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 毛泽东、赫鲁晓夫与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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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次会议典型的展现了毛泽东要当世界领袖的愿望，但他又自知当时的中国实力上不能满足他的妄想，于是正是在此他提出了“赶英超美”的大跃进。苏共、中共对国际共运领导权的争夺也就此开始。
原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
【标题注释】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冷战与中苏同盟研究”(项目批准号：05BSS005)的研究成果之一。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修改意见。本文的部分内容(约三分之一)以《毛泽东在共产党莫斯科会议独领风骚》为题，作为一章收入笔者主编的《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一书。在本文定稿时，笔者又在原稿的基础上补充了一些新材料(如美国的情报分析报告、南斯拉夫档案等)，论述的角度也有所调整。特此说明。(本文曾作为重大选题报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外审获通过——编者)
【作 者】沈志华 ，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200062
【内容提要】新近披露的档案文献和当事人回忆史料表明，召开1957年莫斯科会议以及在会议上发表共同宣言的主张，都是首先由中共提出来的。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莫斯科会议标志着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达到了顶峰，《莫斯科宣言》则是中苏两党紧密配合的经典之作。同时，这次会议也反映和暴露了中苏之间的分歧，特别是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传统的领导地位受到挑战，因而使其成为中苏关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
【关 键 词】莫斯科会议/中苏关系/毛泽东/赫鲁晓夫

1957年11月，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汇聚莫斯科，举行会议并发表了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签署的《莫斯科宣言》和64个共产党及工人党签署的《和平宣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这是自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诞生以来，全世界共产党人召开的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①那时美国的情报分析官员就指出：这次“共产主义峰会在莫斯科举行，显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凝聚力”，是“第一次‘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体会议。正因如此，共产主义者认为此次会议是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最伟大的里程碑”。②令人遗憾的是，对这一历史过程，尤其这次会议究竟是如何筹备、如何召开的，在中国、俄国及以前的各社会主义国家，都缺乏专门研究。③
以往，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莫斯科会议得以召开，是由于苏共的倡议，并得到了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党的支持和响应。④最近披露的档案文献和回忆史料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召开各国共产党协商会议并发表一个共同宣言的主张，是中共首先提出来的。不仅如此，在会议筹备和召开过程中，毛泽东也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在莫斯科扮演了不是主人的主人角色，成为这次会议的幕后总导演。
如果说在波匈事件期间，中共还只是协助苏共处理东欧问题，那么在莫斯科会议上，中共已经与苏共平起平坐，并列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⑤1957年底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达到了顶峰，这次会议无疑可以视为中苏两党紧密配合的经典之作。⑥但是，莫斯科会议后不久，中苏同盟便出现了裂痕，并很快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导致分歧和引起争论的，恰恰是对共同宣言的不同理解，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背叛了莫斯科会议的路线。⑦这就是说，莫斯科会议已成为中苏同盟关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

一

苏共二十大提出了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方针和新思路，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也确实“捅了娄子”，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动荡和组织混乱。⑧如何稳定局势，把社会主义大家庭重新组织起来，是莫斯科和北京都在用心思考的问题。
在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表现形式是1947年成立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⑨后来由于苏共强行把南斯拉夫党开除出情报局，并组织对铁托的政治围剿，甚至以此为名直接参与和指挥对东欧各党的清洗，引起社会主义各国对情报局的极大反感和恐惧。⑩到1952年，即斯大林去世前，情报局的活动基本停止。(11)在二十大期间，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通过了解散情报局的决定。在讨论各国共产党今后如何开展活动时，米高扬建议成立区域性的情报局组织，并继续出版杂志或报纸，这个建议被多数人接受。赫鲁晓夫提议这个机构的名称可以叫做“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委员会”。会议委托赫鲁晓夫等人与原情报局成员国代表及中国代表会晤，听取意见。(12)目前还没有史料表明，在大会期间苏共是否与各国党商谈过这个问题。只有南斯拉夫驻苏大使米丘诺维奇回忆说，3月29日赫鲁晓夫与他谈话，介绍了苏共中央关于建立区域性共产党组织的设想：国际形势本身要求为各国共产党的合作而建立四个新的地区性组织，即欧洲两个，亚洲、美洲各一个。赫鲁晓夫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组织起来，联合行动，还说目前欧洲各党正在协商，米高扬则到亚洲各国去商谈。他特别提到要去中国，因为对这件事“中国人有什么想法是十分重要的”。(13)
毛泽东的确有自己的想法，他曾经对情报局一类的共产党国际机构很感兴趣。当1947—1948年中国内战爆发而中共已经决定与苏联结盟时，毛泽东对共产党情报局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至少在苏共看来，中共可能有意搞一个“东方共产党情报局”。(14)1949年春，缅甸、马来亚、印度支那共产党致函中共中央，建议成立东方各国共产党情报局。但毛泽东认为中国内战尚未结束，时机还不成熟，没有答应。(15)是年夏天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提出了中共参加欧洲情报局的问题。斯大林的回答是“根本没有必要”，但认为东亚各国的情况与中国类似，可以考虑建立“东亚各国共产党联盟”。(16)后来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此事耽搁下来。到斯大林去世，特别是1955年中国紧随苏联之后与南斯拉夫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时，情报局在欧洲已经无人理睬。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重提建立类似情报局的共产党组织，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苏共的这个建议被中共否定了。
1956年3月米高扬访问印度、缅甸后来到北京。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与哥穆尔卡谈话时回忆说，米高扬当时表示，苏共中央建议各国联合出版一个刊物，还提到要成立联络局。毛泽东明确表态：不赞成办刊物和设立机构。毛说，过去情报局搞刊物，结果并不好，第三国际和情报局给人的印象都太不好。如果现在搞联络局，那么害怕的就不只是西方，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也会害怕。毛泽东的建议是“有事开会商量”，召集人当然是苏联比较好。“你们召集会议我们到，有事开会，无事不开。”(17)显然，中共虽然也主张各国共产党应该协调行动，但方式不是建立机构和办刊物，而是开会解决问题。目前看到的史料没有显示苏共对此做何反应，不过有一点可以断定，苏共因批判斯大林引起混乱，正面临窘境，如果没有中共的支持，建立联络委员会和创办新刊物的设想都是无法实现的。
尽管还没有商量好如何继续开展活动，但取消情报局是大家的共识。1956年4月13日苏共向各国共产党发出了关于停止情报局活动的通报。(18)4月18日《真理报》发表公报宣布，情报局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同时还提出，在新的条件下，能够和应该找出建立各国共产党之间“联系和接触的新的有效方式”。《人民日报》转载了这条消息。(19)
情报局虽然解散了，但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还是必要的。在4月13日给东欧一些党关于解散情报局的信中，苏共中央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之间接触和联系的方式问题，应该在近期举行的会晤中得到解决。为此，6月22—2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讨论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相互接触的形式问题。(20)6月3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草案》。鉴于此前出现的问题，决议对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做了许多限制性解释，同时提出了世界各国共产党之间建立联系的必要性：“在新的历史情况下，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情报局这样的工人阶级国际组织停止了自己的工作。但是，这绝不是说，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革命的兄弟政党的国际团结和接触的必要性已经失去意义。”恰恰相反，现在“各国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团结和兄弟般的团结尤其是必要的”。(21)这一点不仅苏共和中共看得很清楚，其他各国共产党也有这方面的要求。如法共总书记多列士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表示，情报局停止活动后，各国共产党日益仔细地考虑各自国家的民族特点，但必须加强联系，以解决“国际工人运动的方向问题和各共产党之间的团结问题”。(22)正当苏共中央紧锣密鼓地与各国共产党协商的时候，爆发了波匈事件，事情只得拖了下来。
风暴过去以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团结和统一显得更加必要了。毛泽东和中共对波匈事件非常关注，(23)在危机处理中也施加了重要影响，帮助莫斯科化险为夷，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特别是对欧洲事务的发言权。(24)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在中共强有力的作用和影响下得以平息，使得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令人瞩目地凸显出来，正如中央情报局的分析报告所说：这“标志着又一个重要时代的到来—朝鲜战争的‘胜利’已有所预示——并确定了毛作为唯一健在并能不断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模范领袖的地位”。(25)或许考虑到莫斯科面临的尴尬和被动局面，在毛泽东看来，此时召集各国共产党议事，最好由中共出面。于是，在1957年初到莫斯科帮助苏联处理波匈事件善后事宜期间，周恩来便主动再次提出了召开共产党国家代表会议的问题。不过，这时中共虽然继续同苏共“交换了意见”，(26)但私下考虑的会议召集人却不是莫斯科，而是北京和贝尔格莱德。
1957年1月18日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招待会上，周恩来找到米丘诺维奇，向他介绍了中共关于召开共产党国家代表会议的想法。周首先提出，应当组织一次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会议，目的是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系，消除妨碍合作和团结的因素。会议可以在2月底或3月初举行。周恩来希望知道，铁托认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是否有益，以及预定的时间是否合适。周提出，如果铁托同意召开并参加这次会议，他将对南斯拉夫进行正式访问。现在彭真正在南斯拉夫访问，已经授权他同铁托商谈。米丘诺维奇提出，为了更确切地向贝尔格莱德报告，他需要了解一些细节，比如召开这个会议的倡议是谁提出的，如果南斯拉夫不能参加，会议是否还会举行。周恩来毫不犹豫地回答：召开这次会议的倡议是中国提出的。更确切地说，整个这件事起源于毛泽东本人。周解释说，会议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共产党之间的新组织，会议也不会做出任何强加于与会者的决议。周还表明，如果南斯拉夫不参加，会议就不会举行。不过，那样就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削弱了，中共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周恩来又说，会议将研究创办各国共产党新的报纸的问题，但中共反对这种做法。米丘诺维奇对周恩来如此直率的谈话非常意外，并感觉到中共对苏联以前的做法持批评态度。(27)
此前，周恩来与正在南斯拉夫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通过电话，要求他临时拜访铁托，并指定由伍修权大使亲自担任翻译。于是，在1月29日的单独会谈中，彭真向铁托转达了中共的建议，即由中共和南共共同发起，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讨论和协调各国党的活动的问题。铁托表示，这个问题很重要，南共中央要专门讨论。他个人的意见是进行双边或者多边会谈为好，不赞成召开全世界各国党的会议。(28)南共的态度令中共进退两难，因为事前并未向苏共提到会议召集人的问题，回国途径莫斯科时，彭真只好含糊地向赫鲁晓夫通报说，铁托原则上同意参加各国共产党会议。(29)
在莫斯科看来，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第一是中共，第二是南共。(30)如今这两家的意见已大体一致，苏共只能接受毛泽东关于“开会解决问题”的意见。为此，2月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再次召开会议讨论。鉴于南共的态度有些勉强，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通报各国共产党会议问题时不要表现出强迫态度和过分热心，可先进行双边会晤。会议认为应同中共商议召开会议的时间，并委托苏斯洛夫和谢皮洛夫准备致中共中央的信函。2月7日主席团批准的致中共中央的信函表示，苏共同意中共关于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建议，认为应该由中共筹备和出面主持这次会议，并希望把有关筹备情况及时通报给苏共中央。信中还说，对于苏共领导人来说，会议在1957年3月底到4月初进行比较适宜。(31)
