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呀？”我点点头。“刘伯温有本惊世之作：《烧饼歌》，你听见过吗？”我摇摇头。他朝我耳边凑一凑，轻声说，“那可是泄露天机的微言大义呀！”我看他那神秘的样子，很不以为然(我是不信任何宗教、神学的)，“什么样子的微言大义，你能给我两个例子吗？”“《烧饼歌》中有一句：‘二八胡人二八秋’，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胡子和毛是一回事，胡人是指姓毛的人。毛泽东三个字共是二十八划，所以二八胡人是指的毛泽东。二八秋意思是毛泽东执政二十八年后社会就垮台！你看刘伯温六百多年前就给毛泽东算了命，毛泽东过不了一九七六年！”我心里觉得好笑，“这真是太牵强附会了。”“你不相信呀，你可是要信呢！《烧饼歌》里早就预见了共产党上台后会死上千万人，会把老百姓的房子都拆了，用土砖做肥料，会把老百姓的锅灶都砸了去大炼钢铁，人人会饿得得一种从未见过的‘水肿病’，妇女会饿得不来月经！”那是一九七三年，我只是耐着性子听他举很多《烧饼歌》中预见共产党一九五九年会干的坏事，但心里一直也不相信刘伯温能预见共产党朝代的事。直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去时，我才突然想起这个《烧饼歌》，如果不把那句话解释成共产党会在一九七六年垮台而是解释成毛泽东会在一九七六年失去权力，《烧饼歌》还真灵验。两三年后，我才知道，传播和按照农民的经验解释《烧饼歌》就是农民的组织“一贯道”的主要活动方式。这位林“同犯”就是因为传播解释《烧饼歌》而被判七年徒刑的。
三大队每个中队有个犯人负责为所有犯人“剃头”。那是用一把剃刀把所有头发刮得光光的。我们三中队的“剃头师傅”姓邱，五十多岁的样子，看去很和蔼。每次他给我剃头时都要向我吹嘘他解放前的生活。他说他解放前有两个老婆，人们都称他“邱老爷”。我忙问他，两个老婆在一起不会打架吗？他不以为然道：“她们才不打架呢，她们相处得很好。我对她们很公平，每次买衣服，每人一定是同样质量的，我不偏心，她们自然不会吵架。”有次他告诉我解放前夕他是乡下一个乡长，刚解放时，他带着共产党的土改队抓了杀了很多“恶霸地主”。“可怜呀！”他伤心的样子，“这些恶霸地主的儿子，兄弟都被斩尽杀绝呀！”不久，那些不是“恶霸”的乡绅也成了镇压迫害的对象。很多过去是国民党乡长、镇长的人都被杀了。“那时一个工作队长就有权杀人，不要经过任何上级批准。”
他心有余悸的样子，“我幸好是较早被关到公安局了，要不然也被工作组杀了。我的兄弟、父亲、儿子，全被杀了呀！”邱肯定是个历史反革命了。有次他为我剃完头后，他突然说要给我看相，要我坐着不动。他把我的双手放在腿上，摸摸我的两个耳垂，又要我站立起来，把手放下。把我摆弄了好久，他告诉我“你两耳垂长而重，双手下垂几近膝，有福之相呀，有福之人呀。你知道刘伯温的《烧饼歌》吗？刘伯温几百年前就预见这个朝代二十八年后就会垮，连新朝代的军师和皇帝都定好了。现在就是要照着刘伯温的《烧饼歌》找军师和皇帝。”我这才吃惊地发现，这个“历史反革命”也相信“一贯道”，而且一贯道的另一个重要活动就是用看相的办法寻找代替共产党朝代的新朝代的“天子”和军师。我的印象中，信奉一贯道的“反革命犯”在三大队占相当大的比重，因为我听很多从农村来的政治犯在谈论刘伯温、《烧饼歌》，以及它们与一九五九年大饥荒和共产党朝代命运的关系。邓祥生曾告诉我，文化革命开始时，乡下的很多老人说那时的动乱很象清末民国初时的政治情况，很多老人因而预见，共产党朝代可能要完了，象元朝一样寿命不会很长。这种观点对我来说是如此陌生和令我惊异，因为这种对文革的看法与我们城里人对文革的看法是如此不同。
我在监狱里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有一个电影文学剧本。这些材料中包含很多与官方意识形态不相容的东西。卢国安帮助我将这些材料藏在曾爱斌的木工房里。我妹妹一九七六年来建新农场看望我时在三大队住了一天。她离开三大队时，曾爱斌冒着冬天的寒风和被干部发现的危险(如果他被干部发现做这种事，他和我都会被加刑)跑了四五里路，在去岳阳的公路上追上了等汽车的我妹妹，把这些笔记和材料都转给了她。妹妹后来告诉我她被曾爱斌那种忘我的献身精神深深感动。曾爱斌在雪地里跑得全身汗得透湿，一站住就冷得发抖。但他毫不在意，象传递圣经一样，把那一大包材料交给了我妹妹。这包材料中还有一封给我妹妹的信，信中估计毛泽东死后，一九五九年的问题，反右派的问题将来都会成为新上台政治家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时用来号召人心的“政治王牌”。我满刑时曾爱斌还没有满刑，他给我做了个精致的木盒子留作纪念，外面看上去是本大书，里面可以装笔记本。那个大盒子正面刻着一个英文词 Forward (前进)。
侯湘风和郭中柱
──《牛鬼蛇神录》第二十七章
我记不得侯湘风是什么时候到三大队来的了，可能是政治犯与刑事犯分编分管时来的，也可能是那之后单独从看守所押送来的。这种单独押送来的犯人不引人注目，往往是犯人出工时进了监房，第二天早晨，队伍中就多了一个犯人。
但侯湘风是锋芒毕露的知识分子，大概在他来三大队后不久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脸上轮廓分明、面善，是属于那种可称得上英俊的中国人。他看上去三十岁左右，行为举止好象个刚出大学门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的人。我住的监房离他的监房只隔着两个监房，劳动时也经常隔得不远。只要是中耕水稻，中耕棉花等不大繁重的劳动，他总是一边做事一边与身旁的犯人高谈阔论，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到北极圈上的极光，从法国大革命时的罗伯斯比尔到中国春秋战国时的大政治家管仲，古今中外，社会和科学，无所不谈，而且多是些普通中国人不太熟悉的事。有时他也与其他犯人为某某知识的准确性发生争论，但结果往往是别人承认他的看法是对的。犯人们讥笑地称他为“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的事全知。”他对此讥笑也不大在乎。
