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拾遗：广东第一个马列小组

阿陀

红卫兵运动中一个被遗忘的人和事
——予红与广东第一个马列主义小组

左拾遗

（本文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18期，1979年4月。录入者prole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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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家》编者按：现在，大家都知道在反林彪运动时广州有一个李正天和李一哲大字报，在文革初期，湖南有一个杨曦光和“湖南省无联”，但很少人知道同在文革初期，广州还有一个予红和他的广东第一个马列主义小组。左拾遗先生是予红的亲密战友，对建立这个马列主义小组的事实知道得很清楚，特凭回忆写成了文本投寄给本刊，这对研究文革史的人，尤其是想了解中国新生一代在文革中的活动及其理想的人，是一份珍贵的资料。虽然现在文革已成过去，但人们对文革的评价仍是众说纷纭。我们发表这篇文章，该不至于像百头宫女谈天宝遗事那么简单。

　　六十年代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就了一个杰出的青年革命家——予红，他创立了广东第一个马列主义小组。予红在革命理论上的成熟和在革命实践上的卓越，比李正天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的名字和事迹未能透过铁幕而流传世界，所以人们对他几乎一无所知。笔者是予红的亲密战友，认为他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应占据一个重要地位；为了世人能更深入了解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这一独特的革命造成的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也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我用回忆的片断重现历史的闪光。

生于忧患

　　予红，原名叫邓衍荣，家住广州郊区江村公社珠岗大队，珠岗村北傍江高镇，西背江夏岭，东临流溪河，是一个山水极佳的村庄。

　　予红童年时代，灾难就降临到他的家庭，他父亲由于得罪了干部，被判刑劳改，全家背上了黑锅。在一人获罪，祸及全家的封建性社会里，在“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的幽灵下，予红自小就受尽了鄙视和凌辱，心灵蒙受了莫大的创伤，他的身体也变得异常瘦削。但他两道浓眉下的大眼睛炯炯有神，如岩下电，好象要看破周围的一切，他的大脑细胞也异常发达和活跃，对知识和思维的吞吐是高效率的。

196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读完高中后，像神童般通过了高考，虽然他每科成绩名列前茅，但由于他出身黑五类，被分配到一间最差的简直不像话的大学——广州劳动大学。这间大学设在离广州一百公里的九佛山区，校舍和设备极其简陋，这里的教授，或是不学无术，或是有点异端的。这里招收的学生，或是愚不可及，或是出身不好的。这里有农场和小工厂，学生是半工半读，但工与读又不对口，花了一半时间去劳动，纯粹是为了对学生进行洗脑式的改造和剥削学生的劳动价值。这种改造的过程充满了虚伪和投机取巧。

　　予红拿到大学通知书时，那种怀才不遇的心情和自尊心的刺伤使他十分痛苦，所有亲人和朋友都为他不平，劝他放弃入学，他也知道进这样的大学不会学到什么有用的知识，毕业后也不会分配好的工作。但他不上大学，只能到农村务农，没有其他任何选择，艰苦的农村生活和繁重持久的原始式的农作，将消耗他一切的时间和精力，这对于一个才高志大、雄心勃勃的人是不能忍受的。思想早熟的予红没有意气用事，他经过深思熟虑后，还是把握住这个微不足道的人生机会。他有自己的打算，准备利用大学的空间和时间来自修。他从初中开始就读了很多中国和世界名人的传记，发现学历不等于学问，很多历史和科学的巨人，都是靠自学成功的。

　　那些在学问上愚蠢低能的学生也有聪明的一面，他们在劳动时伪装积极来博取上级的青睐，用空头政治来投机取巧，企望毕业后能捞到一官半职。接受能力极强的予红，却不能接受这样的社会和这样现实的做人哲学，他坚信知识就是力量，认为人类只有在知识和才能上竞争，人类社会才能向前发展。他在大学农场劳动十分懒散，认为这对他是毫无意义的，无异浪费他的生命。他蔑视那些不学无术的教授，不会让口水多过茶的废话来疲劳他的耳朵，他宁愿开动机器向自己的目标进军。他对无线电、物理和数学很有兴趣，曾一度自学过，但由于缺乏实验器材和参考书，又找不到专家指导，只好半途而废。一个人的命运和发展是受社会现实条件的制约的。予红终于确认，以现存的条件，自学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要容易得多，于是他到图书馆借来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和中国革命的史书，开始认真攻读；对大陆报刊上的文史哲的专论和政治批判文章，也进行了广泛的涉猎。从1965年春天到1966年春天，他写下了三十万字的读书笔记。这一年多时间的卓有成效的苦学，为他今后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积累了雄厚的理论资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受到现实重压的人，一旦受到理论的锻炼，必然迸发出思想的闪电。予红的大脑推翻了毛泽东很多不用证明的“公理”，并确认现存的社会形态已经腐朽，社会大革命正在客观和主观上进行着量的积累，导致新制度产生的革命的质的飞跃即将来临。