莫斯科来信提出由中共出面召集会议的建议，令中共深感意外。按理说，苏共并不知道中共曾建议并与铁托协商由中、南两党召集会议的情况，而来信却说“根据已经获悉的协议”，应该由中共中央主持会议的筹备工作。对此，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颇感疑惑，并追问缘由。当事人断定，可能是周恩来在莫斯科与彭真的通话被监听了。(32)面对如此被动和尴尬的局面，毛泽东一改原来的设想，答复苏共中央说：中共中央不准备筹备和主持这次会议，会议应由苏共中央筹备召开。中共中央同时认为，会议应该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召开，建议不要匆忙地开会。(33)莫斯科只好耐心等待。

二

过了四个月，苏共中央再次催促中共同意召开会议，并建议在7月召开一个秘密会议，同时提出，会议可以遵照南共的意见，不规定日程，由参加者自己来决定会议的性质和程序。这一次中共中央表示可以召开会议，但建议为开好这个会，应事先经过商量，先提出一个文件草稿，发给各兄弟党征求意见。一致的意见就写上，不一致的就不写。考虑到这个文件会公开发表，中共主张会议之前要在各国共产党之间充分交换意见，草案要经过讨论、修改，一致同意后再开会。中共认为，这样做可能时间会长一点，麻烦一些，但是，准备工作做得充分是有好处的。(34)然而，就在会议筹备工作开始进行时，苏共内部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六月事件”。这次事件的结果再次使中共占据了主动地位。
二十大以后，苏共领导层内部逐步形成了两个派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等人构成了赫鲁晓夫的反对派，并在主席团内形成多数。而赫鲁晓夫周围聚集了一批年轻的主席团候补委员及中央书记，他的支持者构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到1957年夏天，双方的矛盾因主席团改选日期临近而日益激化，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继续贯彻二十大路线。经过秘密的协商和串联，在6月18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大多数成员坚持要求由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主持会议，并以7票赞同、4票反对的投票通过了免去赫鲁晓夫第一书记职务的决定。面对突然打击，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苏斯洛夫、米高扬等人采取了拖延战术，国防部长朱可夫、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则紧急出动军用运输机，将经过挑选的约200名中央委员运到莫斯科，致使形势发生逆转。在随即召开的中央委员会非常全会上，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把他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35)
赫鲁晓夫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遭遇到来自党内外的巨大压力。据统计，仅在俄罗斯联邦就有84.6％的党员和预备党员总计371.15万人参加了关于苏共中央全会决议的讨论，发言的有71.35万人。尽管像一般党的会议一样，多数发言者都表态支持中央决议，但提出质疑和问题者也不在少数。相当一批党员和群众在发言中表现出惊慌和怀疑的情绪，他们很难理解所发生的事情，很多党组织把这看做权力斗争的结果。不少地方在开会时争吵激烈，气氛紧张。有人要求在广播或报刊上公开发表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的观点，甚至有人当场宣布，宁愿被关进监狱和开除党籍，也不同意中央的决议。人们还对社会生活方面的一系列政策表示强烈不满，甚至发生了砸汽车和跳楼自杀的事件。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有些州的党委不得不建议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出面进行干预。(36)
赫鲁晓夫的麻烦不只来自国内和党内，继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之后，苏联又发生如此惊天动地的事情，也引起了各国共产党的猜疑。尽管东欧各党大都公开表态拥护苏共中央决议，但据中国使馆发回国内的报告，“在波兰的反应一般是冷淡的”，捷党“多数表示不理解”，“整个保加利亚人也很难理解”，很多人甚至对赫鲁晓夫的做法持批评态度。(37)中共基层党组织的反应更加强烈。上海市党内外的普遍反映是：“从苏共中央决议揭发的事实来看，反党理由是不足的”，主要“属于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很多人认为对党内分歧这样处理“会给帝国主义利用”，“帝国主义一定会借这个问题挑拨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甚至中国的右派分子也会“浑水摸鱼”。天津市委机关干部听到消息后，连夜进行讨论，第二天上班后仍然议论纷纷。许多人对苏共中央的做法表示怀疑、惊讶和不满，有人甚至提出，希望中共中央进行干预。山东省级机关党内外干部的思想波动也很大，普遍怀疑苏共决议，认为赫鲁晓夫“小题大做，恐怕是以宗派反宗派，以教条反教条，以个人崇拜反个人崇拜”。广州市干部为苏共中央决议可能引起的后果而焦虑不安，他们认为莫洛托夫等人是老布尔什维克，革命一辈子，想不到竟落到如此下场。二十次党代会批判斯大林的结果是在东南欧和全世界引起了大混乱，这次会不会引起新的混乱？(38)中国驻苏使馆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也认为：“反党集团事件是苏共中央使用组织手段处理党内思想分歧的事件，就其政治实质来看是属于党内是非之争，从公布的材料看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论证该事件有反党的性质。”苏共对马林科夫等人“作了如此严重的组织处理是值得考虑的”。“这次事件继斯大林事件和波匈事件之后第三次严重地打击了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的威信。”(39)
赫鲁晓夫很清楚，为了巩固苏共新领导集团在国内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他在莫斯科的举动需要得到各国党，特别是中国党和毛泽东的支持。(40)中央全会结束后，7月3日，苏联立即向各共产党国家使节介绍了全会情况，又专门向中国使馆进行了个别通报。(41)同一天，苏联驻华使馆按照苏共中央的指示，向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面交了苏共中央关于反党集团问题的决议和致全体党员、候补党员的信。邓小平接收后，大谈中国的反右运动，而对莫斯科发生的事件未置一词。(42)苏联使馆又打电话给中共中央办公厅，要求紧急约见毛泽东。刘少奇在中南海接见临时代办阿布拉希莫夫时只表态说，毛泽东不在北京，情况可以转告。又说，对一些老同志犯了错误，能否采取别的办法处理。(43)7月4日，《真理报》刊登了会议决议和新闻公报，同时刊出的还有一些党支持苏共中央全会决议的公开表态，《人民日报》对相关情况进行了报道。(44)但是，包括中共在内的大部分党没有表明自己的立场，这引起了苏联的注意。在当天举行的一次宴会上，《真理报》总编辑迫不及待地向中国记者询问，中国报纸对此事有何报道。当时中国的反应确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莫斯科一些大学生的言论很说明问题，他们说：对于苏共中央的决议，“毛泽东不发表意见，我们也不发表意见；现在只有毛泽东说的才算对的”。(45)但此时莫斯科对中共、特别是毛泽东的态度一无所知，于是赫鲁晓夫派米高扬飞往中国，直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
其实，中共中央对此事十分重视，7月3日得到消息后，便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研究。(46)会议讨论的内容，目前不得而知，但有材料说，7月5日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传达了中央的基本方针：从承认事实、分清两派是非观点出发，对新的苏共领导机构只有支持”。(47)7月5日的《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和新闻公报。这就意味着，在米高扬见到毛泽东之前，中共中央已经有了基本态度。7月5日晚，毛泽东在杭州会见米高扬，谈了整整8个小时。在米高扬详细介绍情况后，毛泽东发表了几点意见：莫洛托夫的错误在于思想守旧，企图破坏党的领导；苏共这样解决问题很好，加强了党的领导；中共原来有些人认为最好把莫洛托夫等人留在中央委员会，现在看来只能如此处理；肃反问题主要是取得教训，不可太追究个人责任，要注意团结。毛泽东最后表示，这次事件对中共也有些震动，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召开会议，决定公开发表意见，支持苏共中央的决议。最后，在陪同人员的提醒下，米高扬又转达了苏共中央希望毛泽东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的邀请。毛泽东笑着承认，这已经是第三次邀请了。虽然没有最后肯定，但语气中表露出他的莫斯科之行是有可能的。米高扬离开杭州时，兴奋不已。(48)
7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的5日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称：“我们相信，苏共中央全会所一致通过的这一决议，将有助于苏联共产党的进一步的团结和巩固。中国共产党将坚定不渝地和苏联共产党亲密地团结在一起，为继续加强中苏两国的伟大的兄弟同盟，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为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共同奋斗。”第二天，《人民日报》又转载了苏联《真理报》两天前的社论：《党的列宁主义的团结一致是不可摧毁的》。
7月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米高扬汇报说，开始中共反对采取把莫洛托夫等人开除出中央的严厉措施，但最后“中国朋友对中央全会的决议感到满意”，“认为做得非常好”。会议记录显示，主席团因此一致认为，米高扬对中国的访问是“有益的和必要的”。(49)毛泽东的表态如雪中送炭，使赫鲁晓夫如释重负。同时他也感到，召开一次共产党会议的事情，一方面不能再耽搁，另一方面也更需要依赖中共了。7月9日，阿布拉希莫夫再次约见刘少奇，转达了苏共中央关于尽快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回答说：开这样的会应该取得大家一致同意的结果，要事先和各兄弟党商量，搞出一个共同的看法一致的文件来。(50)中共的答复给赫鲁晓夫吃了定心丸，苏共开始积极进行准备。
波匈事件后苏南关系有些紧张，为了进一步搞清铁托的态度，苏共派专人去南斯拉夫商议。8月1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波诺马廖夫和安德罗波夫自贝尔格莱德发回电报说，南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不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也不接受共同宣言，理由是担心南斯拉夫的国际处境会因此而复杂化。(51)苏共中央主席团于当天召开会议，决定将宣言草案寄发原共产党情报局各成员国，其中特别要求驻波兰大使亲自向哥穆尔卡通报。会议还确定，只要这些党认为适宜，即使南斯拉夫拒绝，也要召开协商会议。(52)第二天，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便致函毛泽东，正式邀请他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同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若干其他国家共产党、工人党的国际会议。信中还说，为了把这个会议开好，苏共将把准备提交会议通过的文件，交给中共中央征求意见。对此，毛泽东欣然接受。(53)如果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1956年苏联曾两次邀请毛泽东访苏，均遭拒绝，而1957年5月伏罗希洛夫访华再次提出邀请时，毛泽东表示研究后再答复(54)——那么可以认为，毛泽东对于召开有他本人亲自出席的各国共产党协商会议的时机是有所考虑的。从客观形势看，在波匈事件和苏共反党集团事件后举行这样一个会议，无论如何是为中共在会议上发挥主导作用提供了前提条件。而中共有意在9月初就向各兄弟党透露毛泽东将亲自率团前往莫斯科的消息，在很多人看来，这无疑是暗示将在庆典期间召开重要会议，并且希望各党“也派遣自己的第一号人物来莫斯科”。(55)10月6日和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访苏代表团的问题。(56)
10月22日，周恩来向苏联使馆通报了访苏代表团的人员组成和起程日期。(57)但这时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即苏共起草的宣言草案尚未经中共认可。对此，赫鲁晓夫自然是不敢怠慢的。10月28日，苏联大使尤金送来了赫鲁晓夫给毛泽东的私人邀请函及苏共起草的会议宣言草案，并称这份宣言草案已送南共中央征求意见，南共领导人不同意这份文件。胡乔木看了草案后认为需要修改，毛泽东又问邓小平的意见，邓也认为必须修改。于是，毛泽东指定胡乔木动手修改，并指示，在文字上尽可能保留草案原稿，但重要的问题要表明我们党的观点。胡用两天时间对草案做了较大改动，有的部分几乎重写。根据中国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粗略统计，中方对草案的修改约100处，较大的补充有20余处，删节30余处。胡乔木所增加的重要内容有：和平力量的增长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而帝国主义战争狂人硬要发动战争，则必然会在战争中自取灭亡；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毛泽东对胡的修改稿表示同意，尤其欣赏最后一段表述。(58)这次修改的过程和内容，反映出中共对国际局势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动方针已经有了一些新的、不同于苏共的看法，尽管毛泽东向苏联人的表述十分温和。
10月29日晚，毛泽东会见尤金大使。毛泽东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苏共中央送来的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文件，有些初步意见。总的来说，草案需要大量删减，只保留主要的、原则性的内容。草案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中共还有一些个别意见。第一，关于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中共主张要同时提出和平过渡和非和平过渡两种可能性；第二，关于对社会民主党的估价，提法应更具一般性，不应当只突出提及同右翼社会党人团结的问题，而是要找一种能把社会党人、资产阶级民主力量和进步力量都包括进去的提法；第三，关于反党集团的问题，希望在宣言中不要指名道姓。最后谈到莫斯科会议文件的形成问题时，鉴于南斯拉夫，可能还有波兰，不同意宣言的内容，中共提出三个方案。其一是经过事先充分讨论后通过并发表宣言，即使有一两个代表团反对，宣言也要通过。毛泽东倾向于这个方案，并说这样“天下不会大乱”。其二是经事先讨论通过一个简短的宣言式公报，其中只表述所有人都能接受的问题。其三是只由中苏两党发表声明。毛泽东请尤金尽快将这些意见转达给赫鲁晓夫，以便苏共中央主席团了解中共代表团将带着什么问题去莫斯科。(59)
10月30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宣言》草案。鉴于需要商议和修改之处较多，会议决定毛泽东提前去莫斯科，到那里起草一个稿子，提交苏方讨论。会议还批准了10月29日政治局常委会议关于代表团的方针的决议。(60)11月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尤金10月30日电告的毛泽东谈话内容，否定了只搞一个简短公报的方案，而接受毛泽东的第一方案，并认为同时也可以搞一个中苏两党声明。会议要求苏斯洛夫等人参考中共的意见进行修改，尽快提交主席团。(61)当天，毛泽东率领一个庞大的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