他在我们中队监房的走廊里碰到过我很多次，他总是点头打招呼，似乎早认识我。我那时已是有了点劳改经验的人，在与他交流之前，就从其他犯人口中对他的案情作了侧面的了解。有个犯人告诉我，侯湘风肯定是因政治组织问题坐牢的，因为干部对他的态度十分恶劣，对他与其他人的接触也非常注意。有经验的犯人从这种态度的差别可以看出侯湘风的案子是类似张九龙那一类的案子。这类政治犯往往有结交朋友的本能倾向，而他与其他政治犯的朋友关系与建立一个政治组织的差别是很难区别的。一九七二年我从一个老政治犯口里听到一个可怕的故事，那是发生在文化革命开始后不久(一九六六年初)。有几个因组织地下反对党被判刑的犯人在劳改队成了好朋友。他们原来的政治组织虽不同，但他们的观点和意识形态却非常接近，他们劳动时及当干部不在监房时，经常在一块交谈。干部从一些打小报告的犯人那里得知这种亲密的关系并且了解到谈话的内容是与交换他们的政治观点有关，所以开始怀疑这些政治犯在继续发展他们的政治组织及政治关系。但是“关系”是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他们之间的关系及思想交流肯定是某种政治组织的基础，即使没有物证能被用来证明这种关系。而按中国一九五零年代初颁发的“惩罚反革命条例”，这种政治关系本身就可以被视为“犯罪”，如果政治思想交流涉及推翻共产党的内容，这“罪”可以判处死刑。所以对这类“政治犯罪”的处理是极为可怕的。当时处理这件事的劳改干部是极有经验的人，从他们破获无数次劳改队的政治组织经验，他们知道政治犯被判刑后，由于无处申诉，有着强烈的“树党强诉”的倾向。所以他们相当肯定这些人是在谈论政治组织和反对共产党的事。但他们又没有任何物证。所以他们把这几个政治犯分隔开来，戴上脚镣，逼迫他们承认他们之间的思想交流与反共政治活动有关。这些人没有承认。当时正是红卫兵出现后向全国发展的时候，红卫兵也到建新农场来了，他们在干部的指引下，毒打“不服从管教”的犯人。当红卫兵听说这几个犯人在劳改队还搞反共政治活动和“反革命串联”，他们把这几个人打得死去活来，用皮带，用木棍，边打边逼他们承认他们企图发展反共的政治组织。有一个人受不住毒打，终于承认了。不久这几个犯人就被判处死刑，立即处死了。我听了这个故事后，想起我与张九龙和刘凤祥在看守所的思想交流，如果有一个有经验的劳改干部注意到我与张九龙和刘凤祥的关系，那我不也会处于与这些被杀害者同样的悲惨地位吗？我不寒而栗。自从我听到这个故事后，我对与其他政治犯的思想交流就比以前谨慎多了。不久我又从另一个犯人陈三才口中得知，侯湘风是与刘凤祥一个案子的。我听了一惊。我一直没有放弃搞清刘凤祥案情的企图。于是我对侯湘风开始格外留意。
我又在走廊里碰到了侯湘风，那是干部还没进监房的一个早晨，犯人们都在忙着打水洗脸、刷牙、吃早饭。这次我回应了侯湘风的点头招呼。他看来对我的回应十分高兴。他问道：“杨曦光，你好吧？”我点点头。监房里的官方安装的高音喇叭里正在播送官方广播电台批判林彪的文章。我问侯湘风，“你认识刘凤祥？”他答道：“我和老刘是好朋友。”我又问：“老刘一九六九年认为毛泽东会象刘邦杀韩信一样杀掉林彪，而现在官方却在说林彪企图谋杀毛泽东，你怎么想？究竟是林先想杀毛，还是毛先想杀林？谁是最先主动者？”侯湘风毫不犹豫道：“当然是毛先想杀林，老刘的预测是对的，林彪只是不愿坐等待毙，而企图反守为攻。”
我不敢与侯湘风交谈，我知道很多双“靠拢政府的”眼睛在盯着侯湘风这种政治犯。但我凭直觉，侯湘风不是那种靠拢政府的人，从与他交谈，我相信，他仍保持着他的政治头脑和政治人格。刘凤祥惨遭不测，但他仍亲切地称他老刘，对他的观点如此尊崇。
林彪事件后，报纸上曾经批判林彪的极左路线。那时周恩来非常活跃，在他的推动下，林彪事件以前就开始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在更广泛和更深的范围内向前发展。“五•一六”是毛泽东、林彪和江青一九六六年发动文革时于当年五月十六日发出的一个党内通知的简称。文革中有一个北京造反派的小组以“五•一六”命名，其主要观点是反对周恩来。但一九七二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五•一六”成了文革中造反派的代名词，所有在文革中造过反的人都成了“五•一六”。我因为文革中参加过激进的造反派，也成为清查“五•一六”运动的目标。不少人来建新农场找我调查文革中发生的与我有关的人和事。
有天一个来找我的“人保组”成员告诉我，“毛主席已下了指示，‘解放前最大的反革命是国民党，解放后最大的反革命是五•一六’。凡是文革中冲击党和政府机关，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参加打砸抢，进行阶级报复，组织反革命组织，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都是‘五•一六’”。从他的口中我得知很多比省无联温和和曾经批判过省无联的造反派都在这个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受到迫害。
那段时间，我经常在出工前被干部告知留在监房里等待外调。有次我被外调后，从办公室回到监房里，发现侯湘风也在监房里，他没有出工。我看看周围没有旁人，就问他：“你也有外调？”“是的，与文化革命造反的事情有关。”“这次迫害造反派，表面上周恩来十分积极，但发动者却是老毛。”我把刚听到的毛泽东关于“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指示告诉侯湘风。侯湘风很注意地听“毛泽东指示”，手里拿着刚在看的一份《湖南日报》，若有所思的样子。我说：“‘清查五•一六运动’这个名称取得好微妙，‘五•一六通知’是老毛发动文革的第一个重要通知，现在这个运动反五•一六，说明老毛要迫害他过去支持过的人，按‘五•一六’的罪状，所有造过反的人都可以算‘五•一六’，但‘五•一六’实际上是个并不著名的几十个人的北京学生组织，大多数人都不了解，所以当权派可以按他们的喜好任意将他们不喜欢的人指称为‘五•一六’，加上‘五•一六’是反周恩来的，老毛也可以用反‘五•一六’来讨好周恩来。”侯湘风答道：“毛泽东文革时说造反派是革命派，现在又将造反派称为‘五•一六’，说是最大的反革命，这真象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前蒋介石支持共产党，那之后他又反共一样。清查‘五•一六’运动是老毛从支持造反派到迫害造反派的转变。”侯湘风又悄声告诉我，最近很多造反派都被当“五•一六”抓起来了，有的人受到严刑拷打，被打得死去活来。我问他怎么得到这些消息的，他说是一位犯人的家属来建新农场看望时带来的消息。
不久我就从其他犯人家属带来的消息证实，清查‘五•一六’运动抓了很多造反派，但被抓的人大多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很多人受到严刑拷打。
我证实这些消息后的一个多月，有天晚上，三大队干部全部进了监房，宣布开全体犯人大会，有重要的事情，会上刘大队长宣读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这指示说“禁止打骂和虐待犯人，我支持犯人抗议法西斯式的虐待，请将这一指示直接传达到每个犯人。”这种毛指示使所有犯人吃惊，因为毛泽东历来站在压迫犯人的劳改干部一边，从来没有支持过犯人反虐待，更不用说将干部的行为称为“法西斯式的虐待了”。中共历史上，大概没有任何领导人讲过如此同情犯人，指责劳改干部的话。我注意着侯湘风的反应，看到他回头在看我，露出一个会意的微笑，我在心里想，这次大概是周恩来在清查‘五•一六’中迫害造反派太残酷，引起民怨沸腾，毛泽东又利用这种不满来打“民意牌”，用这种指示来表示他对被迫害者的支持，对周恩来的官僚体制的不满了。毛泽东文革中在与刘少奇的斗争中就多次玩弄这种政治手腕。