　　鲁迅曾说过，秕糠养不出天才。然而艰难玉成巧是由忧患的生活和残酷的环境一手造就。陈景润被迫到了死角，用笔算向1+1挑战，没有阶级性的哥德巴赫猜想是在阶级斗争最惨烈的国度中被证明了。与此同时，有一个同陈景润一样干瘦如柴、蓬头垢面、不修边幅的青年人，也在证明毛泽东在中国大陆搞的社会试验，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空想，并设想出中国未来社会形态的蓝图。这个青年就是予红。他穷得要命，节衣缩食，买不起书，只能借阅，大量摘抄，费时费力。他吸烟很厉害，但买不起香烟，于是到九佛市集向农民买回大捆廉价烟叶，因为切烟丝很花时间，他就用手把烟叶撕碎，随抓随吸，大喇叭烟一根接着一根，烟雾漫漫，思想也就源源不绝。所有的女同学都远远避开他，向他瞪白眼，还说三道四，他却不当一回事。……这种生活方式是处身温柔富贵乡的花花公子所不能想象的。

革命实践

　　予红的笔记本第一页写着列宁一句名言：“知道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的人是真正的奴隶，知道自己的奴隶地位并津津乐道这种奴隶生活的人是奴才，知道自己的奴隶地位而奋起斗争的人是革命家。”天生下来就是奴隶但有革命家气质的予红，像蛰伏的卧龙，已经敏感到大革命的春天即将来临，作好了起飞的准备。

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政治大地震，它以巨大的能量和独特的性格雄视千古，它在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里，向全人类表演了一次世界末日的伟大场面，人们在飞速旋转，在疯狂跳跃，而且玉石俱焚。它是东方有史以来最够刺激的艺术。革命的洪流波及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人，把特权的金字塔摧毁，把蛰伏的龙蛇赶出洞，有意识的人和无意识的人，好动的人和好静的人，明火执仗的人和韬晦的人，舍生取义的人和明哲保身的人，统统被卷进了漩涡。你不问政治吗？不理革命吗？不行，政治要问你，革命要冲击你，你必须运动和表现，不管是赤裸裸的，还是戴着假面具的，总之谁都要表演一番。古今中外一切斗争艺术和手段都运用上了，还创造了很多新奇的斗争艺术和手段；人们极度兴奋，日夜嬉笑和痛哭，呐喊和叫嚣，怒骂和决斗，永恒的运动与永恒的破坏和创造，这就是生活的本质。

　　毛泽东说过，阶级敌人在他们认为气候适宜的时候，总是要跳出来表现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的，像予红一类人，是与以毛泽东为首的官僚特权阶级天然敌对的，他们在天下大乱的时候跳出来与这个官僚特权阶级较量，是自然的。予红满腔热血的迎接人民最盛大的节日——革命的来临，为了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他以视死如归的革命家气概，始终站在大革命最尖锐、最复杂、最危险的第一线。

1966年6月至1967年3月，文化大革命经历了第一次涨潮和退潮。这段时期，予红参加了“劳大八·三一”的红卫兵组织，这个组织同“中大八·三一”的观点接近。予红很快就离开学校，在广州参加了对《红卫报》、砸烂公、检、法，“一·二二”省革联夺权，“二·八”冲军区等著名活动，他的政治眼光和组织才能使他在造反派中赢得了很高的威信。他曾利用大串联的机会，走了大半个中国，接触了外省著名的造反派组织和头头，对全国的革命形势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这段时期也是予红对文化大革命的感性认识阶段。