这一历史过程表明，尽管斯大林已经去世，莫斯科仍然留恋他遗留的在社会主义阵营实行中央集权领导的传统。不过，由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共的崛起，正如美国中央情报局不久后的分析报告所言，“苏共在重建一个(共产党国际)机构的过程中非常谨慎”，“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苏联领导人，都支持建立某种组织来统一和稳固共产主义运动。但是很明显，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尤其是中国、波兰和自由世界的一些政党——可能会反对这样的一个组织”，而“中国共产党是这个国际联盟和组织中唯一可以挑战苏联控制的政党”。(62)事实上，正是在毛泽东的倡议和主导下，国际共运此后便放弃了建立统一的国际组织的传统做法，而采取了“有事开会商量”这种尝试性的措施。这本身确实可以看作中共对莫斯科一贯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作风的挑战，不过，毛泽东坚持这样做，还有更重要的考虑，即通过一种适当的方式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阵地。

三

召开这次共产党国际会议的目的，至少有一点是中共和苏共共同追求的，即加强各国共产党的团结，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63)10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把这次莫斯科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赴苏代表团的方针是：对苏共“以保为主，以批为副”，“以斗争求团结，协商一致，求同存异”。(64)这已经透露出，至少在中共看来，他们在某些观点或方针上与苏共存在着不同看法，但分歧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从后来的结果看，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需处理好中共与苏共的关系；弥合苏联与波兰之间的裂痕；调解南斯拉夫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其中要解决的三个相应问题是：中苏之间对和平过渡问题的观点分歧；波兰不同意“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南斯拉夫拒绝参加执政党会议和在宣言上签字。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要起草一个使各方都能接受的共同宣言，而处理的原则就是求同存异。
莫斯科会议的整个过程，各方最关注的就是起草和通过《莫斯科宣言》。从11月3日中苏两党开始交换意见，到10日基本达成一致，然后又交给各党代表团讨论，并成立起草委员会修改，直到会议的最后一天(19日)完成定稿，进行报告和签字。在此期间又决定，分别召开两个会议，执政党(南斯拉夫不参加)单独签署《莫斯科宣言》，全体共产党、工人党另外签署一个《和平宣言》。各种不同意见的交流，不同看法的争论，苦口婆心地说服，想方设法达成妥协，所有这一切求同存异的努力都是在起草和讨论宣言的过程中完成的。正如毛泽东所说，重要的问题是与大家商量搞出一个会议文件，“开会实际上只是一个形式而已”。(65)但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中共代表团颇费了一番周折。
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当天，赫鲁晓夫登门拜访。毛泽东说，我提早到来就是为了宣言草案。我们要搞一个好的宣言。我们党也准备起草一个稿子，供你们考虑。(66)11月3日晚，中苏两党举行会谈，首先讨论了起草文件的问题。关于会议是否要通过一个共同宣言，赫鲁晓夫说，各国共产党都同意在会议上通过这样一个文件，而且哥穆尔卡已表示同意在文件上签字。关于苏方的草稿，赫鲁晓夫说，正在根据中共的意见修改，比如不提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名字，把文件搞得短一些等。毛泽东表示，从内容上来说，原来文件中百分之九十或更多一些，中方都同意。他建议由中苏共同研究和修改宣言，并指定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参加。毛泽东还提出推迟会议召开日期，以使宣言的修改时间更加充裕。赫鲁晓夫表示同意。会谈中，赫鲁晓夫再次提出要办一个指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刊物，还提到要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毛泽东仍然表示不赞成，他说：“这样的刊物用处不大，而且也不容易办好，评论其他国家的情况很难，评价也不容易恰当，过去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原则上不反对成立组织。我们又考虑，暂时不搞组织，可以使一些国家安心一些。我不是指帝国主义国家，而是指亚非国家。”毛泽东提出，还是用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交换意见，由苏共做会议召集人。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毛泽东主张他们不在宣言上签字，宣言中可以提一句：对文件中的各点，12个执政党(不含南斯拉夫)必须执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只是作为建议提出。(67)
中共代表团从11月3日晚开始修改草稿，由陆定一、胡乔木和陈伯达分头执笔，邓小平主持讨论修改，毛泽东最后审定，到11月5日完成。同日，苏共中央也提出了一个修改草案。11月6日，中苏两党代表团分别由邓小平和苏斯洛夫领头开始会商。讨论的结果，一致同意以中共代表团的草稿为基础，进行修改、补充。(68)11月8日中午，中苏双方代表再次会商，就宣言草案交换了意见。双方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在和平过渡问题上，分歧依然没有解决，决定各自再行考虑，10日继续会谈。(69)
关于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问题，是苏共二十大首先提出的。苏共认为，目前国际局势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制度和平共处，因此出现了和平过渡的新前景，其中包括两个含义：一是指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政权的过程，一是指取得政权后对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这里发生争论的是前者。苏共宣言草案最初的说法是：“由于国际舞台上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从而为各个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开辟了新的前景。工人阶级追求通过和平途径实现社会主义。在某些国家里，共产党员力争通过与社会党人结盟和争取议会中绝大多数，以及深入地开展大规模的非议会的革命性阶级斗争的途径，把大多数人民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之下，把资产阶级的议会变成真正体现人民意愿的、并能够摧毁反动势力的抵抗和确保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这种愿望的实现，将会给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带来最大的利益。”经过修改的第二稿，在这一点上基本没有改动。(70)而中共的看法是必须提出两种可能性，并且应该强调武装斗争的前景。
为了说服苏共，毛泽东决定主要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工作。11月7—9日，毛泽东分别与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会谈一次，与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和总书记高兰会谈两次。毛泽东在谈话中反复指出，在革命道路问题上，是否坚持十月革命的普遍原则，是否坚持和平过渡和革命战争两种可能性，这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根本区别。必须准备革命的两手，不宜过分强调和平过渡。这几个西欧共产党领导人基本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认为可以在宣言上提出两种可能性。其实，西欧各党的立场也是有区别的。法共倾向于武装斗争，意共更强调议会斗争，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为此还在莫斯科发生争吵。英共则认为，在英国下一届政府可能是工党上台，这对和平过渡更有利。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谈话中没有过多强调武装斗争的问题，而中共提出的两种可能性的说法，则是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折中方案。(71)
11月10日中苏两党会商前，各自分别召开会议研究对策。赫鲁晓夫主持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11月11日将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准备的大会报告分发给各兄弟共产党代表团。关于宣言草案，委托苏斯洛夫等人与中共代表协商，继续完成宣言文本的制定工作。会议特别指出，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问题，要“坚持自己的立场”。(72)中共代表团则认为，苏共的主要顾虑是，如果改变对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就无法与苏共二十大的提法衔接，这样很难向苏共、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交代。估计到苏共会坚持自己的立场，为了维护团结，又坚持原则，邓小平提出，是否可以就和平过渡问题，向苏共提交一个书面意见提纲，全面阐述中共对和平过渡问题的看法。同时，在宣言草案中，照顾到苏联的观点，对和平过渡问题有所阐述。毛泽东同意这个建议，指定陈伯达、胡乔木起草这份意见提纲。中共代表团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方的宣言草案和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11日下午，中苏两党起草宣言小组再次会谈。邓小平首先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双方经过磋商，终于就全部草案达成一致意见，并决定以苏共和中共两个代表团的名义将草案提交各国代表团讨论。(73)
1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宣言草案，授权代表团定稿。1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也听取并通过了关于宣言草案的修改意见，确定由起草委员会直接与中共代表商议定稿。在此期间，中苏两党代表团还商定，建议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不列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于14日召开的会议，以免增加他们国内工作的困难。经与各党交换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在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代表会议之后，再召开世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个会议的文件，即《和平宣言》，委托苏联和波兰党的代表起草。(74)
至此，中苏之间一个最大的分歧得到解决。与苏共的草案相比，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按照中共的意见，有两点重要修改：其一，在指出和平过渡可能性(没有使用“和平过渡”的字眼)的同时，还指出了非和平过渡道路，并强调“在每一个国家里，哪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具有现实可能性，决定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其二，在谈到取得议会中稳定的多数时，同时提出应在议会外开展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条件。(75)至于中共的书面提纲，当时只提供给了苏共，直到1963年中苏论战时，这个文件才公之于世。两相对照，实际上，中共《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与《莫斯科宣言》的提法没有原则分歧，只是增加了两点：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争取同社会党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很重要，但不能模糊同社会党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根本界限。(76)邓小平后来在八大二次会议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对于我们的观点，苏联同志没有表示不同意见。”(77)由此可以看出，双方就宣言文本所进行的争论和磋商，实质问题并不在于文字表述本身，中苏之间真正的分歧还有更深层的含义。
就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而言，中国的外交方针与苏共的观点，特别是经过修改的共同宣言中的提法，基本是一致的。(78)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宣言修改草案的当天，周恩来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作了一个报告。周说，现在世界上存在着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形成，并且不断强大起来，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定要衰亡下去。这是肯定的、必然的趋势。因此，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就是敢于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进行和平竞赛，通过和平竞赛可以使帝国主义一天天削弱下去。我们提出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的政策，但并不怕、也不会疏忽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要警惕战争的危险。关于国家的过渡，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和平的方式，一种是非和平的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近四五年来，国际形势一般地说是趋于和缓的，但是并不排斥在个别问题、个别地区、个别一段时间内会有紧张。(79)吴冷西认为，中共代表团在和平过渡问题上坚持不同意见，考虑的是应该强调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即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苏联坚持和平过渡的提法，也是为了与苏共二十大路线衔接。如果在共产党国际会议上按照苏联提法表述这个问题，就等于确认了苏共二十大的国际意义，说它开辟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那么中共的革命经验将置于何地？应该说，吴冷西的这个感受是准确的——这反映了中苏分歧的深层含义。中共代表团表面上争论的是“和平过渡”的提法，实际上是不愿意在共同宣言中提到苏共二十大。(80)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宣言已经按照中共的要求在谈到“和平过渡”时提出了两种可能性，而在起草委员会上中共代表团还是声明：“中国党对这一段文字是有不同意见的，既然许多同志都表示同意，我们就不坚持了”。(81)现在看来，争论的背后隐藏着一种趋势：莫斯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人当家的局面正在受到挑战——中共已经有能力、也有愿望参与对运动的指导了。当然，为了中苏团结，毛泽东最后还是做出了让步。但恰恰是这种求同存异的做法，为日后中苏争论和大论战埋下了伏笔。(82)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公开讲话和私下会谈中，说的最多也是最引人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以苏联为首”。自1956年初以来，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和威信受到严重打击。