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未来与偏颇—读仲维光“‘郭路生’现象的双重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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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纵览中国

一

   最近，《自由圣火》公布了郭路生为2008年自由文化奖诗歌奖的候选人。就此，仲维光先生写了“‘郭路生’现象的双重含义”，并公布了2006年他写给史保嘉的两封信。评不评奖不重要，但我认为仲先生对郭路生的评述很是偏颇，忍不住冒昧说两句。

   首先来说，仲先生对郭路生的作品是误读。以《相信未来》为例。这首诗的主要价值在前三节，是心底之音，而第四节是败笔，尚有“革命”痕迹。“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其将绝望转为悲凉之美，承屈宋楚辞一支传统美感。“相信未来”是对绝望的自我精神安慰。就算是诗的结尾“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这也在艺术之内。而仲先生说：“郭路生的相信未来，不是相信人性的追求和生命的展开，不是相信知识和精神给正在成长的年轻人所能够带来的丰富多彩的未来的内容。郭路生的相信未来，犹如党卫军所相信的未来，要操控别人生杀大权，专制社会一切的未来。这和骆小海，要解放全人类，血染太平洋，头断华盛顿的豪气是一致的。”这种文革式的政治图解，生拉硬拽，让人遗憾。我再看看诗人怎样理解，余坚写郭路生：三十年前，“我读到的时候正年轻/……广场上亿万只臂正向着一只巨手欢呼/一根食指在疾风中，与芦苇们一起/自然地弯下来，那就是未来。”至于郭路生的“相信未来”和北岛的“不相信未来”，我要说一句，二者是一回事，都是“失败”的个人，但是趋向和姿态不同，前者是由现实朝向理想——绝对精神；后者是由理想——绝对精神——挑战现实——“我不相信梦是假的”。前者是美感的，后者是意志的。世故地说：前者是白日梦，后者是堂吉哥德。

   仲先生说“郭路生的诗歌没有任何新意和创新，完全是在走贺敬之等人的路。他想写贺敬之的诗歌，但是，他当然不能，也终究没有写出来。不仅因为他的文字功力、修养不够，还因为他生错了时代。”这话说得外行了。中国新诗的历史只有百年，不是很成熟，和中国古典诗歌、西方现代诗歌的成就相距甚远。但是就中国新诗，郭路生有重要的位置。这不仅在于，他对中国当代新诗的影响，而且也在于他作品的质量。《相信未来》的前两节是中国新诗的经典之一，精神的绝望和语言的唯美都达到极致。此八行可使贺敬之黯然。《鱼群三部曲》也是新诗史中的一部优秀之作，特别是作为一部长诗。“好的声望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坏的名声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作者将现代意像，生存的剧烈冲突，带入汉语传统的对仗，展开张力，表现命运的被制。他的这种对汉语传统诗歌语言的现代运用，正是语言的创新。

   郭路生对中国新诗有两个重要贡献。49年后，中国文学大致死亡，反人性反人文，特别是进入文革。在擂天的革命中，郭路生首先把新诗带回个人，回归人性和人文传统。《相信未来》、《烟》、《酒》、《命运》、《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疯狗》、《鱼群三部曲》等等都体现了人文精神，包括人的绝望、悲哀、愤怒、希望、亲情。“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是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海洋中，作者写告别的悲哀和亲情。再，郭路生的诗回到了文学语言。他是中国青年从共产革命到《今天》的一个转折（《今天》有更重要的意义，其挑战极权，颠覆了中国的专制语）。和仲先生说的正相反，郭路生在六十年代末带领诗走出了“革命”的思想、语言“框
架”。这也就是那个时期，郭路生的作品在地下争相传阅，不胫而走的原因。中国共产主义精神死亡于那个时代。革命的幻灭之后，暴力的废墟上，青年人开始怀疑反叛，寻找新的“真理”，这也就是仲先生说的“转折”。郭路生的诗代表性地反映了这个转折——他代表了那个时代。十年，这一代人完成了思考和转变，对共产主义极权制度的认识批判已经成熟，因此这才有西单民主墙运动，有《北京之春》、《探索》、《今天》、《四五论坛》。这场精神的转变，就诗而言，郭路生是开始，北岛和《今天》是完成；郭路生是由反人性回归人性，而《今天》的诗人们，则体现了自由对极权制度挑战；二者是呼应的，是一场新诗运动。不明白，仲先生怎么会将他们对立起来，“肯定郭路生则必定抹杀北岛的价值”。历史的图谱足够广阔，北岛自有他的位置和意义，如果我们只看到一把椅子，就走向了权力。

