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运

白海鸥 · 发表于 2010-6-17 20:05:13

厄运

——《折腾岁月小记》之三十四

      今早上山晨练，听到山友们议论“老战士”于昨日下午过世，惊愕之余，再寻根细探，方知是心脏病猝死。“老战士”姓高，享年77岁，是一位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老战士……于此使我想起两年前与他相识时的情景，谨以此文以表哀思。
      那天下午无事，我与老梁约好登房后的“冰棍” 山小酌，当酒过两盅时，忽见团团雾霭涌来，我俩站起四下瞧瞧，原来是西南方向的傅家庄海域腾升起的云海，正顺着各个山谷缓缓的向整个城市弥漫着，远处的山岚被它托起，只露出最高的峰尖，在阳光照射下，像大海中的点点岛屿……啊，太美了！我俩由衷的赞叹着，刚要坐下，只见一位老者由北山麓拾阶而至，中等个头，体态偏瘦，精神矍铄，特别是那对如霜的眉毛，宛如被这白霭熏染。
   “嗬，两位真会选地方，在此仙境对饮好比神仙呀。”老梁应和道：“是呀，我俩正合计，给个国家主席当，咱去不去？”……说笑中我俩招呼他过来入座，他客气地说：“不了，我想问问，下面有个水库你们可知从哪儿下去？”看来这是一位新山友，”老梁起身指给他看，我问道：“您住在哪儿？”“我就在下面的靠山巷，刚搬来的，”老者径直走了过来，我们再次让座，他将拎着的水杯放在石桌上然后坐了下来：“唉，老房子动迁，就在这里又买了个一套。” “来吧老哥，往后我们就是山友了，坐下喝点。”说着我就将他的杯子拿起倒掉茶根，又倒入白酒：“您贵姓，高寿了？” “今年75，姓李。”他呷了口酒问道：“看模样您二位可比我小。” “是的。”老梁答道，递给他一包牛肉干……
      就这样我们相识了，在推杯换盏中，我发现他的右胳膊上有块长条的伤疤，就问：“这是烫的？” “不，是剜的，这儿还有。”说着将右腿裤子撂起，在腿的外侧还有一片更大的伤疤：“这是在朝鲜战场让老美的火燃喷射器烧的。” “哦，明白了，你是‘一把炒靣，一把雪’里的‘最可爱的人呀！’（当年人们对志愿军的别称）” “不敢当，别说我是‘最不可爱的人’就满足了……”话题由此展开，这位志愿军老战士，讲述了他那段坎坷的生涯。
      1949年3月，我还不满17周岁，初三还未毕业就瞒着家人，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紧接着就参加了“渡江战役”打过长江后一路打到南昌，上级将我留在了地方政府，大军继续南下。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当年十月我志愿军即跨江抗美援朝捷报频传了，记得在1951年1月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加粗的标题《祝汉城光复》的社论，其中号召：“向大田前进！向大丘前进！向釜山前进！把不肯撤出的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当时我已经担任区助理员，为响应党的号召我又积极报名参加了“志愿军”，这个部队就是后来在朝鲜战场上，折戟受挫七千余人的60军180师。
      1951年3月17日，我们于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这次是为了参加我们发动的第五次战役，的第二批入朝参战部队之一。
      后来成为战俘是在入朝参战后的第72天。那时我们已在“三八线”以南作战，挺进的很顺利，一天突然接到师部命令：“突破北面的敌军防线，为整个师的撤退开辟出一条出路。”5月24日晚，借着夜色突围的时候，被敌人包围了，打了三天，我们伤亡很大，弹药打光了，人也打散了，我由于右腿被敌人的火燃喷射器烧伤，走路十分困难，是副班长门雨声搀着我跑，我俩昼伏夜出，根据敌人炮弹的方向辨别方位追寻部队，第四天饥肠辘辘，我又发着烧，实在走不动了，我们就来到一个废墟旁，正好遇上一位朝鲜老汉，便想用自己的米与他换点吃的，他看了看我们点点头，拿起水桶和扁担出去了。
      不一会儿，领来三个美国兵，黑洞洞的枪口对着我俩，那个老汉指着我俩用东北口音骂道：“金日成发动了战争，毁了我们的家园，今天被联军打回，干你们屁事，滚回支那去！”没等我反应过来，头上已挨了一扁担，立刻昏了过去。苏醒过来时，已躺在前往战俘集中营的卡车上，这一天是1951年5月28日。
      经过临时战俘收容站和水原城郊战俘转运站，最后将我们中朝战俘，押运到釜山附近的一个小海岛上——巨济岛战俘营里，中国战俘关押在71、72和86号联队。
      不久和平谈判在朝鲜开始之后，中朝代表团要求，把所有的战俘遣送回国，联合国军代表则坚持在自愿的基础上遣返，为此在岛上又建立了一个同意回中国的“602营地”。所有联队愿意回国的同志，想去那里则必须接受美军的“审查甄别”。但在这之前那些 “俘虏官”（一批台湾派入的假战俘，他们集结了一伙政治倾向于国民党的战俘）对我们实行了胁迫阻止、并强行在我们每个人在胳膊上刺了“反共抗俄”等一些反动口号。对坚持回国的战俘严刑拷打，其中曾当着我们的面杀死了几个人