我一边想，一边在听。大会很快结束，刘大队长除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外，没有任何解释，看得出来，大概是上级强令尽快传达到犯人，但他们自己却不理解为什么毛泽东“长犯人的志气，灭干部的威风。”他们脸上显出种种疑惑不解但却故作镇静的表情，再不象传达其它上级指示那样趾高气扬、高声粗气。
那天犯人大会的气氛是如此奇怪，干部和犯人的动作和表情都怪怪的，没有干部的大声训斥声，散会时，犯人拿起他们的小凳子时响声零落，有些犯人离开了坐处，有的还站在那里，不知道这个会是否在没有训斥声时就真的结束了。还有人还坐在那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不懂事的年轻人看去有点飘飘然，脸上似乎喜形于色。年老有经验的人显得比平时更谨慎。他们大概看出干部的情绪有点不对头。他们的判断果然不错，三中队的杨管教突然吹响哨子，高声命令三中队的犯人集合。
集合后他厉声道：“反革命份子侯湘风，你得意什么？(大概杨管教看见他对别人微笑)你不要又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你的反革命本性可以求得一逞。竖起你的狗耳朵听着，林彪这样的大人物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都没有得逞，你这样的托派想兴风作浪也是痴心妄想。”杨管教的话令我十分吃惊，虽然他将侯湘风与林彪比以及他给林彪戴的帽子使人感到牛头不对马嘴，但他将侯湘风称为托(托洛斯基)派眼中闪起的仇恨使我发觉，侯湘风的确十分受干部注意。托派是当时当局用来形容共产党内部的政敌以及意识形态与共产党接近的政敌。刘凤祥、雷特超一九五七年前都是共产党内级别相当高的干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有支持苏联赫鲁晓夫的倾向，这大概是他们被杨管教称为托派的原因。杨管教大概非常注意侯湘风的档案，否则他不会知道侯的“托派”背景。从杨管教咬牙切齿的语气，我可以感觉当局对这些曾经与共产党有关的政敌特别仇恨。从杨管教的这次发作，我也看出他敏感到侯湘风对毛泽东指示背后的复杂比他懂得多，而他却因为不了解上层的政治而感到困惑。这大概是他对侯湘风参加大会时那种与他人交流眼神时表现的自信嫉恨的原因之一。我想起老刘的话：“政治斗争就是‘棋高一着’。”看样子侯湘风这类政治犯就是比压迫他的杨管教“棋高一着”。要是老刘活到今天，又不知会想出多少政治“高着”。
这次杨管教训斥侯湘风之后，我间接地从官方证实侯湘风是与刘凤祥同一个案子的。悬在我心中关于刘凤祥案子的种种疑问不断在我脑子里出现，特别在老刘被杀两三年后，我想起“劳动党”一案中只有刘凤祥是与省无联一块被判刑。那是刘的第一次被判刑。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从我对老刘的了解，他一定是这一伙人中的领袖人物，为什么他第一次被判刑时当局根本不知道他与“劳动党”(如果它的确存在的话)有关呢(判决书中根本未提劳动党的事，只有他与省无联的关系)？为什么当局那时把这个领袖人物放过了，而后来又在一打三反中判他死刑呢？我决心要找机会问问侯湘风。
一天傍晚，晚饭后政治学习前，我看到侯湘风在走廊里坐在他的小凳子上拉胡琴，他拉的是“春江花月夜”，这曲子本来并不凄惨，但被他拉出来却变成了一种凄惋动人的曲子。我在他身边一个上面有盖可作凳子的犯人的洗脸桶上坐下来，静静地听他的演奏。我低声问他：“和老刘一块被判刑的有几个人？”“四个，雷特超，他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前是省公安厅的一个中级干部，另外两个是一九五七年的学生右派。他们在新生开关厂劳教时是好朋友。”侯湘风在认真拉他的“春江花月夜”，目光似乎在凝视着前方什么地方，一边低声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什么时候被判的呢？”我回头看看侯湘风背后的窗子，确定走廊边的监房里上下两层床上靠窗子都没有犯人。没有其他人能听见我们的对话。“我被判过两次刑，第一次是老刘被杀后不久，我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宣判那天却又突然被宣布取消宣判大会，我又在六栋里被关了两年，然后被判十五年到这里来了。”我想起了在六栋里时听见高音喇叭宣布开宣判大会，后来又宣布取消那个宣判大会的事。“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我想开个玩笑，使气氛轻松点，但我们都笑不起来。“老刘被从建新农场转到六栋里马上被上了脚镣，他拼命敲门、撞门，大叫冤枉，当然没有人理他。”侯湘风眼里流露出一丝深深的凄切，他的“春江花月夜”也显得更加如诉如泣。我一边听，耳边响起了一九七零年六栋里的叮当作响的脚镣声──那个“红色”恐怖多么令人心寒。“什么地方出的须须呢？(黑话：事情怎么败露的呢？)”我问。“你知道张家政吗？”他不回答却反问我。“当然。”“雷特超曾插手‘湘江风雷’，我们的一些人也控制了不少造反派出版的小报。雷特超被当局注意是由于与张家政和一个‘零零七’密件有关。”他的“春江花月夜”有点不太平滑了，他的眼睛在注意在操坪里走过的犯人。有干部从围墙的大门进来，政治学习就要开始了，我赶紧站起来回到自己监房去。心里在默念着那个数字：“零零七密件，零零七密件”。这数字我似乎听见过，但却想不起来是在哪里和从谁那里听来的。
不久我被调到农药组。这个组大多是年纪比较大的，因为给棉花打农药属于比其它下田的工作轻松得多的活。农药组只有两个年轻人，除了我之外，是一个叫邓祥生的。我们俩各负责使用一台二冲程汽油机带动的喷药机械。因为背这种机器很要体力，也需要机械知识，所以有文化的年轻人被指定使用它们。其他老头子都是使用简单的手动农药机，那种机器有点象给自行车打气的气筒，用手打气，容积小，重量轻。那时，中国刚开始自己大批制造这种二冲程小汽油机，质量不好，经常出毛病。为了让使用这种机器的犯人掌握修理汽油机的技能，建新农场在五大队办了个学习班，把这些使用汽油机的犯人集中在那里，互相交流经验和学习。我和邓祥生单独去的五大队。没有干部跟随我们。那的干部已经肯定我们没有逃跑思想，所以让我们当了三天“自由犯”。我自到三大队来，那是第一回尝“自由犯”的味道，走在通岳阳城的公路上，没有干部跟着，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水稻，时常可以碰到路过建新农场的农民，简直象已不在劳改队一样。但我们衣服上的劳改字，剃光的头，仍然是劳改的标志。
到五大队报道后，我们与其他队来的犯人住在五大队的礼堂里。白天学习拆开汽油机，维修和排除故障。夜里没有人管我们(有两个晚上没有政治学习！)睡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四大队的犯人，叫郭先标。他自称“久闻”我的“大名”，他也是因为“文化革命中的问题”坐牢的。我细问他为何事坐牢，他神秘地反问我“你知道零零七密件吗？”我当然大吃一惊。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那天夜里，我与郭先标谈到深夜，终于大致了解到“零零七密件”是怎么回事。