   的确，郭路生谈不到大师，更扯不到建安才子，中国当代何尝有建安风气？但是郭路生是个优秀的诗人，体现了那个时代，影响了许多诗人和读者。当时，郭路生的诗是以手抄、背诵的形式在地下流传。许多知青是在地头、油灯下阅读、背诵郭路生的诗。阿城下乡时曾让人抄录的郭路生的作品给他，李恒久在牢狱中背诵郭路生的诗，以为精神慰籍。在严酷的极权统治中，出现这样的文化现象，是让人感动的，体现了人们对“革命”的背离，对人文精神的追求。但是仲先生指责说是炒作（ 仲先生批评，对郭路生有三次炒作，这是第一次），让人费解。

   郭路生歌颂过《红旗渠》、也歌颂过红卫兵，但那个时代谁不曾歌颂过“党”、革命和毛呢？五十年代，连穆旦也写过抨击美帝、歌颂新时代的诗。看一个诗人，要看他主要的作品和影响。北岛曾说，读了郭路生，才知道我们自己也能写诗。多多说，“郭路生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传统”，“是第一个为新诗伏地的人”。芒克也将郭路生作为老哥们，大春更是将老郭视为兄长，后来的海子对郭路生的诗也很称赞。89年初，在“幸存者”诗歌朗诵会上，第一个朗诵的是郭路生。当时，他住在精神病院，社会早将他遗忘了。诗人们尊重老郭，尊重他的作品，也尊重那一段历史 ，这和他是否是“干部子弟”无关。郭路生的那些“歌唱”可以批评，也可以“清算”，但是将郭路生划为“党卫军”，就是政治帽子了。

   需要补充一点。郭路生的幸运是他的作品当时尚能在地下流传，这得感谢“干部子弟”的“特权”。而另外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和文字，则连在地下流传的可能也没有，这是极权制度之罪。六十年代初，四川野草诗社便有一批诗人在地下写作，邓垦、陈墨、殷明辉、徐坯、蔡楚、杨枫等。可惜他们的作品当时没能流传出来。贵州黄翔的地下写作，到78年才在民主墙浮现。57年穆旦在被打为右派之后，到79年去世，一直都在孤独地翻译和写作，包括文革期间。76年，他写了 “冬”、“问”、“神的变”、“老年的梦呓”、“秋”、“沉没”、“自己”等的一系列作品，其中“冬”是新诗高峰之作，但是它们在八十年代才见世。这说明，在毛极权统治下，中国还有另外一支地下文化潜流，特别是老一代对中国传统及“五四”新文化的孤立持守。今天看来，这支潜流特别需要我们给予关注和吸收；当初我们急于反叛，显示自己的时候，忽视了他们。这是中国文明的损失，需要弥补。在今天中国，文化的承继持守重要于反叛。有人将穆旦称为新诗的终点，我同意这个比喻，但补充说郭路生将新诗潮的起点和穆旦的终点连接了起来。至于北岛和《今天》的发展及新的挑战姿态，不在这里论述。

二

   郭路生非常善良，质朴而谦和，在他那里没有世故，谁都是朋友。文革打老师，他先冲上去救助。他住在精神病院，也总是帮助护士清扫，照顾病友.记得那年从精神病院接他出来散心，回去时，他还想着给病友带去烟和食品。他的生活极简单，有劣质烟就很满足了。他总是想着贫苦农民，说和他们比自己已经是很好了。几十年了，郭路生是唯一没有变化的人，球鞋、布鞋，四兜的旧蓝制服，永远地质朴、谦和地微笑，不卑不亢。所有接触过郭路生的人，都会感到他的温暖和善良。仲先生根据什么说：“……那时在郭路生们看来（平民子弟） 是专政的对象，是脚下不值得一提的群体”“ 现在张建中们没有受到郭路生的侮辱，不过是因为郭路生神经不正常了而已。否则，即便你再取媚他们，再取媚那个社会，自称是‘毛泽东的儿子再世’的郭路生也不会把你当人看。”这些话讲得很凶。

   诗和艺术极端而远离实际，而诗人艺术家又脆弱敏感，因此他们的夭折或毁灭是常有的事，这是文明的悲剧。郭路生敏感单纯，而他对诗又是全身投入，加之那个激烈而残酷的年代，他的崩溃是自然的。70年代初，他由抑郁而精神分裂。他的病时好时坏，在病院里住了很多年。这让人悲哀，痛心。他是为诗“伏地的人”，是诗的受难者殉道者。但仲先生说：“今天的郭路生更是崩溃在精神病院中，沉溺于自己是毛泽东的儿子的‘浪漫’革命幻想中。而我们这些人，无论是求生，还是精神上的自我展开，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现实生存上都远比他们坎坷，但是我们的精神的成长却使我们得以和那个社会的知识界，和人生的岁月抗衡。”“毛泽东的儿子”这句话，是不是郭路生说的，我不清楚，但即使郭说过，那也是精神病人的病症，但是仲先生拿来对患者做道德讥讽，有失人道。在西方社会，人们大多不会用患者的疾病作讥讽的材料，无路是对手还是敌人。进而，仲先生作比郭路生，显示“我们这些人”如何“自强不息”，“和人生的岁月抗衡”。这倒让我为仲先生悲伤了。仲先生视郭路生患精神病是“堕落”——因为“堕落”而患精神病，这是什么思路呢？