中共意识到，苏联不仅是列宁主义的故乡，也是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且长期扮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角色，因此，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阵地，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维护苏共的威望，坚持“以苏联为首”。当然，在毛泽东眼里，赫鲁晓夫政治经验不足，马列主义不强，苏共新领导集团在处理国际共运事务中也捅了不少“娄子”。但至少在目前，无论就国家实力还是国际影响来说，只有继续把苏共推上领头羊的地位，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阵营的稳定和统一。毛泽东在1957年初谈到中苏关系时讲：中苏之间矛盾不大，主要问题上比过去更靠近些，但还有一些问题。因为历史习惯不同，他们思想、做事的方法不同，要等候，要做工作。思想不同要谈心，有事要商量，要开会。形势会压迫他们有所改变，而且已经有些改变了。只能逐步地改变，不要忙，并且帮助他们。矛盾总是有的，只要大体过得去，求同存异，不同的将来再说。(83)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党内通知也指出：“社会主义各国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共同的指导思想，因而在原则问题上是有一致的基础的；即使在某些问题上发生不同意见，也是可以而且应该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和协商，逐步取得一致。并且会进一步改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增进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84)当然，毛泽东并非完全出于不得已的考虑，这里还涉及国际共运领导原则的问题。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种提法，尽管在中国的报纸上一直频频出现，但从波匈事件以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大使用了，甚至苏共本身也在考虑，为缓和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尽量避免提到苏联的领导作用，放弃“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85)因此，在苏方最初起草的宣言中，按照苏共主席团的建议删去了所有提及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领导地位的用语。赫鲁晓夫回忆说，当时他的考虑是，在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后，这类词句还写进国际宣言，有可能被理解为试图恢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斯大林式的领导方式，试图重新确立苏共对其他兄弟党的领导权，进而有可能被理解为试图改变各国共产党现在建立在平等合作原则基础之上的新型关系。看到中共起草的宣言提到“以苏联为首”，苏共中央感到出乎意料，不好理解。于是，赫鲁晓夫提出，是不是提以中苏为首。毛泽东说，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但在为首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跟你们平起平坐，我们还差得远。如果以我们两个为首，我们是负担不起这个责任的。(86)
对于“以苏联为首”的提法，波兰、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党在讨论宣言时曾明确表示反对，其他很多党的代表内心也不赞成，只是保持沉默而已。(87)所以，毛泽东除了劝苏共接受这个口号外，还要说服其他各国共产党。在11月14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开幕的当天，毛泽东在发言中专门谈了“以苏联为首”的问题。毛泽东首先讲到需要有一个党为首的理由，他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毛泽东接着讲到为什么要以苏联为首，他说：“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也没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而“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40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尽管苏共也犯过一些错误，但目前还是它的实力最强，“我们只有一个苏联有全副武装”。至于过去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中的不平等现象，毛泽东指出，那主要是斯大林的错误，“应该承认，现在苏联同志的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并且还会改变，还会进步”。“现在我感觉到有一种平等气氛”。毛泽东最后总结说，“现在承认以苏联为首有必要，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88)
然而，各方的意见并没有取得一致。11月11日宣言草案发给各国代表后，便收到了不少反馈意见，其中最主要的意见来自波兰代表团。(89)会议因此决定成立一个宣言起草委员会，讨论和修改中苏两党提交的宣言草案。15日起草委员会讨论了一天，争论很激烈。主要的反对意见还是来自波兰代表团，他们认为不宜提“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此外，还不同意“美帝国主义”或“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等一些提法。下午休会时，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些情况。毛泽东决定立即去波兰代表团住地，同哥穆尔卡当面交换意见。(90)值得注意的是，1957年初周恩来在欧洲进行穿梭外交，处理波匈事件的善后工作时，波兰就明确表示反对“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在中波联合声明中，也没有出现在以往公开文件中习惯使用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字样。(91)因此，毛泽东便把哥穆尔卡作为其说服工作的首要对象。
在会谈中，毛泽东首先与哥穆尔卡讨论了一些枝节问题，并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如“美帝国主义统治集团”改为“美国的某些侵略集团”，“复辟资本主义”改为“进行颠覆活动”等。但是在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上，会谈陷入了僵局。哥穆尔卡态度强硬地说，在共同的文件中只能包括大家都同意的东西，而目前文件中还有些东西是波兰不能同意的，如果需要少数服从多数，那么波兰就不准备参加会议了。毛泽东劝说道：大家都做些让步，这次会议与以往不同，苏联党有了很大进步，让苏共当召集人的意见是中共提出的，召集人并不决定任何问题。但哥穆尔卡坚持反对在原则上确定苏共为以后各国共产党会议的召集人。波兰人后来退了一步，提出是否可以搞一个内部决议，委托苏联召集会议，但不写在宣言上。毛泽东不再坚持，最后表示：我们应该帮助赫鲁晓夫等同志，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兄弟，帮助他们，支持他们。(92)从会谈记录看，毛泽东的劝说起到了一些作用。现场翻译李越然认为，哥穆尔卡接受毛泽东的说法是很勉强的。(93)而另一位当事人杨尚昆的感觉是，“似有好转，双方意见已较为接近，明天可能达成协议”。会谈后，毛泽东连夜约见赫鲁晓夫和苏斯洛夫等人，转告哥穆尔卡的意见，并讨论了第二天如何开会的问题。(94)
11月16日上午，起草委员会完成了宣言的起草工作。下午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带头发言，表示同意宣言的内容。毛泽东说：“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不可能。”毛泽东最后断言：“这个宣言是正确的。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95)在毛泽东具有影响力的表态之后，包括波兰在内的各国代表团均发言表示拥护宣言。(96)后来发表的宣言保留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而没有再提“会议召集人”的问题。这显然又是各方妥协的结果。
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反复强调以苏联为首，自然是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说法，特别是11月18日的即席讲演，也给人留下了另外一种印象。第一，每个阵营必须要有一个头，他用了一句中国的俗话，叫做“蛇无头而不行”；第二，目前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苏联的力量最强，所以“这个头就是苏联”，而中国只是政治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还没有这个资格；第三，苏联当这个头是需要帮助的，中国还有句成语：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笆篱三个桩。“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97)把这些说法联系起来，给人的感觉就是毛泽东在为中共日后走上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做铺垫。难怪在1959年10月中苏两党会谈发生激烈争吵时，赫鲁晓夫在情急之中叫嚷了一句：只许你们指责我们，不许我们批评你们，说什么“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实际上对苏共中央的观点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98)赫鲁晓夫后来体会到：“如果所有其他党都承认一个党可起带头的作用，那么这个头其实也可以更换，今天一个头，明天另一个头。我们认为，中国人在为自己准备条件，将来要担任这样的角色。”(99)
实际上，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以后，中共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影响和地位确实明显提升，甚至已经在苏共之上。在1956—1957年间，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和领导人的讲话，特别是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甚至在苏联，都纷纷援引毛泽东的讲话和中国报纸的说法，用来证明中国对自己的理论或道义上的支持。仅此一点便可以显示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影响正在节节上升。(100)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发表后，受到各共产党国家的高度赞扬。匈牙利党的机关报发表社论认为，毛的讲话提出了新的、创造性的观点，指导着整个工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捷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也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及时认识到社会变化的历史意义，及时认识到在新情况下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必然性和正确解决这些矛盾的必要性，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来领导各社会阶层前进——这一切都保证了中国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个强大的、日益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党中央机关报总编辑卡斯曼则说：中国正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同志的报告里，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情况下的应用。(101)据新华社报道，毛泽东的讲话刚发表，苏联《真理报》便以三个整版篇幅刊载了全文，还准备出版单行本。人们争先购买当天的《真理报》，以至在报刊零售点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不少大学甚至在考试中把这篇讲演列为试题之一。苏联哲学界普遍认为，“毛泽东同志不但概括了中国经验，而且概括了苏联经验”，讲演是对“马列主义的新发展”。(102)法共总书记多列士还对毛泽东说了这样的话：“中国同志们的文章为大家指出了方向，非常有利。我们党的斗争正是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的。”(103)尽管如此，毛泽东坚持“以苏联为首”的说法，在当时还是有利于中苏之间的团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稳定的。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还有一个角色值得注意，就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南共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非同寻常，且颇有些微妙。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主动向铁托道歉，努力恢复苏南关系，同时要求各国共产党积极与南共联系。(104)中共是最早与南斯拉夫建立联系的亚洲共产党，(105)后来为了取得斯大林的信任，追随共产党情报局对铁托进行了批判，以至于在1949年南斯拉夫提出与新中国建交时，中方竟毫不理会。(106)苏南关系缓和后，1955年3月中国与南斯拉夫建交，两党也恢复了联系，尽管当时毛泽东本人并不信任铁托和卡德尔，甚至认为南斯拉夫还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107)经过一年的努力，南斯拉夫以胜利者的姿态重新被社会主义国家接纳。1956年9月南共派代表出席了中共八大。毛泽东在接见南共代表团的谈话中，对斯大林的大国、大党主义进行了全面批判，并一再称自己也被斯大林看作半个铁托，表现出对南共的极大同情。(108)但是好景不长，在匈牙利事件中，苏南之间因处理纳吉问题发生矛盾，铁托的普拉演说更令苏共不满，双边关系再度紧张。(109)中共也出面批评南共，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矛头明确指向铁托的普拉演说。对此，苏联方面表示极为赞赏。(110)不过，毛泽东当时还是把南共的错误看作阵营内部的问题，主张对铁托既讲批评，又讲团结。(111)中共认为：“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兄弟国家”，“我们批评铁托和卡德尔，目的是要帮助他们纠正错误，希望澄清事实和进行合作，而不是孤立他们”。(112)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中共很重视南斯拉夫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
尽管1957年6月以后苏南关系有所缓和，特别是苏共六中全会后赫鲁晓夫对南斯拉夫表现出格外的热情，但铁托仍坚持不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当10月2日苏共中央向南斯拉夫使馆通报十月革命节庆典活动及召开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安排时，得到的答复是，南共将派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庆典，但铁托因病不能前来。至于南共是否参加共产党会议的问题，双方都没有提及。(113)不知是有所担心还是寄予希望，这个情况苏共没有向中共通报。后来苏共只通知中共，南共表示不能接受苏联起草的会议宣言。10月25日中共从苏联驻华大使的通报中得知了这一消息，对于南共是否参加会议非常关切。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后，一见到赫鲁晓夫就问铁托来不来。赫答：我们发了邀请，但是他不来。毛说，要理解他们，斯大林整了人家，情报局把人家赶跑了，肚子里能没有气？毛又问，铁托不来，别人来不来？赫答：卡德尔来，他是一个笔杆子，南共的重要文件，多半出自他的手笔。毛说，那好啊，我倒很想会会他，听听他有什么见解。(114)但赫鲁晓夫却没有毛泽东这样的气量。