郭是长沙铝厂的一个普通工人，一九六六年底，毛泽东下令共产党组织停止活动，允许老百姓自行组织政治组织时，市民多次冲击省委、市委、军区要搜查当局把一些市民打成反革命进行迫害的“黑材料”，而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却意外地支持这些“造反派”。郭发觉周恩来和很多老干部对此非常不满，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与周恩来政府的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北京造反派开了个“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中央文革”的大会，而保守派和“联动”却游行支持刘少奇，高呼“打倒中央文革，打倒江青”。这个会后不久，郭经过湖南军区大门外的大街时突然看见一张便条一样的纸从一辆驶进省军区的摩托车上掉下来，他捡起这个纸条，仔细一看，竟是周恩来的一个手令“拟于一九六七年元旦全国统一行动发动军事政变，手令周恩来。”他马上找到了当时湘江风雷的“副司令”张家政，把他带到家里，取出他藏在蚊帐上的“手令”。张家政一看，大惊失色，马上召来湘江风雷总部紧急会议，于是以湘江风雷总部的名义发了一个“一号命令”，这个命令要求所有湘江风雷的成员誓死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捍卫中央文革，随时准备粉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阴谋。一九六七年元旦并没有发生右的军事政变，但是毛泽东却支持造反派向共产党的各级机构夺权。但到二月初，却发生了一次真的右派政变，谭震林、叶剑英、陈毅等军人在周恩来支持下围攻江青，最后使毛泽东同意在全国拘捕造反派组织的首领。张家政也坐了牢。一九六七年七月，毛泽东宣布为这些二月份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后，张家政从牢里一出来，就找郭，要郭将那个周恩来的“手令”给他，郭那时已找不到这个“手令”，张立刻就把郭软禁起来。张在湘江风雷内部调查这个“手令”的去向，这个过程郭也不清楚，但这个过程中，郭发觉他有了一个同房，也是被张家政软禁的人。在我再三追问下，郭说此人有劳教前科，因为关押他的人曾骂他“死不改悔的老右派，劳教了一次还不知道厉害”。那天夜里我左思右想，记起侯湘风提到雷特超的活动被人发觉与“零零七”有关，我几乎可以肯定，郭提到的这个人有百分之九十就是雷特超。
第二天夜里我再三追问，周恩来的“手令”是真是假，郭却支吾其词。我问他：“是省军区伪造的这个手令吗？”“可能。”“是你自己伪造的这个手令吗？”“他们(指当局)就是说我伪造这个‘手令’，而判我刑的。”“你到底伪造没有呢？”“……”“伪造这种东西对你有什么好处？”“他们说我企图借此到北京去一趟。”我问去问来，问不出结果。那夜我脑子里一串问号。如果郭真的伪造这个“手令”，那他还真是个有政治头脑的人，起码看出一九六六年底有右派政变的可能就不容易。但郭看起来却不象个很有知识的人。不管那个手令是真是假，张家政肯定是把它当真，或故意把它当真，并利用这件事玩政治游戏，至少是向中央文革表示了他的忠诚。
三天学习后，我回到了三大队。那年冬天，三大队大兴土木，扩建监房，修筑水渠，我又被调去“基建组”，做瓦工，修筑房子。基建组的犯人有一部分是“大工”，其中又分“师傅”和“徒弟”。“大工”是拿“砌刀”的技工，而小工是大工的帮手，做挑砖，挑灰的粗工。给我做小工的，是个叫郭中柱的个子不高的人。圆圆的脸，全身上下都是劳改服，棉袄的腰上用一根粗草绳捆着。因为棉袄里除了衬衣，没有其它衣服，不用绳子捆紧，里面空洞洞的，就会“灌风”。不少犯人家里人给他们送衣服，所以他们总穿着一两件家里送来的衣服，而郭中柱显然是那种家里没有接济的犯人，他很少讲话，脸上经常挂着谦恭的微笑。他来基建组之前，我从来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他是那种不引人注意的犯人，因为他看起来象个没有野心的傻傻的乡下人。
一天，我开始砌砖后，只剩下我们俩在我工作的角落，我们俩一边工作一边聊起天来。我发觉他其实是个健谈的人，他讲一口稍带浏阳腔的长沙话，言谈根本不象个乡下人。几天后，我才发觉他是那种“大智若愚”的家伙，故意装傻，装成没知识，其实他是个极有政治头脑的知识分子。我们在一块工作了两个星期后，他悄悄告诉我他是刘凤祥的朋友，刘凤祥被杀时他也被关在六栋里，象侯湘风一样他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来死刑判决被撤销，他又被判处十五年徒刑。
我一边砌砖，一边问：“你知道刘凤祥临死前有什么遗言或反应吗？”“我从一个犯人朋友处听说，人保组一九七零年初到建新农场十大队来调刘凤祥回长沙时，刘凤祥把他所有的衣物都送给了其他犯人。人保组的人命令他把所有东西都带上，但他却说“不必了。”看来他已经知道那次回长沙是与死刑有关。但犯人都说他的表情非常镇静。但是一到六栋里，他被戴上“死镣”后，他马上大喊冤枉。看样子郭中柱和我一样，也在暗中调查了解有关刘凤祥的一切。他的话使我忍不住要落泪，我想起了那个凄风惨雨的早春，我回长沙时心中的恐怖。
我忍不住问到张家政，零零七密件，和雷特超的关系。郭中柱眼中有一丝恐怖，好不情愿谈这个题目。我站在竹木结构的高架上，用砌刀敲着砖，假装没有看到他的表情，告诉他“灰浆桶已经完了！”他也假装没有听见我的问话，挑着空桶走了。
好多天后，他自己主动跟我谈起雷特超。“雷特超是个极有激情的人，他喜欢看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职业革命家的书”，郭中柱一边把最后一块砖从砖夹子里取出来放在一大堆排在我身边的砖堆上，一边说──四桶灰浆还有三桶是满满的，他可以休息一会儿了──“我们讨论了好多次介入文化革命的策略后，他决定参加湘江风雷，首先掌握他们的小报，同时争取影响张家政。”郭中柱靠立在一根脚手架的木柱边，看我一块砖一块砖地砌墙。“老刘曾经对张家政有个‘不懂政治，人格低下’的评语，雷特超找张家政之前，知道老刘的观点吗？”我想起刘凤祥在左家塘二十三号与张家政同住一块时对张的评价。“不知道。但那时老刘也认为，如果一种思想没有通过群众性政派影响一大片人的利益，则不会形成政治实力。大家都认为要参予一个群众性政派。”我知道他所指的“大家”是他们这些曾经被劳教的右派知识分子，至于他们有没有有形的秘密组织，这是个我最终关切的问题，但我不敢贸然问他。郭中柱的话使我想起刘凤祥关于逐个地传播他的政治观点的效率的观点。“但是张家政不但不合作，还在他们内部追查‘零零七密件’的活动中注意到一批从劳教单位出来的右派份子对湘江风雷的‘渗透’。他为了表明他是与‘反革命’造反派不同的‘革命造反派’，竟秘密成立了一个小组，专门负责破获这个右派份子的‘反革命组织’。”“他怎么知道有什么‘反革命组织’呢？”我连忙问，手中的砌刀不由自主停下来。“……”没有回答，郭中柱又挑着刚空出来的一担灰浆桶走了。
