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突闻中共“第四号人物”陶铸倒台的回忆【转帖】

lrm2222 · 发表于 2010-6-10 19:09:50

1966年12月30日，作为教师的我“大串联”来到北京，是在当时的永定门火车站下车。然后，在不远处的先农坛体育场门外，等待住宿安排。当我乘坐的大巴途经天安门时，心情是非常激动，因为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首都。

在北京期间，下榻在国家地质部招待所，大家都是打地铺。几天的活动都是到当时的清华、北大等院校去看大字报。那时，铺天盖地全都是“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标语。在天安门城楼上，还有这样一幅特大号的标语，令人啼笑皆非：“董必武，你不管你儿了！”

右一为陶铸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谈话

最引起我关注的是，已经有揭发陶铸的大字报。特别是署名“湖北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就是专门把矛头对准陶铸。我知道，陶铸本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和中南局第一书记，“文革“开始不久的1966年8月12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一下子提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成为中国“第四号人物”。而原本的党中央第二把手刘少奇，降到了第八位。同时，陶铸还担任了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可以说，陶铸是在扶摇直上啊！如此这般，怎么还有他的大字报？我确实难以理解。

1967年1月4日中午，我正在招待所休息，突然给我们在家的分发到北京工人体育场开会的入场券。那时，我就预料肯定是中央领导接见。全场突然沸腾了起来，大家高举语录本不停高喊“毛主席万岁！”只见远远的主席台走来了一群穿军装的人。这时，一位熟悉的身影平举两手，意思是让大家安静。他一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大家好！”就听出这是周恩来。接着，他宣布：“接见开始！”他们分乘七八辆敞篷吉普，在体育场绕400米跑道走了一圈。我看到了周恩来、陈毅、徐向前，还有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人。

周恩来同江青乘坐同一辆敞篷吉普，在体育场绕400米跑道走了一圈

回到主席台，周恩来宣布：“请敬爱的江青同志讲话。”江青可能是力不从心，讲话的声调是颤颤巍巍。她一张嘴就说：“首先，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大家问好！”接着就说：“我们刚才接见了湖北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代表，我对他们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他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这时，主席台就有专人带头喊口号：“坚决揪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打倒陶铸！”“打倒刘、邓、陶！”

散会后，我就不断地琢磨：刚刚上台的中国“第四把手”，怎么会这么快就倒台？太不可思议了。直到几天后，看到街上传抄的毛泽东1月8 日讲话，就直截了当地指出：“陶铸的问题很严重。”“这个人不老实。”“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这时，我看着大街小巷贴满的大字标语：“打倒刘、邓、陶！”本来是台上的“四把手”，突然沦落为被打倒的“三把手”，这真是今非昔比啊！结果，陶铸在遭到严重迫害后，1969年11月30日在合肥含冤去世，终年61岁。

其实，在“文革”中遭此下场的还有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不少各级领导干部和许多著名专家、学者以及广大普通百姓，现在回想起来，“文革”确实是一场人间大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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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m2222 · 发表于 2010-6-12 16:35:15

再讲点“文化大革命”的故事
      ——陶铸与人大红卫兵

   历史是由无数偶然性连缀、交织起来的必然性。谁能料到，曾位列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第四号领导人的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竟与“人大红卫兵”发生过一段情缘。
   至今，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众多中外学者，尚无一人知晓，“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市乃至全国第一个高校红卫兵组织。
“人大红卫兵”正式成立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
红卫兵成立初期，毫无疑问，其成员是青一色的“红五类”。加入“人大红卫兵”要有一系列的严格审查和组织程序，其政治和思想品质上的要求，毫不夸张地说，比共产党还要严格；无论是在政治条件上，还是在道德品质上，哪怕有一点点不合格，想要加入“人大红卫兵”都是不可能的。以至于当时不少人抱怨：加入“人大红卫兵”比入党还难。因为，当时确有的人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申请加入“人大红卫兵”却被拒之门外。不过没过多久，这一左倾“关门主义”路线即遭到了红卫兵组织内外许多人的批评、指责。慢慢地，迫于舆论的压力和“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红卫兵的大门也就逐渐地敞开了。这是后话。
“人大红卫兵”是秘密成立的。在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其活动也是处于“地下”和保密的状态。这是因为，在此之前，北京的“红卫兵”好像只是少数几个中学（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北航附中等）的中学生瞎胡闹的事，而大学里是否可以成立“红卫兵”或类似的群众组织，这是谁也不知道的，所以十分小心谨慎。
“人大红卫兵”成立之时，人大学生、教师、干部就如何看待副校长兼党委书记郭影秋等问题已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对此，少数人主张应对郭的问题进行揭发，经过揭发、辩论后，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而多数人（主要是干部、工人）则认定郭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坚决反对对他的任何揭发、批判，甚至有人认为反对郭就是反党、反革命。“人大红卫兵”既然已经成立，就不可能对此争论置身度外。八月十一日，“人大红卫兵”贴出了两张署名大字报，一篇叫《给筹委会的十点建议》（按：“筹委会”即中国人民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笔者），一篇叫做《造郭影秋修正主义错误之反有理》，对两种意见公开地亮明了自己的态度。
   这两张大字报一贴出，全校一下子就炸开锅。一部分人表示坚决支持，而另一部分人则表现出极大愤怒。他们说“人大红卫兵”是黑组织，是反革命，是要夺“筹委会”的权。一时间，校内掀起了一阵到处围攻甚至抓打“人大红卫兵”（已暴露身份者）的局面，弄得“人大红卫兵”只好东躲西藏，活动也只能秘密进行，甚至搞“单线联系”。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当时已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排位第四）、中宣部部长兼“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陶铸，突然通过北京新市委通知人大校文革筹委会，要于八月十七日（上下午记不清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人大红卫兵”代表。这一消息，对于处于困境中的“人大红卫兵”来说，不说是晴天霹雳，确也是喜出望外。校筹委会虽然心有不甘，但也不敢违命，无可奈何中派车将十多名“人大红卫兵”代表送到人民大会堂。
   我作为“人大红卫兵”代表之一，参加了这次接见。接见中，陶铸同志再次向红卫兵代表们了解了人大文化革命的情况（在此之前，他本人已来人大两次，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过一次人大师生代表），并发表了一系列指示。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问：人家红卫兵都戴红袖章，你们怎么不戴呢？我们回答说：我们现在还被人家说成是黑组织，到处抓我们，不敢戴。陶铸同志听了，笑道：哈哈，还有这种事？好了，从今天开始你们就不是黑组织了。回去买点红布，把红袖章戴上，戴上！
陶铸同志的这次接见，不仅对“人大红卫兵”，而且对整个人民大学文化革命运动的发展所起的作用都非同寻常。从此，“人大红卫兵”在校内真正地成了合法群众组织。后来的所谓“人大三红”就是以“人大红卫兵”为核心，逐步发展、组合起来的。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第二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北京市及来自全国部分地区的群众时，奉北京市新市委之命，“人大红卫兵”的十名代表，竟糊里糊涂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到了领袖毛泽东。
   当是时，周恩来总理亲自在楼梯口等候和欢迎了我们；然后，又组织大家站好队，亲自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并安排大家接受了毛泽东的接见，与之握手，并合影留念。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也见到了当时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记得当时我们请陈毅元帅签字留念，他说：我的字不好，毛主席的字写的好，你们还是请毛主席给你们签吧！我傻乎乎的跑了一圈，结果只得到了当时已到中央军委的廖汉生同志的签字：“老红卫兵廖汉生”。
这次上天安门，因事发突然，当时根本不知是怎么回事。后来，才隐隐知道，“人大红卫兵”代表能享受此种“殊荣”，完全是陶铸同志的建议和安排。
   说老实话，“人大红卫兵”对陶铸同志至始至终都是很感激、很尊敬的。以至于到后来“四人帮”掀起的反陶铸、“打倒陶铸”的浪潮中，“人大红卫兵”迟迟不愿表态。这就是后来的“人大三红”被说成是“保陶派”并获得了“陶小三”的雅号的原因。
“文化革命”已成为历史。不管其具体过程中许多事件的是非曲直如何，但我作为一个被卷入这场运动中去的青年学生，至今仍对陶铸同志有着深深的怀念之情。