　　由于军队和反文革派对革命造反派的镇压，出现了“二月逆流”和“三月黑风”，革命运动出现低潮，从三月到六月，是较为沉寂的日子，经过第一次高潮（一月革命风暴）和退潮（“三月黑风”），各种政治力量的面目都比较明显了，彼此开始大分化和重新组合。革命造反派为了迎接第二次革命高潮的到来，开始总结前一段革命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并接触社会革命的理论问题。某些革命群众组织的优秀代表和知识分子已经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两重性，即一方面是毛林江集团利用群众来进行党内派系的权力斗争，另一方面是广大人民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冲击现存制度。必须将文化大革命中这两方面区别开来。但是真正的群众运动还处于低级幼稚的阶段，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群众对这次社会大革命起因、性质、任何和特点，以及革命的动力和对象还很不清楚。予红这时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已经从感性阶段升华到理性阶段，他为了进一步集结革命力量作更高级的斗争，他同一批激进分子创立了广东第一个马列主义小组。

创立马列主义小组

　　文化大革命是古今中外最独特、最具两重性、最纷纭复杂的历史事件。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运动群众与群众运动，派系斗争与阶级斗争，党内矛盾与党外矛盾，武斗与内战，阴谋与阳谋，所有这些矛盾和矛盾的各个方面，像乱麻一样交织在一起。如果没有在这次历史运动中打过滚，亲身体会到它的千变万化，感受它的刺激和转动，又从而跳出琐屑纷纭的纠缠，站到理论层面，高瞻远瞩，要想对这次大革命给予正确的解释和说明，是不可能的。这个任务便落在予红们的肩上。

　　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革命党，革命群众运动就不可能向自觉的高级的形态推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历了第一次涨潮和退潮之后，组建代表人民利益的革命党，对这次大革命进行理论的说明和给予科学的指导，具有极大的迫切性。

“二月逆流”和“三月黑风”要窒息革命，军内反文革派向毛林江集团和革命人民同时展开反击，“三月东风浩荡，军管成绩辉煌”的大标语，把“一月革命万岁”、“省革联万岁”的大标语掩盖了。革命造反派锒铛入狱，在广州地区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就有：“八一战斗兵团”、“中大红旗八·三一”、“珠影红旗”、“石井地区红农友”、“省直属机关联络站”、“广州部队战士歌舞团千钧棒战斗队”等等。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人们感到惊惧、彷徨和不知所措。

　　但是予红并没有被这一白色恐怖吓住，他物色了七、八个比较成熟的有志之士，在四月秘密成立了广东第一个马列主义小组。其成员有青年革命家予红、“工人红司”大头头阿漆，广州郊区“石井红农友”头头黄家俊（现在香港）、学生组织代表谢一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郑昌雄、陈星导、李诺贤，少数民族代表马志民（回族）。

　　马列主义小组在四月十二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地点在广州越秀山五层楼下一个丛林里，是以游玩作掩护的。

　　会议首先讨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接着予红指出重新组建一个马列主义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说：马列主义小组就是为重新建党打基础的，我们不知道自己对中国革命所起的作用如何，我们只知道向着自己确认的正确方向前进，为未来开辟道路；我们更不计较进退得失，既然有志于做一个职业革命者，就要准备为一个伟大的理想献出一切，成功不必在我；今后的道路是异常险恶的，坐牢杀头，乃是应有之义。

非空想的社会蓝图

　　会议最后通过一篇纲领性的文章：《马列主义小组宣言》。《宣言》的提纲是：

　　一、如何评价十七年。

　　二、如何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

　　三、关于重新建党的学说。

　　四、革命的三个阶段。

　　五、非空想的社会蓝图。

　　导言指出：无论就其构成而言，还是按其所作所为而说，中共都不能算作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它的三千万党员里，工人党员不到二百万，其主体是农民、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大杂烩。唯其如此，中共自然带着浓厚的封建性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从一个生产力极端落后的社会脱胎出来的中共，一开始就实行了封建式的一党专政，形成一个镇压民主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官僚集中制的顶峰就是M（指毛泽东），M像皇帝一样掌握着最后判决权。党和社会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层层钳制，党内没有民主，人民更没有民主，名为无产阶级专政，实则行封建法西斯专政。中共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在经济方面特出的表现是搞乌托邦式的公社和大跃进，导致中国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这样一个党还标榜自己是搞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对马列主义的莫大嘲弄。为了在中国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和建设科学社会主义，必须经过政治大革命，推翻这个封建法西斯党。

