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建女工：一个重生的社会阶层

hachen · 发表于 2010-6-2 04:59:25

原载《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4期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地区发展差距拉大的人口学研究”（批准号03BRK001）的部分研究成果。

　　Abstract：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change of woman workers from 1982to 2000.There is a great replacement between old and new woman workers.The floating womanworker is a different social group compared with local woman worker .The changeof the woman worker is the result of the changing China in the world-system.

本文的资料主要来自人口普查，因此根据人口普查的统计口径，将女工定义为女性的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和有关人员。

　　在知识界女性主义日益高涨的年代，广大普通女性正在默默无闻地生活着，她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改写历史。在她们当中，女工是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群体。关于女工的研究已经很多，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但是利用历次人口普查资料对她们进行研究的并不多见。

　　本文从人口普查资料出发，尝试对女工这一群体的变化作一些描述分析，并且从世界体系理论的宏观角度对其内在成因作初步探讨。

　　一、女工变动基本情况

　　工人是中国仅次于农民的第二大职业群体，对于女性而言也是如此。在1982-2000年间，中国女工数量从2953万人增长到3725万人，增加了近772万人（见表1）。尽管女工数量上升，但是其增长的幅度略低于整体女性就业人口的增长（见表2），因此其就业结构中的地位呈现出相对下降趋势。其间女工占女性就业人口的比重从1982年的12196%下降到2000年的11167%，女工占全体工人中的比重从35142%下降到33143%；以女性就业人口的增长幅度来看，女工增长幅度仅仅略高于农民，而低于其他几类职业；以女性就业人口的增长人数来看，女工数量增长低于商业、服务业和专业人员的增长。从变化中可以看出，虽然女工在女性就业体系当中依然是重要角色，但是重要性正在下降。

　　在这个变动的过程当中，女工承受了巨大的失业压力，这一群体为社会变革付出了更多的成本。从表3中可知，在所有职业群体中（除不便分类职业者），工人是失业率最高的，而女工的失业率又比男性工人高出近2个百分点。实际上，一些30岁以上的失业女工很难再找到工人的工作。

　　二、女工的群体更替

　　除了在女性就业体系中的重要性下降之外，今天的女工，已经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女工，而是一个大多数人被更换的新职业群体。这种更替有自然更替，但是更多的是社会性更替。

　　自然更替指的是由退休者退出及年轻人进入而产生的更替；社会更替指的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变化，原有群体退出和新的群体进入出现的更替。女工的更替主要表现为群体性更替、空间性更替、行业性更替和来源地更替几个方面。

　　（一）同龄群体更替

　　用人口同龄群（cohort）的分析方法，可以表41982年-2000年间部分年龄女工人数变化大体上估计出女工群体替换的程度。1982年的女工当中有多少还留下来，又有多少人已经被更替，这需要把女工分成三部分人加以分析。

　　第一部分是当年35岁以上的女工，这部分人占当年女工的24.5%.由于中国的退休制度，绝大部分女工的法定退休年龄是50岁，1982年时的35岁以上女工到2000年时基本上已经退休。

　　因此这部分人的工作岗位要么已经被其他人占据，要么已经不存在。

　　第二部分是当年20-34岁的女工，这部分人占当年女工的55.8%.这部分人的情况见表4，根据同龄群推算，超过半数的女工已经流失。第三部分是当年15-19岁的女工，这部分人占当年女工的19.7%.这部分人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在1982年以后仍然有大量的青年女性成为工人。例如1985年有一位20岁的女性成为工人，她在1982年只有17岁，而她不属于当年统计的范围之内（其他年龄组也会有这种情况，只是人数不会太多）。因此对15-19岁年龄组是无法简单用同龄组推算的办法来估计人数的流失的。这里只能根据20-24岁中保留率的情况，大体上估计15-19岁女工的保留率是80%.

　　根据上述三部分女工的情况，大体上可以推断出1982年的女工当中，60-70%的人已经不是工人了。换句话说，以人口同龄群分析的方法可以推断，今天的女工当中，大体上只有30%左右是1982年的女工。今天的女工与当年的女工基本上是不同的社会群体。

　　（二）空间更替

　　空间更替又可以划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东南沿海替代老工业基地，另一种是城市郊区替代城区。

　　1东南沿海替代

　　从表5中可知，改革开放初期，大量女工集中在东北三省老工业基地和京津沪三个直辖市。1982年这6个省市的女工人数为767万人，占全国女工的比重是25.98%；2000年这6个地区的女工人数大幅度下降，仅476万人，比重也降至12.78%.

　　与此相反，东南沿海地区女工数量大幅度上升。改革开放以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个沿海省份的经济突飞猛进，大量新企业诞生，造就了庞大的女工队伍。1982年，上述四个省有830万女工，占全国女工的28.1%；而到2000年高达1817万人，占全国女工的比重升至48.8%.如果加上海南省和上海市的女工，2000年时中国有1949万女工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占全国女工的52.3%.

