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碾过的历史

白海鸥

车轮碾过的历史

——《折腾岁月小记》之三十三

        在我的一生中，亲眼目睹过三个自溢身亡的人，一个发生在1958年；另两个是“文革”期间，这三个人全是知识分子。
        1957年我正在大连第十二中读书，那年六月初的一天，老师给我们读了一份报纸，大意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攻的政治斗争。此后知道了诸如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等几个著名的右派分子的名字，那时学校的老师们经常开会，就连我们每周活动一次的“美术小组”也停止了。在二楼会议室里，墙上挂满了大字报和漫画，有时走到会议室门前，能听到里面象吵架似的发言，听说这叫“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些都不让我们学生看，不久有几个老师还有校长，就成了右派分子；几乎同时，我们胡同的一个被称为郑叔的邻居，也成了右派分子，那时对“右派”的印象是模糊的，更不明白为啥右派分子，大都是戴眼镜的文化人。
        郑叔是1951年，由山东大学毕业的，分配在大连工学院（现今的大连理工大学）当老师，爱人名叫郝丽，是师范学院的老师，她人长得很漂亮，就是不太爱说话，两人有一个名叫小博的六岁男孩。记得当时的“旅大日报”经常刊登郑叔写的诗作，他平日很愿意与我们孩子交流，不像个大学老师的样子。
        后来知道了他当右派的缘由，在那场整风运动中的小组“鸣放”会上，别人提意见，都是他作记录，最后要在大会上，汇报各小组给党提意见的情况，大家都说：“记录是你做的，你的文笔又好，你就把我们的发言整理一下，代表咱们小组去汇报一下算了。”结果大伙提的那些意见都算到了他头上，就这样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实际上当年象郑叔这样的“右派”，全国不计其数。后来想想，他的家庭出身是地主，解放前又登记过“三青团”，有这样的历史背景的人，在我们这个以搞政治运动为国策的国度里，是绝对在劫难逃的，就算你一句话不说，为了凑够那个“百分之五”，终有一天也要把你凑上，这只不过是早进城与晚进城的时间关系。
        第二年春，学校组织我们去看，全国都在公映的一部反映右派“明星”，忘本回头的电影《刘介梅》时，郑叔就被抓走了，据说是被判了五年徒刑，押在凌源监狱里。至此后，他家的保姆也走了，由于郝老师的性格不像郑叔那样开朗，加之孩子的右眼有残疾（眼球摘除）她还要经常带孩子去医院，所以生活显得很疲惫孤独。
        一天傍晚下班后，她来到我家对我妈说：“大娘，你帮我照看一下小博，再将你家的小车借我用用，和煤的黄泥一点也没有了，我去山根挖点。”“咳，这么晚了，就在我这撮点用吧。”“不啦，我去挖点，等礼拜天我再买一车。”母亲看她很执着，就吩咐我去取小车与她一起去，正在这时大弟弟说：“车子坏了，轱辘拆下来还没修呢。”没办法，按母亲的吩咐，我去撮了一撮子黄泥给郝老师送过去，到她家一看小博正在啃一棒生苞米，郝老师上去一把夺下吼道：“你是饿死鬼托生的，就不能等一会。”孩子看了看我，小嘴一瘪眼泪出来了，“一天忙死了，活的真没意思。”郝老师嘟囔着去了厨房。
        第二天我们正在吃早饭，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大喊：“快来人呀，郝老师上吊啦！”全家丢下饭碗就向外跑，到街上一看，喊话的是郝老师隔壁的刘婶：“快，人还在那儿吊着呢……”大家赶忙向她家奔去，只见小博双手抱住，还吊在拉门框上妈妈的腿在那儿大哭，大家赶忙进去，有人抱起孩子，有人抱托起郝老师，也不知是谁将那根绳子砍断了……
        大家将郝老师放在地上，有的号脉，有的摸心口……我瞅了一眼全身软瘫的郝老师，只见她面色枯白，两眼突出，舌头悬于唇外，双手紧握，样子恐怖异常。