本文转自侯成亚的博客

lrm2222 · 发表于 2010-6-12 16:44:03

“文革”中我曾为陶铸挡石块


陶铸同志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文革”前，我对陶铸同志就印象极佳。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学语文课本中，有一篇陶铸题为《松树的风格》文章。文章主要是通过对松树各种“风格”生动形象的描述，寓意共产党人、革命者应有的革命品格和情操。文章说写得是“文质彬彬”，声情并茂，华美动人，寓意深刻，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来，又听说毛主席称陶铸是“江南四大才子”之一，使我对他更加佩服、敬重了。

“文革”期间，陶铸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曾两次到人民大学参加校内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辩论会，了解人大“文革”情况，并发表讲话。第一次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是陪同邓小平同志来的。同来的还有陶鲁茄、张经武等中央领导同志。会议由当时的北京新市委副书记吴德主持。第二次是八月二十日。这次是以陶铸同志为主，陪同的仍是陶鲁茄、张经武等同志。

两次辩论会的中心，都是应该如何看待校党委书记、副校长（校长是吴玉章）郭影秋（历史学家，曾任云南省副省长、南京大学校长）的问题。

我对第一次辩论会印象模糊。我当时也和许多同学一样，只是台下的一个听众、观众，对于台上辩论的问题及领导人讲话的内容，孰是孰非，搞不清楚。只记得当时我校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党史专家何思敬老先生，抱着一大堆材料，要上台和郭影秋辩论，但被劝止了，感到十分有趣。

第二次辩论会，情况就不同了。那时我已是“人大红卫兵”“勤务组”负责人之一。会议由“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简称“校革筹”）主持。当时，由于学校各职能部门已不起作用，为了保证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校革筹”不得不向“人大红卫兵”求援。于是红卫兵“勤务组”经过研究选出了十名忠实可靠、身强力壮的红卫兵“战士”，由我带领，到主席台上充当了临时的安保人员。

在两次辩论会期间，邓小平和陶铸等同志还曾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人大“校革筹”和“人大红卫兵”的代表（八月十七日），并对人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了指示。我作为“人大红卫兵”的代表之一，也参加了这次会见。

当时人大干部、教师和学生在郭影秋的问题上，已发生了严重分歧。一派认为，郭影秋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现在看来，确是如此）；一派认为郭是什么人，应在运动中经过群众的揭发、辩论搞清楚，不应在“文革”一开始就定性并保护起来。而陶铸同志在“八.二”辩论会上的讲话及在人大会堂会见时的指示精神，被持前一种观点的人认为是倾向于后一种观点的，因而很难接受，并出现了十分激烈反对的意见。于是，当陶铸同志在第二次辩论会（八月二十日）上出来讲话时，台下就出现了吼叫声。“校革筹”负责人几次出来制止都无效。而且到了后来，台下竟有人往主席台上和陶铸同志身上扔砖瓦石块。陶铸同志当然并不在意，但是，我们作为身负保卫领导同志安全的人就着急了，万一陶铸同志或其他领导被打伤了，怎么办？这时，我看到情况混乱、危险，毫不夸张的说，真正是“挺身而出”，站到陶铸同志的前面，用身体和双手拦挡住了从台下各个方向飞来的砖瓦石块，身上挨了好几下，头上还出血。亏得我是校武术队队员（教练是北京高校武术七项全能冠军、后为交通部交通干部管理学院教授、好友李德山），身手比较敏捷，没出大问题。另外九名“红卫兵”也分别站到了其他领导人的身旁。此时，主持会议的“校革筹”负责人也站了出来，拿过话筒，大声呼吁，要大家安静下来，并一遍又一遍的高声宣读《十六条》中的有关内容。这一招还果然有效。因为《十六条》是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陶铸同志是根据《十六条》和毛主席指示精神来人大指导文化大革命的，你们乱来，就是反对《十六条》，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不听劝止，就是“反革命”。这样，会场才逐渐又安静下来，听陶铸同志把话讲完了。记得陶铸同志最后说：“是不是我也喊个口号：“毛主席万岁！”没想到这成了后来一些反对陶铸同志人的口实：喊毛主席万岁怎么还要“是不是”呢？现在，许多人可能不理解，可那个时候就是这样。
值得庆幸和欣慰的是，我和我的一邦“战友”有惊无险地完成了对陶铸同志和其他领导人的保卫工作，并得到了陶铸同志的表扬。而这又成了后来“人大三红”（其核心是“人大红卫兵”）被人说成是“保陶派”、并被诬称作“陶小三”的重要原因。真逗。


本文转自侯成亚的博客

lrm2222 · 发表于 2010-6-14 12:01:51

附：

陶铸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话

陶铸

1966.08.02

同学们：

刚才小平同志讲了话。现在夜深了，快到一点了，我就不讲太多了。因为我的话不好懂，我在北大讲话只有百分之二、三十听得懂，所以就不多讲了。

今天我们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到各大学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问好。