我心中在默想：老刘和雷特超肯定确定了参予造反派，通过这个政派，把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变成文革中的“准”政党式的活动，因而影响千万人的计划。而张家政却破坏了这个计划，反而使这些反对当局的知识分子密谋团体(不管有没有有形的政治组织)暴露了。我不想再问，我想细节并不重要，了解到实质就够了。我想起一打三反运动中的一个标语“文化大革命中暴露了阶级敌人，现在是我们将无产阶级专政的隐患彻底消灭的时候了！”我又想起张九龙关于文化革命中毛泽东给不满共产党的市民以机会发泄的话，也许毛泽东这种支持造反派的策略就从根本上注定刘凤祥利用造反派的策略难以奏效，张家政可以通过支持毛泽东、反对周恩来来使自己合法化，他为什么要支持“右派份子及反革命组织”呢？也许雷特超的失败不是张家政的个性造成的，而是毛泽东支持造反派的策略对这些右派的策略极不利的问题。如果毛泽东不支持造反派，这些造反派都会是右派份子的支持者。我一边想，一边在替老刘难过，他的失败也许不是偶然的。
过了两天，我想起有一个细节却有实质意义。我问郭中柱，为什么刘凤祥一九七六年被当成操纵省无联的黑手被判刑，而那时雷特超和其他人都没被判刑呢？郭中柱用手揩掉由于寒冷掉下来的鼻涕，将它擦在脚手架的木柱上，眨眨眼，慢慢说：“老刘一直反对有任何有形的政治组织，这大概是张家政追查雷特超的‘组织’时没有牵涉到老刘的原因。”我想起老刘临死前所说“在现在的中国，搞秘密政治组织几乎不可能不被破获。”我始终不敢开口问他“究竟是否存在一个‘中国劳动党’，老刘是否参加了这个党。”但从与他的谈话，加上我想起老刘说过的一句话：“人与人的关系就是政治实力，不一定要有形的组织。”我找出一个判断，大约老刘一直主张积极的政治活动，但不主张有有形的政治组织，而雷特超和其他几个被杀的人是主张成立一个“劳动党”的。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就是通过发展与造反派领导人的关系，把他们右派政治观点和主张转变成公开的群众性政派活动。 春节到了，春节两天休息──没有政治学习。春节前我妹妹杨晖带着一提包食物和书籍来看过我一次。食物中有两罐炼乳，还有一包咖啡块和一包可可粉。我们基建组的所有人除开我这个过去的“高干子弟”，从未见过咖啡和可可。春节那天，我请卢国安在监房里用一个我们自制的煤油炉煮了一大脸盆咖啡和一脸盆可可(平时在监房生火是非法的，但犯人总偷偷地背着干部煮东西吃)。几位泥工师傅和学徒加上我的小工郭中柱坐在卢国安靠监房后部的窗口边的铺上喝咖啡、可可过除夕夜。大家都对第一次尝试这种“洋玩艺儿”十分感兴趣。尽管我们放了不少糖，还是有人在皱着眉头叫“苦”。卢国安家里是长沙市郊外菜农，喝了一口咖啡，连连咂嘴，“怪不得‘政府’(意指当局，干部们常常自称‘政府’)，告诉我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得不得了，这真是一点不假，他们天天喝这么苦的玩意儿，真是活受罪！”大家哄堂大笑，政治犯们每天不开这样一个政治玩笑就觉得肚子里对共产党的气不能消。郭中柱慢慢品味着热咖啡，满脸热气腾腾。我从众人满意的神态感到一种慷慨的自我满足。郭中柱靠近我说：“老刘文革中很早就注意了你，他不喜欢张家政，但却很喜欢你和张玉纲，他认为你是这一代人的一块牌子，他说‘我们争取到杨曦光会是个极大的成功！’”我心里暗暗吃惊，眼角看着左右，发觉其他人都在大声聊天，没有人特别注意郭中柱的话。在这春节的夜里，我回想起一九七零年初在左家塘老刘那次与我的密集的交流，我那时怎么就没有认识到我早就是他的‘目标’呢？”
一个月后，我突然从其他组一位犯人口中得知，郭中柱很可能是出卖他的被杀的几位同案犯(老刘、雷特超和另两人)的人之一。但此人只说是听到犯人中的传说，并没有确切证据。我想起我曾问过郭中柱他被判死刑时感觉的细节，他默不作答，我再问他是否感到了巨大的恐怖和强烈的生的欲，他点头默认了。从他的气质，我感觉到，他是那种对个人得失很敏感的人，我凭直感，相信在死的威胁面前，他完全可能出卖同志。“怪不得，他从不肯直接谈他自己的案情，从不肯直接谈‘中国劳动党’的情形”。我对自己说，从那以后我的“小工”又换了别人，我们再没有象以前那样深谈。
我对老刘的案情了解以后一直无法深入下去。但我越来越相信，老刘是反对有形的政治组织的，当局也没有任何他参加组织劳动党的过硬的证据，而一九七零年杀他的理由完全是因为他的政治潜在能量太大，不杀了他，共产党觉得不放心，他的人格，他的智力，他的政治洞察力，他的品德都是对共产党政权的极大威胁。我很奇怪我见到的地下反对派政治活动中第一流的人物，象刘凤祥、张九龙，为什么都被共产党发现和杀掉了呢？共产党也真厉害，要不是杀了这些人，共产党的江山可能早就不牢固了。但是他们也付出了代价，象中国劳动党一案，由于四个核心人物都被杀，这个知识分子密谋团体的很多细节也许对世人永远是个秘密，没有人可能全部搞清楚这个团体的整个故事。
出监队
──《牛鬼蛇神录》第二十八章
关教导员有好多天没有露面。几天后三大队来了位姓周的新教导员。周教导员比关教导员年纪轻，瘦瘦的，阴沉着脸，从来没有笑容。犯人中传说他是从监狱里调来的。调来的原因是他的妻子是农村户口，而监狱在城里。他妻子不能长期住在城里，因为她没有城市户口。他要求调到农场来，农场的干部吃“国家粮”，家属也能分配到配给粮食，有种虽比城市居民低但仍比农村居民高的地位。周教导员来了几个月后，我发觉他对我非常注意。有天我去借书时，管图书的犯人郭眼镜(他是个曾被打成右派的小学教员)，悄悄地附在我耳边说：“周教导员来图书室检查，把书架上所有与鲁迅有关的书都拿走了。他还问有哪些犯人借鲁迅的书，特别问到‘杨曦光是不是借过鲁迅的书？’”我知道很多政治犯喜欢鲁迅，因为鲁迅对他那个时代的当政者国民党持一种非常敌意的反对态度。很多政治犯喜欢引用鲁迅的话来批评和攻击共产党当局。但是三大队的干部从前没有人注意政治犯对鲁迅的兴趣，因为他们文化水平不高，对政治犯的意识形态既没有理解能力也没有了解的兴趣。从周教导员对鲁迅著作的敏感，我发觉他是个对政治犯意识形态较敏感的人。他一定是破获过监狱中类似刘凤祥、粟异邦那类“反革命组织”的人，他看来在这方面十分有经验。我并不喜欢鲁迅，与大多数对鲁迅有兴趣的政治犯相反，我认为鲁迅是个没有大著作的浅薄的激进主义者。但是周教导员对鲁迅著作和对我的注意，使我感到他是只非常危险的警犬。