      台湾，我认定了早晚会被我们解放的，至于第三国，我为何要离开大陆的妈妈和亲人，去那个陌生的地方？今天既然给了我选择的权利和机会，那我就是要回家。但我们的副班长却选择了去台湾，他的理由很简单：自己是台湾籍人，妈妈在那里（他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家乡新竹被军国民党第七十军到台湾接收时拉夫从军的，第二年被派往大陆打内战，后趁机跑掉，途中又参加了我们“二野”）；还有我们一个姓杨的团宣传干事（他是我军包围北平时，随傅作义将军起义投诚的）选择了美国，他想在那里完成大学梦。虽然我与副班长是很有缘的战友加兄弟，但我立即气愤地挥拳对他说：“你等着，咱们解放台湾见！”
      一天晚上，“俘虏官”们把我和几个要求去“602营地”的战友，带进一顶帐篷里，狞笑着问：“就凭你们身上的纹身，回去也不得好，还回去不？”我还是坚定地说：“回家。”话刚落音就被他们狠狠地抽了一个耳光，我转身就向外跑去，又被他们追上一顿猛打，正在此时，被一伙在营门口巡逻的“审查甄别”联军看见过来制止了，我立即冲他们喊道：“I wanna go China.”（我想回中国）他们问道：“are willing to go China ？”（你想回中国？）我点点头，他们招呼不远处一辆正在启动卡车上的战俘下来，将我搀扶上了车，我告诉他们帐篷里还有人被阻止，但这些联军进去后出来说：“no. (没有) ”
      最后我们进入“602营地”，到那里后就开始用刮脸刀剜臂上的字。皮与肉一片片地掉下来，血和汗交融在一起，但我们硬是咬紧牙关，一刀一刀地剜下了那几个字，如注的鲜血流了一地，可我们心里觉得好轻松。你们看到的这块伤疤，就是当年留下的。
   1952年5月7日，巨济岛76战俘营的朝鲜人民军难友，在我们的密切配合下，冒着被血腥屠杀的危险，一举扣押了巨济岛美军战俘营总管杜德准将——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巨济岛事件”，最后杜德签署了协议，迫使美方在76战俘营召开了“朝中战俘代表大会”；承认了他们在战俘营中阻挠战俘遣返，违背了和平谈判的准则；并承诺改进战俘营内的生活条件，才放了他。这是我们在朝鲜“第二战场”上取得的又一胜利。
      1953年6月，朝鲜停战协议签署，遣返战俘开始了，中美最后就这些战俘去向问题，正式达成了采取“个人自愿”的原则协议。同时给中美双方各90天的时间，对战俘进行调查和说服的解释工作。这项工作由中立国印度主持，以确保任何一方不得采取胁迫手段，然后在印度代表主持的“解释”营帐中，战俘们坐好，分别聆听双方代表的解释，三个月后结束解释工作，战俘营开设了两个门，回大陆的由中共代表的这边出口出去，去台湾和第三国的则由美军代表那头出去。由战俘们志愿做出决定，我们在朝鲜战场共有2.1万多名战俘，只有三分之的人一选择回国，另一部分人在国际红十字会与中立国的安排之下，转入第三国，其余1.4万多人去了台湾。是年8月5日，我们是第一批正式在板门店回到了祖国怀抱的战俘，终于结束了800天的战俘囚禁生活。
      经过了生死考验，历尽了千辛万苦的6064名志愿军被俘人员，在回到了祖国之后，被赋于了很高的荣誉，罩在我们身上的各种光环，使得历尽生死劫难的战友们如醉如梦，然后被全部送往设在辽宁省北部，昌图县金家镇的“被俘归来人员管理处”。领导告诉我们将在这里休养一段时间，康复身心，同时传达了中央对待我们的“二十字方针”：热情关怀，耐心教育，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排。
　　金秋过后是严冬，该收的、该得的都结束了，以后便是该算账的日子了。
　　政审从1953年11月中旬开始，到次年的8月，最后结论处理完毕，共用了近一年的时间。记得当时让大家对照电影《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等电影和《党员八条标准》检查、交代问题，当时强调一个概念：举起手的都是属于贪生怕死、丧失气节的投降行为。至于我们在602营地向美军游行示威，绝食斗争、国庆升旗、护旗等抗议行动都以：“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功不谈跑不了，过不谈改不了。”“主动交代从宽，别人揭发从严”而被制止。
      通过一系列的“深挖、过关、考验”等环节，迫使我们都得上纲上线承认自己有罪，譬如：被审讯时承认了敌人早已经掌握的部队番号，就是“暴露了军事机密”；已失去抵抗力而被敌人抓获，就是“右倾保命”；以隐蔽的方式和敌人斗争，就是“委曲求全”；当了几天小班长就是“投敌变节”；甚至将被敌人捆绑后刺字，也说成自己是丧失立场，向敌人屈从……我当时愤不过说了句：“叛徒领头喊‘打倒共产党’我也举手但却喊‘打倒国民党’这怎么算？”你猜指导员说啥？他说：“谁都听不到那也叫喊口号？你若真有党员的气节应站到前面领头喊。”我说：“在那种环境下只能搞灰色斗争。”气得他瞪着双眼喊道：“你这是严重的态度问题！”