我的讲话是有中心的，不是应付。毛主席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过去干过许多革命，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小平同志就是老革命，土地改革搞过几个省，搞三反，五反，五七年反右，四清蹲过点，但文化大革命没有搞过，也不知道如何搞，毛主席提出一斗，二批，三改，这些我们都不会。比如斗吧，人民大学到底斗谁？谁是当权派？没定下来。我来中宣部才两个月，也不知道情况，只有你们知道，你们今天的辩论是“斗”的开始，是选择目标，就是认清真正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不容易的。要让大家辩论。你们不把目标选好，如何打得准呢？这个问题只有你们有发言权。郭影秋同志我根本不认识，最进才见过一面，对郭影秋这个问题，你们清楚。在学校里到底干了些什麽？要充分地揭，大胆地揭，最後是什麽就是什麽，是黑帮就要解决的打。现在市委撤销他的职务，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市委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另外方面也是支持你们揭发他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我们的态度不太明朗，我们的态度是明朗的，我们支持你们打黑帮，我们的鼓掌是上台鼓下台不鼓，这是我们商量好了的。现在是要你们揭，要调查研究，不要看我们的眼色行事。如果工作组对你们进行政治迫害，我们就坚决支持你们反对迫害。今天这种现象还没有，现在是很好的形势，用毛泽东思想就能判断，靠毛泽东思想斗争，只要你们作结论，将来你们辩清楚了，我们就大鼓掌。我们完全是摆事实讲道理。把目标选中了，打倒了，就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你们一清二楚，谁讲得好，谁讲得不好；谁放了毒，谁没有放毒，你们最清楚。人民大学到底怎麽办？我刚来不久，听说人大是“老大难”，这决不能怪你们。如何把人大变成一所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学校。我们没有什麽本事，只有向你们学习。

关于辩论问题。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就能确保我们国家不变颜色，会对全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放手反动群众，搞大民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也就是要批判旧世界，用新风俗，新习惯，代替旧的，不把旧的彻底打破，就不能建立新的。工作组撤走以后，我们要更好地进行大辩论。今天的辩论会是一个好的辩论会，不同意见可以讲，我想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有采取这个方法。今天你们旗鼓相当，不用我再讲了。要保护少数，少数不一定正确，但要保护，否则，多数就会很快地将他们压下去，这样就辩论不起来了。不能把辩论会开成斗争会。大家要摆事实讲道理，真的说不成假的，假的说不成真的；黑帮说不成左派，左派说不成黑帮。在郭影秋这个问题上，大家是可以取得一致的意见的。保护少数，什麽叫保护少数？就是要让人家说话，不要轰。今天有的同志担子很大，轰也要讲。我让人轰了后就讲不下去了。在这一点上，我也要向你们学习。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不要强迫人家作检查。一围攻，人家就讲不下去了，心里也不舒服。

建议迅速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由于工作组不起作用了，学校文化革命完全归于你们。听说今天开了一天会，你们可以协商嘛！过去民主党派可以搞政协，你们怎麽不能协商呢？绝大多数同学，教员会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如果没有领导机关，明天大家开会再协商，把代表选出来，把革命担子挑起。搞临时的，不行再推翻。苏联不是搞过二月革命，又搞过十月革命吗？二月革命也有好的方面，它是反封建的。

人大有人问，为什麽是“老大难”问题，因为人大办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学校。

有人问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这个问题我不解释，大家用主席思想去分析，从主席著作中完全可以找到答案。

还有外交学院的同学，希望让陈毅同志去帮助文化大革命，我一定传达到。农大同学希望谭震林同志去帮助文化大革命，我一定传达到。工业学院的同学要求我们去，我们答应去一次。

lrm2222 · 发表于 2010-6-17 16:03:43

陶铸是怎样成为“第四号人物”的

阎长贵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会议的最后一天(即8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临时增加一项议程：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公布的改选结果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由第二位降至第八位。林彪上升至第二位，代替刘少奇成为接班人，但这在人们的意料之中。而刚由地方调到中央工作才两个多月的陶铸成为“第四号人物”，却是一个需要加以说明的问题。到现在为止，关于这个问题有几种不同的版本。
　　第一种版本是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回忆。据他说：“在选举常委时，邓小平得了全票，主席本来将邓小平排在第四位。江青虽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但常委名单的排列次序却是她定的。这在党史上是罕见的。她说邓小平犯了错误，为什么还升了，过去第七位，现在第四位了。他的名次要在陈伯达的后面。她又说陈伯达太老实，压不住邓，陶铸厉害，调上去。本来陶铸的名次在第十一位，调到了第四位。” |
　　对王力的这种说法，许多人(包括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认为，是瞎说，开玩笑，不足信，江青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影响力和决定力。况且江青对陶铸也不会那样有好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江青曾鼓动陶铸揭发和批判邓小平、刘少奇，遭拒绝，她正耿耿于怀，怎么会为提高陶铸的地位而用力呢？
　　第二种版本是陈伯达两位秘书的回忆。他们说，在酝酿常委名单时，陈伯达位次“第四”。陈自觉自己不行，他特别害怕外事工作，便向毛泽东表示：“我书生气十足，这个位置对我不合适。”毛泽东对他说：“你去掉书生气不就行了吗？”陈仍忐忑不安，他让秘书给毛泽东写信，要他们向毛泽东说明自己不适合这个位置。秘书感到很为难，这种事他们怎么能做和敢做呢？他们又说，对这个问题，周恩来也表示了意见。周恩来跟毛泽东说，我如外出，谁来代替我？邓小平已犯错误，不能代替，恐怕还是陶铸好些。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于是就把陶铸从后面提到了陈伯达前面。
　　陈伯达的这两位秘书的说法，尚未见诸文字。当笔者跟比较知情的人议论陈伯达推让“第四位”的问题时，他们认为不一定可信。
　　第三种版本是《周恩来年谱》和《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书中的说法。《周恩来年谱》载：8月6日(指1966年)，到毛泽东处开会，商量现有的和拟补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及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名单。会后，根据会议商定拟出一份名单草案报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审定时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单，把原列于第七位的陶铸勾到列于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的第四位。《苦撑危局》中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前，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炮打司令部”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还是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党和国家的重任就压在了周恩来的身上。鉴于这样一种局势，在讨论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时，周恩来建议陶铸来协助他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并在审阅政治局常委名单草案时，亲自用红笔把陶铸的名字勾到周恩来名字之后、陈伯达名字之前。这种说法于实、于情、于理都比较可信和可靠。
　　第四种版本即陶铸夫人曾志的回忆。她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原来陶铸排在较后面，主席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总理之后、陈伯达的前面，这就是所谓的“第四号人物”的来历。对此，陶铸说过：“我是新上来的，排太前不好，我认为应把我放到富春后面。我去见了主席，要求把陈伯达调到第四位来。我说陈伯达长期在你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主席说已经定了，不变了，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
　　是否还有其他版本，笔者目前还没有看到。从这几种版本看和进行比较：(一)王力的说法，即把陶铸提到第四位是根据江青的意见定的，不可信，不可传；(二)把陶铸提到第四位，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可能还征求了林彪的意见)根据需要和实际情况商定的，这恐怕是事实，也符合情理。