　　显而易见的是，老工业基地中绝大部分女工不可能迁移到东南沿海地区，因此东南沿海绝大部分女工是新生的一代女工。

　　2城市郊区替代

　　近年来，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经营不善，走上破产或者重组的道路，这些企业所在地也往往被改成其他用途，这种情况在一些大城市中特别突出。城市中原有企业搬迁或者消失，而这些企业中的女工往往失业或者改行，导致市区中女工数量大幅度下降。表6是广州市1982-2000年间女工数量的变化情况，从中不难看出旧城区中女工，特别是本地女工数量急剧下降的过程，相反的是在郊区，以外来人口为主的女工数量迅速增长。

　　（三）行业更替

　　改革开放以前，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国家强调各个行业内部男女在就业规模上的平等，因此在一些并不适合于女性特点的职位也安置了女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些岗位的女工往往首当其冲，失去工作机会。因此在1982-2000年间，女工的行业分布发生明显变化。

　　由于1982年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比较粗略，没有分性别的工人行业分布资料，所以本文仅仅是分析1990-2000年间的情况。从表7中可以看出，在1990-2000年间，女工数量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其间，全国总共增长女工22318万人，同期制造业增长女工37914万人，大多数行业女工的数量是减少的。虽然不能排除一些女工离开原来工作的行业之后，会转入制造业或建筑业，但是更大的可能是失去职业或者转行从事其他职业。因此，女工当中存在着明显的行业更替。在各个行业当中，女工主要集中在制造、建筑、交通通讯和采掘业，而从1990-2000年间的情况看，更加进一步集中到制造与建筑行业。2000年制造与建筑行业集中了89%的女工，而男工只有66.5%的人在这两个行业。在某种程度上说，女工的行业集中体现出她们被男工从一些行业中挤出的事实。

　　（四）来源地更替

　　1982年的数据中没有显示农业户口的女工所占比重，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和严格的城乡隔离户籍制度下，估计女工当中属于农业户口的比重不会有多少；而1990年的女工当中，持农业户口的人达到42.6%；2000年则增加到63.3%，大约三分之二的女工直接来自农村。

　　综合以上各种更替的情况，保守的估计，1982年的女工当中，至少80%的人已经离开女工这一职业岗位。

　　三、新女工群体

　　本文把当工人的女性外来人口①「外来人口的定义是根据1990年和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中外来人口的统计口径。为了与1990年资料相比，同时也因为本节以广东省为分析对象，因此以广东省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普查流动人口统计口径为准，这一口径不包含本市市区内部、本县内部的流动。」称为“外来女工”。在女工的替代过程当中，外来女工已经构成了当代女工的新群体。全国的女工当中，外来女工占36.8%，其中大多数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以广东省最为突出。2000年广东省有外来女工572万人，由于人口普查只调查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因此还有大量女工并没有列入普查范围，实际上外来女工的数量超过600万人。然而由于资料的限制，本文只能研究那些属于人口普查登记范围内的外来女工。

　　1982年时，广东省的女工当中，属于外来人口的寥寥无几；而1990年，27.26%的女工属于外来人口；2000年这一比重猛升到74.3%.从1982-2000年的18年间，广东省，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大体上完成了外来女工替代本地女工的过程。在广东省的外来女工当中，87.2%来自外省；12.8%来自广东省内本市（地级市）以外地区，后者基本上出自珠江三角洲以外地区。以户口性质看，外来女工当中93.2%是农业人口。显然绝大多数外来女工是属于远离家乡的一个社会群体，她们当中有86.3%的人以集体户的形式居住，居住格局基本上是本地人与外地人相对分离的。

　　因此，目前广东省的外来女工与本地女工是差异巨大的两个群体，其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行业差别。外来女工当中，将近98%的人集中在制造业，比该行业的本地女工比重高出将近9个百分点。电力、煤气、自来水供应行业属于垄断经营行业，是高利润行业；交通通讯业也是利润比较高的行业，这两个行业中本地女工所占比重比较高，而外来女工则极少进入这两个行业。

　　其次是年龄差别。外来女工比较年轻，她们当中不足25岁的人超过66%，相反本地女工中这一比重不足25%.在外来女工当中，34.4%的人在现居住地居住时间不满一年，29.9%的人在一至两年之间，14.2%的人在二至三年之间，换句话说，78.5%的外来女工在现居住地居住时间不满三年。

　　第三是教育程度差别。外来女工当中，85%以上受过初中及以上的教育，相反本地女工这一比重不足80%；但是本地女工中，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高于外来女工。第四是地区分布。虽然广东省有大量的外来女工，但是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呈现出强烈的地区集中性。

　　第五是工作强度的差别。工人是一个劳动强度很大的职业群体，与本地女工相比，外来女工的工作强度更大。在人口普查前一个星期，86.3%外来女工的周工作时间超过5天，其中接近44%的外来女工工作时间是7天，也就是没有休息日；相比之下，本地女工超过5天的占5712%，这一比重虽然也偏高，但比外来女工低了29个百分点。