以卡德尔、兰科维奇为首的南斯拉夫代表团于1957年11月5日抵达莫斯科，苏方的接待和安排非常冷淡。第二天苏南两党举行正式会谈，气氛始终十分紧张。赫鲁晓夫一开始就宣布，这次在莫斯科将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并且已商定，即便南斯拉夫人不参加，也要发表一项共同宣言。赫鲁晓夫还严厉指责南共接受美国的援助，违背了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精神，认为苏南关系再次紧张的责任在南斯拉夫。卡德尔坚持南斯拉夫的不结盟政策毫不退让，他说，南共认为，把世界划分成集团是人类的不幸，这样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南共的主张是解散两极对立的集团.取缔作为政治手段的战争，实行积极的和平共处，各国人民有权为自己选择社会发展的道路。至于接受美国的援助，这与冷战状况和苏联的立场有关系，应当对此承担责任的不是南共，而是在1948年攻击南斯拉夫的那些人。南共代表团还表示，无论如何不能签署共同宣言，南斯拉夫将以一切手段捍卫自己的独立。会谈很不愉快，言辞越来越尖锐，赫鲁晓夫还讲了一些侮辱性的话，但对结果却无可奈何。(115)
在11月9日的晚宴上，赫鲁晓夫试图再次说服南共代表团，建议他们赞成宣言的实质，而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这个建议同样遭到了拒绝。11月12日，在与赫鲁晓夫举行第二次会谈时，卡德尔解释了南共代表团不能在宣言上签字以及不能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原因，但又说可以在报纸上表示支持宣言中南共所同意的一些观点。赫鲁晓夫似乎已经估计到这次会谈的结果，对卡德尔的讲话既没有感到意外，也没有再发火，只是在讲话中继续指责南斯拉夫的选择是一种分裂行为。他希望南共再予斟酌。14日大会开始前，南共代表团在使馆召开会议，最后确定了他们在莫斯科的行动：只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全体代表会议，并在各党都同意签署的《和平宣言》上签字。这个决定得到了铁托的支持。对于南斯拉夫的顽固态度，赫鲁晓夫显得有些气急败坏，对南共代表团采取了某种抵制行动。由于苏联的冷淡态度，许多代表团都有意回避南共代表团，使他们在莫斯科的处境极为尴尬。同其他代表团的热闹活动相比，米丘诺维奇感到，南共代表团“在列宁山可以说度日如年”。(116)
毛泽东对南共代表团的态度显然要宽容和轻松得多，他既没有批评南共的立场，也没有试图劝说他们同意共同宣言的观点。毛泽东似乎早已打定主意不需要南共及西欧几个党在宣言上签字。他在了解了意共、英共和法共代表团的态度后，11月9日再次与英共代表团谈话时说：我们向赫鲁晓夫同志提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党不参加签字，会更有利一些，更便利你们的工作，否则资产阶级又要攻击你们，说你们接受了莫斯科的命令。法国和意大利的党已经决定不签字。南斯拉夫的党也不签字。宣言只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签字。我们现在正在说服波兰，如果波兰不愿意签字，我们准备由11国签字。(117)虽然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一直没有与南共代表团直接接触，但在最后阶段却表现出热情的态度。
在11月18日的即席发言中，毛泽东在讲到团结的问题时，专门提到了南共代表团，他说：“我又高兴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第二个宣言上准备签字。他们在六十几个党的和平宣言上签字表示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表示团结。他们没有在十二国宣言上签字，使十三国缺少了一国。他们说有困难，我们想也可以，我们不能强加于人，南斯拉夫不愿意签字就不签字好了。将来若干年后，我想他们是可以在另外一个宣言上签字的。”(118)这段话似乎打动了南共代表团，大会休息时，卡德尔走到毛泽东面前说，他对中共同志能够谅解他们很满意，他很感激毛主席这番讲话。(119)对于孤独的南共代表团来说，这大概是莫斯科会议期间撒向南斯拉夫人的唯一一缕阳光。而这恰恰给了毛泽东进一步向南共阐述自己看法的机会。
就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卡德尔提出，南共代表团希望对毛泽东进行礼节性拜会。南共对此并没有抱很大希望，他们以为毛泽东很可能会因为南共代表团没有签署宣言而拒绝接见。令南斯拉夫人意外的是，刘晓大使迅速答复，说毛主席很高兴立即接见南共代表团，以至米丘诺维奇感觉毛泽东似乎正在等着他们提出拜会的请求。毛泽东非常亲切和热情地与卡德尔等人会谈了近两个小时。更令南共代表团感到意外的是，毛泽东对他们没有签署共同宣言未表示丝毫的不满和责备。当卡德尔说明拒绝在宣言上签字的理由时，毛只是说，这不是什么问题。毛泽东还说，中共也不接受任何一个国家乃至苏共的领导，但由于“俄国人现在喜欢，而对我们也无害”，因此中共不反对这一点。当卡德尔谈到南斯拉夫的发展成就，并列举了钢产量数字时，毛高兴地说，如果俄国人的钢产量赶上美国，中国人赶上英国，南斯拉夫人赶上意大利的话，那就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南共特别注意到，尽管他们没有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但在中共眼里，南斯拉夫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在19日苏共的告别宴会上，毛泽东特意走到米丘诺维奇身边祝酒，提议为中南友谊干杯，又对卡德尔开玩笑地说：“你们和我们的区别只是在于，你们长胡子，我们不长胡子。”按卡德尔的理解，毛泽东这是在表示“愿意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他颇为深情地对毛泽东说，铁托同志很希望能够见到毛主席，希望中南两党加强联系。(120)在对待南共的态度上，毛泽东无疑比赫鲁晓夫更表现出一个领袖的风范，而他做出如此努力的目的，自然是想把南斯拉夫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尽管这个愿望最终未能成为现实。
当然，莫斯科会议上的分歧和矛盾并不只是上述三个方面，不过在宣言中都以“求同存异”的方式处理了。如意共对“在目前条件下，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的说法不满，于是就在宣言中加了一句：“对于每一个共产党说来，哪一种危险在某一时期是主要危险，由它自己判断。”再如，苏共坚持还要办一个共产党的国际刊物，有些党不同意，最后达成口头协议，将来刊物办起来，只刊登相同意见，不刊登分歧意见，不搞批评和争论。(121)经过毛泽东的努力，确实搞出了一个大家都同意的共同文件，达到了求同存异的目的。然而实际上《莫斯科宣言》没有任何约束力，文件虽经大家签字，但模棱两可的用语处处可见，既要这样，又要那样，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这就难怪会议之后各党依然各行其是，而后来发生争执时，又都援引宣言的观点来指责对方。仔细品味可以发现，其实莫斯科这一纸宣言，从内容到形式，都真实地反映了此时中苏关系的性质、特点和实质——既强调团结统一，又坚持各抒己见；既拥护“以苏联为首”，又要求“平起平坐”；既承认作为共同道路的苏联模式的统一性，又推崇各国独立发展的特殊性(122)——应该说，这正是中苏同盟关系最典型的写照。
毛泽东确实非常重视这次会议，虽说是“以苏联为首”，但中国人的操心出力一点儿也不少。(123)关于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所起的作用，杨尚昆回国后在一次报告中有如此评价：“在这个会议上，毛主席在各方面起了决定作用。当然，同苏联协商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许多问题，许多意见是主席提出来的，经过协商以后，他们接受了。”(124)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的，不过还必须看到，毛泽东的有些观点和做法是别人不能理解和接受的，而这些恰恰反映了中苏之间的分歧，也构成了日后同盟分裂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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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机构领导和指挥的历史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而这无疑是毛泽东的一个创举。与此相伴随的是，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成为最引人注意的中心人物，虽然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当家人表面上还是苏联共产党。
    首先在接待规格上，中共代表团就显得与众不同。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到来特别重视，提前两天派苏共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和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专程到苏联国境第一站伊尔库茨克去准备接待工作，并且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不过，毛泽东事前一再提出，不要搞大规模欢迎仪式，中途停留时他也不准备走出飞机，免得感冒；除在莫斯科机场发表谈话外，沿途不要组织欢迎，因为天气太冷，他和宋庆龄都不能乘坐敞篷汽车。对此，赫鲁晓夫一一照办，迎接的礼遇规格很高，但仪式很简朴。(125)抵达莫斯科后，所有来宾都住在莫斯科市郊的列宁山别墅，只有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的主要成员被安排在克里姆林宫内(在郊外还有两处备用别墅)。赫鲁晓夫殷勤地对毛说，这里“离会议厅很近，有条走廊与会场乔治大厅相通，很方便”，而毛本人将住在沙皇的寝宫里，“我们为您选择了最好的房间”。为了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习惯，赫鲁晓夫还专门为他特制了木板床，甚至把寝室卫生间的马桶都改成了蹲式的。(126)
    毛泽东在公共场合成为关注的中心。据杨尚昆记载，在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上，毛泽东一出场，全体与会者即起立致敬；在毛泽东讲话开始和结束时，也是全场起立鼓掌，而对其他各兄弟党代表的讲话，都是只鼓掌没有起立。在红场举行庆典活动时，游行队伍不断高呼毛泽东的名字，表示致意。游行结束后，参观庆典的群众还围着毛泽东欢呼。“据苏联同志说，这种情形是前所未有的。”(127)
    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的发言方式也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所有代表都是在会上宣读事先准备好并经本党中央批准的发言稿，而且事先将俄文译稿发给与会者。只有毛泽东，三次发言都是即席讲话，以至苏联的会务人员和新闻记者都颇感紧张和不便。特别是在11月18日的大会上，所有发言的人都是站在讲台上作报告，只有毛泽东坚持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发表讲演。(128)
    毛泽东离开莫斯科前，苏共中央主席团还特意为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大厅举行了一次与苏联各界著名人士200多人的会见，苏共领导人几乎全体出席。会见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毛泽东与出席会见的人们进行了亲切愉快的谈话。(129)这些细节都有意无意地突出了中共代表团和毛泽东本人的特殊地位。
    不过，最令研究者感兴趣并引起争议的是，毛泽东在11月18日大会上的长篇即席发言。他在发言中不时讲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和不易理解的话语，使得听者惊诧不已。
    毛泽东一开场就提出了一个后来被广为传诵的著名论断：“东风压倒西风。”毛说：“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围绕这个命题，毛泽东讲了十件大事，从反法西斯战争、中国革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苏伊士运河事件，直到解除叙利亚危机、苏联卫星上天、英国退出亚洲和非洲、荷兰退出印尼、法国退出北非。总之，国际形势已经大为不同了。“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130)在11月8日与英共代表谈话时，毛泽东也讲了这十件大事，并得出结论说：“我总有一个印象：社会主义国家走在前边，资本主义国家落在后边。我觉得，资本主义国家永远落在后边了。”(131)11月17日对中国留学生讲话时，毛泽东说得更为简明：“现在，苏联有两个人造卫星上天，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开会，又是一个大的转折点，这是世界上两个阵营力量对比的转折点。从今以后，西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132)
    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上天，这在当时确实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说明苏联的科技水平，特别是在导弹发射技术方面，已经走在了美国的前头。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的聚会，也显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无前例的盛况。但是，就此断定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根本变化，似乎是过于乐观了。对此，其他与会者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对于毛泽东的这个论断，赫鲁晓夫在私下交谈时，已经多次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就目前来看，苏联在军事和其他一些科技项目上是领先的，但美国潜力也是不能低估的，特别是他们的科技力量非常雄厚。(133)哥穆尔卡与毛泽东谈话时也提出，“自从苏联发射了两颗人造卫星后，资本主义国家承认他们是落后了，但假如有人以为他们永远也不会有这种成就，那就看错了。我想他们早晚也会有像火箭这样的成就的”。哥穆尔卡指出，问题是在目前情况下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政策。他认为“采取的政策不应使紧张局势更趋尖锐化”。(134)他还不明白，毛泽东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本意就是想强调社会主义不必担心、也不必反对国际局势的紧张状态——这里确实隐含了在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的估计上，北京与莫斯科的分歧。(135)
    毛泽东的另一个惊人之语是关于苏联党内斗争的。在讲到团结的问题时，毛泽东突然插了一段关于苏联反党集团的话：“我赞成苏共中央解决莫洛托夫问题，这是个对立面的斗争，事实证明它是不能统一，它是一方排斥一方。莫洛托夫集团举行进攻，乘赫鲁晓夫同志到外国去，措手不及，来一个突然袭击。但是我们赫鲁晓夫同志也不是一个蠢人，他是个聪明人，立即调动了队伍，举行反攻，取得胜利。这个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错误的路线，一条是比较正确的路线。斯大林死后这四五年，苏联的内政、外交有很大的改善，这就证明赫鲁晓夫同志所代表的路线比较正确，而反对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莫洛托夫同志是一位老同志，有很长的斗争历史，但是这一件事他是做错了。苏共党内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带着对抗的性质，因为是互不相容，互相排斥，一个排斥一个。处理得好，可以不出乱子。处理得不好，有出乱子的危险。”(136)