　　《宣言》第一章把文革前的十七年分为两个阶段：1957年前这个阶段是中共走较为现实路线的时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较相适应；1957年后，M（指毛泽东）深深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坑，M热（指毛泽东思想）变成政治上的法西斯加经济上的乌托邦。对M热的盲目的宗教式崇拜，导致中共从它的顶峰跌下来，开始走下坡路，中共权力结构的分裂和斗争开始明显化，基本上可分为三个司令部——毛林江集团、刘少奇集团、周邓集团。生产力开始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由于M热冲击一切，搞个人崇拜和唯心主义，抛弃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共的理论也开始疲软，以至矛盾百出。社会危机也日趋严重，人心向背发生了很大变化，无数新生的叛逆者涌现出来，正如M在一首词里所说的一样：“惟有宝黛入神州。”

　　《宣言》第二章指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是解放后适应生产力水平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在短期内就被扼杀了，生产关系不断地急速地向“左”升级，严重地窒息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大大破坏了（不仅是阻碍）生产力。十七年来，阶级关系发生了严重变化，中共已基本上蜕变为一个官僚特权阶级政党，同广大人民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封建法西斯的政治使人民的权力下降到零，空想社会主义的病态生产力使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化，人民迫切要求财产权力的再分配。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客观原因和主观条件。但由于主客观条件还不大成熟，而且由于在秦火沸扬、法西斯之网密如凝脂的暴力专制社会中，由底层触发一场大革命受到极大的束缚，所以大革命忽然由上层的权力角斗中诱发出来，穿上派性斗争的外衣。文化大革命是毛林江集团与刘少奇集团矛盾斗争尖锐化所引爆的。文革有这样的特点：由于M在党内是少数派，他为了重新回到第一线和树立他的绝对权威，便纠集了中共内部一批权力地位较低的少壮派，作为依靠力量。这些少壮派的斗争积极性在于打倒元老派，取而代之，获得更大的财产和权力。M为了加强他在党争中的能量，不得不利用党外群众，利用群众对现存制度和官僚特权阶级的不满和潜在的革命意识，实行极左的煽动。文革初期，M派在党争中的胜利完全是借助了群众的力量。可是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政治思想的逐步成熟，群众很快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现存制度和整个国家机器。《宣言》指出，社会大革命的对象是官僚特权阶级，革命的动力是深受压迫剥削和奴役的广大人民，农民虽然有遗传性的保守一面，但由于统治者把经济危机最大限度地转移到农民身上，使他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最为惨重，所以觉悟迅速提高，向无产阶级转化。同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同农民一样饱尝苦难，更有革命理论和革命的主动精神与积极性，是一支革命的先锋力量。社会大革命的任务是推倒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特权阶级，砸烂全部腐朽的国家机器，把一切财产和权力握在人民手里，建立起崭新的社会秩序。

　　《宣言》第三章指出：必须认清文革两个不同的重心和两条不同的轨迹：一是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和路线斗争。这个意义上的文革应该全面否定。二是代表人民意志和利益的社会大革命，这个意义上的文革是天然合理的。现在的情势相当复杂，两者交互错综在一起，人民只有排除上层无论哪一派利用“运动群众”来达到其争权夺利目的之企图，革命才能向前发展。然而，没有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革命党和革命理论，就不能引导人民大革命顺利发展。因此，重新建立代表人民利益的马列主义政党是具有极大的迫切性的。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受压迫最深而又具有革命理性认识的先锋分子组成的马列主义小组，就是新的革命党的雏形，它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将受到千锤百炼和严格训练，在政治、组织、理论和策略上将逐渐成熟而登上政治舞台。

　　《宣言》第四章指出：负有人民使命的文化大革命，由于主观条件不够成熟，（很多投身这个革命的人还停留在“罢官运动”和“整人运动”的阶段，还未自觉到把官僚当作整个阶级来推翻，没有认识到革命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某些人，而在于整个不合理的制度。同时，在群众中还未产生自己的革命党，也没有完整的革命理论作指导）而且客观条件也不够成熟（官僚特权阶级的力量还相当强大，革命者没有坚强的组织和武装力量），因此，这次文革还不能积聚足够的力量去摧毁全部国家机器和整个旧体制，它只能给予现存体制和特权阶级以沉重打击，使其元气大伤，统治者为了在现存体制下生存下去，不得不对人民作出一定的让步。但引起革命的社会基本矛盾还没有解决，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应该进一步削弱官僚特权阶级的力量，打倒毛林江集团。当阶级力量的对比完全有利于革命的时候，革命就进入第三阶段，彻底推翻官僚特权阶级，完成建立新社会的历史任务。