接着，有犯人告诉我周教导员在我们出工时，独自一人仔细检查过我的床和行李，特别对我的书籍，写有文字的东西过细检查。我心里开始有点紧张。凭我几年来的经验，这说明他得到了一些关于我的思想及我与其他政治犯谈话的情报，他在找证据核实他得到的情报。幸好他检查我的床的那几天，我没有留任何有关经济和政治问题的笔记在床上，我有记笔记的习惯，每天把自己有关政治、经济、文学、数学方面的灵感记在一个小本子上读书时，也录下一些我感兴趣的东西以及自己的想法。特别是尼克松访华以后，中国的《参考消息》报经常刊登美国政治经济方面的消息，我们基建组的人经常偷干部的《参考消息》报来看，报上有关水门事件的报导，以及卡特的竞选演说和他的就职演说都使我们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有了些较直接的了解。我每次得到偷来的《参考消息》报总是要把不少有趣的东西摘录在我的笔记本上。几年下来，我已积累了十几个笔记本。我每记完一个笔记本就把它存放到曾爱斌监房外的木工房里。身上只留一个正在用的笔记本，床上只留一些没有任何政治内容的写满数学、工程方面的笔记。我的那些记有我的经济学和政治方面思想的本子或者我的那个电影文学剧本只要有一本掉在周教导员手里，我就会有杀头罪。虽然他一直没有得到这些过硬的证据，但我一想起他那阴沉的目光，头上就冒冷汗。我想起刘凤祥在左家塘告诉我的他的劳改经验：“在劳改队，干部有一切手段得到他们所要的绝大部分情报。你要假定你说的一切话迟早总会被他们知道，因为他们用一切办法鼓励犯人提供情报，而对大多数犯人来说，这种引诱总是难以抗拒的。”一想到我平时与其他政治犯讨论政治局势的言论传到干部耳朵里的情形，我就头皮发紧。在他们眼里任何这类讨论都说明我们这些政治犯还有“政治野心”，还属于应该消灭的“政治隐患”，不管这种讨论是否有意识形态上的敌意或者只是纯客观的政治分析。从宋少文给我带来的麻烦和我在“认罪服法”学习班的经验，我已懂得了这一点。但是可悲的是，我们这些有政治头脑的人，在毛泽东、周恩来去世前后，明明知道中国面临大的政治变动，根本不可能不在一块讨论政局，我总会忍不住与朋友探讨毛泽东与周恩来去世的先后次序对政局变化可能的影响，文革中的政治迫害对将来可能的“翻案风”的影响等等。这些讨论一旦传到周教导员耳朵里就会成为“反革命”的“证据”。
一个月后，犯人中的消息灵通人士告诉我，周教导员正在调查三大队政治犯中的一个反革命集团。据说这个集团与民主党、劳动党和反共救国军有关，而且与“文革”中的造反派“省无联”有关。我一听到这个消息，脑袋象要炸裂一样地痛，神经变得十分紧张。我明白周教导员正在进行的调查，矛头直指我。我在三大队的政治犯中是个中心人物，与民主党、劳动党、反共救国军的犯人及右派犯人、造反派犯人都有很好的关系，我自己文革中就曾经是省无联的成员。我那几天心神不定，不知道什么事会发生。刘凤祥临死前用死镣撞牢门大叫“冤枉”的样子不时闪现在我眼前，我脑海里不断出现着文革中被指控搞反革命集团的犯人被判死刑的故事。我虽然明白自己从来没有与其他政治犯建立过任何有形的组织关系，但我也知道，我一直在有意识地了解和接触各种政治犯，与他们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我清楚地知道，任何非官方的有形的政治组织和政治沟通在这个国家都足够判死刑，更不用说在劳改队。我一直采用一种“君子群而不党”的策略，建立广泛的私人关系，但不留下一点正式政治关系的痕迹。这种策略对付关教导员、刘大队长、何指导员这些文化不高，没有理解政治犯意识形态能力和兴趣的人是非常有效的。我在他们鼻子底下与各种政治犯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成了政治犯中一位有威望的人物。但碰上周教导员这类有点文化，对政治意识形态有一点嗅觉，但又不真懂的人，我可能会有大麻烦了。只要他愿意，他可以用各种手段把我与其他政治犯的谈话内容大部分弄到手。如果他还得到我的笔记本或剧本的一两件，则判我的死刑是足够的。象张九龙和刘凤祥的案子，当局并没有得到过得硬的有形政党组织证明，他们还是被杀害了。一想起张九龙临死前那阴沉的脸色，刘凤祥临死前的呼号，我不由得感到寒冷彻骨。这正是我快满刑的日子，如果周教导员在调查中真的抓到了什么证据，我可能永远出不了这个牢门了。
那几天，大队的几位主要干部对我态度特别坏，一点小事也会把我骂一顿。看得出他们已从周教导员那里听到一些对我的指控了。我在这种不安中过了一个星期，局势渐渐缓和下来。大队干部们似乎因为某些我不知道的原因不支持周教导员的调查，我没看到他们有任何新的行动。这有可能是因为周教导员没有来得及建立与其他和他“水平”不一样的人的私人关系，也可能是整个国家的政治情况自四人帮垮台后越来越缓和了。我庆幸局势的转变。我与刘凤祥的命运的差别也许只是国家政局的差别。要是周教导员对我的调查发生在一九七零年，我可能早已象刘凤祥一样被当作“政治隐患”而杀害了。刘大队长坚持将我按时转到“出监队”去。我离开三大队时，周教导员曾向我训话，警告我“你如果继续象现在这样抗拒改造，你头上的反革命帽子一辈子也摘不了！”他的话提醒我，他可能在我档案里塞了一些他调查的材料，出了牢门后，我可能还是个戴着反革命份子帽子的“劳改释放犯”。
出监队离场部不远，犯人满刑前四五个月就转到这里来，由这里的干部与犯人家乡的公安机关联系，决定犯人满刑后的去向。
出监队没有围墙，一进这里，人身就比以前自由得多了。经常有人偷偷跑到岳阳甚至长沙的家里去，即使被抓住了也不会被加刑了。但是犯人之间马上就有了社会等级的差别。那些原来家在城市的犯人将有机会回到城市里去，而来自农村的犯人却可能被送回农村。由于人民没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户口制度使一个人基本上一辈子住在生下来的地方，而城乡的生活水平却有几倍的差别，所以农村来的犯人都千方百计拒绝回家乡，而要求留在劳改农场“就业”。一个叫杨孝文的犯人告诉我，他的家乡每年每个劳动力只能挣回自己的口粮，一年到头看不到一分钱现金收入。家里买灯油、买盐完全靠他母亲养几只鸡，生了蛋拿到集市上去卖。特别是农村的共产党基层组织对政治背景不好的人迫害比城里更残酷，杨孝文的父亲是地主，他们家每次政治运动中都被抄家，他父亲、叔伯每次运动中都被批斗，他们养的猪在政治运动中都被充公。所以他最大的愿望是满刑后留在劳改队就业，不要回家乡。这里大家都有劳改的经历，互相至少不会歧视。就业人员每个月还有二十元左右的工资，比农村好多了。
但是城里来的犯人能不能回城里去及农村来的犯人能不能留在劳改队并不能由我们自己决定，而要由出监队与我们家乡的公安机关安排。出监队负责安排犯人的是一位姓周的干部，他长得肥头大脑，我们都背地里称他周胖子。我来出监队的第二天，周胖子就召集和我同时来出监队的十几个犯人开了个会。他开会的方式与其他干部不一样，完全不教训我们，也不谈任何有关“改造思想”的事，而象谈生意一样。他样子很凶，也很干脆。那天夜里，他从他的公文包中取出一迭档案，我们知道这些档案有关我们的命运和前途，都屏住呼吸，仔细听他的每一句话。他叫了一个人的名字，一个老头站起来，周胖子高声说：“站到前面来！你家里还有几个人呀？”“我没有家了，也没有一个亲属在这个世上了，自从土改我被判刑后，我家里人就死的死，走的走，我已有二十年与家里没有联系了。”听得出这个老头是个“历史反革命”，他从共产党当权以来就在牢里，已经在监牢里度过他的半辈子了。周胖子把他打量一番，然后不高兴地说：“你家里真没有人了呀？几十年没联系不一定没有人呀！你老成这个样子，赖在劳改队，要我们养你呀？我会给你家乡去封信，争取让他们接受你，你不要只想留在劳改队！”他说完把手一挥道：“下去”。