   说到郭路生的病，我在此额外说一点。八十年代末，我和林莽（张建中）去看昌平福利院看望老郭。当时，他已经在医院住了很久，我们去的目的之一，是和院方谈谈，能否在医院图书馆给老郭安排点事。老郭的处境挺惨，母亲不在了，父亲再婚，家也就不能回了，而且他也没有收入。想到老郭的下半生可能都将在精神病院中度过，我们很是悲凉。骑车回来的路上，我们闲谈，商量着得帮老郭一把，让他从福利院出来，回到社会。特别谈到要使他恢复生活的信心，恢复写作，而这也就需要社会不要忘记他。但不久就是“六四”，之后我离开了中国。数年后，我们相约的事情，由林莽一个人默默地做了，包括联系发表郭路生的作品、出版他的诗集、朗诵作品、介绍他参加作协、写文章介绍他等等。对于一个被掩埋在地下二十多年的诗人，这是社会对他的一点微小的回报。之后，老郭重新获得人们的认识和尊重，他出了病院，更多地写作，还成了家。林莽“救”了老郭，这诗人间的友情，也是善举，大概这就是第二次“炒作”郭路生的由来。自然，语言在传播中会膨胀，商业社会媒体的夸张也是难免的，这在任何国家社会都一样。批评郭路生是可以的，有肯定也就必有否定，文化需要这种平衡。但是将肯定郭路生断为“抹杀北岛”的政治“阴谋”就过分了，至于“取媚”就更谈不到了。

三

   看仲先生的通信，觉得他似乎不认识郭路生，也不熟悉郭路生的作品。他在第二封信中说：“接到你的信后，我再次看了一些他的诗。更觉得不知从什么地方能说他的诗好。至于六十年代末期，确实他的诗比我们之中的任何人的诗都相对成熟，孙康的诗那时无法和他比，刚刚起步的芒克和多多不过显示出灵感和才气，北岛则还在诗歌的门口徘徊。”显然，写第一封信的时候，他对郭路生和其作品所知很少。但是，仲先生为什么对郭路生有那么大的怨愤呢？开篇就是：“郭路生何许人也？”“年轻人似乎也没有必要知道这么一个郭路生，因为无论就其作品和其人都是一个早已经在生活以外的人了”，然后又是“郭路生们”，“党卫军”，“毛泽东的儿子”。这已经是蔑视和谩骂了。我想如果仲先生接触过郭路生或熟悉他的作品，一定不会这样。但仲先生是为什么呢？

   再读仲先生的文字，我还是可以理解仲先生的偏颇。毕竟，“红卫兵”太残暴了，清华附中还是其发源地，仲先生一定经过极大创伤和恐怖。我读过郑义先生的回忆，他在当时所遭受“干部子弟”的暴打，几乎丧命。红卫兵屠城的血难是难以遗忘的，永不该遗忘。大概是仲先生难以抑制对红卫兵的愤怒，而将郭路生当成了它的符号，于是郭路生也就成了仲先生声讨的靶子、替罪羊。但是，对暴行的愤怒、正义的热情是一回事；而理性地思考，客观地叙述，公正地待人处事是另一回事。严格地说，仲先生的这些文字很是失态。对红卫兵“操控别人生杀大权”“血染太平洋”的愤怒是对的，但是加到郭路生的身上则是冤枉。仲先生由于愤怒，信口而言；但那些羞辱郭路生的言辞，恰恰有损作者的“自重”。需要警惕，由于我们的道义愤怒，而成为对方。愤怒和仇恨可以摧折人的理性，扭曲人性，遮蔽我们的目光。记住，但不是记住仇恨；愤怒，但不要被愤怒所吞没。

   我在这里，还要指出仲先生的几处失误。于中共极权制度，“干部子弟”是个重要课题：一、文革期间，“干部子弟”是如何依靠“革命”特权，建立“红卫兵” 组织，进行大规模的野蛮杀戮？他们为什么如此残暴？这场暴行到底残害了多少人？他们与极权的关系？二、在八、九十年代，中共是如何进行权力的血缘移交的 ——红色江山交给红色后代？他们移交了哪些权力？控制了什么？移交的过程和方式？三、改革之后，“干部子弟”是如何依靠权力，掠取国家资源和全民财富的？掠取了多少、比例？掠取的过程和方式？如何向国外转移？这三点涉及极权制度的本质。