陶铸与轰动一时的“换头术”事件
“文革”时期，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有一些照片被“换头”或“切头”的事例。“造伪者”的动机很复杂:他们有的是出于无奈的好意，有的则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书写历史的不二法则。“出于无奈的好意”的，如陶铸被毛泽东提升为“第四号人物”之后的照片事件。
“文革”之初，陶铸是位居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在一幅1966年天安门城楼上的领袖照片中，周恩来在讲话，陶铸则立于毛泽东的右侧，毛的左侧则是林彪，由此可见其地位。此前，陶铸由邓小平推荐，从广东调至北京，在中央工作，但很快，他就与中央“文革”小组的那批人搞不到一块。如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他居然会支持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也没有按照江青的授意去揭发和批判刘少奇，相反，他倒是支持和配合周恩来保护了一批老干部，特别是对介绍和提议让他来中央工作的邓小平，陶铸更是用心良苦:当时他分管宣传口，在审查国庆17周年的新闻照片时，他指示必须要有邓小平的头像，结果，新华社进行了技术处理，即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人之中，隐去了一位领导人的头像，换上了邓小平的头像。
对于此事，后来《陶铸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中说:当时，“陶铸依然真诚地按党的原则办事，他认为:刘、邓即使有错误，也是认识问题，况且刘少奇仍然是国家主席，邓小平还是党的总书记。因此，在他主管的新闻宣传上，一如既往地把刘、邓作为国家领导人来对待。例如，这一年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按规定照例要有一张毛主席和刘少奇主席两人在一起的一张，这次依然循章办事，审稿时，陶铸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当即指示新华社一定要有邓小平的照片。新华社的同志就遵照陶铸的指示，以技术处理做了补救，他们将一帧照片的一位同志隐去，将小平同志的照片移补过来，这就是后来被‘四人帮’列为陶铸的一大‘罪状’，大肆渲染轰动一时的所谓‘换头术’事件。”陶铸夫人曾志也在《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的文章中回忆说:此事之后，“主席与少奇的那张（照片），江青也子虚乌有地指责是陶铸拼接成的。”
显然，这对已经与陶铸闹翻了的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则不啻是意外得到的一颗“倒陶”的“炸弹”。不久，江青等开始向陶铸发难，认为他执行了“刘、邓路线”，并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有意安排在报纸和电视上出现刘、邓的照片；毛泽东也用非常严厉的语言批评陶铸“很不老实”，再加上这时又获得了陶铸是“叛徒”的诬陷材料，这也就让一贯痛恨“叛徒”的毛泽东痛下决心。于是，继刘、邓之后，又搞掉了第三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也即“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lrm2222 · 发表于 2010-6-20 04:19:21

毛泽东习惯准备第二接班人

接班人和“备用胎”相似，却又不尽相同。备用胎只是暂代性质，是在常用胎破损出缺的情况下使用的，并不期望它一定长久。接班人则是未来的常用胎，一旦上任，就不能轻易地换来换去，故必得慎重考虑。而无论是“备用”还是“未来的常用”，毛泽东都做了两手准备，绝不在一棵树上吊死。选了刘少奇，同时还选了任弼时，任死后又补上邓小平；刘、邓倒台，选了林彪，同时又提拔了陶铸；陶铸和林彪先后倒台，又选了王洪文，同时又选了华国锋。任弼时、邓小平、陶铸、华国锋，都是“备用”的接班人，以防第一接班人可能出现的不测。

很多研究者都忽视了，毛泽东挑选接班人第二手、甚至第三手准备。其实只要看最高层人事变动的过程，就不难理解毛在这方面的良苦用心。

文革开始，刘少奇首先被剥夺的是接班人位置，从党内排名第二直落第八，但并未丧失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头衔。他前面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林彪取代了他的接班人地位是无疑的，周恩来的位置不变，依然是第三。值得讨论的是陶铸。

陶铸原来只是一位地方官，中南局第一书记，根本谈不上什么声望、资历和地位。他的本钱是紧跟毛的革命路线，在党内号称“毛主席的好学生”。六十年代初，党内有两位“毛主席的好学生”，一位是镇守上海的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一位就是陶铸。两位“好学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喜欢舞文弄墨。柯庆施经常在报上发表一些观念很“前卫”的文章，十分迎合毛泽东那与众不同的、激进的思想。陶铸则出版过两本散文集，《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柯庆施的文章后来证明是他花工夫摸清毛泽东的心思，由前政治秘书张春桥炮制而成的。毛曾在一次党的高层大会上赞扬柯的文章，还当众羞辱周恩来：“这样好的文章，你写不写得出？”周恩来赶忙摇头，写不出写不出。

毛主席的两位“好学生”

柯庆施由此将张春桥提拔为上海市委书记，主管文教，指派他配合一直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江青搞“京剧革命”。“大写三十年”的文艺口号就是柯提出来的，甚合江青的口味。“在柯庆施同志领导下，在江青同志关怀下”，上海端出了两台“样板戏”，张春桥因而被成为“两出戏书记”（后来称“四出戏书记”）。柯庆施的经营，使上海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最佳基地。只是他身体不争气，做过肺癌切除手术，一九六五年四月五日清明节在四川成都与朱德、贺龙同赴晚宴，尽兴而食，吃了三个小时，回屋卧睡又吃了一把花生米，夜半病发，三天后死于急性出血胰腺炎。

当时文革正在上海秘密而紧张的酝酿之中，柯庆施的死，使文革阵营痛失一位大将。幸亏柯一手培养的张春桥继承了他的全部政治遗产。但他毕竟资历太浅，要通过一段时间实际斗争的考验才能委以重任。

陶铸的两本书，据说也是秘书的捉刀之作。不过这两本书都是哲理散文而非演讲、报告、政论，从常理推断，秘书润色修改是可能的，完全代劳的可能性不大。不管怎么说，两本书为他带来了“增长思考和写作”的名声，也为日后挨姚文元的痛批埋下了伏笔，正应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老话。

平心而论，陶铸与柯庆施是有区别的。陶铸极力推行毛的经济路线，如“大跃进”、“人民公社”之类，在他领导的中南地区搞得一直很红火。他投毛所好，大修高干专用宾馆，建设毛的家乡韶山，拨巨款修建了秘密行宫“滴水洞”，即毛策划和遥控初期文革住过、并发出过著名的《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的那个山洞。文革前毛泽东外出巡视，最喜欢和经常去的就是他的中南地区，其次才是柯庆施的华东地区。当然，柯庆施的影响力和重要性，远在陶铸之上。如果柯不早死，陶铸的地位可能不会那样大幅度的越升。