      最后政审结束，进入“结论”阶段——91.8％的党、员，团被开除党籍、团籍，700多人被开除军籍，连以下人员一律复员。我的结论是三籍：“开除党籍，承认被俘前军籍，复员回原籍。”，就这样一个紧箍咒，硬性地套在我头上整整29年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可以优待敌军的战俘，却不给自己的同袍留条活路，后来从媒体上我知道了，当年我们俘虏的联军战俘，有22人志愿留在了中国，有在大学读书；有在工厂工作，国家对其生活照顾有加，其开销全由外交部支出。原来我想活着是共产党的人，死了是共产党的鬼，万万没有想到活着回来却成了党的罪人！这等结局，若让去台湾的战俘们知道了该有多么幸灾乐祸啊！
      回到家乡为了生存，我做过矿工和铁路线上筑路的临时工，也曾做过县信用社会计……但稍有“运动”我便是第一个被裁掉的人，1963年，县里一家机校看中了我，费了好大劲把我调入学校教书，然而一个学期刚完，“四清”运动就开始了，由于我那洗不清的战俘耻辱，终被清理出校园……最后在街道的一个百十人的福利小厂就业，算是安顿下来，当时由于自己踏实能干，文化又比大家高，社会联系面又广，厂长再三举荐让我当了个副厂长，这时的我已31岁才成家，有了孩子。
      安稳的日子没过上两年，“文革”的风暴袭来，我按走资派被打倒并被扣上“叛徒”的帽子，遭到长达两年的批斗和“牛棚”的囚禁生活。总算盼到“四人帮”倒台得到解放，但自己的平反与别人不一样，说我这是组织早有结论，不属“平反” 之列，那年我已由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磨砺成饱经沧桑的中年汉子，即使这样我也不明白了“厄运”为什么总是这样与我形影相随，不弃不离地追随着我？民间社会为什么不给我一个生存的空间？
      为此我开始了去中央军委的漫长上访、申诉路，在北京我找到了还健在的部队老首长，他们为我出证，给我资助、还为我指路子，帮我联系老战友……
      直到1983年，当地军分区才作出决定：撤销当年对我的结论，恢复党籍、军籍，转业到地方工作。算算从被俘到当时的平反，这条“厄运”的蝎蛇整整缠了我32个年头，人生又有几个32呀。
      1987年我儿子大学毕业后，先后跳槽了几个单位，2000年他又应聘到大连这家台资企业，我们老俩口也迁到大连定居。上班不久，公司老总就找他谈话，询问一些家里的情况，然后来车将我接去，给我看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我一眼就认出这是门雨声！就是朝鲜战场一起被俘的那位副班长，老总告诉我这是他父亲，并说：“自我们决定将香港的业务扩展到大陆后，家父就一直盼着能找到您，啊！真没想到今天终于见到了，这真是踏破铁鞋无处觅，得来全不费工夫。”当时他就用网络视频，安排我们老哥俩见面了，并摆上宴席，我们老哥俩隔屏对酌，虽说都苍老了，他还比我还大三岁七十整，但人家却显得神采奕奕，红光满面……就这样我们一直扯到晚间十点，从中我也知道了那位去美国姓杨的团干事，现在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华人学术精英，我又询问了其他当年去台的战俘的情况，他说：“退役后，统称‘荣誉国民’按级别享受不同的‘月退俸’由2万台币——3万台币（人民币与其比值约为1:4），有文化的级别就高些，我们大都在三四十岁退役，拿着每月固定的‘退俸’干些买卖后来生活的都不错，但台湾一度男多女少，所以不少老荣民结婚都晚。对失掉劳力的‘老荣民’政府设有‘榮民之家’‘荣军所’在此安逸晚年；还专门修了高级的荣民医院等福利施舍……总之小蒋对我们不错，社会的生存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听到这里我想起那些九死一生，没被俘的志愿军老战士，如今已是风烛残年之际，可有的还在为那点可怜的退休金发愁呢，企业倒闭、子女下岗、那点捉襟见肘的保命钱，虽说每年长点，可与政府公务员的涨幅，及物价涨幅比较就太可怜了，唉，让我说啥好呢？
      今天，来倾听这样一段饱含血泪，还未被完全湮灭的史实故事，回顾那段历史，我们能无骨鲠在喉？它会引起世人怎样的共鸣？对这场战争的真正起因暂且不论；对那场签定“停战条约”打了个平手的战争，究竟谁是最大赢家的问题也不探讨，仅就我们这六千多“生不如死”的归国战俘、战争幸存者而言，在共和国的历史夹缝中徘徊苟生；被“厄运”缠绕吞噬二十多年，我们的深思又应该是什么呢？

                                                                                 2010-6-17

祖国人民热烈欢迎归国的志愿军战俘

被俘的志愿军

已换装待发的志愿军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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