    毛泽东的本意是对苏共中央处理六月事件表态，是支持赫鲁晓夫的，自然也有劝告苏共要懂得团结犯过错误的同志的意思。但是，毛泽东在此前曾一再告诫苏共中央，对莫洛托夫等人不要“指名道姓”，也不要写入宣言，而自己却在大会上公开指责莫洛托夫。这不能不引起所有在场者的惊诧。另一方面，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大会上公开评论苏共的党内斗争问题，而且用别人不熟悉的语汇“两条路线斗争”把苏共领导中“两个不同集团”等同起来——至少通过翻译后人们是这样理解的，这就更让人难以接受了。据米丘诺维奇描述的现场情况是：毛泽东讲这段话时，“有几百人在场的格奥尔基大厅变得死一般的寂静。米高扬示威性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脸上露出一副决不是友好的表情，站在那里，把目光投向发言者和对称地坐在苏联代表团对面的中国人……俄国人当中谁也没有对他说不要这样做，也没有人请他坐下。整个大厅都看着这一场面。”(137)这大概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结果。在大庭广众之下，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评论苏共党内的分歧和矛盾，这不能不让苏联人恼火。难怪卡德尔在毛泽东讲话时传给南共代表团成员一张字条，上面写道：“俄国人同中国人在国际工运中争当意识形态首领的斗争开始了。”(138)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提出了中国将在15年后超过英国的口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赫鲁晓夫讲话的刺激。在11月6日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的讲演中，赫鲁晓夫在列举了一系列苏联经济发展的统计数字后说：“在各种最重要的产品产量方面，苏维埃国家在今后15年内不仅能赶上，并且能超过目前的美国。自然，在这段时期，美国的经济也可能有所发展。但是，只要考虑到我国工业发展速度比美国快得多这一点，那么可以肯定，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在和平竞赛中赶过美国的这一任务是完全现实的，是完全可以实现的。”(139)听了赫鲁晓夫这番话，毛泽东有些坐不住了，当晚与哥穆尔卡谈话时，他就试探性地提出：“再过15年苏联能超过美国，中国有可能超过英国。”哥穆尔卡当即直言不讳地指出：“苏联能超过美国这点无疑问，但中国能否超过英国这点很难说。”毛泽东仍然坚持说：“如15年时间太短，则可延长些，先超过英国，然后再超过美国。”(140)
    大概是为了取得可靠的依据，在会议期间与法共和英共代表团谈话时，毛泽东又特意谈到经济问题。当多列士告诉他法国的钢产量为1200万吨时，毛泽东说，我们有两个五年计划就能超过法国，三个五年计划超过英国。在向波立特和高兰详细询问了英国的金融、工业和军事状况后，毛泽东肯定地说：中国在15年后将超过英国。我们今年的钢产量是52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1200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2000万至2500万吨，第四个五年计划之后，也就是15年之后，将是4000万至4500万吨。英国现在的钢产量是2000万吨。你们看，15年后能增加到多少？顶多3500万吨吧！法国人和英国人没有哥穆尔卡那么直率，对毛泽东的话点头称赞。(141)这番讲话典型地体现了毛泽东的经济建设思路——先确定目标，再安排生产；不是根据实际条件和能力，而是按照政治需要来确定生产计划。
    在18日大会的发言中，毛泽东郑重宣布：“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说现在英国年产2000万吨钢，再过15年，可能爬到年产3000万吨钢。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142)赫鲁晓夫赶超美国的时间表后来遭到苏联经济学家和多数主席团成员的质疑和反对，(143)而毛泽东的这句话却吹响了1958年中国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的第一声号角，风靡全国的“大跃进”运动概源于此。
    在毛泽东18日讲话中最引起争议的是他关于核战争及其后果的一番论述。中共代表团回国后，赫鲁晓夫在11月27日出席中国使馆招待会的致词中就表示了对毛泽东发言的不满，他暗示毛有些讲话是多余的。(144)据赫鲁晓夫回忆，毛泽东讲这段话时，除了宋庆龄发出会意的笑声外，“整个会场一直是死沉沉地一片寂静”，会后许多代表的反应都十分强烈。捷共第一书记诺沃提尼说，中国有6亿人口准备损失掉3亿，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1200万人。哥穆尔卡也毫不掩饰地表示了不满。(145)参加会议的以色列共产党总书记舍穆勒•米库尼斯回忆当时的印象是：毛泽东热衷的话题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老是翻来覆去地讲。他认为大战不可避免，对此人们必须随时做好准备。我甚至敢斗胆地讲，他是根据这场大战来安排生活和思考问题的，俨然是大战已经开始了。(146)考虑到会前不久(10月15日)中苏刚刚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决定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的技术援助这一事实，赫鲁晓夫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对毛泽东的讲演表示担心，似乎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毛泽东究竟讲了一些什么话会给人们留下如此印象？
    毛泽东的讲话当时并未公开发表，直到后来中苏论战苏联攻击中国的核政策时，中国政府才在声明中引用了这段话，而全文是在1992年正式发表的。(147)毛泽东是这样说的：“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有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148)
    苏共在双方论战中拿出了当时苏联的速记记录，根据这个记录，毛泽东的原话是：“是否可以估计一下，未来的战争会导致多少人死亡？也许会死掉全世界人口二十七亿的三分之一，也就只有九亿人。假如真的摔原子弹的话，我认为这还少说了。当然，这很可怕。但是，即便是损失一半人也不是那么的糟糕。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我们要这么做，而是他们，是他们将战争强加给我们。假如我们打起仗来，那么就会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我个人认为，整个人类社会将会遭受这样的灾难，那时人类将会损失一半，也许，一多半。我问过尼赫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在这个问题上情绪要比我悲观得多。我对他说：假如人类的一半被毁灭，那么还会剩下一半，但是帝国主义将会被全部毁灭，并且整个世界将只有社会主义存在下来，而在半个世纪或者一个世纪里，人口又会增长，甚至增长一半多。中国还没有真正展开建设，假如帝国主义者将战争强加于我们，那么我们准备停止搞建设；让我们先比试一下武力，然后再回过头来搞建设。”苏共由此认为，“实质上，这是一条搞军事冲突，用军事手段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的方针。”(149)
    尽管中苏两方发表的毛泽东原话有出入，但对比上述两个文献，就发言者所要表达的内容来说，并没有本质区别。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毛泽东讲话的本意。这里除了翻译上的问题外，(150)恐怕主要是在场的外国听众不大熟悉和理解毛泽东那种哲人的思维和诗人的语言。其实毛泽东不过是重复了他说过多次的话：原子弹是纸老虎，既不要怕，又要认真对付。至于谈到核战争的后果，这里也不过是“极而言之”，从最坏处考虑问题。其实，苏共1957年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至少在表面上与毛泽东是一致的。就在毛泽东讲话的第二天，《真理报》刊登了11月14日赫鲁晓夫接受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的谈话记录。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话，记者问：“您认为，如果打起原子战争和氢武器战争，世界能有一部分保留下来吗？”赫鲁晓夫答：“自然，将会有很大的损失，人类将要经受很多灾难，但是人并不会从地面上消失，社会将存在，并且继续发展。”(151)毛泽东的话惊吓了东欧一些小国领导人是可以理解的，但苏共在论战中以此为由指责中国好战和蓄意挑动核战争，无疑是有意歪曲。
    美国中央情报局得到了毛泽东讲话的文本后认为，实际上毛泽东的意思是：“核战争确实很恐怖，但是共产主义不得不面对帝国主义会发动核战争的现实。如果真的是这样，即使世界上一半人死于核战争，那么还有10亿人可以活下来！换言之，不仅仅是3亿中国人，最终他们将重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体系，摆脱资本主义，比过去更加美好。这令人恼火的观念决不是只能归属于毛泽东的。事实上，这也是苏联这个先于中国拥有全面核能力成就的国家的传统观点。”美国人的理解或许可以说是旁观者清：“客观地看，不能把中国当做不可救药的‘冒险家’。毛泽东曾明确声明：中国需要为期15年的和平，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其他国家也是一样。苏联和我们都没有理由相信毛泽东会欢迎一场核毁灭，更不用说去积极地引发一场核毁灭。”(152)
毛泽东发言的本意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难理解，但以即席演说这种方式来讲一个在欧洲人看来是如此严肃和敏感的话题，再加上仓促的翻译，就难免引起误解和怀疑。(153)不过，毛泽东之所以用这样的语言来阐述他的思想，也是有其用意的。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在召集政治局常委介绍莫斯科会议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总的来讲这次会议是成功的，十二党宣言是好的，大家都比较满意。但是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讲，一个是和平共处问题，一个是社会党问题。毛泽东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然是对的，但是苏共二十大把和平共处作为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就错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对外关系的总路线，就不能只限于和平共处。这里还有支持世界革命的问题，还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154)而支持世界革命，自然就有一个如何看待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问题。鉴于对核武器的新认识，苏共二十大提出应通过和平而不是战争走向共产主义。但毛泽东一向反对核战争将会毁灭人类的看法，他从莫斯科回来后在一次党内会议上又重复了关于核战争的讲话，而且说得更加透彻：“要准备对付大战，帝国主义有疯子，扔原子弹。头一次大战不过死了1000多万，第二次大战死了3000多万。打原子战，没有经验。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下三分之一，全世界27亿人，还有9亿人，有9亿人也好办事，换来个帝国主义灭亡，换来了永久和平。所以说，真打原子战，不见得是坏事，是坏事也是好事。”(155)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话有一个解释，他说：苏共二十大“只讲和平不讲战争，这是很不好的。只讲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不讲战争来了怎么办。莫斯科宣言解决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莫斯科就是讲这个。”(156)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也是毛泽没有说出来的与赫鲁晓夫的重大分歧所在。
    作为结果，总体来说，中苏双方都认为莫斯科会议是非常成功的。会议刚结束，苏共就在全国范围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学习讨论，报刊上连续集中报道了一个多月。(157)苏共中央十二月全会决议满意地指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现代国际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则问题的结论和原理得到了兄弟共产党的完全支持，这就证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一致和团结”。(158)中国国内此时正忙于整风反右，对这次会议未组织广泛的学习讨论，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决议也认为，“各国共产党的莫斯科会议和所通过的两个宣言，开辟了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给了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进步的力量以极大的鼓舞。”(159)
    然而，在这个成功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种危机。
    这种危机并不在于中苏之间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在任何盟国之间这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在一般情况下，求同存异的确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合理方式。但1957年底的状况却非同一般，莫斯科会议准备和召开的过程表明，中苏合作达到顶峰时却面临着一个由谁来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中共的政治成就和影响如东风劲吹，蒸蒸日上，大有取代苏共而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架势。而苏联也恰在此时恢复了元气，党内斗争结束后国内政治趋于稳定，农业连年丰收预示着经济发展的美好前景，两颗人造卫星上天及核潜艇试航成功则标志着军事科技开始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60)在这种情况下，当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受到来自北京的挑战时，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就很难再“求同存异”了。(161)在对外政策方面，对帝国主义究竟是要缓和还是斗争？在对内政策方面，到底谁的经济增长更快，谁的发展道路更能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是一定要争出个是非曲直的。道理很简单：这关系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方向，而真理只有一个，谁掌握了真理，谁就有能力和资格取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于是，莫斯科会议胜利闭幕半年之后，这些隐含的分歧和矛盾便暴露出来，并引起了中苏之间的争执。

注释：

①出席这次会议的共有68个党，其中4个党(如美国共产党)由于在国内所处的特殊环境，没有公开亮相。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98—99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23页。另，1960年11的莫斯科会议，虽有81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参加，但有些党的领袖并没有出席，特别是毛泽东、陶里亚蒂，且此时中苏两党关系已经出现裂痕。无论如何，这次会议与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不可同日而语。
②中央情报局高级研究顾问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讨论，1959年7月20日，CIA/SRS—11，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DDRS)，CK3100200854，pp.1-26；中央情报局国际共产主义高级研究组：《国际共产主义的一项新计划：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声明(1960年12月)》，1961年2月17日，CIA/SRS-15，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Electronic Reading Room(FOIA)，pp.1-33.