毛泽东十分看好陶铸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表面上看林彪是最大的获益者，从党内排名第六位升为第二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际上，越升速度之快，应该首推陶铸。林彪原本就是党的副主席，只不过从最后一名升为第一名。其他几位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都没有明言撤退，只是刘少奇既然排名拉后，原来的次序打乱，排法上多有不便，周恩来嘱咐新华社，发文稿时“我的名义用政治局常委吧，不用中央副主席名义”。周主动不用，其他人也不好再用，这样林彪才成了唯一的副主席。而陶铸从轮不上排名，一下跳到第四位，而且掌管在当时最重要的舆论部门，出任中宣部部长（陈伯达为副部长），并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首席顾问，其地位的显赫，令人侧目。

陶铸一九零七年出生于湖南祁阳，十九岁入黄埔军校学习，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暴动及广州暴动，后任福建省委秘书长、省委书记，一九四零年在延安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作为接班人，他的条件是相当不错的：湖南人，年轻（比林彪还年轻一岁），懂军事（黄埔军校、军委秘书长），懂农业（中南地区是第一大产粮区），会写作，搞过地下工作。他唯一缺乏的是声望。这使他在乱象纷呈、错综复杂的最高层很难站住脚。加上性情鲠直，不买江青的帐，当众予以顶撞，结果被江青与陈伯达连手将他打倒。从跃升龙门到被打倒，前后不到五个月，速度之快创记录。陶铸与江青发生顶撞，找毛泽东谈话。毛泽东慰勉一通后问他：“你今年多大了？”
“五十七了”
“你看，”毛泽东启发他，“这就是为什么把你调到中央来工作的原因。”

这话已经说的相当明显。刘、邓被拉下来以后，林彪似乎成了当然的接班人。但从毛夏天写给江青的那封著名的信中看，他对林彪也有所不满和提防。再选一个陶铸上来的目的就是如此。可惜陶铸不察，以为只要对毛一个人忠心耿耿就好，不料中了江青、陈伯达的埋伏。

对于陶铸的倒台，毛泽东内心是有几分惋惜和懊恼的。他一边安慰自己，把陶铸说成是邓小平的人：“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当初我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这个人还可以。”一边又忍不住怒斥江青和陈伯达：“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查了记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说冷话。陈伯达讲了，江青插了话。”

第二接班人的重要特点

陶铸的罪名是“保皇”，也就是“保护”刘少奇、邓小平。这是他跟周恩来最大的不同。周恩来保的人再多，这两个人，尤其是刘少奇，是绝对不能保的，非但不保，还要帮着痛打。而陶铸刚从地方官调任京官，对于上层人事关系根本还没来得及理清楚，刘、邓又是他的老上级，是他一直崇敬的人，教他怎么下得了手？

早在一九五五年一次党代会上，陶铸就说过：“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这话说得有几分肉麻，当时邓小平已是副总理，还当上总书记，上升趋势十分明显。邓小平对这位自称的“弟子”也很关照，一九六六年五月底，特意向毛泽东举荐陶铸，以接替刚刚被打倒的彭真的位置。毛泽东当然知道他并不是邓小平一夥的，要不也就不会这么痛快地提他上来，还亲自将他的名字钩到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排名第四，超过刘、邓；也不会在他被打倒之后，那么恼怒地斥责陈伯达、江青了。但他毕竟保了刘、邓，犯了大忌，除了被打倒，似乎也别无出路。此事一发，讲了几句互相矛盾的话，也就不了了之。

春秋中文社区 » 战火烽烟 » [转贴]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接班人

lrm2222 · 发表于 2010-6-27 16:31:35

陶铸 (ZT)

作者：光晓赵

　　大家知道，陶铸作为有名的“毛泽东的好学生” 之一，又和林彪渊源甚深，既然同两位统帅关系这么好，那么为什么还回被打倒，而且被打倒之时是当时的第四号人物。很久以来，因为老毛的这句话而使此事盖棺定论：毛转记载，毛泽东第一次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严厉批评是在二月十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江青、陈伯达没有报告中央就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陶铸这件事，批评他们：“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 [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 [毛泽东传编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主编：逄先知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编审金冲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回忆当初，老毛提拨陶铸是看准了陶铸和刘少奇的矛盾。因为在延安整风“审干”中，陶受过刘少奇、康生、彭真的打击，曾与刘少奇当众争吵，又性格豪放，敢于放炮，又是林彪的老部下，正好可以用来作为他手中对付刘少奇的一门大炮。从后来的历史来看，陶一直是毛平衡刘的重要力量，加上高岗事件，陶铸对刘更是很窝火[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 晚年周恩来　第三章　天下大乱中的双重角色高文谦]。由此来看，老毛仿佛对陶铸的打倒不负什么责任的。事情真的是这样嘛？从另一方面，透过此事，正好可以看穿毛周江等众多人的面孔。

　　事情首先从刘陶的关系说起。后来，陶铸很受老毛的重用，所以以陶铸的地位及其和老毛的关系，刘也不会轻易得罪陶铸。高饶事件后，刘“非但没有批评我，相反向我做了耐心的解释，并且承认他看人可能有些偏。”６０年代初，刘主持经济调整，局部背离老毛的荒唐路线，以收束大跃进的激进政策、收拾困难局面，这是刘一生的辉煌时期，众望所归，一些此前“毛派”干将也与刘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各省各部确实有他的“代理人”。陶也在此时认同刘：尤其１９５９年三年困难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刘少奇的观点的。[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４５２页]

　　１９６４年的工作会议期间，刘曾让陶铸去跟李雪峰同志讲一下，由李雪峰出面召开一个会议，听王光美介绍“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桃园经验”是“文革”前夕刘既迎合毛、也是对抗老毛的材料。老毛不会对陶的“倒戈”迹象毫无觉察，但是曾志(陶的太太)解释到，老毛也许没有想到刘、陶之间的信任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文革初期仍瞩意于陶铸，希望这位与刘没有历史渊源、延安挨过刘的整且长期有分歧的干将担任揪刘先锋，孰料陶已认同刘的路线，不能承担毛指派的角色，理所当然地成为最大的保皇派。

　　而且老毛对于他认为的自己毛派的人的背叛，下手尤很。庐山会议上，陶铸曾以女人嫁丈夫的比喻劝说黄克诚：“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过身于世，不讲究操守是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 李锐：《庐山会议真面目》３０９页] 。因为陶铸没有“从一而终”，而是“移情别恋”于刘少奇，这才是老毛置于陶铸之死地的根本原因。顺便讲一下类似几个人的遭遇，早的有井岗山出来的何长工，肖克等，后来有贺龙，他们的结局不能不说和老毛的这个作风有关。