　　《宣言》第五章指出，现在的纲领是要把中国的生产关系更完善的恢复到新民主主义的方式，反对建立乌托邦式的公社，人民在新秩序下享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的权利。宣言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较适合现时中国的国情；将来的纲领，是建立科学社会主义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以及政治上的民主自由，都是资本主义所不能比拟的，更是世界上现存的所谓“社会主义”不可及的。

　　越秀山会议通过了这个纲领性文件，还决定由阿漆起草一份“讨林江檄文”，秘密油印散发。

　　五月初，马列主义小组在广州北郊石井公社小坪村的一个石室里，秘密召开第二次会议。小坪村是广东第一个农民造反派组织“石井地区红农友”的大本营，也是广东农运的中心，“石井红农友”的头头黄家俊、黄波、黎兴帮是广东著名的农运领袖，是“广东省革联”常委，也是广州地区最激进的红司派人物。

　　第二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当前的政治形势，以及部署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予红指出，目前是革命退潮和涨潮的蜂腰时期，三月黑风以来的沉闷局面只是暂时的，毛林江已准备向文革反对派回击，这虽然触及军队当权派，一种特殊的军阀割据形式将要产生，并会导致内战的爆发。为了配合这种形势发展，在组织方面必须进一步完善，以秘密小组为核心，建立两重外围组织，第一层是把广州旗派最激进的成分联合起来，先定名为“钢红联”，第二层是搞一个全省性的大规模的群众组织，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革命力量，先定名为“粤海风暴”。

　　在宣传方面，要在“彻底砸烂公检法”、“打倒军内走资派”上大造文章，在群众组织内部用口头宣传：“彻底砸烂国家机器，武装夺取政权”。

　　在政治行动上，如果形势允许，对官僚机器施行一次大手术，要发动群众，砸烂公检法，夺取军队的武器，建立自己的武装，甚至可以利用特权阶级本身的矛盾，实行革命武装割据，建立几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有可能就夺取政权，失败了就退入山区打游击，也不至束手待毙。

　　会议进行了分工，予红负责搞武装斗争，阿漆负责工人运动，黄家俊负责农民运动，谢一凡负责学生运动，李诺贤负责支青运动，陈星导负责经济事务和筹款工作。会议开得非常成功。

与外省的联系

　　当时全国都相继诞生了马列主义小组，各省的小组常有联络，彼此交换意见。五月底，广东第一个马列主义小组派予红、郑昌雄、陈星导到湖南秘密串联，同长沙一中“夺军权”组织的头头杨曦光所建立的马列主义小组进行了会谈，但彼此政见和路线发生了分歧，广东小组认为在中国当前特殊的社会条件下，革命应分三个阶段进行，反对提出“打倒周恩来”和“建立中华人民公社”的口号。湖南小组坚持他们在《我们的领袖》和《中国向何处去》的观点，认为广东小组有改良主义倾向。但他们对中国阶级关系的变动，和必须彻底打烂现存的国家机器才能改造中国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也一致认为，“一月革命“根本没有触动一切革命的要害问题，因而革命还是处于低级阶段，在一月诞生的新政权，由于没有革命武装，很快就被扼杀了。他们深感革命武力的极端重要性。

　　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东西必须用物质力量来打倒。”1967年7、8月间，广东和全国各地都爆发了抢枪运动和内战。在八月风暴中，革命人民表现了极大的历史主动性，向官僚资产阶级国家的支柱——军队，发动了英勇的冲击，夺取武器，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用革命暴力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伟大尝试。革命进入了高级阶段，以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战争来进行，用最权威的手段创造世界历史。

　　予红按照马列主义小组的既定方针，联合广州的红旗派，进行了大规模的抢枪运动，光是石井海军仓就先后抢了三次。予红还参加了建立造反派武装组织——“红警司”的工作。“红警司”不但阵容强大，还有大量的长短枪，甚至拥有火炮和装甲车。广州，在一个短时期内处于一种武装的群众专政的状况，很多工业、商业、交通、财政和市管的大权从官僚阶级手中转移到武装的革命人民手上，甚至郊区很多地区如石井、沙河、新窖、鹤洞、黄埔等地的农业大权也被农民造反派控制了。人民的财产和权力又从零开始急剧增长。但予红清醒地估计到，这一点革命武装是成不了气候的，他除了继续组织抢枪外，还发动工人占领工厂制造枪支弹药。他又在铁路造反派的掩护和帮助下，进行了多次大宗的武器偷运，用广州地区过剩的五四子弹交换湖南的自动步枪和五四手枪。他还同前广州市委书记、作家吴有恒回革命老区恩平一带（即“山乡风云”的实际地点），组织老游击队员和农民成立革命武装。这里也是老区，很多谢的部下、老游击队员、两广纵队的人都参加了。