③关于莫斯科会议及中共在会议中的作用和影响，除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外，目前很少看到有专门的研究成果。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设专节讲述了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活动，引用了不少中方档案，很有史料价值，但主要是毛的一些谈话，其他涉及不多。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一书也有一章专讲莫斯科会议，但重点在分析会议上争论的问题，而对会议筹备和进行的过程语焉不详。莫斯科会议究竟是怎样提出的，如何召开的，其意义何在，目前的学术论著还没有说清楚。
④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95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第724页。还有研究著作认为，恢复各国共产党联系的倡议，最早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于1957年提出的(参见罗宾•艾莉森•雷明顿：《华沙条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翻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46页)，这显然就更远离事实了。
⑤美国国务院情报机构当时的看法是：“事实上，尽管两个国家在物质力量和具体权力的先决条件上差距很大，但在政治意识上，至少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共产党中国拥有与苏联平等的地位，甚至偶尔在意识形态领域超过苏联。”国务院情报与研究署关于中苏同盟的分裂及聚合因素的情报报告，1958年9月15日，MF2510409—0106，Main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pp.1—23.
⑥与中国学界传统的看法不同，笔者认为，从1954年10月开始，尽管苏共二十大期间稍有分歧，但直到1957年底，中苏关系始终处于最佳状态。参见沈志华：《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8页。
⑦参见《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关于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若干问题》等文，收入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72—464页。
⑧详见沈志华：《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第28—70页。
⑨详见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格局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72—187页。
⑩相关的俄国档案已大量公布，参见Аuбеков Γ. M. um. . C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1947/1948/1949，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ды，Москва：POCCПЭН，1998；Воокumuнα Ｔ.В.，мурαωко Γ. Π.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T.2，1949—1953，Mосква：POCCПЭН，2002；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2、23、24、26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11)斯大林的最后一次努力是计划在1951年初再次召开情报局会议，并提议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担任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但遭到拒绝，设想中的会议也未能举行。参见А-uбеков Γ.M.Почемy Tольятти не стал Γенеpальным cекpетаpем Коминфоpма//Bопpосы истоpии，1996，№4，c.156—161.
(12)《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6年2月22日，PΓAHИ(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ф.3，oп.8，д.389，л.67—69，фypceнкoA.A.(αвныǔ peαкmop)Пpeзиднyм ЦK KПCC 1954—1964，Tом 1，Чepнoвыe пpотокольныe записи зaceдaний Cтeногpaммы，Mосквa：POCCПЭH，2003，c.106—107，927.
(13)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达洲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第34—37页。
(14)《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中国的局势》，1948年1月23日，PЦXИДH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ф.17，oп.128，д.1173，д.1—37.
(15)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48)，2003年，第188、189页。
(16)Sergei Goncharov, John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71—73，232—233；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13—414页。
(17)毛泽东与哥穆尔卡谈话，1957年11月6、15日，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2001年10月(下同)。
(18)Φypceнкo Пpeзидиyм ЦK　KПCC，Tом 1，c.933.
(19)《人民日报》1956年4月19日，第1版。关于情报局解散过程的研究，详见ΓuбuaнcкuǔЛ.Я.KaК вoзниК KомиHфоpм.Пo новeйшим apхивным мaтepиaлaм//Hoвая и новeйшaя истоpия，1993，№4，c.131—152.
(20)Φypceнкo Пpeзилиyм ЦK KПCC，Tом 1，c.933，143，947.
(21)PΓAHИ，Φ.3，oп. 14，д. 39，л. 30—34，Aǔмеpмaxер K.Дoклад H.C.Xpyщeвa o кyльтe личности Cтaлинa нa XX cъeздe KПCC докyмeнты，Mocквa：POCCПЭH，2002，c.352—368.1956年7月2日《真理报》和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个决议。
(22)《人民日报》1956年7月31日，第6版。
(23)据不完全统计，从10月20日到12月底，毛泽东主持中共高层会议达26次之多，认真研究了国际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种种问题。见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一)，《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第9页。
(24)详见沈志华：《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119—143页。对于刘少奇访苏和周恩来的穿梭外交，赫鲁晓夫感到“非常满意”，尽管他对中共的批评有些耿耿于怀。详见Xpy　eв H. C. Bоспоминaния：Избpaнныe фpaгмeнты，Москвa：Baгpиyc，1997，c.361—363.
(25)中央情报局国际共产主义高级研究组：《国际共产主义的一项新计划：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声明(1960年12月)》，1961年2月17日，CIA/SRS—15，FOIA，pp.1—33.
(26)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7页。阎的这篇回忆录非常重要，据笔者所知，他在写作时不仅核对了俄国档案，还查阅了中国中央档案馆的大量材料。
(27)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267—270页。目前披露的中方史料虽然简单，但可以证实南斯拉夫大使回忆的基本内容。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3—14页。
(28)伍修权：《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10页；《周恩来年谱》中卷，第13页；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一)，第10页。
(29)PΓAHИ，ф.3，oп.14，д.99，л.26，Φуpceнкo Пpeзидиyм ЦK KПCC，Ｔом 1，c.991.关于彭真的通报，当事人的回忆不尽相同。李越然(时任彭真的翻译)回忆说，彭真只讲了东欧局势已经稳定的情况，赫鲁晓夫提出重新组织共产党国际机构的问题，彭真表示会向中共中央报告。见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第109页。阎明复(时任周恩来的翻译)回忆彭真通报的内容是：“铁托当时表示同意召开这样的会议，但是要求不规定议事的日程，也不要作出约束性的决定。”见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7页。
(30)据中国外交部报告，波匈事件之后，中国在苏联对外关系中的地位显得更加突出，苏联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苏友好关系的新做法”。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1091—01，第27页。
(31)《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7年2月2日，ΓAHИ，ф.3，oд.12，л.1007，л. 1—8，Φуpceнкo Пpeзидиyм ЦK KПＣＣ，Tом 1，c.224，990—991.
(32)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一)，第10页。笔者在中国外交部新解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有关彭真与铁托会晤的文件，可见此事极为隐秘。
(33)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7页。
(34)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7页。
(35)Hayмoв Ｂ.П.Бopьбa H. C. Xpyщёвa зa eдиноличнyю влaсть//Hoвaя и иовeйшaя иcтopия，1996，№2，c. 10—31；Пuxoя P.Γ.Ｏ внyтpиполитичeской бopьбe в совeтском pyководствe 1945—1958гг//Hoвaя и нoвeйшaяистоpия，1995，№6，c.3—14.有关档案文献见：Koвaeвa H. u m. .cocm.Mолотов，Maлeнков，Kaгaнoвич.1957，Cтeнoгpaммa июньcкoгo плeнyмa ЦK KПCC и дpyгиe докyмeнты，Mocква：MФД，1998.该书中译本为：《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赵永穆等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
(36)Пыжuкoв A. Xpyщeвcкaя“оттeпeль”，Mocква：OЛMA—ПPECC，2002，c. 66—67；Oтклики тpyдящиxcя нa peшeния июньского(1957)плeнyмa ЦK KПCC//Apхив истоpичecкий，2000，№1，c.10—20；新华社编：《内部参考》第2255号，1957年7月12日，第32—33页。《内部参考》1949年创刊，1964年停刊。当时只供中共高级干部阅读。笔者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图书馆查阅到该刊。
(37)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1138—01，第1—9页；109—01124—08，第91—94页。
(38)上海市档案馆藏，A77—2—404，第1—3页。《内部参考》第2248号，1957年7月4日，第15—18页；第2249号，7月5日，第5—6页；第2251号，7月8日，第76—86页。
(39)刘晓：《出使苏联八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49—51页。
(40)据中国大使刘晓回忆，自苏共二十大以后，党内两派都频繁与中国使馆接触，寻求中国党的理解和支持。参见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50—51页。
(41)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49页。
(42)阿布拉希莫夫与邓小平谈话备忘录，ABПP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100，оп.50，п.424，д.8，转引自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 10，March 1998，pp.165—166.
(43)阎明复：《代序》，《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第1—2页；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1906—197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49页。
(44)见《人民日报》1957年7月6日，第1版；7月9日，第7版。
(45)《内部参考》第2255号，1957年7月12日，第32页。
(46)《周恩来年谱》中卷，第57页。
(47)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92页。
(48)毛泽东与米高扬谈话记录，1957年7月5日，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一)，第11—12页。在毛泽东7月5日是否答应访苏的问题上，阎、朱的回忆与李越然的讲述和会议记录有出入，笔者根据对其他史料的考察和判断，采纳了后者的说法。
(49)《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7年7月8日，ΓAHИ，ф.3，oп.12，д.1007，л. 59—59oб.，Фуpceнкo Пpeзидиyм ЦK KПCC，Tом 1，c.259.
(5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05页。
(51)AПP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oп.23，д.63，л 64—71，Фуpceнкo Пpeзидиyм ЦK KПCC，Toм 1，c.1018.
(52)《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7年10月18日，PΓAHИ，ф.3，oп.12，д.1008，л.18—19，Фуpceнкo Пpeзидиyм ЦK KПCC，Tом 1，c.274，1018.
(53)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 969)》第2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09页；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一)，第12页。
(54)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一)，第11—12页。
(55)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416页。
(56)《周恩来年谱》中卷，第84页。
(57)《周恩来与尤金谈话记录》，1957年10月2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0787—18，第79页。
(58)杨尚昆：《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3页；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7—8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第724页。阎曾回忆说，苏共草案是10月25日交给中共的，后来的回忆又改为28日。见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一)，第13页。
(59)《尤金致苏共中央电》，1957年10月30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2卷，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藏，第2863—2868页；另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第724—727页；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9页。
(60)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一)，第16页。杨尚昆回忆说，中方的修改稿当时就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了(杨尚昆：《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第3页)。这大概是记忆有误，详见下文。
(61)《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7年11月2日，PΓAHИ，Ф.3，oп.12，д.1008，л.26—27，Фуpceнкo Пpeзидиyм ЦK KПCC，Toм l，c.279—280，1021—1022.
(62)《中央情报局高级研究顾问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讨论(1959年7月20日)》，CIA/SRS—11，DDRS，CK3100200854，pp.1—26.
(63)在处理波匈事件时，中共固然首先强调了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各国的平等和主权地位，但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巩固。这一点，充分体现在1957年1月20日的中苏联合声明中：“双方认为，中苏两国按照上述原则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是他们的最高的国际义务。”见《人民日报》1957年1月20日，第1版。
(64)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96—97页。
(65)毛泽东与哥穆尔卡谈话记录，1957年11月6日，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
(66)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97—98页。
(67)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第728、733页；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一)》，第20—22页。
(68)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10—11页；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97—99页。
(69)《杨尚昆日记》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89页；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10—11页。
(70)Фypceнкo Пpeзидиyм ЦK KПCC，Toм 1，c.1022；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58—60页；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97—98页。　
(71)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第733—734页；毛泽东与多列士谈话记录，毛泽东与波立特、高兰谈话记录，1957年11月8日，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106—107、133—134页。
(72)《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7年11月10日，PΓAHИ，ф.3，oП.12，Д.1008，Л.28—28oб，Фypce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K KПСС，Том 1，c.280－281.