　　而最能说明刘陶之间关系的是这件事情。在一九六五年一月，陈伯达在给老毛整理完二十三条后，曾对王力说，主席要整少奇，怎么办？他说少奇同志是很纯的共产主义者，现在主持中央工作，整他，对党对国家不利。王力说：“主席还是信任彭真、陶铸的，我建议你去找他们两人，你们三人一起去找少奇，要他向主席认个错，就好了。” 后来这三个人真的就找了刘少奇，而且刘少奇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向老毛表示检讨，说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概念不清，主席说的两条道路矛盾是对的。刘表示同意老毛的意见。因为刘少奇表示了检讨，就没有整刘少奇，光搞了个二十三条。这样一来，整刘少奇推迟了一年多[王力回忆录]。

　　由上面的事实可以看出，陶刘的关系确非一般。而且，正是基于这种关系，在陶和周共同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后，做出了很多不符合老毛意愿的事情来，最终被打倒，当然这里面被使用的棋子是不少的。

　　陶铸和江青顶牛

　　不只是老毛看中了陶铸，连江青也看上了陶。陶铸成为“中央文革”的顾问，就是江青提名的。江青原本对陶寄予了很大希望，能够借助陶铸压邓小平。但是江青和快发现陶铸跟她不合拍因为陶铸对邓小平很尊重。陶铸原来是中南局第一书记，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上调中央，接替彭真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被破格拔擢，进入中央常委，在江青的提议下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不只如此，从陶来中央后，和周很快热乎起来，这让江青很不高兴，也让老毛大失所望。

　　1966年五月下旬的吴传启事件，让江陶的矛盾激化。江青与陶铸吵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关于吴传启的事。这本来个小事情，但是在政治上紧跟周的陶，在有意和中央文革保持距离的这种意识下却演变到最后同江青大吵一架。

　　哲学社会科学部吴传启为抢“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头功，在关锋等人的授意下，在学部抛出了“批判《青春漫语》大毒草，揪出杨述反革命黑帮”的大字报。在中央文革的碰头会上，

　　江青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吴传启为革命左派？”

　　陶铸说：“吴传启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

　　江青说：“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 “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听到这儿，陶铸火了，他立即反唇相讥：“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不过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他的国民党能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

　　一席话说得江青大怒，要知道文革以来还没有人这样顶撞过她。她竟然命令似的非让陶铸去支持吴传启不可。陶铸此时已经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道：“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仅说了这么一句，江青就大哭大闹起来，说什么她这一辈子还没受过如此大的气，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

　　后来陶铸对他的太太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是让人受不了！”……

　　又据王力回忆此事，他说：“这件事，关锋告诉了叶群，叶群马上告诉林彪。叶群说这件事太大了，这个陶铸，他怎么能说到毛主席，怎能跟江青吵？在这件事以前，原本林彪对陶铸比较欣赏。这以后，林不敢接近陶了。”

　　这样陶铸非但没有成为一门向刘、邓开火的大炮，相反在运动，屡屡“灭火”的角色。江青告状于老毛，说陶为人霸道，在很多事情上欺负她，根本不把中央文革放在眼里。作为报复，在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检阅”文艺大军的大会上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这话是印在当时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的。江青故意“忽略”了名列陈伯达之前的陶铸，言外之意，陶铸不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果然不久，陶铸就倒了。

　　陶铸的误区－－书记处

　　调陶铸来中央，是在彭真被打倒以後由邓小平提议调陶铸来中央当常务书记。而正是这种陶邓的关系，使得陶后来做的很多事情都有邓的影子。例如，在邓靠边站后，陶铸还想书记处搞起来，在人大会堂开过几次书记处的会，要分工，要书记处建立制度，跟过去一样，虽然後来并没有搞起来。而老毛根本不赞成再搞书记处。

　　对于文革怎么搞，老毛语：“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 (《决定》号召党的各级组织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 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 “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8月12日。]

　　在这里，需要提出的是，老毛重点有三条，就是群众自己搞，组织要改变，还有就是不怕乱。那么陶铸的所想还是同老周一样，保持固有的类似老邓时的组织结构。就象老邓主管书记处那样书记处有事找陶铸，还要管中央办公厅、中宣部、中组部，而且把王任重和张平化调上来，却忘了老毛点过的独立王国就有邓大人的书记处。

　　老毛说：“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2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 另外，值得提出的就是老毛希望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老毛在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还说，我过去搞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作了改变，他自己到第一线。是不是他自己到第一线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呢? 不是。

　　他认为独立王国北京有两个，一个是刘少奇主持的常委会，一个是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老毛说：『我也有责任，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以前没有书记处），一线二线也是我提议的。我过于信任别人（指刘少奇）。』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老毛不赞成搞书记处，不赞成过去政治局常委的工作方法。而这些在老毛回到一线后，陶铸做的这些是不合老毛的口味的。从另一方面表明了老毛对八九月改组後的党中央的组织形式、工作方法不满意，他要的是适应于他在一线的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

　　陶铸曾提出过要健全书记处，要建立制度，要有个班子，准备些材料，但被已经知道老毛不满于书记处组织形式的江青在人大会堂的政治局会议上反对掉了。她说：你还搞这个干什么? 陶铸以后就再也没有提起过。

　　在让群众自己搞和乱的问题上，陶铸也做出了违背老毛的意愿的举动。老周和陶铸都力图把红卫兵运动纳入党的领导的轨道，各省市也都这样作，这自然同老毛有分歧，老毛认为不能这样搞。王任重还在钓鱼台开了一个楼，专门联系指导红卫兵的运动。而红卫兵正是老毛所要实现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指文革) 的力量。毛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

　　毛传也这样描述到：八届十一中全会，把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用中共中央《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在组织上也作了重大调整。毛泽东接着考虑的是：怎样采取果断有力的行动，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形成席卷全国的风暴，猛烈地冲击一切在他看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东西，开创一个新的局面。依靠什么力量呢? 毛泽东这时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特别是那些高唱“革命造反精神”的红卫兵身上[毛泽东传编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主编：逄先知金冲]。

　　老毛不希望谁去引导红卫兵，他们是冲击旧组织的利器，陶等人却想引导他们，而这正是让老毛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产生了『保皇派』。试想，如果有陶周等人的引导，这些红卫兵能去揪斗刘邓嘛？

　　陶铸的误区

　　而对于第一线的问题，在老毛回来后，在一次小会上陶铸说主席最大的失误就是划分一线二线，因为老毛退居二线，中央才出了这么大的问题[1 王力王力回忆录]。虽然这是事实，老毛也承认是自己有责任，但是话却不能这样说。老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时候多了。