真正的反潮流英雄

　　八月风暴的冲击，使中共各派都胆战心惊，因为它直接危及整个现存体制的生存，于是党军各派一致联合起来，准备镇压造反派，用血腥、死亡和恐怖来结束文化大革命。1968年1月24日，就发出了这样的讯号。这天，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叶群、杨成武、姚文元、黄永胜在接见湖南的群众代表时，宣布“湖南省无联”是反革命组织。中国的克格勃头子康生把“湖南省无联”同北京的“非常委员会”和“五·一六兵团”相提并论，恶毒诋毁杨曦光，说他这个中学生写不出《我们的纲领》、《中国往何处去》那样高深的文章，认为“他背后有反革命黑手，有刘、邓爪牙，彭、贺爪牙，有国民党反革命分子在背后帮他的忙。”杨曦光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入狱了，其父杨第甫也被株连逮捕，其母在批门后自杀。从镇压“湖南省无联”和杨曦光开始，中共当权派就不断对革命造反派念紧箍咒。1968年初，革命已笼罩了乌云。

　　很多造反者都预感到厄运即将来临，有的停止活动，有的降低姿态，有的改变调子，有的被招安，有的卖友求存。特别是那些参加激进组织的人，都纷纷叛离。予红一手创立的“钢红联”只剩下十多个人，也是予红创立的在广东是最激进的“八·五公社”，甚至只剩下三个女中学生。

　　在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况下，予红以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巍然卓立于广东科学馆，连续召开形势串联会，发表演说，力排众议，独抒己见。同时利用他主办的“八·五”铅印小报，驳斥“佛山会议”的精神。“佛山会议”是广州军区主持召开的广东群众组织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宣扬“文化大革命已胜利结束，大局已定，大权在握。”予红猛烈抨击这种腐蚀革命的论调，认为“大局未定，引起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基本矛盾还没有解决，现在‘省革联’有几个群众组织‘代表’只不过是点缀和摆设而已，革命造反派正往丧权的路上走，形成摘桃派、复辟派大权在握的局面”，同时深刻揭露黄永胜与广州军区用高压和利诱的反革命两面手法，对革命造反派实行收买、招安、同化或吞噬。革命已进入危急存亡的关头。

　　正当围剿“湖南省无联”处于风头火势之时，予红毫不彷徨地荷战上阵，同这种来势汹汹的潮流对着干，单人匹马地大唱对台戏。他在1968年2月14日的“八·五”小报上所唱的反调，使他成了全国知名的人物。他在头版毫无批判地全文刊登了“湖南省无联”的纲领性文章《中国往何处去》，在第四版刊载了《康生同志谈湖南“省无联”》，还全文转载了“广州工革联”署名金猴的文章《警告广东的“省无联”——从湖南“省无联”的垮台谈起》。“广州工革联”是广州旗派的中坚组织，它在此文中明显地影射予红领导的“八·五公社”和“钢红联”与“湖南省无联”是一丘之貉。造反派内部也从背后向予红施放毒箭。可见他当时的处境是何等孤立和险恶了。可是予红抱着真理不怕孤立，不怕打击的精神，把不同观点的文章都登了出来，让群众进行鉴别，真正表现了彻底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精神。

　　他在第二版刊登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即《激战前的沉寂——一论目前广州时局的若干问题》，他不屑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以战斗的姿态向万人皆醉、万马齐喑的时局挑战。文章一开头就说：“在一片锣鼓的喧嚣声中，人们不难地感觉到在珠江两岸笼罩着一股激战前政治沉寂的气氛。”为什么本来轰轰烈烈的革命变得沉寂了呢？因为“一股自上而下的无形的政治压力，夺走了造反派向反动路线斗争的权利，造反派正向丧权的道路上走，向政治上和组织上瓦解的趋势发展。……造反派丧权使老造反新逍遥增加。”“在革命尚未成功时，铲去了山头，倒下了旗帜，逍遥派的指标直线上升，人们对很多东西都像麻木不仁一样。因为‘破坏大联合’，‘干扰主席部署’、‘逆流’、‘极左分子’、‘极左思潮’、甚至‘广东的省无联’等等的罪名，的确是够吓人的了。有些单位，黑党委活跃起来了，什么政治处、人事科、保卫科、生产临指那套旧体制原封不动地开始复苏了。”作者告诫人们，官僚特权阶级正在用“收买加镇压”的策略来对付革命者，那么革命者应该怎么办呢？“不要忘记二月的草人，三月的黑风，八、九月的屠杀那些血的教训，对阶级敌人绝不能抱幻想，必须战斗到底，必须批判机会主义思潮，批判‘运动收场’的理论和实践，一场老造反新逍遥重新投入战斗，一场彻底革命论者联合起来，做历史的火车头。”作者最后预言目前的政治沉寂只是暂时的，中国还有一场两个阶级、两种前途和命运的大决战，他号召人们去迎接这场新的激战。