(73)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10—11页；《杨尚昆日记》上册，第290页。
(74)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11页；《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1957年11月12日，PΓAHИ，ф.3，oп.12，д.1008，л.29，Фуpcенкo Пpeзидиyм ЦK KПCC，Toм 1，c.281，1022.
(75)参见《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2日，第1版。
(76)《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96—99页。
(77)邓小平：《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报告》，1958年5月5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号59，第78—84张。
(78)讲到具体问题时，毛泽东并不否认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如在与陶里亚蒂谈话时毛泽东就说，意大利资产阶级比较弱，所以将来意大利有可能先经过一个过渡阶段，第一阶段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到第二阶段才是无产阶级专政。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111—112页。
(79)《周恩来年谱》中卷，第95—96页。
(80)为此，中共在讨论时甚至反对苏方草案的如下提法：“苏共二十大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中共八大、法共和意共的代表大会也表示出对马列主义的忠诚”。中方表示在宣言中无需提到中共八大，各党代表大会是各党自己的事，不需要国际会议批准。见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一)，第32页。
(81)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139—140页。看来，中共不得不同意的那段文字应该是指宣言中的苏共二十大“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这句话，见《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2日，第1版。在1960年底的莫斯科会议期间，中苏之间争论最大的还是在会议宣言中要不要提苏共二十大的问题。参见《杨尚昆日记》上册，第610—611页。
(82)李丹慧对这个问题有详细考察，可以此反观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见李丹慧：《最后的努力：中苏在1960年的斗争与调和》，《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83)《杨尚昆日记》上册，第278页。这里所说“已经有些改变”是有根据的。1957年3月9日驻苏使馆报告，在波匈事件发生和中国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后，苏联对斯大林的评价发生了很大变化，赫鲁晓夫的讲话和苏联报刊上的文章，“有意地”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纠偏”。见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1719—01，第3—7页。
(84)福建省档案馆藏，全宗101，目录5，卷宗982，第25—29张。
(85)Kyuк Б. Ｔ.Coвeтcкo—китaйcкий paскол：пpичины ипo-cлeдcтвия，Mосквa，2000，c. 42.
(86)《〈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二)，马贵凡译，《中共党史资料》第71辑，第192—193页；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131—132页。据中国驻苏使馆汇报，早在1955年2月，即赫鲁晓夫访华后，苏联就出现了“以苏中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见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0969—01，第1页。
(87)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131—132页。
(8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25—628页。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在1956年12月24日的报告指出，苏联正在“积极调整同兄弟国家的关系”，并一再强调，对于苏联党过去工作中“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希望中国同志坦率地提出批评”。见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0788—01，第1—8页。
(89)《杨尚昆日记》上册，第292页；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98—99页。
(90)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11—12页；《杨尚昆日记》上册，第293页。
(91)参见《人民日报》1957年1月17日，第1版。
(92)毛泽东与哥穆尔卡谈话记录，1957年11月15日，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
(93)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首席俄语翻译的历史见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66页。
(94)《杨尚昆日记》上册，第293页。
(9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28—630页。
(96)《杨尚昆日记》上册，第293页。哥穆尔卡在17日大会的发言中说，承认苏联为首是一个真理，不是人为的，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39页。
(9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39—640页。
(98)《中苏两党会谈记录》，1959年10月2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210—3222页。
(99)《〈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二)，《中共党史资料》总第71辑，第192—193页。
(100)有关资料和评论详见：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203—00097—06，109—01141—03，109—01091—01，109—01090—23；国务院情报与研究署关于北平对共产主义阵营的看法的情报报告，1956年12月3日，MF2510408—0717，Main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pp.1—15.
(10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595—596页。
(102)《内部参考》第2240号，1957年6月26日，第16—17页；第2246号，7月3日，第15—30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714—01、02)保存着近200页苏联各界人士给毛泽东的信件，其中充满了赞美和崇拜的言辞。毛当时在苏联人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103)毛泽东与多列士谈话记录，1957年11月8日，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
(104)相关档案见Aфuaнu B.Ю.Cовeтско-югос.лaвскиe отношeния，Из дoyмeнов июльского плeнyмa ЦK KПCC 1955г.//Истоpичecкий Apхив，1999，№2，c.3—63；№5，c.3—50.
(105)早在1947年7月，中共就希望与南共“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并提出要在贝尔格莱德建立新华社分社或代办处。见林彪致铁托的信，1947年7月11日，AJBT-KMJ(铁托档案馆—南斯拉夫元帅内阁)，I—3—b/385。贝尔格莱德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约万•查沃什基提供了这份档案，笔者在此感谢。
(106)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293页。可以作为比较的是，当时中国正在积极与英国和英联邦国家谈判建交问题。
(107)有趣的是，就在这一年北京的五一节游园活动中，在一幅展出的世界地图上，中国人还将南斯拉夫划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并列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参见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296页；《毛泽东与尤金谈话备忘录》，1955年3月8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0卷，第2414页。
(108)《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259—262页。
(109)参见沈志华、杨存堂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55—468页。苏南在匈牙利事件中的矛盾详见Γuбuαнcкuǔ Л. Я. H. Ｃ.Xpyщeв，Й.Бpоз Tито и Beнгepcий кpизис 1956г.//Hoвaя и иовeйшaя иcтopия，1999，№2，c.10—29.
(110)《内部参考》第2093号，1957年1月2日，第3—4页。
(111)就在《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发表后不久，刘晓在莫斯科的中国使馆举行晚宴，与米丘诺维奇举行了亲切会晤。见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250—251页。
(112)《周恩来与哥穆尔卡谈话记录》，1957年1月11日，Andrzej Werblan，Rozmowy　Wladyslawa Gomulki z Zhou Enlaiem w 1957r.，Dzieje Najnowsze，Rocznik ⅩⅩⅨ，1997.4，c.119—144.
(113)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424—425页。
(114)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第161—162页;李越然在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1997年10月，北京)的发言。
(115)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李代军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年，第1６8—170页；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443—444页。
(116)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445—455页。
(117)毛泽东与波立特、高兰谈话记录，1957年11月9日，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
(11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39—640页。
(119)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123页。
(120)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456、457页；《卡德尔回忆录》，第172—176页；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123—124页。
(121)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135、149—150页。1958年1月31日苏共中央来信征求中共对出版一个国际性理论刊物的意见，苏共建议这个杂志可作为各党联合刊物，只进行宣传和研究马列主义，交流各党经验。2月27日中共回信表示赞同(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97—98页)。《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于1958—1991年期间，在布拉格用34种语言出版，并在145个国家发行。
(122)关于这一点，赫鲁晓夫1956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举行的波兰使馆招待会上有一番讲话很具代表性。赫鲁晓夫在谈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指出，有关“苏联、中国、波兰和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到底谁的经验更好”这一争论，不会促进共产主义阵营的团结，但是，如果一定要他做出“个人”选择的话，他更为欣赏这句话——“我们的中国同志以他们的智慧和独到的方式，创造性地解决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且他们考虑到自己国家的特殊条件，克服了许多困难”。参见国务院情报与研究署关于北平对共产主义阵营的看法的情报报告，1956年12月3日，MF2510408—0717，Main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pp.1—15.
(123)从一个细节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这次会议的重视，他为这次访苏准备的礼品共396件，其中仅赠送苏共中央领导人的礼品就差不多装了整整一个车皮。见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203—00107—01，第4页。
(124)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第760页。
(125)参见《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2卷，第2863—2868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203—00107—01，第6页；109—01100—01，第9页；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第153页。
(126)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第158—159页；叶子龙：《叶子龙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89页；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一)，第19—20页。
(127)《杨尚昆日记》上册，第287、288页。
(128)CuuxmeнoвВ. Сталин и Mаo cлyшади наc//Нoвoе вpемя，№2—3，1993，c.38—39；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116—126页。对此，毛泽东的解释是他害过脑贫血病，站着讲话不方便。
(129)《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1日，第1版。
(13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30—638页。
(131)毛泽东与波立特和高兰谈话记录，1957年11月8日，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
(132)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第757页。
(133)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9—10页。
(134)毛泽东与哥穆尔卡谈话记录，1957年11月6日，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
(135)关于这一点，苏联人后来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毛泽东讲的“东风”是指中国，而“西风”是指苏联(据库利克在1997年10月于北京举行的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但在笔者看来，这是苏共在同盟分裂后为让中共承担责任而寻找的借口。
(13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43页。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删去了这段话。
(137)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453—454页。
(138)《卡德尔回忆录》，第175页。
(139)《人民日报》1957年11月8日，第1版。
(140)毛泽东与哥穆尔卡谈话记录，1957年11月6日，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
(141)毛泽东与多列士谈话记录，1957年11月8日；毛泽东与波立特、高兰谈话记录，1957年11月9日。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
(14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35页。
(143)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传》，肖庆平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第150—151页。
(144)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214—215页。
(145)《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394—395页。
(146)转引自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传》，第157—159页。
(147)见《人民日报》1963年9月1日，第1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30—644页。不过，这个讲话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已经流传于世，并由瑞典学者Michael Schoenhals译成英文发表于《共产主义研究》(The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vol. 2，no. 2，June 1986，pp. 109—126)。
(14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35—636页。
(149)Пpавда，21—22 Сeнтябpя 1963г..
(150)见过该讲话俄文速记记录的俄国学者库利克说，“这份文件显然没有经过文字加工，而且俄文的翻译水平也很差”。见Kуuк Сoвeтcко-китайский pаскол，c.　217.
(151)《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0日，第1版。
(152)中央情报局国际共产主义高级研究组：《国际共产主义的一项新计划：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声明(1960年12月)》，1961年2月17日，CIA/SRS—15，FOIA，pp.1—33.
(153)笔者曾为此事询问过毛泽东的俄文翻译李越然，李说，毛当时是即席讲话，事先没有任何准备，只能是听一句翻一句，无法认真思考(笔者访问李越然记录)。此外，毛泽东有一些私下谈话更叫赫鲁晓夫难以理解。如谈到未来的战争时，毛泽东告诉赫鲁晓夫说，如果帝国主义发动进攻，你们不要还击，可以先撤退，一直撤到乌拉尔，那时中国会帮助你们。见Xpу　ев Н.С.Bоспоминания：Избpанные фpагменты，c.332—333；《最后的遗言》，第395—397页。
(154)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150—153页。
(155)吉林省档案馆藏，全宗1，目录1—14，卷号59，第6—8张。
(156)吉林省档案馆藏，全宗1，目录1—14，卷号126，第16—35张。
(157)苏共有关组织党员学习的情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1812—01，第5—17页。
(158)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272—273页。在实际宣传中，苏联已经不再提“议会道路”，同时强调了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参见苏共有关组织党员学习的情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1812—01，第5—17页。
(159)《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1958年5月23日。
(160)中国驻苏使馆报告说，1957年苏联的工业生产“获得更稳步的发展”，农业生产“迅速增长”，人民购买力也有了很大提高，前8个月的商品流转额增长，“为过去40年所未曾有过”。(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109—01720—11，第150—158页)1956—1958年苏联农业生产增长数字见李仁峰主编：《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第51—52、137、140页。苏联第一艘核动力潜艇于1958年12月下水试航的情况见Сuмонов Н.С.Вoеннo-пpoмышленный кoмплеkc СССР В1920—1950—e годы：темп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oго рoста，стpуктуpа，оpганизация пp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упpа-вление，Мосkвa，1996，c.245.
(161)就在会议召开几个月后，美国的情报分析家有一个判断很到位：“无论是否愿意，北平作为又一个意识形态中心的出现已经逐渐损害了莫斯科作为世界共产主义中心的无可争辩的地位，新的意识形态分歧将几乎不可避免地出现。”国务院情报与研究署关于中苏同盟的分裂及聚合因素的情报报告，1958年9月15日，MF2510409—0106，Main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pp.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