　　那么，老毛说要改变旧的组织，那么在中央一级怎么改呢？

　　老毛只要常委们加上文革小组作为自己的秘书参谋机构，而不是要一个权力机构。这就是老毛所说的一线二线改的地方。对于这一点，周恩来理解的最透彻。周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而非常委会，日常工作重大问题都向老毛报告。另外在中央同地方怎么联系的问题上，陶也是同老毛不合拍的。原来中央是通过几个大区来控制各省。大区本来是已经取消了的，後来又搞起来。毛说“搞大区，也是他们搞的”，因为陶铸觉得还是要依靠大区，所以调王任重当大区书记，老毛不想要大区，他要直接搞省。

　　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中央工作会议，有几个细节值得注意。首先是十一中全会的简报的事情。间报由陶铸掌握，谢富治在小组发言批评到邓，说进城后老部下找邓他都不见。如取消铁道兵，这是多么大的问题，陈再道找邓，邓都不见，只是丁关根、吕正操几个人在桥牌桌子上就定了。而这些话陶铸没有编到简报里，只编到特刊上，给少数几个人看。对于这一点江青非常不满，说陶铸为什么保护邓小平? 她骂陶铸简报编得不好。中央委员选举常委时，江青还对康生、陈伯达、陶铸说，你们是有投票权的，你们为什么投邓小平的票，让邓得了全票？[王力回忆录]

　　江青不止一次说过人民日报是阎王殿管的。这在陶接替陆之后也没有改变。连同老毛对于人民日报对于八月二十日红卫兵第一次上街砸招牌，改路名作了详细的歌颂性的报道也表示不满。当老毛提出八九月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开始陈伯达、张春桥在起草林彪国庆讲话时最初使用的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提法，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陶俦认为这一提法太重，建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被老毛所采纳。这不能不说是对刘邓等人的一种变通保护[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

　　陶铸作出更大胆的一件事是轰动一时的“换头术” 事件。陶铸在审查国庆节新闻照片时，发现其中缺少邓小平的镜头。他认为邓虽然犯了路线错误，但仍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为了补救这一点，陶铸决定让新华社对新闻照片做了技术处理，将一帧照片中陈毅的头像抹去，而把邓在另一张照片上的头像移过来见报发表。而这后来成了陶铸作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罪名之一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

　　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一个多月后，“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却不像老毛预期的那样顺利。在相当多的一批高中级领导干部中，不仅原来那种“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况仍普遍存在，而且对这种红卫兵冲击和混乱局势的怀疑和不满更加强烈。红卫兵的到处“造反”、“横扫”和“炮打”不能不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抵制。在他看来，这种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高中级领导干部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同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打击”、“压制”群众运动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刘、邓两人实际上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他们推行的那一条“路线”却依然存在，成为运动前进的主要障碍[毛传]。这就是十月间老毛为什么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是解决八九两个月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主要是总理、陶铸）以及各省市委领导人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工作会议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实际上是因为老毛和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周总理、陶铸同志两种想法不一致、有矛盾。

　　就是这种根深蒂固的矛盾，才是陶铸被打倒的最终原因。

(http://hi.baidu.com/zhaoxiaoguang)

原文出处：http://hi.baidu.com/zhaoxiaoguan ... 8e697bdbb4bd62.html

lrm2222 · 发表于 2010-6-27 16:45:15

狂魔(Ⅱ--八--3)--陶铸受到围攻

1966年12月30日晚上8点，陶铸按照会议通知，准时来到会场。他没有坐稳，后排青年人突然展开一幅巨大的标语：“首都红卫兵赴广州专楸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接着，传来一片谴责声，大声控诉王任重在湖北所犯的错误等等。陶铸强忍住自己的愤怒，静静听他们的叙述和谴责。直到9点30分，陶铸才有机会回答问题。他镇定自若地站起来，不慌不忙地说：
“现在已经是晚上9点半了。按照你们的要求，我可以对王任重同志明确表态。我可以郑重地告诉大家：王任重同志不仅我信任，中共中央也很信任他！他的本质和大节是好的，是紧跟毛主席的。对他贴大字报是可以的，但是把他当做敌人来对待是不对的。我建议，写大字报要集体讨论，进行理论分析，提高水平，不要像现在这样乱喊、乱叫，这样的作风很恶劣！”
北京三司的一个人指着陶铸的鼻子喊叫：“你放毒！你这样露骨地包庇王任重，就是给革命小将头上浇冷水！你说中央信任他，你就代表不了中央！你只代表你自己，你只代表刘少奇和邓小平！”
同时混杂着对陶铸的谩骂和乱喊，七嘴八舌，似开水沸腾。陶铸终于被激怒了。他把手中的笔记本往桌子上一摔，厉声喝道：“我抗议你们这种做法！你们以这样会议形式对我进行围攻是不适宜的！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你们凭什么对我采取这种态度？我还没有撤职，我向你们提出强烈抗议！我本来是全心全意想为你们来解决问题的，而你们却说我是黑帮！你们到中南海去调查材料，我不怕！我心中无鬼！”
陶铸的回答，又引来了一阵七嘴八舌的指责。“你不是什么中央首长，你是走资派！你是保皇派！”
陶铸双手叉腰，威严无比地说：“你们有批评的权利，我有不接受批评的权利。你们说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保皇派，我不承认！今天，我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来接见你们的，是来帮助你们解决问题的！”
陶铸逐渐冷静下来了。他知道，今天是有人故意设套，让他来钻，叫他上当。他感到口干，喝了一口水，规劝学生说：“同学们，你们不要骂人。鲁迅说过，谩骂和恐吓不是战斗嘛。我们好好谈谈，好不好？我说我今天是接见你们，不是来听你们骂人的。你们认为我不是中央首长，这个接见就取消！”
“这就由不得你了！你必须回答：王任重在中南地区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算不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应不应该炮轰？”
“我承认，王任重同志是有错误，但错误的性质还够不上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的错误，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嘛。”
“你不愧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从你今天的丑恶表演中，完全可以证明你是反革命两面派！你打着红旗，装着一副革命的姿态，可实质上，你对MRZ思想恨之入骨，对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大大小小走资派、牛鬼蛇神，爱之极深！”
陶铸又来劲了，挥舞着拳头，声音嘶哑地喊道：“我以中央常委的资格抗议你们！你们以这种态度和我谈话是完全错误的！我本来是很高兴接见你们的，你们不愿意真心诚意和我谈，而是采取谩骂和起哄的办法对待我，是完全错误的！那好，你们找中央文革小组谈，也可以找总理谈嘛。”
一个学生又开始谩骂：“你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代表太狂妄自大了！今天我们就不是来和你谈，而是要批判你！要让你知道我们造反派的厉害！可以告诉你，今天你说的话，全部记录在案了，你想赖也赖不掉了！”
陶铸愤怒再次爆发：“你们的记录不能公布！要公布必须经过我的审查！否则我不承认，我就说你们是造谣！我告诉你们，我绝对不是你们所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代表！”
造反派和一般群众开始骚动起来，有人拿走了陶铸屁股下的凳子，把陶铸推下主席台，开始了推搡和围攻。陶铸处于有口难辩的状态，他的卫士赶紧帮助陶铸脱离了险境。