　　予红这篇文章像刚出炉的钢铁投进冰冷的水里一样，使当时整个社会舆论为之哗然。由于它讲出了当时谁也不敢讲的话，使真正的革命者为之振奋，使那些革命队伍中的风派、溜派为之失色，更把黄永胜、刘兴元、丁盛、孔石泉那班家伙气得暴跳如雷，扬言要在《南方日报》公开批判予红及其“大毒草”《激战前的沉寂》，后来因怯于反面扩大予红的声望和影响，才没有使出这一着。

　　予红的《激战前的沉寂》，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文献，对于研究文革历史和探讨当代中国青年新思潮的发展，有不同寻常的价值。可惜在大陆上已毁于秦火，可幸在九龙的大学服务中心和友联书局，还存有它的真件和影印件。

国际悲歌歌一曲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大陆萌生的马列主义小组，才真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鲜事物。1967年前后，这个“幽灵”先后出现在中国大陆的各个省份，它们虽然微小，但有强大的生命力。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中国大陆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阶级关系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动，统治者已逐渐成为一个官僚特权阶级，已不再是人民的公仆。与此同时，它制造和培养了自己的对立面和掘墓人。这种新的“阶级敌人”是解放后生长起来的年青一代，比旧的阶级敌人“黑七类”有不可比拟的能量。因此，官僚特权阶级对新生的“阶级敌人”比对旧的反动分子还要害怕和仇恨一百倍。

　　马列主义小组像分布广泛的放射性同位素，如果它的能量引起连锁反应，其冲击波和辐射恩能够足以毁掉现存的政治结构和全部国家机器。不幸的是，很多在建设“反应堆”的时候就被破坏了。予红创立的马列主义小组保密得很好，无论国家保密局的秘密警察如何无孔不入，也没有发现这个随时放射高能粒子的原子核。

1968年“七·三”、“七·二四”报告下达后，全面展开了大规模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用血腥和死亡的恐怖来结束文化大革命。予红、阿漆、黄家俊、谢一凡、李诺贤都被捕入狱，但构成他们入狱的“罪名”，只是参加过文化大革命并当过头头，并不算是要害。他们的马列小组还没有暴露。过了一个月，广州公安局发现李诺贤写过一篇反映知识青年在农村悲惨遭遇的文章《新农奴》，曾寄到香港发表，于是对他施以酷刑。李诺贤这个断了脊梁骨的可耻叛徒，为了苟且偷生，竟然把广东第一个马列小组的秘密和全部成员出卖干净，还泄露了广东科学馆也有一个马列小组的口供。因而广东两个马列小组的成员被一网打尽，饱受最残酷的迫害和镇压。

　　予红的马列主义小组专案由广州公安局郊区分局副局长卓妙权受理。小组的三个主要骨干：予红、郑昌雄、陈星导先后在郊区分局监狱、黄华监狱、石井谭岗监狱受了一年多的刑讯，于1969年9月在广州一个宣判大会上，被判处重刑，郑昌雄二十年徒刑，予红十八年徒刑，陈星导十五年徒刑，押往粤北劳改场。

　　予红在最残酷的法西斯专政迫害下，革命精神始终没有崩溃，在狱中蔑视横暴，高唱《国际歌》，因而数次受肉刑，几至于死。他在伤病交病、骨瘦如柴的情况下，始终坚持学习外交和理论。他现在还在粤北劳改场经受着“人类生存的终极情景”。

　　予红是中国当代最有才华的青年思想理论家和政治犯之一。希望国际的公正舆论，呼吁中共当局释放他。

红黑旗帜

资料真全！不错，我本想转的，发现早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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