   我可以理解仲先生对“血洗太平洋”的愤怒，但是仲先生将之转到“干部子弟”与“平民子弟”的权利斗争，则降低了反极权的意义。阶级不平等不是极权制度的要害，而是人的基本权利被剥夺，财产、言论、思想、信仰，乃至他们的居住和生命安全，即使国家主席也可以被随意逮捕、处决。与此之下，官员们有汽车、厨师、特供，其子女们趾高气扬，能进好学校有好工作，看外国电影，就不那么重要。任何社会都有权贵与平民的冲突，前者歧视欺压后者；后者愤恨反抗前者。就是当今美国也还有贵贱、贫富、种族之争。美国，1954年黑人才能进白人学校；1964年才取消公共场所种族隔离政策；1968年马丁路德金遭暗杀，中国正值文革，毛还发表了声明。今天，德国也还有东德人、西德人的权益之争和地域歧视。就阶级差异、权贵与平民的不平等，毛的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倒小些。毛发动文革的原因之一是官员“比资本家还厉害”。但是极权制度的“平等”是对所有人监视、强制、人权被剥夺的平等，于此刘少奇并不比一个工人幸运多少。由于，一人一党独揽国家权力，没制约无监督，超越法律，国家就可以实行恐怖统治，任意掠夺，乃至进行大规模杀戮和迫害。因此，极权国家需要改变制度，而不是反特权倒权贵；今天，中共也在严惩处贪官，让民众出气，但是把毛请回来，杀光贪官除尽腐败，就好了吗？

   仲先生说“干部子弟”和“平民子弟”是：“两个群体，两个世界”，他们有“根本的不同”，“绝对不一样”：“平民子弟的转折，是转向个人与反叛。这从个人生活、对未来的追求，到思想、精神、感情……”：“平民子弟几十年走下来，是自强不息的路。正是这种精神和知识的追求，使得平民子弟不断地成长” ；而“干部子弟、权贵子弟的转向是对权势的留恋和哀伤，是没落、是堕落”：“我们有‘精神和知识’的野心和抱负，而他们没有”，“平民子弟的追求精神与知识的冲动也远远要比那些干部子弟群体来得强烈”。这已经是成见了，是又一种出身论。

   文革期间，或老红卫兵，或造反派，或“干部子弟”，或“平民子弟”，都狂热比赛革命，高标毛主义，实施暴行，要更彻底地实现共产主义。魏京生、杨小凯、张郎郎，他们的转向并不是“对权势的留恋和哀伤”，也不是“没落”“堕落”。魏京生是因为在西北看到大姑娘穷得穿不上裤子，而改变他的一生。而70年代“转折”的“平民子弟”，在改革后大多也又“转折”了回去，成为了新贵。奥运会开幕式的总导演张艺谋是平民子弟。习仲平是权贵子弟；李克强出身平民。张郎郎和遇罗克同关于死囚，张因父亲被周恩来保了一条命，遇则被处死。但在死囚内，二人都是好汉，是生死好友。陈凯歌和孔丹宴会上争风吃醋，是新贵和旧贵之争，与千百万血汗民工没关系。当今中国的各界新贵们并不比旧贵更清廉更高尚，他们个个来自平民，由自强不息获得财富权势。今天，中国的新贵肯定大大多于旧贵。进而言之，旧贵的父辈们也都曾是平民，而且更贫苦，通过革命，他们抢得权力而权贵。几十年来，中国确有许多优秀个人，在精神的道路上自强不息，但他们并不以“干部子弟”“平民子弟”相分。中国要改变的是制度，而不是回到阶级斗争。

   极权也好，文革也好，最深的害处是那些毒素是会作为经验储藏在我们的生命中。受害者也会在被害中也会接受残害的方式，施向他人。人由经历所塑造。仲先生说：要“反省自己”，“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一起来从事这种清除党文化”，“它和自由主义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根本区别究竟是什么？”他是真诚的。这里，就此我试图谈一点。共产党意识中最有害的是，他们自视掌握真理，代表道德、正义和未来，而且是唯一的，因此他们有权审判强制他人，消灭恶。共产主义者勇于上百万地杀戮，就是他们确信这些。“正义”和“真理”是他们杀戮的理由，也是动源。因此，有关“正义”“真理”的发言，需要十分慎重，也需要十分警惕。最高的最耀眼的，常常是毁灭。人类赖以存在的真理是伦理的常识性的，以人性为根据，那就是善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爱、正直、诚实、宽容，谦敬，自省，尊重他人，帮助弱者等等。它们是文明的基础，世代不变，文明的大厦由此而逐步建立。混乱中，最可靠的真理是持守常识，而它们多来于儿时母亲和师长的教诲。中国需要的是回到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