第二个被叫到的是位姓李的长沙青年。他穿着一身工作服，一看就是过去在长沙当工人的人。周胖子显出对他很有兴趣的样子，脸带笑意地问他：“你家里有几个人呀？”李象所有城里来的犯人一样，都尽量把家里情况说得好一些，以争取回长沙去。李告诉周胖子，他父母都在国营大工厂工作，两个兄弟也参加了工作，妹妹在学校读书，他们每个月都有信来。周胖子要李把他父母家里的地址详细写下来交给他。这样逐个问了所有人的情况，从他的态度，我们看得出来，他希望把有劳动能力，有特别技术的人留在农场，希望把没有这些条件的人送回家。他对那些家在城市，家庭有社会地位的犯人表示出特别的兴趣。
不久我碰到一位姓刘的长沙来的技术员，他因为写文章批评毛泽东被判了七年刑。刘和我很快成了好朋友。他告诉我，周胖子是个贪得无厌的人。他对农村来的犯人态度极不好，但对城里来的犯人，却想尽办法说服他们家乡的公安机关接收他们，条件是从犯人那里得到一批报酬。刘告诉我，周胖子每个星期都要出差到犯人的家乡，与当地沟通，作出犯人回家或留在农场的安排。周胖子去过刘的家里两次，示意刘家送给他三十多元的礼物，周胖子现在已为刘作好了回长沙定居的安排。刘告诉我作好送礼的准备，只要送了礼，周胖子会不遗余力为你办好回长沙安家的安排。回长沙的关键是长沙市我父亲居住的派出所(长沙公安局的分支机构)要发出一个“接收证”，允许我在长沙报户口，并且建新农场要有个文件同意我回长沙。而这些公文都要由周胖子经办。那时建新农场的人(包括犯人和干部)对有了“长沙市接收证”的满刑犯人都十分羡慕，就象几年后中国人都羡慕有机会去西方世界的人一样。
听了刘的经验，我还有点半信半疑，周胖子怎样开口要礼物呢？我真是无法想象。但我还是要托刘回长沙后去我们家一趟，把这些经验告诉我妹妹杨晖和我父亲。几天后，我自己开始相信刘的经验，因为周胖子把我叫到办公室去了一趟，态度非常和气，仔细问了我父亲的情况，并要我写下了我父亲的地址。我父亲文化革命中一直被关在五七干校，七五年后才回到长沙，虽然没有完全恢复名誉，但却挂了一个省轻工业局副局长的空头衔。周胖子向我建议，由我妹妹到农场来看我，他希望当面与她谈一谈。
春节前后，我妹妹杨晖来了建新农场，她那时刚从大学毕业不久，正在一个高中教书。周胖子对我妹妹非常热情，一定要她睡在他家里。妹妹与周胖子谈了将近一个下午。第二天我送妹妹上车站时，她告诉我，昨天周胖子为她订回长沙的汽车票时，当着她的面亲自提了一篮子礼物到汽车站去了，回来向她解释说，“现在不送礼办不成事，连买汽车票都得送礼！”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当天晚上我妹妹与周胖子一家人烤火闲谈时，他妻子似乎是无意地说道，他们的大儿子马上要结婚，只是差一床湘绣被面。我听到这里，才恍然大悟，马上打断妹妹的话，“这是他们要你送礼呀！”我妹妹大吃一惊，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要礼物。我告诉他，周胖子对刘和其他犯人都用类似的手法要过礼物，只要你送了礼，他会全力办好长沙的接收证和建新农场的放行证。我妹妹后来买了床四十元的湘绣被面寄给了周胖子(当然是由我父亲付款)。那是当时她一个月的工资。他收下后连收条都没有一个。
对于农村来的犯人，周胖子知道没有油水可捞，所以从来不去为他们疏通。有个从农村来的犯人不愿意回农村，但是他家乡的干部认为他是个危险的反革命份子，与地方干部有世仇，要求农场把他交给地方干部，由他们来管制这个“劳改释放犯”。这位犯人知道回去后会倒霉，总是拒绝回乡。周胖子通知他家乡的干部派民兵用枪把他押解回去了。这个“劳改释放犯”一到家就想办法逃跑，又回到农场附近，在建新农场旁边的君山农场偷了一头耕牛，然后牵着这头牛在公路上叫卖。当然很快他就被抓住，送回了建新农场。他在农场碰到周胖子时得意地说：“这回你总不能把我再送回去了吧！”
周胖子勒索礼物的行为越来越放肆。有天那位长沙姓李的犯人的父亲来看他，手里提着两瓶虎骨酒。小李告诉我这是周胖子点名要的礼物，但他父亲只是弄了两个虎骨酒瓶子，瓶子里装的只是一般的药酒。
我离开劳改队不久就听说很多回到长沙的犯人联名向省公安厅控告周胖子索贿，建新农场组织了一个调查组调查周胖子的索贿行为。调查过程还没有结束，周胖子就在场部附近的一棵树上上吊自杀了。
妹妹来农场看我回长沙后的第二天，我劳动回来坐在出监队的号子窗边休息，忽然听到窗户外有人叫我的名字，抬头望去，竟是一位叫罗培江的原来三大队的劳改朋友。他大概是两个月前出监的，我连忙到监房外去，请他到茅丝铺的饮食店去叙旧。他是从二十里以外的华容县家乡来这里看我们这些老朋友的。我们坐在饮食店里喝茶吃点心，他满脸愁容地告诉我，他满刑回家后非常苦闷，头上戴了顶反革命帽子，父亲是富农份子，仍被管制，每个星期他和父亲一起要到公社人保部受训，报告自己的活动和思想，接受当局的监督。
“农村的干部没有水平，周围的农民既没有文化，也没有水平，他们对我的歧视比劳改队中对犯人的歧视还要厉害，我夜里睡觉时常常想起建新农场三大队，那里有那么多墨水喝得多的人，我从未去过城市，在我心目中，建新农场关政治犯的地方就是书中的巴黎。”罗培江一边说一边潸然泪下。我心中也十分难过，想起列宁批评沙皇俄国的话“全国是个大监狱”，不禁在心中对自己说“当今的中国才真正是个大监狱呢！”
罗培江象在问自己，也象在问我：“这种把人划成地富反坏右的制度会有一天被废除吗？”
我点点头，“只是迟早的问题。日本明治维新做的头几件事之一就是废除秽多制，宣布国民平等。秽多就相当于中国的地富反坏右，是社会上最低的一个等级。”我本来是在安慰罗培江，根本没料到一年后，中国当局果真宣布了对“地富反坏右”摘帽的政策。可惜的是官方宣称摘帽的原因是由于地富反坏右份子已得到了改造，而不是因为要确立人权的合法性和政治迫害的非法性。如果有一天，当局与反对派关系又紧张起来，这些地富反坏右，特别是反革命份子又会因为“没改造好”而重新被戴上帽子吗！
我刑满后的一个月，仍没有收到长沙接收我的消息，那时我已开始与刑满就业人员一样每月领取十五块的工资。就业人员的工资按他们是否仍戴“帽子”而定。仍戴有反革命或坏份子帽子的人工资比没有戴帽子的要低百分之十至十五。而是不是戴帽子完全由干部根据你是否驯服而决定。出监队的人都是身份未定的人，我们都不知道将来头上是否有帽子。我们的工资与戴帽子的劳改释放犯一样。有不少刑满的犯人在出监队等了半年甚至一年，还不能回家。有个姓严的小伙子实在等不耐烦了，就逃跑到长沙家里去了。小严回到长沙，打通派出所的关节，确定接收证会马上发出后，才回到出监队。他回来那夜躺在床上给我们讲长沙的新气象。马路上男女情侣已开始公开手挽手地“游马路”了(这是十几年没有过的事)，女孩子开始穿裙子了(女孩子也有十几年没穿裙子了)。很多人都开始穿“的确良”的衣服了。那时的的确良对我们来说还是极奢侈的衣料。这些新鲜事对同屋的人来说真是够刺激的，大家听他讲到深夜还没有睡意。但令我不高兴的是，他也告诉我们，很多造反派领袖又被当成新上台的老干部的政敌抓到牢里去了。我想起一九六二年或一九七二年的复旧，它们都带来了理性和繁荣，但却总是伴随着对政敌残酷镇压。难道共产党的秩序和繁荣总要以对政敌的残酷迫害为基础吗？我再不是共产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经过十年的劳改，我看到那么多高贵的人成为共产党秩序的牺牲者，共产党残酷地迫害如此高贵的人，我再不会单纯地热爱那建立在残酷迫害基础上的秩序和繁荣。我相信对政敌的残酷迫害是共产党政权永远难以稳定，不断造成动乱的根本原因。