      这时杜大夫来了，她仔细地诊看着然后对大家说：“快通知她学校吧，人死了。”听到这里我真不敢相信，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走了？好像孩子也听明白了，他的嚎啕声更大了：“妈妈，我再也不吃生苞米了，你快起来呀！”不知怎么搞的，小博手里还攥着，那颗随时能拿出的假眼球。
        在场的人们没有一个不掉泪的，悲恸的哭声回荡在这个小胡同里……
        1968年夏的一个早晨，我与几个邻居骑着自行车上班，当要穿过“大乘寺”的北门时，突然看到前方不少人下了车子，在那儿指指划划的，到跟前一看，原来在不远处的小树林里戳着一个人，再仔细一瞧是用根绳子吊在树上的，个头不高挺瘦的，大家都下车去看，我却飞快蹬车跑掉了，因为那年郝老师的面容，给我留的印象太深刻了。
        当天下午就传出，小树林的自缢者，是我厂女工小霞的舅舅，他是和平厂（军工厂）的一位会计师，因历史问题被揪斗，想不开寻了短见。
        第二年还是七月我去南方出差，午夜时分乘客都在梦乡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我睁眼一看，就在我身后的厕所旁，有两个人一面使劲地敲门一面喊：“快出来，再不开就砸啦！”这时引来了乘警和列车员：“怎么回事？”这两个人说：“我们是新乡某厂革委会的，这里面的人原是我厂总工程师，在‘清队’时查出是国民党特务，他这次出逃到东北是准备投奔‘苏修’的，现在被我们抓回，没成想他借上厕所机会，赖在里面不出来了……”乘务员掏出钥匙拧了半天也打不开，最后那两个人就用脚将门踹开了，啊！的一声怔住了。
        大家过去一看，那个总工程师已用鞋带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又绑在车窗的护栏上，然后蹲坐下去自缢了，当那两人将他抬出放在车厢地板上时，那两个人中的一个气喘吁吁地说：“你以为死了就拉倒了，你这是自绝于党，自绝于……”这时车长已领来一位军医，将那人拨到一边喝斥道：“这个时候你还上政治课呀？”军医到近前仔细勘察一番后说：“有微弱心跳，大家马上闪开、通风。”然后让人解开总工的衣扣，松开腰带，开始抢救。
        这个军医真行，掏出一块手帕罩在总工的嘴上，右手捏住他的鼻子，就开始口对口的往嘴里吹气，然后又用双手按压胸部，就这样反复足足有几十次，后来在军医的指挥下，大家又将这位总工翻过身，军医骑在他的腰臀部，双手用力向下挤压，反复了几十次后又将他翻过来，查看一番后问车长：“现在能否停车？马上送往医院。”车长看了看手表说：“还有半小时才能到下一站。”那位军医擦了擦额头的汗水，无奈地摇了摇头。那两个人说：“他刚进去一会儿，这就不行了？”军医说：“在自缢发生30秒内，人工救活的可能性最大，象他这样说明时间已超过五分钟，后续抢救条件接不上就没希望了。”
        说来也怪，在整个抢救中我都伸手帮忙，但一点也没有惧怕心理，甚至于对总工下身流出的尿，也没太大反应，当时我总认为他的体温尚有，不是死人。
        列车在疾驶，一条鲜活的生命早已赶在前面到达了终点。
        “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 ——爱米尔·杜尔凯姆，在他的名著《自杀论》里，所论述的是常态社会中自杀现象的一般规律，而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在1949——1976年间的惊人自杀表现，是一个非常态社会中的异常现象，是人类的耻辱。当时他们的处境既不同于帝俄时代的流放，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谪贬。因为在皇权之外还有民间社会，被正统贬斥，并不意味着在民间无法生存。而我们的民间社会却根本消失，使知识分子，在受到有意识地强加给他们的政治高压之后，根本没有任何生存的余地，这种压力尤以1952年、1957年、1966年达到了峰值，不难看出它又与这三个阶段所发生的政治运动，完全成正比关系，从中恰好揭示了这些政治运动的实质。

                                                                                                                2010-6-1