　　从广东省，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情况看，以年轻的、受过初中及以上教育，来自农村的女孩为主体的外来女工，正在成为新的女工群体。当然珠江三角洲的情况不能够完全代表全国，但是外来女工代替本地女工，在中国东南沿海和北京等地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四、讨论：世界体系视野下的女工群体命运

　　在中国历史上，女工群体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后期到1949年以前，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女工阶层的诞生和成长期。

　　这一时期女工主要集中在一些大城市中，1928年上海市工业系统中女工比重高达56%，男工为35%，童工为9%，根据1946年的统计，上海市女工以粗工和半技术工为主（郭瑞敏，2002）。

　　这一时期女工的产生与发展，基本上是由劳动力市场运作而造成的。

　　第二阶段是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8-1960年间，职工人数大幅度上升，女工数量也有相应的增长，其来源一部分是农村妇女，另外一部分是城市中的家庭妇女。可是好景不长，在1961年开始的精减和下放职工的过程中，女工首当其冲（李若建，2001），大部分失去了工人的工作。在此之后，女工数量出现了一个漫长平缓增长的过程。

　　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到现在，这一阶段的情况从前面的分析中已基本清楚。在三个阶段当中，第一与第三两个阶段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有的学者从上世纪初期与近年女工所遭遇的一些突发事件入手，指出在相同的经济制度和文明条件下，某些社会事件可以再次出现，此时时间失去意义，事件呈现出结构的相似性（佟新，2003）。

　　事实上今天外来女工的境况，与第一阶段的中国女工有许多相似点，例如多数是来自农村的年轻女孩子。如果把视野放开到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中国台湾省的女工，可以发现她们同样是出自农村的年轻女孩子。如果把一些事件与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女工相比，甚至于可以找出相似之处。但是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今天中国的女工与当年的女工及韩国、中国台湾省的女工有一个重大的差别，就是她们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原有的女工群体，而不完全是新生的群体。

　　如果不仅仅分析一些孤立的事件，而是把事情放在更加广阔的背景上看，中国女工的命运，与中国在整个世界体系当中的位置是紧密联系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女工群体的诞生是中国开始大范围进入世界体系的结果，而建国初期女工群体的扩展却是中国企图摆脱世界体系的产物，当今的新女工群体又是中国重新融入世界体系的表现。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整个世界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其继续作为主要的制造加工区的角色是不可能改变的，也就是说中国依然需要大量的女工。为了在世界体系中维持中国的经济竞争能力，保持大量的体力充沛的廉价工人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女工群体的更替依然要不断演变下去。随着国内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垄断行业进一步减少，一些缺乏竞争力的女工将会不断离开岗位，新的相当程度上是农村来的女工将取代她们；同时，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广大农村为女工这一职业群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续队伍，因此进入工人群体的农村女性同样会被更年轻的女性所替代。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现有女工的部分群体特征。其实她们除了年龄之外，还有其他特征将导致她们可能被替代，其中最重要的是她们的婚姻与生育状况。以广东省的外来女工为例，调查时她们当中6912%的人未婚，2615%的人没有活产子女。但是在现有的劳动力市场中，相当一部分女工在生育过程中至少要暂时退出就业，因此外来女工在生育期间，其岗位不可避免地要被替换。

　　过去被更替下来的女工，大多数是城镇人口，一般还有一些基本的社会保障，同时也比较容易重新在城镇找到工作，或者得到亲友的帮助。而今后被更替下来的女工，将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女性。以广东省的外来女工为例，她们当中9312%是农业人口，因此绝大部分外来女工被替换后，是没有什么社会保障的。因此她们的命运如何就变得更加复杂。

　　除了少数幸运者可以从女工上升到白领阶层，甚至于社会上层之外，绝大多数被更替的女工只有这么几条出路：（1）转行到其他职业，如商业服务人员；（2）成为专职家庭主妇；（3）进入地下经济，如成为性工作者；（4）返回农村，然而她们就是因为农村的贫困和缺少机会才离开农村的，因此有多少人愿意回农村是个问题。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期成为女工的那一代人因为年龄的增长而被更替，上述几种结局会有什么社会影响，是否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可能是很快就能看见的事情。

　　参考文献：

　　郭瑞敏，2002，《浅析民国时期妇女职业不发达原因》《文史杂志》，第4期。

　　李若建，1994，《割裂的劳动力市场及其对就业的影响》《管理现代化》，第2期。

　　—，2001，——《困难时期的精简职工与下放城镇居民》《社会学研究》第6期。

　　佟新，2003，《社会结构与历史事件的契合：中国女工的历史命运》《社会学研究》，第5期。

　　具海根，2004，《韩国工人》，梁光严、张静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苏耀昌，1987，《华南丝区：地方历史的变迁与世界体系理论》，陈春声译，中州古籍出版社。

　　E.J.裴宜理，2001，《上海罢工》，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E.罗伊斯顿·派克，1983，《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的人文实录》，蔡师雄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

　　E.P.汤普森，2001，《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

　　作者系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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