狂魔(Ⅱ--八--4)--江青打倒陶铸

1966年12月底的一天，MRZ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会议内容绝对保密。住在西山的叶剑英和陈毅感到事情蹊饶，就把老部下、参加秘密会议的军委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刘志坚找了去。正在此时，江青要找刘志坚，四处找不到，怒火冲天。认定刘志坚和老帅们勾结，决定向刘志坚开刀。
1967年1月4 日上午，在中央文革接见军事院校造反派和部队文艺工作者时，江青当众宣布：
“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他谁也不请示，不汇报，……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
在江青的煽动下，与会单位立即行动，在大街上到处刷出大标语，贴出大字报，纷纷声讨刘志坚，要求改组全军文革小组。1月5日，全军文革小组被封，刘志坚被楸了出来。刘志坚的罪状是：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7年1月11日，经过MRZ批准，撤消了刘志坚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成立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由徐向前任组长。不久，刘志坚被冠以“叛徒”的罪名而销声匿迹了。
12月31日，中宣部MRZ思想红卫兵和一部分同志有90多人，贴出了《陶铸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已经印在《快报》上摆到了江青的案头。这张大字报，揭发了陶铸的所谓错误是在接见学生代表说刘邓仍然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能说他们是走资派。
1月4日下午，周恩来和陶铸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会议室接见群众代表。在同一时间，在人民大会堂另一和会议室，江青、陈伯达、康生在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楸王任重造反队”。伯达按照江青事先安排首先发表意见：“陶铸这个家伙已经是完全不可救药了。我建议中央文革小组对他采取行动！据他的秘书揭发，12月28日，‘联动’组织2、3百人2次冲击公安部，强占了8个办公室，搞打砸抢。高呼‘高干子弟要掌权！’‘打倒公安部!’‘砸烂三司，枪毙三司黑后台！’‘打倒中央文革小！’并撕下墙上毛主席语录，贴上‘刘少奇万岁!誓死保卫刘主席！’等口号。对此，陶铸非常赞赏说:‘红卫兵终于清醒了,谁镇压他们谁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江青立即对康生说：“你不是说，12月28日三司的红卫兵从广州把薄一波从广州楸回来了吗？是谁把他保护到广州的？想法子查一下，找证据。”
康生说：“已经查清楚了，是陶铸保护他到广州的。”
江青尖叫起来：“啊！是他！他是保皇派，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一点也不冤枉他！”
康生马上接着说：“今年的元旦社论已经宣布：1967年是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我建议，我们今年把陶铸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彻底解决陶铸的问题。毛主席已经下令把刘邓隔离审查了，陶铸也不能让他漏网！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应该鼓励楸王任重的红卫兵造反兵团，接见他们一次。”
陶铸和夫人曾志
江青说：“我完全同意康老的建议。康老真不愧是我们的智慧之星，主意出得非常及时，非常必要，和我想得完全一致。我们向革命小将学习，来个万炮齐轰陶铸。陶铸尽和我们唱反调，让他也从中央滚出去！”
陈伯达似乎想保一下陶铸，突然冒了一句：“我们是否要请示主席一下？陶铸还是中央常委啊！”他似乎有点怪自己刚才多嘴了。
关锋说：“江青的话就代表了毛主席。江青已经公开表态了，你还怕什么？我们坚决听从江青同志的指示，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江青又命令道：“陶铸政治品质极坏，是个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建议文元认真写一篇批判他的文章，揭露他的丑恶嘴脸。”
有了江青的支持，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争先恐后冲上街头，对着中南海西门的围墙高呼“打倒陶铸”的口号。几千名红卫兵连夜出动，一个晚上便在北京市的大街小巷刷满了“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各种各样的罪名也接踵而来。陈毅听了诧异地说：
“刚才还是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化了？真是活见鬼！”

狂魔(Ⅱ--八--5)--周恩来顺水推舟

1967年1月8日晚上8点，中央紧急会议在怀仁堂召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已经到场，军界和政界的要员也来了。当MRZ和林彪并肩进入会场时，全体与会者起立鼓掌。林彪代表MRZ讲话：
“同志们，中央在号召粉碎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同时，决定对陶铸也采取断然措施，彻底拔掉这个混入党中央的黑钉子！”
接着，林彪列举了陶铸的种种罪状。在会场的后面，陈毅正在和谭震林小声说：“嗨，陶铸现在算是享福了。他需要什么呢？恰恰就是老人在冬天所想的那样：夜晚，在火炉前逗孙子、孙女玩。他这下再不要为他们操心了。”
谭震林说：“你看吧，陶铸倒了，用不了几天还会有人倒的。只要那个婆娘还在舞台上表演，就会不断有人倒下。她的眼睛里是容不下任何人的。”
听到MRZ讲话，谭震林立即封住了嘴巴，只听MRZ说：“陶铸的问题很严重，他是邓小平介绍进入中央的。这个人很不老实。当时我问了小平：‘陶铸怎么样？’邓小平说：‘还可以’，我没有再说什么，试试看吧。此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是完全执行刘邓路线的，我接见红卫兵时，报纸和电视的镜头上都有邓小平的镜头，这是陶铸安排的。并不是中央有什么暗示，更不是中央想突出谁。”
周恩来帮腔插话：“陶铸在讲话时到处开空头支票，每次接见红卫兵都讲大家来京见毛主席很好，我想毛主席一定会接见你们的。今年不见，明年也一定见。他实际上是利用这个方法来将毛主席的军，是搞两面派。这样的话，即便毛主席不见，他也买了好。”
周恩来的话，实质没有什么内容。MRZ不耐烦了，马上继续说：“陶铸这个表演家的手法，是别人耍剩余的手法，所以他领导的几个部都垮了。什么卫生部、文化部、中宣部，那些都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要这些部门。我看教育部我们管不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周恩来也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可红卫兵就管住了。你们说，陶铸这个人要不要审查呀？”
接下来，姚文元、张春桥揭发陶铸的所谓罪行，江青骂陶铸“真卑鄙”。MRZ兴奋地说：“所以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能够解决，你们也没有解决，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我希望你们开个会，好好把情况凑一下，把陶铸楸出来才好。”
这位钢铁般坚强的斗士，终于在江青的策划下，被MRZ猛一掌击倒了！

王克孟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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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突闻中共“第四号人物”陶铸倒台的回忆【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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