那正是四月春天季节，周围的气息是如此生机勃勃，油菜花香，稻秧的清香使人神魂颠倒，我也感到国家正进入大变化的时期，比一九六二年、一九七二年更大的繁荣正在到来。我个人的命运也与国家一样，正在一天天好起来。第二天早晨我就接到小刘的信，他告诉我，我的接收信马上就会发出，他去过我家多次，我们家住在过去一位国民党官员的公馆里，环境非常悠美。但是我相信自己不再会是一个充满优越感的干部子弟，我会永远与那些被迫害的国民党人、地下反对党以及刚被关进监狱的造反派领袖认同，与一切受政治迫害的人认同。我也相信，中国政治最后稳定下来的一天，必会是这最后一批被迫害的人(造反派)被解放的一天。我深深地对彻底否定文革的思潮反感，相信文革中造反派的反政治迫害运动终会在历史上恢复名誉。
我满刑的那天，妹妹杨晖赶来建新农场接我。她端庄而美丽，脸型很象妈妈。我们俩感情一直很好。我坐牢的十年，她一直代表全家与我保持联系，差不多每年要来农场看望我。我们也有过争吵。她听说我在劳改队与干部发生冲突的消息(那次因宋少文打小报告使我受到批斗的事)曾写信劝我顺从，字里行间透出她为我的处境担忧的疼爱心情。但我却托就业人员寄给她一封信，指责她“一半象家畜，一半象魔鬼，在暴虐面前顺从，在无辜面前专横。”我在信中自称“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绝不会对迫害我的人顺从。”
坐在去岳阳的公共汽车上，看得出杨晖真为我出狱而说不出地高兴。我们前面坐着一个已有白发的妇女，满脸愁容，眼角还挂着泪，大概是刚探监看过服刑的儿子回家去。我想起卢国安的母亲去三大队看他的情形，母亲一见儿子就把他抱住，亲了头，再用手从上到下把他的肉全捏一遍，一边哭，一边喊着“我的骨肉啊，你好孽障呀！”这位我们座位前的妇女的身影提醒我，今天我已从这扇隔开骨肉的牢门的一边走到了另一边。我感到一身轻松。
我凝视着窗外的田野，稻田正在变绿，远处有一座我参加修建的渡槽，再远处有座我参加修建的水库。我心中向往着未来的生活，却又有一丝对这块土地和这里的犯人的留恋。汽车经过闸口时，我忽然想到堤外的那片草地，心中涌起一阵悲愤。李金培、雷中成、付子庚、黄文哲，多少我熟识的好友的冤魂还在这里。我又想到刘凤祥、张九龙，如果他们能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刘凤祥预见的中国的赫鲁晓夫出现的这天终于来到了。毛泽东时代正在被一个新的时代所代替，我心中充满着对未来的向往和不安。但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不能让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动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亲眼见到的一段黑暗历史告诉世人，因为我的魂永远与这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
越过十大队的棉花地后，我们的汽车进入了君山农场，建新农场在我们的视野中渐渐远去……消失在君山的茶树后面。
《牛鬼蛇神录》后记
杨曦光出狱后，因他的反革命名声，没有一个单位敢雇佣这位著名反动文章《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他在父亲家闲居了一年，利用这一年时间他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不少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右派教授安排的。杨曦光恢复使用他的乳名杨小凯后，杨曦光这个名字就消失了。不久，湖南新华印刷二厂终于雇了杨小凯当校对工。
一九七九年杨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实习研究员，但因他的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一九八零年他又再次报考，在当时的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他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他通过考试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杨小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工作了近两年，出版了一本题为《经济控制论初步》的专著，发表了不少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其它经济问题的文章。
一九八二年杨小凯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教授数理经济学课程。他又出版了《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著作。他估计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引起当时在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安排下，杨小凯于一九八三年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
当时杨小凯的反革命罪一直没有平反，出国的政治审查不能通过。邹至庄教授只好亲自写信给当时的赵紫阳总理，希望得到帮助。赵紫阳的秘书批了个条子将邹至庄教授的信转给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刘道玉，请他办理(未说如何办理)。刘道玉校长欣赏杨小凯的才学，批准了让杨小凯出国的手续。
杨小凯于一九八八年正式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获得导师极高评价。他在耶鲁大学做了一年客座研究员后接受了澳洲莫纳石大学的聘书，现在他是莫纳石大学经济系高级讲师。他出国后在中英文的各种专业和一般期刊上发表了不少有关经济、政治、文化革命方面的论文，他和黄有光教授的一本题为《递增收益和经济组织》的英文专著已作为有名的经济学专著系列“对经济分析的贡献”之一由北荷兰(North—Holland)出版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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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13 14:3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